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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美国之音专访笔伐中宣部的北大学者焦国标   
dck






加入时间: 2004/04/02
文章: 2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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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美国之音专访笔伐中宣部的北大学者焦国标 (280 reads)      时间: 2004-5-25 周二, 上午10:56

作者:dck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美国之音专访笔伐中宣部的北大学者焦国标

(歌篮 北京报导)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焦国标今年3月在中文网上发表了《讨伐中宣部》的文章,引起了中国内外的关注。记者最近在北大采访了焦国标。

*高产杂文作家*

41岁的焦国标,生于河南杞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在河南大学修完中国文学学士和古代汉语硕士后,再取得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博士。焦国标以多产杂文闻名中国文坛,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也是“写着杂文进北大”。焦国标说,最多产的时候,一年他发表超过两百篇杂文,有时夜里气愤辗转睡不着,他就起床写。不过他承认,《讨伐中宣部》的文章,引起的反响最大,他的处境被疑虑,国际传媒也纷纷采访了他。以下是5月份我在北京大学采访焦国标有关发表《讨伐中宣部》的对话:

*写作背景*

歌篮:您发表了《讨伐中宣部》这篇文章以后,特别引起了国际传媒的关注,那么您发表这篇文章的背景是什么?

焦国标:我过去做传媒,做报纸的记者和编辑,后来又给报刊写稿子,所以他们有什么情况我知道,这是一个大的总体背景。小的具体背景是去年冬天搞了一个新闻监督方面的研讨会,在会上大家对一些现存的新闻管理方面非理性的,可能就是对管理人此时此刻有点好处的,比如说他接受人家贿赂了,他就封杀某一个报道,大家很愤慨,所以就促发我写这篇文章。

*焦国标之师听美国之音介绍此文*

歌篮:那么这篇文章在国内的反响怎么样呢?

焦国标:我所接触到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的了,各种行当,各种类型、角色的人几乎都知道了,包括我高中老师退休多少年,80多岁了,听到美国之音播这篇文章,他还对我说呢。比如非常偏远的农民,辽宁的农民,犄角旮旯的一个农民,给我写了封信说“转达我的敬意、问候”,诸如此类的。比如像广西啊什么地方给我寄来明信片说,“中宣部的掘墓人!”哈哈......“声援焦国标教授!”类似的很多。

*人同此心?*

歌篮:那么反响里面支持的多呢,还是批评的多呢?

焦国标:到目前为止,我直接听到的批评没有。但是我相信会有人说这个文章本身的不足,我想可能是表达方式上,比如说太激动啦、不够理性呵,但是中宣部应该批,我想是全民共识,全世界的共识,没有什么异议的。中宣部本身,包括一些老部长,有一次吃饭时,老头还给我敬一杯酒呢,前部长。

歌篮:在您发表文章以后?

焦国标:对。因为他在中宣部工作过几年,他就觉得中宣部是有很大的余地要改。还有我知道的一些中宣部的中层的司局级干部,他们都肯定这一点。

*中宣部未直接施压*

歌篮:但是您还是受到了一些压力,是不是?

焦国标:嗯,这些压力也不能算什么具体的压力。比如领导找谈话呀什么的,他也是出于一种......这事外界都这么大,领导不知道也说不过去,收徒有责嘛,万一出点什么事,对吧?于公于私都是不好的,所以他们也有这样的考虑。至于说来自于中宣部直接的压力倒没有。

*不认账的骚扰电话*

歌篮:您有没有感觉到被跟踪或者被盯梢什么的?

焦国标:被跟踪没有,被盯梢也没有。只是有骚扰电话。

歌篮:骚扰电话?

焦国标:嗯,挺烦的。

歌篮:但是骚扰电话,您怎么知道跟这事有关呢?

焦国标:是这件事以后才出现的,过去没有,从来也没有过。比如今天上午我上课,连着打了18个电话,就打我这个手机,我就把它写到黑板上,学生现场就打,打了以后有一个人说他是刷小广告的,他说不是他。就现场嘛,怎么不是他呢!我的想法是他受委托的,或受人雇用的。

歌篮:学生怎么说?

焦国标:学生说,“太过分了,公民的权利哪儿有啊”之类的。嗯,晚上、早上也都有。

*谁敢伤害蒋彦永?*

至少到现在为止,焦国标说他一切如常,就是生活上昼夜遭电话骚扰。我想起了去年中国萨斯病爆发后,一名中国医生蒋彦永写信给美国的电视台,披露了中国萨斯病疫情,免于萨斯病后来更广泛蔓延。蒋彦永医生今年又写了一封给中国总理温家宝的公开信,说平反89年六四,对中国只会好,不会乱。蒋彦永医生似乎至今也依旧太平。

歌篮: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您对蒋彦永医生写的信,他现在人暂时还是安全的。那么您觉得他的安全是当然的吗?

