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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前黑龙江政协主席韩桂芝(女)贪污达2个多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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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前黑龙江政协主席韩桂芝(女)贪污达2个多亿!   
dck






加入时间: 2004/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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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前黑龙江政协主席韩桂芝(女)贪污达2个多亿! (432 reads)      时间: 2004-6-09 周三, 上午12:12

作者:dck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前黑龙江政协主席韩桂芝(女)贪污达2个多亿!

龙江人

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韩桂芝再2004年“两会”期间被中纪委抓到
北京,现关押于北京昌平的秦城监狱。据黑龙江省纪委书记杨光洪告诉笔者,
韩桂芝仅仅是她已经公开交待给专案组的受贿数字,就已经达2个多亿!这
可真是一个天文数字,又创下中共官场巨贪新高。

韩桂芝靠什么本事捞到这么多钱?又靠什么本事当到这么大的官的?我们黑
龙江人民给韩桂芝编过一个非常生动的、关于老韩大姐“卖功”绝佳顺口溜:
“韩大姐呀,韩大姐,是你姐,也是官解,上半辈子卖B当官,下半辈子卖
官捞钱,半辈子各卖一个亿,绝对不亏。”

早年的韩桂芝是颇有几分姿色的。改革开放后,当时40岁的韩桂芝正直风骚
之年,加上韩姐性功夫极佳,八十年代中期,她就用性功夫拿下了黑龙江当
时的几位领导:陈雷、孙维本、王海彦、周铁农等,这几位当时重权在握的
省委书记、副书记都领教过韩桂芝的九阴深功。

1987年大兴安岭一场大火,本应以渎职罪判刑的韩桂芝(时任大兴安岭林
业局长)在这场大火这虽然被撤了职,但是,凭着孙维本等人的力荐,韩
桂芝攀上了早就已经相识的尉健行。老尉虽然在中共官场上也算得上是比
较正派之人,但是因为韩大姐床上九阴淫荡大法实在厉害,时任中组部长
的老尉怎么抵抗得了呢?于是,几年后,在老尉出任首任监察部长后,就
指令黑龙江省委将韩桂芝从大兴安岭调任黑龙江省当监察厅厅长。没出几
年,又出任省委组织部长,然后是主管组织人事的省委副书记,大权在握。
九十年代初,改革派书记岳歧峰想换掉韩桂芝,但多次被尉健行打掉这个
计划。

在黑龙江省,谁都知道,当官不给韩桂芝送大礼,那是绝对不行的。绥化
市委书记马德和市长刘某在给当时任省委书记的徐有芳和省长田凤山送了
500万元后,又给韩桂芝送了50万元。于是,韩桂芝在省委组织工作会议
上,把50万元当众放到主席台上,且严厉批评这种行贿买官的行为:“难
道50万就想买我的一身清廉?”马德和刘某都傻了眼,只好请教田凤山省
长。凤山省长说:“50万不灵,就加大砝码嘛,送我500万,给她打个8折。
”于是,马德和刘某分别给韩桂芝送了400万。这次,韩大姐收下了。在黑
龙江,一个人即使买通了省委书记和省长,如果不给韩大姐送礼,就当不
上厅级官员,因此,韩大姐的受贿功夫也绝不比性功夫差。

最为令人惊叹的是韩桂芝在16大前得知徐有芳要给自己一个虚位的省政协
主席的正部级的官位时,韩桂芝跑到北京尉健行家中撒娇,要求自己的省
委副书记不能丢。老尉虽说是权力场上的夕阳了,也还是利用自己掌握徐
有芳的受贿把柄逼迫徐有芳在韩桂芝62岁的“芳龄”上破例让韩桂芝继续
当省委副书记兼省政协主席。本应退居二线出任省政协副主席、也没有什
么靠山的省纪检委书记杨光洪也以此为借口,继续留任省委副书记兼省纪
委书记。黑龙江就这样被韩大姐的阴功折腾得全是老头子、老太婆把持官
位,而一些清正廉洁的人则总是靠边站。这也黑龙江官场越来越腐败,发
展越来越落后的原因,因为腐败分子控制了黑龙江官场买官卖官的关键职
位。如果黑龙江官场不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反腐败战役,黑龙江就彻底完了。
朱胜文冤案就向世人反映了黑龙江官场已经腐朽、邪恶到何等地步!

