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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大逮捕

范似棟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03/12
文章: 211

经验值: 310

标题: 第四節大逮捕 (982 reads) 时间: 2004-9-20 周一, 上午6:47

作者：范似棟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第四節大逮捕

上海公安局的「三．六通告」發佈以後，三月二十日左右，警方先後捉了王長發、水和尚、陳慧忠，還有一個王某某。他們都是二．五卧軌事件的骨幹人物。
鎮壓已經開始，廣場上顯見冷落。大家多少都有些思想準備，所以不是很緊張。有個別人說被捕的的人是廣場上的害群之馬，阻礙了鐵路交通，當局抓得也不是沒有道理。但是大多數人都擔心逮捕還會繼續擴大，會不會下一個輪到自己呢？
雖然報紙文章說中共要依法辦事，這也是民眾的願望，但是幾乎沒有一個人相信，中共真得會依法辦事。廣場民眾紛紛議論：「嘴上說的好聽，依法辦事，但真的做起來，是依風頭辦事。在風頭上沒事也變成有事，不在風頭上有事也沒有事。」
四月初，廣場上有一張題為《不要對鄧小平抱有幻想》的大字報，「鄧小平表面上贊成民主和法制，實質上沒有容納民主的氣量，也不想被法制縛住手腳，所以凡觸及這兩方面的大幅度改革建議，他絕對不會誠心誠意地積極推行‥‥‥所以，我們要堅持民主和法制的鬥爭，千萬毋對鄧小平等存有幻想。」
這張大字報是對北京抓魏京生的反應。當時廣場異議人士中沒有人知道警方為什麼要抓魏的確實原因。大家紛紛猜測，都認為是因為魏公開批評了鄧小平。這種看法很自然，因為中共是慣於做這種事的，即使是鄧小平，也好不到哪去。江山好移，本性難改。
親友家屬也紛紛勸說異議人士，「不要去廣場了，現在收了，起風了。共產黨的話是不好相信的，包括鄧小平的話都不好相信。昨天還在說民主，今天就捉人了。」中共政府在民眾心中的公信力早已喪失殆盡。

王輔臣卻不相信政府會一竹篙打一船人，他自己真心尊敬和擁護鄧小平，也相信廣場的主流如此，最後王斷定鄧小平一定受了誰的欺騙。
王打算去北京告狀，為這事在廣場外面的科學畫廊和一些朋友商量。大家各自拿了一些錢給王輔臣湊作車資。鄭儒泰問王，要是到了北京，告不贏怎麼辦？王說，實在沒法我就自焚。楊正好趕到，但裝著沒聽見，顧左右而言他。楊心裡想，王輔臣不是勸得住的人，萬一出事，任何表態和給錢的人都會受連累。
三月二十八日，王輔臣滿懷著壯士一去不復還的悲情壯志上了火車。火車剛剛開出，幾個警察從車廂兩頭圍上來。他們沒有出示證件和逮捕證，只說了句，我們是上海公安局政保處的，就銬住了王的雙手。王氣得臉色發白，「憑甚麼抓我？」「你是現行反革命分子，你自己還不知道嗎？」警察冷冰冰地說。
上海市警方原本不想單獨逮捕王輔臣，以免打草驚蛇。但是，獲知王的北上計劃後，警方決定先抓王輔臣。他們分析過王的性格和行事方式，覺得王這次去北京，很可能闖出天大的祸，使北京甚至全國不得安寧。他們背底裡稱王輔臣為拼命三郎石秀。
王輔臣被帶到南市區車站路第一看守所接受審訊。王被告知他的罪名是他貼的三張大幅標語，尤其是那張「大軍閥，大黨閥，大獨裁者」的大字報。警方表示，如果王輔臣對自己的罪行表示認罪認錯，將受到寬大處理。王輔臣回答說，「有罪的是毛澤東，有功的才是我。」
王輔臣失蹤的消息傳遍廣場，楊週和其他人的心都緊了一下。王輔臣被抓，其他人都難幸免，看來形勢越來越惡劣了。

四月六日，中共中央轉發公安部的一份關於處理異議團體的請示報告。報告說，「自一九七八年十月以來，在北京、上海及其他大中城市陸續出現了一些自發性組織，其中有些人确是出於關心黨和國家大事，解放思想，思考問題而自發組織起來的。但相當一部分人是為了解決自己的一些問題。他們對解放思想，發揚民主缺乏正確的認識，受人欺騙、蒙敝而參加進來，也有極少數組織被反革命分子和壞人控制。」當局計劃要清除的全國異議組織是七個，包括上海的《民討會》，北京的《探索》和《中國人權同盟》。
這份報告雖以公安部黨組的名義，卻代表了中共中央的態度。
但是，當文件到了上海，嚴佑民卻有他自己的想法和做法。據上海警方統計，廣場上的活耀分子約有二百名。如按中央文件精神，上海只能抓喬忠令和應榮耀兩個人，喬算是反革命分子，應算是壞分子，再加上帶頭二．五卧軌的三、四個人，算是破壞社會秩序，也就是六個人。按嚴的想法，那是杯水車薪，抓了這六個人人民廣場還會不太平，其他人還會繼續活動。中央既要廣場安定下來，卻又規定了條條框框，這個政策互相矛盾，讓具體執行者為難。到時候出了事，還要怪罪到他的頭上。
嚴佑民有豐富的官場經驗，他決心不理中央的那個文件。中央做好人，地方上做惡人，是幾十年的統治經驗和傳統。他特意讓上海公安局出面，寫份報告給市委。報告要求先抓十三個廣場活耀分子，然後他和彭冲等人都批示同意。以後萬一有事，他可以減輕責任。
市委會議逐個審議十三人名單時，彭冲問嚴佑民，楊週、王輔臣都是《民討會》的嗎？嚴佑民說，《民討會》召開時他們都出席的。彭嗯了一聲，沒有再問下去。
在同一時間，林乎加掌權的北京當局卻表現得十分克制，他們按胡耀邦的「能不抓盡量不抓」的指示精神，只抓了魏京生、任畹町等少數幾個人。

喬忠令的政治態度在四月份有了很大的轉變，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他風聞了以上這個中央四．六文件，另一方面，也和團市委派人對他勸說有關，另外，喬也希望他的個人問題由於當局的關照而得到改善。演講中，他不再激烈抨撀當局，反而表示擁護四項基本原則，擁護鄧小平和胡耀邦改革派。
但是，喬的變化卻遭到被稱為上海工人領袖成仲山的駁斥。底下激動的聽眾連噓帶叫把喬哄下台，昔日的演講桂冠滾落在地。成仲山在歡呼聲中走上了燈柱開始了演講。
「四項基本原則是新的凡是。前些日子，大家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現在，實踐也應該檢驗一下四項基本原則。毛澤東思想已經被實踐檢驗為是錯誤的，或至少是一部分錯誤的，為什麼還要成為指導我們工作的一個基本原則？這個道理是說不通的。」
喬忠令討好當局的言論也受到了批評。一張署名「徐趙」的大字報指責喬忠令，說「廣場上的民主派，不知民主為何物。」

