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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新闻兵」李振盛用照片为历史存真 (上) (ZT)

张瑞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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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红色新闻兵」李振盛用照片为历史存真 (上) (ZT) (253 reads) 时间: 2004-8-31 周二, 下午3:01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红色新闻兵」李振盛用照片为历史存真
(博讯2004年8月31日)
世界日报记者／曾慧燕
「摄影记者不仅仅是历史的见证人，还应当是历史的记录者。」拍摄新闻照片要扑捉「决定性瞬间」。人的一生常常会受某一句话影响而「一言定终身」。 (博讯 boxun.com)

世界各地旅馆预定服务

现居纽约的中国摄影家李振盛，以《红色新闻兵──一位中国摄影家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心路历程》画册，名列 2003 年世界最佳摄影画册榜首，同时荣获美国外国记者俱乐部摄影大奖。法国文化部主办的《李振盛：一位中国摄影家在文化大革命中》环球巡回摄影展在巴黎首展叁个月後，现正在欧洲各国巡展。
追本溯源，这正是当年他在长春电影学院摄影系念书时，老师吴印咸在课堂上的一句话深深印在他的脑海中，还有当时作为「反面教材」批判的法国摄影大师亨利．卡蒂埃．布勒松的摄影理论「决定性瞬间」也被他默默熟记於心。两位摄影前辈直接与间接的教诲让他终身受用。

在中国大陆那个疯狂的文革年代，在全大陆的报纸铺天盖地都是正面报导「革命形势大好」、「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情况下，时为《黑龙江日报》摄影记者的李振盛，适逢其时，用他的相机忠实纪录历史，他捕捉了许许多多「决定性瞬间」，抓拍了不少「负面」照片，然後藏在地板下，千方百计保存下来。

＊文革成历史往事不如烟

如今，文革浩劫已成历史，但「往事并不如烟」，这些「会说话的照片」重见天日後，见证了那个时代的残酷和荒谬，为历史存真补白。透过这些当年在黑龙江一隅拍摄的照片，可以从中一窥中国文革的全貌，让世人和後人真正了解那个年代到底发生了什麽事，「让历史告诉未来」。

李振盛 1963 年进入《黑龙江日报》当摄影记者，前後长达 20 年。他的老师吴印咸卅年代在「革命圣地」延安，曾拍过很多毛泽东的照片。吴印咸在讲课时鼓励他的学生们要当「历史的见证人」，他没有想到的是，其中一个学生将他这句话奉为座右铭，成为「历史的记录者」。

享誉国际的纪实摄影大师布勒松 1958 年还是中国政府邀请访华的座上宾，两年後又作为资产阶级摄影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被批判。2003年 7 月布勒松会见正在巴黎举办文革摄影展的李振盛时，才知道这位中国摄影家 40 多年来一直在着实践着他的「决定性瞬间」的摄影理论。

这两位身处东西方的世纪摄影老人，大概都没有想到当年这个年轻的摄影师，遵循他们的教诲与理论，用十万张文革照片保留了人类历史最重要的图景。

文革是一个动乱的年代，许多摄影师为了自身安危，都不愿意冒险拍摄红卫兵组织的造反集会和游行活动。中共当局也不允许新闻记者拍摄所谓「消极」照片，包括所有残酷的批斗场面和折磨人的照片。中央文革小组、省革委会宣传组和大学的红卫兵曾多次下令摄影师上交「给文化大革命抹黑」的底片，不少摄影师听从命令，这些底片最後的命运是被烧掉。为什麽李振盛能够拍摄并保存了这麽丰富的文革照片呢？

李振盛说：「说实话，我当年是在冥冥之中，感到应当把这些场景记录下来，将来会有用的。但究竟有什麽用，心里一点数都没有，更没有想到这些照片会走向世界。」

他又说: 「当时我只是意识到，必须将这个动乱的时代记录下来。我并不知道我做的事情是为了革命，还是为了我自己，或为了将来。我只知道必须用相机作为记录工具。尽可能多留一些历史瞬间的痕迹，以防止人类记忆的失落。」

＊农家孩子走向世界

李振盛 2003 年 8 月 10 日在纽约法拉盛喜来登饭店接受世界周刊专访时，回忆了他如何从一个山东农家的孩子，成为一位走向世界、蜚声中外的摄影家的人生历程。

李振盛原籍山东省荣成市。1940 年农历 8 月 21 日，李振盛在辽宁省大连市出生。第二天，他父亲写信给他在山东老家的祖父，请他给这个刚出生的孙子起个名字。他的祖父是个读书的农民，同时兼教私塾。

