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k
加入时间: 2004/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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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dck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青岛民运人士燕鹏成功偷渡进入台湾的金门岛
山东省青岛市的著名民运人士燕鹏先生，成功偷渡进入台湾的金门岛。
今天，金门的法院将提审他。
旅居美国纽约的中国民运人士──刑大昆先生。他来自
青岛市，与燕鹏以及另一著名民运人士牟传珩共事。牟传珩目前在狱中。
（美国）刑大昆电话：
（住宅）718-274-3331
（手机）646-541-6878
呼吁台湾政府妥善处理燕鹏先生
6月2日中午1点15分接到青岛朋友的来电说燕鹏先生已到台湾，由于
泅渡时风大浪急上所有的东西都被冲走，现在在台湾金门的收容所。
希望海外的人权、民运组织呼吁国际社会及台湾当局给予帮助，并协
助台湾当局确认燕鹏先生的身分。
燕鹏先生（Yan, Peng），男，汉族，现年43岁。1964年1月22日生，
山东青岛市人。是山东青岛的私营企业家，也是国内外知名的异议人
士。在山东朋友中有“及时雨”之美名，国内的民运朋友无论你是
谁，只要到青岛，有困难找到燕鹏，吃喝、住宿、外加路费他全都搞
定。近年来曾因帮助民主正义党的朋友和民主党的朋友多次被青岛市
安全局拘留。燕鹏先生多年以来坚守民主理念，坚持“不结社”原
则，同时遵纪守法，生意越来越红火。
然而，燕鹏对民运朋友的仗义与对民主政治的执着追求，成为青岛安
全局的眼中钉、肉中刺。从1998年因山东民主党谢万军在青岛被抓事
件，青岛安全局施压给燕鹏一个酒店的房主单方停水、收回租约，迫
使酒店关门。2001年燕鹏10几万元投资一块荒地，计划建一个花卉基
地，又因青岛安全局插手使计划泡汤，血本无归。燕鹏先生成为青岛
安全局重要的打击对象。
2001年7月11日正在广西省南宁市旅游途中的燕鹏先生。被一直跟
踪、盯梢的青岛市安全局以“偷越国境”的虚假罪名拘押。7月12日
牟传珩先生等许多朋友得知消息，多次前往青岛市国家安全局交涉，
要求保释。时至中国申奥关键，青岛安全局声称可以研究。申奥成功
的第2天，7月14日，却立刻变脸，正式拘留并查抄了燕鹏先生的家，
成为中国申奥成功后侵犯人权第一案。并且不顾燕鹏先生身患严重血
液疾病（病历已提交公安局），严重违反刑诉法第69条之规定，超期
羁押长达1年之久。8月27日，却又以宣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转
为逮捕。2002年8月30日以宣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燕鹏先生1年6
个月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2年。
2003年1月13 日燕鹏先生刑满出狱，无论做生意还是打工，走到哪里
身后都有一个看不见而又令人恐惧的影子，没有人敢与他合作，也没
有人敢雇佣他做工。因为处于剥权期，安全局及住地派出所的警察会
经常约谈。虽然出狱却使人感觉永远都不会刑满。这就是为什么燕鹏
先生不顾生死危险，泅渡台湾的原因，其目的就是一个：投奔自由，
找回做人的尊严。
目前燕鹏先生身处困境，我们恳请台湾政府尽快查明燕鹏先生身分，
本着推动尊重人权的原则，对此案作出适当处理。我们将严密关注燕
鹏先生案情的进展。
刘青、王丹、王有才、洪哲胜、王策、黄河清、唐元隽、邢大昆、薛超青、孙维邦、陈立群
（2004年6月2日）
山东著名民运人士燕鹏成功渡海投奔台湾海岛
（青岛市）姜福祯
6月2日中午12点多钟，我突然接到燕鹏由外地打来的一个电话，电话
里燕鹏声音不够清晰，似乎有些疲惫。他告诉我：他正在路上，与唐
元隽当年一样。他急于与海外的两个朋友联系，但电话打不通，让我
联系一下，我试着打了几遍，还是打不通。两小时之后我几次拨打燕
鹏手机时总处在关机状态。我心急如焚，一时不知发生了什么？明知
道此路难走，为什么偏向此处行？为什么明知我的这个电话不保险，
还要打？而且用语也不含糊。是迫不得已，还是已到达目的地？我的
情绪很低落，就这样猜着闷葫芦，直到消息得到证实，我心中的石头
才落了下来。
燕鹏重蹈唐元隽先生覆辙，出奇制胜，实在需要大智大勇。目前，燕
鹏渡海详情和所在何岛，我尚不知。听说明天就要开庭审理，我相信
台湾当局一定会善待大陆民运人士投奔民主台湾，给予燕鹏像唐元隽
一样的庇护和呵护。
燕鹏多次向我表示：自出狱以来，受到市、区政保部门严密监控，受
到派出所数次无端骚扰，已无法从事商务活动，亲友和生意夥伴见状
都纷纷避而远之，为此他十分苦恼。可以推定燕鹏的出走是中国大陆
民运人士被边缘化的结果。
燕鹏先生89年64时期任青岛印染厂团委书记，曾经率本厂青年在厂区
邻街大楼悬挂标语口号，声援威群众；98年秋民主党在山东公开筹备
时，当我们提出注册资金还有缺口时，他一口允诺鼎力支持，十足可
贵。
燕鹏的前途未卜，我希望海内外同道的朋友们关注燕鹏渡海个案。