焦国标:我觉得他当然是安全的,现在没有谁有胆量去伤害他。

歌篮:为什么呢?

焦国标:他没有错。我觉得现在不是关于......特别是类似的问题上讲,不是一个有没有错的人就可以随意加害给他一个错,不是那个时候了,我觉得。当然了,这是特殊的人士,如果一个乡长要加一个农民的错,那是很容易的。

*安全感和退路*

歌篮:换句话说,您觉得您也应该是比较安全的?

焦国标:呵,我感觉到还是安全的。

焦国标说,他每年学校放假时,都回河南帮老家务农。他在文章里说,他信守良知,不怕什么,了不起不就是回家当农民吗。


戴高乐机场和中国国家大剧院

亚洲时报5月24日冯良撰文:法国巴黎戴高乐机场发生屋顶坍塌事故,造成4人死亡。巧合的是,位于北京的中国国家大剧院,和戴高乐机场都是出于同一设计师手笔;惹起不少争议的国家大剧院又多了一个讨论话题。

据新华网报道,当地时间23日早晨7点左右,法国巴黎北部夏尔.戴高乐机场发生屋顶坍塌事故,造成4人死亡,其中两人为中国公民。

巧合的是,位于北京的中国国家大剧院和戴高乐机场的设计都是出于同一建筑师安德鲁手笔。

继三峡大坝之后,中国国家大剧院是中国的又一个跨世纪重大工程,也是争议最大的建设项目之一。它由法国人设计,去年7月定案,据说还是由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拍板敲定。但是,设计方案公布之后,中国国内立刻哗然一片。

现年66岁的安德鲁是巴黎机场公司的首席建筑师,年仅29岁时便设计了巴黎戴高乐机场候机大楼。在中国,上海浦东新机场就是由安德鲁设计,而新建的广州体育馆也是他的作品。但是,与这些建筑所不同的是,北京国家大剧院设计方案引起了广泛的争议,甚至招致尖锐的批评。

安氏设计方案所引起的非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它被指“毫无中国特色”;二是与天安门广场四周的建筑群不协调。因此,在方案公布之后,指责之声不绝于耳,很多人甚至给它起了几个不雅的“绰号”,称其为什么“水蒸蛋”、“大零蛋”、“大坟墓”等等。

尽管如此,中国有关当局还是力排众议,工程在2000年4月如期破土。支持安氏设计的人认为,不论是外观,还是结构布局,安德鲁的设计在全世界都堪称别具匠心、独一无二。据指出,安氏的风格不仅新颖浪漫,而且大胆创新,“整体构思极为超前”。

但是,来自各方面的强烈质疑和批评并没有就此结束。2000年6月10日,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在北京召开大会期间,49名院士联名上书当时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主席和当时的中国总理朱镕基总理,要求重新论证安德鲁的设计方案。他们在信中声称:安氏方案有九大缺陷,其中包括:“造价超一流,功能二三流;形式主义;设计不合理;外型与周边环境不协调”。他们甚至尖锐地指出,这一方案“严重脱离中国实际,无视中国传统文化,违背建筑基本规律,甚至有悖于基本的科学常识”。

2000年6月19日,中国各地的100多名建筑专家也联名致函中央领导人,提出了类似意见。他们认为,以安氏方案建造的大剧院“将成为国际舆论的笑柄”,“连他们自己都会受到后人的指摘”。

在一片反对声中,中国国务院建设部派遣一个专门小组前往广州、上海和北京三地,向当地的建筑名家举办说明会,邀请他们提出改进建议。2000年7月11日,广州《羊城晚报》甚至传出了“国家大剧院已经停工”的消息。

不过,有关工程后来仍继续进行。中新社在2003年2月18日报道,国家大剧院戏剧场工程实现结构封顶,整个工程预计2004年竣工。

更有趣的是,中国有官场耳语声称该剧院是一位国家领导人为了一位歌星而拍板兴建的。这个消息无从获得证实,但就为国家大剧院加添了一层政治色彩。

似乎是为了辟谣,中新社24日立即发布了图片故事,指出“国家大剧院穹顶安装工程进展顺利”。



六四前夕佛诞来临 《金刚经》照出中共丑恶嘴脸

今年五月二十六日(阴历四月初八) ,是东亚地区传说中的“佛诞日” ,意即佛祖释迦牟尼的诞辰 。中共当局以其在香港的两只走狗——《大公报》和“凤凰卫视”的名义 ,准备将在陕西扶风法门寺供奉的文物——佛指舍利 ,送到香港去供奉十天 。那末 ,在六四大屠杀即将迎来十五周年纪年日的今天 ,此举背后有何玄机 ??港人对佛教圣物和佛法本身的向往 ,是否正中中共下怀呢 ??

