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k
加入时间: 2004/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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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dck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华盛顿邮报：中国拷问蒋彦永 Chinese Pressure Dissident Physician
Hero of SARS Crisis Detained Since June 1
By Philip P. Pan
Washington Post Foreign Service
Monday, July 5, 2004; Page A01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articles/A28014-2004Jul4.html
趙紫陽？你提到他我就生气，他只不过是共党养的一条狗
，明知会被关起来直到归西，就是不会反抗这个主人。他是再世阿斗，不可能站在老百姓一边的，如果当初他在天安门说，学生是对的，腐败是错的；投票选举是对的，独裁是错的；言论自由是对的，迫害是错的。法轮功会有今天这样的处境吗？是的，你一定会说如果他当时说了可能会怎么怎么样，不就是“死”字吗？赵氏将苟延之生留给了自己，将死亡和耻辱留给北京市民和全中国人民。我不敢说，共党里会不会有良知者，但是赵肯定不是！！
华盛顿邮报：中国拷问蒋彦永 Chinese Pressure Dissident Physician
Hero of SARS Crisis Detained Since June 1
By Philip P. Pan
Washington Post Foreign Service
Monday, July 5, 2004; Page A01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articles/A28014-2004Jul4.html
乡村教育怎么变成了抢劫的幌子？
倪铭
中国乡村的教育现状之落后，现在是举世闻名了。究其原因，乡县政府抱怨说，本来乡县政府财政收入不多，但是承担了乡县基础教育经费的绝大部份。有的甚至占了财政开支的80%。中央政府财政预算中教育开支还没有突破4%。相比之下，乡县政府做出的牺牲，不免令人敬佩。但是乡县政府还要吃饭，因此，许多被乡村人投诉的国家税收之外的乱收费，很多就是以教育的名义强迫征收的。表面上看，真叫人无可奈何。甚至有些同情那些乡县政府。
其实乡村除了教育集资，教育附加等费用，在孩子们进校门读书的时候，还要交纳一笔学费，有的因此交不起，则不得不让孩子失学。里外里，在教育上老百姓至少要交三次费。真是做到了「再穷也不能穷了教育」。教育乱收费的社会问题，据大量媒体揭发，城里精英们把持的大学，也参与其中，有个大学富得，连办个校庆也要一掷200万元巨金。现在已经激起了民愤。我们这里不扯远了，还是回到乡村。
我总是不明白，既然国家也声明实行义务九年教育，就不应该再向乡亲们收钱。即使退一步讲，国家财政条块分割的现状，让乡县政府不堪重负，那也应该让孩子们的家长，把钱直接交给学校的老师，不就得了，何必带著民兵警察，甚至配上步枪警犬，鬼子进村，如临大敌，收了钱，兜一个大圈子，再给学校的老师发工资呢？
最近从网上看到讲述乡村人困苦的《看看他们》一书的节选，安徽农民程永烈口述，「各种乱摊派的费用太重了，钱都归村干部腰包了，你要是不交钱，他们就找一帮流氓向你要钱，你不给就打你，你交了钱，你连个白条也落不下。你要是告了他们，他们都能打死你，你去哪告？他们在村里经常打人，打死都不管。村里搞民主选举，他们就强迫你只能选那几个人，都是他们的亲戚。村长的小舅子连三年级都没毕业就当了会计，村里的小学老师连26个字母都不会念，而高中生、中专生却照样要在家里种地！这些事谁也管不了，有冤无处伸啊！」
这让我明白了，村里的小学，不是教育孩子的地方，成了解决村干部家属就业的地方。假如让乡亲们自己决定是否该交这个学费，很可能这些干部家属就丢了饭碗。《看看他们》这本书是民间作者写的，也许是个个案，也许有点夸张。但是最近在媒体上正式发表的国家审计署的审计报告，则以中央政府的名义，严肃地揭露出了一个问题：一些县的教育及财政部门「吃」教育问题十分严重。其中，广东吴川市教育局在被点名之列。这个编制70人，超编60人，共有130人的教育局，一年半的吃喝报销则达611万元。平均每人4.7万。按照一年365天，天天吃喝计算，一年半548天，每人一天吃86元。这不是比天还大的荒唐吗？可居然就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发生了。
如果是土匪跟你抢钱，你还可以反抗。但是来了一伙人，号称自己就是政府，打著一个你不能反对的办教育的旗号，抢走你的血汗钱，然后这一小伙人私自瓜分挥霍，你可奈何？并非老百姓不知道这些事情，不为之愤怒。只是如果事情不被中央政府揭发出来，老百姓永远没有反抗这种抢劫的合法理由。因为这个抢劫本身是合法的，就是政府按规定抢的。
乡村教育收费，之演变成了合法抢劫，完全是权力型垄断造成的。而这种垄断还不同于比尔盖茨那样的私人资本垄断那样，政府还可以依法治他。乡村教育变成了垄断行业，无人可以竞争。垄断本身就是权力，无人可以反抗。国家原本重视教育，但是在官僚垄断的体制下，反而严重摧残了教育，走向了反面。这是问题的所在。
中国自孔子开始，就是一个重视教育的国家，教育是个神圣的事业。改革前办教育的权力也集中在国家手里，但是不收费，因此也没有抢劫人民的问题，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性质的义务教育。改革教育收费，教育商品化，封闭地看，是解决教育经费，提高教育界积极性的好办法。但是这个办法不能在权力垄断的体制下进行。否则教育就是去了市场的制衡，政府也失去了对公平竞争秩序的维护作用，成为参与者之一，想避免权力为私人利益、部门利益服务都不行。权力垄断型产业，不仅在教育，在任何领域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敌。看看在同一份审计报告里面揭发出来的国家电力公司穷奢极欲地挥霍，令人胆寒。权力垄断是破坏社会公平的力量，是导致社会动乱的因素。
[2004-7-3]
天安门发生示威 唐山万名移民准备进京告状
自由亚洲电台报导，中国唐山万名库区移民准备进京告状，抗议非法掠夺土地，强制搬迁和警察暴行。七一期间，天安门广场发生短暂抗议示威。
据法新社星期六引述唐山库区移民请愿组织者郑明方(音)的话报道说，北京市公安局拒绝批准他们七一期间到天安门示威，抗议唐山市政府的15项恶行。郑明方表示，库区移民将继续争取进京抗议的权利。
与此同时，两名北京拆迁户抗议组织者表示，他们在七月一号被北京警方拘留，而警方又拒绝出示不准抗议的书面文件。七一当天，尽管当局不准抗议游行，但是天安门广场仍发生来自吉林、黑龙江和河北等省的共三四百人举行的短暂抗议，抗议内容包括政府非法强占土地、强迫拆迁、失业、非法收费、拒绝或久拖不办上访案件、拘捕请愿者、迫害政治异见者、宗教人士及法轮功成员等。抗议者很快被警方的六辆巴士汽车拉走。天安门广场公安派出所拒绝证实发生过上述抗议。