人权组织促欧盟拒绝对华军售
(VOA 爱玛 巴黎报导) 在中国政府武力镇压学生民主运动的六四事件十五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之际，总部设在巴黎的记者无国界组织星期三召开记者会，呼吁欧盟拒绝解除对华军售禁运令，呼吁中国结束文字狱，开放言论自由。
中国著名流亡民运活动人士魏京生、六四事件参与及见证人以及法国援助中国基金会代表出席了记者无国界组织2号召开的记者会。
*谴责中国镇压异议人士*
记者无国界组织亚洲部负责人布罗塞首先对中国政府六四前夕加强镇压异议人士的做法予以谴责。
布罗塞说：“我们想通过这个记者会告诉媒体，学生运动被武力镇压十五年后，中国政府仍然没有停止镇压。今天早晨我们刚得知中国著名知识分子、言论自由捍卫者刘晓波在遭软禁之后已经被当局逮捕，这个例子足以说明在十五年漫长的日子里，中国独立自由思想者及异议人士的处境仍然没有改变。”
*促欧盟拒解除武器禁运*
在六四事件十五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欧盟是否应解除对华武器禁运再度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布罗塞在周二的记者会上向欧盟发出呼吁，敦促欧盟拒绝解除对华武器禁运令。
布罗塞说：“今年六四纪念活动的一个焦点话题是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问题。欧盟对华军售禁令是在六四事件后迫于舆论压力而制定的。由于中国政府对六四事件的看法没有改变，我们认为欧盟取消军售禁令的理由就不存在，假如中国政府对六四事件重新评价，那么取消军售禁令理所当然。然而中国改革派总理温家宝最近还在以经济增长和国家稳定的理由为天安门屠杀事件辩护。我们看到欧盟外交界在为解除禁令寻找借口，但找来找去，唯一的理由就是解除禁令会让中国政府满意。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改善人权状况、平反六四事件是中国肯定能获得解除军售禁令的条件，这才应该是欧盟对中国表达的意思。”
*呼吁开放言论自由*
布罗塞同时呼吁中国政府释放被监禁的二十七名记者和六十一名网上异议人士，开放言论自由，解除媒体对六四话题的禁忌，允许中国和国际媒体报导异议人士的活动，允许流亡记者和异议人士安全出入中国。
中国著名流亡异议人士魏京生对布罗塞的呼吁做出进一步补充。魏京生说：“欧洲，首先是法国提出欧盟应该解除这个禁运令，当然他们有一套理由，包括中国人权有所改善，需要同中国做生意，法国需要增加就业。这些理由是很有道理的，但我们有更重要的理由说明我们不能解除对华禁运。象十五年前那样镇压老百姓的状况现在并没有改变，特别是胡温上台以来，政府对舆论的镇压反而更加严厉了，尤其是对网上言论的镇压，江泽民时代言论也受控制，但尺度稍宽，不轻易监禁，还有自由言论的空间，现在网上自由发言者都被查出来，然后被监禁。这些情况都显示中国的人权状况，特别是在言论自由方面反而在最近两年里收得很紧。”
*异议人士反思学运失败原因*
魏京生在记者会后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对中国学生民主运动屡遭失败的原因进行了反思。
他说：“共产党执政五十年来，我观察中国民主运动，之所以不能成功有几个原因，一个是中国知识分子总以为自己是精英，比别人高明，我们去说一说，政府做些让步，于是就拿到民主了，这种幻想造成一代一代的人做出牺牲但还是没有成功，包括十五年前的八九民运，也是这样，大家请求政府放宽民主，老百姓被拦在广场外，只有我们有权争取民主，这种与老百姓隔绝的做法，把民主当成知识分子玩弄的概念，这样的民主是不能成功的。第二点，是共产党很聪明，它不让人们形成有组织的力量，人们要争取民主，首先要结束现存政治体制，这不是一件小事，不是靠在街上晃小旗就能解决的。没一个国家是这样解决的，要改变这个体制，就必须有一个强大的组织。无论是以选举方式象台湾那样或以政变方式象苏联那样，总归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才能运做成功，但共产党不允许反对党的存在。”
*民主致乱还是民主制乱？*
就这个问题，作为海外自由工会活动家的蔡崇国谈了自己的观察。他说：“如果没有六四，就是中国政府八九年对学生做了让步，让学生有自己的组织，让媒体有更大讨论空间，让中国人开始行使民主权利，一开始也许有点乱，这不可否认，但四五年后中国会走出那种情况，就是说，民主这个东西，如果不去实行，人们永远学不会，就象开车，不开永远不会。所以如果没有镇压，十五年后，中国会经过短期阵痛，闯过民主化这一关。要说十五年对民主问题的反省，我认为中国人对民主会带给稳定的威胁过于惧怕了，不了解中国历史上社会动乱的原因，自己吓唬自己，政府也用这个因素吓唬人民。我认为恐惧是中国民主化的最大障碍。”
（一些糊涂的）美国议员：六四悲剧驱动中国改革
另据美国之音记者黎堡报导，在天安门民主运动十五周年到来的时候，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两党议员说，那场历史性事件推动了中国朝民主制度的发展。
