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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吾尔开希：访问美国，探讨结束流亡，争取回国的权利

dck

加入时间: 2004/04/02
文章: 2801

经验值: 4649

标题: 专访吾尔开希：访问美国，探讨结束流亡，争取回国的权利 (183 reads) 时间: 2004-6-02 周三, 上午3:34

作者：dck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专访吾尔开希：访问美国，探讨结束流亡，争取回国的权利

按：我看他说话很有分寸，这些年来比王丹进取了许多。（学渊）

六四十五周年将临一之际，吾尔开希来到美国参加纪念活动，并于五月廿七日在新泽西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对“二王专案”的感想：‘得道多助’

首先，当笔者问到他对最近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二王专案”的感想，尤其在“二王”是否拿了台湾情报部门的经费的焦点问题时，吾尔开希的回答是：“如果这事搞到我的头上，我会送给大陆当局四个字‘得道多助’。一个正义的事业肯定会得到认同和支持。我们和中国当局是对立的政治团体，我们寻求各界的支持去削弱共产党对我们的加害和打压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中国当局只是把这种政治上的合作做了一种舆论导向而已，让人们在民运团体与情治经费是情报部门的来源上作某种联想的暗示，以便让人得出获得资助的人都是为台湾情报部门工作的印象。”

“共产党自己早年为了搞革命，一直拿苏联人的钱，现在又拿大量纳税人的钱来对付我们这帮执不同政见的人。在这种敌对的、力量对比悬殊的政治角力中，我认为去谋求最广泛的道义和经济上的支持，始终是民运一直要努力做的事，没有什么需要避嫌的地方。”

一个月要上电视二十次左右

与其他那些早已淡出民运的同伴们相比，吾尔开希虽然也有了家庭和孩子，承担着丈夫和父亲的角色，但却是少数几位仍然矢志不渝、继续为自己的理想努力进取的人物。吾尔开希几年前在台湾主持新闻评论和CALL-IN节目。由于思维敏捷、词锋锐利，成为台湾的三大电台主持人之一。他还时常在南华早报、亚洲华尔街日报和金融时报等报章媒体上用英文撰稿讨论时政。最近两年来，吾尔开希已是台湾各家电视台争邀的新闻评论员。据他告诉记者，他平时一个月要上电视二十次左右，“几乎天天都有邀请”。

在前不久刚刚落幕的台湾总统大选中，吾尔开希参加了无数次的电视辩论。他说：“我一开始是既批评绿营、也批评蓝营。我做的事不是给哪方组织站台助选，点燃选民们的情绪，而是试图提供更多的视角、提出更多的问题，让选民能更好地权衡不同选择的利弊。我是到最后一个星期才决定公开支持连宋的。因为陈水扁不象话，玩权谋超过了底线，若以此赢得这次选举对台湾的末来的民主建制会造成伤害。”

点评"绿化"的曹长青和阮铭

选举其间，大陆背景的曹长青和阮铭也在台湾媒体上频频亮相和发表政见，他们本身的言行也引发了不少争议。

吾尔开希说：“曹长青对台湾的内部情况缺乏基本了解，所以没有办法真正切入现实中的核心问题，只能将意识形态的东西用煽情的方式去表达。见过布道者对信徒喊话的阵势吧，就是那种劲。你怎么能与之辩论呢？所谓的政治评论是要去影响那些尚未有定见的人。而不是象曹那样只是去迎合那些既定支持者们的诉求。台湾选举的后期很有一批观众受我的影响，到最后才跟我的表态去投谁的票。我毕竟在台湾已经生活了八年，又做了许多年的CALL-IN节目，在空中与几千人讨论过各种问题，对台湾的脉动有很深的体认。”

“至于阮铭，我们是道不同不与为谋，加上知道他早年的为人处事，不愿与之为伍。”

“六四”有很多的事需要反省检讨说到“六四”十五周年，吾尔开希的心情显得沉重起来。他告诉记者，为了纪念“六四”十五周年，他与王丹共同筹划在华盛顿举行今年纪念活动，届时会有许多当年的参与者赴会。“很久了大家都有在一起聚聚的愿望，一方面是十五周年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反省和检讨，另外是展望末来。其中有一个重要议题要与大家讨论，即如何结束流亡、争取公民回国的权利。

