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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林遭警方传唤被勒令「三不准」--不准写自由文章，不准外出；不准聚会

dck

加入时间: 2004/04/02
文章: 2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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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张林遭警方传唤被勒令「三不准」--不准写自由文章，不准外出；不准聚会 (179 reads) 时间: 2004-6-02 周三, 下午12:04

作者：dck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张林遭警方传唤被勒令「三不准」--不准写自由文章，不准外出；不准聚会

（上海）李国涛戴学武

继５月２８日“欲传故纵”后，今天（６月１日）上午，安徽警方，终于按捺不住了，传唤了资深民运人士张林。

整个传唤，历时３个多小时，兴师动衆，严加逼问，环环相扣，步步紧逼，气氛紧张，兴师问罪，并且郑重其事，签名画押，做了讯问笔录。这还嫌不够，又当场勒令张林“三不准”──
不准再写自由思想的文章，尤其是不准再写呼吁营救异议人士之类的快讯文章；不准外出；不准聚会；大有如果违反，立马押入大牢严加治罪之弦外之音。

那麽，如此大张旗鼓的讯问以及企图治罪，要点何在呢？无非是张林最近和一些民运人士有过往来，最近写了一些呼吁营救同道的快讯或思想性的文章并且在海外网站发表，最近参与了网上纪念六四的文章──《危机中的中国社会亟需民主英雄主义──六四忌日唤起的呼吁》──的共同起草修改活动，诸如此类，等等，总之，都是些在民主国家看来完全隶属于公民正常生活的鸡毛蒜皮小事。

然而，在我们这个专制国家“依法治国”的“执法模范”警察眼里，上述无足轻重，不值一提的琐事，就会魔术般眨眼间便凭空变成了认定张林是“犯罪嫌疑人”的“执法”依据。但是，具讽刺意味的是，即使按照我国现行法律衡量，无论从哪个角度考察，张林的上述行爲，毫无疑问，都是隶属于百分之百的合法守法行爲之生活片段，任何稍有法律常识的不昧著良心说话的人，都可以轻而易举依法认定这一点。

但在这些“执法模范”眼里，张林的上述行爲，似乎已经构成了“弥天大罪”，因而，必须规规矩矩，老老实实，不得乱说乱动，否则，就要使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绳之以法”，再“踏上一只脚”，迫使其“永世不得翻身”。呜呼！苛政猛于虎，由此可见一斑。在这样一个残酷邪恶的制度下，老百姓就如此这般被当成猪狗一样不准思想不准异见否则格杀不论──这样糟糕的社会状况，却常常被自诩爲是“中国有史以来人权状况最好的时期”，自诩爲是所谓体现了“三个代表”的、人类有史以来“最美好的”“模范制度”，此不但是自欺欺人，简直是恬不知耻！

“三不准”的滥施，使我不由悲哀地想到：原本已经处于赤贫状况，几乎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张林一家老小，眼看又要忍饥挨饿了。张林早些年由于反对专制腐败、追求民主自由，而曾经饱受这个“美好制度”三次共计八年牢狱摧残，落下一身慢性疾病，双手被酷刑──铐罚──已经折磨达几乎残废，几乎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两手无法弯曲成拳，仅一个食指能弯曲工作──但日复一日，他就依靠这个食指，顽强地敲击电脑键盘，奇迹般地敲出了一篇又一篇优美的文章，通过互联网送到读者手中，籍此换取微薄的稿酬，养活嗷嗷待哺的一家老小……但是现在，这个“美好的模范制度”，摧残了他的健康还嫌不够，还要以不准写作的方式剥夺他目前赖以养家糊口谋生活命的唯一自立手段，由此企图把他的一家老小，都逼到去当乞丐要饭的悲惨境地！呜呼！苛政猛于虎，由此可见一斑。

我不由悲哀地想到：人是铁，饭是钢，张林虽然是一个勇士，一位猛汉，一个豪杰，一条好汉，但巧媳妇难爲无米之炊，被剥夺了唯一的谋生手段，他拿什麽去养家糊口呢？张林是一个思想者，是一个作家，不准他自由思想，不准他自由写作，将是多麽严酷的惩罚，多麽令人心悸的折磨！在这个“美好的模范制度”下，张林面临的是多麽痛苦的两难抉择：如果坚持自由思想，坚持自由写作，就会触犯了所谓的“三不准”，将会被不分青红皂白，可能重新投入牢狱，妻离子散；如果屈从淫威，放弃自由思想，放弃自由写作，自己无疑成了行尸走肉，生不如死！

我们强烈抗议、愤怒谴责安徽警方的这一错误的无理的做法，我们强烈要求安徽警方立即撤销对张林的该所谓“三不准”！“三不准”的实质，是公然凭空剥夺了公民张林的自由思想权和自由写作权，公然凭空剥夺或限制了公民张林的自由交友权以及人身自由权，还派生剥夺了公民张林的工作权，剥夺或限制了公民张林以及全家的生存权。一个小小的地方警署，竟然如此胆大包天，竟然敢于如此蔑视法律、践踏法律，竟然敢于如此张狂、如此滥用职权，爲所欲爲，公然□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这不能不说是国家的悲哀，民族的灾难。此类状况恶性泛滥之日，就是国家行将遭遇灭顶之灾之时。

二○○四年六月一日，于上海

专访吾尔开希：访问美国，探讨结束流亡，争取回国的权利

按：我看他说话很有分寸，这些年来比王丹进取了许多。（学渊）

六四十五周年将临一之际，吾尔开希来到美国参加纪念活动，并于五月廿七日在新泽西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对“二王专案”的感想：‘得道多助’

首先，当笔者问到他对最近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二王专案”的感想，尤其在“二王”是否拿了台湾情报部门的经费的焦点问题时，吾尔开希的回答是：“如果这事搞到我的头上，我会送给大陆当局四个字‘得道多助’。一个正义的事业肯定会得到认同和支持。我们和中国当局是对立的政治团体，我们寻求各界的支持去削弱共产党对我们的加害和打压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中国当局只是把这种政治上的合作做了一种舆论导向而已，让人们在民运团体与情治经费是情报部门的来源上作某种联想的暗示，以便让人得出获得资助的人都是为台湾情报部门工作的印象。”

“共产党自己早年为了搞革命，一直拿苏联人的钱，现在又拿大量纳税人的钱来对付我们这帮执不同政见的人。在这种敌对的、力量对比悬殊的政治角力中，我认为去谋求最广泛的道义和经济上的支持，始终是民运一直要努力做的事，没有什么需要避嫌的地方。”

一个月要上电视二十次左右

与其他那些早已淡出民运的同伴们相比，吾尔开希虽然也有了家庭和孩子，承担着丈夫和父亲的角色，但却是少数几位仍然矢志不渝、继续为自己的理想努力进取的人物。吾尔开希几年前在台湾主持新闻评论和CALL-IN节目。由于思维敏捷、词锋锐利，成为台湾的三大电台主持人之一。他还时常在南华早报、亚洲华尔街日报和金融时报等报章媒体上用英文撰稿讨论时政。最近两年来，吾尔开希已是台湾各家电视台争邀的新闻评论员。据他告诉记者，他平时一个月要上电视二十次左右，“几乎天天都有邀请”。

