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k
加入时间: 2004/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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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dck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张林：民主志士许万平受害记
6月3日中午，正在家中积极筹备纪念六四15周年聚会的民主志士许万平先生，被重庆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处叫出门外。巷口突然蹿出一男一女两名便衣侦查员，硬往许万平手里塞东西，另外几个便衣也从侧面包抄过来，扛着摄像机拍摄。
共军训练有素，动作太快。许万平本是一介文弱书生，那里见过这等战阵？他被搞懵了，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就被另外一拨人按住，拷了起来，带到重庆公安局辑毒总队审讯室。然后便有人指控他从事毒品交易，人赃俱获，让他老实交待罪行。
许万平这才回过味来，大骂对方无耻之尤，以如此卑鄙下流手段迫害政治犯。联想到许多同道都曾经被栽脏陷害，无法辩白，许万平先生顿感悲伤和绝望，他大吼道：“你们这群毫无人性的人渣，毫无起码的人类道德，为了清白，今天我这条老命不要了，我跟你们拚了！”
一群“人民”警察猛扑过来，把许万平死死地按在地上，然后用厚胶布把许万平四肢都牢牢缠住，象裹一只粽子一样。许万平就这样被折磨了48小时，才被释放。当局没有作任何解释。
看看，重庆当局就是这样对待一位广受世人尊重的民主志士！这个人，十几年来，以天下为己任，一直在为中华民族的民主进步事业而奋斗，不避艰险，不惧危难，先后被当局囚禁达11年之久，贡献了几乎全部的青春。
使用这么卑劣的伎俩迫害一位民主志士，足以说明，那伙迫害者内心毫无最起码的人类良心，毫无一丁点儿正义感，什么都干得出来。而且动作这么熟练，更说明，他们早以习惯于这样栽赃陷害，不知害了多少人！
一个月前，广东公安就用类似的办法栽赃民运作家刘水，然后把他强制收容两年。上海公安更精于此道，多次把姚家兄弟送进大牢。用这种办法对付民主志士，虽然可收一箭三雕之效，但这种纯粹黑社会的手法，用多用滥了，早晚会被大家识破。而被迫害者本人，更是愤不欲生！
六四过后，各地都在陆续放人。我特别关注南京杨天水先生，一再拨打他的电话。无人接听。这说明，六四15周年的政治迫害行动还在继续。
赵达功巴黎谈六四永远的话题
(大纪元记者王泓巴黎报道)六四前夕，刚刚参加完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在巴塞罗那召开的第五届大会及「全球文化论坛研讨会」的狱中作家委员会成员、活跃在中国大陆的互联网作家赵达功先生在巴黎艾菲尔铁塔脚下，讲了下面的话:
我记得2002年英国BBC有个记者叫魏城，他报导了两篇文章，一篇叫「六四话题不再是话题」，另一篇叫「六四人物不再是人物」。我专门写了两篇东西批驳他。我写的是：「六四话题永远是话题」，「六四人物永远是人物」。我觉得六四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事件，它是一个历史的里程碑。那么不管是对现在的中共专制的统治者和专制统治集团来说，还是对全国老百姓，对中国知识界来说，甚至对全人类来说，对中华民族这块土地上发生的坦克、冲锋枪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北京市民进行镇压的这么一个事件，你说它不再是话题，和当时这种历史人物不再是人物，这个肯定是错的。
那么我这两篇文章中就提到这个事件是一个里程碑，它实际上在改变著中共的政治前景。我们知道，共产党一开始把这场学生运动称为反革命暴乱，后来叫政治风波，现在可能叫政治事件，中共政权从来都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谈论六四，为甚么呢？它心里有鬼，它知道它这次镇压是一个很丢面子的事。听说李鹏最近写了一本书，要说六四镇压跟他无关。究竟如何我不太清楚，这是传说。但是有一点很清楚，沾满六四鲜血的这些中共领导人每个人都想洗脱自己的罪行和罪恶。但是事实就是事实，毕竟坦克车从天安门广场撵过去了，毕竟有很多学生和市民重弹死亡了，所以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北京301医院的蒋彦永医生，就是揭露SARS的民族英雄，我看是中华民族的脊梁，这次又勇敢的向中共提出了要求为六四正名的呼吁，这个呼吁书在网上传出后，得到了全国知识界的响应，而且对中国高层震动非常大。我们知道北京还有一个维权人物叫胡佳，他关心爱滋病问题、环保问题。我在北京见到他，跟他一起交谈。第二天，为了纪念六四，他不惜冒著被抓、坐牢的风险，拿了一束鲜花跑到天安门广场，献给那些在六四开枪镇压中死去的人们。
我非常感动在：中国人并不是懦弱的，中国有很多勇敢者。比如在南京，为了纪念六四杨天水等人又被抓到监狱里面去了。但是这种反抗永远不会停止。为甚么呢？因为人们越来越看清了六四镇压是一种丑陋的事情。我认为六四不是要正名、要平反的问题，六四是个一定要清算的问题。当然我不是说一定要清算某一个人的问题，我是说要清算这个事件，共产党政权应该向全国人民道歉，向六四的死难者的家属道歉，要赔偿和抚恤他们，这是应该的，也是应该做得到的。
但是每到六四快到的这个时候，中共党员政权的这些领袖人物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所有的国安公安都要出动监督、监视、监控和限制这些民运人士，和六四有关的人士的人身自由。比如北京的刘小波，从两会一直到现在，警察一直在楼下，你去哪，警察就跟你去哪儿，不允许你见外国人，或不允许你见记者啦，总之限制你的人身自由。这本身就是违法的。胡佳也遭到同样对待。这说明甚么问题呢？中共政权非常脆弱，它没有道义资源，它根本不掌握真理，真理不在中共政权一边。
所以我说六四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里程碑，而且六四人物，不管他们在全世界甚么地方，不管他们现在的变化如何，我们就1989春夏这次伟大的运动来说，这些人物他们永远是人物。因为我们看问题第一要客观，第二要历史的看。令我欣慰的是，我这次到欧洲周游，看到在欧洲各国的，被驱逐出境的，不能回国的，流亡在海外的民运人士都在搞六四纪念活动，而且世界各地的各大报纸，各大媒体，不只是中文报纸，中文媒体都要回放这段历史，有图像，有图片，有文字，有现身说法等等等等，不仅说明六四是不会被人忘记的，同时也在告诉著西方人：中国要获得民主是多么的不容易。
