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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落户”、“暴发户”与“护院家丁”（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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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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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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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破落户”、“暴发户”与“护院家丁”（一）
芦笛
“破落户”和“暴发户”似乎不言而喻。前者指的是由政治或经济条件决定的社会地位衰败的人家，后者则反过来，指的是社会地位骤然上升的人家。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似乎这两类人都是可鄙的。前者是失败者，理应鄙视；而后者铜臭薰天，斯文扫地，举止粗俗，一派“婢学夫人”的穷措大模样，当然也该鄙视。
这两种人的存在，为大众提供了一种廉价自慰方式。我早在旧作中指出好多次，咱们这个民族最热心寻找的，乃是他人不如自己之处，从中获得巨大快感。这就是咱们为何歧视、讥笑残疾人的文化心理原因。这种背时传统尤为某些海外“民运”垃圾发扬光大，君不见最近就有老牌“民运”领袖在自由的海外搞“阶级出身论”，谴责“破落户子弟”如何如何可耻，云云。
这种歧视当然也有一定道理。“旧”社会的破落户之所以败落，多半是后代子孙不成器，只知道提笼架鸟玩戏子，把祖上传下来的泼天家私糟蹋得干乾净净，甚而至于像贾府那样，“扒灰的扒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直至弄成茫茫白地真乾净而后快。这种败家子，当然会遭人鄙视。
又如鲁迅家的败落也毫不光彩。他爷爷堂堂朝廷命官，竟然为了点贿赂卷入科场舞弊。这种烂事，只能在我党的英明领导下大干特干，岂能在廉洁的我大清胡来？官法如炉，自己身入囹圄，家道由此中落也是应该的，须怨不得谁。
不过那是“旧”社会的事了。到了“新”社会，这“破落户”与“暴发户”的内涵就完全更新了。
１９４９年以后，中国发生了历史上见所未见的大悲剧，举国大部份精英在短短几年之内便同时成了“破落户”，其中包括各行各业的佼佼者和文化界艺术界的翘楚；如果说过去的“破落户”是自己不成器的话，那么，新一代“破落户”则是有组织犯罪活动的受害者。当年李闯进京，手下的土匪将京城的全部富户抓起来，用毒刑逼索金银财宝。这和后来以国家的威权机构为后盾，由政府组织发动驱使暴民，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疯狂的系统的全面抢劫的罪恶活动比起来，当真是小巫见大巫。
伴随着牺牲者倒下，整整一代土匪暴发了。这些人不但贪婪地掠夺了社会财富，退送了当年乡下的黄脸婆，由“组织”安排娶了年轻貌美的大学生，以文盲或半文盲之身把持了所有的领导岗位，而且他们和既往土匪完全不同，在“社会革命”的旗帜下，全面批判传统道德以及古今中外一切文明社会准则，放肆嘲笑糟蹋人类文明中所有美好的东西，让全国迅速地实现了痞子化。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他们最后终于成功地把中国改造成了眼下这个无法无天的丧德之邦，只有痞子党才有本事靠铁腕统治。
