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 :: 阅读主题 - 任诠：八九民运中的赵紫阳—

海纳百川

登录 \| 登录并检查站内短信 \| 个人设置	网站首页 \| 论坛首页 \| 博客 \| 搜索 \| 收藏夹 \| 帮助 \| 团队 \| 注册 \| RSS


	主题: 任诠：八九民运中的赵紫阳——纪念八九民运15周年（下）

海纳百川首页 -> 罕见奇谈

阅读上一个主题 :: 阅读下一个主题

作者

任诠：八九民运中的赵紫阳——纪念八九民运15周年（下）

安魂曲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12787

经验值: 0

标题: 任诠：八九民运中的赵紫阳——纪念八九民运15周年（下） (426 reads) 时间: 2004-5-22 周六, 下午11:06

作者：安魂曲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5）、会见戈尔巴乔夫

1989年5月16日晚，赵紫阳会见戈尔巴乔夫时，一上来就说到天安门广场的事“当然学生们把许多时想得很天真，以为他们喊喊口号，党和政府一天之内把他们的要求的问题都解决了。现在的问题是党和政府与青年学生之间，缺乏相互理解，我们不了解他们，他们也不了解我们。我们属于第二代，学生第四代，邓小平是第一代。”又说“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还说“一党制能保证民主发展吗？如果不能的话，就要提出多党制的问题。”继续说“要加强公民宪法的权力，要看到民主与法律结合的关系，法律依靠民主，民主依靠法律。中国知识分子对苏联改革很感兴趣，他们要我们学习你们的经验。”戈尔巴乔夫对赵紫阳讲话如此开放，感到惊呀！当时也想到这意味着中共权力斗争白热化了。赵紫阳在这次谈话中，进一步肯定了学生的爱国热情，认为八九民运发生是民主与法制的关系没有处理好，认识到民主发展的障碍在于一党专政问题。这次讲话比和亚行代表谈话更深刻了，说出了中国政治改革的首要任务是要建立多党制，为中国政治改革指出了方向。当然，赵紫阳在谈话中是想利用戈尔巴乔夫访华时机，造成国际影响，使八九民运的发展方向有利于政治改革。后来戈尔巴乔夫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大学研讨会上回忆说“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对人民实行无法忍受的独裁统治的共产主义。我的妻子在这方面坚定了我的信心，她有这种观点比我还早。我只有深居最高职位，才能为此有最大的作为。因此，我妻子要我不懈的努力往上爬。当我亲自认识了西方，我的决定就成了不可更改的了。我必须清除苏共和苏联的整个领导，我必须清除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世界没有共产主义会更美好。2000年以后世界将迎来和平与繁荣的时期，但是却有巨大的障碍阻碍着人类走向和平与富强，这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巨大的学潮时我在北京，当时看来中国的共产主义要垮台了。”“要是中国的共产主义垮台了，世界在走向和平和正义的道路上会前进得更远。”“我离开克里姆林宫时，上百名记者以为我会哭，因为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我消灭了苏联和所有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然而，阻挠人类在全世界实现自由理想的亚洲共产主义也应当被消灭。”（2001年《党史博览》羊夏《叛徒戈尔巴乔夫的自白》）

戈尔巴乔夫在中国学潮时，完全可以推迟访问，但他为了支持八九民运毅然访问中国，这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言行上，都推动了八九民运的发展，使中共保守派的联手苏联抵制美国西方的计划破产了，这也是邓小平让赵紫阳下台和下令屠杀学生、民众的一个重要原因。1989年5月13日上午，赵紫阳、扬尚昆到邓小平家，邓小平对他们说“天安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戈尔巴乔夫在北京访问，天安门一定要有秩序，要注意我们的国际影响，天安门如果乱噪噪，会成什么体统。”（张良著《六四真相》）5月16日，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扬尚昆说“像中苏会谈这样历史性的事情，使我们没有办法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欢迎仪式，而临时改在了飞机场，其中今天两次应该在人民大会堂谈的，被迫改在钓鱼台，原先规定了要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也没办法进行，这个在我们对外关系上讲，是非常坏的影响。”（同上）5月17日，在政治局常委会上，姚依林说“使我不明白的是昨天和戈尔巴乔夫会谈的时候，要把小平同志推出来，在现在这样的局势下讲这番话，无疑是要把这件事的全部责任推到小平同志头上，把学潮的矛头对准小平同志，这等于给予已经混乱的局势火上加油。”（同上）后来中共保守派又多次对赵紫阳会见戈尔巴乔夫的讲话进行了指责。赵紫阳的讲话没有错，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主要是中共和苏共联合的计划破产后，邓小平恼羞成怒，把责任推给赵紫阳，给他又加上一条下台的罪状而已。