上百北京人致函胡锦涛吁发还私房
一百多名北京市民最近给胡锦涛写信，要求中国政府承守信用，执行今年四月人大修宪中有关保护公民私有财产的条款，把他们在1958年社会主义改造中被收归国有的私房产权还给他们。
*私产入宪 有法可依*
今年四月中国人大代表在修改宪法的讨论中，在宪法中增加了保护私有财产的条款，老百姓称为私有财产入宪。
北京的一些市民就是根据宪法，以上访写信等手段，希望以胡锦涛为国家主席的中国政府能够把他们在1958年国家统一经营租赁管理的经租房产权归还给他们。
*当年剥夺 现在如何？*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实行的是公有制经济。从建国初期的所谓“一化三改”时代开始，共产党政府逐步把中国公民的土地、商店、工厂、祖传的住房等通过正当途径得来的私有财产剥夺殆尽，统统归公，进行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到了文化大革命时代，更是登峰造极，农民连在自留地种葱，甚至养鸡都不行，当时被称为“割资本主义的尾巴”。
经过半个世纪的实践，公有制经济被证明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中国开始进行市场经济改革，外资企业，合资企业以及民营私营企业在中国经济中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今年四月，中国人大把保护合法私有财产写进宪法，受到海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
*保护私产不能只说不做*
北京市民梁景禄、魏秀玲、马振环等等一百多人在他们写给胡锦涛的公开信中呼吁，中国政府在保护私有财产方面不能只说不做。他们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并且归还被收归公有的房屋产权。
北京市民强调他们根据中国宪法进行合理上访，在接受境外记者采访的时候，非常慎重，唯恐他们的和平请愿活动会受到当局的镇压。辽宁工人要求政府保护下岗工人权益的和平请愿活动就遭到镇压，几名工人领袖被当局逮捕判刑。至今仍然被关押在监狱之中。
*有法不依 严峻挑战*
观察家指出，保护合法私有财产一旦写入宪法，就面临一个落实的问题。其它一些法律如民法、物权法等，其内容也应当作出相应的修改。 不过，他们说，中国离开一个法制国家相差还很远。有法可依还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在于有法不依，这才是真正的挑战。
以前对合法私有财产的侵犯，最主要不是来自个人，而是来自党和国家。即使是现在中国宪法明文规定保护公民私有财产的情况下，暴力强迫拆迁的事件在全国仍然层出不穷，一些地方政府甚至动用推土机把老百姓的房屋连同里面的家具财产全部推倒。一些市民不得不以自焚的形式，抗议地方政府对他们的房屋和私有财产进行强制性剥夺。
*无法追究历史责任*
要求归还国家统一管理的经租房产权的一百多名北京市民在公开信中也承认，历史是一个漫长纷繁的过程，他们无法追究历史的责任与对错。但是他们呼吁国家要守诚信，要求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建设部等尽快给他们一个合法的答复。
中国农民土地权益得不到保护(2)
在六月底举行的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十届十次会议上，中国官员表示要努力解决所谓的“三农”问题。但是观察人士指出，中国的共产党政府从来都把农民当作二等公民对待，“三农”问题的解决不过是说说而已。
*取之于农村 用之于城市*
《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主编、前中国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的程晓农说：“中国过去50多年来，采取的一直是剥夺农村、辅助城市的政策。”
程晓农指出，在1978年之后实行农村经济改革的七、八年间，这种政策一度扭转过，那时候城乡生活差距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是自从北京当局把经济发展重点转移到城市以来，农村和农民的处境就又恢复原样了。
他说：“89年以后，整个形势又再度扭转，重新恢复到那种剥夺农村、辅助城市的政策。这样的话，经过历年累月，农村的情况相当困难。”
*农业欠发展的主要原因*
程晓农指出，政府的政策欠佳是农业得不到发展的主要原因，“首先是政府的税费比较重，其次呢，政府把沉重的养农民干部的负担完全转嫁到农民头上。再就是国家不肯承担它承诺的、宪法规定的义务教育的开支，所以在农村，农村的中小学教育实际上是由农民来负担的，不是义务教育。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的负担就非常重。”
另外，程晓农指出，农民办生意、贷款或者集资的渠道非常有限，“政府是在农村实行邮政储蓄，只从农民那里吸收存款，但是吸收来的存款全部被集中到北京，然后转移到沿海地区。换句话讲，到现在为止，政府一直实行的是抽血政策。农民基本上不可能从金融机构获得资金，所以即使他有一些发展经济的机会，他也没有资金来源，政府完全不辅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农民遇到多方面的困难。”
*程晓农：权贵市场经济*
当记者问到程晓农，中国的农民以及农业问题是否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能够有一些新的对应政策，他回答说，中国现在实行的并不是符合国际标准的市场经济。
“中国是一个政府操纵的权贵经济，或者说权贵市场经济。这个市场经济不是由市场来调配资源的，而是由政府和它的各级官员，以及官商勾结的商人，在支配着这个国家的经济资源。”
程晓农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讨论如何发挥市场经济的体制来解决一些问题，等于是缘木求鱼，从根本意义上讲，要改革的是中国的社会以及政治体制。
*市场调节不能代替政府职能*
程晓农说，市场经济自然有它本身解决问题的一些机制，但是即便是纯市场经济体制，也不能全靠市场来解决社会福利、以及平衡发展等问题，有些问题是需要政府发挥职能来做的。其中，普及农村教育问题，就应当是政府的职能之一。但是，中国政府目前这方面做得很不够。
“它(政府)根本不谈这个问题。一方面，宪法规定，全国实行中小学、特别是初中和小学的义务教育；另一方面，政府又说，农民的教育开支必须要农民负担！像这种不讲道理的政策在中国多得是。它不是一个完全按道理、按法制办事的政府。”
*田国强：文盲半文盲太多影响民族生存*
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田国强也认为，最终长期解决三农问题、即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政府需要大力、从根本上着手普及教育。他说，现在普及教育问题即便在城市，也是存在的。但是在农村就更加严重。
