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k
加入时间: 2004/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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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dck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广州《南方都市报》前总经理兼副总编辑喻华峰上诉
二审开庭时间，日前被戏剧性地突然推迟之后，已定今天（6月7日）上午八点半在广州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南方都市报》总编辑程益中一审开庭日期，亦已确定于六月十二日（星期六）在广州市东山区法院举行，但具体时间尚未通知。又据中国《财经》杂志透露，广东省两位前任省委书记曾就“南都案”联名给广东省省委书记张德江写信。
广东省两位德高望重的前任省委书记任仲夷和吴南生，曾于今年4月中旬就“南都案”联名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省委书记张德江写信，认为广大群众，包括法学家、经济学家对案件的异议“值得思考”。有中国法学家和经济学家公开指出，在程和喻二案中所指的贪污行贿行为，实属中国报业普遍存在的“市场化激励机制”，以此控告程和喻二人，和“莫须有”分别不大。
柴玲在波士顿辟谣：她没有回中国大陆。世界日报报导
，八九民运学生领袖柴玲2日晚在波士顿透过她的前夫封从德向外界澄清，她没有回中国大陆，也没有忘记六四屠杀事件。谈六四：下管怎么样，当局都不能开枪杀人。
原来《河殇》的第一稿叫《走出延安精神》，是谢选骏1988年1月单独一人执笔完成的。后来考虑到政治敏感性，改名为《走出“黄河心理”》。但是，尽管用文化批判的“黄河心理”取代了政治批判的“延安精神”，也遭到在延安359旅当过旅长种过鸦片的王震的污蔑反对。后来，谢选骏又提出，黄河、黄帝（延安精神）的横暴性格，也是现代中国种种苦难之渊源。用“巨灵”作题目，可以较好的表达我们对黄河文明的反思，。这时王鲁湘受到启发，提出用“河殇”来命名。因为，黄河的巨灵，千百年来已经不知害死了多少中国人。就这样《河殇》的名字才定下来。（谢选骏《就王小东关于〈河殇〉的疑问谈〈河殇〉内情》）
--任诠：八九民运的风头是《河殇》——纪念八九民运15周年
高三学生为了缓解考前压力，竟然到洗头房嫖妓。
据《南京晨报》报道，5月31日晚10时，南京市鼓楼警方在平安里一家洗头房内查获一对正在床上“行事”的男女。民警发现，“小姐”穿好衣服后很老练地对此事进行了狡辩，但那名男子却显得非常害怕，低着头不敢看民警。
在派出所里，小青年低着头哭泣了起来，哀求民警放过他。据他交代，他是某重点高中的高三学生，由于心理压力太大，他从家里拿了些钱来到附近的洗头房“轻松”，经不住“小姐”的诱惑，才发生这样的事情。民警随后找到了男生的父母，得知这位男生的成绩非常优秀，高考填报的志愿是一所全国重点大学。
中国独一无二的女中音歌唱家关牧村认为自己的成功主要不是运气，她说“天上掉月饼的事是不可能的。”她认为她事业上的成功是天赋，加上对音乐执著的努力，再有一些运气。
童年留给她的回忆是难忘的、艰辛的、苦涩的。10岁那年，母亲患了胃癌离开了他们，父亲又被打成反革命关进监狱，而比她年长的哥哥也一气之下到农村插队去了，家里就剩下她和年幼的弟弟相依为命。
那时候怕过年。“一到过年的时候，心里头非常难受。别人家都是非常热闹，都团聚了，我在这时候呢，反而是更孤独了，盼望著年赶快过去。”
最让她心酸的一件事 是一次弟弟背著关牧村去卖血买回一点米，为了生活，她小小年纪就开始到工厂做工。
韩国政府说，美国希望在2007年年底前从韩国撤走现有驻军总数的三分之一，即大约12500人。从韩国撤出的一个旅就将被派往伊拉克。作爲美国重新审视自己全球军事部署的一部分，美国有可能将从韩国撤走一万两千多名士兵。
美国在全球的军事布局正在发生变化。大批美国士兵将从长久性军事基地、包括在韩国和德国的军事基地撤出。
其中很大一部分将返回美国，做好随时被派遣到可能发生冲突地区、比如中亚地区前綫基地的准备。
伊拉克战争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决策的时间表。美国军队经常面临越来越严重的人力不足 ，这也是迫使美国减少在海外永久部署的一个因素。
(BBC国防事务记者马库斯6月7日报导)
台湾副总统吕秀莲今天过境美国旧金山，接受美国国会人权连线主席蓝托斯颁发人权奖章，蓝托斯说，盼有朝一日，陈水扁总统、吕秀莲能造访华府。美方还「史无前例」同意吕秀莲在饭店里，公开发表对前美国总统里根辞世的哀悼声明。吕秀莲明天将前往参访柏克莱大学、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所，与中国、台湾问题专家举行闭门座谈会，共同探讨美中台三边关系。此外，她还将出席美台高科技招商说明会。（中央社记者蔡素蓉旧金山六日电）
济南异议人士车宏年先生软禁3天后回到家中
鲁北
6月2日中午11点，警方将在家中的车宏年先生用汽车带走，在市中绕了一大个圈，直奔西郊。来到距济南市50多公里大丰山齐长城宾馆停下，开始软禁。
6月3日晚7点，吃饭时车宏年提出把灯关掉点燃蜡烛，警方5个人像触电似地同时站起来，离开餐桌走出房间退席了。车宏年找服务员要蜡烛，服务员说没有就赶紧走了。
6月4日，车宏年宣布绝食一天，他们大发雷霆。「我不和你谈政治」「中央早已定论，你纪念『6.4』15周年是违法的。」车宏年反击道，「纪念死去的人怎么是违法的？哪个法律规定的？你敢不敢再说一遍纪念『6.4』15周年是违法的，你敢不敢对你说的话负责？！」他们留下一个人看守车宏年，不玩了。并说「车宏年还有几个像你这样坚定的？」
6月5日中午约11点，车宏年被他们送回济南家中。
警方已在国内软禁数十人异议人士，他们不惧威胁、不惧帮架、不惧任何恐怖行为、不惧引诱。今年的纪念活动也是我们一次经验的积累，中共的威胁、帮架、恐怖、引诱是他们一惯耍赖本能再一次表演而已。
（2004年6月5日）
高文谦：我所见证的六四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林丹,谢宗延报导) 十五年前发生在中国北京规模空前的公民示威, 在坦克, 枪弹和鲜血中结束，中国官方把它称为"平息反革命暴乱"，十五年后的今天，面对为”六四”平反正名的呼声, 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把这场震惊世界的屠杀称为是 ”一场严重的政治动荡”. 时间似乎可以冲淡人们的记忆,然而”六四”这一难以愈合的伤口. 并不仅仅是遇难者家属的痛, 更是中共的痛, 也是我们民族的痛. 在纪念”六四”十五周年之际, 《透视中国》节目推出纪念”六四”专题节目, 让我们”回顾六四, 反思历史, 拒绝遗忘”.