他提到在前不久去香港吊唁梅艳芳时，就向媒体表示过，一旦机会成熟，不排除回国闯关的可能。所谓的时机，很有可能就是通辑令到期之时，“那时共产党就没有了不让我回去的理由。”

当年：所花的每一分公款都有帐可查谈到十五年来他个人的一些经历，吾尔开希早年在加州的加油站打过工，也当过餐馆的服务生。后来到台湾，各种的细碎杂事也干了不少。回想起来，人生巨大的落差让吾尔开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承受了许多外人不知的艰辛，包括外界对他的批评，包括来自民运内部对他的指责。“实际上，当年民阵的监事会，花了几个月调查我的财务。最后的结论是，我所花的每一分钱都有帐可查，没有滥用误报、没有私饱中囊的情况。问题是媒体只感兴趣公众人物拿钱的新闻。后来证明没有拿钱不是新闻。所以造成许多人至今还留有错误的印象。” 至于其它的批评，吾尔开希回应到：“过去自己是公众人物，常被人修理。今天成了电视评论员，也常常在电视上修理台湾的公众人物。政治人物人应当永远在批评和监督之下，使他们个人的错误不至于引出更大的社会危机，同时批评也没法天然公充，难免问题多多，这只有让时间去辩别了。”

四种批评的声音

“这么多年来我听到的各种批评大概可以归结为四种：一种是自己做得不好，受到舆论的批评。这对我很重要，是一种对我的爱护，让我能反省和检讨自己的过失，从而更加成熟起来；另一种批评，来自于人们对公众人物不切实际的期望，将自己的愿望投射到别人身上，希望他们去完成不可能的任务。对八九学生领袖的苛求就是属这类。另外流亡到海外，我们这些人的心理和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失衡，现实中找不到了自己的位置，出了问题是可以理解的。但现在情况就很不一样了，至少八九这一代的大部分人都做得很出色；还有一种批评是因为距离和交流的阻隔造成的。在海外我们有了自由的环境去了解一些以前被当局扭曲的事实，我自已对藏独和疆独的了解和立场就与已往有所不同，然而要与国内的朋友讲清这些需要时间，尤其需要言论自由的环境；最后还有的一种不叫批评，而叫抹黑。共产党在自已的宣传机器上，把我说成是一个疆独分子，和他们一起筹划搞暴力接受他们的训练等等。这种惯用的伎俩大家都见多了，实在设有什么可说的。”

戴晴们人格上末能立出个好样来

除了对吾尔开希个人的批评外，还有针对整个八九学生运动的批评，认为部分学生领袖应对六四开枪承担责任。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国内戴睛女士的看法。

对此吾尔开希的答道：“当时的戴晴们希望在背后推动这场运动，让八九的学生去冲体制的缺口，让我们这些二十岁学生去承担本来应该由他们承担的角色，因为他们鼓吹中国的民主己有些年头。但一俟这动失败就把责任推给我们，忘了在任何国家的政治变革中学生总是最无准备也最没有经验和可以利用的。要是检讨八九年天安门民运的失败，恐怕责任的一部份要从上几代的知识精英中去寻找。事实上那时的戴晴们并没有能给出什么成功的经验，人格上也末能给我们立出个好样来。可时至今日她还不愿反省自已当年可笑的师爷角色，(为此被广场的学生嘘下台)，仍在用所谓独立知识分子的头衔去满足自已那份虚荣心，以为能将自已拔高到超越压迫者和反抗者的角色限制，从而在一个更加理性和公充的制高点给各方予道德评判。殊不知这种念头除了证明自已的糊涂外，还表明了中国这类独知们的某种狂傲—即自已永远有理，变法证明自己的高明和与众不同。我以为一个有良知的人应该去挑战我们那些掌握权力的人，而不是苛责弱势的团体，尤其知道这样做会被当权者利用的时候。”

记者最后请吾尔开希评论近几年来的海外民运，他说民运发展到了今天应该学会彼此尊重互相包容，“大家可以各做各的，不必硬要在一个组织里，但在道义上要互相支持，而不是拆台。另外对未来要做好长远发展的准备，包括自已的安身立命和角色转换。唯如此民运才能在低潮的时候坚持住，以后高潮到来时才会有所作为。”