首先 ,何谓舍利 ? 此系古印度的梵语音译 ,指死者火化后的剩余骨烬 。说白了 ,就是盒子里面装的骨灰 。传说 ,佛门的高僧大德们在遗体火化后能留下形色各异的舍利。舍利常被视为僧尼们修行有成就的表征。高僧大德迁化后留下舍利﹐往往更能增强信徒对他们的信仰。

由此 ,舍利便有了神乎其神的色采 。曾有科学家进行研究﹐结果证明了舍利只不过是人体内的“结石”﹐是因为出家人常年茹素﹐多吃豆制品等﹐因钙质沉淀﹐积聚而产生的。这未尝不是见仁见智的说法。

抛开舍利本身 ,和大家谈谈这次大张旗鼓的“香江瞻礼”活动 。我在闲来无事时 ,也很喜欢涉猎诸子百家 ,以此做为消遣 。当中也包括一些佛教经典 ,给我影响最大的 ,便是释迦亲口传授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金刚经》是最早的般若经典 ,经名意为此经有无坚不摧之功能 ,比喻智慧能断烦恼 。全经共分32品 ,其中第五品《如理实见分》和第二十六品里释迦牟尼说的一首偈语 ,历来被佛家弟子奉为座右铭 。从它们中间 ,可给我们那些启示呢 ?请看 :

如理实见分第五

‘须菩提(1)!于意云何?可以身相见如来不?’‘不也,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何以故?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佛告须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如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

[白话文是 :“须菩提 ,你认为可不可以凭具体的身相来见到如来佛呢 ?”“不可以 ,世尊 。不可以凭身相来见如来 。”“为什末呢 ?”“因为佛所说的身相 ,也就是非身相 。”佛告诉须菩提:“凡是一切有形有相的身相 ,都是虚妄不真的 。如果能把各种身相都看成非身相,你就见到如来的法身了 。”]

第26品的偈子是 :

若以色见我, 以音声求我,

是人行邪道,

不能见如来.

[ 白话文是 :若有人通过表面的形象来试图看见我 ,通过能听见的声音来试图追寻我 ,那些人是在走邪门歪道 ,绝对见不到佛的法身 。]

说到这里 ,问题出来了:既然佛祖释迦牟尼亲口说过“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如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 和“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那麽为什末中共还偏偏要把有形有相的所谓“佛指舍利” ,大老远的从陕西空运到香港 ,让港人争相“瞻仰 ”?? 在《金刚经》最后一品里,释迦还说过一首我们都耳熟能详的偈子,那就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那末 ,请问中共 ,“佛指舍利”算不算“有为法”之一 ? “佛指舍利”是不是也“如梦幻泡影”?“佛指舍利”是不是也免不了落得个“如露亦如电”的结局 ,终有一天要化为灰烬 ,随风飘逝 ?如果答案肯定的话 ,那为什末要港人劳民伤财地去迎接一根臭指骨 ??

让我们回过头来 ,看前不久发生的一起严重火灾 。

浙江海宁大火,拜佛香火所致 [RFA] 2004-02-16

综合消息,中国南北两地15号都发生重大火灾事故,除了吉林市中百商厦的火灾事故外,浙江海宁也发生重大火灾,造成40人死亡,死者大部分为老年妇女。据美联社引述当地官方的消息报道,海宁市黄湾镇五丰村及周边地区的村民求神拜佛的香火引燃了村民们自行搭建的草棚子。美联社引述当地一位村民的话说,草棚子是几个月前搭建的,因为原来的砖结构房屋被当地政府拆除。目前,浙江省公安厅已经逮捕了当地迷信活动的主持者。 回忆一下佛学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 ,除去儒,道两家对其思想精华的利用之外 ,大半的佛教徒不是都落到迷信,节欲,愚昧,神通的泥坑中去了吗 ?报载,1999年春节,武汉归元寺门前香火纸几乎酿成灾难,每日要用卡车往外拉残香剩火。这与其说是佛教的兴盛,不如说是对佛学的讽刺。

在释迦经文中一再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而信众却大都迷恋于顶礼膜拜,烧香磕头,求神问卦……这个历史的责任应该由什麽人来负 ? 综上所述 ,独裁统治者们只是把佛教当成了箝制思想 ,愚弄民众的工具 ,根本就不允许老百姓深入探究其中的思想内涵 。

其实,此“佛指舍利”在“文革”期间险遭中共红卫兵付之一炬 ,是寺内僧侣不惜牺牲生命才得以保存至今的。由此可见 ,六四前夕 ,中共请“舍利”赴港瞻礼 ,其目的无非是为了在最大限度上讨好港人 ,分散港人在“双普选”遭人大否决上的注意力 ,以利于其阻止在六四和即将到来的七一期间 ,港人爆发更大规模的民主诉求活动 。因此 ,“佛指舍利”带给香港的绝不会是什麽安定和繁荣 ,而只能是中共在本港更深一步的独裁专制统治 !!! 香港人 ,你们要有慧眼啊 !!