在前不久刚刚落幕的台湾总统大选中，吾尔开希参加了无数次的电视辩论。他说：“我一开始是既批评绿营、也批评蓝营。我做的事不是给哪方组织站台助选，点燃选民们的情绪，而是试图提供更多的视角、提出更多的问题，让选民能更好地权衡不同选择的利弊。我是到最后一个星期才决定公开支持连宋的。因为陈水扁不象话，玩权谋超过了底线，若以此赢得这次选举对台湾的末来的民主建制会造成伤害。”

点评"绿化"的曹长青和阮铭

选举其间，大陆背景的曹长青和阮铭也在台湾媒体上频频亮相和发表政见，他们本身的言行也引发了不少争议。

吾尔开希说：“曹长青对台湾的内部情况缺乏基本了解，所以没有办法真正切入现实中的核心问题，只能将意识形态的东西用煽情的方式去表达。见过布道者对信徒喊话的阵势吧，就是那种劲。你怎么能与之辩论呢？所谓的政治评论是要去影响那些尚未有定见的人。而不是象曹那样只是去迎合那些既定支持者们的诉求。台湾选举的后期很有一批观众受我的影响，到最后才跟我的表态去投谁的票。我毕竟在台湾已经生活了八年，又做了许多年的CALL-IN节目，在空中与几千人讨论过各种问题，对台湾的脉动有很深的体认。”

“至于阮铭，我们是道不同不与为谋，加上知道他早年的为人处事，不愿与之为伍。”

“六四”有很多的事需要反省检讨说到“六四”十五周年，吾尔开希的心情显得沉重起来。他告诉记者，为了纪念“六四”十五周年，他与王丹共同筹划在华盛顿举行今年纪念活动，届时会有许多当年的参与者赴会。“很久了大家都有在一起聚聚的愿望，一方面是十五周年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反省和检讨，另外是展望末来。其中有一个重要议题要与大家讨论，即如何结束流亡、争取公民回国的权利。

他提到在前不久去香港吊唁梅艳芳时，就向媒体表示过，一旦机会成熟，不排除回国闯关的可能。所谓的时机，很有可能就是通辑令到期之时，“那时共产党就没有了不让我回去的理由。”

当年：所花的每一分公款都有帐可查谈到十五年来他个人的一些经历，吾尔开希早年在加州的加油站打过工，也当过餐馆的服务生。后来到台湾，各种的细碎杂事也干了不少。回想起来，人生巨大的落差让吾尔开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承受了许多外人不知的艰辛，包括外界对他的批评，包括来自民运内部对他的指责。“实际上，当年民阵的监事会，花了几个月调查我的财务。最后的结论是，我所花的每一分钱都有帐可查，没有滥用误报、没有私饱中囊的情况。问题是媒体只感兴趣公众人物拿钱的新闻。后来证明没有拿钱不是新闻。所以造成许多人至今还留有错误的印象。” 至于其它的批评，吾尔开希回应到：“过去自己是公众人物，常被人修理。今天成了电视评论员，也常常在电视上修理台湾的公众人物。政治人物人应当永远在批评和监督之下，使他们个人的错误不至于引出更大的社会危机，同时批评也没法天然公充，难免问题多多，这只有让时间去辩别了。”

四种批评的声音

“这么多年来我听到的各种批评大概可以归结为四种：一种是自己做得不好，受到舆论的批评。这对我很重要，是一种对我的爱护，让我能反省和检讨自己的过失，从而更加成熟起来；另一种批评，来自于人们对公众人物不切实际的期望，将自己的愿望投射到别人身上，希望他们去完成不可能的任务。对八九学生领袖的苛求就是属这类。另外流亡到海外，我们这些人的心理和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失衡，现实中找不到了自己的位置，出了问题是可以理解的。但现在情况就很不一样了，至少八九这一代的大部分人都做得很出色；还有一种批评是因为距离和交流的阻隔造成的。在海外我们有了自由的环境去了解一些以前被当局扭曲的事实，我自已对藏独和疆独的了解和立场就与已往有所不同，然而要与国内的朋友讲清这些需要时间，尤其需要言论自由的环境；最后还有的一种不叫批评，而叫抹黑。共产党在自已的宣传机器上，把我说成是一个疆独分子，和他们一起筹划搞暴力接受他们的训练等等。这种惯用的伎俩大家都见多了，实在设有什么可说的。”

戴晴们人格上末能立出个好样来

除了对吾尔开希个人的批评外，还有针对整个八九学生运动的批评，认为部分学生领袖应对六四开枪承担责任。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国内戴睛女士的看法。

对此吾尔开希的答道：“当时的戴晴们希望在背后推动这场运动，让八九的学生去冲体制的缺口，让我们这些二十岁学生去承担本来应该由他们承担的角色，因为他们鼓吹中国的民主己有些年头。但一俟这动失败就把责任推给我们，忘了在任何国家的政治变革中学生总是最无准备也最没有经验和可以利用的。要是检讨八九年天安门民运的失败，恐怕责任的一部份要从上几代的知识精英中去寻找。事实上那时的戴晴们并没有能给出什么成功的经验，人格上也末能给我们立出个好样来。可时至今日她还不愿反省自已当年可笑的师爷角色，(为此被广场的学生嘘下台)，仍在用所谓独立知识分子的头衔去满足自已那份虚荣心，以为能将自已拔高到超越压迫者和反抗者的角色限制，从而在一个更加理性和公充的制高点给各方予道德评判。殊不知这种念头除了证明自已的糊涂外，还表明了中国这类独知们的某种狂傲—即自已永远有理，变法证明自己的高明和与众不同。我以为一个有良知的人应该去挑战我们那些掌握权力的人，而不是苛责弱势的团体，尤其知道这样做会被当权者利用的时候。”

记者最后请吾尔开希评论近几年来的海外民运，他说民运发展到了今天应该学会彼此尊重互相包容，“大家可以各做各的，不必硬要在一个组织里，但在道义上要互相支持，而不是拆台。另外对未来要做好长远发展的准备，包括自已的安身立命和角色转换。唯如此民运才能在低潮的时候坚持住，以后高潮到来时才会有所作为。”

美国之音：中国老百姓对平反六四无能为力

记者海涛6月1日报导／今年6月4号是当年震惊中外的六四惨案十五周年。海内外关注六四事件的中国人以各种方式纪念这个影响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美国之音记者采访了两个普通的中国人，听听他们当年的经历和今天的想法。

学生绝不是暴徒

赵先生是北京人。在1989年六四前夕，他人在深圳。他说，他当时在深圳大剧院对面顶楼上办公，游行示威的学生和群众全都在楼下的广场上，一览无遗。

他说，他1989年时是做生意的商人，虽然没有参与政治，但每天关心政治，看香港的电视节目。

赵说：“那个时候不还没封锁吗？我是昼夜看香港的电视节目，我们还有朋友，把香港的节目都录影录了下来。”

记者：“你们相信香港的电视节目？”

