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k
加入时间: 2004/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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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dck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绝密－－北京动物园将被强制搬迁
郑义
近来，抢劫犯的天堂中国大陆又传来令人振奋的好消息：北京动物园即将被迁往远郊大兴。百姓再傻，知识份子再被收买，也还没到跟著政府一起傻欢喜的份儿上。今年春，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员会”召开了三次讨论会，一律强调动物园搬迁已是政府决策，不讨论搬与不搬，只研究搬到何处。此外，要求与会者严格保密，不得走漏风声。保密是难以做到了，透露出来的消息是，搬迁计划遭到与会者婉转而顽强抵制。
北京市政府方面提出的理由是：
动物园一类动物集中栖息地是对城市人口安全的威胁，是瘟疫潜在的危险源；圈养动物的粪便、气味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公衆存在对动物和动物园的担忧和恐慌心理；城市化进程使动物园周边高楼林立，动物和动物园失去良好的生存环境与发展空间；动物园位置和占地规模有碍城市建设，造成交通拥堵，不是资源的最佳配置……等等。──从这些理由中，我们看出了一个关心人民健康甚至人民心理健康，关心环境甚至动物生存环境的优秀的政府形象，这是很令人诧异的。其实呢，诸般理由中唯一成立的一条是“动物园位置和占地规模……不是资源的最佳配置”。
──当然不是当然不是！任何“黄金地段”的土地，只有抢劫盗卖才是“资源的最佳配置”！──因此，专家们在痛加驳斥之后，提出了两条针锋相对的建言：一，“不能改变动物园公益性事业性质”；二，“不能将动物园原址纳入房地産开发”。看来，这种“空手套白狼”的抢钱招数，也开始有点难度了。
与会者们指出，世界各国首都和若干重要都市都将动物园设在城市中，甚至市中心黄金地段。华盛顿、巴黎、柏林、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等欧美城市的动物园都有相当悠久的历史，维也纳动物园的历史就有250年。有150年历史的芝加哥动物园虽然位于地价高昂区域，却从未有人敢以任何名义对这块社会公共财産试图染指。目前北京市动物园搬迁计划所包含的拆迁、新建、原址重新开发是三次巨大投资、三次巨大浪费。仅新建一项，在土地使用费爲零的条件下，就需要将近40个亿。──这个帐当然算得有道理，但贪官奸商们也不是不会算帐，不过是演算法有所不同：从国有银行往出倒腾银子，还需要还吗？因此，我们还应该再提出一条“建言”，即：所有经费应向全世界招商，不允许从国有银行借贷；或者相关市政府长官签字画押，以个人名义承担法律责任。卡住这土地、银行，看他们再如何抢！
有些猫腻，近观不如远望。近年来，全国已经至少有16家城市动物园处于搬迁和准备搬迁状态。其标准模式是“动物园——准绿地——游乐园——房地産开发，最终将公共土地转化爲利益集团财産。”这也就是说，北京市要对动物园实行强制性搬迁的那些理由都不是真正的理由，真正的理由是全国16家城市动物园的共同之处：抢那块土地。城郊结合部抢完了，再抢就轮到了市中心的动物园。
近年来，中国还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30余个“野生动物园”，其数量是美国的3倍，日本的6倍。土地自然是抢来的，银行贷款动辄数亿，也根本不打算还。少数的有短暂暴利期，然后迅速陷入亏损状态。国内经济学界的评论是“全行业性亏损”和“恶意投资”。这“恶意投资”说得还婉转了，说白了不就是“抢劫”吗？今日国中，同此凉热：第一是抢地，第二是抢钱。
抢完了地，再抢完了钱，还会剩下点什麽留给百姓过日子呢？
温家宝先生前不久已经把“大陆经济问题”定性爲“结构问题和政治体制问题”。他当然早就看明白了权钱勾结疯狂抢劫的大局势。我赞赏他终于说了句实话，但仍然有一句苛评：这已经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制度问题，而且更是一个刑事犯罪问题。抢土地抢银行，在任何制度下都是触犯刑律的。
最后补充一句：全世界尚无一个国家动物园或著名动物园搬迁的先例。
因爲全世界尚无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关心人、动物与环境，也尚无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具有优良的抢劫环境。
中国上千万美元奥运经费疑被官员中饱私囊
中国的一次政府审计工作发现，拨给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上千万美元经费被政府官员中饱私囊，移作他用。这个消息可能会影响北京试图对外塑造的现代和适于从事商业活动的形象。
*审计发现问题筹办人员尴尬*
据说中国国家体育总局的官员贪污了这笔经费。审计署发现，中国奥委会一千六百万美元的经费被挪用，其中一千三百万美元用于体育总局人员的家庭住房，另外三百万美元被非法投资到不同的公司。
负责这次审计工作的中国国家审计署星期三在全国人大报告了审计结果。审计长说，审计署总共发现了国家预算中有相当于一点七亿美元的资金使用不当。
中国官方媒体星期四首先披露了这个消息。这使奥运会筹办人员感到十分尴尬，因为他们先前曾经保证要使奥运会筹备工作没有腐败现象。
*腐败蔓延中国损失严重*
中国政府表示会再拨出二百二十亿美元来用于奥运会的筹备工作。香港政治和经济风险顾问公司的经理布罗德富特说，中国正指望2008年的奥运会来改善国际声望，促进外国在中国的投资。布罗德富特说：“他们正设法将奥运会当作是改变中国形象的一个活动。奥运会是一块吸引观光客的磁铁，这些观光客将看见北京繁荣的发展。这是个展示的机会。”
奥运会经费遭到挪用，这是中国社会从二十五年前开始，自由市场思维取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以后腐败情况日益严重的又一个例子。
经济学家估计，中国的贪污腐败每年给中国造成的损失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最近几年发生许多大型的贪污案件，其中牵涉高阶官员和有势力的商人。
*揭露腐败中国政府努力改善形象*
中国政府一再向外国投资者保证，中国政府正在认真对待腐败问题。近年来也揭露了许多腐败大案，经常涉及到政府高级官员和大企业家。
布罗德富特说，公开揭露贪污腐败显示北京非常希望改善自己的形象。布罗德富特说：“中国现在并不想把所有的丑事都掩盖起来。我们现在从这个案件看到的，就是中国政府要证明挪用经费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
尽管发生了这件丑闻，北京还是载歌载舞庆祝了世界奥林匹克日，并且展开了第二届奥林匹克文化节。