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 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 《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 十五年前曾因起草致中共中央公开信, 要求肯定学生运动是一场爱国民主运动, 而遭到撤职的处分. 他以一个曾是中共体制内学者的独特视角, 见证了”六四”这一中国现代史上的悲剧. 在今天《透视中国》的纪念”六四”专题节目中, 高文谦先生将和一起回顾一下”六四”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
高文谦：六四发生的原因, 可以说不是一个简单的原因. 它是当时中国改革开放十年之后 中国的社会, 经济和政治各种矛盾集中的一次爆发. 一九七八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它确定了中国的改革的方针, 即把这个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 但是另一方面在政治领域, 在思想领域又不断的发动了清除精神污染, 反对自由化这些运动. 虽然中共自己在总结文革历史经验教训时候说, 以后再不搞运动了, 但实际上这句话根本没兑现. 八二年的清除精神污染, 八四年 八五年的反自由化, 到了八七年最后把中共的总书记胡耀邦用一种非正常的手段撤销他的职务. 当时给他加的罪名是支援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 反自由化不力. 那么具体讲就是胡耀邦在处理八六年学潮的时候, 手太软弱.用邓小平的话叫软弱涣散.
记者： 那八六年的学潮是怎么回事呢?
高文谦：当时中国十年改革最大的问题就在于, 这是一种跛脚鸭式的改革, 经济改革这条腿长, 政治改革这条腿跟不上, 不能够弥补经济改革中的不足. 相反使得腐败的问题, 使得社会不公的问题, 使得党内民主的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 那么学生就是希望国家能够走上一条
长治久安的道路, 这条道路需要有制度来保证.
记者：是甚么样的原因, 直接的原因, 学生开始冲出校门走向街头了呢?
高文谦：六四的发生的导火索是胡耀邦之死, 最先走上街头的是学生, 学生为甚么要走上街头? 他们就是觉得对胡耀邦这么冤死感到忿忿不平.
胡耀邦是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心脏病突发在北京去世的. 在此之后天安门广场就不断的
像滚雪球一样, 不断的有送花圈的, 贴标语的. 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山雨欲来, 风满楼”.因为我当时在体制内, 我看到很多<<简报>>, 新华社的<<动态清样>>报导说, 有一小撮坏人在挑动学生反党反社会主义.
学生到新华门前去请愿, 要求给胡□邦平反. 四月二十二号的时候, 胡的追悼会, 学生们是头一天晚上就已经赶到广场去参与悼念胡□邦. 学生们派代表到上面去跪著, 递交请愿书. 这场面我都看到了.
记者：为甚么这场学生运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个广泛的支持呢?
高文谦：八八年的时候, 当时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根据邓小平的指示进行物价闯关, 结果引起物价飞涨. 这就形成了社会的一个广泛的不满. 那个时候买甚么, 甚至于手纸都没有地方去买去, 甚么东西都一抢而光. 有很多人一辈子攒的钱,两千多块钱, 最后物价那么一上涨之后, 两千块钱在银行里已经不值甚么钱了. 这是他一辈子的血汗钱.
记者: 那甚么叫物价闯关呢?
高文谦：原来中国大陆的物价是由国家来控制, 现在就是要让它归还市场, 由市场来决定这个价格, 但是这件事情必须要有步骤的, 但是那个时候走得过猛, 也伤害到了老百姓的切身的利益.
那时候有很多人走到天安门广场去, 但是每个人走到天安门广场的具体的原因是不一样的.
但是总的看呢, 它是个历史的合力. 这个合力有政治的因素, 有经济的因素, 有党内民主的问题, 有真是为中国今后的发展担忧, 种种的因素搅在一起, 发生这么一场巨变.
记者： 我们看到六四的时候好像走上街头的人不仅仅是学生, 很多的国家干部也走上了街头, 支持学生运动. 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呢
高文谦：我也是其中之一了. 在后来清查的时候, 开我批判会的时候, 有人就给我上纲了,
说我这是从背后捅了中央一刀子, 哪有共产党的干部上街反对共产党的.
我是这么看的. 共产党实际上, 他跟整个社会民众的脉搏是息息相关的. 那么共产党的干部同情和声援学生, 这恰恰说明在当时那种历史条件下的党心和民意的向背.
民心可用, 民气可用, 为甚么最高领导人不能够利用这么一个机会, 把原来阻力重重的政治体制改革往前推一步, 相反的是一个顶牛, 最核心的就是邓的四月二十五号的讲话. 邓在讲话中就公开提出来, 不怕流血, 不要怕甚么国际上甚么舆论, 我们就按我们自己的方针办. 这话里面已经是露出杀气了
第二天, 根据邓的四二五讲话就起草了一篇 “四二六社论”. “四二六社论”就给学生定了性, 说这是一场动乱, 学生们就不干了, 所以才有一个 “四二七”大游行.
四月二十七号大游行的时候, 当游行队伍要从中关村的当时武警, 公安设的几道封锁线冲出来的时候, 那真是一股洪流啊. 我当时就站在复兴门的立交桥上, 我看到清华大学的队伍, 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几位白发老教授, 他们举著一个白颜色的一个条幅, 条幅上写著: “跪久了, 站起来遛遛”. 当时我一看这几个字, 我心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 我的眼泪不由自主我就掉下来了. 因为我是搞历史的, 我知道中国在这几十年的的风风雨雨中, 中国知识份子是处在一种甚么样的境遇. 用毛的话说呢, 知识份子是附在工农这张皮上的, 换句话说呢, 你必须要听我的呵儿, 你不听呵儿的话呢, 就没你的饭吃. 所以中国知识份子的命运从建国以后实际上是十分悲惨的, 一直是在给党, 实际又是给毛一个人在下跪. “跪久了, 站起来遛遛”, 这是一种黑色的幽默, 但是这里面的是五味俱全.