注释:(1)须菩提 ,释迦牟尼的弟子之一


“沈崇事件”当事人44年后才敢揭露: 我没被强奸

稍微上了点年纪的人都还记得"12.9"学生运动的肇因“沈崇事件”,当时闹得全世界都知道。帮共产党搞乱了人心,搞乱了社会,赶走了美军,打败了老蒋。1946年中共在北京编导了“沈崇事件”,当年中共为阻止国军剿共,破坏中美邦交,煽动学生民众反政府制造动乱,曾制造出北京大学女学生沈崇“惨遭”两名美国大兵轮奸的新闻,大肆宣扬与鼓噪,一时群情激愤,平津京沪一带的学生立即走上街头,进而掀起“反政府”,“反饥饿”,“反内战”的示威运动。更发动罢课、罢工、罢市,尤其是反美的风潮,久久不息。

结果中共取得政权后不久,即招认“沈崇事件”子虚乌有,并传出一个叫人哭笑不得的说法,说当年爱出风头的沈崇为了出名才制造了这件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丑闻,天晓得,一个未嫁的姑娘再爱出风头也没有用糟蹋自己的清白来出名的,中共从来都是用伤害别人来掩盖自己的罪行的。

沈崇稍后嫁与画家丁聪为妻,1990年代初,沈崇已移民美国,在事情发生44年后才敢对外澄清这次“受辱事件”,乃当年中共为了“革命的需要”而一手编导的。

共党成立80年来,为了“革命的需要”不知编导了多少已为人知和不为人知的可耻事件,法轮功事件就是江泽民、罗干花大力气编造的最卑鄙、流毒最广的冤案。

纸里包不住火,连中共在1946年导演的丑闻都揭露出来了,近两年干的恶事就更不能瞒天过海了。


中国经济神话之破产

郑义(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

近来,胡锦涛温家宝两位中国实权人物十分难得地说了两句实话,向全世界揭破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危机。第一句是:“中国经济已经出现泡沫化,已经出现了危机和严重的通货膨胀倾向,中国政府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来挽救中国经济。”第二句是:“大陆经济问题不是简单的经济改革问题,根本上是结构问题和政治体制问题。”——特别是后一句话,实在是说到点儿上了。只可惜说得太晚了!

核心问题是中国经济“过热”(也就是“高速增长”)背后的政治秘密。

中国经济学界对中国的“高速增长”早有定论,即:得不偿失。中国的科学研究、技术设备、经济效益等等,几乎是样样不如人家,凭什幺增长速度超过了人家?不就是不计成本,加大原材料、资金、劳动力的投入吗?因此,中国政府和官方经济学界虽然在公开宣传中对高速增长沾沾自喜,一会儿是“世界第一”,一会儿是多少年就要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私下里却不断要求控制速度。他们早就明白,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式的高速增长不是好事而是中国经济的不治之症,是灾难。因此,他们并非一味追求高速,而仅仅要求“适当的”高速:速度太高,成本受不了;速度不高,“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无从体现,且失业激增政权不稳;于是乎,控制增长速度就成了中央政府不可稍有疏忽的要务。

怪就怪在速度不那么好控制。用经济学家们的话来说,就是:“提高效益年年讲,年年落空;控制速度处处提,处处失控。”所谓“经济过热”,就是指这种失控状态。形象地说,在中国,“经济过热”就如同春风野火,稍不留意,就成燎原之势。由于产权关系不合理,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自身利益与经济效益之间没有形成正常的对应关系;评价地方官员和企业主管能力与政绩的标准仍然是产值,他们的利益仍然和产值的高速增长成正比。只要这种情况得不到根本改变,不计效益的高速增长就永远有难以遏制的动力。当然,这一轮“过热”又上了一层台阶,是直接冲进银行抢钱了。这个问题两句话说不清,下次再谈。

那末,中央政府为什幺也在一定程度上追求“高速增长”呢?——他们要用“高速增长”来换取政权合法性。——经过多年摸索,政府和经济学界认为只有维持(统计意义上的)8%以上的高速增长,才能缓解新增劳动力就业压力和维持繁荣的景像。中国现政府的统治权既非人民通过选举直接授予,亦非依血统传承,只有不惜代价维持经济繁荣,用高收入、高福利来换取民众的支持,所谓“花钱买稳定”。经济学家们其实是深谙其中奥妙的:“为什么一定要达到8%?经济学家说是为了保证就业,维持信心。……(事实上)经济增长速度长期以来已成为我国政权合法性的主要源泉。”(杨帆)就这样,8%增长率又成了“死守必保”的“生命线”。

几年前,我在《中国之毁灭——中国生态崩溃紧急报告》一书中算过一笔大帐:上世纪末,为了追求“高速增长”,中国每年所投入所破坏的资源与生态环境,用生态经济学的方法折算为货币,大约在年均20万亿人民币以上。简略地说,中国每年的毛收入(GNP),还不及投入总成本的1/3。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或民族也在干这种自杀性的赔本买卖吗?没有,除了中国,一家也没有!

