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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 黄翔 : 萤火虫！萤火虫！──众怒难犯偏要犯的“麻烦制造者”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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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翔 : 萤火虫！萤火虫！──众怒难犯偏要犯的“麻烦制造者”茉莉

安魂曲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12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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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黄翔 : 萤火虫！萤火虫！──众怒难犯偏要犯的“麻烦制造者”茉莉 (416 reads) 时间: 2004-5-29 周六, 上午4:57

作者：安魂曲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众怒难犯偏要犯的“麻烦制造者”茉莉
海外清纯女性系列之七

黄翔

如果美女作家只能是或仅仅是“露器官、脱裤子”、并以向公众公开隐私为“酷”并由此引人注目，那么我就是一个隐而不显的另一类“美女”的发现者和崇拜者，并且愿意成为一个为天下所有当下的“精神美女”个体或群体“树碑立传”的诗人。

我感觉我仿佛经过了一场“精神变性”，由男儿身幻化成了女儿身；变成了有我和我的人生理念渗透和消融其中的“精神女性”系列的不同分身。这些心灵世界的美丽的女性所针对的，决不仅仅是那些个愿“脱”和愿“露”的待价而沽的女人；而是整个道德沉沦、整体堕落、黄潮滚滚、人欲横流的深层“妓”化了的中国……

对茉莉来说，萤火虫就是网虫。微小柔弱，光明来自体内。风吹不熄，雨淋不灭。只为自己而燃烧，却不焚毁世界和烧灼别人。这是长翅膀的光明，是飞舞的星星，闪烁而无燎原的毁灭的欲望。一种生于草泽的洁净，一种黑暗中晶莹的清纯。大凡没有萤火虫的地方，必是最浓的黑暗；而萤火虫消失的地方，生态环境必遭污染，不宜人类栖居生存。一只萤火虫，就是一个烧穿黑暗的光洞；千万只萤火虫，就足以使黑暗千疮百孔。
茉莉就是这么一只萤火虫，在寒冷的北欧，在地球上遥远的一角闪闪发光；也是深藏在萤火虫中的一轮生命的太阳，使刹那即灭的宇宙人生发出瞬间的辉煌。

茉莉本名茉莉花，她本人认为她更象草呀树呀刺呀什么的，只差成了一只浑身长刺的刺猬。她是湖南人，老家在邵阳。小时候人长得清秀，再加上“茉莉花”这个名字，被人认为娇里娇气，有小资产阶级情调。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有造反派怀疑：此人为什么不取名“向阳”、“卫东”？！她曾跟随“牛鬼蛇神”的父母被遣送下乡，在田地里滚了一身泥，皮肤又黑又红又粗，成了个“铁姑娘”，又有个中年男教师气愤地指责他：你不自己照照镜子，你配叫“花”、象一朵花吗？！反正左右都不是。后来“六四”时期她成了邵阳市最大的“反革命宣传煽动犯”，并且为此入了狱，人家宣读中共中央镇压“反革命暴乱”文件时，刚读出“反革命”三个字，马上就有人对上“茉莉花”的名字。不过总算有人认同了她是一朵“花”——“反革命茉莉花”——一个天生有反骨的分子。

出狱后，有时坐在巴士上，总有人在她耳边议论她的名字，她觉得别人仿佛是在谈论另一个与己无关的人、一个勇敢又聪明、美丽又高雅的什么人，但这个人却不是她，似乎与“反革命囚徒”的自已毫无关系。因了她的名字，有一首江苏民歌《好一朵茉莉花》也受到株连。她被公审时，家乡的父老花钱去电视台点播这首民歌，竟有人忍无可忍，下令电视台停播；而另一首阿尔巴尼亚的民歌《你含苞欲放的花》，因为有个“花”字，她先生在一次文艺晚会上唱了这首歌，竟被告密为替“反革命老婆”鸣冤叫屈，而不得已哑口、自觉禁唱！直到多年后，茉莉夫妇无奈告别故国家园、远赴瑞典，她的名字从方块字母变成了瑞典护照上的拼音字母，而这个名字及其主人的故事仍然令人难以忘怀，她并为此接受了瑞典的一家报纸采访，她的名字的故事和照片一起出现在瑞典报纸上。为此，曾有一位中年的瑞典妇女曾将她拦住：“我可以请你喝一杯咖啡吗？”茉莉诧异地看着她，只听她说：“现在我知道了，你有一个美丽的名字。”这样，茉莉的名字才正式得到人们认可并无形中得到平反，象一朵小小的白色的花朵，散发自己由来已久的清馨的芬芳。

茉莉不是那种浅浅的淡淡的文化浮萍，它们的生命被连根拔起，飘浮在生活的水面上。这是飘泊、散居世界各地的一群。他们既不能进入西方主流社会文化，又失去了同中国大陆的母语环境的联系。这是些华人中的白领边缘人，也是那种精神上的小布尔乔亚。人生对他们而言，只是一种微笑，一种低语，一种甜甜的淡淡的却又有几份粘糊糊的东西。他们回避黑暗，也回避人道关注和社会承担。日常生活对他们而言，只是一种消遣、包括文学和文化意味上的消遣。生活安定，日子无聊，大家围聚在一起与其说以心灵不如说以身体摩摩擦擦、相互取暖。闲时大家在电脑上见面，相互请安，彼此鞠恭；不斥责什么，也不干预什么；你好我好，一团和气。从人性和某种生活情趣的角度看，他们没有什么不对，这是他们的选择，也是他们的生活；就诚如干预呀承担呀是你的选择，谁规定别人一定要象你一样非承担和干预什么？！活着，不比承担呀、批判呀、揭露呀、干预呀更轻松、更自在、更闲适吗？这类群体中也可能难免混进个别傻逼，这号人心性上同文学根本沾不上边，也许唯一的兴趣就是举着个冒酸的镜头，要在男人和女人的天然性情中，发现令他“恶心”的“本来面目”什么的。一个人的精神和情感贫乏到这种程度，心理不平衡并且无聊到这么可怜的程度，不禁令人悲从中来！不过，这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粒老鼠屎，整体上这类社交圈子还是温温承承相互往来的一群，他们少有人对人生胸怀大志也无所谓大志，大家安处于沉闷无声的人世的黑暗中，拒绝被什么照亮也不奢求去照亮什么。日子就这么过，与世界相安无事，安宁成了他们逃避纷繁世事和日常是非恩怨的窝。无论他们龟缩或栖居在地球上的什么角落，哪怕就在北欧甚至近在身边，茉莉从来无意去走近类似的族群，更不忍心去刺激他们。如果茉莉加入这一类群体，就无疑把一挂炸响的鞭炮放入兔子窝中，会使他们惊怵和害怕，吓得四处奔逃。她没有权利这样做，也不喜欢这样做。因为就是一般圈外人，也看得清楚，他们比起另一些文化团体和小圈子来性情得多、干净得多，也可爱得多。因为他们只过自己的生活，却不去巴结和围拥权势或那些文化蠢物和俗物，绝少趋炎附势、拍马溜须。他们也区别于那些政治城府很深、在中国大陆和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之间溜来滑去者，那帮老滑世故的文化政客。众生诸相，谁都心知肚明，我猜想茉莉并不自视清高，以为自己鹤立鸡群。相反，面对日常的生活，她倒真有颗平常心，既理解不同的人生态度，也相交不同兴趣的朋友。但在重大问题上，茉莉就绝对是茉莉，该说就说，该骂就骂，是非分明、凡事绝不含糊！这是一个少有的真诚的人，一个令人长久感动于心的人，一个众怒难犯偏要犯、黑暗可怕偏不怕的人。她的纯粹是心灵的纯粹；她的清澄是精神的清澄。她是个精神视野宽广和繁富的人。作为女人，她没有那种身体和精神都处于双重“子宫下垂”的病态和垂危状态；她是一个运动的生命。动就是她的生命的展览和身心的解放，是人类身体与身体、灵魂与灵魂的最直接的最当下的交流。她的生命的动态不仅通过语言的表达而凸显，也通过以肢体延伸的系列行为而确立。“动”使她的静态的人生生命化、立体化、当下化、直接化、交流化，使生命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茉莉不是那种经常频繁出现在媒体上、拥有某种令一些人心仪的“政治资源”而被人注意的人物；却是一个出现在电脑荧光屏上、在无限的网络空间活动的人权工作者，一个以文字艺术表达对人权的关注和诉求的人权艺术家，也是一个荧光屏外的行动主义者。她的键盘就是她注视世界的眼晴，也是她伸向世界的手和朝向世界说话的嘴。决不放过随时可能发生的不义、邪恶和暴行；决不缩回向受害者伸出的人道的援手；决不闭上为人间公义大声疾呼的嘴巴！这使茉莉不仅作为一个女人、特别是作为一个大写的“人”的份量重了起来，与一般知识女性不可同日而语！