田国强说，“那些非常贫穷的农民家庭的小孩，他交不起那几块钱学杂费、书本费，而失学。许多小孩六岁、七岁上学了，但是一两年、或者几年以后就失学了。把这些人加进去的话，中国实际上文盲和半文盲的比例，实际上是非常之高的。如果这个问题不引起政府的注意，我觉得，从长远来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且包括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的问题，我觉得都会有问题。”
*政府应真正酌情实行免费教育*
田教授说，教育本身不能全靠市场经济，特别是基础教育，应该是政府出资来办的，政府应该真正实行免费教育。
他说，“如果不能象美国这样的一律地免费，是不是可以根据收入的阶层，比如说农村的小孩，他买不起书本费，这种情况下，政府拿出大的决心来办学。那么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中国的工业化、中国的三农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江泽民比吕加平更具进步作用
曾节明
今年二三月份，小溪先生就吕加平散布关于江泽民丑行的传单一事对吕先生大加赞扬，称赞他是“侠之大者”，中华民族的“脊梁”。后来有一位周育田先生也给了吕加平很高的评价。
当时怀着敬佩的心情，在下迫不及待地拜读了他要求调查江泽民问题的传单，又追读了吕加平的主要著作，之后，未免有些失望。
吕先生的所为，既非侠义，更不能代表一个民族的“脊梁”精神，只能算是一位普通公民对独裁者个人人身进行言论攻击的勇敢行为。
吕加平在信中所列的江泽民问题有：家庭出身问题；大学时代汉奸历史；向中共党组织扯谎问题；为苏联做间谍历史；婚外情问题；国家大剧院问题；不交军权问题。这其中，只有汉奸，间谍历史是事关国家的真正问题，可惜吕加平先生在提出这些问题时讲不出出丝毫的根据和线索，他的凭据是“听来的”。
贼民同志的家庭出身属于其个人隐私，按尊重人权的原则，江贼民也有人权，这不能作为问题调查。至于他向党组织撒谎的问题，即使真撒了谎，也不能作为问题调查。为什么呢？因为中共的党纪组织规章制度本身就是侵犯人权的“法外之法”，在这套侵犯人权的黑社会制度下，其成员要保护其人身自由，人权少受侵犯，不撒谎能行吗？既然党组织不是东西，为什么就不能骗它？至于和宋祖英等人乱搞的传闻，若属实，对国家领导人来说确实不光彩，但也是属于个人隐私问题，要调查也必须司法介入。 国家大剧院产权并非贼民同志所有，这个建设项目只能算作劳民伤财的恶政。但按中共伪国的法律制度，很难对江贼民进行具体指控，因为劳民伤财是中共国家制度的产物，几十年一贯制。不要忘记，李鹏力主上马的长江三峡，其劳民伤财和祸国殃民隐患要比国家大剧院远为巨大。
根据江泽民多年来下三烂恶贯满盈的表现，在下也相信贼民同志在这些问题上不会有清白之身，经不起调查。但是吕加凭先生抓住这些个人问题和非根本性的问题大做文章，对于事关中华民族进步前途命运的问题：
六四平反问题；
政改问题；
由sars危机表现出的新闻自由问题；
停止迫害法轮功及宗教信仰自由；
江贼民在这些问题上的倒行逆施违宪行为，他却只字不提。可见吕加平先生的“揭江”行为，主要是对人不对事，而且用的是共产党的落后标准和人身攻击手法，谈不上有什么侠义精神，怎么算是“侠之大者”？在下以为，吕先生的行为与蒋彦永医生的行为有着本质不同，蒋医生才是真正的“侠之大者”。
吕加平呼吁江泽民交出军权，所有权力归胡锦涛，实际上是呼吁倒退。因为权力越集中，就越不受监督，就越容易滋生大罪恶。贼民之所以犯下镇压法轮功的罪恶，直接原因是党国军三权集于他一身，能够为所欲为造成的。现在江泽民严重地限制着胡锦涛的权力，胡锦涛也成为江泽民的一大障碍，事实上造成了违反共产党专制规则的分权，专制权力的威力打了折扣，这对于民族和老百姓来说，是好事情。吕先生呼吁重新集权，实际上是呼吁倒退。
另外，按共产党的规则，军委主席并没有连任限制。吕先生要江交军权的提议，也站不住脚。
成为民族脊梁者，必须有代表这个民族希望和生命力的东西。自由民主人权观是世界先进潮流，也是解救中华民族的观念，但遍观吕加平先生的主要著作，在下找不到一点这样的东西。如：
《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战略》，《步步紧逼的美国对华单线攻势战略》
《阴谋与抗争》等文，反映的却都是国家机器高于自由，民主，人权，以及为了国家强权，罔顾人命，不怕打世界大战的共产党文化新左法西斯价值观 。这说明吕先生的思想及诉求，不仅不能代表民族的希望反而代表了民族的毁灭。这样的精神哪是什么民族的“脊梁”？相比之下，蒋彦永医生所为才是中华民族的脊梁的真正表现。
小溪先生和周育田先生误将吕加平当做“侠之大者”和“民族脊梁”，说明他们还没有走出“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赞成的”中共党文化思维误区。
当然吕先生也有一点属于民族脊梁的东西：挑战独裁者的勇气。这是值得人们钦佩的。
由此谈江泽民比吕加平进步的问题。
江泽民是一个不讲道德的恶棍，是个无原则的投机分子，根本没有什么思想，更不要说先进思想。所以江泽民本身毫无进步性可言。但是这样一个奸贼瘪三却凭着过人的运气和权谋术，窜升至中共伪国最高领导层，并至今牢牢掌握着主要权力。江泽民精神空虚，内心淫乱邪恶，根本没有理想，他所作所为的唯一目标，就是最大限度地获取及保住他一己私利，以及防止自己和家人被清算，“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中共的未来前途命运他是不会关心的。
古话说：使功不如使过。八九以后，中共内部改革派早已凋零殆尽，在今天奸贼佞臣新左法西斯分子当朝的今天，任何良好的施政愿望都会竹篮打水一场空。江泽民的邪恶和无原则，如今反而有利于历史进步。为了抗击胡锦涛“接班”势力的挑战，江泽民决不会顾忌使用绝中共后路的烂招。十多年来，贼民同志为笼络人心，以身做贼，纵容贪污腐败，已把党，政两块彻底蛀烂；用“三个代表”把中共意识形态最终搞垮；对上访群众大打出手，非法绑架蒋彦永医生，极为有效地教育群众认清了共匪面目；近年来为把“钢铁长城”变成私家军，大封异性“王”，把“将军”搞得一钱不值，把管家情妇塞进军委，“解放军”也被彻底搞烂了。党家军向私家军转化，实际上是变相推动了军队国家化，因为“党家”远比“私家”顽固得多，难对付得多。
江贼民最大的“功劳”，莫过于彻底粉碎新专制者朱镕基的救党企图，并把企图以毛泽东思想重新集权的救党者胡锦涛架空成光绪皇帝，无意中将会大大缩短中国人民受共党残害之苦。试想，要是朱镕基，胡锦涛得逞，“只杀贪官，不问皇帝”，中共寿命大大延长，专制本性却丝毫不变，这是何等可怕，谁能保证不再出更坏的泽东，泽民们？
英国有句谚语：“通往地狱之路是好心铺成的。”贼民逼退朱镕基等“好心人”，“功”莫大焉！如今，千疮百孔的中共国大厦再也经受不住一场风雨了。胡锦涛等真心救党者即使能熬出头来，也只有由光绪变成载沣的份。
吕加平的进步在于：在江泽民已经臭不可闻的名字上抹上重重的一笔，而江泽民的进步是：用下三烂手段彻底葬送了中共。
(2004年7月3日下午)
「审计风暴」吓昏江氏人马
诸葛青
上个月，由五百多人组成的审计队伍，已分别进驻中石化、 中海油、中国网通、中国联通等大型国企展开审计工作。
近来，有黑社会扬言，审计人头每颗悬赏二十万！奇怪吧，审计审的是国家大型国企的经济，和上不了台面的黑社会有什么冲突呢？
