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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也被软禁了。

dck

加入时间: 2004/04/02
文章: 2801

经验值: 4649

标题: 刘晓波也被软禁了。 (267 reads) 时间: 2004-5-28 周五, 上午3:20

作者：dck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刘晓波也被软禁了。

刘晓波谈六四意义

(美国之音记者莉雅报导) 1989年发生的震惊中外的“六四事件”已经过去十五年了。人们在纪念六四的同时，也对当年的这场运动进行了反思。这次事件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 (博讯 boxun.com)

*六四“幕后黑手”*

1980年代末，在学运开始的时候，在北京师范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刘晓波是该校中文系的教师。他在学运开始之前因为对大陆知识界及人文思潮持全面批判态度而被视为“反叛青年”。学运开始之后，刘晓波提前结束了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回到北京，投身到学运之中，被当局称为“幕后黑手”。他也是6月2号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天安门四君子”之一。六四之后，刘晓波被关押了二十一个月，随后又因为组织纪念六四周年活动和发表有关宣言而被拘禁和劳教三年。他的“民族虚无主义”与方励之的“全盘西化”以及苏晓康等人在“河殇”中提出的蓝色文明理论被中共高层称为六四事件的三大思想根源。

*访谈时电话被掐断*

在“六四”十五周年即将来临之际，刘晓波在北京的家中接受了美国之音的电话采访。他首先针对有关六四事件是因为学生的过激行为导致政府采取高压手段来对付学运的说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需要说明的是，在访谈过程中，我们的电话线至少两次被掐断，录音的质量也很差。

*政府应对六四血案负主要责任*

刘晓波说：“回头看这件事，第一点就是说，从这种法律的角度讲，或是从道义的角度讲，六四这件事情最后以悲惨的血案告终，主要责任是在政府身上。政府肯定不能用这种全副武装的军队对付手无寸铁的市民和学生，而且学生的示威请愿活动，都是以和平的方式，他们的要求也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主要是两项诉求，反腐败和争民主嘛。”

*知识精英做得不好*

刘晓波说，青年学生和市民在这场运动中表现得很好，一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动员，同时也能使这么大规模的街头运动保持和平和理性。他认为做得不好的是精英这部份人。他说：“知识精英表现在三方面的匮乏。一个是经验不足。是突然起来的嘛，也没有谁组织。突然间学生就起来了。突发事件的经验不足。另外一个就是说，他的思想资源也不足。你要是回过头来，看看当时这些六四精英发表的宣言、文章、口号，我今天看起来是有一种汗颜的感觉。第三个方面就是，经验不足就导致操作这种民间街头运动的技巧方面都有很大的缺陷，没有更好的跟学生组织，包括学生、市民进行更好的协调。”

*精英阶层道义勇气不足*

刘晓波著重批评精英阶层在道义勇气上的不足。他说：“在运动高潮期，大家都纷纷出来，声援学生也好，直接加入运动也好。但是一当大恐怖降临的时候，首先逃跑的都是这些精英。而且你从六四死难者的名单中，你也能看到，那些惨死在街头屠杀的，没有这些六四的风云人物，甚至连受点什么重伤的都没有。死伤者基本上都是普通的学生和市民。这就是一个非常惊人的对比吧。”

*六四使政权道义合法性急剧流失*

对于六四事件不但没有促进中国的民主发展，反而使民主出现倒退的说法，刘晓波说，从高层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层面上来看，六四事件之后，由于改革派被完全清洗，导致当时可能开始的政治改革的势头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后来基本上就停顿下来了。但他认为，以鲜血为代价的六四还是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他说：“积极的成果，从反面来说，就是使大陆的百姓知道了这个政权的本质是什么。换句话说，就是使这个政权的道义合法性急剧流失。”

刘晓波说，邓小平为了弥补政权的合法性，也为了挽救他作为改革者的个人声誉，他在六四之后很快就启动了经济改革，在政治上进行封闭的时候，更大限度的放开经济改革的措施。那些在六四事件中表现不佳的知识精英也因为当局对他们采取的收买策略而受惠。

*六四带来“半吊子自由”*

这种经济改革也扩大了中国人在非政治领域的个人自由空间。刘晓波说，如果没有六四，中国人不可能获得在婚姻、旅行、户籍管制等方面这些所谓的“半吊子自由”。当局在扩大公民个人自由空间的同时，也在不断调整意识形态。