电脑荧屏是言论自由的广场，是对所有的人开放的精神世界的白昼，但它也是一块方形的黑暗。这里有永远不会天亮的黑夜，永远没有拂晓的黑夜。里面的一切都在看不见的黑暗中，自由与光明也在黑暗中与黑暗并存。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这里的黑暗比现实社会中的黑暗更黑暗、更无耻、更没有伦理的约束和法律的制约。一切都在黑暗中公开进行，罪恶也在黑暗中与光明对峙。这里潜伏着深邃的宇宙和万千精神奥秘，也是黑社会和各种罪恶的藏身之地，没有谁为之进行清理和打扫。在这样非人世的奇妙的黑夜中，在永无拂晓之日的存在的黑暗中，有数不清的密密麻麻的星光似的萤火虫在闪烁，它们照出黑暗的一切，揭穿恶魔在黑暗中的血腥盛宴和表演。什么都躲不过它们的照耀、它们的刺穿、它们的揭露，一切都在它们的亮光中暴露无遗。这是在黑暗中发现黑暗的萤火虫。其中的一只就是茉莉，面对存在和人类精神永无止境的黑夜发光的茉莉！绝不向滚滚而来的邪恶和黑暗作一丝一毫退让和妥协的茉莉！！

人活着，作为社会的一员，每个人都应具有现代公民意识，关注自己作为一个人应有的权利，维护自己在现代公民社会中的政冶健康！那些宣称自己冷漠、回避甚至“厌恶”公民政治的人，是现代社会政治上不健康的有病的公民；他们无视专制、独裁正日甚一日地侵入自己的政治肌体，无视这种有害的却为许多人共同漠视的病毒。这是一种消灭思想的精神疾病，一种由来已久的残存于心灵的瘟疫，而许多中国人至今对此竟仍然无动于衷！可怕的并不是病毒、瘟疫和疾病，可怕的是我们失去了应有的警觉和清醒，是我们丧失了理性的防御和抵制，是我们的麻木、冷漠、惊怵和对威权与暴虐的惧怕。回避现实、麻醉自己，这就是中国人！放弃对暴虐的和平抗争和否决，这就是中国人！放弃对人权的监督和维护的，也仍然是没有性质的中国人！这是一个缺乏人性尊严的民族，也是一个陌生甚至敌视个人存在价值的浑浊的群体，致使专制瘟疫无限漫延，新的对人权的侵犯和对人的迫害就象疾病一样每天在扩张、泛滥并产生新的变种。既有政治病毒、就有政治免疫；就有人类在黑暗中的天然的精神防御工事；就有同政治暴虐的一场看不见的搏杀！把我们的免疫、消毒、防预、监测系统建立起来，哪怕政治病毒正在升级，哪帕它一代接一代顽固繁殖，人类与政治病原体的漫长斗争决不会败下阵来！一句话，维护政治健康，让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健康的政治体魄、都健康地活着。不管它是政治“非典”、政治“疯牛病”、政治野禽或家禽流行性感冒还是政治艾滋病，凡所有各式各样传统的或变种的专制政治病毒，都足以毁灭我们的政治健康！

存在仿佛是一台巨型的电脑，天空和大地的荧光屏后面深藏着黑暗，深藏着我们肉眼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无尽的黑暗。在世界精密设计和组织有序的程控性电脑中，光明与邪恶、智慧与愚昧、丰富与贫乏并存。黑暗中源源不断、成千上万吨地生产和排泄垃圾。这是个无限的垃圾堆积场，发出腐烂和霉臭的气息，漫延和繁殖着精神的罪孽、心灵的病菌和灵魂的堕落与污浊。人在其中受到设定、支配和驾驭。光明有如深海黑暗中的浮游生物，仿佛仅仅是人类精神的“黄金幻觉”，甚至是黑暗本身奢侈的排泄物……但是生命永远是光明的载体，它注定要发光。每一个生命都是一只黑暗中发亮的萤火虫，它使黑暗能为我们所看见，而不至于置身黑暗中出竟看不见黑暗、竟不知黑暗为何物？！所以生的过程就是一个发光、发亮包括对黑暗发现的过程。黑暗为人所发现又将发现黑暗者吞噬。人类征服终极的黑暗是个永远不会终止的过程，也是一个永远不会抵达的目标。对神秘黑暗的征服永无终止之日、实现之日；对黑暗的征服永远是从头开始、从新开始。过程就是目的的不断抵达和不断开始。黑暗的本质就是宇宙的本质、存在的本质，是注定改变不了的。人类的生存只是一连串绵延无止的生命链，其中每一个过程就是一个链环；每一个链环都是某种意义上的虚妄的“抵达”，也是一次又一次地对“执著”的放弃！

萤火虫是这个黑暗世界希望的亮光，每一只萤火虫都是黑暗中的一粒星辰。万万千千发亮的生命有如太空中的星辰在黑暗中自生自灭。黑暗吞噬一切，却没有任何力量是它终极意义上的消解和征服。它本身是一种肉眼发觉不了、也无可抵达的“光”。黑暗中生产、堆砌和深藏着垃圾，却永远无“垃圾终止”并受到全面清场的一天。这就是这个星球尚未揭示、也永远不会揭晓的宿命。人类只能在黑暗中繁衍、黑暗中出生又消融于黑暗。光明只是出现与消失的一个瞬间、一个短暂的过程。人类本身来自黑暗，甚至是黑暗母胎的发光的病毒。诚如黑暗是先天的、注定的；人类这种病毒也是无可救药的。人类本身也是一种垃圾，排泄垃圾的垃圾，与黑暗互为默契，在黑暗中发霉和发臭。人是黑暗的穿越者，也是黑暗的同谋犯；人是堆积在黑暗中的行走的黑暗而不自知！我因此对黑暗中混同黑暗的人类深感绝望；也同时向黑暗中与黑暗决裂并抱持希望的人类表示敬意！

黑暗是光的居所、萤火虫的居所，也是人的居所。光斑似地烧灼黑暗的人寄身黑暗的宇宙中，就诚如微生物寄身在浩瀚黑暗的人体。我在黑暗中发现闪闪发光的茉莉，每一次发现都是一个新的发现，都是一次重新开始的过程……

