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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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張惠妹在中國獲利方式和相關議題分析
深藍
在先前的文章說過, 台灣一直是普通話流行歌曲的重點市場. 不論是哪一個歌星從哪裡出身 (例如出身馬來西亞的李心潔, 出身新加坡的孫燕姿), 都先在台灣策畫專輯, 製作音樂, 設計造型, 先在台灣製作發行後, 看台灣本地市場的反應後, 再調整內容, 接下來往其他地區推廣銷售, 例如中國, 或東南亞地區.
台灣之所以成為普通話流行音樂產業的起點和重鎮, 是因為在戰前原先在上海流行的普通話和上海話流行歌曲界, 隨著國民黨逃難到台灣, 而後普通話流行歌曲在台灣存在超過五十年, 雖然在國民黨戒嚴統治下的台灣有意識形態和文化檢查, 但是仍維持資本主義和自由市場機制, 因此唱片業仍有相當的發展, 也歷經多次的轉型和市場的洗禮, 現在台灣的普通話流行歌曲不論在作詞作曲, 配樂, 歌星的造形設計, 形象包裝, 唱片的整體規劃製作, 生產包裝, 發行通路, 造勢活動如簽唱會和演唱會, 都十分健全並且運作熟練.
流行歌曲業界規模能和台灣比較的只有香港, 但香港主要的語言是廣東話, 所以流行歌曲主要也是廣東話發音, 因此雖然產業特性相近, 但因市場特性不同, 因此各有訴求. 但普通話在中國和東南亞較為流傳, 所以台灣的普通話流行歌曲在中國市場上比香港的流行歌曲吃香.
台灣市場的另一個特點是, 台灣是重要的測試市場. 以行銷學的眼光來說, 一個產品問世後, 要先做市場測試. 因為產品生產的公司雖然有產品規劃人員, 但所規劃出來的產品不免有閉門造車之嫌, 需要做市場測試才能知道市場反應. 而台灣是一個很適合市場測試的地方, 因為人口有2300萬人, 人口分布有都會和鄉村, 人民所得高, 社會多元, 而且消費者的反應直接而且品味很高, 所以是一個很好的測試市場. 比起香港來說, 香港的都會性很高, 多樣性不如台灣, 而且普通話還不是主流語言, 因此比較沒有代表性.
所以由規劃優勢和市場特性, 臺灣一直領導世界普通話流行音樂市場. 而近來號稱世界最大的華人普通話音樂市場的中國, 卻無法建立自己的普通話音樂產業, 有著下列原因:
1. 文化產業被定義為政治宣傳工具, 因此文化創作都會備政治檢驗, 使得有新創作者有嚴重的後顧之憂. 深怕被政治干涉, 甚至重則被政治迫害和入獄. 面對這樣惡劣的環境, 自然扼殺了創作的空間.
2. 中國長期缺乏自有多元的社會, 原因在於中國社會缺乏自由, 對不同意見缺乏尊重, 甚至恣意迫害, 造成人民的思想普遍缺乏創造力, 使得需要創意和策劃能力的流行音樂很難在中國發展.
3. 盜版猖獗, 使得流行音樂作者無法得到適當的報酬, 嚴重降低創作意願. 此點在網路興起, 下載音樂成為風尚後更形嚴重.
4. 音樂市場缺乏通路和管道, 使得音樂產品 (卡帶, CD) 的配送和物料成本偏高, 消費者無法很方便的獲得產品, 也造成音樂產品售價偏高, 消費者無意願出高價購買,
5. 宣傳工具 (電視, 廣播等) 掌握在公家手中, 缺乏效率, 也嚴重影響產品促銷. 政府保護公營媒體, 在缺乏競爭和限制外來競爭下, 造成少數人掌握媒體, 抄襲成風, 不思創新改進. 例如中國電視台公然抄襲台灣的電視節目, 但又限制台灣的電視節目在中國播出, 更進一步扼殺中國本地藝人的演出機會
6. 外來的台港藝人所屬的跨國娛樂集團挾大筆資金投入宣傳, 使得宣傳成本大幅提高, 造成中國本地唱片公司無力和跨國公司競爭, 此點和缺乏通路及盜版互為惡性循環.
7. 中國本身的唱片公司缺乏規劃和設計能力. 由於成立唱片公司需要大量的資金和人力的投入, 由於盜版問題, 無法獲得合理的報酬, 使得一般人從事此種行業的意願偏低, 進而中國本地的音樂產業難以發展.