「在清朝末年，我爷爷曾参加过科举考试，方圆十里八村的人们，都知道他是一位非常有学识的人。我爷爷在查看《易经》後认为，我最吉利的名字应当是 29 划。根据家谱，『振』是我这一辈份的男孩规定用的字，我爷爷在这个字後面加上『盛』字，取其『振声激扬，盛誉四方』之意。」

李振盛的祖父用这个名字为他测字算命，认定他不会从事体力劳动。「我会上大学、挣大钱、名声甚至超过爷爷。我的命中注定会充满艰难，但都会挺过来。关键时刻总是有贵人相助，且事业有成，到 60岁以後，不再有忧愁，患病遇灾，也会逢凶化吉。」

现在看来，迷信耶，非耶。今天李振盛的名声确实远远超出了他那位只在「方圆十里八村」出名的爷爷。经历大半生的艰难困苦，李振盛虽然相信命运，但绝不向命运屈服，他相信惟有依靠个人奋斗来获得成功，早在 22 岁时，他刚刚被「发配」到边疆省份，就在日记中写下「决不老死黑龙江」的豪言壮语。

如今，踏入花甲之年的李振盛，果如祖父算命所言，60 岁後交上好运，尤其 2003 年更是李振盛的幸运年：去年 6 月，他的摄影画册《红色新闻兵》由具有 80 年历史的英国菲登 (Phaidon) 出版社出版，主编是先後两度担任世界新闻摄影比赛评委和评审团主席的美国联系 (Contact) 新闻图片社总裁罗伯特．普雷基 (Robert Pledge)。包括时代周刊、纽约时报及泰晤士报在内的欧美主流媒体，纷纷以显着篇幅报导该画册及作者的故事。

今年 1 月，《美国摄影》杂志将《红色新闻兵》评为 2003 年世界最佳摄影画册。该刊主编舍诺尔 (David Schonauer) 在 2004 年 1月号杂志公布评选结果时撰文指出， 2003 年是摄影画册的丰收年，在各国出版的无以数计的画册中，遴选出 20 本世界最佳摄影画册，中国摄影家作品首次入选，并名列纪实摄影画册榜首。

《美国摄影》以两页篇幅专文介绍李振盛和他的《红色新闻兵》，称赞这是「近年来最重要的摄影画册之一」，并说「它已成为 20 世纪一个时代的标志」。

去年 6 月 26 日，由法国文化部主办的《李振盛：一位中国摄影家在文化大革命中》环球摄影展览的开幕式及法文版画册首发式，在巴黎摄影遗产博物馆首站展出，创下该博物馆有史以来参观人数最多的纪录。随後将在欧美及亚太地区各国巡回展览，需时数年。

＊用镜头纪录历史的同路人

李振盛最津津乐道的是去年 7 月 10 日，在法国出席他的摄影展期间，见到心仪已久的世界摄影界泰斗亨利·卡蒂埃－布勒松。布勒松认为李振盛跟他是「用镜头记录历史的同路人」，对他「把握画面的功力极为赞赏」，破例让他拍照并合影。

李振盛最初接触布勒松的摄影理论及其作品，是 1960 年在长春电影学院摄影系读书期间，当时中国文化界有关部门在北京举办了一个「内部展览」，名为《资产阶级形形色色展览会》，其中布勒松也成为主要批判对象，批判内容包括他的 13 幅照片，其中 9 幅是 1958年他应邀到中国拍摄反映「大跃进」时期的照片，全部成了「反面教材」。

李振盛至今仍然保存 43 年前在北京参观这个展览时摘记的一份长达17 6 页稿纸的原始批判材料，并清楚记得当时全校师生特别是摄影系的师生，在公开场合都要故作姿态批判布勒松，大多数人私底下却对他的作品构图及其「决定性瞬间」的理论十分欣赏。李振盛说他习惯於在批判中「逆向思维」，从官方公开批判词中反方向思索其真谛。在他此後 20 年的记者生涯中，他一直默默实践布勒松的理论。他说：「布勒松大师『决定性瞬间』的理论，深刻影响我的摄影生涯。」