茉莉是个在许多问题上都敢于触犯众怒者，是个说话做事一贯我行我素、特立独行却爱遭人忌恨的人，但她作为一个女人却是纯真的甚至典雅的。她的精神世界具有广阔的包容性，足以使她理解和接纳各式各样的人，包括同自己迥然相异的女性。现居法国巴黎的中、德混血女人谭雪梅，晚年对自己纵欲和风流的一生表达了一种淡定的自省和生命的领悟，由此获得茉莉精神上的认同。谭雪梅写有两本自传体小说，一本叫《混血情》，一本叫《情归法兰西》，不同的人对这两本书会有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看法。道学家会指出并遣责一个女人的无耻与淫乱；性自由者会发现并肯定性爱和情惑的自由渲泄、表达与选择；社会学者会从中看到与人迥然相异的人生理念、并从中听到历史的回声；虚无主义者会解读出宇宙生命存在的真蒂和世间万象的空幻与虚妄……茉莉却透过这些不同的人生视觉和表象首先看到的是一个血肉的女人，不管她叫雁鸣还是雪梅。她的目光首先落在一个头上插着朵淡雅的白雏菊、深情地弹奏着肖邦的小夜曲的少女身上。这个天生丽质的少女在中国和法国的情海沉浮。茉莉喜欢这个绝色美人和她创造的“爱情乌托邦”，并坦白接受这个混血女人青春时代同那么多有妇之夫的罗曼蒂克人生的歉疚和忏悔。她甚至设想，假如人生可以从头开始、生命还有重现的机会，雪梅或雁鸣是否会有一种与此截然不同的冷寂而不是艳丽的人生？！但这一切都不可以预测，决定一个女人一生的行为和命运的不是任何别的因素，而是与她的出身、个人气质、先天形貌、家庭和社会教育及文学艺术的熏陶等等因素分不开的。同样是血肉之躯不同的女人对自己的胴体却会有不同形式的处理和安排。雪梅是一个受过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影响的女人，一个灵魂里布满了诗歌悄声细语的韵味、花朵的色彩和芬芳、音乐的节奏和旋律并且会说多种外语的混血女人，生话中永远是对情感的狂风暴雨的期盼，直到有一天在情感的暴风雨中颓然倒下、在纵欲的九级浪中沉没。对于这个经历三次婚姻失败的女性来说，女人作为一个人的自主权利和酷爱心灵和身体的全面自由或双重自由就是一切！生命对她来说，只是一杯酒，以何种形式啜钦、独饮、对饮或交相混饮都一样，直到掷下一只空杯！怎么饮都是生命的浓烈和清纯，怎么饮都是以自由为先决条件。这是一个也许象罗曼·罗兰一样怀疑现代婚姻制度是否违背人类天性的现代女人。她需要的也许不仅是一次完美的婚姻；一个稳定而幸福的家庭；而是作为一个跳出这一切人为窠臼的一个女人的独身和独立，一个女人自主、任性抛掷生命情感和情欲的天然的渴望！也有等待，也有失约；也有迷幻，也有妒嫉；也有快乐的叫喊，也有沉默的厌倦。欢乐和痛苦相互交融几乎是等同的，却是永远魂不附体的自我颤栗和血肉之躯永远旺盛的放荡。生话不是一张一成不变的单调的白纸；每一次新的恋爱都是一次新的轰鸣而至的情欲的谱写，纵使留下的是焚烧后的一堆灰烬。作为一个自由的女人，她宁可虚拟灰烬的辉煌，却不愿面对无法解读也无法回避的那份冷寂。这一切对她而言，决非堕落于自己的秘处，仅有那个天然洞穴中的肤浅和低俗；而是一份命定的对外部世界和世俗生存暴虐的一次肉搏似的勇敢挑衅和总体反叛，因而使生命的灵与肉坠入深不可测的宇宙子宫，却在世间留下一丝纯真而高贵的刹那即灭的火花和稍纵即逝的擦㾗。由此她足以向世人宣示说：我生话过！我生存过！我曾来到这个世间以我的方式证明我自己！来了又去了，如此而已！这就是茉莉心目中的雪梅大姐，一位经历过法国“五月风暴”的人，充满理想主义的人生追求的女性主义者。她的情和她的欲较之当下中国大陆的“美女作家”的高贵之处就在于：既不从属于金钱，也不从属于权势。她曾生活在中国，曾希望通过“改造”自己的思想，而洗刷她与生俱来的一半西方血统的原罪。后来她回归象征自由的蓝、白、红的法兰西三色旗。为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运动，参加巴黎游行；在街头救护伤员；在“五月风暴”中同学生们一起参加运动。这个爱情至上者，却深具人道主义理念。她置身法国，却仍自称为“中国人”，关注中国的民主人权运动，并坚信有一天中国人能在天安门广场纪念“六四”。她不象那类“美女作家”扭捏作态地宣称自己“对政治不感兴趣”，而是关注民主、人权并对强权和不义的财富投以内心的轻蔑。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不受制于人；也不受制于权和钱种种外在的压力，活在世界上，为自己活着！最后挣脱情欲桎梏、泅渡情海，立于返璞归真的孤岛，骨子里交融着东方佛学的教化和法国的自由人文精神，生命升华至大善大爱的圆融之境！她的精神生命为爱情和家庭幸福美满的茉莉所宽容、所认同！

高行健获诺贝尔文学奖，全球华人为之注目，百年难逢的一个盛典、一件大喜事，茉莉却率先持反对票，她的异议之声引起一片哗然。她不仅在网上持续发表文章，并在高行健颁奖典礼的现场，在庆典散场时，将一篇与她先生傅正明合写的《瑞典文学院误导中国作家》的檄文，直接递交给了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赫拉斯——恩格道尔先生。恩格道尔先生当即收下并表示感谢，同时询问了一下这两个奇特客人的身份。事后，听说这位负责任的常务秘书先生，将这篇文章复印了若干份并分发给了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供每位院士人手一份地阅读。

茉莉并没有同高行健个人有什么过不去，她既无妒忌之心，更无非份之想，她只是而且仅仅是行使自己的言论自由、想说就说。别人不愿说的她说；别人不敢说的她也说。姑且不管她说得对与不对，她心直口快地说出来，总比那些躲在人后自己想说又不说而是耸恿别人说的人本真得多、纯粹得多也高尚得多！她的诚实的品性受人尊重，她的观点自由表达的权利也理应受到世人坦荡的容纳和支持！

多少次，茉莉漫步斯德哥尔摩老诚，仰视瑞典文学院心中满怀崇敬。但在颁奖典礼的那个夜晚，文学院前面的小广场上几盏嫣红的灯笼，对茉莉而言却失去了往日的温馨。高行健获奖引起全球华人包括整个世界震动，但这个事实却让湖南辣妹茉莉好长时间都在伤心。她同任何人都无个人恩怨，她相信自已对高行健也如此，但却仿佛狭路相逢的对头，面对眼前的这个人，怎么样也不能接受！她期望她心目中理想的大师，她聆听过别国的大师在这儿的步声。今天，历史上第一次，汉语的声音在这个演讲厅回荡，而这个值得许多人骄傲和庆幸的声音，在茉莉看来，却缺少悲天悯人的情怀；缺少对重大事物关注的深度和广度；缺少对人生终极关怀的执著和追求。是吗？是高行健错了还是茉莉错了？是瑞典文学院抛错了绣球，还是这百年一逢的绣球抛得恰如其分？但不管怎样，茉莉始终认为，高行健的演讲没有生命的激情，没有灵魂的悸动，没有从血肉里生长出来的思想。太冷漠了！冷漠是暴政施虐的后遗症，是人们丧失反抗能力的标志，甚至是对暴虐的变相纵容。伟大艺术家不必都是挑战暴政的勇士，但必须敢于行使自己公民的权利，并毫不含糊地维护自身和别人的人权。瑞典文学院曾赞颂和肯定过带头站在真理和正义一边的“斗士”、“英雄”、“代言人”，如君特——格拉斯和《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克斯，他们并没有成为过去，更不会成为人们疏远、冷漠甚至嘲弄的对象，特别至今生话在东方专制主义体制下的人们，他们仍然在现实生存和精神世界中需要他们、而现实生活和文学中恰恰缺少他们！！“文学的自由是政治自由的新生女儿”雨果如是说。而近在咫尺的流亡者高行健，他的汉语的声音及其表达使茉莉感到心痛、感到陌生！茉莉不认同逃避，甚至不认同隐逸，认为在极权社会生活的人们对文学有不同于民主国家的纯后现代主义的精神追求，至少与西方国家的文学需求不是绝对平衡。无论如何，不能放弃瑞典文学院历来崇尚的人文主义理想和伟大传统，不能放弃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反叛和抗争的维护和坚守。诺贝尔文学奖不能沦落为一个世界性的“文学游乐场”；如果后现代的西方人要建立“文学游乐场”，也请不要把钉子砸到弱者身上，协同暴虐一道摧毁无言无权的发不出声音的垂危的弱者，对受难者置若罔闻。茉莉呼吁坚持精神批判立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诺贝尔奖是一种精神象征，却不应成为偶象崇拜的一种。一个作家的地位取决于他的作品的价值本身，而不取决于他得到谁的认同和承认。