渥太華空中抗議 卡加利地上示威
加拿大卡加利中國民主促進會紀念「六四」十五週年
六月四日早上十一時半，卡加利「中國民主促進會」和渥太華「民
主中國」租用的飛機從渥太華市郊機場起飛，中午前到達中國大使館上
空低飛盤旋。飛機拖著過百英尺長的標語：「REMEMBER TIANANMEN SQ
- JUNE 4, 1989」（毋忘八九年六月四日天安門廣場），隆隆巨響，引
起途人注目議論。四小時後，飛機才施然離去。
民促會發言人稱，中國大使館位於渥京國會山莊傍的使館區，鄰近
美國大使館，屬於禁飛區，沒有加拿大騎警的特別批準，空中抗議是無
法進行，從這件事說明加拿大政府對人權和自由的尊重。若發生在中國
，主辦者必被控“意圖謀害國家領導人和外國使節”、“恐怖活動”等
罪名而判極刑。民主和獨裁的區別，顯而易見。
六月四日下午四時，數十名「中國民主促進會」成員和支持中國民
主人士在卡加利中國領事館前示威。示威人士高舉「平反六四」、「中
國要人權」等中英文標語，並高呼口號。示威者用超過二十英尺長鋁通
在五星旗傍豎起一副「平反六四」大布幡，超越五星旗頂，表達人民的
生命和自由高於國家。
示威完畢後，民促會成員前往卡城大學學生會大樓向該處之天安門
民主女神像獻花。
聯系電話：（403）274-9018 或 274-9524 鐘衡 傳真：（403）274-7537
自由亚洲电台专访15年前天安门城楼前挑战毛泽东的湖南青年余志坚
湖南省浏阳县小学教师余志坚，《浏阳日报》美术编辑喻东岳和长途汽车司机鲁德成三人，于1989年5月23日下午用充满了颜料的鸡蛋成功涂抹了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像。随后被被学生纠察队拿获，最后由高自联决定将其送交广场的国家安全部门。一个多月后，北京中级法院以敇反革命破坏罪和宣传煽动罪判处余志坚无期徒刑，喻东岳有期徒刑20年，鲁德成有期徒刑16年。湖南三君子史无前例的挑战在当时的80年代尚未被请下神坛的毛泽东，15年来被海内外学者称为是6.4民运史中重要的一页，但遗憾的并没有为这一历史最主要的书写者----天安门一代学生领袖们所重视。今天，我们刊出《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成功对15年前挑战毛泽东的湖南三君子之一余志坚的独家专访，希望唤起6.4关怀者对当时天安门广场发生的这一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事件的重视。
成：三年以前，还是四年以前出来的吧？
余：有三年了。
成：生活上还可以吗？没有碰到一些比较大的不太好的事情吧？
余：勉强在家里糊口吧。
成：您在里面待了一共多少年？
余：11年半。判我是无期徒刑。
成：无期徒刑。减刑减得满厉害的。
余：关在里面大概都是这样子，无期徒刑坐到那个时候一般都出来了。
成：鲁德成差不多和你一个时候出来的吧？
余：他比我早出来一年多。
成：现在你们三个朋友里最最不幸的可能就是喻东岳了吧？
余：对对对...一直没出来。
成：你不在意我们谈谈他目前的情况吧？我们在海外看到了不少有关他很不幸的事情。他好象在里面脾气比较犟，坐了小号。因为你知道小号在里面是很残酷的，房间又小，里面没有人说话，也没有窗户。正常的人神经稍微不坚强一点就会弄出神经错乱。他是不是后来神经错乱了？
余：是啊，他那个情况......是这样，身体状况很不好吧。
成：他的精神状况是不是如海外描述的那样，是神经失常了呢？
余：是失常了....真的失常了.....
成：起因是不是关小号呢？
余：具体情况很复杂。我的判断是，他那个人普通关小号应该是关不出这么严重的精神病的....
成：何以见得？您的意思是说，他是个神经非常坚强的汉子？
余：对对对对。他的身体很不错。意志也很坚强啊!我和他是最好的朋友，以前在外面的时候他也是坚持冬泳的。我们一起在衡阳待过，那个时候是大冬天哪，我们90年的春节是在一起，那时候他每天还坚持洗冷水浴呢。
成：90年春节你们关在一起？
余：我们那个时候从北京转到湖南省第二监狱。
成：你们坐牢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可以每天见面的？
余：三个人在一起的时间只有三个多月。
成：以后他怎么会变成了这么样的一个状况。在海外我还听到了更可怕的传闻----里面的狱卒往地上吐痰，然后叫他舔干净啊!我不知道这事情是不是有，还是传说？
余：他是在湖南省第一监狱服刑，我呢在湖南省三监狱，在永州，他在元江。因为我跟他没有直接在一起，所以这第一手确切的情况我也不敢肯定是这样。
成：有没有听说有人吐痰叫他去舔.....
余：听说的事就多喽。从他们监狱转到我们监狱过来的人也是有。只要有的话一般知道我们情况的都跟我说咯。主要是....挨打吧。据他家妹妹说，他头部有比较深比较长的伤口吧。
成：打出来的？
余：太封闭了....思想意识....怎么说呢？
成：您指的是监狱里面的管理？
余：对。
成：思想意识太封闭大概指的是哪一方面？
余：可能对他的所作所为有些人有点看不惯吧我这么猜测喽。
成：我知道，他对有些人心目中的神----毛泽东的作为，崇拜者们对他不能原谅，是不是这么个意思？
余：是。
成：导致他的精神分裂，精神失常，是不是和他头上的长长的伤疤有关系？
余？可能有关系吧。具体还有一些什么经历，还有待全面的调查咯。
成：你们三位老友啊，现在两位已经放出来了，但最好的朋友还在里面受苦，目前来说，6.4天安门事件过去15年了，在海外就要非常隆重的纪念这个日子。但是一般来讲，人们关注的焦点都是天安门广场那些学生啊，或者是海外的一些学生领袖啊，却对你们三位当时应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举动----有学者认为是把毛泽东从神像请到人间的第一个勇敢的举动----很多人认为非常严重的把你们三位的行动忽略掉了。您现在是怎么样看自己当时的行为的？
余：这件事情呢....我们当时来说，有一个基本的基础咯，我们在天安门城楼主门洞两侧张贴的横幅也就是那么两句话喽----一个就是“五千年专制到此告一段落”；另一句就是“个人崇拜从今可以休矣”。
成：当初拉出横幅的时候有没有学生出来制止你们？
余：没有。我们在那个地方从开始到结尾一直都是三个人做的。我们不是打出的横幅，而是张贴在两侧的，喻东岳书写的一个比较大的，写在宣纸上面的两条标语。
成：围观者.....