参议院民主党政策委员会主席拜伦.多根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十五年前，中国当局以铁拳和枪弹镇压手无寸铁、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和平示威的群众，毫无疑问是一场悲剧，但是那次历史性事件驱动了中国的改革，并且取得了一些成果。 (按：此老兄被中共给蒙了。)
*示威者的勇气带来成果*
多根参议员说：“那真的是一场悲剧，但是在很多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为自由而示威的那些人的勇气在过去一些年中带来了一些成果。虽然成果不如我们所期望的那么大，但是过去十年来中国的确出现了成果。”
来自佛罗里达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比尔.尼尔森说，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勇士们将使几代中国人品尝到自由的滋味。
*中国现况比十五年前好很多*
尼尔森说：“那些勇敢的中国人在天安门广场敢于面对那个压迫人民、落后倒退的政府，他们的英勇行为让几代中国人有可能第一次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尽管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目前的状况比十五年前好很多。（按：此老兄也被中共给蒙了。）这要感谢那些为自由而奋斗的真正爱国者。”
*政治体制仍不开放*
来自爱奥华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吉姆.里奇称赞天安门民主运动是过去半个世纪来象征世界人民争取民主和自由的一次重大事件。
他说，十五年来，中国在朝民主制度的方向迈出了重要的步骤，（按：此老兄也被中共给蒙了。）不过在政治改革方面进展仍然很小。里奇说：“言论自由的范围已经扩大到了普通家庭、工厂和学校。但是中国政治体制内部一点也没有开放民主权力。”
*应学习美国分权制衡*
展望中国未来的政治制度改革，里奇众议员说，中国应该学习美国的政治体制模式，不仅在中央一层实现权力分享，而且把行政、司法和立法权力分享制度推广到地方各级政府部门，而美国也能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中学习处理复杂社会问题的办法。 （按：此老兄竟然错误地以为中共也是儒家文化了。）
*司法改革 保障言论自由*
参议员拜伦.多根则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应该从加强司法改革入手，健全法制，使得为民主自由而高呼的人们不至于被当局逮捕和判刑。参议员比尔.尼尔森则表示，中国经济制度的自由和开放将不可避免地推动政治制度的自由和开放。 （按：这些老兄对中国的了解太肤浅了，居然敢给中国指出方向。哈哈。-智叟）
但是一些曾经参加过1989天安门民主运动的人士说，中国真正的政治改革是不可能靠体制内的力量去实现的。
六四永不忘却的记忆： 痛苦回忆, 艰辛历程
十五年前，一场以北京为中心、席卷全国的反官倒、反腐败的学生民主运动，遭到用坦克和机枪武装起来的数以万计的军队的镇压，数以百计的手无寸铁的无辜学生和市民惨遭杀戮。十五年来，六四事件中死难者的家属是怎样渡过这漫长的岁月，在被孤立和排斥，被跟踪和监视，被打击和关押中奋力抗争的呢？记者在“六四”十五周年前夕采访了一些多年来致力于为亲属讨回公道的“天安门母亲群体”的成员。
*悲壮感人 惊心动魄*
随着一阵阵恐怖刺耳的枪声，一辆辆横冲直撞碾轧而过的坦克声，一个又一个手无寸铁投身于这场中国现代史上规模最大民主运动的参与者、坚定的支持者、无辜的旁观者；一个又一个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研究生；一个又一个普普通通的市民、工人、干部、科技人员；一个又一个男的、女的、未成年的、老年的、初为人父和初为人母的人们，相互搀扶着，奋勇救助着，挣扎着，呻吟着，凄惨地倒在血泊之中，再也没有站起来。这场规模空前的爱国民主运动就这样被当局调集的数以万计的军队残酷地镇压下去了。
*多少人死于非命*
在这场武装镇压中，数以百计的中国老百姓惨遭杀戮，更有不计其数的人受伤、甚至落得终身残废。其中死难者包括：人民大学附中高二学生蒋捷连17岁，北京月坛中学高二学生王楠19岁，北大化学系88级学生孙辉19岁，体育报社工作人员杨燕声31岁，国贸中心培训班学员张瑾(女)19岁，电子工业部自动化研究所工程师袁力27岁，北京57中高三学生叶伟航19岁，人大工业经济系86级学生吴国锋22岁，北京顺城根小学三年级学生吕鹏9岁，北京东风电视机厂职工吴向东21岁，冶金部干部（最高人民检查院副检察长之婿）尹敬36岁，公安部所属某厂工人轧爱国22岁， 北京科技大学材料系应届毕业博士生林仁富30，北京市煤气公司司机王建平27岁， 北京白石桥总政政治部干休三所职工 刘锦华(女)34岁，人大国政系国际共运专业87级学生张向红(女)20岁，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专利部法律处干部杨明湖42岁......