有人严词指责茉莉为什么要在这种时候针对高行健，而让驱逐高行健者幸灾乐祸？茉莉当场回答：“本人宁犯众怒也要坚持自己立场的一根筋！”对集体丧失诚实者，茉莉坚持说真话；对集体失语者茉莉决不介入和列席。她是“言说”在场者，也是“失语”缺席者。她咎由自取，她这个最早的批评者也引来纷至沓来的众多的批评。有人指茉莉“用政治干预文学”；有人嘲弄她是“道学家”，认为她“以大众文学压制个人主义”。美学家高尔泰先生认为，茉莉所持的批评方法，大致遵循的是俄国别林斯基的现实主义批评传统，反对为艺术而艺术，强调文学的思想性和社会精神价值。茉莉认为，对于今天的中国人，什么是道德，那就是站在失败者的一边，维护失败者的尊严，而不是在已经倒下的失败者身上再踩上一脚！今天的中国价值脱序，应寻求新的精神资源，终止人禽相混的精神大崩解、大滑坡，抢救人类的良知，重塑健全的人性尊严！茉莉认为对她的批评持反批评立场者对“个人主义”偏执一端。他们无视她在此是从中国人的伦理意义上去看侍个人主义；而批评她的人所使用的却是哲学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双方对个人主义缺乏清楚界定。高行健的个人主义是他个人的选择，不管他是否极端的、彻底的、享乐型的、利已主义的，总之，哪帕是不符合健全的理想的个人主义标准，高行健是他自己。我们无权去指责他，就象我们自己也无须去自责或审视自己与其相类似的某一层面或棱面一样。应该说“高行健是他自己”这一判断包含极为丰富和深邃的内含；因为跳开或超越社会层面而言，也可以说高行健骨子里所体现的精神特征，何尝不是对东方智慧和我们伟大先人精神的触通和抚摸，那是一个很高的超越世俗社会功利局限和制约的精神世界和高超境界！或许茉莉并非不明白这一点，问题是她面对现实取舍、决定和选择的是什么？因为她谈到“一个人选择如何做人、如何写作，是不应该干预的。即使选择做一个利已主义者、犬儒主义者，也是高行健的人权。”但作为一个指标性的公众人物——诺贝尔奖荣获者，其价值及行为评估有公众标准和效应，其生活方式与人生目标有秀异与庸常之分。因为高行健迎头碰上的是“茉莉大侠”，不追究个一清二楚，决不让谁从世人眼皮底下轻轻滑过！纵使信念只属社会人生层次，是群体生活的理念，作为社会群体的一员，茉莉只认同“用鲜血做墨水的笔杆子”顾准而不是高行健。在此之外的东西茉莉不想管也无多大兴趣。但作家是属于道义的还是智慧的，抑或两者兼有，这谁也说不清。作家的精神智慧对社会观念的各种制约具有穿透力，直接抵达生与死、抵达存在与虚无，精神世界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它有可能超越我们通常的人生准则和态度，超越一般意义的道德伦理价值判断。在这个意义上讲，任何一种单一的视角都很难作出客观和公允的精神结论。我认同茉莉的一颗公正无私的心，和对人对事的真诚的批评、包括对高行健的批评；但我同时感觉我自己在人生的某一方面或经由终极的人生感悟所决定的人生立场和态度，也难以避免她咄咄逼人的批判的锋芒！
茉莉对高行健的激烈批评姿态举世瞩目，这个“疯女人”让人目瞪口呆！好一朵茉莉花！好一团霹雳火！好一个湖南辣妹子！这是“敢与天下为敌”的典型事例和经典事件。尽管总有人认为她性格不免走极端，太理想化！太崇高化！但确是一个犀利而赤诚的茉莉！茉莉挑战诺贝尔文学奖评审结果、从道义承担角度批评高行健，同别的一些人包括我在内的文化视角和方式是不尽然相同的。面对怒目圆睁、剑拔弩张的茉莉我有时也不免想，我身上的另一部分或者更富于人生本质的一面，那些隐逸呀、世外桃源呀、内心对与世无争与遗世独立的向往呀，还有红粉知已、柔情与纯情、复归大自然并渴求同大自然融为一体呀等等，也难免茉莉的无情剖析和鞭笞……世间要是干干净净、没有那么多黑暗、暴虐、邪恶、凶杀和欺诈，侠女茉莉就找不到开刀的对象了。我想生性不甘寂寞的茉莉会不会对花呀草呀冲气、找海里龙王挑衅、找天上玉皇大帝宣战？其实事情恰恰相反，她那份女性温情正在她那团霹雳火的尖锐里面，在她的私人生活和情感的垂帘背后。我们主要面对的只是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的茉莉，而不是穿睡衣或光脚或穿着拖鞋的家居生活中的茉莉。而完整意义上的茉莉却是一个多面的、丰富的、饱满的精神生命的包含。