赵说：“我们相信真实。天安门广场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啊。”

记者：“你相信是解放军打死市民，还是市民打死了解放军？”

赵说：“当然是解放军打死了市民。”

海涛：“有人说是暴徒杀死了解放军？”

赵说：“我不相信这样的事。”

赵先生说：“学生手无寸铁，从清明节悼念胡耀邦4月15号以后，这么长的时间，两个月内，你看北京百万市民游行，哪个商店被砸了？你看有小偷吗？你看有坏人出现吗？那个时候，学生都非常理智，怎么会动武力呢？他们不是暴徒，学生绝对不是暴徒。”

中国留学生愤而抗议

六四惨案发生时，武汉的张先生正在瑞典留学，在瑞典皇家工学院做博士后。他说，六四凌晨，也就是当地时间6月3号晚上8点多，许多留学生都在看电视。

他说：“我记得很清楚，开始就是一辆坦克，往天安门方向开，然后，被人们挡住了，然后，还有人上去砸。后来连续有很多镜头，后来，又印象很深的着名的镜头，就像一个城被占领了，当兵的拿着枪，后面是火光。就像是原来看的电影：日本鬼子进城了。然后是流血的场面，死人的场面，都放了很多。”

张先生说，当时，在斯德哥尔摩的中国留学生也就一百多人，结果，差不多是倾巢出动，第二天，都到中国大使馆前面去游行示威了。

当时，在瑞典的游行，除了和中国关系不错的瑞典共产党，其它各个政党、人权组织、大赦国际等都参加了这次集会游行。正是在这次游行中，中国留学生喊出了“打倒共产党”的口号。

他说：“口号和国内差不多，但是突然有个女留学生喊了一声：‘打倒共产党！’结果没有几个人响应。”

“我本人年纪大一点，当时没有想到会镇压，还和年轻的留学生辩论。有记者来采访，说一定会流血。我说不至于吧，最多不过是再来一个76年的四五事件。我一般不太关心政治，连联谊会的活动都很少参加。”

张先生说，他的爸爸是个老革命，1941年就参加了新四军。他很早就离休了，但是，六四之前，他给中共高层写信，说邓小平不对。结果，被抓走关了九个月。张先生说，他父亲信中最严重的一句话，也就是“邓小平失信于天下”。

平反六四非常困难

那么，如何能解决六四问题这个死结和僵局？瑞典的张先生说，在对待学生运动上面，国民党和北洋军阀反而要比共产党好得多。他说，对于共产党来说，平反六四非常困难：

他说：“平反，往后退，共产党觉得，没有退路了，觉得就垮了。可能会想到这个问题，积怨甚多。我想，可能和这个有关。但当局在六四以后，在经济上给了知识分子很多好处，因此，党内、党外现在要求平反的压力和声音都比较小。”

普通人无能为力

深圳的赵先生也认为，大家都对六四事件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事情如何解决，大家都无能为力。他说：“我觉得，这就是暴力，武装镇压，打死学生，这是不对的。老百姓大多数都是这样看的。但是，不对，也没有办法。老百姓都是犬儒主义，不对，反正我有饭吃就行，反正我才不造反呢。”

“六四”的事实还需要澄清吗---为六四十五周年而作兼鸣戴晴

幻影

在“六四”十五周年伴随着痛苦的回忆就要叩响人们心灵的时候，原本一目了然的残酷现实及谁是谁非的道德与法律责任也都再清楚不过了。可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沉淀与思考后，一些人确仍陷在一片迷雾中，纠缠着一些细枝未节的反正曲直，这其中就包含受人尊敬学而致用的作家与学者戴晴。她认为“六四”是民主进程的倒退及要追究究竟是何许人扮演了这一角色的言论实在令人困惑。“六四”中知识分子与抗争的学生们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的隔着一层的软弱表现本来正是他们自已需要检讨的。戴晴女士的一系列文章和在《天安门》电视专题片中力透纸背对共产党专制体制的阐述都让人肃然起敬。对我们这些当年的学生来说，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都把她和他们那一代人，做为经风雨见世面的智者而当做楷模，特别是她特殊的身份，总希望她能获得一些核心天机，用智慧来力挽狂澜。但读罢她的言论后，让人颇感惊讶的是，她那么能思考有智慧的人竟也如此这般的糊涂到家了，这让我们对以她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阵营愈发的感到失望了。小而言之是对这几个被称为“知识”的分子，大而言之是对中国的知识层感到深深的无奈。在人们一再探究中国的知识分子精神领域为何总是缺钙的时候，戴晴女士自以为是的深刻剖析事物的迷津，又给这钙质中加进了一些不应有的酸性物质。

我说是戴晴，并不是指戴晴一个人，而是指以她为代表的一些人和一种事后诸葛亮的迟钝与荒谬。本来，有关分析澄清“六四”的前因后果、是非曲直，不是我这样的“文学青年”来完成的。而是那些“职业革命家”应该做的。可既然革命家都认为自已“革命”错了，那就只好知难而进，写点并不是自已专长的文字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六四”是卒不及防来到人们眼前的，这当然是同胡耀邦的去世有直接的关系。在胡被罢黜的一段时间里，尽管以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仍在力撑危局，但在被公众称为的“左派”的左右夹击中，并受到新的垂帘听政的邓小平幕后制肘下，人们普遍感到了压抑，胡耀邦的突然去世，让本来就已毒化的政治生活迅速地发酵了，人们盛传胡是在左派的围攻中，心梗突发而气死的，由此，看上去非常精干的他，让人毫无思想准备的去世，几乎就让追求社会进一步开放进一步民主的人们的精神几乎失控了。好人不长寿，坏人活千年的俗话似乎又得到了某种印证。虽说赵紫阳名份上仍掌握着改革的大权，他的智囊团也很活跃，但明眼人一看就明白实权是在谁手里，而且极左势力大有在这实权左右摇摆中收复失地、东山再起的劲头。怎么办，路向何处去，大革命时期处在彷徨中的青年们再一次又被抛到了历史的起点上。共青团出身的胡耀邦是青年的朋友，虽说他在世掌权时，知识青年们也常常不顾全大局不识大体地给他找一些麻烦，但他依旧是青年们精神上的知已，而当这知已连个招呼都没打一下就走了的时候，青年们才感到弥足珍贵。随后，恰奉赶上他的一系列悼念活动和追悼会的召开及接着的“五四”青年节的到来，学生们才借机走上街头，宣泄出了自已的不满与抗议。而在这期间“4.26”社论的出笼，无疑是给这运动定性和火上浇油，后来学潮愈演愈烈其中有一半原因是针对这社论的。

“六四”结束后，官方最喜欢谈的就是学生们是被极少人的阴谋所利用，用袁立本的话来说，是被一些长胡子的人所左右。这不过是他们多年的阶级斗争思维哲学在作崇，认为到处都是地富反坏右，到处都是叛徒、特务和走资派。实际上从运动一开始，官方就力图将这场爱国运动泼上污水，这期间，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孙中山纪念日那天，当学生们围着孙氏画像在广场上群情鼎沸时，有人竟不合常理、令人匪夷所思地爬到了画像顶端踩踏，当时，在学生们的一片呼喊他下来的声音中，这肯定不是学生的人竟处之若素地仍在踩踏着画像的画框，而当晚中央电视台就将这一镜头播了出来，目的是不言自明的。