中国社会的“出身”和“成份”

谢泳

大体说来，１９７８年以前的中国社会，可以称之谓“出身”和“成份”社会
。这一点与西方社会的由“身份”到“契约”还不相同，因为那种完全依赖法律保
障的阶层转化，主要是以自然演进为基本前提的。而中国作为“出身”和“成份”
社会的形成则完全是人为造成的。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至今还没有彻底消失。中
国的“出身”和“身份”，究其实质而言，是社会阶层流动的主要条件，它的特点
是有极强的边界特征，只在具备绝对相同条件的成员间流动，流动是封闭的。这样
的社会，如果从１９４９年算起，到１９７８年大体终结，约有三十年时间。也就
是说，中国社会目前的主要精英，特别是１９４０年前后出身的人，决定他升迁的
主要因素中“出身”和“成份”起过主要作用，特别是政治精英更为明显。

在中国社会语境里“出身”和“成份”有联系，但还不是一个概念。所谓“出
身”主要是指与血统相联的代际关系，也就是说，一个社会成员的“出身”完全取
决于他们的父母，人们最熟悉的是“出身不能选择”，但实际情况是“老子反动儿
混蛋”。所谓“成份”是一个社会成员本身所具有的社会关系，它由教育和职业特
征决定。人们不会忘记，在中国几乎所有要填的表格中，通常都有“家庭出身”和
“本人成份”两栏。这两个概念大部分时候是统一的，也就是说，“出身”常常决
定“身份”。但也有的时候是分裂的，不过这种分裂主要对那些党的领导和文化精
英才有意义。比如“家庭出身”虽然不好，但“本人成份”有可能是“学生”或者
“自由职业”之类，总之，人都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一面。

中国传统社会，本来是以伦理为主要特征。早年梁启超和梁漱溟他们就不承认
中国社会是一个阶级社会，而特别强调它的伦理化。伦理社会就是看重社会以和解
为基本特点，而阶级社会则强调冲突和斗争。中国社会所以形成“出身”和“成份
”为主要身份标志，与毛泽东有直接关系。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毛泽东写《中国
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讲得非常明白，中国社会主要是阶级冲突。到了四十年代，
刘少奇写《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曾专门讲过《人的阶级性》。讲社会的阶级性，不
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在中国讲阶级，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社会阶层，而主要是讲
冲突和斗争，中国社会的历史证明，所谓阶级，主要就是你死我活的冲突和斗争。
虽然所有的领导在讲阶级的时候都留了余地，比如人们常常听到的“有成份论，但
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的话，但在实际生活中，“出身”和“成份”基本是一个
刚性概念，有弹性的时候极少，这一点我想不用讨论。可以举出个别不受“出身”
和“成份”歧视的特殊例子，但“出身”和“成份”对中国社会的决定性影响，举
任何特殊的例子都没有意义。

邵燕祥曾在《天涯》杂志上发表一份《写历史与思想自传参考提纲》和《交待
问题注意事项》。这是１９５１年，中央广播事业局开展“忠诚老实政治自觉学习
运动”中的材料，这个材料可以说明在中国社会里“出身”和“成份”重要到了何
种地步。