他说：“比如说，邓小平92年提出来‘三个有利’，有利于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利于综合国力，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后来，江泽民又提出‘三个代表’，现在胡温又提出来‘新三民主义’，同时也把这种人权概念第一次写进宪法。我觉得这都是它不断在六四持续的压力下所做出的调整。”

*六四导致民间维权意识觉醒*

刘晓波认为，六四事件最为重要的一个正面遗产在于它导致了民间维权意识的觉醒。他说：“这个你可以对比79年民主墙的时候。当时，魏京生这些人被镇压之后，民主墙在北京甚至在高层都得到肯定的情况下，那时候，中国的整个状态，不说万马齐喑吧，也没有听到关注民主墙这些被陷入冤狱的人的声音。那么六四以后就不一样了。六四之后，民间持续地要求为六四平反、关注文字狱案件、政治案件的声音持续不断。”

刘晓波认为，六四之后，这些民间的压力，特别是六四之后诞生的“天安门母亲”这个群体要求还原历史真相、寻求正义的努力，使中国形成了“权力在官府，道义在民间’的大格局，而且这种民间的推动力对中国改革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六四引起国际社会关注中国人权*

刘晓波说，在国际方面，六四事件引起了整个国际社会对中共政权敌视民主、敌视自由、敌视人权的关注，从而开启了国际间对中国展开的人权外交。正是这种国内外的压力，促使中共当局对六四事件的提法做出了调整。

*袒露心路历程*

刘晓波对民主信念的追求导致他几次入狱，出狱之后被剥夺了著作权。他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选择呢？刘晓波向美国之音讲述了自己的心路历程。

他说：“从八十年代开始，最初的出发点是非常个人化的。在中国的这种体制下，要想做一个有思想的人，诚实的人，就会产生冲突。那么，一旦产生冲突，你就会有一个选择。你是为了捍卫你作为一个诚实的人、有尊严的人的立场呢，你还是向这个体制屈服、出卖自己的尊严，说假话？在这一点上，我的出发点是，争取吧，尽管做得不太好，力争做一个有尊严、诚实的人。另外，六四以后，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自己感到特别沉重，特别是想起那些死难者，那些亡灵以及那些亡灵的亲属、母亲，自己有一副比较愧疚的心理。就是说，这些亡灵一天得不到公正的对待，我的良心就会一天不安。”

经济危机将诱发中国民主变革?

(大纪元记者吴雪儿报导)今年「六四」主题是「平反六四还政于民」，相信这与近几个月来港人在争取民主路上的经历息息相关。八九年，中国学生在民主运动中所提出的要求没有实现，然而十五年后，港人因去年「七一」游行后所引发的政制改革诉求，竟与当年学生的诉求出奇地相似。有学者分析，中国发展到今天的局面，是「六四」后北京当局在政策上改变所导致；也因为这些改变，经济危机而不是经济发展，将成为中国政制变革为民主的诱因。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及行政学系教授吴国光日前出席一个「六四」研讨会时表示，在悼念「六四」第十五个年头，中国的民主化未见有起色，是时候应该认真的反省，不单是要搞清楚「六四」发生了甚么事情，还要回顾十五年来发生了甚么事情。

*「六四」成政策改变主因

吴国光说，中国政治十五年来变化不大，仍然是「一党专政」，但同时也有出现大的变化，否则共产党也不可能长期维持「一党专制」。而导致这些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六四事件」，也就是「六四」逻辑：「经济收买、政治打压」。

吴国光指「六四」让共产党看到农民富起来不管用，若城市人不满意就很可怕，所以在「六四」后，北京当局马上实施收买精英和城市人的政策，钱就是这么多，如果给了城市人，当然农民就再次陷入贫困的境地。

他续说，收买政策形成了所谓专制资本主义，那就是要与官员有良好关系，才能保证赚钱，否则再聪明，以十倍、百倍的努力也赚不到钱。这就是资本主义依靠专制政权在中国发展，但反过来专制政权也依靠资本主义。

吴国光说：「共产党现在也是四个字『老子有钱』，美国、香港、台湾不服，我有钱你能怎么样！也就是它是靠经济发展来维护它的『一党专制』，经济发展的好处都去了官僚、与官僚互相勾结的资本家，还有为官僚体制辩护的知识分子。」