徐趙是徐壽寶的筆名，他是星火化工原料廠團幹部兼打字員，七四屆中學畢業生。工廠領導和群眾對他印象都很好。徐的父母離異，他和曾是右派的叔叔相依為命，深受叔叔思想影響。徐不擅長演講，偶爾演講，說過「三民主義救中國，我相信三民主義」一類不落俗套的話。徐幾乎每天寫大字報，是廣場上的一技好筆。他的作品筆鋒犀利，評論廣場形勢，但也開罪了象喬忠令那樣的廣場名人。
徐趙和七六屆的蔡桂華等人正在籌辦一份刊物，蔡已經寫好了創刊詞。他也是廣場活躍分子，用「蒼生」的筆名寫大字報。
有一天，廣場上一個名叫孫忠良的五十多歲老頭，把蔡叫到一邊，提議一起給台灣情報機關寫信。孫說，「台灣國民黨會支持我們反共，還會給我們錢。」
孫住黃陂路上，離廣場很近，蔡曾去他家。孫平時不多話，每天拎著個裝漿糊的油漆桶，主動幫人貼大字報，有時還出錢買寫大字報的紙送人。廣場上凡有會議，他都出席，但不發言不表態。廣場上的人都說孫老頭是個熱心腸的好人。
蔡桂華想了想，回答說，你寫我簽字。孫老頭卻偏要蔡寫。蔡想，為什麼你自己不寫，要叫我寫，你又不是不會寫，便生了疑心。蔡和徐趙一商量，認為警方已經注意到他們，且風聲日緊，辦刊物的事就擱下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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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週每天很早起床，早上八點多就出門到廣場去。那天是四月十九日。
在延安東路，一輛汽車悄悄地停在楊週的身邊，跳下四個男人。「你是否是楊週？」「是呀」，楊週不知是什麼事，有點驚慌。來人立即宣布逮捕楊，罪名是現行反革命。幾個人挾著楊週上了車。楊的頭被人壓得很低，腰弓著，臉深埋於兩腿間，貼著座椅，使楊十分痛苦。警方這樣做是為了不讓外人看到楊週被捕。
汽車先去了上海市公安局，然後又到第一看守所。下車後，楊週看到一張長桌子，上面鋪著白布，擺著一個花瓶，邊上有兩個人拿著電影摄影機。一名坐在桌子後面穿便服的人叫楊週在一張紙上簽字，後來楊知道那人是承辦他案子的主審官。
楊週不簽，卻大聲說，「我抗議」。「抗議什麼？」「你們要抓就抓，為什麼一路上把我的頭撳在椅子下面。」那人依然語調平靜地說，「好，就這事嗎？以後我們會注意改進的。」
楊週被送到二樓朝南的班房。同房的犯人說，「你一定是重要人物，這裡是一所最好的班房。」楊週有點對新環境不習慣，蹲在一邊想心思。有犯人透過窗子的縫隙看著外面，「又來了一輛，又來了一輛。」中午時分，楊週第一次吃鋁盒裝的牢飯，觸景生情，一點胃口都沒有，眼淚卻出來了。這時窗外一個聲音大喊，「反對秘密逮捕」。楊週聽那聲音，知道是喬忠令。

被捕的一共八個人，除了楊週、喬忠令以外，還有應榮耀、李放、沈海澟、龔星南、胡根生和魏泉寶。加上三月十日被捕的四人，王長發，水和尚、王某某、陳慧忠，以及王輔臣，總共是十三人。
關於鎮壓廣場異議運動的市委文件在四月十九日之前數日，已經在市委會議上通過，五月上旬傳達到里弄居委會和各單位。那文件上有十三人名單，其中第一個是喬忠令，他被定為四人幫分子。當局暗示他是廣場領袖人物，以此來抹黑整個異議運動。

被捕十三人之一，住在黃浦區東安街過街樓下面的胡根生，是個殘疾，不良於行，但經常去廣場，議論時政，牢騷滿腹。他文革前就進廠工作，家裡很窮，去過他家的人說，他家大概是上海灘最窮的人家。但他喜歡看書，買了馬列著作全集和魯迅全集，這是除毛選之外，文革時期唯一允許閱讀的革命書。
每天早上，胡習慣送四歲的兒子去托兒所，然後去吃早點。一天，他正在街頭食攤上低頭喝豆腐漿，背後有人拍他的肩，回頭一看是警察。他被捕期間，父親一氣之下暴病亡故。

楊週表面上態度很好，表示與警方合作，也願意主動認錯，往自己頭上戴帽子，但對具體事情卻不肯多說一句，楊知道多說對自己沒有好處。審問中承辦員問了楊週許多問題，主要是楊週和台灣國民黨的關係，也曾問楊週是否說過「無產階級專政是萬惡之源」這句話，楊先說想不起，看看承辦追得不緊，估計警方沒有錄音證據，楊就索性頼掉了。
上海警方對楊週的國民黨特務問題盯得很緊。因為七九年二月份上海在給中央的報告中稱上海異議人士與國民黨特務有聯係，策劃破壞活動，以致鄧小平在理論務虛會上的報告中也這樣說了。如果這件事最後落實不了，那麼嚴佑民和上海當局就犯了欺君之罪。
喬忠令被捕之後，很快就精神崩潰，常常在承辦員面前痛哭流涕，失於常態。他積極交代廣場上的他所知道的每一件事，檢舉其他人，希望得到寬大處理。第一看守所的鋁質飯盒上刻有「喬忠令是咬狗」幾個字，所有被捕的異議人士都對他表示不滿和憤怒。
耿直的王輔臣到了一所還想不通，文革中鄧小平吃了很多苦，現在為什麼要為毛澤東評功擺好。他問審訊他的承辦員，承辦員回答以官場套話。王輔臣顯然不滿意，因此常常和警方爭論，有時甚至吵起來。
王輔臣的案情很簡單，抓他的原因就是因為他貼了那三條大幅標語，但是王輔臣一直不認罪，使承辦人員很氣惱。上級指示要求所有十三人都認罪知錯，以顯示當局的政策正確，領導英明，由於王輔臣的縁故，警方遲遲不能向上級交帳。
最使上海當局傷腦筋的還是專講毛澤東風流軼事的李放。李一到案，老老實實地有問必答。警方對李的每一次演講都記錄在案，李對演講的每一件事也都能說出根據。毛的那些事全是李父的朋友們在李家作客時說的，說的最多的時期是毛澤東剛死的七六年十月份，李放演說時并無添油加醬。
當警方請示市委後，詢問李父的那些朋友時，他們都坦然承認，并且堅持所說的都是事實。那些老人在中共的資格很老，雖然以後做的官不是很大，他們并不怕上海市委。其中一位深不可測的老人表示，如果上海當局抓住不放，要做文章，那麼就找陳雲評評道理。從此再也沒有人提李放的案子，上海給中央的有關報告中也把李案抽走了。