李振盛忆述与布勒松会面的经过，对布勒松破例让他拍摄各种表情的照片尤感兴奋。西方艺术评论界流传一个说法：「布勒松是摄影史上的一道门，是走上摄影之路的人都必须要经过的一道门槛。」摄影界的人都知道，布勒松有个不让人拍照的「怪癖」，为了拒绝别人拍他的照片，常常把头上的鸭舌帽拉下来挡住脸，或者乾脆转过身用屁股对向镜头。2000 年，布勒松几十年的老朋友、已 85 岁高龄的着名摄影家大卫．邓肯，因未经允许拍摄并出版了他的照片，布勒松一怒之下跟他撕破脸皮诉诸法律，成为轰动一时的国际新闻话题。

布勒松为何给予李振盛如此「特殊礼遇」？原来是两年多前，美国联系图片社总裁普雷基给布勒松看了李振盛的摄影作品，布勒松对李振盛亲身经历的故事和那些不加剪裁的照片表示「很感动」，所以才有了去年的会面。布勒松对他说：「半世纪以来，你和我在东西方不同时空、不同国度里各自实践着『决定性瞬间』的理论，我们都是用镜头在为历史留下见证。」普雷基指出，两位东西方摄影大师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为历史存照」。

李振盛摄影作品全球总代理、美国联系新闻图片社总裁普雷基有意出一本书，记述布勒松与李振盛两位摄影家因纪实摄影作品结缘、神交43 年的传奇故事。

＊人生当如流星般灿烂

《红色新闻兵》继被《美国摄影》杂志评为 2003 年世界最佳摄影画册榜首後，今年 4 月，又获得美国外国记者俱乐部 2003 年摄影大奖欧利维尔罗．博奖──国外杂志书籍最佳摄影报导奖，由李振盛与该书主编普雷基共同领奖。得奖评语指出，「李振盛在中国文革的高潮时期拍摄了数以千计的照片。但是，与他的许多同行不同的是，他没有让底片遭受毁灭的结局。现在，经他本人与《红色新闻兵》编辑、联系图片社总裁普雷基的整理，全世界可以通过这些照片，更加清楚了解那一段使中国社会天翻地覆的动乱岁月。」

正当李振盛在欧洲成为热门新闻人物之际，旅途中感觉不适，他立即飞返北京参加影事活动时顺便去医院检查身体，医师证实他患了膀胱癌，在指着萤幕上的图像给他解说时，他不但没有闻癌色变，反而後悔自己没有带照相机拍下「那朵美丽的珊瑚花」。他的「职业病」由此可见一斑。

李振盛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对待他的病情，当机立断动了手术。2003 去年 10 月 10 日做手术那一天，李振盛带一台数码相机，当半身麻醉躺在手术台的状态下，他仍在指挥一位麻醉师从各种角度拍摄了他开腹手术的全过程。他说等有空闲时想「攒」一本图文并茂的书，写写他从发现到医治癌症的心得体会。他不无幽默地说：「咱也当一个『抗癌勇士』！」

李振盛听人说「活过 60 岁之後，「「多活一天就赚一天」。他说他已经赚了一千多天了。他「不怕向上帝报到」，但由於他向全世界展示文革照片的历史使命才刚开始，还有许多出版与展览大计尚未完成，所以他唯有祈求上帝让他「死缓」。他说「缓」的时间越长越好，他可以把那几万张照片都整理出来，奉献给世人。

他说：「我向来赞赏夜空中的流星，它在瞬息的生命里，默默地在无际的苍穹中划出最後一道痕迹，顽强地闪烁一次瞬间光芒，无声无息地消失在宇宙间，化作永恒。」因此，他认为，「人生当如流星，没有阳光也灿烂。」

李振盛的一生，自始至终贯穿个人奋斗的精神。文革期间，当人们普遍批判「个人奋斗」和「名利思想」时，他我行我素，从来没有放弃追求，尽管许多人试图阻止他走向成功之路，包括他当时的领导、杀进报社支左的红卫兵，甚至他的同事，都认为他「不听党的话」。他承认自己「是个具有叛逆性格的人」，他的个性是「敢向强者挑战，不向弱者示威」。文革十年浩劫，他拍摄了大约十万张底片，普雷基反覆看过其中叁万张，《红色新闻兵》收录的只不过是 285 张；在巡回摄影展中只编入 150 多幅照片。

30 多年後，当这些文革画面出现在世人面前时，李振盛说：「如果说我有什麽成就可言，那就是我总算为世人留下了这些照片。我始终坚信要靠个人奋斗来取得成功。就历史而言，也惟有依据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宏伟史实记载，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记忆相结合，方能合成一部鲜活完整的民族史。」

