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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民可使由之”说到现代愚民之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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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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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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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从“民可使由之”说到现代愚民之道
芦笛
最近讨论这个问题，倒勾起了我青年时代的思绪。
《四书五经》我是在文革中偷偷看的。当时的感想是，那虽然绝对算不上思想家严密深邃、井然有序的智力架构，但确实是富于人生智慧的散碎格言集锦。其中印象比较深的，便是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孟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人者食于人，治于人者食人”，以及“民无恒产无恒心”。我至今觉得，这些都是陈述事实的大实话，放之古今中外而皆准。
这“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正解我已经说过了，那就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再表述。我觉得完全正确，几十年后写在《人民图腾》里：
“卑贱者最愚蠢，这永远是个真理。这不是因为他们天生蠢笨，而是因为
社会剥夺了他们学习、阅读和思考的机会和时间。所以，教育引导他们便
是臭老九义不容辞的责任。这就是脑、体力劳动社会分工的真义。指望体
力劳动者有什么至高无上的‘集体智慧’，犹如强迫大腿代替大脑想问题。”
凭我对劳苦大众的理解，我觉得这完全是事实。无论我党如何号召“学习马列”，工农大众究竟有几个人知道马列主义的最基本常识？能懂毛泽东“思想”那种下三滥货色就算不错的了。
作为工厂的“理论辅导员”，我深知向工人宣讲马列ＡＢＣ是何等痛苦。甭说什么《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人家连“不须放屁”都会理解为“不许放屁”，任我解释那其实是“用不着放屁”也不行。记得我花了大概一个多钟头的时间，都没法解除对方的疑惑：“用不着放屁？那憋急了咋整？”我最后只好说：“那不是放屁，是放毒。”对方才恍然大悟：“啊，我说怎么不许放屁呢？原来是放毒！那当然不许了。”但为何“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是放毒，这可就绝对超出大众的理解力了。
所以，孔圣人其实是对的，不管什么社会，民就是不可能知之，只知盲目跟随精英。有“知之”能力的人，就是孔子心目中的“君子”、孟子心目中的“劳心者”，而被社会环境剥夺了这种能力的人，就是他们所谓的“小人”和“劳力者”。而这就是一切洗脑愚民术的工作基础。
越南人网友已经正确地总结了，祖传愚民有两道，一曰“消极愚民”，就是老子提倡的：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庄子也有类似主张，甚至发展到反智主义的地步，提倡“绝圣弃智，大盗乃止”。
两人的意思都很明确：让老百姓傻傻的什么都不知道，没有机心，自然也就“朴鄙不争”了。这种一厢情愿的解决办法，在幼稚程度上倒跟马师弟那“杨正墨奇能永息干戈”有一拼：）
另一种则是孔子提倡的“积极愚民”：“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以圣贤之道去为人民洗脑，通过“君子”们的言传身教，牢牢地把“上下尊卑”的观念灌注入百姓的脑海中，也就是王司令鼓吹过的“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从根本上阉割了百姓的反抗基因，“小人”都变得“易使”之辈，随你怎么糟践也死而无怨，社会自然也就达到安定团结了。
孔孟这套确实高明之极，全靠它才冻结了中国社会进步长达两千年之久。这种奇迹，根本就不是道家的消极愚民可以创造的。
这套到了我党手上，便发展到了最高最活的顶峰。孔子所谓“君子”、孟子所谓“劳心者”，在现代就变成了“先锋队”。毛在《愚公移山》里早就指出，“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然后再靠这批人去“宣传民众、发动民众”，去用党教条为人民洗脑，再用仇恨把他们发动起来，为自己赴汤蹈火。
所以，从本质来说，我党并没有彻底背叛传统。相反，正因为他们搞的这套符合中国的背时国情民俗，试图引入先进外来文明的国民党才会不敌而败下阵去。