8. 引進台灣和香港的歌星成本低廉, 由於中國當地在台港藝人進入中國時的腳色為仲介, 不需要很大的成本投入, 回收快, 獲利多, 培植本地藝人有投入大量資金和資源但銷售不成功的風險, 而台港藝人在其出發地市場已經成功, 所以相同產品引進中國成功機率大很多, 因此引進台港藝人成功賺大錢的機會比較多, 失敗的風險相對較低.
9. 由於中國資訊封閉, 使得中國人在獲得流行音樂的資訊較慢, 流行也會比台灣和香港遲滯一段時間, 造成唱片業缺乏外界進步資訊的刺激, 整個產業活力不足, 所以中國成為台港藝人甚至是過氣藝人尋找第二春的地方.
所以由上面分析所看到的, 台灣的普通話流行歌曲在中國挾跨國娛樂公司 (例如張惠妹所屬的公司是時代華納) 和先前前往中國佈局的台灣娛樂公司結合中國當地的代理商, 已經擁有在中國相當的市場. 台灣演藝界的優勢其實是建立在台灣本身的產品和銷售能力上, 再加上台灣本地市場的試煉和實戰經驗, 才能造就出這些藝人在中國的成就.
所以台灣在普通話流行音樂的市場上, 享有領先的地位, 因為其他國家 (包含中國) 本身相關的產業發展不如台灣, 台灣市場的活力也很高, 競爭也很激烈, 培養出質量均優的藝人和音樂作品. 在藉著和國際公司的合作, 使得台灣藝人在中國得到接受甚至大受歡迎.
因此由上面的分析來看, 台灣統派媒體和親共學者政客所說的台灣邊緣化問題, 其實真正的關鍵在於台灣產業本身在全球的競爭力是否足夠, 如果台灣本身的實力不足, 就算整個倒向中國, 在業界出局也只是時間上的問題. 但如果自身實力足夠, 不但能夠生存在業界中, 而且更能挑戰全球市場.
要問台灣的普通話流行歌曲的在中國的市場的前景, 則我們必須要看台灣業者本身對自己對各個市場變化的反應甚至有能力帶動市場風潮的能力是否能持續. 以目前的情況來說, 雖然台灣享有相當的優勢, 中國本身的條件相對不足, 但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中國在政策上有心去支持自己的流行音樂公司, 並且抑制外來的 (包含台灣) 的流行音樂, 甚至要求將台灣自己的策劃能力等優勢技術和技巧教授給中國本土業者, 已換取自己公司在中國的發行權和演出權.
台灣本身在中國的優勢受到上面所說得威脅, 除非有較好的因應方式或者是更好的產品和行銷策略, 不然就要有退出中國市場的心理準備. 在行銷學和策略管理的眼光來看, 沒有任何產品是可以擁有永遠的優勢. 所以必須不斷的推出新的產品, 並且開發新的市場需求並且滿足客戶, 讓競爭對手只能不斷的跟隨, 才能夠在市場上站穩腳步, 獲取長期的利潤.
近來中國對台灣藝人有貼率標籤的行為, 除了政治上的意識形態作用外, 是否有藉此干擾市場的正常競爭, 需要我們更加注意. 至於中國這個雖然號稱全世界最大的華語文化市場, 但是政治等非商業因素干擾, 使得這個市場的不確定因素相當高, 因此台灣等外國的娛樂公司都要有心理準備, 對中國市場的投入需要非常的小心, 否則無法落得退出市場, 全盤皆輸的慘狀.
在先前的文章說過, 台灣一直是普通話流行歌曲的重點市場. 不論是哪一個歌星從哪裡出身 (例如出身馬來西亞的李心潔, 出身新加坡的孫燕姿), 都先在台灣策畫專輯, 製作音樂, 設計造型, 先在台灣製作發行後, 看台灣本地市場的反應後, 再調整內容, 接下來往其他地區推廣銷售, 例如中國, 或東南亞地區.