余：很多。应该说不是当时失去人身自由的，而是后来....由这个高自联交给国家安全部门的......
成：关于这两条横幅，学生的反映都是很正面的刚才听您的意思。
余：学生怎么评价呢，中央电视台有个记者采访会，他们那个时候对我们有一个采访啊，也邀请了当时旁观的学生喽。
成：中央电视台对你们有采访。
余：对。
成：您还记得那个记者的名字吗？
余：采访的是....陈拓(音译)吧？一位老记者。
成：那您记得记者当时是怎么样向你们提问的呢？
余：他提问也就是很简单咯----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你们的想法是什么？
成：您是怎么回答的呢？
余：就好象我刚才说的，我们希望能够唤起民众，要有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意识喽，中国这个政治很需要民主化的改革喽等等....在一辆大车上面，另外还有几位学生坐镇咯，问几个学生他们的看法是怎样。
成：学生他们是怎么说的呢？
余：有一位他不愿意表示什么意见，有一位表示反对我们这样做。
成：他的观点是什么？
余：他说的话很简单，就是反对我们这样做。但还是有两位学生，我的印象中至少有一位，说表示很欣赏。他们也就邀请了四个学生吧。那次采访有将近一个钟头吧。
成：喔，非常长的采访。那我感觉到您还是有点保留喔，这么长的采访，那位陈记者不会仅仅问这么三言两语。
余：那有时候就是一些过程....我们经过三，四个小时之后就失去自由了。
成：那我们就谈谈形势急转直下之后的情况。怎么会出现后来向老毛扔鸡蛋的情况的？
余：拿我们当时来说，从湖南浏阳出发，在长沙我们待了半天时间，然后就到了北京。和我们一起到北京的，除了我们浏阳的几个之外，还有长沙的，长沙有三十多个学生。我们到了北京，我们打的是一个湖南请愿团的横幅，打的标语是“倒邓拥方”。就是对邓小平有不满咯，而对于京派的方励之他们还是很欣赏的。所以从我们提的口号来说，或许可以说是激进了一点。但这个时候人的这种情绪有时候是可想而知的，我不愿意有人狭隘的理解成是什么“打倒”啊“拥护”啊....但要把一种简单的政治主张提一下，有时候只能够采取一种简单的形式。当时来说我们是这样想的。
成：其实广场上各种口号也是五花八门....
余：啊对对...
成：不见得你们的就有什么特别之处。对邓小平的各种各样的...也可能不叫“倒”，但是也有类似这样的，据我所知就有很多....
余：啊，那是都有....
成：并不仅仅就是你们，所以您这个“倒邓拥方”看来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您说呢？
余：我只是说我们当时一进北京，情绪比较激动，思想方面呢，作为一个当时普通的学潮参与者来说，心情都是同样激动的。但是在政治上面有些看法可能要激进一点吧。基于这么一个前提，到了北京之后，我们在北京待了一个星期吧，到了第二天北京就宣布戒严了。最后的结果反正实在令人遗憾咯，太令人遗憾了。
成：嗯..您还没说完还是您故意跳开了你们的....在海外被称为壮举的，向老毛扔鸡蛋的行为，是怎么样开始的？
余：我们到北京之后，心情是很激愤的咯，学生他们怎么样说，或者当时宣传什么，我们也就怎么样做。早先我们在火车上，刚到北京的时候，私下里都是这么想的。我不是刚才说，一到北京就戒严了么，所以后来的几天我们感觉到好象会有比较严峻的结果，但到底怎么样呢也不知道。所以在过了几天之后，我们几个人咯，主要就是我们三个人咯一起想一下，自己好象应该做一点什么，后来就是这样做了。这个行动是我们三个人一起协商好的咯，在戒严前一天的那个晚上。
成：当时的准备工作讲一下好吗？就是一些工具啊什么，有没有测测距离啊，看看是不是可以扔得到啊？
余：对对对。当时来说我们很愿意采取怎样的行动呢？就是能够从天安门城楼上把那幅画像取下来。
成：噢是吗？
余：但是那幅画像呢非常大....
成：我插一句，也就是说你们一开始主观上的用意并不是损毁这个画像，只是想把它取下来。
余：对对。取下来。但那幅画像实在是钉得非常牢固，也非常高。那天安门城楼不论是从下面还是从上面，都是要费很大很大的气力，使用很好的工具材料才能够做到。而我们的心情又比较迫切，又感觉到这是不可能完整的取下来的，我们再想，就是说能不能怎么样用油漆把那幅画像整个的把它漆掉，那也需要一架很长的楼梯，也没做到。最后的这个办法呢，就是在那个时候的一种最简单的一个办法了。
成：这个办法成功之后急转直下的情势.....
余：简单的来说就是，国家安全局他们在纪念碑那边吧，在广场上他们要人哪。学潮的指挥者那个时候也很尴尬，很矛盾吧。他们当时还是很平和，很和平的。他们就是生怕出什么事。
成：海外的传说。说是当场被学生扭送到广场公安部门的，这个说法不是很确切吧？
余：要这么说也可以。我一个人是跟他们一起走进去的。他们当时也有人说话客气的。他就是说"你们是谁咯？你们做的事情经过谁的同意咯？"一句话，就是请你们过去说一下啦。
成：就是到了学生指挥部里面了。目前来说比较著名的人物有没有在场？
余：应该有在场的。但是不管是那个时候还是现在，我对他们还是不熟悉。
成：他们的负责人有没有对这件事情表态，或者作出一个决定啊然后怎么样....