再仔细琢磨琢磨，「中石化」、 「中海油」、「中国网通」、「中国联通」里面哪个有江绵恒卷在里面？哪些触犯了江氏家族和江家帮？把这个搞明白了，就知道谁是黑社会，就知道谁想要审计人头，就知道那些钱还是从国库里拿。
中央社7月4日报导，在中国掀起全国审计风暴的中国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最近在会见外宾时表示，揭露腐败问题是中国审计机关的重要任务，按照「宪法」规定，审计机关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干涉，「连国务院总理也不能干预案件调查过程」。
东方日报报导，李金华强调，国家审计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是不断揭露和查处违反法律法规的问题及腐败问题。近年来，中国审计机关的主要目标是透过审计促进政府部门的权力受到制约，促进政府行政行为的公开透明，逐步铲除滋生腐败的温床。
而这些问题会触及到哪些人、哪些政府行政部门呢？看看宏观调控中公开和温家宝对著干的是哪些人就明白了。
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六月底公开揭露内地多个部门弄虚作假、挪用公款，造成国家数十亿元的损失，刮起一股「审计风暴」。近日，面临众多利益部门的炮轰的反击，甚至黑社会的恐吓和威胁，但「审计风暴」的速度。并未减缓。
据北京《法制晚报》日前透露，一名审计员报告说：审计工作困难重重 ， 他们常常受到抵制，甚至恐吓和威胁，有黑社会曾扬言花20万元买审计人员的人头。 但审计长李金华表示，不为所动。
61岁的李金华说：「我的心比较『狠』，手段比较『铁』……有很多人劝过我要注意安全， 我不担心！」
李金华曾公开表示，要透明审计国家的财产，告诉老百姓钱是怎样花的，「审计就是国家财产和纳税人的看门狗。」
北京《法制晚报》进一步表示：事实上「审计风暴」的掀起，因牵涉的面和人广而多，审计报告是否公布受到争议，最后是在温家宝的力挺下，李金华才得以公开报告。
据报。目前审计工作仍在继续。上个月，由五百多人组成的审计队伍，已分别进驻中石化、 中海油、中国网通、中国联通等大型国企展开审计工作。预计，今次审计涉及的金额高达一万八千亿元。
「连国务院总理也不能干预案件调查过程！」中国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的话意味深长。当公布审计报告受到争议时，「最后是在温家宝的力挺下」才得以公开。
在宏观调控被江家帮践踏后，展开审计工作是温家宝的又一大法宝，最近有些网站出了一些攻击温个人和家庭的文章，这是买人头之外的舆论暴力武器。
从李金华的话里，可以听出温家宝的决心，不知江泽民此次如何招架！
中南海高层暗中较劲 审计长智引元老解套？
亚洲时报冯良7月4日报导，自中国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6月23日公开了涉及多个中央部委的审计报告后，中南海内将会出现怎样的互动，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近日有中国传媒披露，由被指为“上海帮”吴邦国主理的中国人大，传来了声音要求将审计权力转交他们。可圈可点的是，审计署中人搬出了中共元老薄一波和胡乔木来顶住这道压力。
最新一期《财经时报》报道，中国全国权力和监督最高机构--全国人大最近强烈要求，将审计署划归全国人大。由于现时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曾任上海市委书记，外界有种印象，认为这是江泽民系防止以后每半年遭审计署公开报告的一个反制措施。
不过，《财经时报》引述审计科研所法规处一位专家指出，１９８３年筹建审计署之初，中央就曾对审计署的归属问题进行过慎重研究，当时老一辈的政治家薄一波、胡乔木等认为，从当时中国特定的政治和历史现状出发，将审计署划归当时对国家政治生活起著更实际主导作用的国务院管辖，更有利于审计工作的发展。报道又引述这位专家指出，“实践证明，当时的这一决策完全正确”。由于薄一波据传和江泽民关系密切，审计署这个说法，颇有以子之茅，攻子之盾的味道。
据报道，这位人士同时也认为，随著国家法制建设和政治文明的发展，作为一个宪法上以人民代表大会为根本政治制度的国家，审计机关转归人大管理应当是大势所趋。但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听到任何关于审计署要转属的实际动议。似乎，审计署从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学来了于 一招“拖”字诀，先把问题缓一缓再说。
除了搬出薄一波来顶住压力外，审计署又强调得到两位中国总理朱熔基和温家宝的全力支援。审计署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财经时报》，实际上１９９９年的那次人大审计报告中，就已经开始了审计公开的尝试。据这位负责人透露，那年做审计报告前，审计署内部，包括党组成员之间，都经过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有些官员认为这个报告可能造成的影响太大，得罪人太多，还有人认为风险太大。最后，朱熔基拍板，只要这些都是事实，必须如实全面地向中国人大常委会报告，朱熔基的意见得到了当时刚出任审计长的李金华的坚决执行。
李金华曾对中国媒体披露，朱熔基和温家宝对于审计工作的态度都是一致的。“第一个是支援你去依法进行审计；第二个是你审计的问题，支援你依法进行处理；再一个，有些问题只要不影响整个国家利益的问题，支援你向人大常委会报告，而且向社会披露”。李金华认为，“自 己能这样做，有一个很好的背景和条件”。
事实上，温家宝师承朱熔基，一直有迹可寻；正是朱熔基当年一力提拔温涉猎理财事务，并以反腐作为积志。
1997 年中共十五大上，温家宝获升任中央政治局委员，1998年又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且外传为因应亚洲金融风暴，中共中央将增设金融工作委员会，并内定温家宝为主任。由于中国的金融工作向由朱熔基主持，朱让温家宝出掌该委员会，温家宝当时就曾表明，反腐败是其工作重点。
张华：从外访安排看曾庆红的权势
中国国家副主席曾庆红虽在党内排名第五，但实际上他的权力绝不比排名比他高的人小，不但因为他掌控负责高层人事任命的中共中央组织部，更因为他是江泽民的「分身」。从上月底访问非洲四国的安排来看，曾庆红确是权倾朝野，甚至是共和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国家副主席。
历来最大权国家副主席
张华7月5日在香港苹果日报上撰文指出，中共建国五十五年，共有八位国家副主席，除曾庆红外，还有创建红军的朱德、国父孙中山遗孀宋庆龄、中共元老董必武、蒙古王乌兰夫、在新疆大开杀戒的老军头王震、红色资本家荣毅仁、现任国家主席胡锦涛。按宪法，国家副主席只是备位元首，是个名誉性质的虚位，并没实权。上述七人在位时都是没权的闲官，只有曾庆红例外。