学生们在广场抗议示威时，发生过两次颇具戏剧性的插曲，一是吾尔开西突然宣布要让学生们撒出，也许吾尔开西的想法并没什么错，但他欠考虑的说辞，实在让人不知所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当时说的大意是广场下面现在聚集着大量的坦克，军人要冲上来了，学生们要撤向使馆区。这对正在义愤抗议静座示威的学生们来说，无疑是一种示弱和胆小鬼的表现。而本身就没建立起个人威望的吾尔开西以为他自已俨然已是一呼百诺的领袖人物，张口闭嘴地大呼：我是吾尔开西云云，实在让人感到滑稽可笑。对我们来说，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爱国运动，让一个异族青年指挥来指挥去，也实在有点不舒服。我并不是一个民族主义及大汉族主义者，但以众多汉族学生为骨干力量的反抗群体，难道就没有一个领袖人物出现，实在是欺我华夏无人。苏联卫国战争胜利后，身为格鲁吉亚的斯大林仍在歌颂俄罗斯人的功绩，也是名附其实。当然，抛开这些因素，我依然认为吾尔开西是维族人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骄傲。第二件事就是戴晴、于浩成、刘再复等知识精英在戈尔巴乔夫访华前夕突然出现广场的学生们面前，力劝学生们撤离广场，他们每人都讲了一段居高临下想要指点江山但确又感人肺腹的话。然而，他们忘了，在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已多日并已引发了全世界人关注的时候，他们仍游离在学生们的精神领域之外。这样当他们出现在广场，就如同几个过客的演员，秉承上方导演的旨意，非要把一台砸锅而又穿邦的戏强行演下去，后果可想而知。戴晴今日言，是学生们不妥协的顽固导致了以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进入窘境，最后被迫下台，民主的进程也由此倒退了。可戴晴女士是否想过，当“四二六”社论还像一把达摩克利斯剑悬在学生们的头上，当学生们内心里，随时还存在着开除学籍、毕业分配不公甚至被抓的心理阴影，怎又会草草收场呢？包括你们这些既想利用学生，又想把自已隐藏起来的知识俊杰迟迟没有走到运动的前台，像哈维尔他们在“七七宪章”所表现出的勇气那样，真正的去指引领导学生运动，难道你们不是也存在着被迫害被镇压的心理恐俱？共产党的本质你们是比谁都清楚的。

再者了，要真正想让学生们撤离广场，仅靠站在那里发号施令实在是知识分子的一种幼稚病（怪不得老毛看不起你们民众也对你们不抱什么希望）。共产党说支部建在连队上，要让每个战士死心踏地的拥护。你们要想扭转一个风暴一样的政治运动的走向，必须要深入到学生们中去，耐心地去做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才行。让我们对你们深感失望的是，在经历过那么多的政治运动后，你们仍是那么的书生气，记得当时女作家琛荣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内容是在说“学生们已做完了该做的事，剩下的由我们去完成。”但时至今日，你们究竟完成了什么？“三一八”惨案后，包括蔡元培、朱自清、鲁迅、傅斯年、梁启超等人都奋起同学生们站在一起讨伐北洋军阀的恶行，逼使段政府倒台并深受良心谴责，可你们的勇气和智慧哪里去了。你们今天抱怨学生们不识大体、不顾全大局，恰恰应该反省的是你们自已何以那么无能、无奈？事态发展到最后，不只你们去了广场，闫明复也去了，最后赵紫阳同今天的总理温家宝也去了，但哪已经无济于事了。吾尔开西在同李鹏对话时有一句话没说错，现在在场的学生并不是由我们这几个人所能决定了的。当热情勇于献身的北京市民每天把你包围着、保护着，当香港方面提供来的帐蓬已成安营扎寨的架式，你怎么能撤得了呢？当时深入到学生中去做工作的，我看到的只有严家奇一人，但我对他说的也是在这种状态下千万不能撤。当时政府和学生已形成胶着态势，谁也都不肯名不正言不顺的撤出。假若你要真不管不顾地发个声明就走人了，一是对不起已负出重大代价的市民和部分工人，二是肯定也撤不出来，剩下坚守不动的学生你能撒手不管吗？而且，在历史上，任何一场政治抗议运动，也都不可能无疾而终的—“五四”“四五”；“三一八”；“一二九”；“巴黎公社”和“五月风暴”。无一例外的是在最后的解决中而成为历史的一页。面对军队的镇压，学生们以血的代价做到了他们所能做到的一切。当学生们最后手挽着手在士兵的剌刀下唱着《国际歌》走下纪念碑基座时，那一幕是如此的悲壮。让人略感欣慰的是在这“最后的时刻”，以刘晓波为首的“四君子”，和同学们在一起，还没有完全辱没中国知识分子的傲骨，虽说我对高鑫没完没了的念他们的“绝食宣言”并不赞成。

今天，“六四”过去了这么多年，仅躲在书斋中分析事物缘由的戴晴等人，不管好心还是坏心总是脱离当时广场和围绕着广场的中国特定环境及人们的心理素质，想当然的认为要如此这般才行。比如，有些人还嘲笑和指责学生跪地请愿的举动。而恕不知这恰是中国人特有的精神品质的体现，因中国人古来就有跪地死谏与负荆请罪的传统，这和封建不封建意识根本没有什么联系。满脑子封建专制意识的恰好是共产党和共产党的统治者们。实际上，正是学生们的这一举动才赢得大多数人的人心。包括我自已在内，当时只要见到李鹏接过请愿书，马上就会离开学生的游行队伍。可事实恰恰相反，于是人们就把其和“文革”中的周恩来相比，为何不能面对群众呢？而说到周恩来，人们自然又会和“四五”事件联系起来，在建国50多年间，搞了无数的群众运动，只有“四五”和“六四”是真正自发的“群众运动”，其余的不过是在人为的操纵下进行的。“四五”天安门事件的最终平反，使人们映照着“六四”的平反时间表，于是人们就在法不责重的误导下走向了街头。“六四”结束后，一些人并不惧怕地吹嘘自已烧了几辆几辆军车，其心态也是自认为自已是英雄而想获得奖赏的，他们天真地认为，“粉粹四人帮”的日子不会太长久。可没想到这一等就等了十五年。在广场最后大军压境的时刻，责任感已替代了这事件对与否的过程。不管怎样，你必须要坚持到最后一刻。在绝望中，流着血泪的学生们仍在指望能出现一个菲律宾恩里莱和拉莫斯式的人物，因为那场反马科斯独裁统治的“菲律宾革命”胜利了。当时的传闻及今天已被证实的事实，的确是有有正义感、有良心的军人是在消极地违抗上方的命令。但有着忠君传统的中国军人最终还是没有勇气操戈而反。这实在是一个历史的遗憾。学生们所指望的像戴晴这样有着特殊身分的特洛伊木马，也没指望上，最终，他们被政治家们彻底的抛弃在了广场上。然而，历史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佛指变中指刘美女惨插驴粪蛋