審訊日日夜夜在進行著。同時，警方繼續大逮捕。
五月中旬的一天，張先樑下班回家，走進自己家的那幢樓，發現自己忘了帶房門鈅匙。他四處張望，正在想怎麼辦，突然看見樓上有陌生人。他轉身想退出來，後路已經有人擋住了。陌生人把他帶到二樓的晒台上，那裡站著一個五十多歲，矮個，頭發有點禿的男人，自稱是公安局徐匯分局政保科科長。
那人很客氣地對他說：「沒有什麼大事，我們來只是想了解你對最近市委文件的看法。如果你沒有其他事的話，我們到你家去談談。」張不敢不同意，一會兒，警察從張太太處拿了鈅匙，打開了房門。警察檢查了張的文件和書籍，但不是翻箱倒櫃的那種搜查。
接著，他們把他帶到徐匯分局的圖書館。在那裡科長告訴張，他叫趙志龍。「我們在這裡談談，是想聽聽你的意見，不是審問，也不是傳訊，只是隨便聊聊天。」原來張先樑擔心他會被逮捕，因為張曾經於二月份傳了一張不署名的條子給喬忠令，告訴喬警方正在準備鎮壓，如果喬保存那紙條，根據筆跡可以查到張。現在，張聽趙科長這麼說，有點放心，看來不象是紙條引起的。
趙志龍十分精幹，是上海出名的警探。趙對張的情況瞭若指掌，從崇明到建築隊，幾乎每一件事他都很清楚，說著說著他就把張的幾首諷刺詩和大字報背誦出來。張暗暗吃驚，沒想到遇到這麼厲害的對手。
晚上，圖書館裡沒有睡覺的地方，也沒有被子。好在五月的晚上已不是很冷，張惦念著家裡的老婆、孩子，在椅子上躺了一夜。
第二天下午，趙志龍告誡張今後不要再去廣場，然後讓張回家。張走出公安局大門的時候，遇見以前農場裡的一個同事，那人前幾年上調做交通警。兩人站在街上聊了一會，舊同事說：「上海市局的一大幫人這兩天都來分局，說是一個大案，原來是你呀。」張還聽說，上海當局有一個關於張先樑的批示，那個批示認為張是可以教育的青年，因為他以前的諷刺詩中有提醒民眾不能胡來的意思。
張先樑回到家裡，有上海造船廠工人周建和已經等在他的家裡。周是張在廣場認識的朋友，倆人年齡相仿，脾氣也合得攏，好象親兄弟一樣。
周來張家是為了告訴一件事。周母和里弄治保主任關係很好，治保主任問周母，「你兒子在幹什麼事呀？」「他每天上班下班，能幹什麼？」周母隨口回答。治保主任說，「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公安局來人了，要我監視你兒子的一舉一動，我說人家兒子很老實的。那人說他們不會隨便冤枉你兒子，他們有你兒子的錄音？你叫你兒子當心點。」
張先樑不由地倒吸了一口冷氣。倆人議來議去，發現最值得懷疑的是那個高玉龍。
後來得知，高玉龍曾經猥褻鄰居家的幼女，高怕處罰判刑，就此做了警方線人。

六月份，胡安寧在陝西銅川以反革命教唆罪被捕，然後帶到上海，也被關進了第一看守所。警方對胡說：「你肯定要被判刑的，魏京生沒有理論，你有理論，廣場上的人都說你是幕後黑手，廣場上的活動是依你的《模式論》進行的。」胡安寧是經過風浪的人，對警方的威脅并不當回事，但是喬忠令把他過激的言論和行動都說是胡的主意，卻使胡有口難辯。兩個人的談話誰也說不清楚。
七九年秋冬，傳聞共有二百多位廣場異議人士相繼被捕，其中包括領導知青大遊行的賀於恒和徐平。還有一個人被捕的原因是在廣場上借募捐之名，中飽私囊。那人的父親原是上海大場軍用飛機場黨委書記，出事後，調到洛陽拖拉機廠擔任黨委書記。
成仲山幸免於難。警方原想抓他，但他工作的港務局客運總站領導為他說好話，警方於是綱開一面。八一年他卻不幸死於癌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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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二日，廣磚孤身一人，帶著手風琴和照相機，去了北京。這是他第二次去北京，七七年一月他為了紀念周恩來逝世一周年去過一次。火車票很難買，到北京的車票要單位介紹信，結果龔星南幫忙買到廊坊的票，到了再轉汽車去北京。
廣磚原計劃是和喬忠令、沈海澟三人一起去。但他們不肯，喬說你還是在上海搞搞吧。廣磚說，你們能搞出點什麼呢？廣磚覺得上海異議運動逐漸走上了歪路，尤其對三月十八日的遊行和淮海路事件大為不滿，所以想去北京看看，取取經。
臨走前，廣磚、喬忠令和沈海澟一起走在淮海路上，走近大字報專欄時，廣磚哼起了哀樂。沈海澟感慨地說，「你們兩個人，一個這麼樂觀，一個這麼悲觀，加起來除以二就好了。」
走的那天，廣磚先去人民廣場轉了轉。抬頭望去，新貼出來的大幅標語在初春的和風中很是醒目──「悼念三十年來被迫害被侮辱的中國人民」。他想，對當局的批評是要的，但批評的目的還是應該為了中國好起來。他突然覺得單純煽情與當局對抗的東西并不好，更有用的是建設性的東西，但是他感到遺憾的是，很少人達到這樣的認識水平。
廣磚住在北京郊區門頭沟一個朋友家裡。每天早上，他坐車去西單牆貼大字報和政治漫畫。西單牆的大字報和看的人都不多，有一些大字報是上訪告狀的狀子，比他原來想像的差多了。幾天前魏京生被抓，大家都在觀望。廣磚原來希望會見北京的異議人士，在西單牆根前蹓躂了幾天，卻找不到合適的人。
警方跟蹤廣磚到了門頭沟。一個自稱是公安部的人氣勢汹汹，好象一口要把廣磚吃掉。「你是哪來的？為什麼來北京搞事？」廣磚理直氣壯地說：「你不要這麼凶，文革中公檢法被砸爛的時候，你有沒有這麼凶？誰砸爛公檢法？不是我，是江青、四人幫。我們主張要徹底否定文革，就是否定江青和四人幫，有什麼不對呢？」那人聽這麼說，口氣立刻就軟下來了。
在天安門廣場，廣磚遇見一個會說中文的美國旅客，倆人談話後一起拍了照。美國人一走，廣磚就被一個便衣警察拉住了。「來北京幹嗎？」「旅遊」，廣磚說。「北京是華主席的地方，你來幹嗎？」廣磚聽他不說人話，扭頭就走。
四月十九日廣磚回到上海。先到龔星南家還借的大衣，然後到沈海齡家。他們都被抓走了。施想不到局勢變得這麼快，一時失去了方向感。