赵紫阳儿媳被花旗停职受关注
VOA木风报道: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儿媳妇任克英被美国花旗集团停职的消息再次把太子党经商的话题提到台面。专家认为，太子党经商方式随时代变化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普通的买办到大老板，但是产生这种现像的中国政商合一的制度基础可能会长期继续下去。
*公司发布内部停职消息*
花旗集团星期三在内部发布的一个停职消息说，集团中国业务部负责人任克英因涉嫌提供虚假信息而被停职。
任克英是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四公子赵四军的太太。她在美国先是在美国证券投资公司贝尔斯特恩公司做事，后来，在2001年8月被花旗集团挖了过来，担任花旗集团首席中国投资银行家，也就是负责花旗集团的中国业务。花旗集团看中的就是任克英的中国关系。
*活动能力非凡*
据报道，任克英在美国并没有什么过硬的教育背景，但活动关系非常强。她在麻省理工学院与赵四军相识并结婚。有关报道说，任克英到花旗集团之后为公司立了大功，帮助花旗争取到了两大笔生意，一笔是中国人寿和中国海洋石油公司在海外上市。
如果这种说法属实，那么花旗集团这次停任克英的职必定有某种很大的原因。不过公司发言人并没有予以说明，只是表示，造成停职的行为没有涉及到公司的客户，有关方面公司已经做出恰当的安排。
*外商在华经商人脉关系最重要*
著名独立政治评论家、《中共太子党》一书的作者高新在接受本台采访时分析说，花旗决定抛弃任克英的真正原因目前难以了解，但作为花旗这么一个世界级大公司在安排中国业务经理的问题上肯定非常慎重，专业经历和中国人脉都是重要的选择标准，人脉因素最为重要。
他说：“花旗银行任命的这种人不能仅仅是具备了在美国或者西方的学习和培训经验，不会是这么单纯。他们如果能够被花旗银行这么一个世界级的金融机构雇佣来做中国分部的主管，我想没有人脉关系很难想象。”
高新甚至认为，任克英的停职也可能是被其他具有同等或者更好的人脉关系的人所挤掉。
花旗集团的备忘录说，在任克英停职期间，花旗环球金融亚洲区主管粱伯韬接管中国的银行业务。不过，粱伯韬的人脉背景如何，公司和媒体都没有提供具体的资料。
*为太子党提供良好机会*
外国公司到中国发展注重管理业务管理人员的人脉关系并不是一个新生事物。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后不久，日本、韩国这些跟中国文化接近的国家的公司就看到了人脉和关系在拓展商务中的重要作用。美国公司随后也加入了这个潮流，开始以高薪雇佣在西方学习的中国太子党成员打开中国市场。江泽民、朱熔基、李鹏等人的子女都是在这个阶段投身商海，成为洋买办的。
赵紫阳虽然下台已久，但政治评论家高新表示，赵紫阳的旧部大多还在国务院系统，他们出于对赵紫阳的尊敬，会在不违法的情况下给任克英等人提供方便。
*百姓痛恨太子党经商*
不过，太子党经商、做洋买办，为中国老百姓深恶痛绝，认为是中国腐败的一个突出特征。在经济开放的今天，象花旗集团这样的外国大公司依然要依靠这些人来开展业务，会不会损害它们在中国的形像呢？ 中国问题专家，《中国即将崩溃》一书作者章家敦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认为，太子党文化受到中国百姓的唾弃，外国公司如果不能跳出“关系”的窠臼，它们的形像迟早是要受到损害的。
章家敦说：“雇佣太子党成员是非常危险的。任克英的事情就是一个例子，说明事情会突然变得糟糕起来。外国公司虽然能够在短期在一两个大项目上获得商业好处，但它们在中国的利益是长期的，如果它们一直要依靠这些声名狼藉的太子党才能开展业务，而不是依靠自己的技术、经营、管理的优势，最终还是要深受其累的”。
*政商合一体制造成腐败*
独立撰稿人高新则认为，外国公司重视关系是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制度造成的。他说：“我觉得在一个从公有制经济向私有制经济转型过程没有完成，这样一个政治经济体制下，如果没有人脉关系，你想按照西方的正常那种经营模式达到赚钱和成功的目的，几乎没有可能”。
高新指出，目前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虽然进步很大，但并没有解决政商合一的体制问题。既使是在市场相当成熟的新加坡、韩国、日本等亚洲国家，腐败现像也是相当严重的，官商勾结、走“关系”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都会是商家难以摆脱的恶习。
青春祭 – 献给89年
枫晴 ( 目前作者在在加拿大某大学攻读教育学博士学位)
十五年前，当我第一次提出我要去参加游行的那一天，平日连我单独跟男孩子出去都不批准的父亲居然满口答应了；妈妈急忙给我拿了件单车雨衣，说要是下雨打伞游行不方便，穿雨衣比较好；弟弟不知道怎么时候把他好不容易攒起来买机器人的5块钱翻出来，走到我跟前，说：“姐姐，给你买汽水的”，他不舍地把钱塞进我裙子的口袋里。那一天，我是带着我们家的全部出门的。
那一年的6月3号晚上，我一夜没睡。第二天清早，戒了10年烟的父亲又抽起了烟，一直到今天。接下来的一段日子，父亲和他的朋友们有空便聚在我们家拥挤的小客厅里，一杯接一杯酒的喝。我总是搬上我那张塑料小凳子坐在旁边，听他们谈胡耀邦，钦本立，李子诵，许家屯；听他们自嘲“一生负气成今日”，“百无一用是书生”；听那位平日被认为骨头很硬的伯伯在平静地回忆着他年轻时候的进牛棚，划清界限的离婚，一个大男人在田里照顾要吃奶的孩子，没有感恩的平反，一直讲到他走在89游行队伍的最前面，“我还以为，这回中国真的有希望了。”他说。我不敢去看他的眼睛。接下来的沉默，让我心慌。
那时候的我，还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孩子，他们总说我是一个懂事的孩子。我也真的以为自己读懂了他们的全部伤痛，因为，我觉得，我的心也好痛。
十三年以后，我又一次聚在一个小房间里，那房间跟我们家的小客厅一样的小。不一样的是，这次的房间有很多灰尘，不像我们家，有妈妈收拾得很干净；还有，这一次，我是跟我自己的朋友而不是跟爸爸的朋友聚在一起；不在中国，在美国。
“你是不是该找个人给你收拾一下房间啦？”Q开玩笑地跟X说。
“我也想啊，人家不愿意啊。 这一阵子忙着准备活动，才没有时间收拾，平常可不是这样的。”X边开玩笑边给自己辩护。
“我都跪得满身的灰尘了，还说平常不是这样。”我也跟着起哄。
房间里只有一张书桌和椅子，X在电脑前忙着。
“你们快过来看，这样可以吗？还要放大吗？要加深吗？”Y显然没有心思管我。
“打印出来看看怎么样。”他们在紧张地期待着。
那天我们是在帮忙准备第二天六四纪念活动的标语，因为要省钱，大家要把前一年的标语上十二周年的“二”字改成“三”字，然后再把前一年的活动安排表贴一下，再复印一下，就变成13周年的了。
那一个下午，那一屋的人，跪在地上忙。
10多年前，他们被自己辛苦考上的大学开除学籍，他们坐牢，他们逃亡，他们被拒于国门之外，可是，他们依然用心去改那个“二”字，而且，不知道还要改多少年。这些当年被通缉被追捕的“反革命”，这些至今无法回家的“暴乱份子”，到底是些怎么样的人？
