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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汉不吃眼前亏的不抵抗将军张学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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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仰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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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好汉不吃眼前亏的不抵抗将军张学良】
徐仰药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张学良坚决执行不抵抗政策，将东三省大好河山拱手让与日本人，从此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大陆官方媒体及史学界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坚持认为张学良是个彻头彻尾的爱国主义者，由于身份地位所限而被迫执行蒋介石不许抵抗的反动命令，才导致后来东北沦陷国破家亡的惨重后果，这卖国不抵抗的黑锅实在是全拜蒋氏所赐。但若根据当时的政治结构和时事状况来分析一下的话，就会发现此说无论如何难以站住脚。最近媒体批露的《张学良生前口述实录》一文，也头一次借张学良之口一举推翻了这种错误的政治历史论观点。
◎“九一八”以前蒋﹑张的关系
中国近代史上的1928年，国民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北伐军得道多助、势如破竹，眼见着要铁臂合围兵迫京津。奉军见大势已去回天乏术，无奈之下仓皇出关直奔东北老家。6月4日晨，东北王张作霖的专列驶经沈阳皇姑屯附近的南满铁路桥洞时被炸（炸弹安放于铁路桥洞侧上端的钢梁上），张作霖因伤势过重一命呜呼，临终只留下一句话：“我这副臭皮囊算完了，叫小六子（张学良乳名）快回沈阳。”正在保定督师撤退的张学良闻讯后乔装潜回沈阳，从此开始执掌东北军政大权，时年刚满二十八岁。12月29日，张学良毅然决然摆脱日本方面的极力阻挠，以不改编奉军为条件和南京方面达成协议，通电宣布东北自是日起，“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从而完成了父亲张作霖生前的夙愿，即先“统二”后“统一”的“对等议和”理想。
张学良生于权门，养尊处优，是当时著名的“四大公子”之一。平时喜欢交际爱好广泛，跳舞、打网球、开飞机，以至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是个不折不扣的花花公子式纨绔子弟。张作霖一死犹如祸从天降，张学良精神上没有丝毫准备。虽然年将二十就出掌军旅，也曾带兵东挡西杀南征北战，但前有郭松龄主印后有杨宇霆牵引，自己玩心不改也落得个逍遥自在。如今父皇突遭变故晏驾归天，自个儿出头当这个家，端的是千头万绪摆在眼前，国难家仇交织一身。内有虎视眈眈的日本军阀在枕畔假寐，外有北伐军戎尘滚滚兵临城下。父亲留下的这份诺大家业，却成了担不起放不下的包袱累赘，此后乍喜乍悲命途多舛，险象环生欲罢不能，直到西安事变后送蒋回南京时踏上飞机那一刻才算释然。
张学良寿比南山不老松，与其一生得失荣辱发生过纠葛的人物，谁也活不过他。汉公老来神伤感慨系之，悲欢离合历历在目。但总结自己一生行止，唯一值得骄傲得意的事情也只有“东北易帜”一遭。用张学良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不这样做（指东北易帜），东北不是没有了？我跟日本合作我就是东北皇帝啊！日本人讲明了请我做皇帝，只要我不跟中央合作，日本人就会捧我帮我。”事实是凭东北军当时的实力，要想与如日中天的北伐军各霸一方分庭抗礼，势必要借凉于日本这株粗树。可一旦引狼入室则会“请神容易送神难”，东北皇帝的处境即便不会象后来溥仪那样如同牵线木偶般任人摆布，也终究好不到哪去。易帜却可以避免重蹈吴佩孚、孙传芳、张宗昌等北洋前辈兵败散伙的覆辙，与国民党进行政治妥协，不费一枪一弹而婉拒北伐军于关外，更不给日本人渗透染指东北事务的机会。名义上放弃对立归附中央，实际上却顺利继承了张作霖统治时期形成的东北独立王国。