根据“天安门母亲”群体多年来努力到处寻访，目前总共查证到至少182名遇难者。
*每逢祭日倍思亲*
每年，每逢六四死难者的祭日和清明的时候，遇难者家属就忍受着精神和身体上的巨大悲痛和创伤，以各种方式祭奠和缅怀自己的亲人。
天安门母亲群体的创始人丁子霖说：“我儿子的遗骨没有埋葬，骨灰在家里，年年这个时候我都会陪伴他，因为6月2号是他生日，6月3号是他祭日，年年我都会跟他在一起。”
年仅21岁的死难者吴向东的母亲徐珏说：“我的儿子是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每年去的时候，我都是买上鲜花，然后一个人静悄悄地坐在墓前沉思。自己把心里的痛苦和悲愤默默地跟他对话。这也是对我的一种安慰和死者在天之灵的告慰。”
遇难当年只有19岁的高中生王楠的母亲张先玲说：“通常我们都是在六四这一天到万安公墓去，大家一起祭奠那些六四遇难的年轻人，来表达我们的哀思，给他们献上一点鲜花，献上一点水酒，还有我们对他们的哀悼和思念。”
*家庭灭顶之灾*
22岁的死难者吴国峰是人大86级的学生，来自四川新津县。他的父亲吴定富说：“我儿子去世了，给我们全家带来了最大灭顶的灾难。每年我们全家人都聚在一起，向我死去的儿子，到他的坟前祭拜一次，每年的清明和他的祭日都要祭拜。”
*还亲人清白公道*
北大化学系88级学生孙辉来自宁夏石咀山市，遇难时年仅19岁。孙辉的父亲孙承康说：“我们只是在家里默默祷告一下，我们这几年如此，都是这样。我们自己心里难受，自己知道就算了吧。”
孙承康说，他的儿子满腔热血，为了国家，为了民族，反腐败，反官倒，却不明不白地被军队枪杀，他想不通，更不能接受。他说，在还他儿子孙辉一个清白和公道之前，不会让他含冤入土。
*死者亲友的苦难*
十五年前的那场大屠杀，不仅无情地夺走了许多风华正茂的国家精英的生命，更给生还者，给他们的父亲、母亲、爷爷、奶奶、妻子、丈夫、儿子、女儿、亲朋好友，在精神、心灵和肉体上造成致命打击，致使原本幸福的家庭残缺不全。他们悲恸欲绝，无法正常地生活和工作。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因无法承受失去亲人的巨大悲伤和打击，而一病不起，或者精神失常，无时不刻不在悲痛、愤怒、冤屈和无奈中煎熬。
常言说，人生最大的悲剧和痛苦莫过于少年丧父，中年丧偶，晚年丧子。这凄惨的命运悲剧，因十五年前六四那场大屠杀，降落在一个又一个曾经是那么快乐幸福美满的家庭。一夜间，父亲或母亲不在了，儿子或女儿失去了，家庭破碎了。
*杨燕声留下1岁幼子*
31岁的杨燕声6月4号在北京正义路口抢救伤员时腹部中“炸子”遇难，留下爱妻黄金平和1岁零8个月的儿子。丈夫出事后，黄金平哭得死去活来，久久不能相信和接受这一残酷的现实。曾几次尝试着放弃生活，随丈夫而去。黄金平说，长期以来她心理上，精神上，一直承受这一苦闷和压抑。但是，想到只有一岁多的孩子已经失去了父爱，不能让孩子再失去母爱。 她说：“我这15年确实是，中国最大的惨案夺去了我的一切。为了孩子我还要挣扎着活着。为了生存，我出去骑车把腿摔成了三节，特别惨，这还无缘无故地被抓。活着对于我来说是挣扎着，这么多年，一直就在这种跌宕起伏。”
*刘锦华家破人亡*
1989年6月3号遇难的刘锦华只有33岁。那天刘景华跟丈夫冯友祥到孩子姑姑家去取药，走到木樨地被追赶市民的军人射杀，额头中弹遇难，冯友祥腿部受伤。冯友祥说，他的生活一直非常苦闷，难以诉说：“我爱人受枪伤死了，从此以后我的家庭等于是说破灭了。这15年来，我的生活也是比较艰辛的。社会变迁很大，给我造成很多生活上，家庭教育方面的困难，都很难启齿，都没有办法说。”冯友祥在妻子刘景华遇难后，在原外贸单位 的工作也因此受到牵连，无法呆下去，于92年辞了工作。他说，这些年来，尽管他并不认为时间应停留在过去，但他一直尚未再婚，而且迫于生活的压力，四处奔波。他一直觉得愧对于儿子的教育和成长。
*王建平留下八月大双胞胎*
北京煤气公司的司机、26岁的王建平1989年6月3号在北京西单路口左胸中弹。王建平的母亲袁淑敏说，听到儿子遇难的噩耗，他们全家悲痛万分。可怜可气的是当时两个只有8个月大的双胞胎女儿、王青和王晨在还来不及叫一声“爸爸”时，就永远失去了慈爱的父亲。袁淑敏说，王建平的遗孀在苦苦地把两个双胞胎女儿拉扯到上小学二年级时，在生活中找到了新的归宿。为了让守寡8年的儿媳有个全新的生活，她靠微不足道的退休金承担起抚养双胞胎孙女的工作。她说，她们住的私房按国家规定必须要搬出去，但国家给她的补偿只有十几万，这在北京根本买不到够他们一家7口人的住房。她说：“我这十五年当中是这么坷坷绊绊地一天天煎熬着过来的。这么多年来我受的折磨太大了。我这两个小孩真却却实实是无辜的。现在跟着我们享受不到那种双方父母，独生子女的享受。我这两个小孩真是比别人相差天地了，太远了。”
*清华袁力壮志未酬*
今年已经是耄耋之年的袁可志老先生，提起当年在清华大学自动化所从事尖端科学研究工作、已经被美国一所大学录取等候签证要赴美深造的儿子袁力时，仍悲愤伤感万分。袁可志说，虽说他久经风霜，还算能抗得住，但他老伴、袁力的母亲李雪文却受不了打击，住进了医院。 “我儿子遇难以后，袁力的母亲一直是心脏病犯的很厉害，每年差不多要住院。以后，慢慢慢慢我们跟六四难属有了联系以后，相互支持，袁力母亲的心脏病才比以前好一点。”