廣磚依然在生產組踏黃魚車。送貨的三家廠中，有一家是在江陰路上的第九羊毛衫廠，離人民廣場很近，走走也就幾分鐘。廣磚和工人們的關係很好。有時候，廣磚的大字報就在那廠的團支部辦公室寫。
有一天，有一個瘦小卻很機靈的人主動和廣磚打招呼，那人叫王勇剛，是新頂替進來的工人。王說：「你是廣場上的名人，我們朋友們都很敬仰你，能否和你見見面。」廣磚同意一起去見王的朋友傅申奇。廣磚第一次聽到這個名字，雖然在這之前，他聽說過有一本刊名《民主之聲》的雜誌。
這是南市區福佑路上很破舊的樓房。倆人摸上很暗很陡的樓梯，廣磚擔心自己隨時會撞破頭。王勇剛敲了傅家的門，沒人在家。王從暗處拿出一把鈅匙，自己打開門。進門後給廣磚讓座泡茶。等了一會，還不見主人回家，王又打關櫉門，拿出兩個粽子，剥了分吃。王勇剛顯得很殷勤，不停地說話。
廣磚心裡奇怪，「我和你是第一次認識，這裡也不是你的家，你怎麼這樣隨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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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初，災難也落到了廣場「民主學社」頭頭張慧康的頭上。張工作的電車二場召開大會，會上宣讀了有關廣場異議運動的市委文件，然後領導厲聲說，「我們單位也有人參與了廣場的非法活動，就是張慧康。」
張慧康是文革中的老造反派。他有一段和上海造反派代表人物王洪文、潘國平相似的經歷。文革剛開始的時候，張在上海電車二場做車輛維修工。許多老工人在四清運動中都被打成階級敵人，張自己沒有政治問題，出乎同情別人的一腔義憤，他參加了造反隊。
六六年底，造反派得勢，張被選為電車二場的革委會主任。以後，由於他不是中共黨員，改任革委會委員，負責宣傳工作。七零年的「一打三反運動」中，他被撤消了領導職務，關進了牛棚。他的經歷是文革中上海成千上萬基層造反派共同走過的路。
造反派一度是四人幫文革派手中的工具，用來奪權和整人，但這個時期并不長，短則一年，長則三年。以後，除了王洪文的小兄弟，或投靠文革派的少數人以外，多數老造反派都遭到無情的排擠和迫害。如果讓他們和文革派一起承擔文革的罪責，那肯定是不公正的，是對歷史的嘲諷。
然而在毛後時代，中共控制的社會輿論把人數眾多的造反派和文革派綁在一起。七七年，上海開始大規模清洗，逮捕了數千文革時期的官員和造反派頭目，張慧康也受連累，被審查了三個月。原本張對四人幫的被打倒歡欣鼓舞，現在卻對個人的前途悲觀失望。那年，他三十八歲還沒結婚，沒有姑娘願意嫁給他這樣有政治尾巴的人。苦惱萬分的他走進了廣場，希望在喧騰的群眾運動中得到慰藉。
和張慧康為人一樣，有十名成員的「民主學社」是個安份守已的團體。張參加過廣場上的活動和會議，也在復興公園的茶室裡發表過呼籲新聞自由的演講。拍照是他的嗜好，他喜歡在廣場上拍照，然後一個人在暗室裡洗出來，一張張晾幹，整理，他覺得這是很大的樂趣。
七九年初，倪育賢從監獄裡出來不久，渴望平反。倪從浦東來到廣場，四處張望，很快就注意到正在拍照的張慧康，以為他是《人民日報》的記者，一把拉住他。倪說：「你看過《於無聲處》這出戯嗎？我就是因為支持鄧小平而陷獄的。」張深表同情，尤其聽說倪也是造反派。張按倪所說的故事寫成一篇文章，後來登在傅申奇的《民主之聲》上。
倪育賢也去了上海文聯，找到王若望，又在那裡碰上劉賓雁。劉賓雁把他的故事寫進他的作品《第二種忠誠》。但不久，張對倪的話再不敢完全相信。因為有一次，倪對一些人說，「我代表劉賓雁」。張想，劉一定不會授權給倪的，倪在說謊。

張認識幾個攝影愛好者，其中一個是二十多歲，長相英俊的屠國強。屠是「海燕」的成員。張籌劃成立一個攝影團體，取名為《焦點協會》。張寫了有關的協會章程，給屠過目。
五月的那天，當張慧康在單位召開的大會後被點名後押到辦公室時，已經有兩名陌生人等在那裡。他們宣佈張的一個罪名是冒充記者，另一個罪名是組織非法團體，并且命令張交出在廣場上拍的照片。他們出示的證據就是張親手交給屠國強的那份協會章程。結果張交出了幾張廣場上悼念周恩來大會的照片。
張慧康認為廣場上的團體中，數「海燕」比較穩健，因此和胡可師有些來往。林畊康也通過這層關係，關心「民主學社」，時常問張有什麼想法。說起民討會上小費武裝起義的言論，張直接斥之為亂話三千，林畊康也笑著點點頭。
張慧康對老林是一直有懷疑的，但無法肯定他的身份，是被警方利用的線人還是警方特工？
張曾經陪傅申奇和南京來的徐水良去浦東楊思鎮看望倪育賢，林畊康聽說後，也一定要去，張覺得他對徐水良有特別的興趣。他曾經特意去林家觀察，卻看不出破綻。林有兩個男孩，一個太太，家裡的擺設也極其普通。
七九年的秋天，屠國強來找張，說有批生意做，是印黃色照片，每張可賺五毛，有幾千張之多。張慧康立即拒絕，也勸告屠不要沾手。過了一陣，張冷靜下來，把屠交出協會章程的事聯係起來，便懷疑他是警方的倒鉤。
後來，張慧康聽說，屠國強在廣場之前就因為販賣黃金被警方抓住過，張想，原來他是有底牌的，還好沒有上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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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廣磚從北京回來，當局對他的確很關心。幾乎所有的人突然都變得同情廣磚，他們說，「他是老三屆，現在還在踏黃魚車是要有想法的。」生產組領導，廣磚父親工作的港務局，甚至街道幹部都出動，勸說他頂替到港務局。他起先還不肯，因為這個生產組已經升格為街道廠，并將考慮買一輛小型自動車，他不走的話，就當汽車駕駛員了，這是廣磚盼望了很久的事。
街道廠通知廣磚，讓他待在家裡，不要上班，想明白了再說。這樣他在家待了一個月，在這期間，廣磚的檔案轉到了港務局，施沒辦法，拗不過大家的面子，七月終於去了港務局。
港務局的領導和同事都對廣磚很客氣，工會主席、團總書記和廣磚一見如故，很快就為他介紹女朋友。一個原因，他的父親是港駁公司的創建人之一，又是總工程師，受人尊敬；另一個原因是市革會有指示，要安撫廣磚，使他安心。
廣磚當上了他喜歡的電工，專心學習，努力工作，在後來的局級技術考試中，公司六個電工只有廣磚一個人考出升級。同事們說，將門出虎子，他父親這麼能幹，兒子當然有出息。廣磚聽了大家的議論，也十分得意。
但是廣磚又聽到了來自廣場異議人士的另一種議論，有人說廣磚受招安了，被政府收買了，成了第二個滕滬生。廣磚思想鬥爭了好幾天。「越來越多的廣場上的朋友進了監獄，我卻自得其樂，過太平日子，問心有愧。」「異議運動有沒有錯？結論是沒有錯。」最後他決心重新出馬，扶起廣場異議運動的旗幟。