我党比传统君王的高明之处，乃是“汉家制度，王、霸道杂用之”，在推行愚民政策上，儒、道、法全使上了。
我在旧作中说过，孔孟之道取得空前成功的前提，是因为中国在地理上的隔离。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消极的佛教文明外，外来信息流入量可以忽略不计。因此没有必要搞道家主张的消极愚民，即剥夺人民的知情权。传统社会的稳定主要还是靠孔孟之道的积极洗脑实现的，统治者并未有意压制过人民接触外来信息。这一点在晚清表现得最突出，大量的西方新思想涌入国内，统治者从未压制过。官场的腐败更是毫不隐瞒，相反，一旦发现就痛加严惩并诏告全国，“使广大人民都知道”。
但这套在现代就不灵了，今天的中国有了西方世界作无情的参照系。为使积极洗脑有效，我党便不能不辅以道家提倡的消极愚民，即彻底剥夺人民的知情权，无论是对外来信息还是内部腐败秘闻都一律予以封锁，于此制造出了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人为封闭社会。
现代无知青年只知道骂“封建社会”（中国其实根本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封建社会”，这我已经在旧作中说过，所以我一律用“传统社会”字样），却不知道无论从哪个角度上看，“新”社会都比传统社会封闭一万倍。
前两天在网上看到，光绪爷当年病重，上海《申报》竟然能随时刊登他的病情。相比之下，当初国外纷纷流传老邓病重，有记者问时任驻美大使的李肇星，老邓究竟是在家里还是在医院里，竟然遭到该痞子的粗暴侮辱。这种国际丑闻，也只有在咱们那种“罐头黑社会”才会发生，而举国竟然无人以此为耻，李大使出丑反倒成了立功，因此步步高升。
除此之外，我党更效法秦始皇，使用严刑峻罚来恐吓民众，更直接肉体消灭异议人士。这在传统社会也是见所未见的。世人只知古代有文字狱，却不知道那一般是被罗织为谋反大罪才会锻炼成狱。如果单是发表言论，写下《问孔》《刺孟》的王充和《焚书》、《藏书》的李贽都没有送命。王充根本就没倒霉，李贽倒是给抓了起来，书也给禁了，但对他的处分决定不过是“押回原籍”而已，是他自己在狱中用剃刀自杀了的。以言论罪枪决遇罗克和张志新并割断后者的喉管，这还真是未之前闻。
因为我党集中国一切腐恶传统之大成，所以他们的政权的稳固程度也是空前的，甚至造出了文革那种充分证明政权稳定的奇迹来。彼时所有的党政机关都瘫痪了，军火遍于民间，但老百姓对伟大领袖的狂热忠诚程度却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最高点。
可惜的是如传统社会一样，这种社会也缺乏生机。为了给这僵死的社会注入活力，老邓不得不打开国门，于是便从根本上取消了积极愚民的工作基础，官方意识形态如西汉古尸般迎风而化，彻底破产。我党今日最苦恼的，便是“愚民无术”，连可以“教化百姓”的教条都没有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党除了饮鸩止渴、使用所谓“民族主义”为替代洗脑教材之外，便只能更加依赖封锁信息以及残暴镇压。但这根本不是解决办法。“民族主义”宣传除了煽起其实只会伤害党国的仇外心理之外，并不能转移百姓对内政的不满，而消极愚民和严刑峻罚早在秦始皇手上就大规模使用过了，秦二世而亡的事实证明了那根本就是无效的。
因此，为我党借筋代筹，我还真为他们想不出个如何维持政权欺骗性的高招。现在１３亿中国人里，除了流亡海外的郭罗基、高寒等背时货外，连一个信仰马列主义的人都找不到。马克思要打倒的资本家如今竟然可以入共产党，中国百姓就算是再愚昧，也不会笨到连这种最下等的羊头狗肉都看不穿的地步。
所以，如今的中国完全是靠强力箍住的桶子，百姓对政府是消极服从而不是积极拥护。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桶箍断裂，全国立刻就要分崩离析，碎成七八十片。
这里面最令人担忧的，还是我党封锁信息造成的百姓愚昧。
因为限制人民自由接触西方资讯，只有少数自由知识分子能冲破封锁，但他们在获得良知之后又无法合法宣传，向百姓播散，于是便造成了“君子能学道，小人不能”的两元分离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西方的先进思想能流入，顶多也只能起到孔子说的“君子学道则爱人”的有限作用，却无法作到“小人学道则易使”。于是广大工农拥有的还是毛给他们铸就的暴民灵魂，渴望“均贫富”、深信“造反有理”，至于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和人道主义等好东西则从来无缘接近。这种劣等愚民政策，完全是统治阶级的自杀行为，等于为将来中国大动乱作足铺垫酝酿功夫。
为统治者计，最明智的办法，还是我早在刘荻案发生时便作出的建议：“开关延敌”──放开对国外思想、资讯的封锁，解除对舆论的管制。这并不会如统治者们担心的那样，引入滔天洪水，反倒有助于消除动乱苗子。本来如今的国门已经是“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了，真要封锁也封不住。如此不良不娼，到底算什么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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