*农民被推到绝对贫困

随著社会精英和城市居民被收买，社会的鸿沟在扩大。吴国光分析，当初中国的改革是以农民获得好处为主要特点。现在从《中国农民调查》一书看到农民这么苦，原因为何？七十年代未期，中国改革是农民首先得到了人身自由，开始能够有种地的自主权，开始改善他们的经济条件。因为「六四」之后的收买政策，农民进入不只是相对贫困，而是绝对贫困的状况。城市的下岗工人还好一点，但大庆、辽阳等地的下岗工人贫穷情况就严重得多。同样是拆迁户，如果是小城市的拆迁户就得不到任何赔偿；首都北京虽然也有被强迫拆迁的居民，也有自杀表达抗议，但是总得来说北京的拆迁户还可以得到一点赔偿。

吴国光指这种社会鸿沟进一步拉大，不是使中国进一步现代化，而是进一步第三世界化。第三世界的特点就是城市的现代化发展与落后的广大乡村地区之间的鸿沟非常大。

吴国光说：「中国近代发展的另一特色是共产党与国际社会的密切关系，现在是血肉相连。」中国成了外国资本家的「乐园」，中共也不愿牺牲任何与外国资本的密切连系。

收买政策、社会阶层之间的鸿沟以及经济走向国际化等三个因素，吴国光认为对中国民主化的前景有非常大的影响。在这种经济发展的特点和结构下，不是经济发展而是经济危机，会为中国带来民主。

*经济危机将带动民主

他说，其实任何危机都可能改善中国的政治，但中国最根本的危机是经济的危机。经济危机一旦出现，现政权的所有合法性都会破产。「现在（中共）为甚么干那么多坏事，大家还说：你让我有钱赚就行，没钱赚就没人理你。」经济危机如果来临，中国民主化契机就来临。

然而，若不是经济发展而是经济危机所引起的民主化，就会使社会产生震荡。既然是社会震荡，那就意味著下层民众广泛的不满，引起了民主化，而不是上层的恩赐。

吴国光认为，目前在中国的体制内推动民主化已经很困难，因此香港在社会运动和民间组织的角色比以前更重要。工人要求权力的运动，如果要成功，就要有组织，这不一定要成立一个组织，只要大家互相联系，或是西方概念的公民社会，是自发性的组织。

他认为，支联会是一个最好的典范，这也是为甚么北京政府这么仇恨支联会，因为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民间自下而上，自发的一个公民社会组织，它的目的是争取中国民主化。如果有这样的组织在国内充分的发展，即使社会出现震荡，中国也不会混乱。他更说：「我觉得中国经济危机出现的时间不会太长就会来到，我们得做好准备来迎接这一天，可能马上就会出现。」

*「六四」逻辑延伸到香港

另外，吴国光又提到这种「六四」逻辑——「经济收买、政治打压」——现在已经来到香港。

在政治方面，中央不断打压港人争取民主：去年因为特区政府要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引发了「七一」五十万人上街游行，最后二十三条被搁置，而香港也出现了政改的诉求。

去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的区议会选举，亲中政党「民建联」等更惨败，以致前民建联主席曾钰成在选举翌日引咎辞职；中央一直都没有表态。

不过，十日后，即去年十二月四日，中国官方新华社发表了一篇访问内地四名法律专家兼《基本法》权威人士包括萧蔚云等的文章。文中特别提到，四人一致认为若有人以为香港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怎么改，完全是特区内部事务，应由港人自己决定，「这是一种误解」。在处理香港政治体制时，首先要注意的，就是「不能损害『一国』」。

*引邓言论触爱国骂战

《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政制专题小组委员萧蔚云，今年一月专程来港出席一个研讨会时强调，行政长官普选可以是二○四几年，也可以是二○三几年，但绝不是二○○七年。二月九日，香港政务司司长曾荫权带领政制发展专责小组到北京与「四大护法」萧蔚云、许崇德、邵天任及夏勇等内地法律专家，举行座谈会。在政制小组回港当天，中央发表文章，引述已故国家领导人邓小平的说法，指管治香港应以「爱国者」为主体，随之引发了爱国论战。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四月二日至六日的会议上，就《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中，有关○七年以后行政长官及立法会议员产生办法的条文作出解释。「释法」草案，明确指出「（香港政治体制）是否需要修改和如何修改，决定权在中央」。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乔晓阳强调，行政长官谘询香港社会各阶层有关政改的意见后，应该向中央提交相关报告，再由中央政府决定是否启动修改程序。他更强调，释法可助推动香港民主发展。