上海的七月已經進入夏天。廣場沿街的梧桐如蓋，遮住了整條大街，蟬鳴聲聲。自從五月十八日市政府下令整修、封閉人民廣場，異議運動失去了舞台，不復存在。
廣磚又出現在已被竹籬笆團團圍住的廣場周圍。西藏路上人民廣場和鄰近的人民公園中間有一堵不大的牆，牆的旁邊是背靠人民公園的一長溜科學畫廊。那天是廣磚廠休，早上，他在這堵牆上貼大字報。
大字報的大意是：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貧窮也不是社會主義。如果「只有社會主義救中國」這句話是真理，那麼當我們看到這個主義不能救中國時，我們就有權利說，毛澤東不在搞社會主義，毛澤東搞的不是社會主義。能救中國的才是社會主義，不能救中國是就是封建主義。
不知什麼時候，廣磚背後轉出一個退休工人模樣的老頭，老頭說因為三．六通告，這裡不能貼大字報。廣磚很生氣，反問老頭：「為什麼這裡不能貼？你告訴我什麼地方可以貼，你指向東我就貼到東，你指向西我就貼到西。言論自由是憲法明文規定的公民權利，任何人不能剥奪它。」
老頭說不出道理，但也很固執，這是他的責職，管理這裡的秩序，包括不讓人貼大字報。這種工作在上海通常都由退休工人來幹，街道每天給差不多一包香煙的津貼。老頭打了電話，來了一輛警車。
在公安局黃浦分局，警察安排廣磚在一個房間裡面看電視。廣磚找他們辯論，他們也不接口，只是說，「我們已經和你單位聯係過了，你單位會對你做工作。你先在這裡安靜安靜」。到了晚上，他們讓廣磚自己回家，笑著說「我們不要再見」。
廣磚還不甘心。八月的一天，他又在吳淞路人民廣場出口處，召集一些人舉行演講會。演講的主題是為劉少奇平反。廣磚說：「劉、鄧在文革中是綁在一起的，現在鄧出來了，如鄧有政治道德，不應忘記劉，應為劉徹底平反。」
那天廣磚帶著手風琴，演奏的歌曲是「送我一支玫瑰花」。這首歌文革前曾經在上海樂團演奏過，當時的指揮是陸洪恩。廣磚聽說陸是文革期間第一個被張春橋槍斃的上海高級知識分子，特意演奏這首歌就是為了悼念陸。圍觀有上百人，底下群眾紛紛打聽，「人民廣場那批人是否又回來了？」。九個月之後，即八零年五月，劉少奇追悼大會召開，鄧小平致悼詞。

廣磚主動和《文匯報》和《解放日報》聯係，有時和群訪組的接待人員談談對時局的看法。廣磚的目的是擴大影響，改善當局對異議運動的看法。這兩份報刊共同編輯一份內部刊物《內參》，專門給市委和中央領導看。《解放日報》群訪組的負責人是從崇明農場上調的年輕人程祖賢，對施很和善，表示理解廣磚的思想和行為。陳沂是當時市委宣傳部長，程經常向陳沂匯報和請示。
有一次，程說：「你的想法是不錯的。現在廣東的開放比上海快，你有什麼想法，可以寫成文藝作品，向那裡投稿，可能他們能用。」程還告訴廣磚，陳沂和夏征農都去過人民廣場，市委領導對那裡的情況是了解的。程表示會把廣磚的意見和想法往上傳，甚至寫成內參和簡報，使領導有機會了解。在知青回城和頂替問題上，程也表示同情，并曾為解決這一問題出過力。
但也有更多的人不理解廣磚的行為。有一次，廣磚和《文匯報》的一個女接待員談話，談到一半，她去倒水喝，廣磚聽見她嘴裡自言自語：「神經病」。
文革後的中國，人人關心自己的實際利益，都成了市儈，不但沒有了理想，甚至也沒有了公理。在市儈的眼裡，廣磚如此執著地關心政治、關心國家前途的行為無法解釋。

十月一日是國慶節，人民廣場整修後重新開放。
十月十日，廣磚在人民廣場又一次演講，題目是《以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評說雙十節的歷史意義》。史事先把演講稿件寄給《解放日報》，中共市委和公安局也就知道了這事。
演講前一天，港駁公司通知廣磚和他的電工組長一起去一艘剛從香港賣回的萬吨舊輪「華山」號上修雷達天線。那艘船孤單地泊在黃浦江上，每天一次由小艇接送人員和食品。廣磚檢查下來認為是通訊專用發電機壞了，一時修不好。該船負責人是廣磚父親的老朋友，一定要留廣磚吃飯和在船上過夜，真實的目的是不讓他第二天去廣場。
黃昏，廣磚借口要與女朋友約會，死活不肯留在華山輪上，誰要阻攔他，他就要和誰拼命。小艇來了，廣磚自己衝下舷梯到了小艇。
第二天一早，廣磚先到他的朋友「梅花三．六」家中。「梅花三．六」是廣場上新冒出來的異議人士，和楊週一樣是新疆返城知青。他反對公安局的三．六通告，所以起這個名。梅花是紙牌中的一種花色，上海人視之為不吉利。「梅花三．六」和另外幾個青年成立了「中華青年讀書會」。
他們一伙到了人民廣場。那裡聚集了幾百人，其中有許多是警方的便衣人員，也有《解放日報》的記者。廣磚登上久違的燈柱，開始了演講：
「十月十日既不是國民黨的黨慶日，也不是蔣介石的生日，現在我們忌諱這個日子有必要嗎？」「雙十節是武昌起義的紀念日，推翻了滿清統治，我們不能忘記這些先烈，不能忘記這個日子。」
「是林彪、四人幫，造成了歷史的空白，把中國的歷史變成了只有《國際歌》和《東方紅》‥‥‥雙十節是中華民族的歷史見證。」「蔣經國與四人幫相比，更可以稱得上是愛國者‥‥‥要實現海峽兩岸的統一大業，必須以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重新看待雙十節。」
這是中共政權下民間人士第一次舉行有關雙十節的公開討論，有關國民黨的種種話題歷來都是中共的理論禁區。這次演講使上海當局十分震驚，市委書記會議明確指示上海公安局一定要阻制這樣的情況再發生。