韩桂芝阴功对准老尉等大权在握的大官们,韩桂芝也没有亏待自己。她先
后在哈尔滨五星饭店香格里拉和新加坡大酒店为自己常年开设包房,经常
养一些30岁以下1米八以上的壮小伙供自己消遣,韩桂芝完全学武则天的
采阳补阴术,韩桂芝的老公在家成了摆设。韩桂芝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
“我要把我在官场上失去的青春在权力下都补回来”。由此可见,中共官
场完全成了权色交易的淫乱之场。



北京工人出版社编辑岳建一因出书揭露党的阴暗面遭惩罚

据6月份出版的开放报导,北京工人出版社遵照陈至立指示惩罚著名编辑岳建一,责问岳为什么出反右反文革的书,揭露党的阴暗面。

报导称,当前北京出版界最严重的事件是工人出版社遵照双料委员陈至立(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委员)「二 二三」讲话:「抓好队伍建设,编辑力量不能有异己份子」。对该社著名编辑岳建一进行严肃处理:一、撤销编辑室副主任职务;二、停止发稿权;三、罚款一千元。这个处理结果正等待上级批准。因为中宣部事先已打招呼:「对人的处理决定对出版社的处理。」

该系统还有恶例在先。二OO三年,工人日报属下新报因刊登网络文章《七大恶心》被查封,该报工作人员因都属工人日报,被保留公职。全国总工会一位女性副主席黄妍荣对这个震惊国内外的严重处理仍不满足,竟然恶狠狠地说:「要是我就让他们倾家荡产」。

据了解,岳建一的「罪名」有二:

一是二OO二年编辑出版了包括民间观察丛书、民间境界丛书、民间记亿丛书、民间阅读丛书的中国民间文本三十种,是年七月已被中宣部全部查封,今年重新被拿出来,就因为岳建一「民间立场已成系统」。他被诘问「为甚么揭露文革、反右,只写党的阴谋面?不写党的丰功伟迹?」这不仅令回忆起当年红卫兵批斗巴金,问的就是「你的家春秋为甚么不写党的领导?」

二是今年岳建一又编辑出版了《不死的光芒》,该书批判了斯大林、列宁和前苏联,该书所引用的材料都是十四年前三联出版社公开出版的,为甚么三联二十世纪出得,工人出版社二十一世纪就出不得?何况中共并没有做过不得批判前苏联的决定,「九评」不就是开了先例吗,看来对该书的处理,又是中宣部自行其事。

工人出版社因处理岳建一,搞得全出版社乌烟瘴气。五月二十日胡锦涛出席对外友协五十周年庆祝大会,致词「努力开创民间外交工作新局面」,引得全出版社议论纷纷哪里有甚么「民间外交」?当前中国根本不允许「民间利益」的表达。全国总工会名义上属於民间团体,否则就成了「黄色工会」「工贼团体」了,属下的工人出版社表达民间立场,岳建一编辑出版了民间文本系列应属於再正常不过的,但却被中宣部定为「罪莫大焉」这较之文革全国上下同定一个调,同吹一把号的舆论管制有过之而无不及。强令非官方一定站在官方立场发言是十分荒谬的,难道妓女奢谈三个代表就能代表官方立场吗?


胡锦涛会打“六四”正名牌吗

文思咏

蒋彦永在“两会”前夕给中央高层上书,再次揭开了“六四”这个创深痛钜的伤口;“六四”十五周年前后,海外媒体的一个热门话题是:胡温领导人是否会对“六四”重新定性,以某种方式纠正这一“中共历史上最严重的政治错误”(杨尚昆语)?

十五个春秋以来,这一创伤不仅折磨着成千上万的受害人,也折磨着中共一批又一批当权者。新一代领导人中的温家宝,在“六四”期间的所作所为早已为人所知,但胡锦涛当年的经历,知道的人却不是太多。今天我们回顾一下他的这段经历,或许能够对回答上述问号提供一个参考性思路。
(按:1989年春天,在北京六四镇压之前,胡锦涛率先在西藏戒严、调野战军镇压市委群众,得到邓小平的真传。为了防止江泽民这个滑头事后在六四问题上变卦,邓小平隔代钦定胡锦涛为江泽民的接班人。胡锦涛能否抛弃老奸巨滑的封建专制主义者邓小平加在自己头上的紧箍咒吗?-智叟)

★受命于危难之际

当时胡锦涛刚刚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如果说,他在共青团中央的工作经历,是他进入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跨世纪接班人”行列,成为党中央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众目睽睽的考核对象;那么他被选中为第八任驻藏党魁的作爲,则是他最终在同代人中脱颖而出的关键砝码。