*十天内释法再加否决

释法后十天，即四月十六日，行政长官董建华未谘询公众，便匆匆向中央提交报告，报告附加九项修改选举办法的考虑因素，在立法会议员推动政改议案上，增设重重关卡。报告遭民主党主席杨森批评，指「董九条」「如同由特区政府再次释法」。不过，尽管董建华提交了报告，在四月二十六日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中，否决了港人○七、○八双普选的诉求。

反观经济方面，去年七月一日，中央与特区政府签订了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接著是放宽内地人到香港旅游的「自由行」政策。神州五号去年升空，中国第一位太空人杨利伟返回地球不久，香港成为他首个访问的中国城市。这些都是中央对港人的收买政策。

虽然否决了双普选，但中央对香港在政治打压方面并未因此而松懈，五月四日香港「名嘴」郑经翰宣布「封咪」，九天后另一「名嘴」黄毓民也突然宣布「封咪」，而本来代替郑经翰主持《风波里的茶杯》电台节目的李鹏飞，也在五月十九日宣布停止主持该节目。三人均称受到政治压力及对自身与家人的人身安全感到忧虑，郑经翰和黄毓民也因为人身安全理由，而决定不出席立法会就事件进行的□讯。

*统战部长访港作游说

正当香港陷入一片风声鹤泪之际，中央又突然批准一级国宝「佛指舍利」于五月二十五日来港作十天的展出。随同佛指舍利一起到港的，是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她在香港除主持佛指舍利展出的开幕礼外，还会见了社会各界人士，包括宗教领袖如香港天主教教区主教陈日君，以及「《基本法》第四十五条关注组」成员、前大律师公会主席梁家杰，但民主党成员却未被安排接见。

刘延东访港首天就表示，只要贯彻「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甚么问题都可讨论；香港有立法会议员和商界人士也纷纷出来和应刘的讲话。政协常委、亚洲电视台行政总裁陈永棋呼吁各党派，不要做偏激的行动，否则会损害香港的利益。政协委员、长实副主席李泽钜说，刘延东的讲话是鼓励港人。「民建联」立法会员叶国谦说，刘延东对香港有期望，特别是她讲到求「一国」的不同，存「两制」的大异的说法，值得港人深思。

「封咪」事件的压抑、严峻，与「佛指舍利」展现的祥和、庄严两种截然不同的气氛，也是很「中共」的作风──中共在秘密审问政治犯时，喜欢首先让被囚人士感受恐怖气氛，像身边的人都不可以相信，然后「变脸」，摆出一副和善的面容，与被捕人士进行对话，让对方感到如果不答应要求的话，可能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十五年前「六四」学生的诉求：「惩治官倒、清除腐败、要求新闻自由、建立权力制衡机制」和今天港人的民主诉求是何其相似，在这个关口上，港人会否被收买，经济危机会否来临或是何时来临，都将会成为世界舞台的焦点。◇(

曾慶紅弟、妹升任軍中要職: 曾慶源、曾慶洋、曾海生皆官拜少將

【中央社香港廿七日電】消息指出，中國國家副主席曾慶紅胞弟曾慶源日前升任解放軍空軍後勤部政委、空軍黨委委員；曾慶紅另個胞弟曾慶洋則調任軍事科學院科研指導部部長，胞妹曾海生升任總參管理保障部政委。三人皆官拜少將。

綜合香港明報報導，曾慶紅的大弟曾慶淮是中國文化部駐香港特派員；二弟曾慶洋原為軍事科學院團級幹部，後升軍制研究部部長，三弟曾慶源原為空軍指揮學院中校，妹妹曾海生原是解放軍檔案館館長、總參辦公廳副主任，近年職務都升遷。

中国时报：台情治部门长期介入海外民运

中国时报五月二十八日王绰中特稿指出，中国大陆海外民运与台湾情治部门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一九八二年。当时大陆着名异议人士王炳章在纽约与大陆留学生宦国苍、梁恒等人一起创办「中国之春」杂志，开始在留学生和华侨中宣传民主理念，引起台湾情报局（后改名为军情局）重视。情报局派人与王炳章取得联系，王也派了私人代表宁嘉晨到台湾洽商合作事宜。据中共国安系统所掌握的国安局密件显示，情报局在上报安全局核准后，决定与「中国之春」采取秘密方式合作，目标为开展大陆反共民主运动。情报局还特别成立「移山专案」，每月资助「中国之春」三万美元。一九八三年五月，情报局派出翁衍庆（化名翁远书）赴美，负责联系指导，对内职务是情报局美东工作组组长。是年底，王炳章等筹组海外第一个民运组织「中国民联」，王炳章当选主席。情报局每年向民联和「中国之春」提供六十万美元的经费，王炳章本人每月领取一千美元的津贴。