十月十三日，電工組長又通知廣磚和他一起出發去接受一項工作任務，他們拿著一些沉重的電工工具上了一輛面包車。但是廣磚很快發現行車方向不對，那輛車開進了上海西部宛平南路的精神病防治總院。
穿白色醫院工作服的醫生開始對廣磚進行診斷。錄音機在轉動，廣磚耳中響起一種很柔和的女性聲音：你是否想成為一個偉大的文學家？你是否認為自己將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
「我是一個普通的工人，老百姓，只想國家早日富強，所以我關心國家大事，」廣磚坦然地回答。檢查的結果：無精神分裂癥病狀。
但是，另一個穿白大褂的人卻對廣磚說，「你是有精神病的，有精神病的人總是說自己沒有精神病。你大姐姐都說你有精神病。你現在情況都好轉了，應該太平，交女朋友了，怎麼還在搞呢？年紀都快三十了，你和別人就是不一樣，不是精神分裂癥，不是偏執狂又是什麼！」
警察要求廣磚父母在同意把兒子送進精神病院的一張紙上簽字。父親說：「他的腦子怎麼會有精神病，要麼是你們自己有精神病。」母親說：「以前我兒子踏黃魚車，又沒有去撞人家，又沒有打相打，你們硬要他去港務局。去了港務局，他又沒有把你們的船搞沉，又沒有敲壞電燈泡，你們憑什麼說我兒子有精神病。」
第一天晚上，院方把廣磚按倒打針，一針氯丙嗪下去，史就覺得人變了樣，頭腦是清楚的，但說話說不清楚，手腳顫抖，目光呆滯，象中風病人，口水不自覺地流了出來。三個小時以後，藥効慢慢減退，這時候廣磚才能說些比較連貫的話。
天不怕地不怕的廣磚現在真的害怕了。日本有個叫《追捕》的電影，風靡全國。其中說一個叫橫路進二的人，在精神病院裡因藥物作用喪失了正常思維，變成了白痴。
醫院規定所有的病人，每天要按時吃藥打針。二個表情呆滯的護士，一個護士在杯子裡倒好水，一個護士準備好藥，然後看著排好隊的病人一個個把藥吃下去。如護士懷疑你沒有吃，就要求你再吃一份。

第二天，廣磚的小姐姐來看望，沒有說話眼淚就出來了。因為她的弟弟已經變成了電影裡的橫路進二。大姐姐也來了，她承認她曾經在警方面前說廣磚有精神病，因為當時她怕警方逮捕廣磚。現在她要求廣磚，以後再也不要到廣場上去演講了，萬一有什麼政治性意見，她可以幫助傳遞，因為她認識王光美的姐姐王光增。
有一個新病人認出了廣磚，那人也是廣場上異議運動的參與者，他悄悄告訴廣磚，他是裝病進來的。警方要逮捕他，所以他只好裝病，以逃過刑罰。監獄和精神病院兩者，他選擇了精神病院。
廣磚主動找副院長兼主任醫生談話。他問：「吃了藥久而久之會不會使人的記憶消失，最後象電影裡的恒路進二那樣。醫生說，「請放心，這樣的藥全世界現在還沒有發明出來，那只是電影裡的情節。」廣磚將信將疑，因為據他的觀察，有些老病人的狀況非常糟，看上去明顯精神不正常。
廣磚的小姐夫來看望，廣磚讓他立即去《解放報社》找程祖賢。小姐夫想不通，因為送廣磚來這裡的是中共當局，而《解放日報》是中共黨報，程也是中共黨員，但他還是去了。
不久，《解放日報》派人去港駁公司和港務局了解廣磚被關在精神病院的真相。公司和局回答說，這事與他們無關，他們按照上海市公安局的命令辦事。港駁公司已經預付精神病總院七九年年底前的費用，并且準備付明年全年的費用。他們說，廣磚給他們帶來的麻煩太大了，所以他們寧可付這些醫藥費和住院費。
陳沂也過問此事，但到了嚴佑民那裡就被擋住了，嚴佑民是市委書記，比市委副書記的陳沂級別更高。而且按中共內部規矩，政治案件嚴格保密，專人專管。即使是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也不能輕易幹預和過問政法委的具體案子。
因為廣磚的事，港駁公司和《解放日報》的關係也很緊張，總支書記因此滿腹怨氣。他和廣磚父親是幾十年的老同事，說話直言不諱，他說：「你兒子是《解放日報》的走狗，《解放日報》是鄧小平的走狗。」看來，他并不喜歡鄧小平和鄧的路線。
廣磚家屬把這些情況告訴廣磚。廣磚想，「只有靠我自己了，唯一的希望是自己的腦子不要壞得太快。」