戈尔巴乔夫访华的时候，看到学生们的抗议，他才痛下决心在苏联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革，沉重的打击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加快了共产主义的灭亡。这打破了原来邓小平想联合苏联，让苏联打前阵，对抗欧美的战略，八九民运使邓小平的计划流产，这是中共最脑怒的事。邓小平向来喜欢在幕后筹划，让别人出头，和毛泽东、刘少奇、叶剑英、胡耀邦合作合作就是如此，这样他可以明哲保身。在国际政治斗争中，他又故伎重演，但在高他一筹的戈尔巴乔夫面前只能是班门弄斧了，可以说，影响中苏高级会谈是八九民运中的最精彩最振奋人心的一笔大作，在以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失败的结局中，让人们看到了深远的影响。

1989年7月7日，北京市长陈希同在《关于制止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中说“赵紫阳利用5月16日会见戈尔巴乔夫的机会，有意识的把矛头引向邓小平同志，第二天严家其、包遵信等人，发表了极其猖狂恶毒的《五一七宣言》，他们咒骂说‘清王朝已经死亡76年了，但是，中国还有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老昏庸的独裁者。’他们声嘶力竭地叫嚷‘老人政治必须结束，独裁者必须辞职！’在一派呼啸声中，咒骂邓小平同志、攻击李鹏同志的标语、口号铺天盖地，有的要求‘邓小平下台，’有的提出‘李鹏下台，谢国安民。’这同时‘拥护赵紫阳，’‘赵紫阳荣升军委主席，’等标语口号充斥了游行队伍和天安门广场。”对于这一点，赵紫阳在6月23日，中共四中全会上说“关于和戈尔巴乔夫谈话问题，十三大后我多次向外说，十三届一中全会有个决定，小平作为党的主要决策地位没有变，目的让全世界知道邓小平的地位，不应退出常委而发生变化，在组织上是合法的。访朝时我也向金日成谈了这个问题，和戈尔巴乔夫谈是正常的，问题在于这次做了公开报道。我实在没有想到这样做反而会伤害小平同志，我愿意对此承担一切责任。”1996年，赵紫阳谈到这件事时说“我已经讲过在中共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我们有过这样一个决议，党的重大问题上要请示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同志有最后拍板权。因为邓小平同志的历史经验比我们所有的领导同志都丰富，党在关键时刻由他把关是可以的，放心的。这样一个决议导致了邓小平似退而不退，后来我认为不给国际上和国内的人们讲清楚这两方面的问题，就说明不了我们党内的许多他们认为很不理解和很不正常的现象。所以，我在1989年5月会见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时公开了我党的这个决定，以引起国际国内的重视，这是有重要意义的。如果说这话对后来的事件有什么影响的话，我当然是要负责任的，但不能简单说这是一种恶意。全世界的人们都看到了我的讲话，是非并不难分。”（实语著《中国政坛绝密党案》）

（6）、书面讲话

1989年5月16日晚，会见戈尔巴乔夫后，赵紫阳主持政治局常委会，他说“到目前我们还是没有理由不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是可贵的，从中央来说，只能希望学生保持冷静、理智、克制，顾全大局，维护安定。鲍彤同志起草了一份书面讲话，由我代表常委发表书面谈话。”李鹏、姚依林反对，认为不符合邓小平讲话精神，是变相的修改四二六社论。但胡启立、乔石支持赵紫阳的意见。少数服从多数，5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赵紫阳代表政治局常委的书面讲话。他说“请同学们放心，党和政府决不会秋后算帐。”还说“学生们要求民主和法制，反对腐败推进改革的爱国热情是非常可贵的，党中央国务院是肯定的。”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四二六社论对学生运动的污蔑“有计划的阴谋，”“动乱”。绝食学生当时归纳为“不是动乱，要求对话。”应该说这个讲话全部满足了学生要求，这也是中央在这个时候做出的最大让步。要知道政治局常委能够产生这样一个谈话多么不容易，因为，常委中李鹏就是四二六社论的策化者。事情如果到此为止，也就和平的解决了，然而，可惜的是学生们没有理会这个至关重要的信息，广场上的学生毫无撤回学校的意思。学生领袖王朝华说“我们把赵紫阳当成了政客。”（1990年6月）当时的游行横幅上写着“邓小平狠心，赵紫阳猾头，李鹏下台，谢国安民。”