《写历史与思想自传参考提纲》

（一）应写的项目
１、履历年表。
２、家庭情况。
３、个人经历。
４、思想总结。

（二）主要的内容
甲、履历年表
１、从出生年、月、日及地点写起。
２、七岁以前概括地写明简历。
３、七岁以后到现在为止，逐年写明在何地什么学校学习，哪个机
关工作及其它经历。
４、参加政治活动以后到现在为止的各个时期，须注明能证明各该
时期情况的证明人，开列证明人的姓名、职业及现通信地址。
乙、家庭情况
Ａ、祖父一代
１、祖父母的姓名、籍贯、年龄、职业。
２、主要的经济来源，家庭经济收支状况、有些什么动产和不
动产。
３、祖父母的政治和宗教信仰，参加过什么社会活动，群众反
映如何。
Ｂ、父亲一代
１、父母亲的姓名、籍贯、年龄。
２、父母亲的学历和职业经历。
３、家庭收的主要来源，生活水准和财产情况。
４、父母亲的政治思想与信仰。
５、父母亲参加过什么党派、社会活动，群众反映如何。
Ｃ、自己一代
１、嫡系兄弟姊妹及旁系同辈亲戚以及朋友的姓名、年龄、学
历、职业经历。
２、他们的政治思想如何，参加过什么政治团体，有些什么政
治性和社会性的活动。
３、他们现在何处，对革命的态度如何。
４、个人和他们在政治、经济、思想上有些什么联系。
丙、个人经历
１、上过哪些学校，曾在什么机关担任过哪些职务。
２、在学生及服务社会时期，听过或看过哪些关于思想、艺术、政
治等方面的学说和书报刊物，对个人发生过什么影响。
３、在各个时期，对国家、民族、社会、政党及个人前途存在过些
什么样的希望。
４、对各个时期国内外发生的各种事变和社会现象，采取什么看法
和态度。
５、参加过哪些学生运动、社会活动，经过与结局如何。
６、参加过哪些政治事件活动，当时的动机如何，事后在思想上有
些什么好的或坏的影响。
７、参加革命工作以后，在人生观和思想上有些什么新的收获。
丁、思想总结
１、家庭和学校教育，及社会环境，给个人形成了什么样的政治思
想和作风。
２、今天在工作、学习、生活上保留着哪些主要优点和缺点。

（三）写法与重点
１、按事情的发展过程，以经历（如学生生活时期、职业生活时期）或思想
转变（如由一种思想显著地转变为另一种思想）为中心，做纵的叙述和
横的分析。
２、要将思想和事实联系起来，以各时期经历过的事实为依据，来反映当时
的思想；在分析各时期的思想时，必须以具体的事实为基础，来说明思
想的根源。
３、重要转变和发展，必须将关键性的主客观原因，分主要与次要地交代。
４、年表着重写七岁以后的主要经历，可采取生平大事记的格式。
５、家庭情况着重写父母一代和自己一代的经济、政治情况及由此而产生的
个人的主导的思想与作风。
６、个人经历按时间的先后，着重写与个人有关的事实，不能显著地说明一
种思想的琐碎杂乱的事物，不必一一列举；应偏重于主要事物的历史性
的叙述，它和思想总结的不同点，在于思想总结着重概括政治及一般思
想意识与作风的转变和现状。

（四）注意事项
１、写自传必须忠实坦白，不虚构夸张进步面，也不隐瞒落后以及反动面，
应实事求是，有啥说啥。
２、要采取历史的批判的态度分析过去，以说明现在。如果以今天的现实水
平，去硬套过去，将新近才认识的问题说成是老早就已认清的问题，结
果，不但看不清演变与发展，而且必然地会将自己的历史与思想写得不
合逻辑，失去真实性。

广播事业局青年团分总支三月七日（１９５１）

交代问题注意事项

本局“忠诚老实政治自觉”学习运动，即将转入交代问题阶段。所有准备交代
问题的人，应注意下列几个问题：

（壹）交代什么。下列四类问题是要交代的：

甲、特务问题及反革命的重要政治问题
一、参加特务组织，如中统、军统系统和特务组织；日寇的特务机关；帝国主
义的间谍组织；以及参加其它反革命情报机关担任搜集情报工作。
二、参加反革命军警及宪兵等组织的重要部门。
三、参加其它特务性质的组织及特务外围组织。
四、自觉帮助特务及反动派经常进行反革命活动，如破坏革命运动、学生运动
、破坏工人运动、密告或捕杀进步分子与破坏进步组织之行为。
乙、一般政治问题及一般政治性问题
一、参加反动党派团体；国民党、三青团、青年党、国社党、民族革命同志会
、复兴社、励志社以及其它反动的党派团体；敌伪的新民会及其它反动组
织。
二、参加反动的会道门及封建团体如青红帮、一贯道、九宫道以及其它反动会
道门用封建团体。
三、参加宗教团体中的反动组织如“圣母军”、“公教报国团”。
四、曾经在一时或偶然进行过反革命的活动如进行反人民反共反苏宣传，参加
反苏游行，反对或破坏各种进步的团体和运动。
五、其它一般政治问题或带有政治性的问题。
丙、隐瞒、伪造、夸大、缩小政治性或非政治性的问题：如隐瞒和伪造自己的历
史、政治经历、伪造或夸大自己某一时期的思想（如落后或反动的思想伪造
成进步思想），伪造或夸大自己的社会关系的进步性，伪造自己参加革命及
共产党、青年团的时间，伪造自己参加进步团体甚至参加共产党，伪造家庭
出身、本人成份，升降年龄，以及伪造其它政治性问题或非政治性问题而自
己认为需要交代的问题。
丁、社会关系，下列四类的社会关系要交代：
一、陷害自己或使自己参加反动组织和活动的人。
二、自己知道的参加各种反革命组织反动党团会道门、进行各种反革命活动的
人。
三、对自己的思想行为有重要影响的人。
四、了解自己各阶段历史、活动情况的人。