台灣之所以成為普通話流行音樂產業的起點和重鎮, 是因為在戰前原先在上海流行的普通話和上海話流行歌曲界, 隨著國民黨逃難到台灣, 而後普通話流行歌曲在台灣存在超過五十年, 雖然在國民黨戒嚴統治下的台灣有意識形態和文化檢查, 但是仍維持資本主義和自由市場機制, 因此唱片業仍有相當的發展, 也歷經多次的轉型和市場的洗禮, 現在台灣的普通話流行歌曲不論在作詞作曲, 配樂, 歌星的造形設計, 形象包裝, 唱片的整體規劃製作, 生產包裝, 發行通路, 造勢活動如簽唱會和演唱會, 都十分健全並且運作熟練.
流行歌曲業界規模能和台灣比較的只有香港, 但香港主要的語言是廣東話, 所以流行歌曲主要也是廣東話發音, 因此雖然產業特性相近, 但因市場特性不同, 因此各有訴求. 但普通話在中國和東南亞較為流傳, 所以台灣的普通話流行歌曲在中國市場上比香港的流行歌曲吃香.
台灣市場的另一個特點是, 台灣是重要的測試市場. 以行銷學的眼光來說, 一個產品問世後, 要先做市場測試. 因為產品生產的公司雖然有產品規劃人員, 但所規劃出來的產品不免有閉門造車之嫌, 需要做市場測試才能知道市場反應. 而台灣是一個很適合市場測試的地方, 因為人口有2300萬人, 人口分布有都會和鄉村, 人民所得高, 社會多元, 而且消費者的反應直接而且品味很高, 所以是一個很好的測試市場. 比起香港來說, 香港的都會性很高, 多樣性不如台灣, 而且普通話還不是主流語言, 因此比較沒有代表性.
所以由規劃優勢和市場特性, 臺灣一直領導世界普通話流行音樂市場. 而近來號稱世界最大的華人普通話音樂市場的中國, 卻無法建立自己的普通話音樂產業, 有著下列原因:
1. 文化產業被定義為政治宣傳工具, 因此文化創作都會備政治檢驗, 使得有新創作者有嚴重的後顧之憂. 深怕被政治干涉, 甚至重則被政治迫害和入獄. 面對這樣惡劣的環境, 自然扼殺了創作的空間.
2. 中國長期缺乏自有多元的社會, 原因在於中國社會缺乏自由, 對不同意見缺乏尊重, 甚至恣意迫害, 造成人民的思想普遍缺乏創造力, 使得需要創意和策劃能力的流行音樂很難在中國發展.
3. 盜版猖獗, 使得流行音樂作者無法得到適當的報酬, 嚴重降低創作意願. 此點在網路興起, 下載音樂成為風尚後更形嚴重.
4. 音樂市場缺乏通路和管道, 使得音樂產品 (卡帶, CD) 的配送和物料成本偏高, 消費者無法很方便的獲得產品, 也造成音樂產品售價偏高, 消費者無意願出高價購買,
5. 宣傳工具 (電視, 廣播等) 掌握在公家手中, 缺乏效率, 也嚴重影響產品促銷. 政府保護公營媒體, 在缺乏競爭和限制外來競爭下, 造成少數人掌握媒體, 抄襲成風, 不思創新改進. 例如中國電視台公然抄襲台灣的電視節目, 但又限制台灣的電視節目在中國播出, 更進一步扼殺中國本地藝人的演出機會
6. 外來的台港藝人所屬的跨國娛樂集團挾大筆資金投入宣傳, 使得宣傳成本大幅提高, 造成中國本地唱片公司無力和跨國公司競爭, 此點和缺乏通路及盜版互為惡性循環.
7. 中國本身的唱片公司缺乏規劃和設計能力. 由於成立唱片公司需要大量的資金和人力的投入, 由於盜版問題, 無法獲得合理的報酬, 使得一般人從事此種行業的意願偏低, 進而中國本地的音樂產業難以發展.
8. 引進台灣和香港的歌星成本低廉, 由於中國當地在台港藝人進入中國時的腳色為仲介, 不需要很大的成本投入, 回收快, 獲利多, 培植本地藝人有投入大量資金和資源但銷售不成功的風險, 而台港藝人在其出發地市場已經成功, 所以相同產品引進中國成功機率大很多, 因此引進台港藝人成功賺大錢的機會比較多, 失敗的風險相對較低.
9. 由於中國資訊封閉, 使得中國人在獲得流行音樂的資訊較慢, 流行也會比台灣和香港遲滯一段時間, 造成唱片業缺乏外界進步資訊的刺激, 整個產業活力不足, 所以中國成為台港藝人甚至是過氣藝人尋找第二春的地方.