最初的绝食要求以被中共接受，他们还要求推翻四二六社论，而赵紫阳的书面讲话没有明确提到这一点。这个书面讲话是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表态，按照中共党章和中共政治制度，这是最高权威文件了，和这个文件相比四二六社论又算什么？究竟怎样给学生定性，当然要以中共总书记代表中央常委的书面讲话为准，为什么还要去否定四二六社论呢？5月17日，出现把矛头指向邓小平的《517宣言》和空前盛大的示威游行，给广场上的学生极大的鼓舞，使他们增强大获全胜的决心，他们没有意思到书面讲话以是中共当局最后的理性，反而把它当作扩大战果的起点，结果没有适可而止，见好就收，这样就超越了当时的历史条件，果然当局在书面讲话没有获得回应之后，也就不在让步了。卡玛和高富贵合著的《天安门》一书中说“这场运动并不是一场简单的民主运动，因为，民主运动内部也充满了对立。和平解决的努力，最终被对方强硬派所破坏。”

1989年6月3日夜里，枪声响了，成千上万名民运人士倒在血泊中。6月4日凌晨，坦克冲进天安门广场，碾碎了民主女神。四二六社论说“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的确，不是应验在学生身上，而是应验在四二六社论炮制者自己身上，从四二六社论发表后，解放军已经被调到北京郊区整装待命，那个时候不但没有学生绝食，而且连大规模游行都没有发生，不知调集大军要干什么？当然要对付学生和市民了。军队都准备好了，这不是有计划的阴谋又是什么呢？然后通过搞戒严，平空造谣，把学生推到陷阱的边上，于是用最后一个谎言，发生反革命暴乱为借口，然后把学生和政治对手一网打尽。学生的天真和激情，给了对方设下陷阱的机会，使之能够圆满地完成对八九民运的围歼任务。但这绝不是说，发生屠杀责任在学生身上，学生是中共阴谋的牺牲品。对于中共来说，即使有一千条理由，对天安门广场清场，也完全可以用不流血手段去实现，没有必要采取军事行动，调动几十万大军，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开枪，这完全是蓄意的谋杀。6月2日上午，中共元老和留任政治局常委开会，对天安门清场做出决定，王震说“对这些占据天安门广场的讲清道理要清场，听进去要听，听不进去也要听，即使要死人，也是他们自己找的，对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不能心慈手软，军令如山倒，否则纪律无法执行。”（张良《六四真相》）中共保守派的罪行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将来是逃脱不了正义审判的，六四惨案彻底暴露了中共暴政的丑恶。王军涛在1991年2月12日被中共判刑后写信给律师说“那些死难者无法对自己进行任何辩解，无论我在死者活着时，多么不赞成他们的观点行为，但我相信，他们思想为中国和人民，为真理和正义而战斗。”

有目共睹，中共不发表四二六社论，不查封《世界经济导报》，不调动军队进京镇压学运，就不会发生六四惨案。美国时代周刊记者说“到6月初，天安门广场其实已平静，流血事件并非不可避免。我在89年6月4日，不在北京的原因，是当时天安门广场并非具有吸引力，到北京的大学生都以回去。大批军队在6月2日入城，鼓动了市民再次上街游行，并不是动乱才有血腥镇压，是政府制造了混乱，然后再以此为借口，进行镇压。”（1999年6月）6月2日上午，邓小平等中共元老和李鹏、乔石、姚依林开会，对天安门广场清场做出决定。李先念说“戒严进行半个多月了，党中央国务院的忍耐心人民也看见了，对戒严部队北京广大市民也开始理解了，现在全国的学生也对示威游行不感兴趣了，新鲜劲过去了。但是病灶没有除，还要发作，现在天安门广场是动乱的病灶，要立即清场。”（张良《六四真相》）可见，六四血案，正是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保守派，利用学运制造混乱，然后发动军事政变，对中共高层权力进行无程序更迭。

总之，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在封建专制社会的条件下，起到了镇压八九民运的重要作用。它是中共保守派的“文字狱”、“紧箍咒”及“护身符”。邓小平说“《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社论，把问题的性质定为动乱。‘动乱’这两个字恰如其分，一些人反对的就是这两个字，要修改的也是这两个字。实践证明，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后来的事态进一步发展到反革命暴乱，也是必然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02页）这段话可见中共保守派的险恶用心。王丹说“天安门文件出版可以澄清许多是非，首先有一种说法，认为当年学生在政府的对峙中，始终不肯让步，才导致矛盾激化，而政府一再让步，最后无奈，才下令清城。天安门的记录中恰恰相反，证明中共当局对事件一干预就决不让步。在1989年5月1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总书记赵紫阳曾提出重新修改四二六社论，这是绝食学生抗争两条事情之一。可以想象，当局真的改一下，四二六社论对学生运动的错误定性，双方的妥协就有了基本条件，但是那次会议上，总理李鹏坚决反对修改四二六社论，并抬出邓小平为护身符，说四二六社论是邓小平的意思是不能改变的。记录表示，他们现在让步，就是投降，不让步就得坚持四二六社论，在整个八九年天安门运动中，四二六社论是个焦点。正因为中共在学运中开始就将其定性为动乱，才激化了矛盾，使抗议的声浪扩大。在四二六出笼的过程中，以李鹏、陈希同为首的党内保守派，做了很多手脚，先是陈希同、李锡铭以北京市的名义，在向邓小平汇报时特意夸大歪曲事实，渲染学生请愿时冲击新华门，然后李鹏乘赵紫阳出访朝鲜的机会，推动邓小平为学运定性，并以此为蓝本推出四二六社论。李鹏的这种做法有他自己政治动机，他借运动打击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为此，不难理解他始终坚持不修改四二六社论。”（2001年2月）