Q君：
Q是坐灰狗风尘仆仆地赶来参加活动的，他太太马上就要生了。“你不在家照顾嫂子啊？”我问他。“我已经把几天的饭菜都准备好了。“他说完又低头去准备纪念活动的资料了。
89年学运的时候，高中就入党的他在某重点大学担任学生干部，大家开玩笑说要是他89年没有进监狱，以他当年又红又专的条件，现在一定是XXX的接班人了。难怪当年他父亲听说他参加“学运”，急得让她姐姐跟他一起上广场去找他回家。当他们好不容易从人群里找到他，并听到了他的演讲时，他父亲就决定不劝他回家了，只是让他姐姐转告他要小心。“我当时都不知道他们来了，这是我姐姐后来告诉我的。”他说。不知道当年广场上有多少如他父亲般被孩子们的爱国热情感染而离开的家长，也不知道他们里面有多少人后来再也等不到自己的孩子回家。
他父亲也有执意不肯离开的时候，那是在他被捕以后。“他和我妈就拿着衣服饭菜在监狱门口死等。”这是他们后来告诉他的。他坐牢的时候，他的女朋友，也就是他现在的太太，给他往监狱里送书，等着他出来。他出狱后，在那样的政治气候下，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放弃自己的专业去开养猪场。后来他的朋友D出狱的时候，他就去找D，“我跟D说，‘我现在有X万头猪，我们可以在64周年纪念的时候全部赶到天安门广场。’” 显然他对这件事记忆很深。不要忘了，那些猪，就是他当时的全部。经过监狱的不自由，他依然如故，如89年般愿意付出他的全部。
15年前那些死去的为了今天活着的死了；如今，这些幸存者就为了那些死去的而活。这到底是一个民族的骄傲还是悲哀？
他的女儿正在一天天长大。“我要让她像个小公主般快乐地生活。”他幸福地对我说。我一直把她女儿可爱的照片放在我的钱包里，我需要她来提醒我：历史是在前进的。
X君：
在我眼里，X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他极少跟我提到89年的事情，我只听他说过坐牢那几年的牢房很挤，晚上睡觉无法伸展四肢；还有一次他偶然提到有一次他在监狱里长时间发烧，他们就让他戴着手拷到医院检查，去的医院有一条长长的走廊，要经过那段走廊才走到医生那里。我不敢问他当时是如何面对走廊上来来往往的人看着他戴着手拷被警察押着的异样目光。从一个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到一名良心政治犯，我无法想象：那是一段怎样被背叛的青春，那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生开始。
他的母亲在谈到他的那段经历的时候，情感表达要比他来的强烈得多：“学运那段时间他总是脏兮兮地回家，觉也没怎么睡，饭也没怎么吃，我们担心也没有办法，后来就出事了。”天底下的母亲，最记掛的当然就是孩子的吃穿，所以，当她还不知道X被关在哪里的时候，就忙着去给他买棉衣了。“那几天天气转冷，我就跟他爸爸到XX商店去给他买棉衣。在那里正好碰上了来我们家通知说X已经被关了的人。我跟他说：‘人都捉了，现在天气又冷，我们当父母的，送些东西总可以吧？’”后来，X被判刑的那天，这位母亲又拿着汤到法庭上，“我跟他们说，一定要他喝了这汤再走。”她回忆道。除了送衣服送汤，母亲们还可以做些怎么呢？
我曾经很不懂事地问过正在上研究生的X，“你怎么年纪一大把才本科毕业啊？”
“本来89年就快要毕业了，后来坐牢啊，出狱后再申请学校出国，要打工交学费啊。”他还是那样轻描淡写地说话。他越是这样，就越让我感受到生命中的不能承受之轻。
我很喜欢听他唱歌，但他只会唱80年代的歌。“你怎么那么土，只会唱那些旧歌啊？”我问他。
“都是在监狱里学的，后来的歌就不大会了。”他说。其实，我也比他好不了多少，89年以后的歌，我会得很少。
有人曾经以他64后想过逃离来证明他没有勇气，我没有跟他直接证实过这个传言，因为就算事情是真的，也丝毫不改我对他的印象。我反倒会庆幸，原来总是为一个沉重的历史十字架而苛刻要求自己的他也曾经如一个正常人般反应过，跟任何一个20岁的年轻人在面对屠杀时那样正常的反应过。
“他的身体就是坐牢和做民运搞坏的，”他母亲心疼地说，“现在他又不能回去，我们只好过来看他。可是我们年纪都大了，身体也越来越不好了。”已经十多年没有回过家的他，还是固执地不肯加入美国籍。
在他那杂乱无章的青春片段里，我看到的是贯穿始终的忠诚。
A君：
A是放下手上的工作，半夜转机赶来的。在他开朗而得体的谈吐里，我总能感受到他眼神里一种莫名的忧伤，一种我无法完全解读的忧伤。有时候，他孩子般的微笑会让我觉得可能是我自己过度敏感，可是，很快那种忧郁的眼神又回来了，那种感觉会让你想起席幕容的“含泪记下的微笑”与“含笑写下的悲哀”。
“这么多年来，你回去过吗？”我问他。“回去过一次，是偷偷回去，又偷偷离开的。” 他说话的不经意，有点像X，好像在说别人的事情。他说那年他父亲病危，在病床前无数次呼唤他的名字饱受病魔折磨却断不了气，他母亲跟他说了这件事后，他就不顾一切地偷回去到了他父亲的病床前。“没过多久，他就离世了。”他说。后来我不敢再问他任何问题，因为我怕再听到一些自己无法承受的答案。
他生日那天，我因为不知道而没有准备任何礼物，就把我们正在车上听的那张我至爱的罗大佑CD送给他了。其实，我连他喜不喜欢罗大佑都不知道。后来我想方设法都再也买不到那张CD，真有点后悔把CD送给他了。不过那天我真的很希望，“光阴的故事” 和“乡愁四韵”，可以减轻他的忧伤，哪怕是一刻的一丁点的忧伤。
H君：
H是跟他的女朋友开了10多个小时的车赶来参加活动的。因为要赶着上班，他匆匆忙忙地来，又匆匆忙忙地离开。他平常不大说话，只是在某一次关键时刻，他挺身而出说了几句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说的话，让我对他肃然起敬。
他的女朋友对64知道得很少，跟他一起又上学又打工辛苦维持着一个家，有一次她跟我说，觉得压力大得喘不过起来，“不过”， 她说：“他们这些人都付出太多了，太可怜了，如果我们都不爱他们，谁来爱他们？” 我无言以对。
当年柴玲在她逃亡的录音带里提到，当一个学生喊着“人民警察爱人民”的时候，一个士兵一脚踢过来，说：“谁他妈爱你？”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做一个同样的梦：梦到我还在逃亡。”他曾经这么对我说。或许，那并不是梦。我们，都仍在逃亡。
D君：
当我们还在聊天的时候，D就躺在地上呼呼大睡了。大家开玩笑说经过天安门广场和监狱训练的人就是不一样，可以随遇而安，不管在什么条件下都可以睡着。有一个没有经历过89年的政治学专业的学生曾经问过我：D是不是很孤独？我说，其实孤独也没有什么不好的，要是你学会去享受孤独。
有一次D在一连串紧张的活动当中拿着一个面包一瓶矿泉水跑出来填肚子，我们在校道上随便找了块石头坐下来。他一边吃一边拿面包喂一群跑过来觅食的小鸟，当时眼前的画面让我觉得我是在看一个无忧无虑的少年谱写着他的青春之歌。有那么短暂的一刻，我看不到六四，看不到责任，只看到人。
我真希望她母亲也在场分享那幅画面。“每一年看到别的留学生回家，都很希望D也可以向他们那样回家看看。”她妈妈对我说。她把“家”字说得很重，好像要让我明白她说的不是“房子”，“不是“公寓”，是“家”。她说，她至今记得他当年背着书包骑着单车回学校的背影，可是，这个背影再也没有在他们家的窗前出现过。