在胡锦涛之前,中共派驻西藏的区党委书记已经换了七任,分别是张国华、范明、张经武、张国华(返任)、任荣、阴法唐、伍精华。伍精华在西藏忠实执行胡耀邦提出的对藏人经济上收买、政治上让权的政策,继续对文革期间的极左路线拨乱反正。他在中央支持下动员全国力量“支援西藏建设”,同时加快撤出汉族干部,加快起用藏族干部。但是这样做了几年,不但没有实现胡耀邦的初衷,反而爆发了一起又一起事件。胡耀邦下台之后,中共高层对胡耀邦主持制定的西藏政策主张是否适当的指责更加激烈,对伍精华的意见也越来越大。

胡耀邦治藏的怀柔-绥靖路线之所以事与愿违,原因复杂,例如,西藏迅速形成了一个具有自己利益、与中共离心离德的藏族干部既得利益集团;藏族民众对毛泽东的崇拜破灭之后,精神信仰真空急需填补,从而重新皈依达赖;等等。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西藏问题迅速国际化,西藏的情况被境外媒体添油加醋,加之当时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推行“新思维”,对西方的威胁减少,在西方战略家眼中,中国作为抗衡苏联的一张牌的重要性也就相应减少,用各种手段削弱中国影响的声浪随之上升。西藏变成西方妇孺皆知的热门话题,就不奇怪了。而西方的舆论支持和关注,反过来又百倍地提高了达赖的威望,使中共治藏增添了极大难度──几乎是动辄得咎,不论怎么决策都受到指责。

一九八八年十月,中共中央初步定下来由胡锦涛进藏。十月三十日,当时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统战部长的阎明复专门电召胡锦涛从贵阳进京,然后带胡锦涛一同进藏考察了半个多月。十二月十日,是世界人权日。正当胡锦涛在贵州省委大楼向他的后任刘正威交接工作时,机要员送来中央的紧急电报:拉萨又一次爆发更加严重的骚乱事件。事后,中共官方承认在这次骚乱中,警方鸣枪示警,一名喇嘛死亡,十三人受伤。但是外电报导的伤亡数字却比这要大得多。西藏在经过二十年的“休眠期”之后,已经成了岩浆涌动、不时喷发的“活火山”。

★屋漏偏逢连夜雨:班禅圆寂

胡锦涛进藏不到一个月,应付动乱尚茫无头绪,成天救火告急,万万没有想到,突然间又一场灾难降临:藏传佛教两大领袖之一、唯一能和在境外挑战中共的达赖喇嘛相抗衡的十世班禅──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突然在西藏日喀则圆寂,得年仅五十一岁。

早不死,晚不死,正在西藏骚动不断、民心浮动难平之时,班禅突然“出师未捷身先死”,不仅使胡锦涛顿失藉以安抚藏人民心从而恢复秩序的巨大精神偶像,使藏人心理天平顿失平衡,倒向达赖喇嘛那一边;同时更成为藏人发泄怒火的导火索,使整个地区的社会局面更加增添凶险难测的变数。

胡锦涛马上赶来料理后事。元月二十九日,他向班禅遗体告别之后,马上赶回拉萨,第二天四出探望上层民族和宗教人士,希望他们出面安定民心。二月三日,他在拉萨追悼十世班禅会上致悼词,自然,在高度评价十世班禅的贡献和品德时,胡锦涛再三强调的,仍然是安定和冷静。

中共在扎什伦布寺为班禅专门建造灵塔与祀殿,追悼仪式极尽哀荣。但一切安抚疏导犹如杯水车薪,毫无效果,民心浮动更加变本加厉。

三月五日,拉萨终于提前爆发了暴动。这次事件的伤亡数字,如后来的“六四事件”一样,众说纷纭。中共公布有十六名藏人死亡,一名武警班长被藏人用枪打死。

境外文章(例如海外民运杂志发表的《刺刀直指拉萨─一九八九年西藏拉萨事件纪实》)则说:被打死的拉萨市民与僧尼总共达四六九人,外地藏人死亡数还不在内。

而达赖自传说:“中共至少杀害二百五十名无武装的藏人。”在当年领取诺贝尔和平奖的演说中,达赖喇嘛把被杀藏人数缩小到二百多人。国际大赦组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西藏的镇压,一九八七─一九九二》中估计,中国警察在一九八九年三月拉萨骚乱中枪杀了六十到八十名藏人。美国众议院一九八九年年五月十六日通过的决议说,被杀人数为三十到六十人。