在军事方面，东北不但兵马充足，还拥有当时第一流的现代化兵工厂，军饷完全靠东北各省的岁出而自给。东北政权本身有老牌的“东北讲武堂”等地方性军事教育机构来为张家军培养军犬。官兵的“东北人”意识浓厚，具有“吃张家饭”替张家卖命的封建忠义思想。在财政上，1930年度辽宁省岁收入6527万元，其中截留国家盐税收入占48%，统税收入也独自处理，可谓“肥水不流外人田”。据当时辽宁财政局长的证言，东北既不向中央财政部解款，中央也不接济东北财政，哥俩分家单过各起各的炉灶。在外交上，东北有独立的外交委员会料理自家官司。易帜之初张虽表示在外交问题上尊重中央的意见，然而1929年中东路事件之时，却认为中央处理此事件有损东北利益，并怀疑南京方面有借外交之名，行干涉东北内部问题之实。故在未得中央许可前，即擅自与苏联开始地方性交涉以求和平解决纠纷。这不是“统二”是什么？
张学良所持的政治理念实为“分治合作”。主张对外统一、拥护中央，而对内则采取分权主义，各地区独自处理其区内事务，但须互相合作。1928年8月9日，张学良对日本特使林权助说：“余之所愿与国民政府妥协者，盖欲完成中国统一，实行分治合作，以实现东三省一般人民之愿望。”北伐后，李石曾曾对此加以提倡并获各地实力派如桂系之欣然采纳，虽说有拥护地方割据之嫌，却颇类于美国州级政府高度自治的民主理念。中原大战时蒋介石与国民党内各地方实力派展开激烈内战，东北军因军事力量雄厚，各方均想方设法拉拢利诱。最终，一直坐山观虎袖手壁上的张学良以获得河北、察哈尔两省地盘为条件参战助蒋，反蒋阵营随之土崩瓦解。冯玉祥、阎西山通电下野归田，东北军雄赳赳气昂昂扛着大杆儿抢，兵不血刃地入主了中原。之后张学良以全国陆海空副总司令的身份访问南京时，与蒋介石协定“尔后以副司令资格统治黄河以北各省”，连整个北方也一并纳入囊中，成为与蒋介石平分天下的重要同盟。张学良后来回忆到这段往事还不禁踌躇满志地说道：“我常常自个儿说翻手做云，覆手做雨， 差不多三分天下，不能说有其二，有其一了。北方事都交给我了，管理那么多个省。我那时才二十八、二十九岁啊！”。得意忘形之态，溢于言表。
独裁欲望强烈如蒋介石者之所以肯与张学良结盟而分治天下，关键是由于南方“剿匪”形势的需要以及应付国民党内部倒蒋运动的压力，因此北方政治形势的安定和张学良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1931年蒋介石因“约法之争”非法监禁当时的立法院长胡汉民，引起朝野震动，举国哗然，中华大地一片捣酱（倒蒋）之声。在反对派死对头汪精卫主持下，依靠两广陈济棠、李宗仁的地方军事力量，形成了以新成立的广州国民政府与原南京国民政府对峙的局面。蒋介石耽心张学良受广州国民政府方面鼓动而背叛自己，随电令吴铁城向张转达，“再三熟虑结果，对张学良希望诚意合作”，期待张“以副司令及北方领袖资格，使北方十省渐次复于政治常轨”。蒋的意思是透露给张一个信息：愿意与其平起平坐，只要不站到敌人那边去为虎作伥，并不需要你必须表态或放弃中立出手帮忙。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出，南京与东北的关系即蒋张关系，形式上虽然为上下级关系，但实际却是相互平等的哥俩好同盟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蒋中央无法强迫张北方做他勉为其难的缺德事，即张学良本身对东北利益攸关的事情有决策方面的权限和能力，无需跟着蒋光头的指挥棒转。
◎两种不抵抗主义