一般来说，除了国家主席和总理的国事或工作访问，其他政治局常委的外访大多只是礼貌性拜访或回访，不会有实质内容，更不会有甚么访问成果。但是，曾庆红这次外访却是成果累累：与突尼斯签订八项科技、经贸、旅游等合作协议；在多哥签订中多联合公报；在贝宁获对方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地位；与南非签订教育、矿产等多个合作协议，并发表联合公报。曾庆红每到访一个国家，就至少获得一项成果，而且都得到最高规格的接待。这说明甚么呢？
曾庆红这次并非礼貌性的外访，而是实实在在的工作访问。一般来说，外事部门安排领导人出访时，仅食宿、交通和参观游览等行程，已是非常繁重的任务，若还要与对方签订协议，又或发表联合公报，不但需要更多的人力和时间去准备，还要其他部委的合作。曾庆红能有这些「外访成果」，相信并非外事部门「独厚」曾庆红，而是因为曾的权势，更说明他在外交事务上已有相当的影响力。
外访团成员级数显身价
另一个最能反映曾庆红权力的是代表团成员的级别。陪同曾庆红出访的有两位部长（教育部长周济和商务部长薄熙来），以及四位其他部委的常务副部长，仅外交部就有副部长戴秉国和部长助理吕国增。
相反，当年胡锦涛以「储君」身份访问欧洲和美国，代表团成员也仅是副部长级官员。陪同其他政治局常委出访的就更少有各部委的官员，而是党务、人大、政协官员，他们都是没权的闲官。
林保华：港人民主示威 北京统战破功
今年7月1日，香港再度出现五十万人上街表达诉求民主的壮举，令各界感到意外，特别使北京尴尬。去年香港五十万人上街，责任可以推给董建华特区政府的无能；但是此后由政治局常委兼国家副主席的曾庆红不顾香港的高度自治而亲自插手香港事务。作为江泽民的「大内总管」，又是高干子弟出身的曾庆红，精通谋略，帮助江泽民收拾「杨家将」，打倒陈希同，完成全党的「统一大业」，功不可没。然而曾庆红以五千年的中华谋略来对付接受西方文明才一百多年的香港，虽然统战权谋发挥得淋漓尽致，还是邪不胜正，分化不了香港市民追求自由民主的坚强意志。
观察曾庆红分化香港的统战权谋，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中共的统战，首先是「分清敌友」。统战部长刘延东5月访问香港时，出席了几十项活动，包括老人活动，就是不接见民主派，理由是「没有时间」。实际上把民主派定性为必须打倒的敌人。
二，对「阶级敌人」，用的就是打击和分化的「革命两手」，从八○年代就从政的传统民主派核心人物，如李柱铭、司徒华、刘慧卿，吴霭仪等被列为「顽固派」而要孤立和打击。九七以后，香港政经情况全面倒退，于是出现一批新兴民主派人物，他们同传统民主派的草根性不同，而是以专业人士为代表，例如著名的大律师余若薇、汤家骅、梁家杰、陈景生，以及天主教香港教区大主教陈日君等。他们形象比较清新，受到中产阶级的欢迎，才出现去年五十万人的游行。北京要孤立传统民主派，便需争取新兴民主派。
三，北京利用「回乡证」进行分化。例如拒绝传统民主派骨干入境，对那几个大律师，特别是被土共骂得很凶的陈日君却网开一面，解除禁令。即使对传统民主派，也「特案」批准个别人士入境探望老母。这种分化手段对大部分人不见效，例如陈日君；但是对有的人就有用，以致公开主张取消「还政于民」的口号，改为「庆回归，争民主」，以免「刺激」北京，因为曾庆红的一位爱将声言「还政于民」就是「港独」。
四，北京的另一手分化策略就是不断开放「自由行」来刺激香港的经济活动，并以「恩人」自居，离间市民与民主派的关系。其实香港人在大陆的投资与消费，不知比自由行的大陆人多多少；何况，香港人可以到全国各地自由行，全国人民也应该可以到香港自由行才算公平。北京现在是否明白香港人不是用钱就可以被买下「生存权」的经济动物？
现在的香港居民，有很多是一九四九年大陆沦陷以后来的移民，又就近见证到中共统治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惨无人道，包括大跃进时期汇款、寄送救命的粮食药品以及文革期间大批浮尸漂流到香港与六七年「左仔」暴动烧杀，也领教了改革开放后中共官员的贪婪无耻。他们对中共的认识不是用谎言容易欺骗的。本来这些大陆移民在香港也是过客心态，缺乏归属感；但是他们在英国人统治下感受到了自由的可贵，因此一旦中共要「洗刷」这些所谓「百年耻辱」时，他们忽然感觉到这个家园的可爱，因此挺身而出来保卫，要求「还政于民」，由自己当主人。
面对新五十万人游行，中国出现鹰鸽两种声音，也许到9月立法会选举以前，北京还不会采取太强硬的手段以免流失土共的选票。但是北京仍会继续采用「革命两手」，香港人还要面对艰钜的民主路，以不失原则的灵活同中共打交道。但还必须有最坏的打算，因为中共到底不是一个文明的群体，而是黑社会性质的政党。
(自由时报)
政策没有新思维心结没有新出路
7.1大游行，再以五十多万的惊人数字刷新纪录。今年的游行，一无二十三条可反，二无沙士疫情的悲愤，三有中国政府一年来的多项经济优惠，已经没有去年民愤迸爆的多条政策错劣的导火线，中国政府一定怨愤莫名：经贸紧密安排的好处都给了，「中央与民主派没有矛盾」的好话都说尽了，释法而压抑普选「国家是为了香港好」的一片好心也都掏出来了，香港人为甚么还是不给面子？为甚么？
第一：港人已经不甘于经济利益的诉求，一年之后的另一次7.1游行，是向民主自由的精神价值高层次的迈进。去年的大游行是不满施政低劣、经济破败，但今年的大游行却真正以民主自由为争求的对象。去年大游行的「倒董」主要是经济衰退、温饱权不足的民情反弹，今年大游行却是情绪完全沉淀后的人权抗争。喊不喊「还政于民」，区区口号尚在其次，去年的游行因经济危机而激发，今年却完全是因政治权利的压抑而奋起，此一质变，如果我是中国政府，我会更加忧心。
其次，一年以来，特区政府的施政质素并无寸进。去年三月，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初度呈辞，特首挽留，在挽留的信中，董建华说要全力责成财政司司长推行「经济转型」。又过去了一年多，不必期望「经济转型」可以完成，至少也应该完成了前期的准备工作，如颁布知识型经济的一些投资优惠政策。
然而一年以来，六百万香港人看到的是「西九龙文娱计划」又在蜕变成另一个地产项目，一些次等地产商因为利益分沾不果，把一腔不忿转化成对港人普选诉求的谩骂，甚而翻脸对董建华的丑诋。以地产为主的工商界，毫无「经济转型」的意欲，再度恃财生骄，走出前台与港人为敌，特区政府不但无法驾御，而且处处偏袒呵护。中国的「自由行」等优惠又只能暂缓消费服务行业一时之困，于经济转型毫无帮助。
第三，中国与特区政府对民愤局势的反应依然缓慢。人大「释法」，本来就已经泰山压顶，既已「释法」，只应平衡扩充功能组别和直选议席，维持五十对五十的比例，就应该抢先主动，推出「鸟笼政权」的新方案。功能组别应该如何改革？应该增加甚么职业的组别？鸡鸭禽贩要不要有一席？的士司机应不应该从运输业分拆？夜总会要不要和酒楼分家？特区政府早应该争夺民意论争的方向，抢先拋出方案，而不是慢慢「谘询」，好让电台名嘴、传媒、民间有新的论争领域，即使要吵，也顺中方意欲的方向吵，而不是费时旷日，又培养「还政于民」、「坚持○七○八普选」的诉求希望。
在「释法」之后，特区政府如果承接中方的旨意，自行设定功能组别和特首选举方式应怎样改革的议程（Setitsownagenda）今天即使再有人示威，标语也不相同。
7.1大游行，一之为甚，其当可再，是香港民主意识的提升，对九月选情又注入了不可预知的变数活力。更重要的是港人的民主诉求已经变成「结构性」的民意抗争，而不再是一时的意气，派糖果没有用了，因为香港人长大了。
然而，中国需要制订一套对港的全新政策思维，拋弃君臣、父子的传统思维包袱，视香港人为博弈的伙伴对手，放下身段，宽容异见，但这正是一党专政的终极盲点。
（原载苹果日报）
美国之音：谁在香港普选问题上不理智？