新时代土匪和老前辈不同的地方，更在于老土匪们一旦窃了国，便开始学作绅士，蓄意把子女培养成文明公子。新土匪们则很奇怪，讲究的是“革命传统代代发扬”，父子联手做土匪。这种中华文明史上空前绝后的丑剧，在１９６６年的“红八月”里达到了后人难以想像的最高最活的顶峰。
那时我在上中学，所在学校因为升学率最高，高干们便通过权力把自己不成气的子弟塞了进去，文革爆发后自然便成了高干子弟红卫兵的大本营。区区不幸，耳闻目睹了种种令人发指的大规模犯罪活动。在《黑崽子》里，我回忆了１９６６年的“红色恐怖”：
“几年后，我从一个红崽子朋友那儿知道了抢劫的全过程，他原来是红卫兵
的一个中队长，参加过许多次这种‘夜间行动’。据他说，他们一般是在半
夜到黎明这段时间行动。由公安局提供受害肥羊的姓名地址，由里弄‘小脚
侦辑队’带路。门敲开后，红卫兵便把那家人的家长赶到院子里去跪着，把
其他家庭成员集中关到一间房间中去，然后就开始搜索：翻箱倒柜、拆花台、
撬地板、用铁棒在墙上敲以找夹墙，甚至还使用探雷器寻找深埋的金银。如
果他们一旦发现有任何疑似‘变天帐’的东西，则那家的家长立刻就被当场
活活打死。如果找不到什么值钱货，则那家的家长也得因为把东西藏起来而
备受拷打。如果斩获甚丰，又没有找到什么政治上可以陷人死罪的玩意，则
土匪们呼啸一声去也。抢去的赃物一般都交到总部去。至于从那儿又落到了
谁的手中，我那朋友就不知道了。
赃物落进了高干手中。对他们来说，抢劫才是‘破四旧’的真正目的。无价
的字画、文物、古玩如轻烟散入五侯家，康生就是第一名大贼。许多年后，
这些宝物被他们的子女走私出国，在国际市场上公开拍卖。根据一位受害人
的回忆录，当贵族子弟多年后出国留学时，有人还通过关系把那些赃物带出
关去，在国外卖出。
红卫兵为手中的无限权力陶醉和毒化，很快就变成嗜血的野兽。他们把教室
改成了刑讯室，开始毒打那些关在‘牛棚’里的‘牛鬼蛇神’。他们把老师
们的衣服扒去，用绳子捆起来，吊到梁上去，对他们拳打脚踢，用翻毛皮鞋
猛踢下身，用铜头皮带猛抽裸体；把图钉撒到地板上，把老师们赤裸的身躯
强行压在上面；强迫教师们吃拌了屎尿的米饭；他们甚至把鞭炮插进女教师
的阴道、捆在男教师的阴茎上，然后点燃鞭炮……
最惨的是那位语文教员（下略）
受害者并不光是学校老师，许多在‘夜间行动’中被捕的‘牛鬼蛇神’都给
关押在我们这个贵族学校、全市红卫兵的大本营中。红卫兵的‘革命行动’
把全国变成了地狱，许多中国最优秀的学者、作家、艺术家都毁灭在这一时
期，其中包括作家老舍、翻译家傅雷，等等。根据私人调查，１９６６年７
月到９月间，光北京一地就有６千多名‘阶级敌人’被活活打死。在北京郊
区大兴县，红卫兵把那儿的所有的‘阶级敌人’及其家属统统杀害了，就连
新生婴儿都给扔进了河里。
每天每时每刻，我们全家都生活在望不到尽头的恐惧里。消息变得越来越可
怕。好几个父亲的老朋友都或是自杀，或被打死，就连母亲的一位同事都在
被游街后含恨自尽，扔下了一群孩子。看起来我们的日子是屈指可数了。
早晨我到学校去，一进教室就闻见浓厚的血腥气，接着就看见地板上汪着的
水迹，有时还能看到溅在墙上、又被匆匆刮去的血迹。我不敢想象头晚上在
这房间里发生了什么事，不过本能地知道那是用刑室之一。我尽力不去想那
些不愉快的事，努力把思想集中在报纸上，那上面正刊出林彪同志盛赞红卫
兵‘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历史功勋’的讲话，还有人民日报社论欢呼红卫
兵的革命行动《好得很！》。
晚上是最难熬的时间，每时每刻我都在下意识地等待着红卫兵光临。随着时
间推移，那等待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神经都快要崩断了。即使在梦里，我
也几次听到敲门声，披衣起来开门后却发现门外无人。每天早晨我醒过来时，
意识到我们又度过了平安的一夜，便立刻长长地吁出一口气。接着我便盼望