再往下呢, 双方就准备要对话. 但是说句实在话, 依我来看呢, 从我当时心情上讲呢, 我一方面同情支援学生, 我知道中国真要走上长治久安的道路, 学生这些要求是完全正确的, 是非常合理的. 但另外一方面, 我也知道中国毕竟太大, 历史的积怨又太深, 不能够操之过急. 所以我是非常希望双方的事情赶紧了了之后呢, 把这个事情作为一个动力利用起来, 利用这个民心把改革往前推, 这对中国来说是非常之有利的. 但最后的发展呢却恰恰相反. 导火索就在五月十三号的绝食. 这是用生命来为一个政治的诉求抗争, 这一下子就是学生把自己的命就摆到上面去了, 那就等于是要逼著政府做出让步.
五月十八号李鹏和学生代表开始进行对话, 但是双方谈得是不欢而散, 双方谁也不让步. 而实际上内部 “八老”已经在开会了, 已经确定赵紫阳下台. 所以到了五月十九号的时候, 在总后礼堂就开了党政军大会, 宣布戒严. 原来以为大概是比较快的就可以控制局面, 但实际上戒严之后整个北京市的市民就动员起来了, 所以各路的军车统统进不了城. 最后他们只好化整为零, 穿著便衣, 走地道, 各种渠道往天安门走. 所以大家看得已经非常清楚了, 最后的这么一场摊牌已经势不可免了.
记者：六四以后各单位都有一个清查, 那在这清查的过程中您的是甚么样的境遇呢?
高文谦：我是机关里面被审查的重点, 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我当时和其他人一块儿带领机
关干部到街上去. 第二点, 是说关于我起草了一封公开信, 致中共中央的公开信. 内容就是要肯定学生是一场爱国民主运动, 而且我们曾经还有类似这种话, “清除腐败要从最高领导人做起, 大义灭亲”. 中直机关互相之间都是串著的, 我们这封公开信后来就被人贴到中组部的报栏里面去了, 后来在清查的时候, 这件事情就成为中组部的一件大案了.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具体的所指, 就是当时作为一个普通党员, 希望共产党能够肩负起历史的这么一个责任, 反映民心, 整治腐败,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所以六四之后我就把我自己关起门来”闭门思过”, 这个”过”是加引号的过, 不是过失的过.我自认为在六四中我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 “过”是过去的过, 反省自己的角色, 过去在文献研究室作为一名官方的御用学者, 给官方写史, 很多情况下并没有把自己所看到的所有情况都真实的都给写出来. 那么我从那时候开始起, 我就萌下了这么个愿望, 就是: 不再做御用学者要写一本真正忠实于历史的书. 尽管我的父母包括我本人跟共产党曾经有过千丝万缕的关系, 但是到这个时候缘分已经尽了.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长达近两个月的天安门抗争活动, 在人民军队的武力镇压下结束. 中国官方称它为"平息反革命暴乱"，而国际媒体称其为"六四大屠杀", 那么究竟是”平息暴乱”, 还是”血腥屠杀”呢?
高文谦: 我们家住在宽街, 每天早上上班的时候, 我们都有意识的骑自行车从天安门广场那儿绕一圈. 到六月三号的时候, 我就发现那时候气氛已经不对了. 六月三号就在六部口那儿已经有一辆军车给截住了, 还有一辆卡车也被围住了, 那卡车后来不是在电视镜头上全都有嘛. 有的人站在上面, 把钢盔, 刺刀展览. 而且我当时我已经感觉到, 他为甚么要把这东西放到那块儿, 就是在制造一种口实. 到下午两三点的时候, 我又跑到六部口再看, 我第一次看到流血了. 就是从中南海的西南角有个边门, 一大堆武警拿著棍子, 三角铁朝人那就打, 最后把那一车东西都给抢回去了.
我的岳父家就住在北京饭店的后面的红霞公寓里面, 就是在南河沿的把口那儿, 所以我们吃完饭之后呢, 我跟我的妻子又到这个广场上来看, 那个时候我已经真是闻到血腥味儿了. 我当时真想留在广场, 因为我是研究历史的, 我知道现代史的这一页, 将是铭心刻骨的, 我希望作历史的见证人. 我妻子不愿意让我冒这个险, 千劝万劝, 我就是不听. 不行. 最后她说了这么一句话, 让我在当时那么一种激昂的,昂奋的, 说不清的一种情绪下冷静下来了. 我妻子说: 你是研究历史的, 你可以有你更大的作用. 你死在广场上你的作用就没有发挥. 听了这话之后, 我一想这话也有道理, 我说: 那好吧, 我就回家去.
我当时心情呢, 虽然一方面我同意我妻子说的, 我回去. 但我心里面非常之内疚. 因为我看到那个时候人们纷纷骑著自行车由北向南, 往天安门广场骑, 而我是由南向北往, 往相反的方向骑. 当时骑车的时候, 我自己我都觉得□不起头来, 内心上就是有那么一种自责. 觉得这种时候人家到天安门广场去, 我要回到自己的家里面去, 我就是怀著这么一个心情回到家里的. 回到家以后, 我就把电视打开了, 连篇的北京市政府的通告, 要求呆在家里面. 这时我已经知道了今天晚上是必然动手无疑了. 接下来的话, 那当然是老百姓的血肉之躯, 怎么能够抵挡得住坦克车和冲锋枪呢.
到了六月四号天亮之后, 美国之音已经报导了学生已经从广场撤离了, 我当时就想到那儿去看一看去. 离沙滩儿路口还有三四十米这么远, 正在这时候几辆军车开得飞快, 哗……, 开过来.车上当兵的就往车底下扔了两颗催泪瓦斯, 当当, 非常闷的声音就炸开了, 然后就是一梭子子弹. 然后这当兵的还哈哈大笑. 就是那一下子, 两个人, 一个人的腿就被穿了, 还有一个人是侧著把肩膀给穿了. 我当时我心里就说不出的那么一种感觉, 但是我还想往前骑, 这时候我□到了两个人, 一个是个大学生, 一边骑呀一边哭, 有人就围著他问, 那边情况怎么样? 他就下来, 泣不成声说: 中国完了, 中国完了, 没希望了. 还一个人 是护士长, 刚忙了一晚上回来, 她的那个白大褂下边这都是血. 太惨了, 太惨了, 真是没想到啊, 别的甚么也不说.
最不愿意看到的这一幕发生了, 而且发生的比我原来所想的还血腥.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号天安门镇压, 无非就是工人民兵用棍棒, 把这人们给打散了就算了.这个可好, 我在沙滩那儿, 就已经是机关枪朝著人就扫啊.