为了维持一个政权的统治,我们所付出的成本是否过于高昂?

在当代史中,为了民族的生存,或为了统治者个人的权欲与专断,我们都曾经付出过惨重代价。除抗战与内战找不到估算数字,其他重大损失为:

“抗美援朝”战争损失约1 000亿人民币;

“大跃进”直接经济损失约1 200亿人民币;

“文革”动乱十年经济损失约5 000亿人民币;

“三线建设”十几年损失约6 000亿人民币。

——有哪一次战乱哪一次浩劫比得上今天我们在和平日子里所支付的资源与生态代价?

——无论怎样计算,本世纪前八、九十年因战乱、灾变和统治者一意孤行而付出的代价之总和,都大大低于后十来年因“高速增长”而付出的资源与生态代价,甚至低于近期每一年所付出的资源与生态代价。

令人倍感沉痛的是,为生产“合法性”这种极少数人需要的政治奢侈品而投入的高昂成本并非人民币、美元或黄金,而是我们民族的基本生存条件。




繁荣背后的贫困(1):相互矛盾的报告

(VOA 陈健 上海报道) 世界银行于5月25日到27日在中国上海召开第一次全球扶贫大会,讨论在世界范围内消除贫困的问题。世行官员表示,这次会议之所以选择在上海召开,是因为中国在扶贫方面非常成功,为其他国家做出了表率。然而观察人士指出,中国很多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在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背后,很多人仍然在贫困的深渊中挣扎。

*二十年四亿人脱贫世行惊讶*

在这次扶贫大会召开之际,不论是世界银行还是中国政府都大力报告中国在减少贫困方面取得的成就。中共官方媒介《上海日报》说:根据联合国制定的新世纪扶贫计划,到2015年全球的贫困人口要减少一半,可是中国现在就已经提前十多年实现了这个所谓的“千年发展目标”,因为过去二十多年来,中国政府解决了两亿两千万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使全国的绝对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万减少到三千万。中国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外联络司司长吴忠表示,中国在消灭贫困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不但使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摆脱了贫困,也增强了联合国在全球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信心。

世界银行对中国的扶贫成果更是赞誉有加。世行在上海发表的中国扶贫案例报告中指出,自从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贫困现象就急剧消失。按照世界银行规定的每天收入一美元的贫困标准,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中国的贫困人口从四亿九千万减少到了八千八百万,贫困人口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1981年的百分之四十九降低到目前的百分之六点九。世界银行解释道,如果按照中国政府规定的每天二十美分的贫困线,中国的贫困人口从两亿多减少到不足三千万,这仍然是个伟大的进步。

世界银行副行长傅兰妮·洛捷女士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感到惊讶的是中国如何把贫困人口从几亿人减少到几千万人。而且只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我们对学习中国的这个经验很感兴趣。”

*虚幻难掩严峻现实*

就在中国共产党的官方喉舌以及世界银行对中国扶贫的成功大唱赞歌的时候,一些学者却对中国不少地区贫困状况恶化和贫富悬殊加剧提出了警告。专家指出,据联合国统计,中国大陆目前百分之十八的人口每天的生活费不足一美元,也就是说,中国目前仍然有两亿三千五百万人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之下,而不是世行所说的八千八百万,更不是中国政府所夸耀的三千万。

安徽作家陈桂棣和春桃在对中国农村进行了长期深入的调查研究之后,发表了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根据陈桂棣和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过去二十年间,很多人都以为中国农民已经富得流油了。可是当他们深入到农村之后才发现,原先留存在他们印象中的一幅幅乡间风景画都不过是一些遥远而虚幻的田园牧歌,或者说,是过惯了城市浮躁生活的城里人对乡间的一种向往。而现实生活中的农村并非如此,或者说,农民眼中的农村并非如此,他们实际上活得很累、很沉重。

陈桂棣和春桃在安徽淮北平原上的一个村庄里,发现那里的许多农民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令人震惊。有一家农民,全家人用卖菜得来的五元钱就过了一个春节,生活的窘迫,甚至不如共产党刚刚夺取中国政权后的五十年代初。

有位农民掰着指头算了一笔帐,他说,刨去种子、化肥、灌溉、用机械种收和这税那费,假如小麦亩产上不到九百斤,这一年就等于白干。而淮北农村能够达到亩产九百斤小麦的,并不多见,可以收到八百斤就已经相当不错了,一般也只有六百斤,就是说,如今农民靠种地已难以为继,但他们仍然要承担多如牛毛的各种税费。安徽阜阳农民徐化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阜阳出产的农产品主要是大豆小麦。人均年收入大多是二百块钱、三百块钱,最多不会超过四百块钱。这还要在好年景,就是不减产、不歉收的年份。我们家有三口人、三亩地,拼死拼活,一年收入也只有一千块钱左右。”