＊让历史告诉未来

今天，当李振盛反思文革时，深深感到「绝不能让文革的历史悲剧重演」。他为自己拍摄的文革系列照片命题为《让历史告诉未来》，通过这些触目惊心的照片，向世界展示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真实情况；让全人类都了解 20 世纪在中国发生的那场空前大劫难。「现在谈起那一段荒唐岁月，就好像是昨天的一场噩梦。」他深有感触地说。

李振盛出身农家，从小就要帮父亲干农活，直到十岁才上学。那时候，「新中国」已於 1949 年 10 月 1 日成立，他成为第一批「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也是第一批戴上红领巾的小学生。

李振盛的父亲望子成龙心切，1951 年设法重返大连工作，两年後如愿将李振盛接回大连。来自农村的李振盛，非常喜欢看电影和收藏电影票根，每张票根背面写着看过的影片名，他也十分喜欢文学与画画。初中时，每星期有叁个晚上，他在大连市群众艺术馆学习绘画历时叁年，那时他的志愿是成为画家。

1957 年春天，物理老师在学校成立一个摄影爱好者小组。因为李振盛擅长画画，老师让他担任摄影小组组长。学校有一台捷克斯洛伐克制造的 120 型「方箱」相机，他开始拍摄照片。

李振盛对摄影真正产生兴趣，是在大连参观苏联摄影艺术展览後。他收集许多 1956 年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的明信片，大部分是美丽的风景照。另外，电影院外面张贴的海报也令他印象深刻，那时他没有钱看电影，常常在电影院的门外「听」电影，一边听大喇叭广播影片对白与音响，一边看海报上的剧照想像着银幕画面。这样锻炼了他日後对摄影画面的把握与感悟能力。

李振盛念中学时是住校生，父亲每月给他 8 元人民币伙食费 (相当於今天的一美元 )，他每月省吃俭用节约一小部分钱用来集邮，不久便收集了许多国家的邮票，他还专门收集艺术或文化类的主题邮票，其中有作家、诗人、画家及名画等。那时集邮爱好者惯常聚集在全市最大的邮局胜利桥邮局的一个特定角落交换邮票。

一天，一位刚开始集邮的中年人，很想要李振盛的邮票，对方主动提出用一台日本制造的 120 型相机作价 38 元钱，与他交换 200 张邮票。「所以，我的第一台相机是用邮票交换得来的。」李振盛自豪地说。那个年代的中国，相机是奢侈品，中学生能拥有相机令人羡慕。遗憾的是他买不起胶卷，一个胶卷八毛钱，当时相当於他每月生活费的十分之一。

同学们知道他有一台相机，常常请他拍照。几个同学凑钱买一个 120胶卷，可以拍 16 张底片，让他使用其中一张作为酬劳。由於胶卷难得，当他拍照时，总是认真构图和采光，每当发现有趣的画面，便会用属於他的那张底片拍照。

他拍的一张生活纪实照片，是回山东老家过年时，借助窗外照进屋里的一缕阳光，抓拍了爷爷和妹妹坐在炕上看书、妈妈为他缝补袜子的镜头，命题为《农家叁代人》。叁年後，这幅照片作为他报考长春电影学院摄影系提交的摄影作品之一，受到主考老师的好评。

＊初生之犊不怕虎

当时，李振盛的志愿是考美术学院。「我从来没有想过学电影摄影，因为那时在中国只有一所电影学院，而且在北京。」然而，大跃进开始後，决定在每个省份都创办一家电影制片厂。1960 年，文化部决定分别在上海和长春创办两所新的电影学院。

长春电影学院在吉林省省会的长影院内，招生考场分设东北四个城市，大连是其中之一。尽管李振盛只是高一学生，校长却鼓励他去参加考试，「他认为我完全合格。刚开始，我不认为自己能行，但我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昼夜苦读大量书籍，尽量了解与电影有关的一切内容，无论化学或物理，还是艺术，之後，我决定参加考试。」

那次摄影系在大连考区只有一个名额，却有 160 名考生竞争，加上报考其他各个系的考生有 800 多人。全部考生坐在一个大教室里，黑板上有这麽一道题：「史氏的着作你读过吗？有那些主要内容？」考生中有人举手问「史氏是谁？」老师问谁知道这个史氏？没有人吭声。李振盛大声说：「苏联戏剧理论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大家都十分惊讶地看着他。老师又问：「他有哪些着作？」他曾经在图书馆翻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一本书，凭记忆说：「《演员自我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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