余：对啊。他们最后简短的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主要就是声明这件事情与高自联无关。我们也说了。
成；他们要求你们发言了？
余：对对对，也就是简单的几句话。就是: 我们的事情都是我们自发而做的，与学生无关。”还有就是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推进中国的政治民主改革。
成：那学生领袖里面有没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保护你们安全的离开，还有一种就是要把你们扭送给....后来产生的这个情况？有没有两种讲法，或争论？
余：据我所知有。就是意见不统一咯，这很正常。
成：有没有采取一个中策----就是说你们现在可以走了，你们自己走吧....
余：有一段时间我是单独站在一个地方咯，那个时候我要走的话应该是可以走的。旁边也有人叫我走。但是我不可能走。
成：为什么？
余：我，男子汉大丈夫，怎么样也要为自己做的事情负责啊!何况那件事情刚过去还没多久咧。这样溜走的话表示什么呢？
成：一点都没想到个人今后会面对的非常严重的指控，也没想到会判这么重的刑，当时有没有？
余：也不能说是完全没有。应该说还是有，有所预料。但是说认识得很那个呢还是没有。
成：学生整个的态度是比较温和的呢，还是不信任或者是敌意的呢？
余：就是介乎你说的这个之间----不是很信任，也不是很敌意。
成：到最后落到国安部的手里的时候，是国安部来人抓的呢，还是学生主动送过去的呢？
余：他们就坐在那个纪念碑那里要人。我们是送过去，到了广场的保安处吧。
成：谁把你们送过去的？
余：就是高自联咯。他们有一个讨论咯。
成：您有没有在旁边听到他们讨论的经过？
余：没有。我也是听把我们送过去的一个人说的。他跟我们说，他说我们意见也是不一咯，他好象是说多一票还是怎么样啊，简单的讨论了一下咯。
成：投票决定的？
余：可能就是口头上的意见咯。他的意思就是多一个人同意这样吧....
成：也就是说六比七啊五比六啊这样子的？
余：啊。在场的常委可能就是这样一个意见吧。
成：也就是说常委当时柴玲，李禄，王丹，吾尔开西他们应该参加这个讨论的。你们这个事他们是知道的。
余：他们知道是肯定知道。对。
成：当时常委会投票的时候您估计这几个学生领袖他们在场？
余：肯定有人在场。但是不是全部在场我就不能肯定了。
成：高自联派学生把你们送到安全部门，那些人就坐在那儿了？
余：对对对。他还要求他们那边给打了个收到三个人的收条吧。他说以后我们还是要对这三个人负责的。
成：整个事件的过程事后想想您怎么看？您觉得他们这样做法是对的呢，还是不对的，或者说虽然是不对但是可以理解？
余：说老实话我在这方面想得很少。也就是说在我们三个人看来，现在和开始的时候还是一样的。对他们是能够理解的咯......真的能够理解。那个时候至少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是秩序井然，一直是一种和平理性的抗争吧，一种表达吧。作为高自联来讲，他们一直组织得很好，我们对他们来说谈不上有什么意见。我对他们一直都是景仰得很咯。
成：这次行动和一些想法不会是突然的，6.4一开始才产生的，以前对政治的理念，什么时候开始对这个社会现状，对这个独裁政体感到怀疑的？
余：我是80年进湖南省湘潭师范专科学校，就是现在的湘潭师范学院。从高中，特别是大学的时候，对文化大革命那种左倾的东西，思想上就非常厌恶咯，对文化大革命在思想上是彻底批判的。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过了没多久，我意识到，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最大的责任人绝对不是什么林彪啊江青咯，应该说就是毛泽东，他对中国文革悲剧，还不仅仅是文革，整个建国整整的二十多年的状况，49年到76年，很多的政治运动，甚至于国家的很多方面，他都要负最大的责任，这就经过了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咯，一直到学校毕业。有这么一个思想基础吧。
成：你怎么会和喻东岳鲁德成他们认识的呢？
余：喔，喻东岳是我的校友。
成：那也就是志同道合，以前早就在这方面看法相同了。
余：对对。89年上半年以前咯。那就是一种自由主义的，向往自由的，和追求民主的，这样的一种性格思想都是很一致的。鲁德成他是我从小玩大的咯，也是邻居咯。
成：三兄弟三结义这样的感觉。
余：可以这样说吧…(笑)
成：我们又回到现在的情况了。大家都判了这么重的刑，虽然你们出来了，但您有没有觉得判你们这么长的刑是不应该的，并不服罪呢？
余：那毫无疑问的是判重了。我在里面说的比较多的一句话就是----按照这个中国法律吧，你就是在公众场合(包括天安门咯)，焚毁践踏一个国家象征的国旗吧，那最高的量刑也就是三年吧。我们污损的只是一幅人物的肖像而已。哪里谈得上要判无期徒刑!
成：您是不是想着今后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面---6.4早晚会平反的，或者是….现在不叫平反，叫正名----早晚会恢复她原来的面貌的。您是否还想着有这么一天会恢复你们的名誉呢？
余：那是当然的。名誉是一个人真正的生命所在啊。这一点，我们三个人都一直是耿耿在怀的。
成：大概在两年以前吧，出来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好象也是你们湖南人写的，称你们三人是真正的天安门的勇士，说学生运动的领袖们在你们的面前都应该感到汗颜。您是不是同意这样的赞誉？
余：那对我们的评价未免太高了。真的。不能这么说吧。我们个人的角度不同，当时所处的环境地位不同，应该从这方面理解。对一个民主事业来说，她总需要人作出牺牲。有时候一些事情，就是说不存在谁有意的加害了谁。汗颜与否我认为也不存在。
成：前者所指，让我感觉到是学生。事实上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你们当时的行为对广场的学生，他们的声誉造成了一定的危害。学生扭送你们到安全部门，主要也是出于这个原因。15年以后我们看，您觉得这个原因站得住脚吗？
余：怎么说呢？当时他们是这么想的，我说的是可以理解。只是回过头来说呢…..