说著话我就到了南河沿口儿了, 西面就是天安门广场, 正面就是公安部大门, 我当时印象是最里面是一排坦克车, 已经就是把广场的口给封上了, 然后呢坦克车前面是一排端著冲锋枪的士兵, 端著枪这排士兵前面是一批拿著三角铁的士兵, 距离封锁线七八百米开外是一帮市民, 冲著他们喊: 打倒法西斯,李鹏政府杀人. 就在这时候, 从东面开来两辆面包车要进入天安门广场. 因为它要进入天安门广场, 必须先要经过市民这群人, 然后才能进入到广场里面去, 市民就把它们两个面包车就给拦下来了, 问你们干甚么去? 两个面包车的其中的第一个司机就说: 我们到广场去给戒严部队送汽水和面包. 这帮市民一听就火了, 他们还吃面包, 还喝汽水. 结果拉下来就把司机一通揍, 结果第二辆车乘著这个乱乎劲儿, 一个拐弯一下就冲过去了. 这边还没看清怎么回事呢, 那边我就听见哒哒哒……, 哒哒哒……,枪声响了. 我们一看不好, 哗一下又都散了, 从广场往南河沿儿近里儿跑, 我们几个跑得比较快的就到了欧美同学会. 我们想到那里面去躲一躲去,但传达室这个老大爷死活不让这帮人进. 他说:你们可千万别进来呀, 你们要进来, 他们会追进来杀你们的, 这个我可担待不起, 你可千万别进来呀. 这时候有那么一个人四十二军的复员兵, 他一口东北话, 他说: 大爷啊, 你如果不让我们进来的话, 我们都死在你这个欧美同学会这门口儿,这一辈子你心里也不得安生. 大爷一听这话那也是啊, 就说: 你们赶紧进来 , 你们赶紧进来吧. 就开门儿让我们进去了. 我们就蹲在欧美同学会的这个门洞里面, 然后就听见街上继续有枪声, 哒哒哒 ……, 哒哒哒……. 我当时听声音判断, 他已经不是在天安门那块儿了,而是拐到了南河沿的里边, 追著进来了. 等了半个多小时以后, 我们就出来了, 出来之后我就看到, 就那一阵子打死了四个人. 这是我亲眼看见, 就在天安门广场, 在公安部门口, 共和国士兵, 用老百姓劳动所制造出来的子弹来杀自己的人民
高文谦:六月四号那天上午我们心情都很沉重, 包括像我岳父他们这样共产党的老干部当时也觉得怎么能这样做呢? 后来我妻子说她要给家里买点菜去. 她下去了没有多一会儿, 街面儿上就响起枪声了, 哒哒哒……, 哒哒哒……. 每打一声我的心就咯登一下子. 后来我岳父叫我赶紧到外面去找我妻子去. 我一看不好, 我赶紧到街上去了. 我一到街上就发现, 戒严部队三个人一组, 三个人站在马路这边, 三个人站在马路那一边. 端著枪, 一边往前走,一边开枪. 我们一看情况不好, 就不敢再在南河沿儿走了, 我们就躲到南河沿儿边上,皇城根的小胡同里面去了, 我们就蹲在墙根底下. 这时候巧了, 跟我蹲一块的是一个凳平板车的一个老大爷, 这大爷就自言自语地说: 当年小日本进北京城, 都没有这么杀人呐, 真是伤天害理啊. 他看我一眼,也不知道我是甚么人, 会不会去告发他去, 但是他讲的都是普通老百姓的心里话,就是当年日本人进北京都没有这么样的大开杀戒.
你要真是说从六四镇压我看到的这么有限的几个场面, 那你想一想,至于说天安门广场死没死人, 甚么甚么地方死没死人, 那都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记者：您为一个历史学者, 您能不能从中国共产党建政以后的历史为我们分析一下, 六四血案是一个必然发生的, 还是一个偶然事件?
高文谦：当然啦, 这个必然跟偶然这两者有的时候不可能截然分开的. 有的时候的很多必然性的东西, 是通过偶然的因素表现出来的. 当然我认为从必然性来讲, 就是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不肯放弃权力, 任何一个老百姓,哪怕是善意的, 希望共产党在政治上有所进步, 有所变化, 更能够反映民意, 都被认为是企图否定共产党.
六四最后是以这么一个血腥的一面给了结, 虽然我自己思想上是有所准备的, 也有预感, 但是最后这个局面这么惨烈, 比原来想像的还要严重得多. 为甚么我思想上有所准备呢?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毕竟是研究历史的, 我知道在共产党夺取政权的过程中, 和建国以后的这几十年的政治运动中, 他怎么样子对待自己的人民. 从镇反, 肃反,到反右, 到文革, 这一幕幕的我非常清楚, 所以我不觉得非常奇怪. 但我总觉得经过文革之后, 共产党应该从文革的惨痛的教训中吸取这教训了, 不能再重蹈覆彻了. 但是恰恰相反, 最根本的一点就是邓小平是这个制度的符号, 他要为这个制度来说话. 而这个制度决定了他最终要走向这一步. 为甚么? 就是本质上他不想放弃这个权力, 用陈云的话讲: 「我们这个共和国是两千万革命先烈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我们不能够在我们手里面这么一朝一夕就给它丢掉」. 天下就是姓共产党的, 就是王震讲的话, 「这茅坑是老子挖的, 你别人谁也别想占」. 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共产党最后没有完成一个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历史转变. 始终还是这么一个逻辑: 打天下要坐天下. 中共现存的这种一党专政的这种政治制度是万恶之源, 必须下大力气改革.
记者：您认为共产党自身能够完成这种变革吗?
高文谦：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并不乐观.
记者：有舆论说, 如果当年学生见好就收, 撤离广场就不会发生这个流血事件, 您对这个看法怎么评价呢?
高文谦：可能不会发生这么惨烈, 但是所有的秋后算账一样也不会少, 一样也不会少.