瑞典的张钰曾写过一篇文章、比较高行健与布罗茨基两者之间的异同。这篇文章很短、却写得非常好。其中还分别简略淡到了前苏联另外四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和布宁。作者还自己摘译了布罗茨基的获奖演说。布罗茨基认为文学是非常个人化的事情。也许人生的虚无性、短暂性使人首先关注的是个人存在的价值而不是别的外在价值。但是我感觉布罗茨基还虚无得不彻底。一个人首先是虚无人，然后才是本真人，进而才能谈到美学和伦理层次上存在的人。布罗茨基也许感悟到了虚无，但他的虚无的本质仅仅是个人化或私人化甚至绝对自私化。而且在哲学领悟上也缺乏深层意义的感悟：如他所言的美、审美、美学，从宇宙终极本质来讲，其实世间万象都是虚妄、都是幻象、都是虚无人生的自我幻觉或自我欺骗，有何“美”可言？！布罗茨基的论述太书生气、太书本化，正是这种仅仅停留在书面形式的对人生的感知和理解，未能使他深化对存在的认识，反而使他与存在之间存在一道人为观念的虚幻的间隔。他认为文学拒绝正面或反面的政治煽动：但他却忽略了人们并不因此就完全可以无视、回避或冷漠作家对社会道义和良知的承担。布罗茨基自私得可以，将个人性或私人性太极端化。这种以一己之私面对人生的态度太阴暗，它并不等同于合理的“个人价值”而具有正面意义！我之所以提到这些，不仅是张钰文章中谈到高行健与布罗茨基之间、较之与前苏联另几个诺奖得主具有较多的相似性；而且也在于茉莉对高行健的批评中主要是从理想、良知、承担等道义立场出发而提出批评，虽然我并不完全认同茉莉所持的观点，甚至认为我自己的某一方面也属于茉莉的批评对象之列。茉莉认为，高行健获奖，是中国在诺贝尔文学奖上百年缺席造成一人优势。瑞典人的好意她领了，但她心中隐隐作痛，因为当瑞典文学院终于决定颁奖洽中国作家时，中国最伟大的作家已经不在世了。瑞典文学院此次颁奖只在于改正“错误”和急于补偿的负疚心理，是照顾性、指标性的完成任务。茉莉由此列举了一长串更具获奖资格的作家名单：美国作家梅勒、荷兰藉比利时小说家克劳斯、“国际人”女作家多丽丝、南非作家科特则、秘鲁作家华加斯·诺莎、阿尔巴尼亚作家卡达雷、瑞典诗人汤斯托墨……她甚至列举了一个红脯鸟的故事，认为高行健的羽毛尚未染红。这个红脯鸟的故事是这样的：灰羽毛的红脯鸟、长久以来总想将自己的羽毛改变成红颜色，但种种努力全失败了。后来一只红脯鸟看见三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其中有一个头戴荆冠的人额头还在流血，它感到铁钉和荆冠仿佛刺在自己头上一样疼痛，终于鼓起勇气飞向受难者，极力拔掉那人额头上的荆刺，血溅红了它的胸脯，从此它的羽毛改变了颜色。我对主张去拔去人额头的荆棘者茉莉表示尊敬；也对未能这样做者表示宽容。作为人，这两种人生态度我选择前者；但兼容两者。也就是说，既认同对社会作道义承担的勇者或强者；也宽容末作出这种人生选择的对人生采取逃避姿态的弱者和懦者，却拒绝对他们持鼓励态度。这里还有一种情况，并非勇者、强者、弱者、懦者这些伦理概念判断足以说明的，那就是对存在的彻悟与超越，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高行健是具有东方人文精神颖悟的智者。高行健既不依附极极政治，同时也不认同“救民于水火”、将自己自视为政治“雷锋”者的“雷锋政治”。他弘场的是东方人文的精髓，而不是党国文化，这正是他的特殊之处，为那些有才华甚至有成就但却丧失文化承传和拓展能力者所不及。当下东方不缺乏对西方精神意识的纯粹亦步亦趋，缺乏的是东方人文精神的新层次和对泰戈尔、纪伯伦式的人物的超越。总之，持何社会和人生态度，这是每个人或作家的自由选择。文学作品的价值不由道德价值判断来决定；但诺贝尔文学奖应该坚持理想主义的倾向。这就是我的文学观点和人生姿态。茉莉偏重于人生的公义和人道承担与道德救助；高行健更偏重于个人人生的禅意、自足与圆融，不免对人类群体生活理念淡化和清冷。高行健身上有我认同甚至息息相通的一面；也有我不赞成的社会姿态和立场，这都不是绝对的。高行健有自己表达和选择的自由，诚如茉莉和别的人也同样有这种自由。坦率说，我们在批评高行健缺少社会承担时，这是我们对他的理想化要求，但他骨子里的隐逸、道家、佛家、玄学及“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式的梦，也是我及我在贵州高原上的朋友——诗人哑默、砂陶艺术家尹光中——以及许许许多多中国人世代承传的心性、气质和心灵的向往；而且也是我们民族精神文化极其珍贵和几近丧失殆尽的精神财富！纵使在极权制度下，作为一个备受迫害者，我不得不对命运起而抗争；但我不要求别人与我作出同样的抉择。不同心性、不同个人遭遇、不同人生取向，其结果都是殊途同归。这个观点是我今天甚至当下的观点，如果在以往的那个我、甚至此刻以前的那个血性的我，也许是绝对不会接受和认同的。但这个观点今后也不会变。它同那种老滑世故的人生态度不可同日而语；它只是一个人精神世界的一份兼容和宽容，而这正是我个人精神生命中所缺少也没有学会的。所以说，我们既要敢于抗争和坚持抗争；也要学会对不同人生态度的兼容和宽容。这个世界如果没有那么多的黑暗、暴虐和邪恶，我真想享有干干净净的卸下人生诸多重负的生命的大自由，并独立于这种宇宙生命的大自由之上、与天空和大地同一。其实，茉莉自身虽然锋芒毕露，但也不乏兼容的地方，如她指出，我们不能苛求作家去参与许多社会活动，但他的作品绝不能回避正在发生的人间苦难。茉莉针对瑞典文学院表彰高行健文学创作中“没有任何一种媚俗”、“无意当救世主”、拒绝“作异议人士的道义代表”等发出一连串连珠炮似的责问。有人视她为“文化领域的红卫兵”，指她的批评是“文化大革命的大批判的语言”，这完全是一种恶意歪曲，茉莉对高行健的批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实的语言，是对人类良知坚守和道义承担的坚定维护，与文革大批判之间两者是两种品格、两种性质！句句掷地有声、正气凌人！红卫兵是被愚弄者、被操控者，除了狂热“山呼万岁”，完全没有自己的独立人格，更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和语言！茉莉是精神界的自由战士，她具有现代人类精神文明的广阔视野，具有自己独立不羁的思想锋芒，她的极具个性的犀利的语言与专制者水火不容！在我所发现的极有精神个性的中国现代女性中，茉莉是唯一的茉莉！就诚如现在旅居法国的安琪是唯一的安琪！她们俩人是两种迥然相异的个性，但都同样具有锋芒毕露、咄咄逼人的犀利的思想和语言！同样属女性中极为罕见者，因此理应受到人们的注意和珍视！“现代主义倾斜，一定要去描写人类存在的卑渺、虚无、荒谬而没有其他的出路可走吗？”茉莉问，“真正高贵的个人主义应该是去捍卫每一个人的自由！”也就是说，不仅捍卫作为自己个人的自由，也包括捍卫别的无数个人的自由：否则，这种个人主义就不是健全的个人主义，而仅仅是自私而已！这正体现出茉莉身上高贵的人权意识和人文理想。她完全明白，今天的西方已经不是英雄时代，如美丽的北欧夏季来临之际，瑞典人驾着房子车去森林和野外享受林泉之乐。但是中国还在专制的重压下，还需要抗争，也需要英雄；而不需要脸上吊着晚明文人纵欲无度的虚肿眼袋的文化犬儒！中国人正生活在一个没有经典、没有大师的国度里，在一片末世景象中，一切腐朽、一切衰颓、一切浅薄、无聊和令人蒙羞的破烂都精心包装、竞相登场。人们期待崭新的创造、期待精神新生的涅槃，然而，崇高的诺贝尔文学奖给予中国人的是什么呢——这是茉莉对瑞典文学院、也是面对整个世界包括中国大陆发出的诘问。

这世界表面纷纷扰扰，实质上一潭死水，缺少雷霆、缺少飓风，没有谁想到去搅一搅、动一动。不是怕麻烦就是不敢惹麻烦。但茉莉什么都不怕，怕的就是自己软弱！没有麻烦她找麻烦；没有乱子她捅乱子。这世界太沉闷，专制体制稳定得不正常，茉莉是个麻烦制造者。你死水一潭，她偏要给你兴风作浪，不仅是往死水里丢石头，而是投炸弹！她广泛关注国际社会特别是中国的人权问题，范围无所不包：如“六四”事件、“天安门母亲运动”、西藏独立或自治、刘荻网上失踪、杜导斌羁狱、“911恐怖袭击”、中国良心犯、流亡者回国、跨国企业、童工、环境污染、艾滋病、同性恋、伊拉克和萨达姆、江泽民、胡锦涛先后访美、法轮功、萨斯病和蒋彦永、卡特获诺贝尔和平奖、高行健获诺贝尔文学奖、国际笔会和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世界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地下文学……茉莉来自中国，也来自中国的监狱，只要还有一个人因言论自由而获罪、而承受被人监禁的痛苦，她的良心就会感到不安。她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她曾经经历过的监狱中的除夕之夜、那个狱中哭号声和狱外鞭炮声响成一片的时刻。那时候几乎所有狱中的女犯，抢劫犯、杀人犯、贩毒犯都一个个从凶残的罪犯重新变成了一个女人、一个纯粹的女人，一个想家、爱家的母亲、妻子和女儿。此时此刻，人人都情不自禁地为儿女和丈夫的孤单忧伤、牵肠挂肚、两眼噙满眼泪。那些平日里对自己的罪行死不认账的女犯，现在似乎也有了些许悔意。鞭炮声和哭声齐鸣，看守所里所有的男监也象女监一样沸腾起来。男犯们全站在通铺上捶胸顿足、发疯地敲击茶缸、饭盒和所有能击响的“打击东器”；并发出震天撼地的叫喊：“放我回去！放我回去！”这种令人心悸的疯狂的吼声使看守目瞪口呆、束手无策，第一次感到法不治众！也使失去自由者的自由一下子比平日一百倍、一千倍地显得分外珍贵！之后，又是呜咽的歌声响起，直到炮竹声逐渐稀落下去。终于监号一片寂静，却听不见平日睡梦中的鼾声，全监就这样眼睁睁地在狱中守着年夜。茉莉曾在狱中被人尊称为“莫老师”、“大姐”，她和这些自觉真正有罪的犯人结下了充满真情的友谊，出国后好多年、她都曾经给她们寄过新年贺卡，也把自己的一点私人积蓄通过大陆的朋友接济和救助过那些死囚和长刑犯的孩子。但很可惜，这种个人人道救助却被冠以“反革命经费”被强行没收。茉莉只能在心里为那些活着的、死去的和愿意悔改的囚犯们默默祝福！