*轧爱国母亲：六四后我们家破人亡*
22岁的轧爱国6月3号晚上在跟同事去北京公主坟的途中头部中弹遇难。轧爱国的母亲张振霞说，儿子遇难后，她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他，唯有在梦境中跟儿子相见才得到一些安慰。“霹雷一声响，我们家就家破人亡。儿子没有，咱怎么不心疼啊。在十五年当中，天天想儿子，没有过过一个快乐的节日。十五年前，我们是个快乐的家庭，很幸福的家庭。自从六四以后，我们家就等于家破人亡。儿子是自己养的，能不心疼吗。天天想起来，只有在梦中睡着了我能在梦中跟他相会，就盼着夜境来临，只能是这样，这么过来的。”张振霞说，从那时起，轧爱国的父亲得了心脏病，她自己也从此患上神经性血压高，每天必须服用降压药。她说，她们难属忍受的苦无处说，无处讲，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张瑾母亲：不理解共产党屠杀学生*
在六四事件中为数不多的女性遇难者当中，19岁的张瑾是其中之一。这位国贸中心培训班的学员6月3号在民族宫东侧的胡同里被戒严部队的机枪打中头部遇难。张瑾的母亲马雪琴说，孝敬、懂事、勤快的二女儿张瑾遇难的噩耗传来，她心痛如刀绞，无法接受，瘫在床上。“当时还觉得接受不了呢，后来感觉到就不行了，身体支持不住了，瘫在炕上了，起不来了。成天眼泪不断。经常做梦，身体已经倒下了。不理解共产党屠杀百姓，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他们这样对待爱国学生，太不公道了，太侵犯人权了。”
张瑾的母亲马雪琴说，女儿遇难后，她悲痛万分，精神受到巨大打击，无法继续上班，心脏病，血压高等病接踵而来。她说，前几年老伴又得了直肠癌，虽说做了手术，却落下后遗症，现在老伴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了，很难熬到女儿的冤死得到伸张的那一天。
*王楠母亲：孩子遇难后尽做恶梦*
六四事件中另一个高中生王楠在南长安街南口头部中弹遇难时才19岁。王楠的母亲张先玲说， “这中间所经历的精神折磨，那是没法用言语来形容的了。我的身体从那以后就不好了。我的神经受到很大刺激，我的头发在两个礼拜之内就都白了。从89年到现在，可以说，没有一天我可以很安稳地睡觉，而且睡觉从来没有做过一个很好的梦，都是些恶梦。”
*吴国峰父亲：天天以泪洗面*
在遇难的大学生当中，来自四川的22岁人大三年级学生吴国峰就是其中之一。吴国峰生前曾参加天安门的绝食行动，遇难时身体多处有枪伤。吴国峰的父亲吴定富说，“刚刚知道吴国峰遇难以后，他的母亲当时就气昏在地下。我们当时也痛不欲生。从北京回来以后，我由于气愤，得了一个中半身麻木的病。15年来，基本上每天，每到六四期间，都在痛苦当中，泪水当中度过的。”吴定富说，儿子吴国峰遇难，原本身体很好的爷爷得了半身瘫痪，奶奶气成脑痴呆，于2001年和2002年相继去世，另外一个儿子也因家庭负担过重，积劳成疾在前两年去世。而他本人前年罹患肾脏癌，因家里经济状况不好，一直拖到去年才做手术。
*孙辉父亲：儿子被杀全家难活*
来自宁夏的孙辉是北大化学系88级大学生，6月4号在西单被射杀，横尸街头。孙辉的父亲孙承康说，“听到他死了以后，简直象没法活那样。他奶奶一着急，过了不长时间就死了。他妈因为这件事的打击，一厥不振，闹了个心脏病。直到现在越来越老了，越来越严重了。我呢当时一着急上火，牙也掉了，头发也掉了。”
*叶伟航父子先后遭殃*
另外一位遇难的高中生是北京57中高三学生叶伟航。叶伟航头部、胸部和臂部三处中弹，遇难的时候仅19岁。叶伟航的母亲尹敏说，在她父亲蒙冤入狱20载被平反后，家境刚开始好转时，就发生了儿子惨遭杀害的事情。“对我们打击就非常大了。因为太突然。这么一个大小伙子刹那间就从人间没有了。前几年确实，很难过很难过，那日子简直就有点不想活的感觉。”
*丁子霖要向政府讨回公道*
还有一位遇难的高中生是人大附中的高二学生蒋捷连。蒋捷连6月3号夜间在木樨地附近胸部中弹遇难。蒋捷连的母亲丁子霖承受不了小儿子被戒严部队军人的射杀，精神崩溃，健康被毁。丁子霖这位失去爱子的母亲，忍着悲痛说：“在六四大屠杀以后，我们这些失去子女的，失去丈夫的，失去妻子的人，我们曾经相当一段时间，哭泣过，哀嚎过。我们几乎都曾经在生与死之间徘徊。”
象丁子霖、张先玲、黄金平、尹敏、吴定富这样的六四难属还有很多很多。他们当中一些人在承受失去亲人后的悲伤和痛苦的同时，还要面对当局的跟踪，监视，刁难，甚至非法关押和监禁。六四难属们在人大教授丁子霖创立的“天安门母亲群体”的相互帮助，相互支持下，在“说出真相，寻求正义”的信念下，多年来一直在为六四遇难者讨回公道，为六四“正名”而不懈地抗争。
部分“六四”后被通缉的学生领袖就张铭冤案致中国政府的公开信
中国人大常委会
中国国家主席办公室
中国国务院