历史以它沉重的笔墨，记载了”六四”这一人类历史上的悲剧. 当我们静下心来回顾新中国历史的时候, 我们会惊异地发现, 五十多年来, 我们民族的悲剧从没间断. 从镇反, 肃反, 到反右, 从十年文革, 六四血案, 到镇压法轮功, 每一代中国领导人的丰功伟绩, 都与一个个悲剧相联. 当文革过后许多人都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能力防止另一个文革的发生？当六四过后人们同样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有没有能力防止另一个六四的发生？
高文谦： 关于在六部口是不是坦克车压人的问题， 这件事情是当时在各个机关里面议论最多的， 事实证明确实是压人。后来是我到海外之后很多当事人都讲了。 就是在新华门六部口那块儿坦克车追著从天安门广场撤出来的学生碾， 结果很多人就当场被碾成肉酱啊。但这场面马上就被传出去了， 但那时候毕竟是个小场面。 但是我知道一个情况， 就是在六部口附近， 中宣部的一个宿舍在那儿。中宣部有一个博士生当时是中宣部培养的第三梯队的人， 很受信任， 他当时就亲眼看到了这个场面。 当时这个事情被说成是最大的谣言，这个事情如果传出去那简直是……。 再怎么说坦克车追著人去压， 就什么都解释不了了， 所以就要辟谣。 在我们机关那些搞清查的人吹胡子瞪眼的追：你是听谁的？ 你又是听的？ 最后追到了中宣部的这个博士生身上， 就把他给拽到了戒严部队去了。 在戒严部队里面他被严刑逼供。 “你看到没有？”，“我确实看到了， 我是一个党员对党要忠诚， 要老实， 我看到什么我就说什么，我确实是看到了。” 后来戒严部队的人拿著一千伏的高压电棒， 威胁他： 你看见没有？ 博士生说：“看见了， 我确实看见了”， □ ， 用高压电棒电他，博士生当场就昏过去了。 一会儿醒过来后， 又被问： “你看见没有”， 回答说：“看见了”□， 又电一下， 他又给电昏过去了。就这么弄了几次之后， 最后博士生说：“没看见” 。 后来据这个人身体就垮了， 精神也垮了， 这不光是一个电刑的问题，这是精神上的一种折磨。 共产党原来自己标榜的自己讲真话， 要实事求是， 结果他完全不让你讲真话。 我有时候经常就想起这么一句话就是，所谓墨写的谎言， 怎么能掩盖血写的事实。
记者： 毛泽东的时代有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的时代有六四， 江泽民的时代有镇压法轮功， 为什么每一代都有一个什么事件呢？
高文谦：共产党的这个制度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检验， 证明这种制度对中国的发展和进步起不到进步的作用， 起不到积极的作用。用邓小平在六四之后的讲法就是， 我们党是有一个核心的， 毛是第一代的核心， 我是第二代的核心， 毛时代是毛拍板了算， 后来是我拍板了算，后来他又说了江是第三代。 他们这样一个核心的这种制度是一脉相承下来的。 毛发动文革实际上党内有很多人都是很不理解， 想不通的，但是他就可以利用他这么一种核心的位置， 一意孤行。 邓小平镇压六四也一样。 当时多数人都是同情和支援学生的， 但是邓小平他是第二代的核心，他就可以一意孤行， 独断乾纲。 接下来传到第三代了。 你要真是拿江跟邓来比较呢， 在六四这个问题上从历史的视野来看，邓也可以说他有某种迫不得已的地方。 但江泽民镇压法轮功， 我觉得事情远没有到这份儿上， 但是就是因为他又成了中国的一个新的核心。据我所知象朱熔基他们这些人也不一定完全赞成这么个做法， 但是江泽民独断乾纲之后， 朱熔基他们也得跟著走， 也得在那文件上去画圈去，这个就是个悲剧， 这就是这么一路下来的。
记者：为什么经过文革 ， 经过六四， 还能出现对法轮功这样的镇压呢？
高文谦： 这个制度没有变， 这种制度不允许任何的社会力量来挑战它。 实际上法轮功并没有真正去挑战它， 不过就是争取自己练功的一个权利， 但是这个权利他就可以认定你是在威胁他的权力。 用中国一句老话叫： 卧榻之畔， 岂容他人酣睡。
江泽民他为什么他要这么干呢？ 就是因为六四之后共产党的权威， 合法性已经严重的动摇。 接著又是苏联， 东欧的巨变，可以用心惊肉跳这几个字来形容他们看到苏联特别是齐奥塞斯库被绞死的结局。 六四之后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道德真空，你想想执政党可以撒这么一个弥天大谎， 指鹿为马， 颠倒黑白， 那普通老百姓有什么不能够干的， 所以社会败坏， 道德沦丧的非常厉害。而这时候法轮功提倡“真 善 忍”， 让共产党觉得非常难堪。 人们都要去信你法轮功，不信共产主义这还得了， 这还得了， 所以江泽民他要镇压。
我不是法轮功的信仰者， 但是作为一个学者， 我要为信奉法轮功这些人的权力而辩护。 共产党这样镇压法轮功是错误的， 这句话应该讲出来。法轮功的这些信仰者， 练功者， 他们是最没有权力的人， 普普通通老百姓， 为了身体， 为了某种精神上的寄托他们来练功。他们练功权力都不给他们， 可以赤裸裸给他们剥夺掉， 今后如果中国这种政治制度不改变的话， 类似法轮功的这种悲剧还可能发生。
记者：经历过文革和六四， 为什么在今天的中国对法轮功的镇压还能形成一种社会的运动呢？
高文谦： 我想大概是有这么几个原因吧。 第一， 谎言。 第二， 恐惧。 经过六四这么大一场冤案， 为什么现在一镇压法轮功， 江泽民在上面一拍板，政治局常委都跟著画圈， 然后形成中央正式的决议， 然后有组织的下来这么样的镇压， 这一方面的原因是制度上的原因。 那么从老百姓看，为什么有很多人就跟著走了， 就敬而远之， 就怕了， 这是老百姓心里面有恐惧。
中国实际上是处在一种后集权的社会， 这种社会它原有的那种革命动力已经没有了， 但是它还大体上维持著一个惯性在运转著，因此在运转的过程中它靠的是暴力和谎言。 暴力就是枪杆子， 谎言就是笔杆子， 它不断的重复“六四”， 学生市民是暴徒， 解放军是被迫还击的，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一个人， 其实哪儿死人都不重要， 只要在北京死人了， 这就是死人。 他们现在国力强大多了， 有很多资源，可以用各种方法去镇压去， 去封锁你去， 封杀你去。 而在这种集权社会下生活过来人们的呢， 都有一种的恐惧。
我自己就时不时感到内疚啊， 在机关内部检讨的时候， 就没有把话讲那么透： 六四镇压是错误的。 我只能说我有这种糊涂认识， 可这根本不是糊涂认识， 这就是说我真实想法， 我一点没有改变过。
现在在海外啊， 我发现有很多中国人的心理状态， 还是没有从当年的那种共产专制下的那种氛围下解脱出来， 还都是怕。 当然有很多利害关系，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人来， 首先要自己的良知看问题， 做出判断。 当然有很多利害关系， 但是做人最根本的要有良知，你不能够看到一件事情明明是黑的， 叫你说是白的我也认可。 如果今后中国的制度不改变， 老百姓这种恐惧的心态不改变的话，类似法轮功式的这种悲剧， 今后还会继续上演。 那么现在破除这么一个恶性循环的关节点在哪儿呢？ 就是老百姓从自己做起， 拒绝谎言， 说真话。哈维尔有一篇很有名文章， 它的标题就是： 无权者的权力。 无权者的权力是什么呢？ 就是拒绝谎。 从自己开始就说真话， 我能认识到哪一步，我就做到那一步， 但是我决不去再来附和你， 再来违心的讲什么话， 这才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记者：十五年过去了， 那您觉得我们应该从六四事件中反思些什么呢？