西藏问题是海内外不少中国人忌讳触及的，他们害怕被人泼上“汉奸”、“卖国贼”的污水而洗刷不清。但茉莉早已修炼经年，炼得一身无动于衷、刀枪不入的内功，她根本无惧被人泼污抹黑，堂而皇之、光明磊落地关注西藏问题。她曾实地访问过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者和他们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两次受到达赖的接见。茉莉和她的一些朋友并组织欧洲汉藏协会，以“不涉统独、只问人权”致力于汉藏民族之间的沟通和理解为宗旨。她有缘结识过国际法专家迈克那样的人权斗士和西藏支持者。也受到过爱尔兰诗人席慕. ·希尼、意大利戏剧家达里欧. ·福、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尼日利亚作家索因卡等人为人极而抗争的精神影响。西方的人道主义和人权精神意识熏陶了茉莉！哪里需要关注、需要呼吁、需要救助哪里就有茉莉在场，从不缺席！并且总是在第一时间出现、在弱者最需要的场合甚至在充满无形威胁的最危险的地方。如果尚有人未免于恐惧，那么茉莉也感觉自己同样不安全！她对西藏人民特别是被迫流亡者，也持有同样的人道关注和人性的感情。在印度达兰萨拉，茉莉遥望积雪的喜马拉雅山，山麓那边就是西藏，而十几万西藏人却离乡背井、寄人篱下，漂泊异国他乡，心灵上正经历着什么样的忧伤和痛苦啊！茉莉禁不住朝天空发出呼喊：你们，所有在世界屋脊旅行的人们，去参观布达拉宫、倘徉雅鲁藏布江、喝着青稞洒、酥油茶、倾听西藏民歌和观赏西藏“锅庄”舞蹈的人们，触摸一下每一颗西藏人的心灵吧，用你们的体温去温暖一下他们的躯体吧，关心一下这片雪域和圣境中生存的人们的精神奥秘、渴求和希望吧！茉莉哭了，她喃喃地说：“关心西藏就是关心正义！”茉莉的声音不仅是面对所有的西藏人、所有中国大陆的少数民族和汉人，也面对全世界！她的声音是这样微弱，却振聋发聩，令我长久感动、长久震颤；就诚如她的生命所能发出的光也同样微弱、她仅仅是一只萤火虫，但我相信这只微小的萤火虫中却藏着一轮太阳！

“不锈钢老鼠”刘获在网上失踪，立即引起了茉莉的注意。在国内网友的抗议声中，海外网友立即倡导起一场民间发动的“关注不锈纲老鼠网友公开信”的签名活动。在这场活动中，茉莉、高寒等人的身影自始至终无时不在。茉莉是“关注刘荻小组”的一名义工，高寒还特别希望我以诗歌投入、为刘荻事件发出诗的呐喊。签名活动在网上迅速掀起，茉莉每天面对上百人的持续签名，她感到一股潜在的汹涌的呼声，突然意识到中国人的人权意识正普遍觉醒，一个冰雪初融的民间的人权运动的早春已经降临。网上是一片波翻浪涌的汪洋，也是一个能容纳全世界的无边广大的广场。这片汪洋凝聚的是新的二十一世纪人类的言论和思想表达的自由意识；这个广场密密麻麻地布满了看不见的万万千千的手臂。她听到无数无声的呐喊：“让专制去死吧，把我们的小老鼠还来！”、“愿陪刘荻一起坐牢！”、“老鼠妹妹保重，所有充满爱心的心灵都在等着你回来！”、“你们连一个小姑娘都不能容忍，让我更感到你们的气数己尽！”这同当年狱中除夕之夜的呐喊是同样的声音！同样的对自由的渴望！所不同的是那时多为真正有罪的人；而现在全是些丝毫无罪的被囚禁在更大的精神监狱中的人！几乎所有的人都明白，营救刘荻就是营救自己！就是营救长期被受到精神监禁的思想和言论自由！就是群起而攻之彻底砸烂在新的二十一世纪仍然套住人们身心的无形的精神镣铐！刘荻今天被投入监狱，自己就是明天连同自由一起受到监禁的囚徒。网友们自发的“不锈钢网站”，访问者众多；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总点击数达到二十多万次，首页点击超过了三万。签名的人数与日俱增，开创了网络签名史上最大的规模。签名者中有不少国内外著名人士，与每一个普通签名者站在一起。在这次活动中，作为其中的一位普通义工，茉莉有机会观祭并感受到来自几大洲的召集人和义工的人道关怀精神，这些人完全是自发、自愿地组织起来日以继夜地在各个论坛发通知、搜集签名、整理名单和回复来信。不但牺牲了自己的许多休息时间，还自己出钱出力，建立一个“不锈钢网站”

（http://171.64.233.179），设立刘荻事件文档，翻译有关文件，联络媒体宣传。在网站伺服器遭到不明攻击时，维护网站的正常运行，坚守人道救助理念。茉莉常含着眼泪阅读来自各个论坛网友的留言与诗文，发现这场营救刘荻的运动，其实质是一场“猫与老鼠”的运动。人民公仆不应成为“恶猫”，而人民更不应成为被任意捕捉、虐杀的“弱鼠”。这一深刻的含义的最初发现者是一位网友南峡。大多数网友并不是反对中国政府，只是希望通过签名改变人民与政府之间的猫鼠性质和关系，两者都应该是良性互动而不是恶性对立的谐和与协调的关系和形象。

面对刘荻事件，网络不是象牙塔，不供奉昆德拉式的智慧和东方道家的那份与世无争、遗世独立的飘逸与超然。这里需要血肉的喧嚣与愤怒，需要起而抗争的实际行动。人人都是不锈钢老鼠；人人都是被捕而失去自由的刘荻；人人都是自觉的介入者和挺身而出的人权的捍卫者。如果刘荻是一只不幸落入铁网的不锈钢老鼠，那么所有的人决不袖手旁观，而是咬噬和撕毁专制铁网和足以吞噬“恶猫”的自由的不锈钢鼠群。

面对海内外的巨大压力，小老鼠刘荻终于获绎，茉莉向她举起了鲜花！

网络作家因言获罪，刘荻既不是最先的一个，也不是最后的一个。国家滥用警察权力，致使现代社会的文字狱持续发生，茉莉象所有正直的人一样深感不安。结束“以言治罪”的罪恶传统已经刻不容缓，茉莉每一次都起而行动。网络作家杜导斌被拘捕后，她立即致信温家宝总理，抗议严重侵犯公民言论自由的违法行动、要求立即释放杜导斌！此信公布后，获得国内许多自由知识分子的呼应和签名。茉莉还发表文章《签名——“无权力者的权力”》，茉莉认为，签名本身最大的效益并不仅是救人，更是如王怡所说的是我们每个人灵魂的自我拯救。如果公民的思想、言论自由遭受强暴，我们每个人都出于政治及种种个人利益的权衡和考虑，不参与、不介入、不发言，只求自己心安理得，晚上没有恶梦缠身，作为一个人的我们不蒙羞吗？我们还有救吗？我们配享有人类与生俱来的自由吗？！