（贰）交代问题的标准、要求和态度：交代问题的唯一标准，就是使自己讲的和写
的历史、经历、思想、行为（活动）社会关系完全合乎实际情况，也就是说
交代的情况是完全真实的。交代问题要求真实（不缩小也不夸大）、明确（
不含糊）、彻底（不留尾巴）。交代问题的态度是忠诚老实，自觉自愿，主
动交代。

（叁）交代的方式方法：写成书面材料，在会上或会后交代。

广播事业局学习分会七月十三日（１９５１年）

看到这两份材料，有一个问题会摆在面前，这是谁设计出来的？设计者是在什
么理念支配下想出这种方案的？这是基层的一般干部所为？还是从上到下有一个统
一行动的思想背景？设计这方案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其中有一条是这样说的：“七
岁以后到现在为止，逐年写明在何地什么学校学习，哪个机关工作及其它经历。”
这条真是不可思议。稍有生活常识的人都知道，一个人从七岁到他们成年，还有至
少七年时间，如果以法律规定成年人标准十八岁来算，从七岁到十八岁则时间更长
，你让一个人，从七岁以后就写明他干过什么，这有什么意义呢？一个时代政治文
化精神的终极目的，就是要把所有人的精神和个人生活控制到他们所设想的程度，
这不仅是计划经济，而是计划思想了。这两份材料都特别在意每个人的“出身”和
“成份”，凡事都要查到三代以上，这个思路，导致了“文革”时期的血统论。这
是五十年代初的材料，其实它还有更长的历史。

史学家赵俪生在他的回忆录里曾说，１９４４年，他在山西晋城参加土改，因
为当时赵的一些旧日朋友都是当地的负责人，对他在政治上还信得过，就让他在资
料室看材料，他看到了当地出版的《新华日报》合订本和一些非“内部”的上下行
文件。这些文件让赵大吃一惊，他结合他在长治市所看到的情况，发出了这样的感
慨：“就是‘左’！”他说：“在这一带的文化部门，主要是小学和初中或师范里
，人们怎样发动学生展开在教师中的阶级清洗运动。学生中有各种名目的组织，最
主要一个叫‘翻先队’，这是指查教师的三代甚至三代以上，看他们的先人在‘地
富’‘中农’‘贫雇’中属于哪一个阵营。只要沾上‘地富’，那就坚决清洗。试
想在旧中国、在文化相对不发展的晋东南，能受较高教育而称职当教师的，不是‘
地富’家庭出身的有几个？于是大量教师被清洗下来，逐回家去劳动；有的给胸口
挂上‘地主’、‘恶霸’的牌子监督上课。这种划阶级的做法在学生中发展得更恶
劣，像地富子弟要背贫雇子弟去上学；贫雇子弟可以尿在地富子弟的头上叫‘洗脑
筋’；地富子弟要替贫雇子弟做作文、演算草、放牛、割草，女的要代替纺花、做
鞋，都有定额，不足定额者开会斗争。考试成绩，要根据卷面扣分加分，如贫雇子
弟加五分，地富子弟减五分；个别地方规定，不管卷面如何，贫雇子弟一律八十分
，中农子弟四十分，地富子弟十五分。学校出告示，‘翻先队队长（学生）名字在
前，校长名字列在其后……”。了解这样的情况，再想五十年代初，对知识分子的
思想改造和文革当中对“黑五类”的态度，也许就不会感到惊奇了。