所以由上面分析所看到的, 台灣的普通話流行歌曲在中國挾跨國娛樂公司 (例如張惠妹所屬的公司是時代華納) 和先前前往中國佈局的台灣娛樂公司結合中國當地的代理商, 已經擁有在中國相當的市場. 台灣演藝界的優勢其實是建立在台灣本身的產品和銷售能力上, 再加上台灣本地市場的試煉和實戰經驗, 才能造就出這些藝人在中國的成就.
所以台灣在普通話流行音樂的市場上, 享有領先的地位, 因為其他國家 (包含中國) 本身相關的產業發展不如台灣, 台灣市場的活力也很高, 競爭也很激烈, 培養出質量均優的藝人和音樂作品. 在藉著和國際公司的合作, 使得台灣藝人在中國得到接受甚至大受歡迎.
因此由上面的分析來看, 台灣統派媒體和親共學者政客所說的台灣邊緣化問題, 其實真正的關鍵在於台灣產業本身在全球的競爭力是否足夠, 如果台灣本身的實力不足, 就算整個倒向中國, 在業界出局也只是時間上的問題. 但如果自身實力足夠, 不但能夠生存在業界中, 而且更能挑戰全球市場.
要問台灣的普通話流行歌曲的在中國的市場的前景, 則我們必須要看台灣業者本身對自己對各個市場變化的反應甚至有能力帶動市場風潮的能力是否能持續. 以目前的情況來說, 雖然台灣享有相當的優勢, 中國本身的條件相對不足, 但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中國在政策上有心去支持自己的流行音樂公司, 並且抑制外來的 (包含台灣) 的流行音樂, 甚至要求將台灣自己的策劃能力等優勢技術和技巧教授給中國本土業者, 已換取自己公司在中國的發行權和演出權.
台灣本身在中國的優勢受到上面所說得威脅, 除非有較好的因應方式或者是更好的產品和行銷策略, 不然就要有退出中國市場的心理準備. 在行銷學和策略管理的眼光來看, 沒有任何產品是可以擁有永遠的優勢. 所以必須不斷的推出新的產品, 並且開發新的市場需求並且滿足客戶, 讓競爭對手只能不斷的跟隨, 才能夠在市場上站穩腳步, 獲取長期的利潤.
近來中國對台灣藝人有貼率標籤的行為, 除了政治上的意識形態作用外, 是否有藉此干擾市場的正常競爭, 需要我們更加注意. 至於中國這個雖然號稱全世界最大的華語文化市場, 但是政治等非商業因素干擾, 使得這個市場的不確定因素相當高, 因此台灣等外國的娛樂公司都要有心理準備, 對中國市場的投入需要非常的小心, 否則無法落得退出市場, 全盤皆輸的慘狀.
有意向中國發展的藝人, 在台灣的活動都有一個特點, 就是刻意和台灣政治保持距離. 不過諷刺的是, 所謂的 “與台灣政治保持距離” 的標準, 不是自己或是台灣政府訂的, 而是對面中國政府訂的. 因為這樣的問題, 台灣一向被中國思想人士把持的演藝界(例如眷村出身的張小燕), 竟然看不見 (或是裝做看不見) 真正的問題所在, 反而指責台灣這邊的政府和質疑的消費者. 因為中國是一個獨裁國家, 你在這個國家的演出機會控制在官方手中, 自然不敢去質疑中國政府的不合理的霸道手段, 反而用 “打自己小孩給別人看” 的奴才作為, 以換取去中國演藝事業的機會.
而有趣的是, 本來這些純粹的商業活動在中國染上政治色彩, 是因為共產黨本身的意識形態作祟的後果. 共產黨的思維是, 文化演藝活動被定義為宣傳, 因此需要被嚴格的意識形態控制. 以前國民黨戒嚴時期, 師承列寧式政黨的思維, 對思想的控制十分嚴格. 之前台灣只有三家無線電視台, 全台上下甚至只是道具工, 裝修的工友都要經過思想考核和和相關人士推薦才能去工作. 文化事業或者是流行音樂文化, 只是位政治宣傳的工具而已.