醫院裡每個星期都要組織病人搞文體活動，有時唱歌，演奏樂器，有時打乒乓球。每一次活動，廣磚都積極參加，他還要求家裡把手風琴給他帶來。醫院的病人活動室有一個風琴，史一有機會就去彈，演奏各種歌曲和樂曲。廣磚想方設法要向院方證明自己不是精神分裂癥患者。
有一次他在彈琴，一個年輕小護士走過來，好奇地說：「我已經注意好幾天了，你不象有病的呀。」「是呀，我是因為在人民廣場上演講才進來的。」第二天，小護士不見了，風琴也不見了。
情況比想像的更嚴重，暗中可能有人在監視他。廣磚一想到這種可能性，全身毛骨悚然。現在他甚至打算向警方投降，但是，即使投降了，警方還是不會讓他走出醫院。因為他的名份是病人，所以他就必須享受國家的福利，永遠被關在醫院裡。
醫院每天按時喂藥，廣磚一點辦法都沒有。偶有病人拒絕服藥，立刻就有幾個粗壯的男護士上來強行灌藥。病人拒絕服藥在醫生看來，是一種病態，是病情加重的表現，所以立刻會關照護士增加劑量。廣磚權衡利弊，不敢不服藥。
由於藥物的作用，廣磚每天有六個小時以上的時間，處於神經麻痺，肌肉鬆弛的狀況。一個月過去了，廣磚覺得腦子的思維能力和記憶能力比過去明顯減退，有時，腦子會突然出現一片空白，象馬達一樣停轉。
病人的所有物品都由護士保管，連家裡送來的水果都寫上個人的名字，然後在規定時間讓病人食用。廣磚唯一可以自由支配的是每天的手紙，他每次用半張手紙，這樣可以省下另外半張。幾天以後，他在偷偷節省下的五張手紙上面畫了五幅畫。畫得都是醫生、護士熱情關心和照顧病人的場景。
一天，美國一個代表團來精神病院參觀。等到美國人行將離開的時候，廣磚突然走上前去，對一個帶照相機的美國人用英語說「早上好」。廣磚在中學裡學俄語，英語是他小時候從父親那裡聽來的，只會說一、二句。那個美國人很吃驚，瞪大了眼睛。廣磚把自己畫的畫拿出來給美國人看，幾個美國人表示很欣賞，因為這是中國病人畫的。看後美國人把畫還給他，他用手勢表示不用還，美國人笑著點點頭。代表團的翻譯來了，廣磚又說了一些讚美這個醫院服務的話，那些話有條有理，美國人簡直不相信這是一個病人說的話。最後廣磚和那些美國人一起拍照留念。
因為廣磚說的都是醫院的好話，畫的也是稱讚醫院的內容，所以在場的醫生和護士才沒有阻制廣磚的行動。否則的話，他們隨時可以對廣磚采取強制性措施，以治療的名義剥奪廣磚的任何自由和權利。
第二天，主任醫生在辦公室裡和廣磚進行一場嚴肅的談話。醫生說：「我們知道你不是病人，但我們沒有辦法，公安局給我們壓力。現在我們請示了上級，準備讓你離開這裡。對我們來說，這也不是容易的事。」
廣磚打斷他的話，搶著說：「在我還沒有離開之前，最要緊的是馬上停止服藥。」「不能馬上停藥」，醫生接著說，「否則的話，會對你造成傷害，你會過份興奮，一直不想睡覺。正確的做法是逐步減少劑量。」
上海衛生局私下與公安局交涉。衛生局的理由是，那個假病人這次給我們醫院留了面子，下次萬一他說出真相，說醫院裡關著個政治犯，這個責任我們可負不起。
十一月二十日，港駁公司總支書記和廣磚的母親、姐姐一起來醫院。母親一把眼淚一把鼻涕說：「父母老了，沒有幾年可以活了，你阿哥的教訓為什麼不接受？為什麼不找女朋友？為什麼不太平？」然後一定要史承諾三點：一不能去廣場，二不能搞政治，三不能與其他異議人士來往。
廣磚點點頭，表示願意接受這約法三章。但又辯說：「我就是因為十三人被抓，不服，所以再出來搞。現在他們都在監獄裡，我哪有什麼朋友可以來往？」
最後，廣磚母親問總支書記，是否要寫保證書。書記說，「保證書就不必了。我口頭向他們說一聲就是。以後廣磚萬一不認帳，腳和嘴都在他的身上，即使有保證書也沒有用的。」又說，「只要他真想通了，其他事都沒有問題，想什麼時候上班就上班，《華山》輪上的雷達天線還等著他去修呢。」
廣磚出來後，聽說徐壽寶、殷承量都曾被關在精神病院。徐壽寶被關的時間最長，可能超過一年。八三或八四年，蔡桂華在路上遇到徐，發現他的臉有些浮腫，徐說那是在精神病院長期服藥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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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九年六月，胡可師和林牧晨被警方分別帶到了他們所住區的公安分局，說是傳訊，待了一天一夜。
審訊室裡，和胡可師對面坐的是黃浦公安分局的政保科長。他第一句話說：「把你這樣的青年叫來，是我們不願意的。」「不願意也不是叫我來了嗎？」胡伶牙俐嘴，一點也不客氣。
政保科長不生氣，繼續說：「我們叫你來的目的就是要你把《海燕》停掉，以前有沒有人和你說過？你們如聽了，今天就不會到這裡來。這叫敬酒不吃吃罰酒。」
胡可師記得很清楚，大約四月下旬，十三人被捕之後，團市委的副書記范宏喜曾經找過他談話，那是在南京東路葉大祥綢布店樓上，黃浦區鞋帽公司辦公室裡。范問：「資本論有沒有看過？」「對現在的時勢有什麼看法？」胡說，「資本論是沒有看過，亂七八糟的書是看了不少。現在文革的後遺症還很嚴重，當局給右派和地主脫帽很好，很得人心。」
范除了要求《海燕》停刊，還勸說胡到團市委工作，當團市委幹部。這對普通的上海工人來說是很大的引誘，但是胡拒絕了。後來胡這樣對別人解釋他的決定，「進到團市委，說話都要按著上級意思說，不能說自己的話，象機器人一樣，沒意思。」
「你不是準備把《海燕》停刊，為什麼到現在還不停？」「你說與喬忠令分道揚鑣，我們承認你和喬忠令不一樣，但是你現在是道已分鑣還在揚，」政保科長連連發問。胡可師的這些打算只有和林畊康說起過。科長還給胡看一些胡寫的詩稿，也是胡給林的。現在林的真實身份胡更明白了。
科長逐條批評胡可師在廣場演講的言論。因為胡不合當局規定的言論太多，以致科長化了好幾個鐘點，喝了一杯又一杯茶水。
「你要補資本主義的課，西藏從奴隸制進到社會主義，跳過了資本主義，不是更好嗎？」他還要胡解釋胡說過的話，比如「推翻政權是物理變化，發展生產力是化學變化」。胡或者悶聲不響，或者敷衍搪塞，他覺得和警察討論理論問題，是對牛彈琴。
警方要求胡寫一份口供，談談對喬忠令和應榮耀的看法，說這對他們有好處。胡想了又想才動筆，他有意不提他們的政治主張，寫他們最重要的活動是聚眾淮海路，阻斷了交通，破壞了社會秩序。胡知道與政治問題相比，阻礙交通的罪名輕得多。
當胡可師一個人走出公安局的時候，外面的陽光分外刺眼。走在馬路上，胡可師還想著審訊的事，為什麼政保科長要把胡給老林的東西出示給胡看呢？他是故意要讓人知道林畊康的真面目？