我想：大概没有人会自己选择孤独，可是如果历史把你放到那么一个位置上，人也就只能去学会适应孤独，享受孤独。
“有些沉重是命中注定的，回避毫无意义。” 他说。
B君：
B是最晚到的。我当时对他了解得很少，反倒是后来听他的福音见证，才知道多一些他的经历。他写过和讲过关于他逃亡的很多故事，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提到在被通缉时偷偷去看他一年多没见面的小女儿，匆匆一面他要离开时，小女孩跑出来扑到他们的吉普车上说：“爸爸，这是你的吉普车吗？你什么时候来用这辆吉普车接我回家？”10多年后，这位爸爸，才用飞机把女儿接到了美国的家。在中国，他们已经没有家。
有一次他带我们到他的小教会去，那是一个很小但非常温馨的教会。他打开钢琴，弹出了那首我中学时代的流行曲“我爱你，中国”，然后是“历史的伤口” 血染的风采”。他就那样一首接一首地弹，我就在旁边一首接一首地唱，别人不知道，一定以为我们之前排练过。有些事，有些人，有些歌，就算没有预先安排，默契还是会有的。因为，那都是我们在十多年的青春里共同唱着的歌。
Y君：
Y比我们晚一天到，她一大早坐火车来，活动完了就又一个人赶火车去了。她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女人，是我喜欢的那种有个性。有些女人有个性有得很自以为是很让人讨厌，但她有个性有得很有原则很讲人性很有味道。她的出现和她后来在交往中的形象让我开始讨厌自己不敢据理力争的柔弱。
两个女人单独在一起如果只谈国事政治那一定是一场灾难。我们在那里有一句没一句的分享一下护肤品的心得，说着她的父母还无法拿到护照来看她的无奈。跟他们交往久了，你会发现那些在电影里让观众哭得死去活来的情节，到他们那里全部变成理所当然的生活的一部分。
当我在写着这些真实的故事的细节的时候，我开始感到一种重叠，一种情节的重叠，感受的重叠，用字的重叠。我突然发现：原来A的矛盾跟B的很像，C的父母跟D的父母的担心也没有什么不一样。我开始觉得：这些故事，已经不是一个独立的故事，不是某一个人的故事，而是在同一个历史大背景底下，一个群体共同的故事。一个个体一次次的经历组成了他的人生；一代人的共同的人生经历组成了这代人的“集体记忆”；几代人的“集体记忆”沉淀成历史的一部分，影响着一个民族的前程。
我想起了15年前在我们家喝闷酒的父辈的朋友们，我开始真正明白他们内心的痛。有人曾经写过100个人的文革，我想，假如有一天有人来写写100个人的六四，我们可能会发现：如果把具体的历史背景拿走，那种在强权面前的无奈与抗争，其实都是一样的，“似此星辰非昨夜”，只是又多了一代人用自己的青春去为一个民族的前途殉葬。不幸的是：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选择要把自己的青春放置于哪一个历史大背景之下。
我的父亲母亲，年龄都大了，再也没有像15年前那样支持我去参加游行，只是不时提醒我要“注意安全，照顾好自己”。那位骨头很硬的伯伯，进过几次医院，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大家都尽量不让他知道太多“国家大事”，怕他激动。听说，如今很多人的座右铭是“难得糊涂”。89年以前我也是个“糊涂”人，每天无忧无虑地作着少女的梦。六四的鲜血染红了长安大街，也过早地带走了我那个当秋天里的童话公主的梦。
黑夜过后，太阳在清晨依然升起，15年光景，在历史的长河里是弹指一挥间，
但对一个个体来说，15年可以是青春的全部。生命匆匆，年华水逝。从小学就
开始的共产主义教育总教育我们为一个伟大的事业贡献自己的青春，而我们最
终居然成了这种非人性教育最大的战利品和牺牲品--背负着一个不应该属于
我们的十字架，从上一个世纪走到今天。
历史的结局或许都是公正的，可是过程却很残酷。就奔着历史承诺给人类的那么一点点最终公义的盼望，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后继地抗争着，无数个体的青春于无声岁月里了无痕迹地消逝，一“仗”功成万骨枯。
最后，我还是希望用北岛的那几段诗作结：
我是人/我需要爱/我渴望在情人的眼睛里/度过每个宁静的黄昏/在摇篮的晃动中/等待着儿子的第一声呼唤/在草地和落叶上/在每一道真挚的目光上/我写下生活的诗/这普普通通的愿望/如今成了做人的全部代价。
一生中/我曾多次撒谎/却始终诚实地遵守着/一个儿时的诺言/因此，那与孩子的心/不能相容的世界/再也没有饶恕过我。
我，站在这里/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没有别的选择/在我倒下的地方/将会有另一个人站起来/我的肩上是风/风上是闪烁的星群。
其实，有时候我不明白：是因为有了北岛这首诗，所以就有了这么一代人；还是因为有这么一代人，所以有了北岛这首诗。我只知道：如今中国的年青人都不会喜欢这样的诗了。
89年毁的不只是生命，而且，毁灭还在进行。(2004年5月)
冰雹：蒋彦永是不愿出卖丁子霖而继续受监禁
蒋彦永医生遭受当局监禁一事受到北京301和302医院的广大医护人员以及家属的广泛关注，据这两家医院的高层领导相信，蒋彦永医生最后不会有事，当局监禁蒋彦永医生并非追究他为“六四”问题上书，也非要逼蒋彦永医生为自己的行为“承认错误”。北京当局监禁蒋彦永的目的是要他签子承认曾经向“天安门母亲”丁子霖透露了他以共产党员名义给中共中央写信的内容，并作为“证人”说明他相信境外流传的“蒋彦永上书信”是丁子霖与境外敌对组织勾结伪造的版本。蒋彦永由于拒绝在“证词”上签字，因此当局一直不准蒋彦永回家。
两家医院的有关人士评论说，蒋彦永医生一直是一个坚持“讲真话”的老同志，但是这一次当局要蒋医生“讲真话”，蒋医生却面临的尴尬的选择：蒋医生如果对这件事情“讲真话”，“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将可能遭到逮捕、起诉和判刑，案子还可能不只是涉及丁子霖一个人。蒋医生目前的选择是“拒绝讲真话”，所以他继续受监禁。
两家医院有人这样议论说，如果丁子霖了解到蒋彦永医生目前的处境，丁子霖也面临着一个尴尬的选择：如果丁子霖与她境外的朋友为蒋彦永呼吁不能起到作用的话，丁子霖是看着蒋医生继续受监禁，还是主动“讲真话”让蒋医生得到解脱？
据传301医院某领导透露中央当局某领导的话说：“关着蒋医生不放，是在和蒋医生与丁子霖‘屏气功’，看看谁的气‘屏’得长。”
中国民主行动党已经在三天之前设法将有关信息传递给了“天安门母亲”丁子霖，目前丁子霖还没有作出任何反应。
中国民主行动党认为，解铃还需系铃人，蒋彦永医生向丁子霖等了解情况撰写给中共中央的“六四上书”今年也不是头一回，有关“六四上书”内容向丁子霖等透露也是对丁子霖等人的绝对信任，他并没有想到会惹出这么大的麻烦，也没有因此这么大年纪了去承受牢狱之灾的思想准备。只要丁子霖等人能够出面把情况解释清楚，说明“六四上书”境外网络流传的版本是境外人士根据有关信息所伪造，蒋医生可得到解脱，丁子霖等人也不见得会因此要付出很大代价。这样做，要付出代价的是境外那些伪造蒋彦永的“六四上书”的人或组织，然而他们一开始就不应该采用这种做法，对境外的这些人或组织，过去只是一个可以争议的道德问题，但今天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了不可争议的良心问题了。