*洛捷女士的结论站不住脚*

但是,世界银行副行长傅兰妮.洛捷女士却认为,中国大规模的贫困状况已经成为历史,目前的贫困只是个别问题。洛捷女士说:“中国现在正努力解决这些零星的贫困问题。这些零星的贫困点很难处理,因为它们大多分布在西部省份和偏远地区。”

然而根据陈桂棣和春桃的调查,世行副行长洛捷女士的结论似乎站不住脚,因为中国的贫困并不只是西部省份和偏远地区的零星问题,在经济发达的东部也随处可见,甚至触目惊心。陈桂棣和春桃指出,在著名的旅游胜地黄山,休宁县白际乡全乡两千一百八十人,贫困人口占到一千七百七十人,达到百分之八十一。可是,就在这样一个贫困的乡镇,因为乡村干部们搞浮夸,居然被上面认定已经脱贫,派下来的苛捐杂税,压得农民透不过气来,正象前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在给中国国务院的一封信中所说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陈桂棣和春桃还说,就连所谓“人间天堂”的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中洲镇,也富裕不到哪里去。

山东省青岛市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刘志扬教授也是一位长期关注中国贫困问题的学者。刘志扬教授告诉记者说:“中国农村的贫困状况非常严重。我在贵州省的黄果树旅游区走访了两个村子。据介绍这两个村子在贵州属于中等水平,可那里的贫困程度真够惨的了,仅仅是填饱肚子而已。家里几乎什么也没有,除了几件极为原始的简单家俱以外。其中一家有两间破房子,四口人,穿的是非常破烂。除了自己种的粮食自己吃以外,一家人每年的支出不到三百块钱。三百块钱,我们在那里跟当地官员吃一顿饭也得花三百块钱。这你就可以看出他们的贫困程度了。”

论胡温中央最高权力的体制——从“劳教”恶法被420名人大代表质疑仍不废除说起

晨海

一、虽有420名人大代表质疑,劳教的废除仍遥遥无期

2004年3月,在中共全国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在中国野蛮侵犯人权50年之久的“劳教”恶法,受到了全国人大代表的空前反对:共有13件议案质疑“劳动教养制度”,在这些议案上签名的全国人大代表人数达到420名,超过2984名人大代表的十分之一。

在中共历史上,第—次出现如此众多的全国人大代表站出来共同反对一项恶法!

众所周知,国内的全国人大代表均是被各地各级中共党委挑选出来的“忠诚可靠的举手人士”,只是为了保证在全国人大会上能出现“全部一致举手通过”的盛况!而现在竟有如此之多的人大代表一致要求改革“劳教”恶法,只能说明“劳教”之黑之恶,已到了连中共体制内的举手代表也容忍不下去的地步!

在全世界任何法制国家里,如有如此多的人大代表反对一项恶法,该恶法连一天也存活不下去!不仅会马上宣布废除,而且要追究有关制定、实施该恶法的当权者的—切责任! 可是在中国,这么多人大代表的呼声,却似乎连惊动—下胡温也没有?

只见中共媒体上简单地提了一句:“中国劳教制度面临重大变革 已列入人大五年立法规划 ”——细看其报道,才知道中共想另搞一个《违法行为矫治法》?原来是“劳教”一词太臭了,中共又想出一个《违法行为矫治法》新花样?“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违法行为矫治法》列入五年立法规划”可怜呀!在这个所谓的《违法行为矫治法》出台之前,劳教在中国仍是坚定不移的?!劳教要坚定站完最后一班岗?这班岗的时间又长达5年之久?

请注意,仅是五年立法规划——仅是规划而已?没有任何法定实施期限。所以,谁也不能保证5年后就一定能废除劳教,而以《违法行为矫治法》代之?

又请注意,这个所谓“立法规划”从来不向公众公布,究竟对劳教有什么改革?能否改掉劳教的一切黑暗面?5年内能否制定出来并实施?一切均是暗箱里操作,给全国人民一头雾水! 所以,准确的说,劳教黑暗的结束,在中国仍是遥遥无期!

二、全国人大大会被宪法定为“最高权力机构”,已是讲了五十多年的一句空话

全国人代大会,早被中共第一部宪法宣布为“全国最高权力机构”,至今最新版的宪法也是如此规定。 现在,这个最高权力机构废除不了一个恶法!其最高权力何在?

在一个号称“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却没有最高权威,岂不是天大的怪事? 其实,中国的最高权力体制,根本不是什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众所周知,1950--1976年,北京的中央权力体制是实行猴王制,即中共这个山头,或中国这个大山头,均是以毛为王,毛猴王的权力是绝对的。1977年--1997年,基本上以二猴王邓小平为王。

在这种以猴王为最高权力的体制里,一切以猴王为核心,一切以猴王的批示为准绳。只要毛猴王喜欢的,王洪文这只小猴子也可以爬上树;只要毛猴王厌恶的,就是刘少奇那只老猴子也得下台去死。邓矮猴子更是被毛猴王玩弄得“三上三下”!于是人大代表只有一件伟大的工作:向毛猴王山呼万岁!

