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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是谁杀了宋教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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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是谁杀了宋教仁？（三）   
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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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3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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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是谁杀了宋教仁？（三） (1045 reads)      时间: 2004-7-26 周一, 上午8:27
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是谁杀了宋教仁？（三）


芦笛


四、袁世凯的嫌疑也可初步解除


袁世凯到底是无辜还是有罪？史学界一口咬死他是主谋，似乎就只有两条根据，其一是他有作案动机，也就是说他是宋死亡的最大受益者；其二就是洪述祖发给应桂馨的密电所说的“毁宋酬勋”。对于后一点，前文第二节已经讨论过了，我觉得并不能成立。

第一条也大成问题。在我看来，袁根本没有非杀宋不可的理由。

据说，袁除去宋，乃是因为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大胜，在参众两院都获得多数席位，宋是内阁总理的当然人选。一旦他当揆，则老袁势必成了虚君。所以，他非除去宋不可。

这其实是一种假说，而且还是一种经不起推敲的假说。主张此说的人忘记了几个事实：

第一，杀宋并不能同时杀了占据多数国会席位的国民党人。宋虽死去，国民党仍是国会第一大党，老袁被架空的危险性并没有解除。以暗杀作为政治斗争方式，在老袁那种老奸巨猾的政客手上干出来，实在是难以思议。

第二，以实力为后盾的武断专行远比暗杀有效。其实民国成立伊始，老袁就为这“党派内阁”和同盟会斗争得不亦乐乎（所谓“府院之争”，亦即总统府和国务院之争），早就斗出了丰富经验。

民初第一个内阁总理是唐绍仪，他曾和老袁为任命直隶省都督的事闹翻。唐以内阁提名和省议会选举的双轨程式，请袁任命亲同盟会的王芝祥为直隶省都督（相当于后来的省军区司令，但地位比省长【其时叫民政长】高）。袁不愿京畿守卫重权落在异己手中，改委王为南方宣慰使，唐拒绝在命令上签字。按责任内阁制，无内阁副署时，大总统命令无效。袁世凯却无视制度规定，径自下达命令，导致唐内阁倒台。以后几届内阁根本名不副“责任内阁”之实。就算宋入主内阁，他又有什么能耐抗衡老袁的横行？袁又何必怕他怕到非得杀了他不可？他后来连国民党都敢取缔，连临时约法都敢废除，又何必怕宋怕到了非得使用这种拙劣而效果可疑的办法除去之？

第三，当时党派政治在中国刚刚出现，非常幼稚混乱，许多人不过是为了赶时髦，图新鲜，或是把入党当成了新式科举。其时的政党既不像列宁主义政党式的黑社会组织，也不像西方议会政党，连明确的政见都谈不上。各种政党多如牛毛，跨党人士比比皆是。据说就连引退上海不管政事的伍廷芳，也被先后拉入１１个党。赵秉钧也是各党派包括国民党在内争相拉拢的对象，后来给成功地拉入了国民党。黄兴甚至还去邀请过袁大头加入国民党，被袁婉辞了，说他是大总统，未便加入某个党派，云云。

总之，国民党的大胜其实是一种“泡沫政治”，没有多少份量，后人不能用西方政党的模式去套当时的政局。

国民党是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等几个组织合并而成的。同盟会本来就是个松散的大杂烩，国民党就更不用说了。小宋死后，老袁略使分化瓦解手腕，国民党就分崩离析，溃不成军，说明它根本就不是能在国会战场上叱吒风云的政治力量。就算小宋不死，且有经天纬地之才，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双方实力对比以及国民党软弱松散现状。

第四，老袁和在野革命党人不同，名声对他来说更为重要。在有别的办法收拾政敌之时，他用不着去使那种可能后患无穷的手段。他是将官出身，在谋事时预估失败的可能应该成了思维习惯。暗杀风险甚大，任何人都会想到“万一凶手被擒，说出是谁指使怎么办”的问题。他以大总统之身，犯不上去冒那个险。

第五，如我在《“毁宋酬勋”考》中指出，根据应洪来往密电，应桂馨告诉袁已经拿到了宋教仁在日本刑事犯罪的证据，他曾指示应把证据寄来。那确实是最有效地毁灭宋的政治生命的政治武器，而且毫无风险，既然袁已经有了这有效的“毁宋”手段，何必还要诉诸风险很大、效果可疑的暗杀？

还必须指出，暗杀似乎不是袁的一贯作派。宋死后，有人（一说是黄兴，待考）上的挽联云：

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
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这里指袁先后杀了三个人，即吴禄贞、张振武、宋教仁。

张振武在袁伟时的文章里提到过，他是武昌“首义”有功人员之一，深为黎元洪所忌，民国建立后一直官场失意，曾在武昌鼓吹“二次革命”。民国元年８月，袁世凯请他入京作总统府顾问，黎力劝张就任，张应命赴京。不料他前脚走，黎后脚就给袁发了一封极长的密电，略云：

“（ 张）近更盅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倡谋不轨，狼子野心，
愈接愈厉。冒政党之名义以遂其影射之谋，借报馆之揄扬以掩其凶横之
迹。排解之使困于道途，防御之士疲于夜，风声鹤唳，一夕数惊。赖将
士忠诚，侦探敏捷，机关悉破，弭患无形。吾鄂人民胥拜天赐，然余孽
虽歼，元憝未殄，当国家未定之秋，固不堪种瓜再摘，以枭獍习成之性，
又岂能迁地为良。元洪爱既不能，忍又不敢，回肠荡气，仁智俱穷，伏
乞将张振武立予正法，其随行方维系属同恶共济，并乞一律处决，以昭
炯戒。此外随行诸人，有勇知方，素为元洪所深信，如愿回籍者，请就
近酌发川资，俾归乡里，用示劝善罚恶之意。”