因为目的是计划思想，所以着眼点特别在于每一代人的政治、经济和宗教信仰
。比如材料中对祖父一代有这样的要求：“祖父母的政治和宗教信仰，参加过什么
社会活动，群众反映如何？”对父亲一代要求：“父母亲的政治思想与信仰。父母
亲参加过什么党派、社会活动，群众反映如何？”到了自己一代，就问得更详细了
。除了嫡系兄弟姐妹以外，旁系的同辈亲戚以及朋友的情况都要交待清楚。其中有
一条：“在学生及服务社会时期，听过和看过哪些关于思想、艺术、政治等方面的
学说和书报刊物，对个人发生过什么影响。”这种计划思想的思路，对后来中国知
识分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阿伦特曾指出过，极权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国家依靠意识形态统治，意识形态提
供全部社会生活的价值和目标。中国社会靠意识形态控制的主要特征就是在全部社
会成员的全部社会生活中，“出身”和“成份”决定他们的基本命运。

“出身”和“成份”，在中国社会里，它的核心问题其实是知识分子问题。中
共党史上有一个特点，就是早期中共的主要领导人基本都不是无产阶级“出身”。
但奇怪的是这些非无产阶级出身的的领导者却特别看重“出身”和“成份”。“出
身”和“成份”最后成为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的决定性因素，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导
致中国社会长期不进步的主原因。

我们知道，在传统中国社会里，官员流动的主要制度保障是科举。科举的主要
特点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正常流动。虽然在实际过程中，
贫民子弟的流动程度可能并不是很高，但作为制度保障，这种阶层之间的正常流动
，保证了政治精英中相对的阶层平衡。废科举以后，因为新学的兴起，现代教育制
度初步建立，政治和文化精英的来源主要依赖现代大学制度和留学制度，而这个制
度主要依赖经济状况决定。只有到了１９４９年以后，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精英的
流动才主要以“出身”和“成份”决定。

１９４９年以后，中国社会没有建立起成熟的文官制度，也没有依赖现代大学
制度保障社会政治和文化精英的正常流动。那么这个社会的政治和文化精英的主要
来源依靠什么呢？它也有一些特殊的渠道。一、参军。二、劳模。三、领导人（主
要是毛泽东）的个人好恶。

需要说明的是，在１９７８年以前，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精英的正常流动基本
是停滞的，一方面，因基本没有正常的退休制度，享有军功的革命者极少正常退休
。另一方面，正常的社会流动制度没有形成。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胡耀邦主政中央的
时候，会有大批知识分子突然从政的原因。

“参军”和“劳模”，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精英的主要来源，它的核心还是“出
身”和“成份”。中国社会在“出身”和“身份”决定一切的前提下，它也有一些
软机制。所谓软机制是指没有明确制度保障的那些必备因素，但在实际过程中那些
因素是必备的。主要是“出身”和“成份”。

中国社会是党员至上的社会，“党员”成为改变“出身”和“成份”的必经阶
段。如果给这种软机制一个程序的话，可以这样表述，一个社会成员，如果他们要
在现有制度下成功实现向高层的流动，必须要经过：少先队——共青团——共产党
，然后以这种“身份”再选择参军——劳模。而在这个链条中，不能有一个环节脱
落。这个链条中最主要的因素还是“出身”和“成份”。我们有时候不能理解，为
什么许多知识分子有强烈的入党要求？为什么青年有那么强烈的参军愿望？为什么
所有的工人和农民都想成为劳模？