中国驻港官员通过香港媒体表达了日前七一大游行香港人民所表达的07/08年普选的诉求是不理智的行为。香港评论人士认为这番评论本身就显示出许多不理智之处，面对五十万游行的因应之道，应该重视香港的主流民意，做出善意的回应。
*李刚：人大决定不可更改*
中国驻港联络办副主任李刚七月三号在出席香港首届北京教育展典礼之后，回应香港记者们所提出的有关民主派声称香港市民游行是为了争取07/08年双普选的问题时回应说：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对07/08年的选举作了最终的决定，而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最高的司法机关，其决定是不可以更改的。他指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不理智的，也与当前香港社会整体的要求沟通的气氛相违背。
*李怡：否决双普选 不合基本法*
冒着大热天亲自参加七一大游行的香港时事评论人士李怡认为李刚的说法有欠妥当。
他指出，一般来说，游行示威的人，大部份有一种情绪性的带动。而从当天和平有序的游行看来，香港人民已经是非常理智了。而李刚表示全国人大常委会是中国全国最高的司法机关就是一种错误的说法。因为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绝对不是司法机关，中国最高的司法机关是最高人民法院。至于说人大常委会主动否决了07/08年双普选的决定本身就不理智也不符合香港基本法。
李怡说：“现在情形是你东西不合法，本身不符合基本法，也不符合人大释法，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然后你说反对这项决定的人不理智。我想这样的说法无法让香港人接受，而且你说不符合香港主流民意的话，那五十万人上街如何解释。我想他这种说法有点硬来。”
*理智做法：同民主派沟通*
李怡进一步分析说：虽说基本法订明最终将达到普选的目标，可是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实现。人民要求普选的目标遥不可及，更使得社会变得不太稳定。于是每年到了香港主权回中国的日子就会出现早上庆回归由官员自说自话一番，而到了下午就有几十万人表达争取民主普选的心声。这样对北京当局来说就非常难堪。
李怡说：“如何面对国际社会，如何面对中国大陆的老百姓，如何面对香港。如果比较理智的做法就是及早同民主派沟通。跟大家讨论一个日期，07/08年不行，2012年怎么样，只要这个日期定出来，这方面的声音就会静下来，否则每年吵很难看。”
*否决普选 操之过急？*
香港城市大学的政治行政教授张炳良表示，这次游行有那么多的人表达了对07/08年普选的诉求，是因为中国中央政府在还没有等待香港社会内部就07/08年普选达成成熟的意见之前就主动的否定了07/08年普选。
张炳良说：“他们可能知道，人大也不会改变这个决定，但是他们觉得他们要从香港一部份民众的角度看07/08年普选才是他们真正的诉求。”
*2012年普选是否可以？*
张教授指出，当然中国中央政府也可能不会改变已经做出的决定，但是中国的中央政府怎样回应香港市民的诉求呢？是不是可以在否定07/08年普选不会改变的前提下，可以接受下一届就可以作一个比较大的改变呢？比方说2012年普选可以进行。
张炳良说：“假如它可以作这样的回应，我看也可以比较好的解决目前的这个问题。”
*美驻港领事：应尊重民意*
中国官方的【新华社】七月三号引述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新闻发言人的话说，个别外国驻港领事官员对香港特区的政治问题发表评论是不合适的。
美国驻香港总领事祈俊文日前表示，大型集会展示了香港人民对民主的向往，他认为对这种民意应该更加尊重。
李柱铭谈「七一」游行和回乡梦
我只是态度变得更正面了，原则没有变
（特约希望之声记者郭若,易帆在旧金山报导）在刚刚落幕的香港「七一大游行」中，五十三万港人再一次走上街头，喊出自己的心声。此时此刻，一直为捍卫香港民主努力, 但近日被指责转（月太）的香港立法会议员李柱铭先生有甚么感受？他最近那些被形容为「抛橄榄枝」的公开言论与他的回乡梦又有甚么关系？李先生在希望之声「两菜一汤」节目采访中回答了记者的问题。以下是采访纪要。
最大的感觉是很兴奋
参加七一游行回来，李柱铭议员说他最大的感觉是很兴奋。那天是35度的高温，游行从下午3时开始，中午12点新闻已经报导有四个工作人员晕倒。另外，人大常委已经在4月26日否决了香港零七普选特首，零八普选立法会议员的要求，在这种情形下，还有这么多人顶著酷暑走出来，人民要求民主的心声很清楚。
李柱铭认为，新华社对这次七一游行的批评主要针对「还政于民」四个字。他感觉内地与香港对这四个字的看法十分不同。「『还政于民』在港人看来与『普选』、『民主』并没有多大区别，我不明白中央政府为甚么那么不喜欢这四个字。」李十分赞同前总理赵紫阳秘书鲍彤在就七一港人游行接受《希望之声》采访时发表的观点：「『还政于民』与中共中央『以民为本』的精神非常吻合，是香港民众支持中央政策的一种做法。中央应该能够理解和支持。」李柱铭说，即使中央不能从这个正面角度去看问题，至少应该试图理解香港人的看法，不需要那么大阵仗和反感，
回乡梦与民主原则
被问及是否很快就能圆回乡梦，李柱铭回应说，「尚未得到通知，但很多传说和报导都说有可能给我发回乡证。」 他认为，回乡是每一个香港市民应有的权利, 「不是谁的赐予，更不可以你乖就给你，你不乖就拿走。我们感觉以往中央就一直这么做著，这是非常错误的。发给我回乡证，我当然开心，但应该同时让所有香港人都有回乡证，不能让任何一个香港人失去了回乡的权利。」
李柱铭进一步说，「尽管去年七一之后中央派了许多官员来香港，但迄今中央政府仍然在根本上误解了港人的民主诉求，以为我们争取民主就是为了搞独立或者半独立。所以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一定要建立一个直接的沟通渠道，让民主派人士直接到北京，与中央官员坐下来一起讨论。
当被记者问及要与中央说甚么时, 李柱铭表示, 「不是为沟通而沟通，而是希望藉著沟通建立互信，最后的目的是通过中央和香港的合作，真正、全面地落实一国两制。」
「为此我曾在立法会上提出动议，希望走出第一步，让中央明白港人的诚意──我们争取民主，但我们愿意帮助中央落实「一国两制」。这个动议得到所有立法会的通过。有人对我在动议中正面的措辞和我最近的公开言论有不同看法，觉得我会不会转□（月太），为了回乡而出卖民主。我要告诉大家的其实很简单，我只是态度变得更加正面了，原则一点都没有变。」
重要的是行使投票权
李柱铭说，九月的选期快到了，有人在活动，要港人不选民主派的议员。这不是传闻，是事实。尚没有证据表明中央政府要这么做，估计是中央订了一个要支持谁的策略，地方官员则太卖力了。很多在内地做生意的港人反映，当地官员要他们每个人交出几十、几百个香港亲朋的电话号码，还要求他们投民建联参选人的票，不投民主派。这些事情正在发生，我希望中央禁止地方的这种做法，但我不担心这种做法会影响选举结果，至少影响不大。一个支持民主派的人因为接到一个电话就转而支持民建联，这种情形不会太多。
李柱铭感谢海外同胞的长期关注，希望大家鼓励在香港的亲朋走出来投票。他说，「票投给谁不重要，重要的是行使你的投票权。虽然我们的民主制度还不健全，还在争取，但比起内地民众，至少我们手上还有选票。一定要像珍惜游行权一样，珍惜、行使自己的投票权。」