这一件事情的最后结局最好的是由于蒋医生的坚持，当局无奈之下找个台阶下，无条件释放蒋医生。最坏的是由于蒋医生的坚持，当局达不到监禁蒋医生最初的目的，直接就拿蒋医生开刀，对蒋医生兴师问罪。
言信：谈谈中国人的宗教情结
目前，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活动有着日益兴旺的趋势，虽屡遭官方镇压查禁，但发展的势头始终不减，从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到偏远落后的农村矿区都是这样。
我认识一些在大学里工作的人，有教师，有干部，虽然有些还是年资久远的中共党员，“糕干”家庭，不知是怎么想到，最终都选择参加了教会的活动，每周都去教堂做礼拜，当然是私下悄悄的，虔诚之心不亚于那些老教徒。
中国人，大多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自古以来，对宗教有着一种强烈的精神寄托、精神依赖的慰藉关系，在越是感到前途渺茫，感到自己无力主宰自己命运的时候，尤其是这样。
拿我的家庭来说，我们家的长辈世祖祖辈辈虔诚到极点的佛教徒，这种虔诚，可不是那种有些人在修炼法轮大法那样追求一种外在的张扬形式，而是一种内心的修炼，一种极为清静，摈除了一切杂念的修行，礼佛、敬香、诵经、吃长斋，是那种一生中甚至不吃一点鸡蛋，不吃一滴荤油的长斋。
我的姐姐，13岁参军，读的是军医大学，提前退休后，干脆出了家，住在庙里，只是偶尔回自己的小家来看看子女。我常想，这是不是祖上的基因在暗中作怪的缘故。
等到我的父亲出生的时候，“洋和尚”（外国传教士）已经大批涌进了中国的内地，盖教堂，招信徒，成就不亚于有了一千五百多年历史的佛教，远远超过了道教和伊斯兰教。
得益于这些“洋和尚”，我父亲从小念的是教会小学，教会中学，等到考上了大学——燕京大学，还是教会用“庚子赔款”办的，十几年的教会学校留给他的最大的收获，是一口不错的英语和基督的博爱精神。
至于我，我的上帝就是我的读者，尽心尽力凭良心为我的读者服务，虽呕心沥血，在所不惜。
如果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无意中伤害了哪一位读者，敬请你们原谅，从心里，我不愿意伤害每一个人，不管他是有什么背景的人，应该都是平等的。有时候，我只是如实转述了许多人真实的，没有机会说出来的内心的愿望而已。
今天我为你们讲一个两代人牧师的故事，故事中的牧师同目前正在兴起的中国家庭教会没有必然的联系，故事里的这两代人也没有丝毫的血缘关系，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选择了终生为基督教服务，选择了当牧师，做上帝的忠实仆人。
读了这篇故事之后，你也许会猜到，我同那位现在已经不年轻的牧师有着非同一般的友谊，他给我讲述了他的故事，我在心里埋了很多年，今天又把这个动人的故事转述给你们大家。
不要四处查找求证这位牧师到底是谁，不要在官方的“三自”基督教会中去寻找，也不要在全国各地的家庭教会中去寻找，他就生活在我们中间，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也许有一天在你不经意的时候，他就出现在你的身边。
像一阵清风他飘然而至，
随着一阵清风他又悄然而去，
不要问他从哪里来，
也不要问他到哪里去。
在茫茫人海中相遇，
佛只看作是一种“缘分”，
“缘”从来不可强求，
相逢又何必曾相识。
从井岗山到阿里山,侃侃血腥于水的中国人的分裂本性和统一欲望!
启明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三国志中开篇的一句对中国历史的总结.也许是因为中国人信奉转世轮回的佛教;也许是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根本不会换位;也许是因为中国人使用的文字和语言是描述性而非定义性的,它不具有抽象性;也许是因为.....;总之,勤劳勇敢,能吃苦,善忍耐的中国人总也是走不出命运的死胡同,他们在上帝的捉弄下,在世人的嘲笑中演绎着一出出分分合合的"血腥于水"的人间悲剧.对于一个由于使用落后文字而使其思维能力在两千年中没什么进步的民族来说,世道的演变也就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一出罢了.宿命论也许太迷信,然而对于一个低级文化基因来说,也许就并不是迷信而是必然.
话说,到了20世纪初的三十年代,中国人的最新思想成就是"井岗山精神"了,那是中共从一个土匪性质的武装集团一路杀进北京的金銮殿的最重要的理论依据,后来被毛泽东总结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在现代中国几乎是一个"绝对真理".当然,1927年国民党对中共的全面屠杀,无疑是逼迫其走进深山占山为寇(后又成为流寇)的主要外因,就像当年黑李奎走上梁山一样.高唱着"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共产党人,真的是被逼得只有上井岗山一条路可走了.
大清朝被灭后,形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可是蒋介石不论是用武力还是用利益,总算是给统一了,尽管大家是面和心不和.可是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个追求不同治国的政治理念的政党,却是水火不融,对国民党来说军阀好弄,他们要的无非是金钱,官职,或地盘,只要国民党有的就都能给,而共产党却很麻烦,他们要的是"主义真",而国民党却偏偏没这东西.最后这两个尿不到一个壶里的政治利益集团,终于撕杀在一起.而结果我们都知道了,从井岗山下来的中共棋高一招,楞是把国民党给轰到阿里山去了.
如果说45年到49年的那场逐鹿中原的战争,是中国人的一次血腥的政治选择的话,那么这个选择的结果给了中共五十多年的时间去实践它的政治理想和诺言.然而,五十年后的今天,中共已经用自己的行动而不是言论承认了自己的失败并推翻了自己几乎所有的政治诉求.五十年对任何民族都不是一个暂短的时间,而对中华民族来说,却不够他们思考的,两千多年都没弄明白的事儿,五十年怎么够? 连黑李奎都知道"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的道理,而现代中国人却仍然在固执着自己的正统.
山不转水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轮到阿里山说话了,"阿里山精神"是民主精神(尽管很初等,很不成熟),是不自由勿宁死的精神,尽管中共许诺了官,钱,和地盘,但是,在中共的字典和家当里就是没有民主和自由这两个玩艺,看来这场架是非掐不可了.从井岗山上下来的中共还真得不知道这阿里山小伙子是怎么想的,也根本不悟不出这"井岗山精神"和"阿里山精神"的异同."政治解决台湾问题"这句空话的后面,显示出中国人空空的政治智慧,当年国民党不能做到的现在共产党也不能,因为他们都是"中国人",是"龙的传人",他们只有血的腥气而无政治智慧.