“九一八”事变前，南京国民政府在名义上虽是中央政府，但实际上它并不能真正地控制全国各省及军队。国民党内的反蒋势力始终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南方的“共匪”们更是四处占山为王气焰嚣张，只等着国民党一旦与国外势力冲突或内部发生争执火并，就会毫不犹豫地跳出来在后院柴房泼油放火，以便趁火打劫坐收渔翁之利。蒋介石瞪着俩眼张开双手在中华民国这口大水缸前忙得个焦头烂额四脚朝天，按倒葫芦起来个瓢，要说多糟糕就有多糟糕。在这种情况下抗日，无异于让蒋介石跳黄浦江自绝于人民。“攘外必先安内”的蒋氏不抵抗主义就是在这种险恶的国内现实环境下产生的。张学良拥有对东北事务的决策权力，并不能任意为蒋介石所左右，两人的关系是平等的铁哥们关系。因此蒋氏“攘外必先安内”牌儿不抵抗主义无法影响和干扰张学良的所作所为，蒋中正要是想偷驴，张汉卿虽然流氓假仗义却也不肯傻乎乎地去拔那个木橛子。“九一八”张学良之所以不抵抗完全是出于自己利害关系的周密考虑。
张学良主政东北后，财政完全靠自给。连年的战乱使东北民生凋敝经济困窘，为了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和休养生息，不得不广开财源发展实业一切朝钱看，而铁路运输的收入是块不小的肥肉。为了发展经济增加税收降低国货成本需要修建自己的铁路，因此势必导致与控制东北铁路运输命脉的日本、苏联两大外国鬼子发生利益冲突。1928年，大（虎山）通（辽）、奉（天）海（龙）、吉（林）海（龙）三线全部通车，建筑葫芦岛新港的计划也正着手进行。1929年末，东北交通委员会制定了一个《建设东北铁路网计划》，准备在十年内修筑铁路10万公里，至少要修好“三大干线”，以便与日本控制的“两大干线”（南满铁路与吉会路）相对抗。大通等铁路的修筑和葫芦岛新港的建设，初步形成了东北自己的运输体系，对日本的“满铁”是个沉重的打击。据“满铁”自身统计，1931年比1929年货运每日减少5000—15000吨，客运每日减少一万人，当年所获利润比1928年减少3000万日元。日本人为此恨得牙根直痒痒，连老成持重以稳健随和著称的币原外相也绷不住劲要向日本驻外机关发出训令，命其设法阻止与满铁并行铁路的建设，并与东北当局进行严正交涉，小日本利欲熏心开始不讲理了。
关于东北铁路运输与苏联的利益冲突则更加尖锐直接。1929年底中苏因东北政府收回路权的“中东路事件”在边境大打出手，结果东北军方面惨败后妥协。中东铁路是沙俄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的情况下，利用三国干涉日本归还中国辽东半岛主权而诱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密约》后修建的。中东铁路西起满洲里，贯穿东北三省与俄境西伯利亚大铁路以及旅顺的租地成“T”字形相连。1905年日俄战争后，沙俄将中东路长春至旅顺口的南段让与日本，此即所谓的“南满铁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政府为了断绝白俄残留政权的经济来源，曾经宣布：“愿将中东铁路及帝俄政府夺取的一切矿产和企业无偿归还中国。” 后来又出尔反尔提起裤子不认账发表声明说：中东铁路应该中苏共管。理由是中东路是苏联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一部分，而且连接在其远东领土的两部分之间。北洋政府和张作霖虽然先后和苏俄达成临时共管协议，但实际上管理权始终攥在苏联人手中，中方从铁路中获得的实际利益可谓“微乎其微”。
张学良出于一时的民族热情以及东北经济利益的考虑，在谈判不能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决定动用武力强行收回中东路主权，先礼后兵也算仁至义尽了。结果苏俄军队并非纸老虎，比想象中要强大的多，在军事冲突失败的严酷现实面前，张学良不顾南京政府的意见，派出自己的代表团同苏联代表进行了和平谈判。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张学良的东北政权在外交决策上的独立性。这件事的教训使张学良联想起1905年日本在中国东北打败俄国人的日俄战争，东北军既然无力战胜曾经惨败于日本人之手的俄国军队，对日作战也就无异予以卵击石更加没有取胜的希望。这次冲突使张学良对东北军的作战实力自信全失，再加上同年暴露日本侵华野心的《田中奏折》被张学良的外交主任王家祯通过日本方面的关系获得，由此有别于蒋氏“攘外必先安内”牌儿不抵抗主义的张氏“好汉不吃眼前亏”牌儿不抵抗主义在张学良头脑中以及东北军内部开始形成了。