3、反对戒严

邓小平发表四二六社论《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很像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使八九民运的阵线一下子泾渭分明了。说学运是动乱，追查责任时，赵紫阳会和胡耀邦一样下台。说学运是动乱，学生们也不让，不仅否定了他们的爱国热情，而且毕业分配工作也很难办。这样赵紫阳和学生的命运连在一起了，他要想摆脱失去权力的命运，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和学生联合起来，否定四二六社论所说的动乱，给学运定性为民主运动。因为，前车之鉴，赵紫阳不想当胡耀邦第二，他亲眼看到胡耀邦在气愤中死去，他要抗争到底，利用一切机会扩大新闻报道，让知识分子发表声明，要求党内解决不了，人大解决，最后请病假也不参加镇压八九民运的动员大会。如果他和胡耀邦一样不抗争，下台后会和胡耀邦一样给个政治局委员，但他以和平方式坚贞不屈的抗争，只有被软禁了。赵紫阳的真实心理是：只要站在政治改革潮流一边，只要站在学生和民众一边，争取更多的人支持，事情的发展会向1976年4月5日天安门运动一样，用不了多长时间，会像邓小平一样重新出来掌握更大的权力。对于这一点他充满信心，所以，他一直保养身体，非常乐观的生活着。赵紫阳不愿向人民和学生开枪，做的堂堂正正，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他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毛泽东在中共九大《党章》上，革命接班人的五条标准上写着‘要善于团结大多数，特别是被证明反对过自己，并被实践证明反对错了的同志。’有人在上面加了一句话：有人反对自己，并被实践证明反对对了的同志，那就毫不留情。”（李志虽《毛泽东传》）这用在中共的封建专制暴君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身上，真是入骨三分。

（1）、邓小平决定戒严

中共保守派原想发表一篇杀气腾腾的四二六社论，就可以把学生和民众镇住，没想到4月27日，就暴发了几万人参加的更大规模游行示威，并且中共总书记利用控制的新闻资源，发表了著名的亚行讲话、五四青年节讲话、会见戈尔巴乔夫的谈话、和首都工人代表对话、政治局常委书面讲话、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讲话，都明确表示“他们的爱国热情及忧国忧民的心是对的，在促进民主深化改革，惩治腐败等方面提出的要求是合理的。”（1989年5月16日政治局常委会）公开站在学生和民众一边支持八九民运。这就使四二六社论失灵了，变学潮为全社会的民主运动。1989年5月10日，政治局会议上李瑞环说“对话很有必要，我们不宜再对学潮发表一些刺激性对抗性的宣传，也不宜强调反党反社会主义。现在社会上，特别是一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对反党反社会主义这顶帽子望而生畏，显得特别神经过敏，结果是谁戴上这顶帽子大家就同情谁。我们应该对这几年来老百姓强烈的逆反心理有足够的估计。”（张良《六四真相》）

四二六社论发表后，广大学生要求中共改变对学运的定性，但中共拒绝和学生对话，拒绝改变对学运的定性，这激起了学生和市民的强烈不满，使运动不断升级。5月13 日，学生开始绝食请愿，更引起了全社会人民的同情，知识分子、工人、机关干部、个体户都纷纷出来支持学生。1989年5月16日，政治局常委会上胡启立说“我们这些天的努力都没有使学潮得以缓解，相反由于部分学生的偏激情绪，更由于极少数人的继续煽动，学潮向着更为复杂的方向发展。从昨天开始上街游行的人次已经达到二三十万，参加游行的不仅是大学生，还有工人、机关干部、民主党派工作人员、一些司法专政机关干警、以至中小学教师和中学生，外地也有人赶来北京声援绝食的，这种做法是把学生逼到一条绝路上去。”面对学潮不断扩大的局势，赵紫阳仍然主张改变对学潮的定性，并代表政治局常委发表书面讲话，表示“决不秋后算帐。”但是，中共元老们见四二六社论一招不灵之后，动用了又一招——戒严。