凌锋

中国的统战通讯社中新社在5月26日报导说：“坐落在河南平顶山市区
的体育场今日喜气洋洋，彩旗飘带随处可见，长长的红底横幅上面‘热烈欢迎世刘会代’的大字分外耀目。来自世界各地的千余‘刘氏’后裔今日将相聚于此，共话‘兄弟情深’。”

爲何只有“兄弟情深”而无“姐妹情深”呢？当然是与中共这个封建政党以男人爲中心的思维模式分不开，与会的刘氏可能也只有刘先生而无刘女士；所以最应该出席这个统战活动的一位刘女士没有出场，她就是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刘延东女士。

刘女士的老爸是刘瑞龙，我在人大读书时，他曾来校讲演，是当时来校讲演的中共官员中口才不错的一个，至少口齿相当清楚。因爲那时听报告分散在不同场地，喇叭的效果不好，很难听清楚。而且当时他身兼农业部副部长与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把枯燥的农业问题讲得很生动。对这样一个有才干的官员，我以爲他会青云直上，哪里想到做到部长就止步。改革开放后也没有重用他。后来查看他的历史，才知道他在中共党史里不但参与罗章龙的分裂活动，也参与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中共的十次路线斗争中，包括文革，他就三次站错队，“前途似锦”就变成“前途似□”（粤语“锦”“□”同音，□是“如此”之意）。

也许是老爸的经历，使她知道“团结”的重要，爲人比较平和，因此担起统战大任。在香港这个多事之春，她跑来香港，一展统战的功力，于是香港刮起“刘美女”的旋风，媒体介绍她是“党中央大美女”，她的时装款式、顔色也成爲媒体评论的物件。幸好中共女官不多，比她风头更劲的吴仪已经人老珠黄，难以争锋，而吴老太的“男儿气概”也不会计较这些；然而江军头的两位挚爱陈至立与黄丽满是否服气就难说了，如果刘美女将来不能更上一层楼，也许就与此有关，请记住她老爸的教训。

由于近来北京高调压迫香港，香港人“条气唔顺”，于是中共想起“统战”这个法宝来安抚香港人，也要香港人认命而寄待来世，于是借佛诞日，安排一些神职人员护送陕西法门寺的佛指到香港，消消香港的戾气。而刘延东不避讳以党的统战部长身份带队前来。不过神圣的佛指成了中共的统战工具，堪称佛门的不幸，而中共敢于如此做，也说明他们所谓尊重宗教信仰的无耻。可叹香港那些佛门子弟没有抗议，反而匍匐在共产党面前，也是佛门之耻。

刘延东另一败笔是她在香港会见了许多人，就是不见民主派，理由是不够时间。真的不够时间吗？统战，有本事就是把异议人士统过来，那些马屁精不知见过多少次，还怕少这一次？可见主要原因是想听奉承话而不想听批评意见。“党中央大美女”的吹捧自然最受落；即使不美，身材好也中听；再不行，气质好也可以；再差一点，有“内秀”也不错。可惜共产党连这些都不是，而是道地的恶魔与丑八怪，刘延东这个美女是“鲜花插在驴粪蛋”了，再美，与共产党爲伍，还要搞“统战”，只能败坏自己的声誉。

这场佛指的统战，由于北京近来对香港的凶狠，特别是威胁几个名嘴停止主持节目而完全抵消，以致被美国《华尔街日报》揶揄爲“北京向香港竖起中指”，由刘美女代中共中央竖起中指，也像驴粪蛋那样进一步糟蹋了美女。如果刘美女不及时抽身，迟早也变成神憎鬼厌的马列老太太。

中国社会的“出身”和“成份”

谢泳

大体说来，１９７８年以前的中国社会，可以称之谓“出身”和“成份”社会
。这一点与西方社会的由“身份”到“契约”还不相同，因为那种完全依赖法律保
障的阶层转化，主要是以自然演进为基本前提的。而中国作为“出身”和“成份”
社会的形成则完全是人为造成的。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至今还没有彻底消失。中
国的“出身”和“身份”，究其实质而言，是社会阶层流动的主要条件，它的特点
是有极强的边界特征，只在具备绝对相同条件的成员间流动，流动是封闭的。这样
的社会，如果从１９４９年算起，到１９７８年大体终结，约有三十年时间。也就
是说，中国社会目前的主要精英，特别是１９４０年前后出身的人，决定他升迁的
主要因素中“出身”和“成份”起过主要作用，特别是政治精英更为明显。

在中国社会语境里“出身”和“成份”有联系，但还不是一个概念。所谓“出
身”主要是指与血统相联的代际关系，也就是说，一个社会成员的“出身”完全取
决于他们的父母，人们最熟悉的是“出身不能选择”，但实际情况是“老子反动儿
混蛋”。所谓“成份”是一个社会成员本身所具有的社会关系，它由教育和职业特
征决定。人们不会忘记，在中国几乎所有要填的表格中，通常都有“家庭出身”和
“本人成份”两栏。这两个概念大部分时候是统一的，也就是说，“出身”常常决
定“身份”。但也有的时候是分裂的，不过这种分裂主要对那些党的领导和文化精
英才有意义。比如“家庭出身”虽然不好，但“本人成份”有可能是“学生”或者
“自由职业”之类，总之，人都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一面。

中国传统社会，本来是以伦理为主要特征。早年梁启超和梁漱溟他们就不承认
中国社会是一个阶级社会，而特别强调它的伦理化。伦理社会就是看重社会以和解
为基本特点，而阶级社会则强调冲突和斗争。中国社会所以形成“出身”和“成份
”为主要身份标志，与毛泽东有直接关系。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毛泽东写《中国
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讲得非常明白，中国社会主要是阶级冲突。到了四十年代，
刘少奇写《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曾专门讲过《人的阶级性》。讲社会的阶级性，不
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在中国讲阶级，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社会阶层，而主要是讲
冲突和斗争，中国社会的历史证明，所谓阶级，主要就是你死我活的冲突和斗争。
虽然所有的领导在讲阶级的时候都留了余地，比如人们常常听到的“有成份论，但
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的话，但在实际生活中，“出身”和“成份”基本是一个
刚性概念，有弹性的时候极少，这一点我想不用讨论。可以举出个别不受“出身”
和“成份”歧视的特殊例子，但“出身”和“成份”对中国社会的决定性影响，举
任何特殊的例子都没有意义。

邵燕祥曾在《天涯》杂志上发表一份《写历史与思想自传参考提纲》和《交待
问题注意事项》。这是１９５１年，中央广播事业局开展“忠诚老实政治自觉学习
运动”中的材料，这个材料可以说明在中国社会里“出身”和“成份”重要到了何
种地步。