从本性上说人类天生就是独立的,而人类社会的凝聚力来自共同利益,和文化历史传承,然而要使这种凝聚力真正起作用,必然是基于每个个体的智慧和思想交流沟通的有效性.崇拜儒教讲究伦理道德的中国人,实际上却拥有一盘散沙的美名,在历史上被誉为是睡不醒的东方狮子,他们只有追求社会和谐统一的信念,却没有解决具体问题的智慧,所以统一总是一种愿望而分裂才是一种社会现实.思想分歧来源于对具体事物缺乏抽象认识的能力,而语言不能有效沟通更加剧了这种分离的程度.
世界上所有的PC之所以可以成为网络并彼此互联,是因为它们有共同的通讯协议,和内部的语言编码(ASCII)体系.而连什么是一个"中国"都扯不清的民族,也想统一不是很扯淡吗? 一个说不到一块也想不到一起的民族却天天在做着统一的美梦,这个现实想想都很残酷. 我还是那句话,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不愿在最根本的"文字问题"上下工夫的人,天天喊民主,喊统一,喊教育,喊素质,喊....无异于扯淡.
胡锦涛的“生命工程”
评：
共产党搞马列主义几十年，口气太大，说话太死，手段太毒，做事太
绝，到头来一事无成。邓小平说不要再讨论“姓社姓资”，实质是要
在“稀里糊涂”中，实现“转型”。江泽民也悟出了“与时俱进”的
道理，实际上是共产党今天不知明天事，只能“滑到哪里，算那里”。
邓小平、江泽民想的是要“体面地”回头，挂共产党的招牌搞资本主
义，当然惟有搞“模糊理论”，打“马虎眼”才是出路。
然而，第四代领袖胡锦涛并不领悟邓小平的精神，竟不自量力地要掌
舵开张一项“对社会主义事业具有战略意义的生命工程”，想以复活
马列主义，来激活一党专制的合法性。马列所所长李崇富更说要“站
在自己的时代和实践的基础，来看待一百五十年后的马克思主义”，
可谓痴人梦说。马克思主义只活了一百多年，就没气了，凭胡锦涛、
李长春的“工程师”学问，就能叫它还魂吗？胡锦涛要重行“政治挂
帅”，把民众的“政治热情”吊高了，共产党的墓也就掘好了。
牛皮吹得愈大，就愈没问题，如果说是预测“三十年后的马列主义”，
刹眼就能见真假；而说“一百五十年后的马克思主义”，谁也活不到
那一天。(学渊)
胡锦涛的“生命工程”
中共第四代领导人今年在意识形态教育领域将有大动作。由于马列主
义在中国面临「边缘化」的危险，中共决定重新修订影响中国民众思
想半世纪的马列教科书。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称，中国青年一代距马
列主义渐行渐远，根本原因在于它的教条性、虚无性。而今中共决定
重新修订马列教科书，试图挽救其颓势，恐怕最终会是徒劳。香港《明
报》引述学者形容，此次修订将「站在自己时代和实践基础，重新看
待150年后的马克思主义」，修订「教条理解」和「错误观点」。据
透露，此项行动由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掌舵，而身为「意识形态大总管」
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则负责督导。
北京最近一期《青年参考》报导说，中共中央及中央办公厅年初先后
发下文件，要求召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四月
开会时，胡锦涛接见与会代表，李长春在报告中将此举称为「对社会
主义事业具有战略意义的生命工程」。
整个工程分十八项，主要为三部分，其中首要部分就是决定重编全国
高等院校的九本「马列主义理论教材」，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
学、科学社会主义及政治、法学、新闻、史学、文学等。
半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课」一直是中国高中和大学
学生的必修课程之一。但一九九○年代以后，不仅大中学生对内容陈
旧的政治课失去兴趣，就连大多数中共党员干部，对作为中共指导思
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知之甚少。
《了望东方周刊》则报道，由高层领导挂帅，中宣部、中国社科院等
单位负责人组成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最近确定了
四十个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有关的社会学科课题，由中宣部统一掌
握课题经费并组织实施。
高层还要求中央编译局重新编译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通过
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经典作品的研究，要回答哪些是必须长期坚
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
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哪些是必
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
一名在大学教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教师说，现在的学生普遍不愿上马
列主义理论课，一是课程的内容陈旧，几十年变化不大；二是自一九
八九年六四事件后，大多数年轻人对政治失去兴趣，与政治密切相关
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然也遭到冷遇。另外，十多年前苏联和东欧社会
主义国家的崩溃已经证明，传统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理论或实践
并不适合当代社会。
五月份给中共政治局全体成员上过课的上海财经大学教授程恩富说，
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往往不能解决现实问题，而政府的决策也得
不到社会科学理论的支持。他呼吁当局重视社会科学对实践的指导意
义。同时，「一些学术领域存在的淡化政治、淡化意识形态、淡化马
克思主义的倾向，值得高度重视。」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所长李崇富形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
设工程」是一个新提法，是一项「重大举措」。他表示，这次工程更
侧重基础理论研究，是「站在自己的时代和实践的基础，来看待一百
五十年后的马克思主义」。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虽然取得
大成就，但也有许多问题，马列主义有被边缘化的危险，公众舆论对
淡化政治、淡化意识形态倾向愈来愈明显。
李崇富表示，该项工程将强调「四个认清」，即认清「哪些是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随□实践发展需要深化的、哪些是对马克思主
义教条理解、哪些是附加在马克思主义之上的错误观点」。这项短期
规划3年、整体计划10年的「生命工程」，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研究成果及时反映在高等院校的教科书中。
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指出，加强马列主义研究工作，主要原
因无非是强调要在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新条件下，进一步坚持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他说，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实际就是人的自由而全
面发展，与中共「十六大」强调「以人为本」，「是同一命题不同表
述」。
汪东兴
陈路
汪东兴是江西省弋阳县人，出身贫农。1932年参加红军，历任排长、干事、特派员、指导员、教导员、第2野战医院政委、两延河防司令部组织科科长、白求恩国际和平总医院政委、中共中央社会部三室副主任、二室主任。
1947年，汪东兴担任中央直属队司令部副参谋长、中央书记处办公处副处长兼警卫处处长，从此警卫毛泽东30年。