高文谦： 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创口， 至今没有痊愈， 还在淌著血。 我觉得治愈六四最好的办法就是拒绝遗忘。 共产党知道自己这件事情做错了，所以他采取让人们遗忘的办法， 不提的办法， 淡化的办法， 想把这事情缓过去。 作为民族的集体的记忆， 就是拒绝这种遗忘。 通过对六四的反思，就是设立这么一条政治的底线， 不能够凭白无故的大开杀界， 这是任何理由都没法为这个行为辩护。
记者： 您对中共官方平反六四您有什么样的预见呢？
高文谦： 六四这件事情毕竟对共产党来是太致命了， 因为对文革浩劫呢， 共产党当时采取的办法是把文革的发动者毛给高高挂起， 把责任推到林彪，四人帮身上去。 好像这个党还是好的， 制度有问题， 但是基本点还是好的。 现在六四的问题就不是这样子了， 人们就必然要问，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绝不是邓小平一个人的事情， 也不是李鹏一个人的事情， 而是一个制度的问题。由中共官方来平反六四我觉得不大可能， 如果发生这种可能性， 只是在这么两种条件下， 一个是大变的前夜， 一个是大变之后。
六四血案已经过去十五年了， 十五年来中国官方对“六四事件”的定性， 从“天安门反革命暴乱”到“八九政治风波”， 到“一场严重的政治动荡”。中国官方对“六四事件”的态度，从掩盖真相， 到淡化回避， 到“稳定压倒一切”。 让改革大潮冲淡人们对“六四”的记忆，让无情岁月磨蚀人们的抗争意志。 十五年了，真相仍被掩盖；苦难仍在持续。
勿忘“六四”。 我们今天纪念“六四”， 就是提醒人们在今天的中国“六四”的悲剧还再上演。 我们今天反思历史，就是告诫人们在明天的中国“六四”的悲剧还会继续。 也许您不是昨天的受难者， 今天也不是， 但明天呢？ 朋友们， 为了今天中国的迫害立即停止，为了未来中国的灾难不再发生， 让我们“了解真相， 制止迫害， 拒绝遗忘”。
造成“六四”血案和平反困难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的一党制现状
言信
在探讨这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之前，我想先查一查有关的资料，打算从正反两个方面分析探讨这个问题。可是一动手干起来，才知道如此之难，没有比互联网更丰富的资料库了，翻来找去，竟找不到任何一党制国家的辉煌壮丽的现实事例。因为，除了极个别的，大多数曾经有过一党制统治下的极权国家，几乎都已经成为历史，说的简明扼要一点，就是都灭亡了。
一党制的国家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始终伴随着一党制国家的兴衰而存在，这就是“万众一心”。这种“万众一心”发展到了极端的地步，不要说是反对的意见，就是略有不同，稍有怀疑，都将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全国人民，不论有多少人口，只允许有一个脑袋在思考，其他所有的脑袋只有遵从，没有，也不允许有其它的选择，是这个社会最显著的特点。
最明显的例子是希特勒的德国和金正日的北朝鲜。
耐心翻一翻美国历史学家威廉.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的著作《第三帝国的兴亡》(A History of Nazi Germany 1990 )一书。希特勒是在不完全的民主体制的基础上，依靠庞大强有力的组织力量所进行的蛊惑、欺骗、暴力、选举，当时社会危机、经济危机所造成的社会政治学说以及政治体制的混乱，底层民众的不满情绪，财阀的金钱支持，战败军队下层骨干的组织支持，执政最高层别无选择，只能支持希特勒上台执政。
希特勒的政党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叫作：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根据拼音的缩写，简称纳粹党。在它成立的短短几年之后，很快得到了30%，甚至40%全国的选票。1933年1月31日上台执政，第二年年中，1934年的7月14日，颁布了“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是德国的唯一政党”的新法律。同时法律规定：“凡维持另外一个政党的组织机构或组织一个新政党者”，都将受到法律制裁，被判徒刑。
在它执政的最初短短几年间，德国的经济飞快复苏，原来高达德国人口六分之一的失业率大体上消失，国家的经济生产和国民收入在四年间整整翻了一番，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希特勒的国社党不是当时德国的“三个代表”，那么立刻会把你抓到集中营去，彻底“修理”一通。
至于金正日统治下的北朝鲜，比希特勒更加彻底，他把全民便成为不敢独立思考和丧失独立思维能力的肉体机器，又逐渐变成为面黄肌瘦的饿殍，他从肉体上消灭反对派，比起他父亲金日成来更加残忍迅速。
一党制国家消灭起反对派来，不需要任何的理由和怜悯。
现在再谈到“六四”血案的平反问题，有必要回顾二十多年前的另一次大平反。
在当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最富有生命力和创新精神的一个举措就是二十五年前的那个破天荒的举动，史称“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虽然这个举措只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部分的，半遮半掩地否定了自己，为自己多年来一手造成的数量高达上千万的受害者平了反，但在客观上挽回了中国共产党的正面形象，维持了中国共产党得以继续统治下去的原有政治局面。
“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本质上依靠的是“人治”的不正常环境，而不是“法治”的正常环境。所以，这个“平反”搞得畏畏缩缩、躲躲闪闪，既不正规，也不彻底，甚至起了一个不那么理直气壮的名称，叫做“改正”。它没有可供依靠的常设机构，也许根本就没有打算设立，更没有可供参照执行的法律依据，它是一个因人而搞的，合情合理但不合法的“平反”活动。
事情的发展正是如此，为了得到“平反”，你必须先托人往“上”递交申诉材料，最好递到关键要害的人手里面，取得高层领导人的批示，是能否顺利获得“平反”的先决条件。二十多年前，社会还没有腐败到今天这个局面，只要领导提了批示，基本上一定都会得到圆满地解决。不像今天，即使最高层领导都有了批示，下面的某一层领导仍然可以阳奉阴违，以各种理由顶住不办。