成：15年以后他们还是这样想的话您觉得可以理解吗？
余：也是可以理解的。我认为也是可以理解。但是有一点，对经过了八九6.4的人呢，之后，我认为都应该看到这一点----当时咯，毫无疑问也就是登小平咯，拿他们来说，他们的态度是早就摆在那里，他们就是等着要收拾局面的，对6.4的最后的这种….现在他们也说是不愿意看到的结局，但是他们是早就准备那样收场的。
成：您的意思是不会因为这几个鸡蛋扔或者不扔而改变这个运动最后的结局？
余：那是肯定的咯!毫无疑问的!整个学潮的意义，我认为我们只是其中的一个小部分，一个小插曲，学潮在全国造成的影响才是巨大的，这个历史意义是永远不可能抹煞的。
成：刚才您提到了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里面，这样的民主进程里面，你们作出一点牺牲也是应该的，不为自己曾经作出的这样重大的牺牲而感到后悔或者感到遗憾。但是我们反观目前海外的一些学生领袖，他们在整个回顾6.4广场的一两个月里面，丝毫不谈起你们所作出的这么一个举动，或者故意忘记，或者他们觉得无足轻重，对他们这样的做法您有什么看法？
余：当时来说个人有个人的工作吧….因为我们在他们的记忆当中也不可能是很重的吧…..就是这么理解咯。一句话，我们对民主的简单的理解就是----在一个政治民主的前提下面，要有一个不同意见。象我这样的，假使说我是一个少数人的意见吧，我认为你也要允许有发表政见意见的自由。反过来说对对方来说也是如此咯。
成：最后一个问题----今后对你们目前还在牢里的老友喻东岳啊，怎么样帮他？
余：一个是对他家里咯，能够安慰就尽力的去安抚一下他家里。他家里父母都还在，但是身体不太好。对他家里而言咯。对他个人而言，希望他能够早日出来。我帮他家里写过要求给他保外就医的报告吧，但遗憾的是他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出来。等出来之后尽最大的努力给他看病吧，在一个比较好的环境下，或许还是能够…..喻东岳先生他能够康复。这个就是我的愿望。
丁子霖 蒋培坤: 《跨世纪的良心犯》序
趁江棋生的《跨世纪的良心犯》即将付梓，我们想说几句话。
1989年北京爆发天安门民主运动的时候，江棋生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生。虽然他与我们同属一个学校、一个系，但当时却互不相识。在六四后的“清查”运动中，我们风闻本系有一位博士生，因拒绝“说清楚”自己在学潮中的所谓“问题”，竟被校方以“态度顽固”送交公安部所属秦城监狱关押审查。后来情况如何，不得而知。
直至1993年春我们同他第一次见面时，才知道他被关押了17个月，终因找不到足以控罪的证据被“免予起诉”而获释。这次见面我们又知道他是江苏常熟人，恰好与我们同乡，也就自然多了一份乡土亲情。
那个时候，六四大屠杀在社会上造成的恐惧心理远未消退，那些在大屠杀中失去亲人的受难亲属仍处于悲苦无助的境地。虽然，我们联络一些难友所进行的寻访、救助六四受难者的活动已开展两年多时间了，但每取得一点小小的进展都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这一方面是由于当局的阻挠与破坏，另一方面也由于一些大屠杀的见证者乃至受害者本人怯于当局的威慑力而不敢同我们接触。江棋生是一个有心人，虽然最初的接触并不多，但他理解我们的处境，也知道我们当时最需要、最想做的是什么。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渐渐失去了自由。由于安全部门的严密监控（包括监视、跟踪、电话窃听、盘问和扣留来访者等等），我们与外界的联系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但令我们宽慰的是，我们的寻访、救助活动并没有因此停止，反而有了相当的进展。这里，除了难友们的共同努力，也有同情者的出力相助，而江棋生正是这样的同情者之一。在那段时间里，他依然保持着与我们的联系。他主动帮我们寻找六四受难者的线索，受我们委托向一些受难者亲属送交人道救助款。为此，他被列入了公安部门的黑名单，行动受到监控，甚至遭到安全局警察的无端辱骂和殴打。终于，在1994年六四周年前夕的一天上午，当他从我们家里离开的时候，突然遭到安全局警察的非法绑架，并以所谓“收容审查”的名义在北京市西城区看守所里整整关押了45天。事后他告诉我们，在收容审查期间公安人员对他的审问，主要涉及他与我们之间的联系，且所问问题大都来自电话窃听。
为此，我们心里很不安，觉得不应该连累他。但是，江并不在意，也没有因此而有所退缩。他说他作为一个公民，作为一个六四大屠杀的幸存者，知道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他只是想以平常心做一些平常事。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鼓动下，国内经济像吹足了气的泡沫飞速膨胀，社会上人心浮动，很多当年从89天安门广场下来的学运参与者也终因抵御不住“大好商机”的诱惑而纷纷下海。我们理解并尊重他们的选择，我们也曾听说有人向江提出过这方面的建议，但他不为所动。有一段时间，他为一些私人公司做过文献资料的翻译工作，偶尔也帮助家乡的乡镇企业推销一些服装产品，但只是以有限的佣金来维持生计而已。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有一句极具号召力的口号，叫做“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凭江的才智与资历，他若要让自己“先富起来”并不难，但他看重并追求的似乎并不是财富，而是作为一个公民的自由与权利。他也有自己的一句口号，叫做“一部分人先自由起来”，当然这句口号的诱惑力并不大，没有多少人响应。旧时人们常常把“安贫乐道”视为做人之美操，但这样的时代毕竟已经过去，如今早被新潮的人们视为十足的迂腐。然而，任何事情总会有例外。江棋生就是一个例外。他有时调侃自己，说曾经当过很多年的插队知青，大不了再当它一回。
“为了自由……。”这是人生的诸多选择中最合乎人性的一种选择。但是在专制独裁的共产中国，这种最合乎人性的选择恰恰是最要不得的选择，因为这无异于选择了坐牢或者流亡，亦即选择了舍弃在自己国土上的那一份自由。这在很多人看来，断然是最傻最不“明智”的。然而，在89年以后我们所结交的诸多新朋旧友中，恰恰有不少这样的傻瓜，他们“为了自由”已经坐了很多次牢，却并没有因此“聪明”起来；而且，时至今日，仍在为坐牢做“准备”。现在，又有了一批比他们更年轻的朋友，如徐伟、杨子立、张宏海、靳海科以及刘荻、杜导斌等等，他（她）们现正忍受着铁窗之苦，也傻得可以，如果不变得“聪明”起来，这个牢肯定还得坐下去。
我们想，这里有一个道理是谁都懂得的，只是有些人装做不懂而已，那就是自由是无价的，但得来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不是你付，就是我付；而且付出的恰恰是你我想要得到的。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下也没有免费的自由。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同胞已有很多人为此付出了代价，包括生命的代价；最近的一次付出，就是1989年的那些勇敢的献身者。有人说这样的代价太昂贵了，能不能想个办法，既不需要付出，又能够得到，最好是等着有人送上门来。现在也确实有不少人是这样想、这样做的。我们想，这与其说是追求自由，不如说是拒绝和逃避自由。