关于《田中奏折》的具体内容如今早已广为世人所知，其中最著名的部分就是那段：“欲征服支那，则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则必先征服支那。”贪心不足蛇吞象，小日本的胃口着实大得吓人。难怪有人会怀疑：日本人怎会疯狂到把这种痴人说梦般的妄想纳入方针国策的地步呢？国际史学界对于这份奏折的真伪问题依然争论不休。持奏折系出于政治目伪造而成之观点者理由是：王家祯通过日本方面联系人蔡智堪（台籍日本华人，与日本政界人士多有来往）得到的用半透明碳酸纸和铅笔蒙描而成的《田中奏折》非田中本人笔记，奏折呈递方式不符和惯例，奏折内容部分与史实不符如：“将田中访问菲律宾误为该问欧美"，"把已经去世的山县有朋等重臣仍写为健在"，“所提蒙古王爷之事并不存在"云云。持相反观点者认为日本后来在二战中的侵略行为实际上已经证明了奏折的真实性。之所以找不到奏折的原件的原因，倘不是日本人投降前自行销毁了，就是美军轰炸东京时被大火焚毁了。或者美国为了保住日本天皇的皇位，找到原件却秘而不宣，因为奏折无疑是天皇应属主要战犯的有力罪证。
《田中奏折》的真假问题这里先存而不论，重要的是张学良认为日本一旦对东北采取军事行动就是《田中奏折》上写的征服世界的狂梦开始发作之时，日本必然倾巢出动全力以赴，到时候东北军倘若抵抗的话就是以卵击石不自量力。结果不但无力阻止日本的侵略，反倒会白白葬送掉三十万东北军这笔祖传的血本。1931年7月2日，在吉林万宝山发生朝鲜垦民与中国当地农民的“造渠之争”，朝鲜在日本煽动下爆发大规模排华运动。东北吉林省当局的反应是：“因日方故意挑起事端，应采取消极态度以免给日本借口。”7月8日在北京养病的张学良电令东北当局：“对日寇应隐忍自重，基于和平手段，依据‘公理’。由东北政务委员会及吉林省政府负责解决事件。”张学良认为：若有冲突，将重蹈旅顺大连之覆辙，致使满蒙为日本人占领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所以我方应避免冲突。既然战争不可避免，也就只好能拖就拖，以不给对方发动战争的口食为善。
接下来的8月17日又发生了“中村大尉事件”。中村震太郎是在军事侦探中被兴安屯垦军关玉衡部捕获后就地处决的，事后关玉衡只向张学良报告了这件事，当时代办东北事务的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和辽宁省主西臧式毅并不了解此事。因此东北当局及各地媒体对中村事件持怀疑态度，认为纯属日本捏造，目的是为了有利于进行万宝山事件的善后谈判。后来日本满铁总裁内田康哉在巡回东北途中，曾赴沈阳拜访了臧式毅等人并提出警告说：日本少壮派军人已经要开始行动，以解决“满蒙悬案”问题，日本政府很可能制止不了军人的过激举动。同时日本国内的舆论压力已使日本政府的态度日趋强硬，满铁附近的关东军开始频频进行军事演习。张学良见形势不妙随即下令：“应速调查真相公正处理，以期缓和事态。”并指示荣臻：“沉着应付，勿使扩大，敌果挑衅，退避为上。”荣臻立即将此指示油印分发给各部队长官，使其周知并贯彻执行。
消极忍让是为了避免冲突扩大导致战争，并非是不抵抗主义的表现，因为战争虽然一触即发但还没有发生也就无从抵抗。可是看看九一八前东北军的兵力部署情况，对于张学良之不抵抗主义的对日政策也就一目了然了。据原东北军高级将领何柱国回忆，九一八前东北军在东三省的兵力除去中原大战后进驻关内和后来平定石友三叛乱而临时调入关内的三个旅外还有将近26万人。日本方面的统计有些出入，但兵力部署情况纪录详尽，分别是：从山海关到辽河的北宁路沿线有103000人的最大兵力，其次是辽宁省西北部21000人，中东路沿线3万人，吉林省中部有28000人，在东北中心沈阳只有17000人，与朝鲜接壤的东部国境线地带仅有6000人。这种兵力部署的意图很明显，调转屁股摆开姿势随时准备逃出关去，就等日本鬼子的发令枪响了。
张学良作为全国陆海空副总司令负责主持北方军政及东北边防，在北京治病多日却在危急关头迟迟不肯回东北坐镇，事变的当天还在陪赵四小姐看梅兰芳的“二尾子戏”。一干军政大员也纷纷善离职守去花天酒地，东北防务几成失控状态，情绪激动的关东军哪肯放过如此天赐良机。如果“九一八”事变真是关东军少壮派军官事先未得日本政府及军部授意即冒然出击一意孤行的话，张学良的“好汉不吃眼前亏”牌儿不抵抗主义导致错误判断而造成的战略危局，张本人实属罪责难逃,“不抵抗将军”的帽子也戴得是磁磁实实决非冤枉。