《写历史与思想自传参考提纲》

（一）应写的项目
１、履历年表。
２、家庭情况。
３、个人经历。
４、思想总结。

（二）主要的内容
甲、履历年表
１、从出生年、月、日及地点写起。
２、七岁以前概括地写明简历。
３、七岁以后到现在为止，逐年写明在何地什么学校学习，哪个机
关工作及其它经历。
４、参加政治活动以后到现在为止的各个时期，须注明能证明各该
时期情况的证明人，开列证明人的姓名、职业及现通信地址。
乙、家庭情况
Ａ、祖父一代
１、祖父母的姓名、籍贯、年龄、职业。
２、主要的经济来源，家庭经济收支状况、有些什么动产和不
动产。
３、祖父母的政治和宗教信仰，参加过什么社会活动，群众反
映如何。
Ｂ、父亲一代
１、父母亲的姓名、籍贯、年龄。
２、父母亲的学历和职业经历。
３、家庭收的主要来源，生活水准和财产情况。
４、父母亲的政治思想与信仰。
５、父母亲参加过什么党派、社会活动，群众反映如何。
Ｃ、自己一代
１、嫡系兄弟姊妹及旁系同辈亲戚以及朋友的姓名、年龄、学
历、职业经历。
２、他们的政治思想如何，参加过什么政治团体，有些什么政
治性和社会性的活动。
３、他们现在何处，对革命的态度如何。
４、个人和他们在政治、经济、思想上有些什么联系。
丙、个人经历
１、上过哪些学校，曾在什么机关担任过哪些职务。
２、在学生及服务社会时期，听过或看过哪些关于思想、艺术、政
治等方面的学说和书报刊物，对个人发生过什么影响。
３、在各个时期，对国家、民族、社会、政党及个人前途存在过些
什么样的希望。
４、对各个时期国内外发生的各种事变和社会现象，采取什么看法
和态度。
５、参加过哪些学生运动、社会活动，经过与结局如何。
６、参加过哪些政治事件活动，当时的动机如何，事后在思想上有
些什么好的或坏的影响。
７、参加革命工作以后，在人生观和思想上有些什么新的收获。
丁、思想总结
１、家庭和学校教育，及社会环境，给个人形成了什么样的政治思
想和作风。
２、今天在工作、学习、生活上保留着哪些主要优点和缺点。

（三）写法与重点
１、按事情的发展过程，以经历（如学生生活时期、职业生活时期）或思想
转变（如由一种思想显著地转变为另一种思想）为中心，做纵的叙述和
横的分析。
２、要将思想和事实联系起来，以各时期经历过的事实为依据，来反映当时
的思想；在分析各时期的思想时，必须以具体的事实为基础，来说明思
想的根源。
３、重要转变和发展，必须将关键性的主客观原因，分主要与次要地交代。
４、年表着重写七岁以后的主要经历，可采取生平大事记的格式。
５、家庭情况着重写父母一代和自己一代的经济、政治情况及由此而产生的
个人的主导的思想与作风。
６、个人经历按时间的先后，着重写与个人有关的事实，不能显著地说明一
种思想的琐碎杂乱的事物，不必一一列举；应偏重于主要事物的历史性
的叙述，它和思想总结的不同点，在于思想总结着重概括政治及一般思
想意识与作风的转变和现状。

（四）注意事项
１、写自传必须忠实坦白，不虚构夸张进步面，也不隐瞒落后以及反动面，
应实事求是，有啥说啥。
２、要采取历史的批判的态度分析过去，以说明现在。如果以今天的现实水
平，去硬套过去，将新近才认识的问题说成是老早就已认清的问题，结
果，不但看不清演变与发展，而且必然地会将自己的历史与思想写得不
合逻辑，失去真实性。

广播事业局青年团分总支三月七日（１９５１）

交代问题注意事项

本局“忠诚老实政治自觉”学习运动，即将转入交代问题阶段。所有准备交代
问题的人，应注意下列几个问题：

（壹）交代什么。下列四类问题是要交代的：

甲、特务问题及反革命的重要政治问题
一、参加特务组织，如中统、军统系统和特务组织；日寇的特务机关；帝国主
义的间谍组织；以及参加其它反革命情报机关担任搜集情报工作。
二、参加反革命军警及宪兵等组织的重要部门。
三、参加其它特务性质的组织及特务外围组织。
四、自觉帮助特务及反动派经常进行反革命活动，如破坏革命运动、学生运动
、破坏工人运动、密告或捕杀进步分子与破坏进步组织之行为。
乙、一般政治问题及一般政治性问题
一、参加反动党派团体；国民党、三青团、青年党、国社党、民族革命同志会
、复兴社、励志社以及其它反动的党派团体；敌伪的新民会及其它反动组
织。
二、参加反动的会道门及封建团体如青红帮、一贯道、九宫道以及其它反动会
道门用封建团体。
三、参加宗教团体中的反动组织如“圣母军”、“公教报国团”。
四、曾经在一时或偶然进行过反革命的活动如进行反人民反共反苏宣传，参加
反苏游行，反对或破坏各种进步的团体和运动。
五、其它一般政治问题或带有政治性的问题。
丙、隐瞒、伪造、夸大、缩小政治性或非政治性的问题：如隐瞒和伪造自己的历
史、政治经历、伪造或夸大自己某一时期的思想（如落后或反动的思想伪造
成进步思想），伪造或夸大自己的社会关系的进步性，伪造自己参加革命及
共产党、青年团的时间，伪造自己参加进步团体甚至参加共产党，伪造家庭
出身、本人成份，升降年龄，以及伪造其它政治性问题或非政治性问题而自
己认为需要交代的问题。
丁、社会关系，下列四类的社会关系要交代：
一、陷害自己或使自己参加反动组织和活动的人。
二、自己知道的参加各种反革命组织反动党团会道门、进行各种反革命活动的
人。
三、对自己的思想行为有重要影响的人。
四、了解自己各阶段历史、活动情况的人。

（贰）交代问题的标准、要求和态度：交代问题的唯一标准，就是使自己讲的和写
的历史、经历、思想、行为（活动）社会关系完全合乎实际情况，也就是说
交代的情况是完全真实的。交代问题要求真实（不缩小也不夸大）、明确（
不含糊）、彻底（不留尾巴）。交代问题的态度是忠诚老实，自觉自愿，主
动交代。

（叁）交代的方式方法：写成书面材料，在会上或会后交代。

广播事业局学习分会七月十三日（１９５１年）

看到这两份材料，有一个问题会摆在面前，这是谁设计出来的？设计者是在什
么理念支配下想出这种方案的？这是基层的一般干部所为？还是从上到下有一个统
一行动的思想背景？设计这方案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其中有一条是这样说的：“七
岁以后到现在为止，逐年写明在何地什么学校学习，哪个机关工作及其它经历。”
这条真是不可思议。稍有生活常识的人都知道，一个人从七岁到他们成年，还有至
少七年时间，如果以法律规定成年人标准十八岁来算，从七岁到十八岁则时间更长
，你让一个人，从七岁以后就写明他干过什么，这有什么意义呢？一个时代政治文
化精神的终极目的，就是要把所有人的精神和个人生活控制到他们所设想的程度，
这不仅是计划经济，而是计划思想了。这两份材料都特别在意每个人的“出身”和
“成份”，凡事都要查到三代以上，这个思路，导致了“文革”时期的血统论。这
是五十年代初的材料，其实它还有更长的历史。