中国最高法院
我们是89年“六四”惨案后中国政府通缉的21名学生中的一部分。张铭是被通缉的21名学生之一，并在被捕之后被判处3年徒刑。在“六四”惨案发生临近15周年的时刻，我们十分震惊地获知，张铭在上海又一次被判处有期徒刑，罪名是职务侵占罪，刑期长达7年。我们并且获知，张铭强烈抗议，认为这次判刑是对他的第二次迫害，并于2003年11月18日开始在狱中绝食至今。
我们通过张铭的亲友和知情人知道，上海市安全局在2002年9月9日，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将张铭抓走。据说指控的具体罪行是“张铭涉嫌计划爆炸大楼”，但是后来将张铭判刑则是“职务侵占罪”，这是与国家安全毫不相干的经济罪名。而且我们得知张铭的审判过程充斥瑕疵，例如一审、二审公诉方的证人没有一个出庭作证，一个向张铭律师承认自己的证言有出入的控方证人，遭到法院将以伪证罪追究的威胁而闭口不言，法官拒绝已在庭上的辩方证人作证发言等等。另外我们也获知，张铭曾经被捆绑在床上长达113小时，以及遭受其他的种种肉体精神摧残。
张铭为了抗议对他的不公正判决，还有要求上级法院对他的案件重新审理，在狱中已经绝食半年以上，体重严重下降一度生命垂危。不仅是张铭抗议对他的判决是政治迫害，我们也知道一些类似张铭政治背景的人，处境都相当困难。他们即使刑满释放之后，也永远没有出头之日。国家安全局的警察迟早总会找上他们，毁掉他们辛勤创建的一切。张铭就是一个最明显的典型例子，他离开监狱之后只是专注于经济发展，没有参与过任何政治活动或发表政治言论，成功地办起了拥有许多子公司的安格公司，却被国家安全局以无中生有的罪名加以逮捕，张铭公司遭到沉重的经济和名誉损害。国家安全部门的警察似乎在灌输一个中国道理：公开挑战政府的人不要想在中国再有任何出路，决不允许这样的人发展起经济实力，拥有再次挑战政府的潜在可能。
我们强烈抗议用这样残酷、卑劣的手段，迫害1989年走上街头的反腐爱国学生。对于当年学生的正义、为国为民的爱国之举，中国政府应该保证并在实际中切实贯彻，不得再以任何方式施加迫害或剥夺。时值“六四”15周年即将来临的时刻，我们尤其关切正在以生命争讨司法公正的张铭，强烈要求中国政府在已经以“六四”罪名对他施加三年徒刑的政治迫害后，决不可再次对他进行含有政治因素的迫害。因此我们强烈要求最高法院尽快给予张铭公正、公开的重新审理；这一审理必须允许所有有关证人出庭作证。我们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把握住历史给予的机会, 确实保障中国的司法机构是严格的法治而不是人治，使中国的司法体制加入到世界先进的主流社会。
联署人：
王丹、李录、周锋锁、封从德、吾尔开希、王超华、刘刚、张伯笠、王有才
2004年6月2日
曹长青﹕别指望中共为六四平反
6月4日，是震惊中外的“六四屠杀”事件15周年。和以往一样，每到周年纪念日，就有不少人呼吁中共为六四“平反”。但是，中共会为“六四”平反吗？只要对共产党的本性有所了解，就会做出相反的结论。因为﹕
第一，六四屠杀不是偶然事件，它是共产党一直使用的暴力的一部份，只不过屠杀发生在大街上，被很多外国记者纪录下来，才使世界震惊。
其实中国共产党自从成立，就伴随着内部清算和外部屠杀，从三十年代初镇压内部江西AB团（处决很多人），四十年代延安整风枪杀作家王实味等，五十年代镇压反革命（中共官方数字处决157万人），1959年对西藏的镇压（86万人被杀害），到六十年代文革中的残杀（官方数字死亡172万，伤残703万），七十年代对新疆和内蒙的镇压（6万新疆人非正常死亡；15万蒙古人被杀害），到八十年代的六四屠杀（国际红十字会和当时苏联情报部门都估计有三千人死亡）……共产党就是这样一路“杀”过来的，靠监狱、军队、劳改营，靠八千万中国人的非正常死亡，才维持了它的血腥统治。
六四，是共产党预谋、策划、实施的一场目的很清楚的谋杀。在共产党仍在中国掌握权力的时候，它对不可能为“六四”平反。因为平反六四，就等于承认它的罪行，而共产党在历史上从未有过认罪的时候！
第二，以中共对过去的错误，犯下的罪行，和从未完全认错的事实来看，它也绝不会单独为“六四”平反。例如﹕
反右运动完全错了。当时有55万2千9百73人被打成“右派”，最后只有96人没有“平反”。但中共当局仍坚持“反右”是对的，只承认“扩大化”。以96人计算，等于“扩大化”了5,700倍！
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完全是人为政策造成的多达4,000多万中国人死亡。但共产党不仅不认错，还坚持那是天灾，而且根本不允许公开讨论这个问题。
文革更是史无前例地诱发了人性中最邪恶、最丑陋的部份。但共产党至今不仅不完全否定那场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罪恶运动，更进而把带来这一切的罪魁毛泽东印到了货币上，仍奉为他们的精神领袖。