只是大眾傳播科技和音樂產業的發展已經一日千里, 一再的衝擊老舊反動的共產黨意識形態. 先是鄧小平掌權後, 開始小量的對國外開放, 卻不小心讓一位反共藝人鄧麗君的歌聲流行中國, 在沒有大眾傳播媒體的情況下, 透過卡式錄音帶的一再轉錄, 鄧麗君的歌聲風靡全中國. 在中國甚至有 “夜間主席” “不愛老鄧(小平)愛小鄧(麗君)” 的說法, 為死氣沉沉的中國文化產業開啟一個新的景觀. 也是普通話流行歌曲的開端.
對於當時的 “小鄧現象”, 中國文化當局自然是十分難堪, 因為鄧麗君以一位國民黨軍人後代, 歌聲經常出現在台灣對中國的反共廣播上, 在中國說什麼是反動反黨反革命混蛋加三級出身, 身分黑到不行, 竟然讓全中國對他的歌聲如癡如醉. 雖然中國也推出彷製的黎姓歌手, 但不論氣勢, 形象和音樂內涵, 總不及鄧麗君, 只是讓人嘲笑的罷了. 使得台灣的普通話流行音樂在中國攻城掠地. 順道一提, 雖然當時鄧麗君的歌曲風行中國, 但鄧麗君小姐自始至過世前, 所演唱的歌曲和印出的相片沒有收到任何從中國來的版稅或分紅, 可以說是第一位在中國被侵犯音樂智慧財產權和肖像權的外國受害者.
在 90 年代初期, 台灣原先抄襲日本的流行音樂藝人在中國也流行起來, 而且大受歡迎, 勢不可擋. 例如抄襲澀柿子隊的小虎隊. 而後陸陸續續台灣的藝人到中國發展. 會有這樣的市場形成的原因, 一方面由於中國政府對自由思想的壓制, 使得中國本國藝人沒有自由創作的空間, 而且中國的唱片出版業也由於缺乏創造力和市場以及產品規劃能力而無法發展, 盜版猖獗和缺乏對智慧財產權的尊重更壓斷了唱片業的生機, 中國無法發展出自己的流行音樂文化, 再加上現代影音儲存科技的進步, 盜版猖獗, 音樂卡帶, 以及後來的音樂 CD 或者是平面出版品, 在中國全被盜版佔領市場. 造成中國年輕人以低價取得台灣或香港的外來歌星的作品, 順著鄧麗君的模式, 意外使得台灣藝人的演出和作品在中國市場流行.
所以台灣藝人在中國以開演唱會為主要的收入來源. 因為本人演唱會無法仿. 後來中國的商品品牌也逐漸形成, 因此台灣藝人在中國的另一個收入就是為產品代言. 所以普通話流行歌曲市場在中國有一個很弔詭的地方是, 原先銷售音樂的本業無法賺取利潤, 反而是宣傳和衍生性的商業活動才是收入的主要來源.
但中國官方還是持管制的態度, 但又無法阻擋中國年輕人的流行潮流, 只好逼這些藝人作政治表態, 2000年阿妹唱國歌被打壓的事件就是一個例子. 既然已經無法阻止台灣的藝人到中國演出, 就用示威事件玩兩手策略逼著這些藝人表態, 甚至要其加入中國的政治宣傳. 例如阿妹在北京演唱會前, 上中央電視台新聞節目訪問. 像中國的政治壓迫者交心, 好讓自己能夠在中國繼續演出賺錢. 因為藝人在中國的演出和代言只是在求財, 所以很容易在政治上面做妥協.
這樣的方式雖然保住了中國文化管理單位的一點面子, 更可以對內部宣傳說這些台灣藝人是 “心向祖國” , 但也同時暴露中國政府嚴重缺乏自信心, 因為中國政府擔心年輕人開始迷上外國流行歌星後, 會開始更進一步了解外面的一切, 對一向掌握新聞和事務解釋權的中國政府宣傳機器是無法忍受的事, 如果以一般民主自由國家來說, 就算是國外比較好, 也不會刻意去阻止人民了解, 畢竟不同國家有不同國家的特色和優缺點, 不需要害怕人民自己去了解外界的事務, 產生自己的想法.