1947年毛泽东撤离延安前，问汪东兴敢不敢留下来等敌人？汪东兴说：“怎么不敢？只要主席下命令，我就留下来等敌人。”毛泽东给汪东兴一个连，汪东兴只带了一个加强排，在王家湾和敌军打了一仗，这一仗没有多少意义，只不过是毛泽东浪漫气质使然，但也体现了汪东兴还是有胆量的。几天后，毛泽东对汪东兴说：“刘戡的部队寻找中央前委机关在王家湾扑了个空，现从小河镇向延安方向撤走了。我想再给你一个连的兵力，尾追敌人，深入敌后，再打一仗怎么样？”汪东兴表示：主席你下命令，我什么样的仗都敢打！毛泽东说：“我看你很勇敢，能打仗。王家湾一仗是阻击战，你敢于面对敌人以小量部队阻住了大量的敌军，仗打得漂亮。这次任务是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还是以小部队插到敌后去，在安塞、延安之间袭击、扰乱敌人，让敌军睡不好觉，吃不好饭，不得安宁，疲劳不堪。一方面进一步给刘戡造成错觉，搞不清我们到底有多少部队与他周旋；另一方面也是在实战中锻炼我们的警卫部队。”汪东兴又带了一个加强排，在敌后呆了一个多月，完成了任务。
1949年，汪东兴负责毛泽东访问苏联的安全保卫工作。
汪东兴和毛泽东朝夕相处，毛泽东和汪东兴有过很多谈话，例如评论《水浒》、中苏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井冈山斗争、与张国焘的斗争等，在开国将帅中，汪东兴与毛泽东的接触最密切。
建国后，汪东兴历任政务院秘书厅副主任兼警卫处处长、公安部八局副局长、九局局长、公安部副部长。实际上一直负责毛泽东的安全保卫工作。1955年获少将衔，是少将中唯一没有军内职务的人。1958年，汪东兴曾出任江西省副省长。
杨尚昆被批判后，汪东兴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文革开始后，他的形象一直是“正确路线”人物。1966年底，汪东兴组织了一份材料给毛泽东，题目为《刘少奇的罪行大事记》。涉及到刘少奇、朱德、邓子恢、谭震林、黄克诚、叶飞、刘震、饶漱石、周小舟、陈少敏、舒同、陈丕显、曹荻秋、周扬、夏衍、彭真、伍修权、叶季壮、罗瑞卿、高岗、陈云、安子文、陆定一等人。毛泽东看后说：“谁说我们的老粗不能搞材料，汪东兴同志搞的材料很有说服力，一下子就把问题点明了。”
1967年，毛泽东叫汪东兴去找刘少奇，毛泽东说：“只要刘少奇能够认识他的问题，我们还是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我历来反对将人一棍子打死的政策，那样不得人心嘛。现在全国的红卫兵和造反派都要批斗他，他不检查过不了关嘛。我也不好说话呀。他总得叫我好说话嘛。凡是同群众对抗，同党中央对抗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汪东兴和戚本禹带着中南海造反大队给刘少奇的《勒令书》去了刘少奇家，汪东兴向刘少奇传达了毛泽东的话。汪东兴对刘少奇说：就我而言，我不希望你的问题继续升级，而是早点结束。这对全党全国都有好处。你的问题已经牵连了好多人了。你还想看到无辜者再跟你挨批挨斗吗？
1969年3月，准备召开中共九大，林彪特意对毛泽东说：“汪东兴同志是个好同志，他参加中央政治局对中央的工作有利，他对主席忠心耿耿，是个难得的人才。”在中共九大上，他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成为中央领导人之一。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汪东兴在华北组发言说：“中央办公厅机关和8341部队在讨论修改宪法时，都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和8341部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会后，陈伯达拉着汪东兴的手说：“你的发言很好，字字句句讲到了要害处。”汪东兴的讲话登在全会第6号简报上。江青对此很不满意：“你汪东兴什么时候也学会讲演了？”
在此之前，毛泽东在武汉曾找汪东兴谈话，明确说：“宪法中不要设国家主席这章，我也不当国家主席。”并由汪东兴回北京向中央政治局传达毛的意见。毛泽东曾要汪东兴打电话给周恩来说：不要设国家主席；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为此，毛泽东找汪东兴：“看到6号简报了吗？”汪东兴回答看到了。毛泽东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已经来过了，他们说6号简报影响很大，把人们的思想都搞乱了，这里有你的一份功劳。不过我不给你记，让别人给你记吧。这么一来，你们都成了英雄，而我成了孤家寡人，是不是？你们想逼我上梁山，我偏偏不上你们的当，看你们怎么办？你在我的身边，为什么有事不向我讲，你想改换门庭就给我滚！”毛泽东严厉地说：“你汪主任了解我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还派你回北京向政治局传达过，你怎么又让我当国家主席呢？”汪东兴做了辩解，毛泽东说：“不当国家主席，就不代表群众吗？你强调群众拥护，难道我不当，群众就不拥护了？我就不代表群众了？”
汪东兴为此写了检查报告，文内有“我没有听毛主席的话，我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也违反了政治局会议的意见，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动，我的内心极感沉痛”之语。汪东兴的检讨，印发给了全会。之后，在庐山上，林彪按毛泽东的指示，召集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开会，林彪在会上说：“今天，找你们开个会，你们在会上为什么要在同一个时间发言，为什么都引用了同样的语录。你们要坦白，要交代。”这样的会还开过一次，但林彪没有通知汪东兴参加，毛泽东说：“不要你了，说明你不是那个圈子里的人。”
在华北组会议上，汪东兴做了检讨，他按毛泽东的指示请了假，把毛泽东转移到只有周恩来一个人知道的住处。
1971年8月，毛泽东南巡，点名要汪东兴陪同，江青建议不要带汪东兴去，怕他走露消息，毛泽东说：“我看不会，这个人听话。正因为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错误，我才更要使用他。我就是喜欢那些不干不净的人，干净的人倒是很危险的。”毛泽东先后同刘丰、刘建勋、王新、华国锋、卜占亚、刘兴元、丁盛、韦国清、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南萍、陈励耘、熊应堂谈话，汪东兴每次都在场。之后，汪东兴护送毛泽东回到北京。
9月12日晚，林立衡向8341部队张宏副团长报告林彪可能要出走，汪东兴将此情况报告了周恩来。林彪的飞机起飞后，吴法宪从西郊机场打电话找汪东兴，说林彪的专机已经起飞30多分钟了，飞机在向北飞行，即将从张家口一带飞出河北，进入内蒙古。吴法宪请示要不要派歼击机拦截？汪东兴请示了毛泽东，毛泽东说：“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
党的十大，汪东兴当选政治局委员。
毛泽东去世后，汪东兴忠心辅助华国锋。华国锋和汪东兴开始了紧张而绝密的准备工作，制定先发制人，整治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计划和部署。汪东兴将这个计划告诉了李先念，汪东兴说：中央警卫部队就可以完成这个任务，不需要从外面调动任何部队，问题是采取了动作以后军队的工作，要有准备防止军队内部发生内讧，因为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在军队里还是有市场的。在叶剑英和李先念的支持下，华国锋和汪东兴借口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逮捕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
汪东兴极力维护华国锋的威信，他有一段著名的话：“邓小平也反对四人帮，但是他整治不了四人帮。他哪里有我们英明领袖华主席那样的本事！”叶剑英并不卖汪东兴的帐，说：“汪东兴充什么大头，在小平同志眼里，根本没有他们的地位和说话的机会。和我们相比，他还是一个乳臭未干的三流政客，他能当什么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简直是开国际玩笑。就是再打一百次仗，也轮不上一个警卫员出身的人当什么大头呀。他连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本事都没有，我们根本就不和他一般见识。”
华国锋和汪东兴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凡是”。1977年1月，北京出现要求为邓小平平反的大标语，汪东兴批示对这类反革命案件要坚决打击，为首的要坚决杀掉。邓小平曾经让汪东兴的老上级王震找汪东兴试探口气，汪东兴劝邓小平老老实实坐在家里看看书，抱抱孙子，不要再参与政治。