显然,劳教恶法作为猴王统治中国的有力专政工具,在猴王时代是批评不得的,更不用说改革了!

而猴王体制的特征,就是猴王的—切错误罪行,在它在世时是不可能得到纠正清算的,只能等它自然死亡或意外死亡之后,才有可能改革。

现在两个猴王已死了,劳教恶法为什么还改不了?

毛邓是以武力打斗拼出来的猴王,理所当然实行猴王制;而江泽民、李鹏、朱镕基和胡温等人,明显地称不上王?也明显地缺乏猴王的绝对权威?他们也口口声声喊改革喊了近三十年了?

所以,大家会问:现在的中央最高权力体制仍是猴王制吗?或是什么体制了?为什么仍然改不了一个恶法? 这是值得好好研究一番的重要课题!

三、胡温现在的中央最高权力体制,实行死官僚制度

我初步体会:现在中国中央最高权力体制,仍保留猴王体制的成份与影子,例如江保留中央军委主席一职,便是明证;而胡温两人,长期是作为助手(胡主要任职是团中央书记,而团历来是党的助手)与秘书(温长期任办公厅主任,实际上是秘书头子而已)出身的,是中共官场的死官僚模子浇铸出来的标准官僚?应是实行死官僚体制? 例如, 劳教恶法改革的征求意见方案,据说在中央各个部之间踢皮球,已经转来转去转了几年,始终拍不了板。

拖到今年人大会议期间,看到有如此多的人大代表站出来反对劳教,民政部等几个部总算都赞成改了,偏偏一个公安部顶着、反对改掉劳教。

大家想一想,只有一个公安部反对,就可以不改恶法,这个中央是多么软弱又弱智呀?为什么胡温等人不带头表态呢?为什么仅仅批转绐有关部门研究并要他们先提出意见呢?这是怎样荒唐的中央权力体制? 我认为,这就是胡温实行死官僚体制的最典型例子。

死官僚体制,即只会讲一些毛邓等死去的死人的死主义死话,只会死守毛邓等死人留下的死官僚框框,只会干一些已与死人一起死去的“死改革”。

死官僚体制的最大特点,就是一切墨守旧规,一切公文旅行。最形象的说法,就是留声机在原地打转! 原来毛邓教育中共干部几十年,就是要求他们做好一部党内留声机! 例如去年胡温借毛猴王诞生一百年之机又重提猴王伟大的旧声?

例如江李朱胡温均将邓小平的打破职工铁饭碗(典型的例如:国营企业改制等,打破事业单位铁饭碗,而就是不敢说打破公务员金饭碗!)、又向人民多收费(典型的例如:教育医疗住房高收费)、又要扩大官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典型的例如给管理者高年薪、绐官商分配股份等)等胡作非为视为“改革开放”而坚持到底。

如此,毛邓猴王官场遗留下来的死官僚体制,由于胡温等人当过它的助手与秘书,更是得到继承和发扬光大。

在这种死官僚体制里,一切以官场稳定为主,谁(包括胡温)也不先表态提决策,一切让公文旅行兜圈子,表面上看似平民主作风?实际上是谁(包括胡温)也不敢负责任!

这种毫不长进、只守官场规矩的死官僚体制,只能造成邓比毛矮、江比邓还矮,胡比江又更矮的局面!也就是死官僚一代比一代差!

例如,毛当年批了李庆霖反映下乡知青无米之炊的信,不到几个月就对全国知青问题作了些改进;而李庆霖的信如到今天换让江李朱胡温批示,肯定是“请转某某部门”?如此一转而已?!从此不知下文!

例如1990年,面临海南等省的房产泡沫,朱镕基尚敢下重手绐予“瓮底抽薪”,使过高的房价得以降下来。而现在中国面临第二轮更大规模(己扩大波及上海北京等全国大中城市)的房产泡沫,温家宝却没有朱的魄力,仍在遮遮掩掩地说“宏观调控不能一刀切”?使高得离谱的房价至今降不下来?

结论:中央死官僚体制,让中国人民至今看不到真正改革开放的希望!