在商業策略管理上來說, 一個公司或地區沒有永遠的優勢, 現在的優勢也時也是意味著將來的失敗, 所以產業未來的發展遠景都應該是我們要注意的. 其實中國政府對台灣和其他國家流行文化的輸入仍然想阻止, 例如中國每年只進口20部外國電影, 電影內容檢查和剪片更不用說了, 台灣的電視節目也被限制播出, 而更糟的是, 中國的本地電視節目製作更堂而皇之的抄襲台灣的電視節目. 中國官方刻意扶持自己的製作單位, 目的很明顯, 因為這些中國本身的製作單位和外國藝人比起來, 可以很輕易的控管. 而且有一天, 如果這些本地的製作單位受到中國消費者的歡迎時, 也是外國 (尤其是台灣) 的藝人和電視節目被逐出中國市場的時候, 除非這些藝人或電視節目可以作為中國對國內和國外的政治宣傳. 屆時這些藝人不是離開中國, 究是把自己的靈魂出賣, 以追求最後的一點點演出機會.
所以台灣的藝人或電視製作單位, 需要了解自己在中國的產品定位和為何自己有辦法在中國市場生存, 不要以為去中國市場賺錢是理所當然, 只要虛偽的配合就可以獲得許可証, 因為自己的優勢消失時, 再怎樣出賣自己的靈魂, 也無法在這個市場立足.
阿妹在中國演藝事業的風波到現在已告一段落, 相關的新聞性也在統派媒體中淡化中, 阿妹雖然已經是步入媽媽級的年紀 (已經32歲了) 但在中國由於包裝得宜, 所以還是獲得中國少男少女歌迷的喜愛, 個人也很羨幕阿妹保持青春的能力.
本篇主要是在分析阿妹這個商品運作和獲利模式, 以及媒體和政治運作的分析, 也屬於媒體討論的一部份. 相關的新聞討論並不包含在內, 這篇文章的目的, 在提供各位讀者一個工具, 先了解音樂產業的概況和在市場的運作方式, 並不是評論一個藝人.
試製阿妹的經濟模式
如果以經濟模型來說, 有資源的輸入, 生產過程, 產品的輸出, 和市場的銷售. 我們把阿妹作為生產的主體, 唱片公司和經紀公司需要建立阿妹這個產品, 因此要有選擇一個可以讓市場歡迎的人 (阿妹), 並加以投資 (投入資源), 這些投資是:
1. 音樂訓練: 由作曲和作詞者寫適合阿妹唱的歌, 阿妹本身音樂程度的提升.
2. 歌曲製作: 製作編曲, 錄製樂曲, 阿妹錄製歌曲.
3. 形象塑造: 阿妹外型的包裝, 服裝的採購, 攝影定裝.
4. 製作出版品: 包含燒製 CD, 平面出版品如海報, 寫真集
5. 宣傳造勢: 包含上節目打歌, 製作 Music Video和播映, 開簽唱會, 電台播放
而阿妹的收益來源有:
1. 音樂 CD和書籍的銷售
2. 演出節目的通告費
3. 演唱會門票收入
4. 產品代言收入
所以我們可以由上面的分析看出, 阿妹其實是一個商品, 換言之, 很純粹的商業活動, 現在這個產品在各個不同的市場銷售, 產品是相同的, 內容需要針對各個市場加以調整, 相關的包裝和宣傳造勢也因地制宜.
台灣歌星的養成以及與中國華語音樂市場
這個部份主要討論北京話 (也就是所謂的普通話, 國語) 的流行歌曲. 因為這是阿妹主要唱的歌曲, 也是在這兩個國家流行歌曲主要的語言.
流行音樂是文化產業的一部份, 沒有實體的產品, 而且強調創意和創作. 因此流行音樂最發達的地方, 也是言論自由發達, 社會面貌多元而豐富的地方, 因為創意不能以任何方式限制, 在不民主, 沒有自由的地方, 很難有多元化的社會, 難有豐富的流行文化.
以中國的流行歌曲來說, 由於長期的文化禁錮, 中國本身的流行歌曲發展和相關產業, 依然受到中國政府文化監控單位的干擾和限制, 尤其政治上屬人治社會的中國, 政府文化官員以自己的思想抑制對流行文化擅加干擾, 使得中國的相關產業發展度低, 因而需要以從香港和台灣引進歌星, 這也是阿妹在中國受歡迎的主要原因. 因為ˇ中國本身培養不出像阿妹這樣的歌星, 而中國本身市場有這樣的利基, 再加上機運, 造就現在阿妹在中國的走紅.