这些数字尽管众说纷纭,但都远远超过中共公布的数字。

★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城市戒严

三月五日爆发的骚乱事态空前严重,愈演愈烈,胡锦涛和他的同僚使出九牛二虎之力也难以控制局面,眼看越闹越大,一再紧急报告中央。

中央举行了紧急磋商。三月七日,由国务院出面下令:从三月八日午夜零时起,对拉萨地区施行戒严。 拉萨戒严震动了全世界,达赖喇嘛马上谴责中国政府镇压“和平的示威者”,欧洲议会与美国国会也相继发表决议谴责中国政府。

主政伊始就在拉萨戒严──在胡锦涛成为中共第四代接班核心之后,在海外反对中共的各派政治势力眼中,这成为他最主要的“污点”之一;在自由派知识分子眼中,这也是产生对他的极大疑虑的根源之一。二○○二年春,也正是因为胡锦涛有这样一段经历,当他访问美国时,许多支持西藏流亡政府的团体,才动员力量去向他示威抗议。

为他辩解者则说,胡锦涛当时去拉萨时,矛盾已经非常激化,时机非常紧迫,他又是初来乍到,在当时的局面下身不由己,戒严是不得已而为之。

客观地说,他匆忙赶往拉萨时,西藏的局面已经事实上处于“准危机”状态,他到西藏,根本不可能自己端出什么成型的解决西藏当前危机的解决方案,他只能在中央、区党委、军区给他准备好的几套方案中“择优录取”,政策和策略的选择空间如此狭小,基本上是无可选择。

过去,人们对他的印象是细密有余,魄力不足。但这次,胡锦涛判断形势,认识到如果软了,不仅面前“藏独”的气焰压不下去,而且会产生一系列难以逆料的连锁反应,今后西藏局势更无法控驭。

胡锦涛头戴钢盔的形象为自己立了威。在中共建政以来的封疆大吏中,以这一形象亮相的,只能数出胡锦涛一人。或许正是这一点让邓小平印象深刻,埋下了日后钦点他为第四代核心的伏笔。据说邓小平看到报纸上这张胡锦涛头戴钢盔的照片称赞说:“他在原则问题上立场站稳,决不手软。”

有一点我们不能忽略:这时的党中央,还是赵紫阳当政的党中央,而赵紫阳在西藏问题上一贯是反“左”的。所以,这次戒严,在“有理,有利,有节”这三条中,还是倾斜于“有理,有节”,相对克制。

★躲到山南调研远离政治狂涛

西藏这边风波未平,首都北京学潮又起。四月中旬以后学生由悼念胡耀邦而触发的抗议声浪,也传到青藏高原。拉萨这边响起了声援呼应之声,当年五月二十日的《西藏青年报》,就曾登载了“西藏一一一名新闻、文艺工作者发往北京的声援书”,声援北京大学生和新闻工作者要求民主,铲除腐败,以及要求新闻自由的请愿和绝食爱国运动。声援团来自区内数十家新闻和文艺单位,包括汉、藏、回、彝等民族。这个声援团的成员还算识大体:考虑到拉萨正处于戒严期,为维护戒严令的严肃性,决定不搞上街游行声援活动。但委派专人前往北京天安门广场打出声援横幅。

而西藏大学的学生就没有那么克制了。五月十八日上午,西藏大学六百余名大学生打着横幅,喊着口号,走上拉萨街头游行请愿,声援北京高校学生。胡锦涛等自治区党政有关领导高度紧张,他们担心的是再次引发藏独暴乱。派出负责干部赶到西藏大学,与校方一起同大学生们协商,指出拉萨目前正处于戒严的非常时期,西藏当前最大矛盾是“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同学们在表达爱国热情时要考虑妥当的方式方法,以免给少数分裂主义分子以可乘之机。但是,气头上的学生哪里听得进任何劝阻!他们走上了大街。自治区领导又赶到街上劝说游行队伍不要“走得太远”,学生总算适可而止,走到拉萨市政府门前停住,在市府前发表了慷慨激昂的声援演讲,在向区党委提出“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等三点要求,得到肯定答覆后,于中午十二点过后返回校园。他们提出的三点要求是:

一、立即向北京致电:声援学生的爱国运动,要求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尽快与绝食学生见面对话;二、北京的绝食请愿不结束,西藏大学同学就保留继续罢课、游行请愿的权利;三、拉萨新闻单位要如实报道学生爱国请愿。

从当时西藏当局的态度看,确实对请愿学生算极为忍让了:要知道,这是在拉萨戒严期间,是在三次藏独暴乱的阴影之中,竟然还允许学生游行到了拉萨市政府门前。当然,这更多地是出于大环境:毕竟,当时以赵紫阳为首的党中央对北京的民运还是主张对话解决问题的。