史学家赵俪生在他的回忆录里曾说，１９４４年，他在山西晋城参加土改，因
为当时赵的一些旧日朋友都是当地的负责人，对他在政治上还信得过，就让他在资
料室看材料，他看到了当地出版的《新华日报》合订本和一些非“内部”的上下行
文件。这些文件让赵大吃一惊，他结合他在长治市所看到的情况，发出了这样的感
慨：“就是‘左’！”他说：“在这一带的文化部门，主要是小学和初中或师范里
，人们怎样发动学生展开在教师中的阶级清洗运动。学生中有各种名目的组织，最
主要一个叫‘翻先队’，这是指查教师的三代甚至三代以上，看他们的先人在‘地
富’‘中农’‘贫雇’中属于哪一个阵营。只要沾上‘地富’，那就坚决清洗。试
想在旧中国、在文化相对不发展的晋东南，能受较高教育而称职当教师的，不是‘
地富’家庭出身的有几个？于是大量教师被清洗下来，逐回家去劳动；有的给胸口
挂上‘地主’、‘恶霸’的牌子监督上课。这种划阶级的做法在学生中发展得更恶
劣，像地富子弟要背贫雇子弟去上学；贫雇子弟可以尿在地富子弟的头上叫‘洗脑
筋’；地富子弟要替贫雇子弟做作文、演算草、放牛、割草，女的要代替纺花、做
鞋，都有定额，不足定额者开会斗争。考试成绩，要根据卷面扣分加分，如贫雇子
弟加五分，地富子弟减五分；个别地方规定，不管卷面如何，贫雇子弟一律八十分
，中农子弟四十分，地富子弟十五分。学校出告示，‘翻先队队长（学生）名字在
前，校长名字列在其后……”。了解这样的情况，再想五十年代初，对知识分子的
思想改造和文革当中对“黑五类”的态度，也许就不会感到惊奇了。

因为目的是计划思想，所以着眼点特别在于每一代人的政治、经济和宗教信仰
。比如材料中对祖父一代有这样的要求：“祖父母的政治和宗教信仰，参加过什么
社会活动，群众反映如何？”对父亲一代要求：“父母亲的政治思想与信仰。父母
亲参加过什么党派、社会活动，群众反映如何？”到了自己一代，就问得更详细了
。除了嫡系兄弟姐妹以外，旁系的同辈亲戚以及朋友的情况都要交待清楚。其中有
一条：“在学生及服务社会时期，听过和看过哪些关于思想、艺术、政治等方面的
学说和书报刊物，对个人发生过什么影响。”这种计划思想的思路，对后来中国知
识分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阿伦特曾指出过，极权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国家依靠意识形态统治，意识形态提
供全部社会生活的价值和目标。中国社会靠意识形态控制的主要特征就是在全部社
会成员的全部社会生活中，“出身”和“成份”决定他们的基本命运。

“出身”和“成份”，在中国社会里，它的核心问题其实是知识分子问题。中
共党史上有一个特点，就是早期中共的主要领导人基本都不是无产阶级“出身”。
但奇怪的是这些非无产阶级出身的的领导者却特别看重“出身”和“成份”。“出
身”和“成份”最后成为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的决定性因素，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导
致中国社会长期不进步的主原因。

我们知道，在传统中国社会里，官员流动的主要制度保障是科举。科举的主要
特点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正常流动。虽然在实际过程中，
贫民子弟的流动程度可能并不是很高，但作为制度保障，这种阶层之间的正常流动
，保证了政治精英中相对的阶层平衡。废科举以后，因为新学的兴起，现代教育制
度初步建立，政治和文化精英的来源主要依赖现代大学制度和留学制度，而这个制
度主要依赖经济状况决定。只有到了１９４９年以后，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精英的
流动才主要以“出身”和“成份”决定。

１９４９年以后，中国社会没有建立起成熟的文官制度，也没有依赖现代大学
制度保障社会政治和文化精英的正常流动。那么这个社会的政治和文化精英的主要
来源依靠什么呢？它也有一些特殊的渠道。一、参军。二、劳模。三、领导人（主
要是毛泽东）的个人好恶。

需要说明的是，在１９７８年以前，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精英的正常流动基本
是停滞的，一方面，因基本没有正常的退休制度，享有军功的革命者极少正常退休
。另一方面，正常的社会流动制度没有形成。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胡耀邦主政中央的
时候，会有大批知识分子突然从政的原因。

“参军”和“劳模”，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精英的主要来源，它的核心还是“出
身”和“成份”。中国社会在“出身”和“身份”决定一切的前提下，它也有一些
软机制。所谓软机制是指没有明确制度保障的那些必备因素，但在实际过程中那些
因素是必备的。主要是“出身”和“成份”。

中国社会是党员至上的社会，“党员”成为改变“出身”和“成份”的必经阶
段。如果给这种软机制一个程序的话，可以这样表述，一个社会成员，如果他们要
在现有制度下成功实现向高层的流动，必须要经过：少先队——共青团——共产党
，然后以这种“身份”再选择参军——劳模。而在这个链条中，不能有一个环节脱
落。这个链条中最主要的因素还是“出身”和“成份”。我们有时候不能理解，为
什么许多知识分子有强烈的入党要求？为什么青年有那么强烈的参军愿望？为什么
所有的工人和农民都想成为劳模？

“出身”和“成份”在很长时间内其实主要是对１９４９年之际的未成年人产
生重大影响。因为那时他们前辈的社会身份大体已经定形。对他们后代来说，“出
身”和“成份”几乎成了宿命，人们极难逃过去。尤其特殊的是１９４９年以后，
在正常的社会流动基本停滞以后，“出身”和“成份”间的流动却不断以新的方式
向负面产生，主要通过人为制造的政治运动。本来当时的“出身”范围还相对窄，
主要是指地主、富农（包括资本家）。但这以后，通过五十年代初的镇压反革命运
动，制造出了一个“反革命”阶级（经过三反五反运动和１９５５年的胡风反革命
集团，人数极大）。这还不够，到了１９５７年，又制造出了一个“右派”阶级，
人数约有５５万，多数是成年人，他们的后代加起来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量。这还
不够，到了１９６４年左右，又搞了一场“四清”运动，出现了一个“坏分子”阶
级。这样在中国的“出身”概念里就形成了“地、富、反、坏、右”这一个完整的
称谓。