只可惜，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平反”刚刚开始，就已经结束了，实际上，它是夭折了。
二十五年后的今天，我们再回头重新分析这次“平反”活动，发现它本质上，并不是为全中国的平民百姓展开的，虽然在新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殃及无辜最多的是那些中国的平民百姓，但是这次“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最大的受益主体，还是共产党里的，受到文化革命冲击的原来的各层领导干部，少部分也有一些受到“反右”运动冲击的党内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而最底层受到迫害的普通民众，不过是这次“平反”活动的“陪衬人”。应该说，是平民们沾了领导干部的“光”才对。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次的“平反”缓和了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形成了一个整个国家能够向前发展的新的社会平衡，是一件前所未有的大好事。仅仅在十年之后，这个社会平衡的良性局面就被“六四”的枪声打碎了，而且，至今没有能够再挽回来。
在任何一党制的国家，包括大部分都已经垮掉的和少数现存的一党制国家，为了强调自己统治的正确性和合理性，是绝不允许“平反”这个名词出现的，正像它绝不承认自己的统治会犯任何错误一样。这个国家所采取的一切行为，不管是行政行为、法律行为、还是军事行为，都是正确的、合理的，无须为它所造成的一切损失伤害负责。
一党制政治体制是一种僵化、保守的政治体制，不允许批评，不承认有任何的错误，是一切一党制国家的本质特征。
所以，这些一党制国家中的绝大部分，包括曾是最强有力的苏联和希特勒德国，也包括曾经给台湾带来繁荣昌盛的中国国民党政权，现在都退出了政治舞台，因为那个国家的人民，最终选择了民主政权，走民主的道路。
极少数残存的一党制国家政府，无一不是依靠残酷的暴力统治，依靠完善发达的国家机器，依靠军队、警察、从上到下的各级国家安全和司法机构，依靠意识形态的控制、宣传，依靠来自社会的告密、批判、打击、惩罚，才勉强维持下去的。
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都知道，现在再不是愚昧无知的中世纪，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下，在世界民主潮流的冲击下，这样单纯依靠暴力维持的统治政权，还能够维持多久？或者说，民众还允许它存在多久？
我设想：
在未来的国家里，组成了真正民选的议会，成立了真正民选的政府，在民主化、公开化的体制下，贪官污吏将被彻底清洗出来，以往旧的冤假错案将被平反，新的冤假错案不再会产生。
在未来实行真正民选政治的，真正代表全国人民利益和意志的，体现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议会中，将成立三个常设机构，这三个机构拥有自己独立的办事机构和工作人员，将在国家各级司法检察机构的有力配合下，单独地行使自己的权力，不受任何政府机构的干预和阻碍。
这三个拥有独特权力的机构是：
《国家平反、道歉与赔偿委员会》，《国有资产世界范围彻底追索委员会》，《中国贪官污吏全面清算委员会》。
这三个相互独立，又相互合作的机构，有着各自不同，又相互配合的工作职能、工作范围和运作方式。
《国家平反、道歉与赔偿委员会》：
这个国家成立以来，已经制造了数也数不清的，太多的行政上，司法上的冤假错案。远的且不再去说它，因为有了史称“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所以暂且可以告一段落。仅从近的这一段历史，即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这一段历史来说，整个中国政府及社会都进入了全面大腐败的历史时期，权力被滥用，不受监督制约，冤假错案，层出不穷，说是哀鸿遍野，民怨沸腾，真是恰如其分，一点也没有夸张。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一笔社会历年累积下来的政治债，经济债，当然也包括不少的人命血债，是赖不掉的，迟早都要清算，时间早晚而已。有一点是很定的，时间拖得越长，利息就越高，冤有头，债有主，众目睽睽之下，债是赖不掉的。
运作程序：申诉人可以直接向“平反委员会”提起申诉状，“平反委员会”中设有各省市自治区及中央直属组，接受材料，调查、审核，材料中依次附有证明人（知情人），证据（证明材料）。
处理结果：
1）国家出具的正式平反文件。
2）国家领导人出面签署的向受害者及其家属的道歉文件。
3）国家赔偿金，赔偿金证明文件，赔偿金依法享有的免税文件。
《国有资产世界范围彻底追索委员会》
这是全国最高权力机构对潜逃流窜在国外的贪官污吏们，一个不计时间，不惜代价，决不姑息包庇的追究法律责任，包括对赃款赃物的国家追踪索赔行动，哪怕追踪到世界的天涯海角也在所不惜。
有多少国内的大贪巨贪，钻了国内大腐败时期昏庸政治的空子，在各级贪官污吏的配合下，将数不胜数的国有资产拐骗到国外，妄想改名换姓之后，自己欢度晚年，为子孙后代营造安乐窝。这些国有资产，都是国内平民百姓数十年来辛苦创下的血汗钱，被这些打着共产党旗号的大小蛀虫们霸占到手，此事万万不能就这样轻易了结，善罢甘休，一定要追查到底，对国内的纳税人有一个明确的交代。
对于贪官污吏潜逃流窜到世界各地的线索，《追索委员会》积极鼓励居住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外籍人士自行侦查线索给予举报。
《追索委员会》的诸项奖励措施包括：
1）将按照举报人在中间所起的不同的作用，奖励追索回赃款的5%至20%。
2）出具由中国政府签署的感谢状及奖励证明。
3）对在海外勇于组织力量从事追踪贪官污吏线索的专业机构以及专业人士，中国政府将为其提供一切国内外的工作支持以及各种便利条件，包括资金支持，外交照顾，政治保护。
《中国贪官污吏全面清算委员会》：
中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大小官吏们的手中权力不受监督、不受制约似乎成为一种惯例，一种腐败社会的官场模式。这些贪官污吏把自己看作是共产党的化身，横行霸道，贪污腐化，视平民百姓为草芥，任意欺压，肆意凌辱，好事不做，坏事做绝。
与此同时，中国的贪官污吏们总有一种幻想，认为在位时可以罪恶多端，多贪多占，只要在位时千方百计的不暴露，不被发现揪出来，下台之后就好像失去了追究时效，就可以高枕无忧，一劳永逸地享受自己的“贪污成果”。中国哪里能够永远的像这样腐败下去，任由贪官污吏肆意宰割。
这个机构的成立，使平民百姓可以越级揭发检举各地、各级、各个行业、各个部门的贪官污吏，可以跟踪揭发检举那些早已退休、隐居、躲藏起来的贪官污吏，一经调查核实捉拿归案，立即给予揭发检举者以物质精神奖励。