北京的局面在继续恶化。五月二十日,李鹏代表国务院宣布在北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政治风云极为暧昧险恶、瞬息万变之际,胡锦涛在哪里?他出现在西藏山南地区,名义是“调研”。

《西藏日报》每天在头版报导:胡锦涛与山南地委和行署负责人谈话,“稳定的局势市西藏经济发展的前提”,看望山南军分区指战员,行踪忽而在扎囊县,忽而在曲松县……

有什么重大项目要刻不容缓地深入基层调研处理呢?明摆着,胡锦涛在尽其所能地避开足以将他吞没的旋涡,尽量在局势明朗之前拖延表态,以免祸从口出。

六月三日夜间,首都局势终于以一种可怕的方式明朗了。北京开枪镇压学运,邓小平、杨尚昆、李鹏获胜,赵紫阳失败。以胡锦涛为首的西藏自治区党委,也很快作出了反应:给中共中央拍发电报,表示坚决拥护“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果断决策”。

对中国当局来说,十分被动、十分要命的是,紧接着这三次拉萨大骚乱与戒严的,是北京戒严与“六四”屠杀,而北京戒严、屠杀遭到举世谴责,西方人士得出了几乎一致的结论,这就使西方人士在想到拉萨三次大骚乱和镇压时,也将之看成和八九北京学运一样是和平抗议,胡锦涛为首的中共西藏地方当局在拉萨的镇压,也像在北京的镇压一样是对和平抗议人士的屠杀。于是,“中国严重侵犯西藏人权”就成了西方共识,将中共当权者,包括直接参予处理拉萨骚乱的胡锦涛都置于被告地位。

★胡锦涛与“六四”无直接关联,却有类比经历

胡锦涛接过中国最高权力之后,手中能打的牌多乎哉,不多也。拿什么取信于民,拿什么立威于世?蒋彦永等一批党内“老同志”一九九八年给江泽民上书时曾经说过:为六四正名是一张王牌,江泽民不打,别人就要打。江泽民直到卸任,也没有敢打这张王牌。胡锦涛会打这张王牌吗?

包括蒋彦永在内的许多人坚定地相信:“六四”这个问题早晚要平反。但是,抽象地表示一种基于历史的信念是一回事,具体地考察社会、政治和心理的动力、能量,是另外一回事。

一九九二年邓小平改变了战略,用经济利益来诱使中国人忘掉政治。这十三年来,也就是因为民众在经济上得到了利益,大家对现状也就接受了,实际上,这是一种合作,也可以看成一场交易──中国老百姓和中南海合作,与中南海交易。江泽民时期在政治上的相对安定是靠经济上的让步换来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归纳得很精练:江泽民是通过“收买”在党外扩大统治基础,通过“权术”在党内巩固权力基础,这似乎是江泽民成功地避免了华国锋下场的“两大法宝”。

“六四”后曾入狱多年的吴稼祥认为,“六四”的平反是历史的必然。在中共仍然执政的情况下,能否平反、何时平反取决于三个因素:一个就是涉及到当事人的问题──受益的人或者是卷入很深的人,亲自解决这个问
题的可能性不是很大;第二个,涉及到对邓小平的“遗产”的处理,包括如何评价邓小平和如何看待他做的这件事情;第三个因素是,平反“六四”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社会稳定,在多大程度上调动社会的积极性和社会的资源。

胡锦涛虽然与“六四”没有直接的关联,却有能够与“六四”作为类比的经历:他比李鹏宣布北京戒严还早两个多月在拉萨实施戒严,镇压了藏独势力的反抗。如果否定了“六四”镇压,是否也会使人连带质疑拉萨镇压?

据我个人在电视中统计,除中共中央委员会没有上街,包括中共中央办公厅在内的各
级党政机构的民众都在街头打出了自己的旗号。全国上下都动起来了,范围之广超过
了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北京,没上过街的人,据统计只有万分之一左右。连中共宣传
机器都不敢说是一小撮,至今也不能不承认这是绝大多数人参加的一场运动。
从运动开始到结束的所有口号和要求看,学生和民众都是为了使中国能去除一党专政
的恶疾,去除腐败,还政于民,使国家各方面能走上正轨。这是出于热爱国家和人民
的目的的。把这样好的人民说成暴徒,把屠杀人民的刽子手封为“共和国卫士”,这
是只有共产党才有的“中国特色”的厚颜无耻。连军阀和国民党都不如。--遮不住的真相(魏京生就六四15周年在自由亚洲电台的评论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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