在这个过程中，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每一次政治运动打击的具体对象，
相对来说都是一个特定的精英阶层。镇反（包括之前进行的土改），主要打击了地
方绅士；三反五反，主要打击了城市商业精英；反右，打击了中国的知识精英；“
四清”打击了中国农村新的地方精英。除了政治运动外，因“出身”和“成份”所
受最大伤害的是中国所有“地、富、反坏、右”的后代的教育，特别明显体现在高
等教育方面。我的朋友智效民１９４６年出生，他告诉我，１９６４年他参加高考
，在他的同学中，所有出身“地、富、反、坏、右”的子弟，无一人升入大学，所
谓“政审”不合格。作家韩石山也是同年高考，据他说，他后来发现，所有“地、
富、反、坏、右”子弟都在一个考场，他的“出身”不好，最后还是因了一位在山
西大学当教授的同乡帮助，才以极高的成绩上了山西大学历史系。他事后发现，他
所在的考场只考了他一个人，这怎么可能呢？据智效民回忆说，“政审”有问题的
考生，可能连卷子都没有改。此点可以从遇罗克的经历中得到证明，他那么高的天
资，但连续几次高考都迈不进大学的校门。不是说所有“地、富、反、坏、右”的
子弟中就没有进入大学的，而是说，在那个时代中普遍充满了“出身”和“身份”
歧视。到了１９６６年的“文革”中，“出身”和“成份”几乎成了判断一个人可
不可以“革命”的唯一标准，所谓“黑五类”是也。

因为“出身”和“成份”阻隔了中国社会很长时间内的正常人才流动，所以在
那个时期政治和文化精英的流动主要发生在“革命者”后代和一般的“军人”及“
劳模”之间。虽然在考察这个流动关系时要注意“革命者”的命运也发生过不同变
化，曾波及他们的后代。但大面积的“革命者”失意是在“文革”期间，这时中国
已没有高等教育。

１９４９年以后，中国社会中各种政治运动连续发生，这些政治运动的的一个
主要特点是形成了阶层流动中的精英淘汰制。精英淘汰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主要
机制，它的发生固然与这个时代的政治文化密切相关，但起主要作用的是“出身”
和“成份”。

有这样一个材料：《共青团省委副书记以上干部受开除党籍、留党察看处分的
决定汇编》（共青团中央组织部编，１９５９年９月内部印刷），这是一本关于当
时团中央反右派时的情况统计，编者在书前的说明中指出：这本文件，汇编了共青
团省委副书记以上干部受开除党籍、留党察看处分的决定和政治结论。从这个名单
里可以看出，至少在团中央，当时团省委副书记以上的右派全部是大学生，他们的
名单如下：

陈模３５岁钟佩璋３３岁陈绪宗３９岁李庚４１岁
彭子冈４４岁刘宾雁３２岁吴一铿３９岁谭西山３８岁
董学隆３２岁贺惠君２９岁郭永泽３２岁项南
王正３４岁仇作华

这个名单中，只有项南和仇作华的具体情况没有介绍，在已处理的右派中，都
是青年才俊。其中陈模被打成右派，是胡耀邦一生中少有的几件遗憾事之一，他在
晚年对此都非常内疚。这个名单中的许多人，只要看他们的年龄和学生出身，就知
道这场运动体现了精英淘汰的特点。这还是就党内情况而言，至于党外的情况就更
明显了。在传统的“出身”和“成份”中不断增加新的成员，最后导致了整个中国
政治精英流动的完全封闭性，这种封闭性最后决定了中国社会政治精英的基本思想
走向。

江澤民是鎮壓民運的高手。86年上海学潮被他一手扑灭，没流一滴血，中央却撤了胡
耀邦总书记的职。89年，他遵命勸阻从北美归来的赵紫阳亲信、全國人大委員長萬里，使得中央上层同情民運的政治局成员比例大减。他还先於全國關閉上海的「世界經濟導報」，逮捕該報總編輯欽本立下獄。接著把上海火車站肇事的三名青年，於三日內舉行萬人公審大會當眾槍斃，壓制了上海的民運，贏得大老陳雲的激賞和推薦。後來鄧小平拍板定案，拔擢江澤民接替趙紫陽任總書記。

臨近「六四」15週年，趙紫陽親信鮑彤今天在亞洲華爾街日報撰文強調：為避免「六四」重演，必須推翻大陸「一言堂」政治。鲍彤透露，1989年5月，赵紫阳曾经获得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支持，以民主和法制处理学生和群众的抗议活动，但是后来被邓小平一人推翻，决定以武力镇压。文章指出，共產黨未能透過「六．四」事件保留社會主義制度，卻保留了現代中國歷史最醜陋的政治現實｜政府拒絕接受人民任何形式的批評，甚至最後作出鎮壓。鮑彤認為，「六四」民運中，學生爭取的，其實就是要掃除上述陋習，但他們換回來的卻是被鎮壓流血，更少民主和更多貪污。

上海人称对周正毅判决「太轻了」！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6月1日对上海农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被告人周正毅等操纵证券交易价格、虚报注册资本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对上海农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判处罚金人民币3300百万元；以虚报注册资本罪判处罚金人民币700万元，决定执行罚金人民币4000万元。对被告人周正毅以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以虚报注册资本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3年。对此，一位上海一中院的保安认为，3年判罚对周正毅实在太轻了。算上先前已经被拘留的时间，周正毅很快就可以保释出来。这位保安暗示，如此轻的判罚只会让周正毅重回社会后「又是一条好汉！」

中國拒絕給北韓人政治庇護，進入中国的北韓人經常潛入其他國家駐华使領館或機構，尋求第三國庇護。今日上午，六名北韓人翻越圍牆，進入德國人在北京辦的一所學校，欲尋求政治庇護。其中一人很快被拒绝了避难申请，因为外交官无法证实此人确实是北韩人。其他几个人据报导已在北京的德国使馆内。韩国外交部表示他们需要证实这些寻求避难的人是否确实是从北韩逃出来的。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说，随后要跟中国和德国进行外交协商。目前有估计30万北韩人躲藏在中国，为的是逃避共产党北韩的政治压迫和饥饿。中国认为他们是经济移民，而不是政治难民。中国还与北韩签署了有关遣返这些人的条约。人权活动人士表示那些被送回北韩的人面临监禁的威胁，甚至可能被处以死刑。在过去的两年里，活动人士帮助了几百名北韩人潜入外国在中国的使馆以寻求避难。这给北京带来很大的外交压力。中国最终容许近200名北韩人转道第三国前往韩国。

新加坡「海峽時報」報導，北京目前正研究用多種方式對台施壓，除將支持台獨的台商列入黑名單、啟動制訂統一法外，甚至考慮動用軍事力量，阻止美國將先進武器運至台灣。香港「星島日報」引述「海峽時報」的報導說，北京當局認為台灣因為美國軍售而日益大膽，因此決定要求美國停止對台軍售，北京已將這項決定告知不久前訪問大陸的美國副總統錢尼，如果美國拒絕這項要求，北京將轉向制裁對台提供武器的廠商，其次是驅離運武器到台灣的船隻，但是這將有高度風險，甚至可能引發武裝衝突。

美国政府6月1日再次就中国武力威胁台湾发出警告，指中国的军事威胁正在使台海局势变得不稳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鲍彻当天在新闻会上强调说，中国的“军事威胁是无法实现预期目的，我们把这种军事集结和部署导弹视为不稳定”，美国反对中国动用武力来解决台海冲突。

槍擊案失職侍衛長獲秘密記功? 三一九槍擊案負責正副總統安全的總統府前侍衛長陳再福、副侍衛長沈再添，因嚴重失職遭記過調職，監察院並在調查後將於日內提出彈劾；不料總統府竟在5月19日秘密替兩人記功敘獎，還令國防部頒給陳再福金甌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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