袁世凯看了密电后顿时变色，立即和梁士诒、赵秉钧、冯国璋、段祺瑞、段芝贵等人商议是否遵照黎电办理，梁主张向黎去电核实是否确属黎本人意思。武昌复电证实后，袁才决定逮捕并处决张、方两人。事后舆论大哗，袁不得已公布了他和黎的来往密电，说明是遵照副总统之命不得已干的事。在今天的人看来，这当然是践踏法纪的犯罪行为，但袁毕竟不是祸首，杀张并非他的原意，也不是主动行为。

吴禄贞倒确实是袁派人暗杀的，但那属于不得不采取的紧急行动。

吴为日本士官学校第一期骑兵科毕业，在日本参加兴中会，回国后参与华兴会的发起和成立。辛亥革命爆发时，吴任陆军第六镇统制，驻石家庄，藉赴滦州宣抚之机，与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会商联合举兵起义。此时山西已宣布独立。他断然截留南运武昌军需，并电奉清廷“大赦革军而息战事”。清廷大惊，疑其为革命党，但仍不敢贸然撤其职，乃佯为嘉许，11月4日，授署理山西巡抚以示笼络。吴察，于6日赶赴娘子关会晤山西都督阎锡山，密议组织燕晋联军，由吴任联军大都督兼总司令，阎副之，并约期会师直捣北京。事为袁世凯侦知，遂密遣被吴革职的周符麟至石家庄，收买其卫队长马惠田，于11月7 日凌晨将吴杀害。

由此可知，吴位高权重，贵为军长（镇统），身拥重兵，驻扎拱卫京畿的战略要地石家庄，又与山西民军联合，如果真按其计划发兵攻击空虚的京师，则朝发夕至，不难一鼓而下。当此生死危亡存于一线之际，袁不能不出此下策。果然，吴被暗杀后，群龙无首，第六镇很快就瓦解了。这是战争中采取的非常行动，犹如老美后来用“斩首战术”暗杀萨达姆，跟和平时期杀宋完全不一样，后者根本没有非如此不可的必要性。

综上所述，似乎可以得出结论，与“实行暗杀主义”（宋教仁语）的革命党人不同，暗杀似乎不是大臣出身的袁世凯解决危机的习惯方式。

还要指出一个为众多史家忽略的事实，也就是大总统的重任和当时的国情，不容许袁在刺宋这种事上投入过多精力和时间，

袁是日理万机的大总统。其时民国成立了一年多，尚未获得国际承认。此时当真是内外交困，国际上，俄国制造外蒙独立，中国正紧张地跟老毛子交涉（附带说一句，以弱国之身，能和俄国签约，保存了中国对外蒙名义上的宗主权，是袁的一大政绩），西藏也在闹独立。国内则除南北隐隐对立之外，尚有豫匪白狼横行中原如入无人之境，各地人心浮动，兵变迭起……。更严重的是国家财政极度困难，以致历届内阁的大事就是借债，不借债就无法维持运作。老袁为了向五国银行借所谓“善后贷款”，既要说服从中作梗的日本人，又要压服国民党人的反对，弄到焦头烂额。随便在网上档案馆里查一下１９１３年大事记，就能看出那确实是多事之秋。

在这种背景下，刺宋就算是老袁的意图，也根本就不可能在袁心中具有多少priority。他根本不可能像咱们爱国（民党）爱共（产党）人士想像的那样，是个无业游民，成天无事可干，有大把时间去琢磨怎么害人。

而且，他是大总统之身，洪述祖不过是个内务部秘书，办公地点在“院”而不在“府”，两人地位悬殊之至，洪岂有想见就能见的？但奇怪的是，如前文所说，应桂馨在３月１３日主动向洪提出刺宋的建议，次日又重复该建议，１６日，也就是３天后，洪回电批准。当时的电报往来需经邮局转递，再加上译码所需时间，可见回复大概也就是接到建议后一两天的事，那批准简直是快到了难以思议的地步。洪究竟是怎么绕过重重官僚机构，一步登天的？唯一的可能是通过老赵转递。但前面已经分析过了，赵介入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而且，洪在此前给应的密电中曾说，赵已经将与应策划阴谋活动的事交给了洪全权处理。

因此，看来批准杀宋很可能是洪自作主张，与老袁没有什么关系。这一推测也与洪的电文内容相符──尽管应曾特地说过“转呈候示”，洪却从未说过“中央批准照办”之类的话。

最后一个有利于解除袁嫌疑的事实是，３月１９日，袁世凯宣布国会开幕典礼定于４月８日在京举行，并多次催促宋教仁北上。如上所述，３月１３、１４两日应连续提议刺宋，１６日洪予以批准。如果此事果然得到袁的首肯，他为何要在此后还宣布国会即将开幕，并在３月中旬数次敦促宋北上？须知应乃是上海滩的地头蛇，宋一离开上海，他就再也没有暗杀宋的机会了。袁应该知道应的背景，如果他真的想让应刺宋，应该尽量制造借口，拖延宋在沪居留的时间，以便应有下手的机会才对，为何反其道而行之？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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