共产党人难道不知道这些事件的真相？他们当然知道。但他们为什么不认错，不平反，不知罪？因为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整个共产党的群体犯罪，他们承认了这些错误和罪行，就等于否定了他们这个党本身，以及这个党所建立起来的罪恶制度，那么这个党的唯一出路，就是退出历史舞台。所以他们不仅不会为反右、文革等彻底平反，也不会为六四平反，逻辑就在这里。
第三，当今作为中国太上皇的江泽民，是靠六四屠杀事件得以爬到今天的高位的，他是镇压八九民运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仅凭他仍在中国垂帘听政这一点，六四也不会被「平反”。
因而人们不要再把眼睛往上看，不要再期待江泽民政权会良心发现，不要再期待共产党会恩赐“平反”六四；而应该眼睛向下看，向自身看，去寻求人民的声音，去承担个人的道德责任，像蒋彦永等人那样，说真话，找真实，挖掘真相。只有六四屠杀、文革、五十年代镇反等等真相被更多揭露出来，被更多的中国人知道，才可能戳破共产党那个靠暴力和宣传吹起来的谎言气球，让它一点点泄气，最后轰塌，成为历史。
今天民主和专制的斗争，就是真实和谎言的较量。东欧的知识分子以“生活在真实中”为旗帜，最后结束了那里的共产制度。今天中国人纪念六四遇难者，也应从这个立足点出发，结束对共产党的幻想，不要再喊“平反”，而要追究他们的罪责。只有结束共产党的统治，才可能对惨案有公正的评价。因而纪念六四的主旋律，应该是铲除共产专制，让中国人获得自由！（caochangqing.com）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6月2日）
李蓓：八六学潮 尽显江氏嘴脸
提起‘六.四’，可能还有很多人记忆犹新，但在此之前的‘八六学潮’，却早已不再被人提起。此学潮以南京、上海为中心，席卷大江南北，被人称为八九年‘六.四’学生运动的演习。现在想来，‘八六学潮’对于‘六.四’的最终结局及中国的未来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尤其是那个愚弄百姓，祸国殃民的独裁者在当时及之后的表演，已凸现出其独裁小人的嘴脸，使之在‘六.四’学生和市民未寒的尸骨中爬上其极权宝座成为必然。今披露这段历史，个中奥秘，犹可见一斑。
八六年上半年，我正在上海交大读大二，天生对政治不‘感冒’的我当时正沉浸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直到有一天突然发现满校园贴满了‘大字报’。也许不应当称它们为‘大字报’，因为那个时代的每个中国人差不多都知道它是一种政治迫害工具，小规模的贴在墙上，大规模的则印在报纸上，那三大报的头版头条一直都是这类东西，‘大字报’一出现，就意味著又有一批人要倒霉了。但这一次的‘大字报’一反报纸上的辞藻乾瘪与堆砌，大多极具文采，诗歌、散文无所不包，内容大多是抨击时弊、要求民主。很多学生都挤在‘大字报’前，细细品味，而这也自然成了我们寝室每天熄灯前后的热门话题，大家咀嚼著这种冲击带来的愉悦，由刚开始的懵懵懂懂，到后来的越来越思路清晰，心底里油然升起‘五四’运动般的忧国忧民的伟大与豪气，但似乎也仅限于此，没有人知道具体该怎么做。当时亦有一些传闻，说是中科大副校长方励之在全国各高校进行巡回演讲，宣传民主理念，那些‘大字报’就是他来交大之后出现的，并说中央高层早已关注他，指其与美国有‘联系’，由此看来孕育之中的学潮早已被定性，那个政治阴谋家由于仇视和镇压学生运动而发迹也就成为必然。
接下来的一天，一大早大家都集中在操场上，打著交大某某系的旗子和国旗，意气昂扬、浩浩荡荡的出了校门，开始了全市各高校的联合大游行。据说相同时间里南京、杭州、武汉、合肥等很多地方的高校也举行了大游行。我们沿著淮海路东行，向人民广场挺进，准备在那儿与其它高校会合，一路喊著口号，不断接受著市民的鼓励和赞扬，走著喊著，反倒一点儿不累，直到回来时才感觉又饿又累，走得很慢，所幸那天学生食堂破天荒延长了开饭时间以示支持。
当我端著饭碗，路过学校大礼堂时，一阵阵‘嘘’声不断传出，窗子上面都坐著人，门口更是里三层外三层，挤个水泄不通。我费了很大力气挤得一席之地，发现原来是当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江泽民，也是交大一贯引以为荣的‘校友’，正在校领导的陪同下对学生训话。据其它同学讲，我错过了最‘精彩’的表演：这位江市长刚一上得台来就用他那连他自己都听不懂的英语大声的背了一段林肯的‘自由宣言’。他可能想以此镇住这一大群不畏虎的‘出生牛犊’，没想到装虎不成反类犬，反而引来无休止的嘘声；他的训话更令‘牛犊’们群情激愤，每两秒钟有节奏的嘘声，直嘘得江大人语无伦次，大汗淋漓，脸早成了猪肝色。他可能想发扬‘高级校友’的身份平息学生的抗议，却不料学生们不买帐，你老江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嘘’，话只说得上半句，下半句就被嘘得了无踪影，只一会儿，他就开始坐立不安，刚站起来，屁股就被嘘得不得不又著了凳子，如此起来坐下数次，最后校长不得不出面解围说，‘同学们，咱们江市长不是要走，是想上厕所。’