1989年5月17日，邓小平在家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会上李鹏、姚依林、邓小平等对赵紫阳的亚行讲话、五四讲话、和戈尔巴乔夫谈话，进行了猛烈的批评，把学运升级扩大都推到赵紫阳身上。邓小平说“如果还不结束这种状况，任其发展下去，我们已经取得的一切成果，都将成为泡影，中国将出现一次历史性的倒退。退就承认他们那些，不退，就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我们的四二六社论方针。陈云、先念、彭真等老同志，当然，包括我，看着北京的局势心急如焚。北京不能维持了，必须首先解决北京的问题，不然全国其它省、区、市的问题解决不了。卧轨、打、砸、抢，不是动乱是什么？再这样下去，我们都要被管制了。考虑来考虑去，要请解放军出来，要在北京戒严。”赵紫阳说“有决断总比没有决断好，不过，小平同志，这个方针我很难执行，我有困难。”邓小平说“少数服从多数吗？”赵紫阳回答“我服从党的组织纪律，少数服从多数。”晚上八点继续召开常委会讨论戒严问题，五名常委和两名元老扬尚昆、薄一波参加了会议。会上赵紫阳想改变上午常委会邓小平做出的戒严决定，他说“我反对在北京实施戒严，理由是在现在学生、群众情绪偏激的情况下，戒严无助于事情的根本解决，相反会使局面更加复杂，后果不堪设想。以前我们有过多次失误的做法，而目前国际国内问题的严峻性，可以说如果再有重大的政治失误，将给国家带来严重的损失，所以我认为戒严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但遭到李鹏、姚依林的强烈反对。表决结果：李鹏、姚依林支持戒严，赵紫阳、胡启立反对戒严，乔石弃权。两位元老决定“常委的意见既然统一不起来，我们还是在小平那里解决这个问题。”赵紫阳做了最后的抗争，他说“我不想干下去了，在对待学生性质的问题上，我不同意四二六社论的说法，我不能执行戒严决定，以此我请求辞去总书记职务。”遭到两位元老的批评，赵紫阳说“我身体不好，这几天一直头疼。”赵紫阳称病休息了。十三届中央常委的作用基本消失了。18日凌晨5时，赵紫阳到北京同仁、协和医院，探望绝食学生之后，直接回到办公室，让秘书鲍彤写辞呈，如下“致政治局常委会，于小平同志，我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得出结论，以我目前的想法与心态，我无法执行各位要求在北京实行戒严的决定。我仍然保持在原先的意见。因此，我要求辞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及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职务。赵紫阳，5月18日。”（张良《六四真相》）鲍彤在2001年6月回忆说“赵紫阳决定辞职时很镇定，考虑问题很周密，他这样说：昨天下午小平同志家里开了个常委会，常委批评我的亚行讲话，决定戒严，但我反复考虑，由我来决定执行这个事情，我现在的认识水平，精神状态，如果由我来执行会耽误事情，所以我应该辞职，你帮我起草一封信。他看望学生，情绪激动，有点头疼，他请病假，三天后他好多了，再没让他去上班。”这使我想到苏联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辞职。“九一八”政变者说要保护苏联，他们真正目的是要保住自己的权力，当时7月份，就要讨论加盟共和国的自由权问题，和人事变动问题，包括秘密警察局长和国防部长退休，因为他们到了退休年龄，但由于秘密警察对所有电话的窃听，他们知道乌纱帽不保，所以联合起来发动政变。利用戈尔巴乔夫度假期间，把他软禁在别墅内，同时调动军队进驻莫斯科，妄图逼国会通过决议，批准改朝换代，但没有得到官兵的支持，政变流产了，尽管政变以失败而告终，但促使苏联瓦解。四个月之后，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超级大国苏联终于成为历史。赵紫阳的辞职信没有等到宣布就被政变者软禁了。因为，军队掌握在政变者邓小平等中共元老们手里，他们下令向支持赵紫阳的学生、市民开枪，制造了六四惨案。如果赵紫阳掌握着军队，没有邓小平的垂帘听政，如果政治改革进行的顺利并取得成果的话，有叶利钦一样的反对派，他的辞职也会和戈尔巴乔夫一样，把中共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1989年5月18日上午，八老和四位常委在邓小平家开会，把由于常委的严重分歧，而陷入疆局的戒严问题，上交给邓小平、中央军委、中共元老一起部署。中共元老最后拍板，于21日零时起，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19日晚召开党、政、军干部大会。