1）根据挽回经济损失的数额给予一定比例或国家明文规定的物质奖励。
2）国家出具的这个奖励所依法享有的免税证明。
3）国家给予的感谢状。
4）国家提供的社会保护和经济保障措施。
我们国家的最后结局会不会向着这个方向发展，要看整个世界大趋势的发展以及我们每个人的最终努力。也许，这多半只是“我的一个梦”。
自由从来就是昂贵的
2004年6月4日，北京的天空阴云密布，从早晨开始，不时零零星星地下着小雨，相对于前几天的烈日当空，整个北京城笼罩在一片迷蒙的灰色之中。街上的人流熙熙攘攘，绝大多数的人们早已忘记了十五年前，发生的北京长安街上的那一桩桩血案。
国外，在美国、欧洲的华人社会，声讨“六四”惨案的呼声轰轰烈烈，一浪高过一浪；国内，偃旗息鼓，不动声色，任你海内外巨浪滔天，哀声遍野，我自稳坐钓鱼台，以不变应万变，岿然不动。
这是一笔拖欠了十五年的血债，债权债务简单明了，讨债人痛失爱子亲夫，悲痛欲绝，欠债人俨然视而不见，冷漠麻木。这十五年来，讨债人紧追不舍，抓住不放，利息无时不刻不在累积增加；欠债人赖账不敢，还债不能，只有一字方针：“拖！”能拖多久拖多久。结果，反而越拖越被动。
这又是一笔转了几道手的血债，由于经手的中间人太多，时间拖得太长，债务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化。说是在讨还血债，还不如说是在讨还公道。
原本是党政首要的普通债务，硬拉进了“戒严部队”来给党政首要擦屁股，不仅原来的一屁股臭屎没有擦干净，又弄得鲜血淋淋，解决了眼前的危机，长远来说却骑虎难下，后患无穷，只好又让国安公安层层出动，矛盾越拖越久，问题越拖越大，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追本溯源，冷静地分析一下，当年全部进城的30万戒严部队中，真正对普通民众下的了手，身穿军装开枪杀人的凶手不过千分之一，大约在300人左右。如果30万戒严部队中有百分之一的人，大约3千人在开枪伤人，那么后果就要严重得多，至少会有上千人的死亡，上万人的伤者。
这就是说，能够下狠心，泯灭自己的良心，甘心沦为杀人凶手的，不过是极少数人，惩办这类极少数的杀人凶手，重新挽回“人民”解放军的良好声誉，为“人民军队人民爱”重整名声，应该是一件非做不可，迫在眉睫，丝毫也拖延不得的大事情。
实际上，“六四”本身并不可怕，“六四”的“衍生物”才是最可怕的，“六四”是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新时代的开端，“六四”之后，中国社会走向全面黑暗腐败，一个贪官污吏权势横行，对普通民众欺压盘剥的时代开始了，中国社会大量不公平、不公正现实的存在，这是造成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不稳定状态的根本原因。
所以，1989年以后的一切社会动荡的产生，包括“六四”十年后的法轮功，今天的“家庭教会”，都不过是当年“六四”的延伸和继续，是中国民众一种无可奈何的自发抗议。
我想起了一句名言：自由从来就是昂贵的
这个精辟的论断不是我得出来的，我没有这样高深的体会和思维水平，这与我看书的多少和悟性的高低没有必然的联系，是因为我没有这段刻骨铭心的生活经历，这句名言是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说的。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初期，美国黑人受到歧视的种族问题在美国南方达到了相当激烈的地步，美国南方各地，以伯明翰为中心，专门针对黑人的谋杀、爆炸事件也层出不穷。处在南方白人种族主义压迫下的美国黑人有几种选择：或者背井离乡，到种族问题相对缓和的北方来；或者走“武装斗争”的道路，组织“黑豹党”，用暴力解决冲突问题；或者像马丁.路德.金那样，既不能回避矛盾，又要一劳永逸地解决种族问题，选择了一条和平对抗的道路，促使美国联邦中央政府出面，取消国内的种族歧视现象。
在这里，有一个政治大前提，即美国联邦政府是采取了民族和解的政策，下定决心要解决种族歧视的问题。没有中央政府坚决支持这个大前提，马丁.路德.金生前的全部努力只会带来更多的流血冲突，而且，只能停留在“我有一个梦”的幻想阶段。
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教育人们要培养一种美德，这就是“无故加之而不怒”高深涵养。我受儒家的影响不小，惭愧的是，这个美德却始终没有学到手。我一看到贪官污吏的丑恶行为，就忍不住要拍案而起，有愧于领导的栽培，先儒的教诲。我倍感惊异的是，人家老外，从来没有读过儒家的书，却把“无故加之而不怒”的教导做得非常好，以至于不是成为他们国家的立国先贤，就是成为世纪伟人。
比如印度的圣贤甘地，南非的纳尔逊.曼德拉，美国的马丁.路德.金，这才是名副其实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世界各国人民一致认同的“三个代表”。
我想，如果有朝一日中国政府（不管什么时候）也实行了全民和解政策，不再以单纯的镇压来解决国内的政治矛盾冲突和历史遗留问题，那么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会拥护这个和解政策，把个人的恩怨放在一边。
我想，全民和解政策虽然只体现了一个“代表”，但是它代表了全国最广大民众的最根本利益，所以它为全国带来的“稳定”，是在积极、开放意义上的持久的稳定，而不是依靠“戒严部队”带来的那种消极、保守，后患无穷的的稳定。
美国有一个中国所没有的节日，叫做“感恩节”，一个时刻牢记感恩的民族，谁都愿意同这个民族打交道，甚至争取成为这个民族中的一员。我认为，“感恩”这个含义在调节社会关系，调整人们的社会心态方面都有着非同小可的积极意义。相反，空洞、抽象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则很容易成为一句空话。在今天，你从那些住大房、捞大钱、白天大吃大喝、晚上嫖娼挟妓的贪官污吏们的嘴里再次听到这些话，真是虚伪的令人作呕。
人生在世，就要时刻的知道“感恩”才行。你要感谢你的父母，是他们使你诞生在这个五光十色的人世间。人们感谢上帝，是上帝的教诲，使人们能够分清善与恶的区别，自觉去惩恶扬善，改邪归正。政府的“公仆”要时刻感谢“主人”国民，是“主人”的血汗养活了你，使你出门坐小车，回家住大房。
先有了政要上层的“感恩”，然后才会有底层民众的“自由”。
什么时候中国的政要上层懂得了对民众“感恩”，什么时候“六四”血案才能得到真正的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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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南方都市报》前总经理兼副总编辑喻华峰上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