这里涉及到所谓“主义之争”。我们注意到，这类争论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热闹起来的时候，恰好是民间社会持续了好多年的争取自由与公民权利的运动被当局残酷地镇压下去的时候。那是自六四大屠杀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镇压，很多人被捕入狱，判了重刑，很多人被放逐到了海外。1999年5月江棋生的被捕，已经是那一轮镇压的尾声了。也许正是这种现实政治的残酷，迫使一些良知之士退回到了书斋中，潜心于“主义”之研究。
现在，那场曾经激荡于整个90年代的民间反对运动已成为几近于遗忘的记忆，作为那场运动的当事者，现在回想起来不免令人神伤。记得1997年的初冬，江棋生来我们南方的避居地小住。我们谈到89年那场被镇压的天安门民主运动，谈到六四以后此起彼伏的民间抗议运动，谈到了中国的出路问题。当时我们都觉得，要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不能寄希望于执政者的“开明”或“诚意”，也不能靠少数精英的所谓“安排”或“设计”，而要靠国人的普遍觉醒。而最重要的一点，是要使人人都明白，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他们都拥有与生俱来的一份自由和权利，这份自由和权利是不可转让、不可剥夺的。这就意味着必须促成这样一个现实的转变，即要使国人逐渐摆脱传统意义上的子民或臣民定位，成为真正具有独立人格、个体意识的现代公民。据此，我们认为：在当今的中国，无论是要推动体制内的政治改革，还是要争取实现体制外的多党竞争，抑或如当时有朋友所主张的实施宪政，都必须坐实在维护公民的基本自由与权利之上。因此，今日之当务之急，应该是一场切切实实的公民运动。其中的部分内涵，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公民的维权运动。
于是，经反复商议，决定共同起草一份有关公民权利的宣言，以期促成并启动国内的公民运动。这个宣言从酝酿到定稿整整经过了一年时间，其间广泛听取了各界人士的意见，作了很多次修改，最后把文稿一分为二：一个叫做“自由与公民权利宣言”，另一个叫做“社会公正与公民权利宣言”。我们的本意，无非是想把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和两个国际人权公约具体化为国人可以接受的文本。现在，这两个宣言也已成为几近于遗忘的记忆了，但在当时，却曾在国内外引起过不小的反响，发表不几天，国外就有好几个译本；而在国内，则有各地区众多的公开签名支持。江棋生是这两个宣言的发起人之一，又是宣言发言人，但在宣言发表的之前之后，他却多次被公安警察以所谓“度假旅游”的名义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此后，江棋生为推进这场公民运动，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做了很多切实的工作，直到他1999年5月被捕入狱。在关押审讯期间，他先前写的一些文章被列为“煽动颠覆”的罪证，却独独不提这两个宣言，这似乎不合情理，也许当局有难言之隐，怕以此控罪反而会起到“负面作用”吧。
现在，江棋生已服完四年刑期回到了我们中间，并给我们留下了这本《跨世纪的良心犯》。他在书中记录下了什么，他在四年铁窗生涯里的所思所想，不用我们多说，朋友们通过阅读自会明白。我们只是希望，作为江的朋友，都能记住他为国人的自由所付出的一切；同时，我们更希望江棋生以全新的装束，为自己、也为国人的自由投入新的征程。
(2003．10．29)
中共制作六四光盘的玄机
(BBC记者 林大同报导) 从『六四反革命暴乱』、『六四动乱』，到『六四政治风波』，这是北京当局十五年来对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定性的逐步改变。但更大的改变，是包括江泽民在内的不少中共领袖，近年来都在以不同方式，撇清自己与『六四』的关系。
继前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去年秋天写成三十万字日记体书稿《关键时刻》，澄清他并非『六四』镇压的罪魁祸首之后，据香港《亚洲周刊》日前报道并经证实，现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也在今年三月份，指示中共中宣部制作一个『六四』光盘，表面上的理由是让中共高级干部『系统了解』『六四』事件，以便『统一认识』，但实际上被指是为他和其它中共现任高层领袖撇清与『六四』的关系。
巧合的是，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年前到广东视察时，也在一个非公开场合对『六四』事件作了前所未有的表态。李瑞环说，在处理『六四』的问题上，『我们错了』。
李瑞环是在去年初，在卸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后，以全国政协主席身份到广东视察时坦率地承认，中共在『六四』事件上是犯了错误。他说，那是政府和学生之间发生了『误会』，解放军（在天安门）开枪肯定不对，『我们也不想开枪，我们当时也不知道有橡皮子弹，没有处理的经验，但我们开枪了，我们错了，确实是错了』。他表示，政府将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江泽民指示中宣部制作这个名叫《六四风波的经过》光盘，以及李瑞环承认中共在『六四』问题上犯了错误，被认为是中共将平反『六四』的讯号。
北京有关官员私下也承认，平反『六四』是早晚的事，只是目前时机还不成熟，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他们担心平反『六四』牵一发动全身，引起中国政局的混乱，因为目前北京高层还有一些政治上的『既得利益者』，就是发了『六四』的『国难财』，他们有的目前还在政治舞台上，有的影响还在，因此，处理上有相当的难度。
由中宣部制作的这个『六四』光盘，据称长达三个多小时，观看范围严格限制在中共内部党政机关司、局级以上高级官员，而且是『当场看，当场收回，不允许个人保留』。
北京消息人士证实，光盘除了介绍『六四』事件发生的『由来、背景和经过』之外，还以相当多的篇幅，介绍了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包括邓小平、杨尚昆、赵紫阳以及李鹏等人对事件的态度，而这背后的暗示，主要就是帮江泽民和现任北京领导阶层从『六四』的阴影中解套。
值得注意的是，《六四风波的经过》光盘，以罕见的方式，透露了当年下达开枪命令责任者。这对于一贯讲究保密的中共当局，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举动。
光盘以画面的形式显示了这个令成百上千无辜青年躺在血泊中的命令，签字的人就是当时的中央军委秘书长、总政治部主任兼戒严部队总指挥杨白冰。光盘也同时证实，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杨尚昆不主张武力镇压。如此对『杨家兄弟』的一打一保，是这个光盘内容的一个特色，也被指带有某种政治意图。
显然，这背后的意图，就是抛出杨白冰，把他当作『六四』镇压的替罪羊，以此向中国百姓交待，并向国际社会交待。但国际社会有自身的判断标准，国际大赦组织日前就强烈要求北京当局，应当成立调查『六四』镇压的独立委员会，以彻底、公正厘清『六四』事件的历史真相。