5月19日凌晨，赵紫阳来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情愿的学生。他登上学生住的一辆大客车内，拿着电喇叭，呜咽着声音说“来得太晚了，学潮的性质责任问题终究可以得到解决的，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不像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希望你们结束绝食，健康地活着看到中国实现四化。”他说话时流下了泪水，他向学生们鞠躬，学生们热烈鼓掌。这暗示着中共将用军队镇压学运，他的权位也不保了。学生让他签字时，他借用刘湛秋悼念胡耀邦逝世写的诗歌《他——死在岗位上》的“死者已享受永恒的无所谓。”（《新观察》1989年第九期）刚劲流利地在一位男大学生背心后面写下了“无所谓”三个大字。（1989年5月19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这三个大字已经表明了，赵紫阳把自己生命和政治权力置之度外了。这和当年戊戌变法志士光绪黄帝说“变法以救民耳。苟能救民，则君权替何妨。”（康有为《再与品川子爵书》）表示他宁可退位也要进行变法的决心，是一样的心情。这是赵紫阳一生事业最光彩的顶峰，打出了独立旗帜，表现了民主战士为民主事业无所谓惧的精神，这作为中共总书记是十分难得可贵的超脱。

6月23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赵紫阳说“我原想在学生绝食后两天去看望他们，后来我又几次提出要去，但都因种种原因没去成。5月19日，绝食进入第七天，有死人的危险，到了紧急关头，尽管当时我身体已感到不适，但我下决心一定要去。我动之以情，说服他们停止绝食外，还能说些什么呢？看望学生后，当天情绪有所缓和，并于当晚九点停止绝食，我不能说我的讲话在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起马没起反作用。”

5月19日上午，邓小平打电话给扬尚昆，让他到家里来一趟，一见到扬尚昆，邓小平显得非常激动，生气的对扬尚昆说“赵紫阳到天安门去讲话了，你看了吧？你听他讲了些什么？哭丧着脸，一幅很委屈的样子，实在太不讲组织原则了，太没有纪律了。”扬尚昆说“我看他讲话的情绪就不对，有点不想干的样子，他讲他老了，无所谓了，这不是明摆着把党内的分歧公开出来吗？他刚刚向常委请了三天假，说病了，看起来他的思想情绪越来越大了。”又说“我还是想动员他参加晚上的大会，不要把事情搞得太疆。”邓小平说“随他去吧。”扬尚昆又说“徐海东大将有个儿子叫徐军平，他是38军的军长，昨天接到军委命令后，他表示执行不了，北京军区朱一夫他们刚刚把事情处理好了。”邓小平说“是军人谁都不能违抗命令，徐海东的儿子也不另外，军队的事你去处理吧。”（张良《六四真相》）这次谈话是邓小平向扬尚昆打招呼，最后决定撤换赵紫阳了。晚上召开中央和北京市党、政、军干部大会，动用军队镇压学运，使赵紫阳多方面的努力彻底失败了。这天下午赵紫阳办公室接到李鹏办公室打来的电话，问赵紫阳参不参加晚上召开的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鲍彤代表赵紫阳回答说“不参加”。扬尚昆打电话给赵紫阳说“你参加会议可以不讲话，小平那里我去做工作，我可以向你保证，你的中央常委位置不动。”但被赵紫阳婉言谢绝了。晚上中共召开中央和北京党、政、军干部大会，宣布进一步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学运。赵紫阳坚持自己的正确的立场，既不同意和李鹏一道在大会上发言，也不同意出席大会，表现了同中共保守派决裂的坚定决心。赵紫阳在6月23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说“那天我因病向常委请了假的，乔石在会上也是这样宣布的，我请了三天病假，假满后，我就没有工作可做了。也不让我参加任何会议，情况也就不知道了。”这时在中共高层发生了政变，总书记被废掉了。但是，只是解决了党内矛盾还不行，广场上的学生和市民是赵紫阳的后盾，他们不走就无法落幕。可是，此时的学生软硬不吃，既吓不走，也劝不动，只有强制了。