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猪肝脸是被尿憋的，于是发扬人道主义精神，以更长的嘘声欢送江市长去厕所。在这之间，校长进一步劝大家让江市长把话讲完。待其再次坐定之后，学生们开始发问，虽然嘘声不断，但江市长终于可以把整句话讲完，学生们也更清楚的领会了他的讲话意图：‘劝说’是假，‘镇压’是真，他对学生运动的仇视已越来越表露无疑，无法用任何伪善的假面具来掩藏了。当有一位大胆的学生问了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时，江市长索性一把撕下假面具，大发淫威，他气势汹汹的拍著桌子站起来，用手指著那个学生诘问，‘你敢说出你的名字和所在系吗？’那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毫不退缩，大声说出自己的名字。江市长再遭重挫，只恨恨的说了一句，‘好，我记住你了，记住你了’，便一屁股坐下去，口中仍念念有词，似乎在骂娘。经此一回合，学生们发热的头脑也突然冷却下来，大家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和眼睛：不相信堂堂的江市长竟会有如此‘上乘’的表演，全场寂静了好一会儿。校长赶紧打圆场，说江市长需要吃午饭和休息，劝大家回去上课，大家这才呆呆的散去，那忧国忧民的豪情壮志自然也就随风而去了。
但事情似乎还刚刚开始，接下来发生的就远远超出年轻学子们的想像：在复课之后至少一年中，很多学生骨干被频繁的找去谈话，预备党员被延长预备期，系、班干部被免职，关于各种打小报告的传闻不断，令人人自忧。有倒霉的，自然也有志得意满者，据说我所在班级就有一位女同学因告密有功得以迅速入党并当了班长，让人看清原来党的干部都是这样培养的。据说那位‘勇斗江市长’的学生后来被整的很惨，前程自不敢提，还有条活路就福分不浅了，万幸中的万幸，那时他还只是‘江市长’而非‘江总书记’，否则恐怕是连条活路都不会给留的了。
很多中国问题专家在探讨江氏的宝座与‘六.四’的关系，以及他为何拼上老命镇压法轮功时，常常忽略了他的这一重要经历，因而往往归因于他的走运和发疯，其实是本性使然：天生的鼠肚鸡肠、妒嫉、搞阴谋诡计、整人、轻浮--而‘八六学潮’恰恰令其本性暴露无疑，其后来的种种丑态，也不过就是偶尔露峥嵘罢了--他在国宴时主动给他国元首献唱意大利文‘我的太阳’，令人联想起他的似是而非的‘自由宣言’；对香港女记者的辱骂，简直就是对那名学生大发淫威的翻版；那个在美国为逃避抗议人群出入垃圾道的‘国家主席’，更让人难忘当年被尿憋得猪肝脸的‘江市长’。他得以爬上极权宝座是因为他的仇视任何与其相左的理念加上超一流拍马本能符合了当时元老们的旨意，当时的他已因镇压学潮得力升任上海市委书记，在此之后的三年中，他更是苦心经营他的‘盖世太保’网，明整暗算，得以使他日后在上海镇压‘六.四’学生运动时得心应手--上海成为第一个武装军管的城市，重演三年前的密告加威胁，学生运动轻而易举的就被瓦解了，而后来镇压法轮功时‘盖世太保’机构‘610’的迅速建立自然也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很多人对于1999年‘4.25’法轮功和平上访时‘江总书记’的反应不解，其实也是其本性使然--不管什么民主、什么信仰坚决不能要。他对法轮功的仇恨由来已久，之前公开的、秘密的调查和整黑材料已好几年了，只苦于这法轮功与学生运动大不相同，刀枪不入，程咬金的三板斧也无济于事--一不图名、二不图利、三不要权。但是对这法轮功有理由要打，没有理由挑起事端也要打，于是就发生了天津警察殴打关押法轮功学员和万名学员上访事件。‘江总书记’坐在车里，悄悄巡视一圈，恐惧和仇恨令他记起‘八六之耻’，欲让老朱也体验体验个中滋味。出乎意料的是，朱熔基总理与上访法轮功学员代表平和理智的解决了问题，这下旧伤疤上又添新妒嫉，怎一个‘打’字了得--‘三个月消灭法轮功’--这回虽然手心里攥著整个国家，五年了这法轮功不但没被铲除，反倒愈打愈壮大，满世界哪儿都有不说，还把他告上十几个国家的法庭，这回恐怕连上厕所的机会都没有了。
‘六.四’学生运动已经过去十五年了，‘八六学潮’更已有十八年的历史了，时间的脚步令很多即使当年亲历此事的人渐渐淡忘；除此之外，亦与某些人操纵的系统的有步骤的‘健忘洗脑’有直接关系，因为毕竟纸里包不住火，只要人民记住一天，真相就有一天被揭露的危险，这当然是操纵洗脑者所最害怕的。
台湾留学生陈彦仰数天前在柏克莱大学毕业典礼上，突然拿出大字报向女友王灵芝求婚，并成功获得美人心。这使他不仅成为该校有史以来第一位在毕业典礼上求婚成功的人，更意外成为柏克莱大学风云人物。
作者：dck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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