事实上，制作《六四风波的经过》光盘，被认为是江泽民彻底交班之前一个重要的政治动作。为了自保，为了他历史地位的确立，为了赢得历史的主动，他必须掌握『六四』的解释权，并以此为江派人马赢得中国政局的主导权。
洛杉矶时报：中国处于靠近重评六四边缘
2004年6月4日，在全世界民主爱好者以示威、请愿和烛光守夜等形式纪念六四15周年之际，北京也在以其独特的方式标记着这一天----逮捕多名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纪念的市民、软禁或强行带走数名持不同政见者、禁止死难者家属扫墓。有分析家指出，虽然中国仍在表面上态度强硬，但一些官员私下承认，中国已处于靠近承认六四是个错误的边缘。
洛杉矶时报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本周举行的新闻会上再次为中国政府15年前动用军队进行镇压并造成数百名或上千学生和工人死亡的决定作出辩护，称“不管你怎么称呼它，它都是一场政治骚乱”。刘建超说，平息六四帮助中国确保了稳定，“并刺激中国发展了经济，为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作出贡献”。
中国高级官员也继续表现出一种团结公众的态度，强调经济改革必须走在政治改革之前。但一些观察家指出，越来越多的中共党员和政府官员已在私下承认，政府在1989年动用军队镇压民主运动是个最终必须承认的错误。一名同中共有关密切关系的分析家对洛杉矶时报说：“六四就象他们心中的一个阴影一样。”
然而在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方面，或承认受害者理应得到同情而不是谴责方面，北京却要比西方国家面临更少的压力，这也不会象美军虐囚事件很快就在中国举行听证会那样。不过，一些分析家称，中国政府已露出想解决六四问题的迹象。曾经揭露萨斯疫情的蒋彦永医生几个月曾呼吁中国政府承认六四是个错误，但他的挑战至今仍未有回复。
洛杉矶时报说，此外，中国官方针对六四事件所使用的语言也有所改变，将当初的“反革命暴乱”改为“政治风波”，则暗示着一种软化的迹象。“天安门母亲”也越来越大声地要求重新评定六四事件、重新统计死难者人数。而近来互联网上流传着有67名持不同政见者和知识分子签名的请愿信，要求政府将六四重新评定为爱国行动。
也曾在这封请愿信签名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参与者、作家刘晓波说：“由于英特网，真相不再如此轻易地被隐瞒，我们坚信政府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但重新评定六四的最大的一个障碍就是，在1989年借六四而升职的中共前领导人、前国家主席江泽民，至今仍握有军权的江泽民据称一直看守着“不承认有错”的一派。
此外，重新评定六四，也让中国宣传部门面临一个更恼人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处理江泽民的前任、广受尊重的但下令向学生开火的邓小平。在邓小平仍享受着极高的官方地位之际，即使中共可以勉强地走出重新评定六四这一步，它也会担心其名誉将失去光泽。
洛杉矶时报分析说，在中共高层开始打算重新评定六四事件之前，现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或许需要巩固他们的权力，尤其是对执行强硬路线的保守派。
在中共历史上，只有两次正式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一次是1944年6月举行中共会议上，列出一长串中共所犯的错误，为的是提高毛泽东的地位；另一次是1981年6月，中共承认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然而，天安门事件却可以论证地更难处理，因为纠正这个错误，不仅要在中国的政治上，而且还要在其它国家的道德定义上。一名中共历史学家指出，中共早前两次公开承认的错误，只涉及到过去的领导人和党内的问题，但六四事件却牵连着全世界。
分析家和民主运动家们认为，作为走向和解的第一步，中共应该首先向六四死难者家属进行赔偿，向受伤者提供医疗补助。由于中共已将参加抗议的人定为反革命分子，六四的受害者及家属至今仍在医疗和福利方面遭到拒绝。第二步就是让流亡海外的学生领袖返回中国，因为许多人自1989年逃离中国后，就再未见到过家人。
文章说，如今的中国年轻人看起来更对他们的职业、爱情生活和找个好地方居住更兴趣，而不是政治活动。而中共面临的最大威胁已不再是青年学生、知识分子或社会精英，而是那些数以亿计的早已落后于经济发展的农民、移居者和下岗职工。
有分析家指出，中国领导人可能不再会象80年代末那样倾心于批评或大规模的群众示威，但他们已学会了如何在全世界的目光下，来保护自己的形象。曾因六四发表演讲而遭判刑的北京中国人权联合会负责人任畹丁认为，中共领导人从六四事件中吸取的最大教训是，“别再开枪和保证不能再让人群聚集在天安门广场”。
海外华人中的走狗所为将危害所有华人
莫名利
近几年来, 在海外打压台独和法轮功成了中共政府对外系统的不惜工本的最重要任务, 一些海外华人便充当了走狗特务打手的帮凶角色, 这里首先评述如下一些主要角色: (1). 海外的华人传媒绝大部分已经主动或被动地成为受中共控制的舆论工具, 中共以入股收购或搞定传媒老板的手段来达到控制目的, 究其根源就是两个字----名利; (2). 海外华人社团组织(包括台湾社区)大部分也已经主动或被动地成为了受中共控制的组织工具, 中共以给予生意和名誉的手段搞定各个组织的头头, 究其根源就是两个字----名利; (3). 海外华人中的一些已经进入了主流社会政界, 科技界, 商界等领域内的知名人士也是主动或被动地成为被中共所利用的工具, 究其根源也就是两个字----名利; (4). 海外华人中一些人也主动或被动地成为了接受中共控制的社会耳目, 中共以过去各种关系对海外华人进行统战利用, 究其根源还是两个字----名利;
上述这些中共工具, 充分利用了在民主法治社会里的言论自由, 法律保护, 再加上也充分利用了所在国家的政府和财团为了在华的利益关系, 不容易为了维护人权而与中共交恶的心理, 一旦主子令下, 就各就各位地发挥走狗打手的帮凶作用. 可以说中共统战系统这十几年在海外不惜血本的手段, 在表面上真的是大有成绩可言的. 然而, 在实际上不仅根本达不到中共真正要达到的目的, 而且还起了相反的效果, 就以海外的台湾社区和法轮功来说, 海外的台湾同胞压根都不信 “一个中国,一国两制”; 法轮功不仅成不了“邪教”被消灭, 反而越压越壮大; 这是问题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 虽然这十五年来, 许多西方国家的政府和商人对中国这个庞大市场的诱惑力没法抗拒, 即使有时会抛弃一点原则也要吃上一口. 但是千万别搞错了, 西方社会毕竟是自由民主法制的国家, 从民间到政府的方方面面所信奉的一切, 都与中共的所谓 “意识形态”格格不入的, 谁要在他们国家里搞三搞四的话, 他们也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他们的账本上也会清清楚楚地把这些帐记上, 一旦有风吹草动, 那些中共的工具们没有一个能跑得了! 而且, 看看在美国主流社会中的华裔目前所处的环境吧, 谁能证实他们还是忠实於美利坚合众国的美国公民? 这是拜托那些陈文英, 梁冠军之流所赐. 华裔对所在国家的忠诚度倍受疑惑的趋势, 已经开始在西方各国漫延. 全体海外华人如果还不对这些走狗说不的话, 要么就重新移民回归祖国, 要么就大家连累子孙后代地一块在海外做老外永不信任的“阶级异己份子”吧!