红卫兵早早光临，以结束这无穷无尽的煎熬。”
这回忆录没提到的，是发生在１９６８年的一次抢劫。那时所谓“破四旧”早已过去两年了，但我校的一夥高干子弟贼心不死，竟然在武斗期间洗劫了某位同学的家。那同学他家是我党的统战对象，逃过了１９６６年的“破四旧”，那次却终于被抢得精光。如果说以前的抢劫活动还挂着政治招牌，则那次抢劫完全是单纯的刑事犯罪，什么政治背景都没有。可因为作案的土匪全是军人子弟，当时正是他们的父亲权势薰天之际，于是土匪们便逍遥法外。有的土匪甚至还在学校里把赃物拿出来炫耀给我那位“黑崽子”同学看！
到了７０年代，我算是有机会在近距离观察了“大院”内的日常生活，立刻就被吓得目瞪口呆。我这个“破落户子弟”从小习惯的是儒家那套传统道德，家里从来充满了礼貌、温情与谦让。可在那里，我第一次领略了另类生活方式，从此知道了痞子和士绅的本质差别。
例如某家人似乎天天都在吵架中度过，全家合力欺负一个倒流知青媳妇。那女的因为在城里没有户口，不得不靠卖身解决回城问题，可那家人家一时还没有办法为她安排工作，于是便把她当成全家的公仆和出气筒。婆婆总是嫌那女的饭量太大，每逢吃饭之时，便是婆婆诅咒、小姑帮腔、媳妇饮泣、儿子抗议之时，当真是乌烟瘴气。
最恶劣的是，那媳妇刚生了孩子，婆婆竟然逼她下床，在冬天去户外洗衣服。恰好儿子有事突然回家，一见那情形，眼泪刷地就下来了，当下就指着他妈大骂：“破鞋！”我从长眼睫毛以来，还是第一次见到婆婆如此精致地虐待儿媳，而儿子又竟然如此污秽地辱骂母亲。
另外一场活剧则让人啼笑皆非。某家儿子结婚后，嫌家具不够，便邀约了一夥人，开着公家的大卡车，声势浩大地回来抢劫父母，打开房门便让众兄弟七手八脚地往外搬东西。老太太见势不妙，立刻高喊：“救命！”同时睡在那最值钱的长沙发上，以身殉那财宝。我闻声赶去，发现门口已经聚集了一大堆看热闹的人。那儿子眼看无法再动粗的，便扬声冷笑道：“哼哼，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你总会有不在家的一天！”于是便忽哨一声，招呼夥计上车，绝尘而去。那绝对是草莽英雄气慨，大概是深得家传了吧。
这种烂事看多了，我便渐渐看出点门道来，发现子弟们吵闹的主要原因无非是两条：要么是逼迫父母为自己开后门，要么是争夺财产。每逢目击这种恶心场面，我都要无限感喟地回想起我们全家是如何在大饥荒年代相濡以沫、相煦以湿的。吃饭时大家都忍着饥饿，互相推让，以致无论食物怎么少，最后总是要剩下来，须由母亲强行分配给各人。
第三家人让我最觉得心寒。那家的大女孩嫁了人，可惜丈夫在外地工作，于是女孩便天天回家，逼迫父母想法走后门，为她丈夫在城里安排工作。可惜那时老干部还未完全翻过身来，走后门还没有后来那么肆无忌惮。于是该女孩便天天和父母打闹，寻死觅活好几次，闹得乌烟瘴气。
某日她又回家吵闹，她妈实在受不了，大骂一通，摔了门就走了。女孩遂翻出一瓶“敌敌畏”来，喝了下去，然后便跑到室外翻腾打滚，足足滚平了半亩草地。该女孩的父母都不在，只有她妹妹在别家串门，于是吓坏了的邻居便跑去告诉那妹妹，不料她白眼一翻，傲然说道：“让她死了最好！跟我有什么关系！”邻居好说歹说，她才万分不情愿地去给她父母打了电话，派车来把她姐姐送到医院去抢救。此后该妹妹便以恩公自居，但凡和姐姐发生冲突，便要发狠道：“不知好歹的东西！当初真不该救你！”
就是从这些感性经验里，我才无比痛切地感受到痞子和传统士绅的本质区别，那就是表现为道德伦理的人类美好情操的有无。由此，我无比深刻地领会了痞子革命意味着对中国传统道德以及一切文明生活方式的彻底颠覆，意识到了中共革命给中国造成了什么样的毁灭性损失。我那“中共革命建立的社会是中国历史上最反动、最黑暗、最野蛮、最血腥的社会”的坚定结论，就大致是在那一时期作出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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