◎九一八事变之后再回首
侵占满蒙以此来拓展日本的生存空间，是日本国内经济危机及人口压力造成的必然结果，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不过是缩短了日本发动对华侵略的开始时间而已。总之，“九一八”不发生在1931年，也会发生在1937年。当时日中的关系形势是一方准备侵略，另一方准备反侵略，1931年时双方实际上战争准备都不够充分。中方更是因为国力悬殊以及内乱不止，直到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发动全面进攻时依然无法做好充分准备来抵御强敌。
张学良可能到日本投降前都始终相信“九一八”事变就是《田中奏折》上策划的日本全面发动战争武力吞并中国的开始，因此1932年的热河失守依然是张氏“好汉不吃眼前亏”牌儿不抵抗主义的体现。锦州沦陷后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同宋子文一同北上督促张学良率军抵抗。张学良推说粮饷不足士兵没有打仗的情绪，并且还理直气壮地对汪精卫说：“我张学良从来没让我部下去打地盘，利用我部下，我不想拿我部下的生命来换你的政治生命，这不是我张学良。”
最有趣的是张学良后来评价当时迫于各方压力而暂时下野的蒋介石时说：“你不干了，你还在干涉什么呢？不但干涉，你还照样下命令。你照样下命令，人家怎么干呢？你到底是干哪还是不干？所以这是蒋先生的错误。”而他自己面对汪精卫的指责和督促时却说：“我说蒋先生有信是让你跟我商量，如果蒋先生，军事委员会给我下命令，那我没法子，我就打，我非服从不可。但要我自己动，我不干。你中央是不是有所准备？你真要打？那我打，否则我不干。”气得汪精卫一怒之下回去就撂挑子不干了。
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源于自己的发明创造，而非得之于蒋介石，应该拥有自己的专利。张氏“好汉不吃眼前亏”牌儿不抵抗主义与蒋氏“攘外必先安内”牌儿不抵抗主义在“九一八”事变中不过是一拍即合达成默契而已。张没替任何人背黑锅，“不抵抗将军”的帽子是其自己抢过来戴在头上的。1931年11月20日，上海《时事新报》发表国民党元老马君武的感时诗两首：
第一首：
赵四风流朱五狂，
翩翩蝴蝶最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
那管东师入沈阳。
第二首：
告急军书夜半来，
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
更抱阿娇舞几回。
这两首诗对于“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惟妙惟肖的行为描写，恰恰真实生动地刻画了当时张学良基于自己总结出来的张氏不抵抗主义而在面对沈阳突发事件过程中的从容态度和潇洒风度。
◆本文部分参考书目及文章资料：
陈和修：《奉张时期和日伪时期的东北军工厂》，《文史资料》第25集。
关东军参谋部：《东三省支那军事调查》。
《国闻周报》第五卷。
《顾维军回忆录》
张同新：《国民党新军阀内战史略》
日本外务省档案：《密电情报关系一件》
王卓然：《张学良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东北地方史研究》
土田哲夫：《张学良与不抵抗政策》
荆有岩：《张学良执政时期东北华北的财经状况》
江口圭一：《日本帝国主义史论》
菊池桂晴：《中国民族运动的基本结构》
关玉衡：《中村事件始末》
陶菊隐：《张学良的前半生》
孙达声：《我所知道的张作霖和张学良》
《张作霖父子当权时对苏关系和中东路事件》，《文史资料选辑》
何柱国：《九一八事变前后》
洪钫：《九一八事变时的张学良》
李俊龙：《张学良在中原大战时的地位》
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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