邓小平复出之前，华国锋让汪东兴去见邓小平，希望邓小平承认自己的错误，承认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时，邓小平说：“我出来不出来工作没有关系，不出来也可以给你们当当参谋嘛。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天安门事件是一个革命事件。”邓小平对华国锋和汪东兴提出的“两个凡是”表达了不同意见。
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汪东兴发言介绍了毛泽东历次对邓小平的评价，讲了邓小平工作前后的情况。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复出。
1977年8月，在十一大上，汪东兴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华国锋说：“汪东兴同志在粉碎四人帮中立了很重要的功劳。可以说，没有汪东兴同志的部署和安排，我们是不会一枪未响、一滴血未流就解决了问题的。”邓小平也说：作为一个过渡，这样的人总是少不了的。我也赞成他担任党的副主席。在开国将帅的少将中，只有李德生和汪东兴担任过这个职务。
汪东兴当时兼任中共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和副校长胡耀邦意见分歧，在理论修养上，汪东兴自然不是胡耀邦的对手。
在对待《中国青年》复刊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态度上，汪东兴的表现引起很多人的不满。邓小平毫不掩饰地对华国锋说：“你可是不能尽听汪东兴的话。他的思想僵化得很，在党中央的领导同志中威信不高。主席晚年虽然有错误，但是那些错误与他身边人员 的素质不高有很大关系，汪东兴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毛主席那里，只能是帮倒忙，而帮不了好忙。”“他动不动就打着毛主席的旗号进行活动，这是很令人讨厌的事情。”“现在要提防这个人来垄断毛主席的文件，不要让他干涉的东西太多。”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分组讨论中，汪东兴被点名批评。1978年12月25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免去了汪东兴十五、六个兼职，尤其是汪东兴失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和中央警卫局局长的职务。
中央政治局召开生活会，邓小平说：“汪东兴几乎每次开会都要出来唱唱反调，已经充当我们中心工作转移和平反冤假错案的绊脚石了。”胡耀邦说：“汪东兴同志这两年来基本上还是停留在过去的左的路线上踏步不前，经过了许多同志的帮助甚至批评，仍然没有足够的认识。我觉得，他继续留在副主席的位置上已经远远地不适应了。我建议在合适的时候是否调整一下他的职务。”汪东兴在会上发言说：我的观点和思想和你们的许多意见格格不入，彼此很难统一。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党的事业和党的团结，我决定还是自己辞职比较好，这样对你们更好地执行你们的路线，也就排除了很大的障碍或阻力了。”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批准他辞去党的领导职务。
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上，汪东兴当选候补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是按得票多少排列的，汪东兴排在最后一位。1985年，汪东兴进入中央顾问委员会。
皇甫茹：从亨廷顿新书看布什连任
就在这个月（２００４年５月），前几天，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
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题为《我们是谁》的新书在
美国上市了，副标题赫然是“对美国国家认同的挑战”。
说起来，亨廷顿也是笔者这一代读书人的老相识了。早在八
十年代末，亨公的如雷大名，已经贯穿了笔者耳膜。１９８９年，
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他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时成为
“新权威主义”的宝箴。当时敝人尚是血气方刚的学生子，有所
不服，仗著英文好，把原版找来认真读了一遍。亨廷顿并没有能
够说服我。这里有分析框架的不同。作为政治学家，亨公强调国
家一级的有效管理（或曰“政治秩序”）。他用经验事实论证了
权威主义有助于新独立国家的政治稳定，由此带来较高的经济成
长。但是，从人性代价的角度看，权威主义之下，将培育出怎样
的民众？我们知道俾斯麦的铁血政策统一了德国，他领导德国在
短期内从落后走向富强，对外连胜三仗，打败了丹麦、奥地利和
法国，为德国人带来空前的民族自豪感。俾斯麦甚至还为德国工
人阶级制订了世界上第一部限制工作时间的法律，并给予他们一
定的疾病、事故和退休保险。这是很成功的开明专制，却也为法
西斯主义在下一世纪的崛起准备好了随从的大众。
虽然没被说服，笔者从此却成了亨公的追星族，他的书出一
本看一本，喜欢亨公那种锐利思维和无所顾忌的言说风格所提供
的智力挑战。
亨廷顿第二次在中国暴得大名，是１９９３年提出“文明冲
突论”和１９９６年《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的出版。
假设确如该书所言，文明的不同是国际冲突的长期根源，在极端
情况下甚至会触发战争，那么，对本国文化较为忠诚的民族，应
该能够在冲突中较好地保护自己。亨公的新书，就是要审视美国
人──特别是１９６５取消了对欧洲白人的名额优惠之后蜂拥而
来的墨西哥移民和南美洲移民──对美国文化的忠诚度。这是“
文明冲突论”的内政延续。
亨公认为，是独特的美国文化造就了美国的强大。美国认同
的核心，就是所谓的盎格鲁新教文化，主要包括基督教，新教价
值观和工作伦理，英语，英国法制传统，有限政府，相当程度的
欧洲艺术、文学和哲学遗产，再加上自由、平等、个性至上（individualism）、
代表制政府和私产神圣等典型美国信条。“美国信条”（The American Creed）是亨廷顿以前分析六十年代学生运动时运用过
的一个概念，主要指美国人认为“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是亨公
未必如此相信）的理念和机构；文化的含义很广，但和信条相对
时，亨公更多的是指一种生活方式，比如全民讲英语──亨公认
为，这是美国文化的极大优越性：在这样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
几乎任何两个人，虽然口音略有不同，却都能理解对方的口语，
这种交流效率全世界独一无二。他非常担心，现在讲西班牙语的
移民大量涌入，如果他们拒绝认同盎格鲁新教文化，就会把美国
变为加拿大似的双语国家，分裂美国社会并导致国家力量的衰落
──这是美国面临的生死挑战。
在美国这一移民社会说出上述的话，难免有“歧视”某一族
裔的嫌疑，冒犯了标榜“政治正确”的文化精英们的良好感觉，
看来亨公这回逃不脱一场大批判了。好在亨公是久经沙场的学术
老将，批判只能锤炼他的锋芒。而且，这一次的批判，大概也不
会比上次对“文明冲突论”的批判更激烈。上次的批判是国际性
的，我国官方报纸也曾积极参与。中译本还没有出版，只是听说
美国人在议论文明冲突，就以为美帝国主义要打过来了，亨廷顿
要把美国文化强加在其他民族头上。其实亨公对文明冲突的态度
是防御性的，他本人反对将文化输出和制度输出当作美国外交目
标。《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对此举了个假设性
的例子：如果中国对越南动家法，那是儒家文化圈内务，美国尽
可视而不见。
亨公其实对中华文明颇为尊重。他多次举过韩国和加纳的对
照例子。六十年代时，两国有相近的平均国民产值，制造、矿产
、农业等产业的分布也大致相同。三十年后，韩国成长为世界第
十四位经济体，加纳的唯一成就则是出了个联合国秘书长安南。
亨公相信韩国的成功和儒家文化重视教育、提倡储蓄
作者：dck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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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密－－北京动物园将被强制搬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