中共斩首行动 酝酿黑鹰计画？
中共向美国购买的黑鹰直升机，後来因遭武器禁运多年，目前妥善率不高。
资料照片／法新社
【记者刘作坤／特稿】
中共解放军在东山岛实施大规模军事演习，正如火如荼展开，由於此次军演重点放在台海战争制空权的夺取，国际及国内军事观察多放在苏恺27、苏恺30、歼10、歼11、歼8二型等战机的活动演练，而忽略少数「黑鹰」直升机参与演训的讯息。据熟悉两岸军事的专家研判，它可能与共军执行「斩首」行动有关，规画作为捕获总统及政府高层官员押解之用。
所谓「斩首」行动，系指两个层面，一方面攻击破坏重要军事指挥管制基地及设施，另方面暗杀或掳获控制国家元首及重要军政高层领导，造成群龙无首状态，以达到政治外交及军事指挥平台的瘫痪孤立，进而赢得台海战争的胜利。
依据国内外军事专家研判，斩首行动的发动步骤，必先用潜舰在台湾东部海域执行封锁，阻止美军航母进入，同时用导弹饱和攻击空军各机场，让战机无法起降，快速取得制空、制海权，并出动大量战机取得绝对空优，确保一条空中安全走廊後，以空降部队登陆台北周边，阻止国军机甲部队驰援，特种部队即进入台北展开特攻任务并执行斩首计画。
熟悉两岸军事的专家认为，直接负责斩首计画的特种部队，除了一般空降、搭载水面效应船（贴水面高速飞行，非同气垫船）外，极可能以直升机进入，并可能将掳获的人质押回大陆。而目前中共陆航直升机部队，有十馀种直升机，可是「米八」、「米十七」、「直九」「武直九」等主力直升机的作战半径多不敷需求，「黑鹰」直升机算是续航力相当不错的机种。
实际上，此项研判是有迹可寻的。提起「黑鹰」直升机，看过「黑鹰计画」电影的国人多不陌生。它是80年代左右美国卖给中国大陆的，後来「六四」之後美国对其实施武器禁运，共军因缺乏零件妥善率维持不高，为急於获得该机种零组件的补充，企图透过各种管道取得。
今年4月，两名韩国人利用挂名公司谎称是马来西亚及韩国军队需要，向美国购买黑鹰直升机的引擎，结果在机场以违反联邦武器出口管制法被逮捕，美国警方调查发现该韩商透过香港GSF公司已将2台发动机卖给了中共军方。
无论未来中共执行斩首行动的计画，采何种特攻模式？选用何种载具？专家有各种不同的研判，但基於料敌从宽的前提，对於共军是否会配合斩首行动执行其「黑鹰计画」，国防部及国安单位都大意不得。
章天亮：在站出来或藏起来之间作出选择
---就南非枪击事件在华府反恐集会上的演讲
7月3日，全球审江大联盟、保卫言论自由人权同盟等超过20个团体在美国白宫南面的草坪上举行“制止江泽民集团对外扩张国家恐怖主义”集会。该集会的一个重要起因是澳洲法轮功学员在前往约翰内斯堡，准备在中国国家副主席曾庆红访问南非期间起诉他对法轮功犯下的罪行，却在高速公路上遭歹徒枪击事件。其中一名叫David Liang的法轮功学员双脚受重伤。
章天亮说：“当恐怖事件发生时，我们都必须在站出来还是藏起来之间作出选择。但是我们都知道，藏起来只能求得短暂的安全，而邪恶的气焰会更加嚣张。”图片美国华府参加集会的民衆。大纪元新闻图片。
7月3日，全球审江大联盟、保卫言论自由人权同盟等超过20个团体在美国白宫南面的草坪上举行“制止江泽民集团对外扩张国家恐怖主义”集会。大纪元新闻图片。
下面是当日演讲的内容。
我首先向所有今天出席这次集会的人表示敬意，当这样的恐怖事件发生时，我们都必须在站出来还是藏起来之间作出选择。但是我们都知道，藏起来只能求得短暂的安全，而邪恶的气焰会更加嚣张，直到我们无处藏身爲止。站出来虽然面临危险，但是这才能争取到更永久的自由与安全，不仅仅爲了我们自己，也爲了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
由于时间关系，我今天只谈三点。第一、曾庆红南非买凶杀人，要谋杀的并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个人，而是针对法轮功这个信仰团体。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去南非的不是David Liang，而是其他法轮功学员，枪击事件还是会发生，只不过受伤的换了一个人。因爲你信仰法轮功，所以就要杀死你，这是属于彻底的国家恐怖主义行爲。这种事情在中国大陆每天都在发生，一个法轮功成员，到公园里去打坐、或者递给人一张真相传单、或者去打横幅请愿，然后这个人就被抓起来消失了，甚至被酷刑折磨致死了。那江氏集团的这种行爲比纳粹的盖世太保、苏联的克格勃有什麽区别呢？我看更坏。
第二、邪恶的疯狂程度和他们内心的恐惧是成正比的。今天，他们把这种恐怖主义输出到海外来，等于撕下了他们僞装已久的面具。当年在六四的时候，中共的大佬们说，我们不管国际社会怎麽说，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原则办。那个时候，他们杀人是没有顾忌的。但是现在不同了，目前大陆的贪污腐化、盲目投资、资源浪费、劣质工程已经把中国国有资産瓜分殆尽，全靠外商投资和老百姓的银行存款混日子。如今银行坏帐比例高达将近70％，如果外商撤资，中国经济这座「流沙上的大厦」就会轰然倒塌。因此，江泽民想方设法要维持一个假像，披上画皮宣称现在是中国「人权最好的时期」。
但是今天，他们连这个僞装都不要了，赤膊上阵，恰恰说明了他们内心的极度恐惧。因爲他们害怕国际上正义的声音。这些澳洲的法轮功去南非干什麽？就是要起诉曾庆红，让他爲他在镇压法轮功的过程中欠下的血债负责。江氏集团很清楚，他们迫害法轮功的罪行罄竹难书，真要追究起来，不但他们的权力不保，还将面临最严厉的刑事处罚。所以才会搞出这种买凶杀人的下策。我们必须看到他们的虚弱、他们的恐惧，也必须看到他们的邪恶。
他们现在之所以要装做要和国际接轨、装作要遵守国际规则、装作要改善人权、装作要推进法制，装作要推进民主，实际上它们的邪恶毫无改变，他们只不过是爲了骗外商投资来维持它们的政权、装满他们的腰包而已。有朝一日他们真的强大起来，怎麽保证他们不会用同样的手法对付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真小人可怕、僞君子更可怕。这一点，通过南非枪击事件，国际社会也会有更清醒的认识。
第三、江氏集团和法轮功之间的较量是一场绝对不对称的较量。这种不对称性表现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在物质层面，江泽民劫持了一个庞大的政党、一个庞大的国家，劫持了中国的军队、国库、媒体、外交、监狱、警察、劳教所、精神病院、“宗教”界、“科学”界、教育界，“艺术”界，甚至是海外被其收买的媒体来镇压法轮功，而法轮功方面却几乎一无所有。
而在另一方面，法轮功所秉持的“真善忍”原则和和平的精神却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的赞同，他们无辜受到如此大规模残酷迫害更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在精神层面，法轮功占尽道义优势，而江泽民却一无所有。
谁会取得最终的胜利，五年的镇压历程已经说明了这一点。2000年前，罗马帝国盛极一时，但是却被基督徒徒手征服，这就是信仰的力量。五年来江氏集团残酷的镇压并没有动摇法轮功的信念，而江泽民却花尽了本钱。
我们今天站在这里，也是要让江泽民、曾庆红、罗干和他们的爪牙们看一看，我们并没有被黑枪吓倒，我们还将坚持下去，一直坚持到他们的僞装彻底脱落、一直坚持到他们的罪恶曝光在全世界每一个人面前、一直坚持到迫害停止，而他们却必须爲他们所做的一切恶承担责任。