“出身”和“成份”在很长时间内其实主要是对１９４９年之际的未成年人产
生重大影响。因为那时他们前辈的社会身份大体已经定形。对他们后代来说，“出
身”和“成份”几乎成了宿命，人们极难逃过去。尤其特殊的是１９４９年以后，
在正常的社会流动基本停滞以后，“出身”和“成份”间的流动却不断以新的方式
向负面产生，主要通过人为制造的政治运动。本来当时的“出身”范围还相对窄，
主要是指地主、富农（包括资本家）。但这以后，通过五十年代初的镇压反革命运
动，制造出了一个“反革命”阶级（经过三反五反运动和１９５５年的胡风反革命
集团，人数极大）。这还不够，到了１９５７年，又制造出了一个“右派”阶级，
人数约有５５万，多数是成年人，他们的后代加起来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量。这还
不够，到了１９６４年左右，又搞了一场“四清”运动，出现了一个“坏分子”阶
级。这样在中国的“出身”概念里就形成了“地、富、反、坏、右”这一个完整的
称谓。

在这个过程中，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每一次政治运动打击的具体对象，
相对来说都是一个特定的精英阶层。镇反（包括之前进行的土改），主要打击了地
方绅士；三反五反，主要打击了城市商业精英；反右，打击了中国的知识精英；“
四清”打击了中国农村新的地方精英。除了政治运动外，因“出身”和“成份”所
受最大伤害的是中国所有“地、富、反坏、右”的后代的教育，特别明显体现在高
等教育方面。我的朋友智效民１９４６年出生，他告诉我，１９６４年他参加高考
，在他的同学中，所有出身“地、富、反、坏、右”的子弟，无一人升入大学，所
谓“政审”不合格。作家韩石山也是同年高考，据他说，他后来发现，所有“地、
富、反、坏、右”子弟都在一个考场，他的“出身”不好，最后还是因了一位在山
西大学当教授的同乡帮助，才以极高的成绩上了山西大学历史系。他事后发现，他
所在的考场只考了他一个人，这怎么可能呢？据智效民回忆说，“政审”有问题的
考生，可能连卷子都没有改。此点可以从遇罗克的经历中得到证明，他那么高的天
资，但连续几次高考都迈不进大学的校门。不是说所有“地、富、反、坏、右”的
子弟中就没有进入大学的，而是说，在那个时代中普遍充满了“出身”和“身份”
歧视。到了１９６６年的“文革”中，“出身”和“成份”几乎成了判断一个人可
不可以“革命”的唯一标准，所谓“黑五类”是也。

因为“出身”和“成份”阻隔了中国社会很长时间内的正常人才流动，所以在
那个时期政治和文化精英的流动主要发生在“革命者”后代和一般的“军人”及“
劳模”之间。虽然在考察这个流动关系时要注意“革命者”的命运也发生过不同变
化，曾波及他们的后代。但大面积的“革命者”失意是在“文革”期间，这时中国
已没有高等教育。

１９４９年以后，中国社会中各种政治运动连续发生，这些政治运动的的一个
主要特点是形成了阶层流动中的精英淘汰制。精英淘汰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主要
机制，它的发生固然与这个时代的政治文化密切相关，但起主要作用的是“出身”
和“成份”。

有这样一个材料：《共青团省委副书记以上干部受开除党籍、留党察看处分的
决定汇编》（共青团中央组织部编，１９５９年９月内部印刷），这是一本关于当
时团中央反右派时的情况统计，编者在书前的说明中指出：这本文件，汇编了共青
团省委副书记以上干部受开除党籍、留党察看处分的决定和政治结论。从这个名单
里可以看出，至少在团中央，当时团省委副书记以上的右派全部是大学生，他们的
名单如下：

陈模３５岁钟佩璋３３岁陈绪宗３９岁李庚４１岁
彭子冈４４岁刘宾雁３２岁吴一铿３９岁谭西山３８岁
董学隆３２岁贺惠君２９岁郭永泽３２岁项南
王正３４岁仇作华

这个名单中，只有项南和仇作华的具体情况没有介绍，在已处理的右派中，都
是青年才俊。其中陈模被打成右派，是胡耀邦一生中少有的几件遗憾事之一，他在
晚年对此都非常内疚。这个名单中的许多人，只要看他们的年龄和学生出身，就知
道这场运动体现了精英淘汰的特点。这还是就党内情况而言，至于党外的情况就更
明显了。在传统的“出身”和“成份”中不断增加新的成员，最后导致了整个中国
政治精英流动的完全封闭性，这种封闭性最后决定了中国社会政治精英的基本思想
走向。

作者：dck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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