而台灣長期流行音樂一直有相當大的市場, 流行音樂由原先的餐廳歌廳的歌手, 接著在電台和電視台演唱節目演出, 例如紅遍華人世界和日本的鄧麗君小姐就是其中的代表. 而後80年代, 台灣唱片界抄襲日本歌星形象塑造方式, 而發展出所謂的偶像型歌星, 由例如抄襲中森明菜, 松田聖子的金瑞瑤和林慧萍, 抄襲澀柿子隊的小虎隊等. 近來蔡依林抄襲宇多田光也是被消費者攻擊的地方. 台灣的唱片界由原先歌星的單打獨鬥, 以個人特色取勝, 演變成唱片公司為歌星做整體造型和包裝, 和經理人方式出現.
一直到90年代, 台灣的流行音樂已經趨向成熟, 並且因全面的民主和社會的開放, 也變得變得更加多元. 創作的力量也大幅加強, 本土的唱片公司也被國際娛樂公司入股或併購. 台灣的流行音樂市場發展進入新階段. 而阿妹是台灣流行音樂界和國際娛樂公司接軌後的成果. 因為這些國際娛樂公司在跨國操作上比台灣本土有較多的通路, 因此能在中國市場的開拓上比較有利.
所以我們可以由上面的模式看出, 台灣現在處於普通話歌曲創作的領先地位, 因而可以了解中國在將來以市場需要和娛樂公司利基的考量, 讓大量的台灣的藝人前往中國,
但中國一向對著作權踩在腳下, 再加上出版品的售價昂貴, 出版品在中國的通路尚未發展完整, 官方對出版品的流通也抱持管制的態度, 網路上交換下載音樂作品的風氣很盛, 所以國際藝人在中國只能靠演唱會, 參加節目, 和代言產品為主要收入來源, 至於出售歌曲的 CD 或錄音帶根本沒有機會賺錢.
但上述藝人賺錢的方式, 卻受到官方相當的限制, 因為開演唱會需要租用場地, 而場地絕大部分都是官方所有, 並且需要向官方申請使用, 另外媒體如電視和電台廣播都控制在官方手中, 代言產品相關的廣告宣傳需透過官方的許可, 可以說台灣藝人在中國所有的營利行為, 都需要中國官方的認可. 當然, 阿妹所屬的華納音樂公司, 不會不懂得這個道理.
阿妹事件的分析與迷思
一篇突然出現在網路上流傳的文章, 和所謂的愛國青年將台灣部分藝人扣綠帽子, 然後阿妹在杭州演唱會外竟然聚集所謂的 ”愛國青年” 抗議, 只不過因為阿妹在 2000 年總統就職大典時, 唱他從小到大再唱的國歌. 中國一向 ”穩定壓倒一切”, 在 64 大屠殺後, 全力阻止任何示威活動, 除了有特別的目的, 例如美國均寄誤炸中國南斯拉夫大使館後, 中國暴民攻擊美國使館, 因此張惠妹才匆匆取消演唱會回到台灣. 所以這次的網路文章和相關的是椎活動並不單純.
接下來的北京演唱會, 還出動公安維持演唱會秩序, 所謂的愛國青年依然能在北京示威抗議, 而且公安還可以容許這些人示威, 可見得這些人背後的勢力依然夠強, 可以確認這樣的示威轉不會換化成對中國政府本身的不滿. 就如同當初中國政府操作保釣一樣. 現在所謂的保釣份子早就無人聞問.
當然接下來, 阿妹和唱片公司自然要和中國官方協商, 所以才有北京演唱會前, 阿妹到中央電視台上新聞節目, 像是在為以前的事情懺悔, 好拿到在中國演出的通行證那樣.
就個人來看, 阿妹在中國所從事的是商業活動, 目的很清楚也很簡單, 就是要賺錢, 但中國目前極度不穩的社會問題, 阿妹的事件只是在移轉中國人內部問題的手段之一, 另一方面也阻止中國人透過台灣的藝人了解台灣, 以及趁機打擊台灣內部的手段
其實這次的阿妹事件, 還是針對中國內部, 意圖要台灣藝人和台灣政治劃清界線. 使得中國官方得以管制中國人民對外界的資訊為主, 打擊台灣為輔. 只是由市場的眼光來看, 由於台灣成熟的流行音樂產業和旺盛的音樂創造力, 中國市場對台灣流行音樂的需求依然殷切, 只是台灣藝人在中國免不了要做政治表態, 以維持共產黨政府的獨占性, 而通訊科技和數位科技的發達, 對中國官方的 “竹幕” 對外國資訊的封鎖成效如何? 將來會怎樣發展, 則值得我們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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