（2）、赵紫阳和学生、民众反对戒严

中共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斗争已经很久了，这场学运也是中共高层斗争的反映，也是将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权力斗争的前奏。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想把政治改革进行下去，但无法公开抗拒中共保守派，向学生做妥协。赵紫阳1987年接任胡耀邦总书记职务后，把政治改革推进了一步，他十分明白，如果这次声势浩大的学运被保守派利用，十年来的努力就会前功尽弃。赵紫阳当时种种行动表明，他的策略是从长远来保住民主萌芽，如果能顶住保守派的进攻，到中共十四大他完全掌权时，会有利于政治改革的进行，如果他明显支持学运，响应学运反腐败的要求，后果可能葬送了他1987年开始的政治改革进程，可能陷入保守派设置的陷阱之中。所以，我们明白赵紫阳在胡耀邦追悼会开完后，保守派多次让他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对学运进行表态时，他采取躲避的方式，去打高尔夫球，他坚持访问朝鲜，也出于这样的心理。保守派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利用赵紫阳在朝鲜访问的机会，发表四二六社论，给学运定性为动乱，死逼梁山，让赵紫阳表态。这标志着中共保守派借助学运来公开搬倒赵紫阳和改革派，这样赵紫阳不能坐以待毙，不得不公开站出来支持八九民运，才有接见亚行代表讲话，五四纪念大会讲话，会见戈尔巴乔夫谈话、政治局常委致北京高校学生公开信、5月19日早晨看望绝食学生、不参加镇压学生的北京党、政、军干部大会等等。

5月21日，八老在邓小平家开会，决定撤下赵紫阳总书记职务，邓小平说“目前这个局势大家都看到了，局势也没有好转，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出不了手，而是党内的分歧麻烦，使早就解决的事情担搁了，这些事情影响越大，绝食难以收拾，要是没有我们今天在座的，连事件的性质都定不下来，这件事件发生出来，很值得思索，也许是坏事变成好事。现在这些主张搞动乱的人，已经做了充分暴露，他们与国外勾结，连台湾的国民党都插手这件事，他们的目的就是颠覆我们的党，颠覆我们的国家，否定社会主义，搞垮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良好的改革开放局面。现在有很多人的思想都被搞乱了，党和国家的确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在这个问题上，赵紫阳固守己见，负有不可推懈的责任，他连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的党、政、军干部大会都不参加，总书记不去，人们马上就看出了问题，这就把中央常委不同看法统统暴露出来了，他是严格想把我们与他划出一条线来，表明他的立场。所以，我们不能不谈赵紫阳的问题。”邓小平在这里承认由于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使早就解决的事情担搁了。”也承认他和中共元老利用了学潮“也许坏事变成好事，”就是解决了赵紫阳的问题，让他下台。22日李鹏、扬尚昆召开会议，向党内有关人士通报了赵紫阳的情况。李鹏首先说“我在5月19日召开的北京市、中央机关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是经过中央批准的，开那个会是常委决定的，实行戒严也是常委决议。如果想到了要维护党的团结，紫阳同志应该出席那次会议，但是他请病假了。作为总书记身体不行，不讲话主持一下会议总是可以吧？但他拒绝了，不主持也可以，由别人主持，你参加一下总可以吧？他连这一件事都不干，是谁破坏了党的团结？谁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包括5月19日凌晨到天安门广场看望学生时的讲话，就是把党内分歧意见暴露给全国人民。这场斗争确实很复杂，问题就出在党内，如果不这样，不至于闹到现在这种程度。这件事情有很深的原因，不从党内解决，不从根子上解决不行。”5月27日，扬尚昆召开会议，向军方领导人通报了赵紫阳的情况，他强调“无论如何要统一到中央思想上来，特别是军人，不执行命令，要以军法论处。”晚上，八老在邓小平家开会，钦定江泽民为总书记，常委有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陈云说“我们要尽快结束动乱，要尽量避免流血，目的能解决最好，稳定统一思想至关重要。”中共中央办公室主任温家宝，根据扬尚昆的指示做出安排，5月30日下午，江泽民在上海接到紧急电话通知，要求下午抵达北京，傍晚受到陈云、李先念的接见，31日上午受到邓小平的接见。邓小平说“陈云、先念都和你说了，你是临危受任，但子很重。你先来北京熟悉情况，到四中全会以后正式工作。第三代领导班子一定要取信于民，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我对你们的期望和要求。”（张良《六四真相》）

中共保守派靠着掌握军权，在北京实行戒严，正如赵紫阳在1989年5月17日政治局常委会上的科学预见“我反对在北京戒严，理由是在学生、群众情绪偏激的情况下，戒严无助于事情的根本解决，相反会使局面更加恶化。”（张良《六四真相》）5月20日李鹏签署戒严令，动用了早以从外地调来等候多天的军队，乘卡车、装甲车、坦克，分别从丰台、六里桥、沙子口、呼家搂等处，向北京市区开进。这和四二六社论一样，进一步激发了政府和学生的对抗，也激怒了北京市民，广大市民担心执行戒严的解放军进城后会发生流血事件，他们奋不顾身的参加了八九民运保卫战，夜间在通向郊区的一些主要交通路口设置障碍，成百辆的公共汽车被当作路障，使交通瘫痪，各路戒严部队不能及时按计划进入指定地点，戒严部队被老百姓团团围住，动弹不得，戒严令成了一张废纸。外围学生和市民围堵军车进城，取得成功，鼓舞了天安门广场上示威的学生和民众，举行了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成立，组织工人纠察队，发动更多的民众去堵军车。5月22日晚上，北京市街头流传着部队要镇压学生的说法，几十万市民涌向街头，涌向广场支援学生。北京戒严13天，解放军被民众和学生挡在城外，使中共元老们的戒严又一招失灵，黔驴技穷，图穷匕首见，只要拿出最后一招，屠杀学生和民众了。