美国会批准与台进行高层军事交流

(VOA 黎堡 国会山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包括授权国防部与台湾军方展开高级别的军事培训和交流活动。

*05年国防授权法案获批准*

众议院星期四通过的2005年国防授权法案包括一项批准国防部跟台湾军方进行高层交流的修正案。

这项修正案的发起人、堪萨斯州众议员吉姆·莱恩说,美台军方高层交流项目将按照国防部的建议,把重点放在反潜作战、导弹防御和指挥控制系统等三个方面。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莱恩议员说,这种高层军事交流活动将有助于台湾提高自卫能力,同时增强台湾在必要的时候跟美军并肩作战的能力。

*美台军事交流正在加强*

众议院在过去几年中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案也包含类似的修正案。设在华盛顿的“台湾人公共关系协会”是努力推动众议院通过有关修正案的一个主要游说机构。这个协会的执行主任昆布劳说,美国与台湾的军事交流正在进一步增加,级别也在进一步提高。

昆布劳说:“我确实认为美台国防部官员之间的交流将会越来越容易,而且交流的级别会提高到最高层。”

*显示政治力量不具法律效力*

不过,美国前国防部部长办公室亚太事务特别助理德拉克·米切尔说,往年通过的有关增强美台高层军事交流的修正案并没有对华盛顿对台北的外交和国防政策产生很大的实质性变化,而这次也不例外。

米切尔说:“国会授权法案中使用的这些言辞并不会改变很多事情,因为这些言辞并不从法律上规定国防部一定要提高跟台湾的军事交流的规格,而是表达国会对这一问题的立场,因此这样的修正案多半显示的是一股政治力量,而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修正案最后内容将会稀释*

台湾人公共关系协会执行主任昆布劳也承认,过去众议院通过的这类修正案,虽然得到了国防部的支持,但往往会遭到国务院的反对,因此修正案往往会被参议院做很大的更改,最后才由总统签字,成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法案。

昆布劳说:“我担心,到最后,这项修正案的内容将会再次被冲淡。不过最后的文本中仍然会剩下一些相关的内容。我认为总统最终会在被冲淡很多的修正案上签字。”

*实质性交流不受法案影响*

目前在“安全及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担任资深研究员的米切尔说,美国国务院对过去众议院的有关修正案不予支持,是因为担心在法律上要求美国政府跟台湾进行高层军事交流可能会激怒北京、导致台海地区的不稳定,同时国务院也不希望看到众议院过多地介入政府的外交政策。不过,米切尔说,美台之间非正式的高层军事交流并没有因为这样的法案得不到通过而受到影响。

米切尔说:“毫无疑问,双方之间有很多实质性的交流,不仅有高层,也有非高层。而且在涉及作战方面的交流越来越多,涉及的层次也相当高。”

分析人士说,在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政府把美台军事交流的级别定在不超过上校或者国防部副助理部长的级别,但是布什政府希望提高美台军方交流的级别和范围。

陈水扁盼访华盛顿

台湾总统府在五月二十三日的声明中说,陈水扁总统希望在第二个总统任期内访问华盛顿,但是分析人士认为这肯定会激怒中国大陆。

陈水扁总统星期六晚间会见一个拥护台湾独立的美籍台湾学者团并发表讲话。台湾总统府在一份声明中引述陈水扁的话说,陈水扁衷心希望在第二个四年任期内有机会访问华盛顿,亲眼见证台湾人民同美国人民的诚挚友谊。事实上,陈水扁于2001年和2003年曾两度过境纽约。

*陈水扁访美会激怒中国*

但是,分析人士认为,如果陈水扁访问美国华盛顿肯定会激怒中国。台湾前总统李登辉于1995年访问纽约,成为近二十年以来首位进入美国境内的台湾总统,当时,中国就以数月的军事演习和导弹试射进行威胁。

*美国会非常谨慎*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中国观察员蔡玮认为,美国对陈水扁发出的访问华盛顿信号会非常谨慎,以免给中国大陆错误的信息。台湾南华大学国际研究院助理教授张新仪认为,台湾同中国大陆的关系在未来四年内仍然处在不稳定状态,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因此,错误判断和误解容易导致冲突。

到目前为止,台湾总统府和美国在台协会都没有对此发表评论。


中国的人口密度相比于日本和一些欧洲国家来说并不算大。但是中国是个人口分布很不均衡的国家,西部人烟稀少,虽然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日本的北海道住的人也很少,而面积很大;再比如我记得看到过英国的80%的人口都住在英格兰,而英格兰的面积可能还不到英国的一半。
我计算了几个中国东部一些省的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
河北:341,辽宁:282,江苏:693,安徽:437,湖北:310,江西,246,台湾:592。
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如果日本和一些欧洲国家人口不多的话,中国的人口也不多,即使在人口稠密的东部也是这样。中国的人口过多不过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谎言。
其实人均土地面积、人均耕地面积乃至人均资源对一个国家来说都不是最重要的,甚至可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的受教育水平,社会经济制度等等。中国现在比较穷的原因不是人口多,而是中国经过100多年的战乱造成底子比较薄,更重要的原因是什么,相信大家可以看的到。
中国有13亿人,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是实际上中国的人口过多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谎言。中国的人口密度并没有大家想当然以为的那么大。


作者:dck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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