茉莉曾因“六四”入狱。出狱后，她唯一的心愿就是去调查“六四”死伤者的真实情况，还他们一份公道，为他们索赔索歉。不想，她所想的也是另一位女士丁子霖教授所想的。当时她不知道丁子霖正在收集“六四”受害者名单，要是知道的话，她一定会留在国内协同她一道工作。丁子霖和茉莉，一个在国内，一个在国外，但都同样不忘“六四”血腥和苦难；同样年复一年坚持为“六四”讨回公正、肩负道义、决不退缩！十五年过去了，“六四”之后远在瑞典的茉莉是幸运的，但也是孤独的。没有了枪口的瞄准或石块的追击、没有了审判厅和囚室。茉莉今天可以自由发出自己的声音，但她的声音所面对的却是一片良知退缩、灵魂木然的大陆，早已淡忘和远离了昔日的血腥。似乎已经再没有什么人热衷听她说什么，知识精英言说含混、表情暧昧；千百万浑浑噩噩的人群眼晴只盯着自己的钱包和手臂上挽着的菜篮子，或围坐麻将桌、或晃动在“灯红酒绿”的魅影中……茉莉突然孤寂得不寒而栗！为自己也为长久痛失的故园和亲人。远离家国亲人的她并不恐惧别人对她的遗忘，而恐惧他人和自己竟有一天遗忘“六四”！但茉莉始终是茉莉，她在异国的山林和河滩，继续为自己的同胞采摘世界上最美丽的花卉、捡拾地球上最美丽的石头——渗透北欧的宽容、人道、公正和民主的精神阳光的花卉和石头——频频献给自己的祖国和同胞。

有人说，“六四”以后的道路是基督的道路。但茉莉没有走到那里去。她的心还隐隐作痛。她是个执着与黑暗较量的守夜人。她要寻找的东西不在天堂，也不在地狱，而是大地上生存的人类一份“良知”的真实！她手中始终握着一只笔，却不以写作自娱，她没有这份潇洒和奢侈。写作对于她是誓言、承诺、见证、追求、呼唤、寻觅。总之，是一种精神的抗争，除此别无其他。面对人类日益萎缩的灵魂，懂技术的人和物欲泛滥者没有精神；一般人在强权面前麻木、唯金钱是从。茉莉是个无权者，她唯一拥有的是写作，墨水里发出呐喊的狂涛，就是开来坦克也挡不住。不逃避现实，代被迫沉默的弱者发出声音。永远的承担是：监督！抨击！质疑！挑战！为人权而写作，对于社会、茉莉是个独立的个人，发出民间的声音；对于执政者，茉莉是专制“蛮牛”身上令它永远不舒服的牛虻。不指望富贵，不奢求跻身高官名流，不在其位，能够更自由地谋其政。茉莉因此永远漂泊、永远流亡。其流亡不仅是指身体离开故国家园而言，它更意味着自己在精神意识上不局限和自囿于一片有限的天空和土地，而是拥抱整个世界。她既认同流亡印度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麻所代表的东方人文精神，也接受哈维尔等人所体现的人权意识和思想理念。这两者都是投身民主运动的“领袖”们身上所缺乏的。茉莉关注和维护人权，却是一个没有权力野心、一己政治私欲和功利追逐的人。“无欲则刚”——“无欲”与“刚强”这两者她一样不少。

九一一悲剧事件发生后，茉莉不禁为之动容。但最令她触动的还不仅仅是电视上看到的纽约双座摩天大楼被炸，而是一位为世贸大厦被炸毁而在远离纽约的瑞典哭泣的穆斯林母亲。这位母亲的孩子有可能为虚幻的天堂所诱惑、有可能身上缠满炸弹、手持枪和炸弹引线、有可能在绣着阿拉伯字母的蒙面的黑头巾上只露出两只眼睛去“无畏”地投身“圣战”；而她却在为人类文明标志和象征的毁灭、为异教徒的珍贵生命在大地上、在她的孩子的愚昧而残暴的行为中突然消失而而痛苦、而悲泣！作为一位女性，茉莉遣责“女性人肉炸弹”和女性“自杀攻击”，如巴勒斯坦女性自杀爆炸者、漂亮的姑娘瓦法·依迪利斯，和驾驶装满炸弹的货车、撞向俄国特种部队营房的女性自杀攻击者卡拉·巴拉娃和所有的效法者和后来者。在莫斯科人质事件中，十八个女性恐怖分子冲入剧院，最后死在剧院红色的椅子上。俄罗斯特种部队的长官一声命会：“首先枪毙那些女人！”这也是茉莉的同一命令和呼声。如果男人是为了民族主义和宗教信仰的因素、为了天堂的“水果、美酒和美女”而参与“圣战”；那么女人摆脱“生殖”和“理家”的角色，从一个本来应从战场上“走开”的远离者变成了自愿绑缚在战车上的“自杀攻击者”是为了什么呢？仅仅是为了做一个“烈士”、“圣徒”而献身、而显示自己与男人“平等”并由此确立自己的“价值”和“尊严”吗？茉莉感觉这些挣脱男性控制和压抑以及严格的教条约束的女性，一旦突破束缚，她们就会比男人更暴烈和残忍，也可以说比男人更愚蠢！她们以解脱束缚的“自由”的方式去摧毁的正是自由和别人与自己的生命！这些女人有的仅仅是出于极偶然的个人因素，而更多的却是在战争中失去丈夫和家庭的主妇，命运使她们因悲哀而愤怒而绝望和仇恨，她们甘愿成为视死如归的“殉教圣徒”。生命的目的对她们来说就是赴死。死就是生存的意义和价值。既然一死了之，她们人生中也没有任何可维系可失去的了。唯一的目的就是以死荣登“烈士榜”！男人们以微笑鼓励她们赴死的热情、宗教狂热和人性病态。茉莉视她们为以自己生命去亲自实施“愚女政策”的在地球上杀人和自杀的“愚女”。如果恐怖组织为这些赴死的女人的行为而赞赏和震撼；茉莉却为人性的扭曲、变态和彻底崩溃和丧失而深心痛楚！