无论是镇压者，还是普通的民衆，都要记住一句话“强权战胜不了正义，一切都会过去，只有真理永存。”
2004年7月3日
中共暗杀 史册斑斑可考
（大纪元记者尚子云□特稿）你高高兴兴的收拾行囊到国外旅游，会不会才下飞机，就有人手持冲锋枪追杀你呢？而且对方使用的还是黑道拼杀用的AK47步枪，不是一般的手枪？南非枪击事件截至目前为止，南非警方虽然尚未有具体结果出炉，但其中却微微透露出中共「铁的纪律」的味道。原因就在于对方是法轮功学员，他们想到中国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商务部部长薄熙来的跟前，呼吁停止虐杀中国法轮功学员。
从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翻开其历史档案，处处血迹、缕缕冤魂，不禁掩卷叹息，真是一个嗜血的政党！难怪国外法轮功学员一口咬定是中国国家副主席雇凶杀人；现在中国经济开始渐有起色，许多外商对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振兴氛围，但仔细看看中国网路上的留言与内地消息，就会发现这只是共党摆出的迷魂阵。
许多外来消息藉著经济改革也断断续续传入内地，试想：若聪明的中国人民不再受到共党的监视与欺瞒，将会深深体会到何谓自由的滋味。因此中共密切监视十六亿人民行动，包括电话、网路、邮件、媒体报导内容等。
曾任职于政治大学国际关系中心主任郭华伦对中共历史极为熟稔，曾说其组织就是一种特务型组织，适于担任地下工作和地下斗争，「它是以全党力量来建立与支持特务工作，同时又以特务手法去控制全党，造成『全党特务化』」。从当今许多证据可以看出，中共仍保留其本质。
中共政党由苏联共产党一手培植，从一开始，就带有秘密与特务的性质，善于利用人之间的矛盾撕裂成更大的争端，为了组织的目地，常以伪装、收买、埋伏、渗透、暗杀等手法行事，以此夺取政权后，造成中国数十年的生灵涂炭；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天安门血腥屠杀，中国传统气功法轮功竟在一九九九年七月被列为政治打压对象，五年来，中共许多隐藏的文革手法逐渐曝光，其又极力掩盖。至今发生南非枪击事件，让各国政府震惊，也让中国共产党漂白失败。
争夺天下 特务网滥杀无辜
一九二三年一月至一九廿七年四月，中国国民党采取联俄容共策略，但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进行渗透，两党矛盾日深，加上北伐意见相佐，无法协调一气，一九二○年五月，共党在上海已成立中共临时中央，两党势力暗中较劲，国民党因此于一九廿七年五月实施清党，许多共党党员后来加入国民党，因此「暗杀」初始被共党用以镇压党内叛乱份子，后扩大成镇压党内异议份子。
清党后，中共于一九二八年七月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莫斯科）」，决定仿照苏联格伯乌（国家政治保卫局；KGB）设立特务组织，周恩来在苏联接受特工训练，一九二九年返回中国，在上海设立「特务会议（归属中央政治局）」，初由顾顺章负责总理，主要决定层级有周恩来（军事部长）、向忠发（总书记）、顾顺章（政治局候补委员）；在中共中央组织部所编著之首期《组织通讯》曾记述了一九二九年的特务曾在湖南平江、浏阳、湖北黄安等地，「走到极端的恐怖主义，支部中任意枪决同志。」
毛泽东于一九三○年在江西也组成「苏维埃赤区特工组织」，为中共政权特工起源；特工（特殊工作）机构均遵奉苏联格伯乌残酷手法用以自保与侵犯他人，监视范围含括军中与政府组织单位。
一九三一年中共设立政治保卫局，负责党内肃反；一九二七年七月至一九二八年七月，共党所鼓动的多次暴动中，如八一南昌暴动、四省秋收暴动，均鼓吹「不客气的实行红色恐怖，实行杀土豪劣绅、杀政府官吏及一切反革命派」，烧毁城市与无目地的大烧大杀。
成立肃反委员会后，共党中央更以肃反、清除国民党AB团、第三党、改组派等理由行派系斗争之实，血流成河，屈打成招的党员多半招供他人或上级做为交代，据曾参与肃反斗争的陈然回忆，「当时各级机关、各部队中满是『反革命』，就连主持肃反的负责人（按：指李韶九、阙朝芳、林一珠等人）最后也被指违反革命而加以屠杀了。」
暗杀菁英部队：红队
红队设于「特务会议」下的保护科，其任务有：为保护中共中央头头、暗杀党内叛徒与国民政府情治人员，也进行绑票、勒索为共党筹款。
据顾顺章招供，中共训练红队队员时，为了掩人耳目，特别买了船只，在船上布置射击室，远离陆地，至汪洋大海中进行射击训练；或是利用过年过节，家家户户都放爆竹之时训练。方法是用稻草做成人形靶，从固定到移动，从大型目标到小型目标，光线从明到暗，进行各种情境的训练。
生而为人，就会进行思考，因此，中共中央对于红队队员灌输仇恨为中心的政治理论。狙杀任务完成两个月内，不许露面。红队队员在物质生活上不虞缺乏，由中共中央供给生活，要什么给什么。
除了日常任务，中共重要的机关与和会议，也都派红队队员看守，他们也充当高干家中的厨师、司机等，一方面保护重要份子，另一个任务则是察看其有无二心。
「特务会议」下的「研究室」，负责对特务工作环节进行反覆推敲；「总务科」负责在工商业建立人脉关系，布置秘密会议会场，采买特务人员使用之军火，营救、打探被捕人员。
中共当初成立「红队」暗杀目标为党内离心份子、投降国民党者，后因中国国民党也组成调查科侦察共党特务份子，中共遂将暗杀目标转向中国国民党调查科人员。
暗杀
．暗杀白鑫：白鑫早年加入共党，曾参与海陆丰暴动，任中共江苏省军委干事，后投降国民党，避居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范争波家中，深居简出，有保镖二人随行。中共查知其行踪后，派出红队队员七人在附近租房，日夜监视，其中一女伪装女仆身份，与范宅女仆友好，探听动静；于中秋前夕进行狙杀。
．勒毙顾顺章全家：顾顺章原为中共特务头头，一九三一年遭国民党逮捕，助其破获共党多处秘密居所。一家八口遭红队队员勒毙，埋于法国租界，红队科长王世德后亦为国民党所补，供出经过；后又陆续供出其他狙杀案件。王表示，凡是违反「党」中央或周恩来命令的党员，都会遭此下场。
．暗杀蒋介石：一九二九年冬天，周恩来亲自到南京下关指挥布置地雷，后未成功。
．刺杀国民党闸北分区秘密办事处：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廿五日，六名红队队员冲进办公室，进行刺杀，调查科人员一人死亡，四人重伤。
．上海刺杀调查科：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一日，调查科人员经过南京路、江阴街，遭到刺杀，一人死亡，二人受伤。
．刺杀上海调查科负责人史济美：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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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邮报：中国拷问蒋彦永 Chinese Pressure Dissident Physici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