林牧晨被關在公安局靜安分局。因為他的年齡比胡可師大很多，是中共眼中「長胡子的人」，所以對付他的人也厲害的多，上海公安局政保處處長樊文虎親自出馬。樊很精明強幹，在市局很有威信，人稱老樊，嚴佑民也很倚重他。
老樊只用了一句話，就達到他要《海燕》停刊的目的。他說，「如果你不停刊的話，下次我就把你們「海燕」的其他人也請到這裡來。」林牧晨當然不想出現這樣的場面，表示同意停刊。
樊還追查《海燕》一些文章的作者。有一篇文章是林牧晨自己寫的，其中寫道「官僚特權階級是該死的階級」，樊就問「特權階級」是指誰。胡安寧有一篇文章《魔鬼和上帝》登在《海燕》上，言辭激烈，也是追查對象。
警方把林從家帶走時，抄到林的筆記本，其中記摘了林的一個想法，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名改成中華民主共和國，其他還有一些針對中共的漫畫。樊說：「林牧晨呀，你這個東西還好沒有貼到廣場上去，否則就是第十四個被捕的人。現在的政策是日記本裡的東西算是思想，不構成犯罪，錯誤也算不上，這和文革時不一樣，所以我們也不算你的帳。」樊還說，「海燕」不是反動組織，而是非法組織。
胡可師和林牧晨釋放後，立即約了地方見面。他們都談到林畊康。胡認為老林肯定是中共公安特工，而且級別還不小。胡曾特意介紹一個朋友給林畊康，結果那個朋友立即被公安局調查。
林牧晨雖然覺得林畊康很有些疑點，比如，「海燕」曾經商議在南京西路的新華社通訊社圍牆上開闢新的大字報園地，當他們拿了準備好的大字報去那裡時，看到許多便衣警察，其中一個手上晃著一副手銬。顯然有人是內鬼，當時林想。但是，林牧晨還不認為可以對林畊康下結論，因為所有的都只是懷疑和推測，不是真憑實據。況且，林畊康說，他和他倆同時被捕，也關了一天一夜。
林牧晨還是象以前一樣，每個星期兩次到林畊康家去學英語。老林說他的幾個異議分子學生中，林牧晨學得最快。
雖然「海燕」停飛了，但時常笑容滿面的林畊康還是老樣子，和廣場上沒有被捕的人用各種辦法保持著聯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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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林畊康從傅申奇那裡回來，對胡可師和林牧晨說，「我去看過小傅，小傅要辦雜誌。」不久，傅剛剛印好的二百多份《民主之聲》第三期，以及油印機被警方抄走了。那期的內容是上海海運學院倪育賢的故事。
傅也被警方帶到公安分局訓了一頓後放了出來，這是他第一次遇到官方嚴厲的對待，他下意識地感到這和坐牢相差不遠。
一個月前，他還對時局和前途充滿信心。那時他眼中的一切是蔚藍色的。雲彩即使有，也是為了衬托藍天。
團市委經常和他聯係，送暖問寒，上海政保處處長老樊也找過傅談話。當滿面春風的處長問有沒有什麼具體困難，傅談了兩個問題，一是他家的住房問題，一是他父親被錯劃為地主的歷史問題。很快，傅家就增配了計家弄三樓的一個小房間，傅父的問題也得到解決。
要解決這兩個問題在當時上海是不容易的，一般的老百姓，就是跑斷腿、說破嘴也不會有人理。上海的住房特別困難，當時人均面積在三平方米以下的人家也很多，而傅家的人均面積近四平方米。現在兩個問題都因為傅參加了廣場運動而輕易得到解決，不免讓他想入非非。

一天，傅申奇騎自行車去虹口區的陳軍家。陳正在家裡埋頭苦幹，寫一篇好幾萬字的有關真理標準的文章。傅激動地說，「群眾已經上街了，你怎麼還在小資產階級的象牙塔裡？」陳軍沒有被他的情緒影響，也沒有跟他上街，還是繼續寫他的文章，心裡卻在想：「中國就是因為小資產階級太少了，無產階級太多了。」
陳軍和傅申奇，和其他廣場異議人士思想上的距離越來越遠。九月份，陳軍拿到了復旦大學哲學系的錄取通知書。陳是班上唯一既不是黨員也不是團員的學生，他的考分高出復旦的錄取線四十分。
他到廣場上只去過一次，就是發表演講後把傅申奇帶回家的那次，以後再也沒有去過。
但是他并沒有離開上海的異議運動，只是由人民廣場走向了復旦大學，後者在他看來可能屬於更高級的層次。

傅申奇用吹噓大好改革形勢的同樣辦法，去鼓動他的老朋友何永全，但也沒有收到效果。雖然七九年的夏天，何永全和王建偉還在協助傅搞《民主之聲》，但對傅虛張聲勢的作風卻不以為然。
廣場十三人的被捕，使所有的異議人士想不通，但傅、何兩人面對困惑的反應卻不一樣。何說他想多看點書，讓腦子靜下來，總結一下經驗，然後尋找解釋。傅卻更加積極活動，東跑西窜。何當面對傅說，「你現在心不定，坐不下來，也看不進書，是因為你的恐懼感和孤獨感。」

政治形勢又有微妙的變化。警方自七月，改變策略，不再主動打撀異議活動，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傅申奇主辦的《民主之聲》也求得生存，進入正常運作，傅全身心投入，力爭每月出一期。
因為人民廣場的關閉，傅只能改為向上海和全國的朋友們寄發。這時，全國各地也有一些民間政治刊物，大家你唱我和，書信往來，逐漸形成一個新天地。
傅申奇的腳，不僅局限於上海，而且開始走向了全國。他每天都有新朋友，但也每天失去老朋友。傅抱怨說：「上海異議運動怎麼就象是我一個人的事。」
七月份，傅帶著《民主之聲》的底稿去了北京，找了北京異議團體聯席會議的核心人物劉青，又由劉青帶著去見了《四五論壇》的主持人徐文立。徐文立對傅的印象很好，把他當作自己的小弟弟。靠著徐的幫助，傅又翻印了二百份《民主之聲》，在西單牆前散發銷售。通過北京之行，傅長了見識，交了朋友，從此他的眼光從上海轉到了全國。
八月份，傅申奇又編輯了《民主之聲》第四期。由於油印機上次被抄走，傅又不願付十二元再買一架油印機，於是他靈機一動發明了一種不用滾筒的油印方法，遺憾的是用新方法每一張腊紙只能印二百張，但也夠用了。
傅和陳樂波聯係上，給了陳幾十份刊物。陳把這些刊物趁人不注意時塞進他家鄰近的郵箱，那些鄰居都是市級官員。這些短暫的合作經歷使傅終身難忘，很多年後，他說他最佩服的是王申酉，其次就是陳樂波，而那些曾經是傅的出生入死的患難朋友反而被忽略了。
傅是個活動家，一個優秀的活動家。他精力充沛，熱情和言談都給初見面的人們一個好印象，他的文化和見識也使一般人認可，甚至佩服。
唯一對傅不恭維的是胡可師。傅在文章中喜歡把自己稱為布爾什維克，或把布爾什維克當作褒詞使用。胡好幾次批評他說：「布爾什維克有什麼光榮？說我們是布爾什維克還不如說我們是孟什維克呢。」胡一直認為不求甚解，好高騖遠是傅的大毛病。其實，這些毛病是大多數廣場異議人士的通病，也是中共的通病。

作者：范似棟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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