茉莉很少赞赏谁，但对匈牙利犹太作家凯尔泰斯却倍加赞赏。这是个在极权制度下备受侮辱和长期被人贬低和剥夺自由的人，但其生活和创作却水乳交融。凯尔泰斯是个拒绝在各种意义上接受“审讯”和拒绝以任何形式对人“招供”的人，一个为自由而被人禁锢了大半生的良心作家。越是特异的人和事，越受到茉莉青睐，她是平庸和庸众的天敌。“绝对坦诚”的汉娜·阿伦特，别人反感她偏激赏！汉娜·阿伦特是海德格尔的情人，终生爱恋着一个“讲台上的纳粹”。但这是一种清醒与迷狂的爱，并非汉娜·阿伦特善恶不分，她的爱中渗入了怜恤与宽容。海德格尔既是她的导师、情人和朋友，也许还是她潜意识中的“儿子”和“父亲”。茉莉看来，具有强大的爱的能力的女人，爱的往往不是男人的成功，而是呵护和疼痛于他的失意。甚至对纳粹、汉娜也拒绝将其脸谱化，视为怪物和恶魔，这使许多犹太人反感，觉得他们的苦难被冲淡和缩小。更有甚者，汉娜甚至认为纳粹的大屠杀和被屠杀的犹太人双方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个口无遮拦的犹太女儿，被指控为“反犹分子”、“纳粹的支持者和辩护者”，冷血，没有心肝，残酷和令人厌恶。这个无情地揭示自己民族隐秘的伤口者，使许多同胞对她心怀怨恨，而遭至长期的政治围剿。她本来可以象罗曼·罗兰那样，把自己的一些对人类历史、如对苏联的真实认识，拖延至晚年发表，把犹太领袖与纳粹合作问题作为内部讨论。但她从不后悔自己的近似“冷酷”的作法，仅管众叛亲离，她也坚持犹太领袖没有回避追问和质疑的豁免权！维护真实，正视历史真相，超越个人利害得失。她坚信，不愿意直面真相而是懦弱回避的民族，历史的悲剧早晚必将重演！汉娜是个左拉式的知识分子，敢于触动民族集体伤㾗和神圣的民族群体价值。言行独立而毫不含糊！茉莉性格中有一部分同汉娜类似，使这个敢犯众怒者与自己同胞中一般庸常之辈迥然相异，也使那些自视居高临下的“著名”者对她为之恼怒和不容！在这个意义上，茉莉也是一个她所认同的货真价实的“汉娜·阿伦特”，甚至是一个当代女性中左拉的女儿和精神传人！她与许多人相比较，就很容易发现那些人太假、而他们的“假”正反衬出茉莉难能可贵并令人从深心尊重而信服的“真”！！茉莉以一份真正的热诚面对人与事，她永远在不断发现问题、追究问题，挑战人们习以为常的思维方式、心理习惯和公众价值准则，由此她的言行不仅如利刃般锋利，也颇具真知灼见和创造性，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精神的妩媚！这种妩媚的全部含义就是：真诚至高无上！既不欺骗自己，也不欺骗他人！坦承如不懂畏惧、羞怯和拘谨为何物的无遮无拦的天空。一个来自南方的辛辣的辣妹，来自湖南的不讲情面的姑奶。茉莉所认同并出现在她笔下的人，几乎都可以视为另一个人的她自己。如印度女作家、操着印度土语的语言登上英国文学殿堂的阿伦德哈蒂·罗伊，作品表达的是印度底层生活的真实。当阿伦德哈蒂·罗伊了解到政府修建水库计划将对环保造成巨大的破坏并给人民带来灾难时，立即投入抵制修建水库的“拯救那嘛达河运动”（NBA）。她不仅向NBA捐献了她获得的一笔文学奖金，而且身体力行地参与了NBA组织的抗议活动。并为此出书、演说和加入游行示威队伍。如果茉莉面对中国大陆的三峡工程，也许她也会象阿伦德哈蒂·罗伊一样与戴晴们一道，挺身而出站在反对者的前沿，无惧于被人们哪怕视为眼中钉。南非作家库切，也受到茉莉注目。库切是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不象戈默迪和安德烈·布林克一样从现实政治角度揭露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残酷，而是从美学和哲学的角度去剖析和否定这一制度。他的人物不是战斗在反抗前沿的黑人和白人男女，而是“非英雄”一类的边缘人物。南非是黑人也是白人的精神炼狱，没有人能过一种有人性的正常生活。这是库切从流血的现实中所揭示的悲剧。整个南非仿佛一个巨大的黑暗的“行刑室”，所有人都受到有形和无形的“行刑”。不是死在行刑室中，就是浑身烙下伤㾗或在监禁中自杀。无人能救助这些受害者，唯有作家的良心拒绝对此视而不见。但他们也只能在关闭的行刑室的门外守候，想象里面的情形，却不得入内亲自目睹血腥的真相。酷刑，对南非作家而言，已经成了一种黑色迷恋。滥用暴力对个人肉体进行摧残，其目的在于：即使不毁灭你，也要掐灭和摧毁你心灵中的微弱的抵抗之光！“抵抗历史”是库切内在良心的指令，却不是任何政党的权力指令。库切是一位象鲁迅一样的自由战士，倍受茉莉尊敬！

瑞典有许多来自土耳其、伊拉克和伊朗的库德族流亡者，其中库德流亡作家买买德，曾出现在茉莉的笔下。买买德是一个以自己地下出版的小说《光明如爱，黑暗如死》和散文集《言论前线》被土耳其当局指控犯有“煽动分裂”罪行的人。2002年，因土耳其当局传唤，买买德勇敢地回到土耳其伊斯坦堡受审，为此引起整个瑞典和欧盟国家注意。瑞典甚至还成立了一个“援助买买德委员会”，派出代表团去土耳其现场观察和监督此案的审理。终于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买买德被宣判无罪。买买德的遭遇使茉莉想起因言论自由而获罪的中国同胞和维护本民族语言文化的西藏人。茉莉视支持因言论自由而入狱者、为他们不停顿地呼吁和声援为自己义不容辞的天职。她也向我们介绍了新任国际笔会主席、捷克著名作家吉利——格鲁沙（JIRI GRUSA），这是一位曾参加过“布拉格之春”运动者，他同哈维尔等人曾一起创立过地下文学刊物《面孔》，被查禁；再度创立《笔记》，也被禁毁。他的代表作《调查表》最初只在布拉格地下出版社出版了19本，并被以“扰乱社会秩序罪”被投入监狱。就是这么一位在极权制度下坚持抗争、作品被禁止出版、人也因写作失去自由的作家，愿意出任国际笔会主席，为全世界作家争取和维护言论和写作自由，茉莉感到是国际笔会的幸事、也是格鲁沙本人的最佳选择。

在寥若晨星的穆斯林诺贝尔奖得主中，有一位是埃及作家马尔福兹，另一位是穆斯林女性希林·艾巴迪。前者是文学奖获得者，后者是和平奖女得主。庄严的红地毯铺展在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穆斯林女性脚下，是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向东方的穆斯林世界友好地伸出的手。这只手也是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奥勒·丹伯乐特·麦加斯向希林·艾巴迪伸出的手。它们握在一起了。但一个穆斯林妇女竟违犯伊斯兰教规揭下自己的头巾、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并同一个不是自己丈夫的男人握手，这在穆斯林世界是绝不允许的。在德黑兰的伊斯兰什叶派宗教领袖看来，这简直是一种羞耻！不少流亡北欧的伊朗难民也对艾巴迪表示不满，一些穆斯林极端分子甚至扬言要杀死艾巴迪，因为这个女人居然接受了基督教文化背景的诺贝尔奖！居然面对整个世界宣称自己是个穆斯林，也同时支持民主和人权，伊斯兰教与人权观念包括妇女儿童权利并行不悖。她是伊朗人，是伟大的居鲁士大帝的后裔，在精神上继承的正是古代波斯国王居鲁士的宗教宽容精神……她的声音刺激也惹恼了德黑兰的权势者而不得他们的宽恕。艾巴迪是个长期受到威胁却无惧威胁存在的人。但面对世界各地的热烈反响、这位长期批评穆斯林国家以宗教名义践踏人权的女性，此刻渴盼的却是有更多的祝贺来自自己的祖国，来自蔑视女性的伊朗宗教政权的执政者。

艾巴迪在获知自己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不禁流下了眼泪。她曾拭着泪说世界终于听到了伊朗人民渴望人权、民主和和平的心声。当她这样说时，我感觉这位伊朗女性的背后站着中国的丁子霖、张先玲、苏冰娴们，而她们背后也站着茉莉和她的同时代姐妹。我相信她们也希望发出同样的声音、表达同样的渴求：中国人民渴望世界听到他们对自由、民主和人权的呼吁！茉莉所做的事只有极少数的人在持之以恒地在做，也只有极少数的人视同自己生命的事业一样在做。她做得比那些自视拥有“政治资源”却缺少民间认同的人更无私、更不着意于引人注目甚至更好！她一以贯之地在做，少了一份趾高气昂、盛气凌人，多了一份不声不响、不表白不咋呼！当然这位坚强的女性也会落泪，为人性的弱点和道义的失落，但却绝不会为莫名的孤立、冷漠、伤害和攻击落泪，在这种情况下茉莉绝对是面对面地对峙，针锋相对，绝不退缩！她的语言词汇里不懂得什么叫做含糊和圆滑、也不懂得什么叫做折中或无原则妥协。只有黑白分明、一个钉子一个眼的文字和声音！别人避开的问题她偏盯住、别人躲着的盘算她偏挑明。从来是凡事长驱直入、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风格！惹人嫌、惹人厌也惹人恨！她轻蔑海外的一些华人对专制者的阿谀与奉承；也痛心中国大陆一般老百姓对权势者的服从和趋炎附势。这是人类普遍的弱点。“成者为王败为寇”，全世界无所不在。希特勒纳粹德国如此；斯大林和毛泽东如此；前萨达姆时代不经审判就随意杀人的政权也

作者：安魂曲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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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一封不错的情书。。。 -- 安魂曲 - (113 Byte) 2004-5-29 周六, 上午5:05 (117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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