据台湾前情报局官员披露，一九八四年十月发生「江南事件」后，在美引起轩然大波，情报局改编为军情局，相关情报工作人员陆续撤离，与海外民运组织的合作，经当时国安会秘书长汪道渊、文工会主任宋楚瑜、安全局长汪敬煦、军情局长卢光义等商议，并奉报蒋经国总统核定，一九八五年十二月起转由文工会接办，实际仍由军情局策划。

一九八七年五月，王炳章试图在台湾发展，甚至有在台湾组党的意图，军情局暗中运用民联内部力量予以制衡，并且停止金援，直到一九八八年初，「中国民联」召开「三大」，胡平担任主席，王炳章改任常委。国安局密件即披露：「王炳章表示希望将组织移到台湾来发展，我方不同意，因为我方对民运支援之目标系为中国之民主化，且若该组织返回台湾，反生后遗症。」，胡平就职后，军情局与其建立直接联系管道，代号为「文正专家」。一九八九年一月，王炳章被罢免常委职务，自组「中国民主党」，王、胡公开决裂。

一九八九年发生「六四」事件，海外民运的声势大振，外逃的北京学运领袖和曾在中共政府任职的自由派官员，如陈一谘、严家其、万润南等人，在法国巴黎成立「民主中国阵线」，影响力盖过「民联」，但台湾情治部门希望将海外民运组织统合起来。一九九三年，「民联」与「民阵」合并，成立「中国民主联合阵线」，徐邦泰当选主席，但为争权和捐款，发生严重内斗，而且蔓延到台湾，安全局、军情局、陆委会、国民党海工会都收到不少请愿信和告密信。最后民运组织一分为三，台湾方面决定，由国安局和军情局分别予以资助。

这些民运领袖大多数都是文革世代，斗争性强，互不服气，以致海外民运内部山头林立。一九九四年六月，胡家麒接掌军情局第四任局长，因政策转变胡将这股力量转化为搜集大陆情报的工具，于是军情局下各单位争相插手海外民运，支援不同派系。扁政府吁不要「中了中国的计」

台湾总统府秘书长苏贞昌5月27日表示，中国官方刻意释出大陆民运人士被台湾收买的讯息，相关单位早就否认了，而且中国方面本来就是刻意要放话制造混乱的，现在跟着炒作的话只会中了中国大陆的计。

而国安局27日上午举行记者会，严正否认媒体有关培植民运人士从事间谍工作的报导，国安局副局长黄磊表示，中国大陆一直要把民运份子和台独份子联在一起，想要降低民运人士对中共国内的影响力，这次更用移花接木和伪造的方法，透过媒体污蔑国安局。

东森新闻报报导说，从中国方面传出所谓国安局和大陆海外民运人士联系的极机密文件，在对岸经由大陆国安部门向台湾媒体曝光，这些密件内容显示4年来执政的民进党政府有所谓扶植杨建利、王丹等大陆民运人士，筹组海外反对北京势力的政策，但相关单位强烈否认。

行政院长游锡坤27日与媒体茶叙时表示，「我们不干涉任何国家的内政，但关心任何国家的民主发展」。被点名与民运人士接触的新闻局长林佳龙则说，这是黑函、「相当粗糙、错误百出」，以现在人民的知识程度，想以这种造假的公文影响视听，是不能获得社会大众认同。

中央社引述林佳龙表示，六四天安门事件十五周年将届，中共政权因六四周年即将来临而如临大敌，把很多不相干的人与事拉在一起，企图抹黑很多民运人士，包括抹黑台湾的民主发展，令人感到遗憾。

林佳龙指出，他来自学术界，长期做中国大陆研究，与中国的学者或民运人士本来就有往来，他在美国耶鲁念书时就与哈佛的王丹、哥伦比亚的王军涛有很多交流，黑函中所说的与事实有很大出入。

国安局指出，近年来，北京将大陆民运份子与台独、藏独、疆独及法轮功份子并列「五毒」，视为冲击大陆国家安全、危害政局的最不利因素，并列为全力打击的首要敌人，北京指称台湾支助大陆民运人士等情均属栽赃伎俩。