人生往往会有很多遗憾之事. 在1989年5月下旬的中国及国际形势和气氛下, 不仅中国空前举国民情沸扬,党政军心俱已开始动摇、裂变、处在观望之中,而且天安门广场的的确确成了全世界瞩目的焦点,赵紫阳凭中共第一把手的名誉和改革开放以来所建立的威信,留不留在天安门广场和学生在一起,能不能坚决高举民主的旗帜和旧体制彻底决裂, 敢不敢就胡耀邦遭到非正常程序废黜的前车之鉴,坚决乘民意的东风,挑战已失民心的军事寡头,是事件发生方向性转折的关键所在.
赵紫阳15年来失去自由的屈辱生活,常常使他后悔的事,恐怕莫过于没有留在天安门广场和学生在一起!尤其是在苏共发动政变,叶利钦挺身站到坦克上和人民在一起挫败了反动派的消息传来之后,我相信悔恨使赵紫阳不禁黯然泪下____这是“民主跳蚤”这样浅薄无知之徒,所无法理解和无法想像的! -陈泱潮：痛斥“民主跳蚤”___从实际出发谋求尽快平反6.4, 何罪之有? (www.cnfr.org)
六四天安门事件至今已届十五周年，六月四日在台湾举行的一场相关座谈会中，两岸三地学者专家与民运人士提出警语：中共政权邪恶本质至今仍未改变，台湾民众不能对中共政权抱持幻想。座谈会首先播映十五分钟「六四天安门事件」十五周年纪念短片，马英九看过纪念影片后眼眶泛红。他引述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名言「人类反对强权的战争，就是记忆反对遗忘的战争」表示，历史可以被原谅，但却不能够遗忘。
与会者除马英九外，还包括新台湾人文教基金会董事长沈君山、民进党立委林浊水、政大国关中心研究员蔡玮、东华大学公行所教授杨开煌、香港民主党中常委吴永辉及香港民主党中央委员胡志伟等人。
据报导，为了纪念中国六四天安门学运十五周年，民进党四日举办座谈，海基会副秘书长颜万进主张加强两岸民主法治及人权议题的交流，政府更应整合社会资源，公开支援中国民运人士；民进党副秘书长李应元鼓励中国民主人士，尽管民主烛火再怎么微弱，都绝对不要放弃民主的希望。
座谈会邀中华港澳之友协会会长翁松燃、国策顾问阮铭等多位学者专家讨论。
吾尔开希十五年前在国会做证，使中国政府否认天安门开枪杀人的事实得以澄清。今天他再次做证，他认为虽然中国经济发展了，但是中国的民主自由没有任何改善， 他依然不能回国，他年迈的父母不被容许出来与他团聚，香港民众要求民主选举的呼声也被否认。人们以为与中国交往做生意会改变中国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那只会帮助腐败的政权在位时间更长。他提醒国会不要忘记中国是在腐败的独裁政权的统治之下，不要忘记谁会在交往中受益。美国国务院人权和劳工部助理部长丽兹．邓肯向国会议员描述天安门民主运动在中国的现状，中国一直要把六四屠杀从人们的思想和心中抹掉，六四一词甚至是一个禁用词汇。中国的年轻人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因为所有有关的参考资料都被从历史书中拿掉，教师不准提及此事。邓肯认为中国应该重新思考六四，赋予中国公民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信仰自由的基本人权。她介绍了过去一年来，该届政府帮助中国进行司法改革和敦促宗教自由，并通过官方和私人的渠道强调中国需要改善人权。6月3日星期四,美国国会人权委员会就此问题举行听证会，美国国务院人权和劳工部助理部长( Liz Duncan)，中国及蒙古事务部主任乔. 唐纳文(Joe Donovan)，天安门运动学生领袖吾尔开希，法轮功发言人张而平，和自由亚洲电台中文部主管詹尼弗.赵等人到会做证。本次听证会由国会议员马克．科克（Mark Steven Kirk）和琳．伍尔西（Lynn Woolsey）共同主持，汤姆．兰托斯议员也出席了此听证会。
美国「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文章指出，「六四」天安门事件导致大陆转变，虽然共产党仍然保住权力，但是，共产党的理念已经分崩离析，而现在该是说明真相的时候了。美国学者鲍瑞嘉（Richard Baum）估计，「六四」平反的时间可能在二○一二年胡锦涛、温家宝退位之后，中共第五代领导人可望为「六四」平反。（按：这是典型的美国左派的幻想。）
香港「信报」社论指出，中共领导如果不为「六四」镇压作出交代，将永远无法得到人民的衷心支持。另外，根据香港「明报」调查，三成四的港人争取平反「六四」，三成六的港人会继续纪念「六四」。
作者：dck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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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林：民主志士许万平受害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