国安局答覆记者询问时指出，中共栽赃、诬指的例子很多，如去年诬指台湾支持法轮功、对大陆进行盖台，乃至释给台湾媒体伪造的机密文件等，均是中共恶意栽赃台湾的伎俩。

国安局主管官员指出，「六四天门事件」十五周年将届，大陆内部兴起要求平反六四声浪，中共担忧对内部「维稳」将产生冲击，意图藉诬指大陆民运份子为台湾工作、强化大陆民运份子与台独合谋等栽赃手法，罗织大陆民运份子背叛中共祖国的「敌特份子」罪名，北京希望削弱大陆民运份子对大陆民众的影响力，全力防堵内部要求平反六四声浪。

中国国家安全部宣称获取一批台湾国安局的机密文件，文件详载台湾当局近4年来联系海外中国民运人士的过程，指控台湾当局金援中国民运人士进行情搜工作。前国安局长丁渝洲表示，这份文件真实性相当可疑。

根据报导，扁政府在2000年5月20日上台之后，由于意识型态不同，国安局与军情局双双停止与中国民运人士的金援、资助，不过，情治单位仍未停止利用中国民运人士的动作，并开始拉拢王丹与王军涛等知名度高的民运人士。

台湾国安局相当重视「二王」王丹、王军涛，并由海基会秘书长颜万进与国安会谘询委员林佳龙成立专案负责，之后林佳龙出任行政院发言人，由苏进强接手。

机密文件指出，扁政府是在2001年9月11日的波士顿会议，与「二王」正式碰头，台湾派颜万进与中研院政治研究所学者徐斯俭，民运人士则有王丹、陈小平、吴稼祥、中国的刘军宁、中央国家机关团委书记张祖桦和香港的卢四清，这份文件也由前国安局长丁渝洲签名批示。

就在「六四天安门事件」15周年的前夕，中国公布这批台湾国安局的机密文件，引发台湾情治单位一阵哗然，纷纷质疑这份文件的真实性，被指明批示该文件的丁渝洲表示，当时他早已转任国安会秘书长，根本不可能批示该签呈；颜万进也说，这份国安局签呈绝对是假文件，动机可疑。

在中国颇具影响力的民运领袖王丹则认为，这完全是子虚乌有的指控，动机想把海外、中国民运团体打成「台谍」，他也澄清，他虽然他曾多次来访台湾，但并未接受台湾政府的金援，也与台湾国安局没有任何接触，中国有关部门在此时接露这份资料，动机十分可议。

对此，中国外交部官员27日不愿进一步表态评论，发言人刘建超强调相关问题应该向国家安全部门，而非外交部门询问。

刘建超27日出席例行记者，在被记者问到有关民运人士变成台谍的消息时，回避有关询问。刘建超在例行记者会被问到对此事看法时，仅多次表示应向国家安全部门询问，其余则不愿多谈。

团结起来，坚决揭露、粉碎中国共产党政府破坏悼念“六四”十五周年活动的阴谋——有关中国共产党政府构陷王丹、王军涛的声明

（2004年5月27日）

徐文立

十五年前的六月四日，以邓小平、江泽民、李鹏为首的专制统治集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北京悍然动用坦克、机关枪，之后又动用各级专制机构残酷地屠杀、迫害全国的爱国学生和北京、上海等地市民。

“六四”是我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大的政治惨案，也是二十世纪人类社会罕见的政治屠杀。

这一切，昭昭在目，不容中国共产党政府和它的统治集团、它的情治机构、它的帮闲文人抵赖和否认。

这是最基本的历史事实，这是不需要任何高深理论就可以认识的最基本的历史常识。

然而，邓、江、李的继承人胡锦涛、温家宝二位先生却不想承认这个最基本的历史事实，也不想认识这个最基本的历史常识，大大地辜负了善良的人们对他们的期待。

每年的“六四”是天安门母亲、有良知的中国人最悲痛的日子，然而也是中国共产党统治集团最恐惧的日子。

今年“六四”时逢十五周年，天安门母亲、海内外一切有良知的中国人自然要用一切形式悼念那些为了追求自由、民主、人权而死难的爱国学生和各地市民。这就使得中国共产党统治集团更加的恐惧，今年的清明节前，他们就毫无人性地拘捕了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张先玲、黄金平，妄图阻挠“六四”十五周年纪念活动序幕的展开，最近又变本加厉地限制丁子霖等天安门母亲群体和各地异议人士的行动自由。他们为了实现在海外破坏悼念“六四”十五周年和海外民运组织的阴谋，近日又抛出了构陷王丹、王军涛的政治陷害案，并把这个政治构陷扩大到了国内自由知识分子的群体，一箭双雕。这充分证明，他们长远的目标是更想一举摧残已成长多年、被他们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国内的自由知识分子的群体和散落在全国各地的维权活动。

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中国共产党新的统治集团这次在构陷王丹、王军涛一案中，他们再次祭起了“政治资金”这面破旗。

有关“政治资金”这件事，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没有资格对别人说三道四的政党。

在此，我想请问胡锦涛、温家宝二位先生在谈论“政治资金”这个问题的时候，敢不敢先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交代清楚：当年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接受第三国际、联共（布）的“政治资金”成立你们这个党的；后来又是怎样长期地接受这些外国的“政治资金”，在中国搞武装割据的。

在此，我还想请问胡温二位先生敢不敢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交代清楚：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那支“光荣的359旅”是怎样种鸦片和卖鸦片来进行所谓的“抗日”的。

…………

当然，需要胡温二位先生向世人解释清楚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多。

我相信，胡温二位先生既没有这个资格，也没有这个胆量就上述问题做出解释和说明。但是，我请二位至少不要再继续作恶，在不能为“六四”这个头号惨案，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谢罪的时候，至少放弃迫害天安门母亲、社会良心和放弃破坏悼念“六四”十五周年活动和海外民运组织的卑劣行径。

最近以来的行径，只能说明胡温非但要辜负人民对他们的善良期待，而且要赤裸裸地表白他们将继续“六四”的屠杀，继续实行邓、江、李未完成的杀戮，决心把自己和中国共产党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现在，王丹、王军涛先生已经就中国共产党政府构陷王丹、王军涛案，发表了郑重的“十点声明”。王丹、王军涛先生公开表示愿意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就“政治资金”一事与中国共产党政府对质，不知胡温二位先生能否接受王丹、王军涛先生的“挑战”。

我相信，通过这一事件，海内外的中国政治反对派会更加团结，并成为忠诚的政治反对派。忠诚的政治反对派，就是在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决不妥协、在大是大非面前决不退缩的政治反对派，是为最广大民众服务的永远的政治反对派。

朋友们，让我们团结起来，以在世界各地成功举办“六四”十五周年的实际行动，来揭露和粉碎中国共产党政府妄图破坏悼念“六四”十五周年的活动和继续迫害海内外政治反对派的一切阴谋诡计和卑劣行径。

刘晓波也被软禁了。

中国著名艾滋活动人士胡佳5月27日对美联社说，当局为阻止他同一个预定28日访问河南农村的美国代表团见面，将其软禁。胡佳透露，上周末开始，警方便对其在北京的家实施24小时监控，总有至少6-7警察。他说，星期一他准备出门时，被警察挡住，“他们抓住我的脖子，用肘不让我走”。胡佳表示，他一直希望28日同访问河南上蔡县一个艾滋病村庄的美国代表团见面。美国使馆证实一个美国代表团将访问河南，但拒绝提供详情。

http://www.worldjournal.com/news_pics/tn99167340301_40301002.jpg北京天安門廣場旁，三名婦女大聲抗議，指稱當局未能完整調查她們親人死亡或殘廢的案件。（美聯社）

坐落在河南平頂山市區的體育場今日喜氣洋洋，彩旗飄帶隨處可見，長長的紅底橫幅上面「熱烈歡迎世劉會代表」的大字分外耀目。來自世界各地的千餘「劉氏」後裔今日將相聚於此，共話「兄弟情深」。劉姓乃中國第四大姓，總人口約八千萬人。劉氏後人遍佈世界各地，特別是在東南亞大多成立有劉氏宗親會等民間組織，以文化和經濟活動為主要內容，定期開展活動。自首屆世界劉氏聯誼大會於1997年召開以來，馬來西亞、中國徐州、泰國分別承辦了前三屆大會，並獲得來自世界各地的劉氏宗親的積極響應。劉氏大姓「根在魯山」，本屆的聯誼大會劉氏兄弟姐妹終於回「家」了。(中新社)

作者：dck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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