（3）、中共保守派镇压民运

在中共解决党内问题完成了一个权力无程序更迭后，就迫不及待的去屠杀学生和民众了。1989年6月2日，中共元老和留任的政治局常委开会，对天安门清场做出决定，李鹏说“戒严令发出后，动乱组织者和策化者一个阴谋就是继续占据天安门广场，把广场作为和党、政府继续较量的指挥中心，作为学运乃至全国的中心，不管政府做出什么决定，就会在广场上做出强烈反映。根据许多材料表明，海内外的各种敌对势力以及各种组织及个人，直接和间接插手为动乱分子提供大量精神支持和物质援助。这次动乱是国内外反动势力勾结的结果，目的就是推翻共产党，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王震说“对占据天安门广场的人讲清楚道理，要清场，听进去要听，听不进去也要听，即使要死人，也是他们自己找的，对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决不能手软，军令如山倒，否则纪律无法执行。”在参加会议的人都同意的情况下，最后由邓小平拍板决定“我同意大家的意见，建议戒严部队指挥部今天晚上开会，安排部属清场，两天完成。清场的要向广大市民讲清楚，责成离开，做到仁至义尽，实在赖着不走的，后果自负。尚昆同志，建议你找军委同志开个会，传达我们大家的意见。”6月2日夜间，戒严部队开始大批进城了，他们或用军车，或用其他车辆，或穿便服，或列队跑步，以各种方式从多路向天安门广场进发，这些军车有的载有枪支弹药，而步行的士兵则带有菜刀、铁棍、铁锹等器具。戒严部队在木犀地撞死三人，撞伤一人。3日零点至1点，天安门广场的高自联、工自联广播站，发出紧急呼吁“现在事态万分紧急，请同学们、老师们、广大市民们，积极行动起来，保证主要交通路口设置障碍，拦劫军车。”一批批学生和市民奔赴建国门、复兴门、朝阳门、永定门、玄武门、木犀地、朝各庄、车道沟、公主坟、新街沟、西单、王府井、南河沿、六部口等地路口。拂晓前后，朝各庄12辆军车被挡，木犀地军车车胎被扎破，永定门桥头的军车被推翻，朝阳门的约500名战士被包围，电报大楼前的军车被隔离礅围住，六部口的军车被市民全部围困。6月3日下午4点，扬尚昆、李乔石、姚依林，召集秦基伟、李锡铭、陈希同、洪学智、刘华清、迟浩田、扬白冰、赵南启及国务院秘书长罗干，戒严部队副总指挥北京军区司令员周一兵，政委刘镇华来开会，会议由扬尚昆主持。周一兵说“今天凌晨，戒严部队奉命进入市区戒严地点，开进途中几乎所有部队都受到了市民和学生的阻拦。”会议决定：1、3日晚9时起，戒严部队开始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乱，首都公安干警配合。2、戒严部队于4日凌晨1时，抵达天安门广场，5时完成全部清场任务。戒严部队一定按计划执行戒严任务，决不能耽误拖延时间。4、部队开进途中，任何人不能阻挡，遇有阻止，戒严部队可以采取一切措施，予以排除。5、中央广播电视台，并在广场广播宣传戒严令。当晚，扬尚昆、李鹏、刘华清、李锡铭、陈希同、迟浩田、扬白冰、赵南启、罗干等在中南海坐阵指挥。（张良《六四真相》）事实非常清楚，谁下命令向学生和民众开枪？是邓小平和部分中共元老，谁去执行这一屠杀命令？是扬尚昆和李鹏。李晓明说“六四时，我是39军116师高炮团雷达站站长。6月3日，我们接到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准时到达预定地点。我们士兵都发了冲锋枪子弹，干部都有手枪子弹。我想不惜一切代价，看怎么理解了。”（2002年6月）

1989年6月3日晚10点，解放军大量进入北京，真枪实弹镇压开始了，更多的民众不顾生命安危，冲上街头，阻挡解放军的坦克、装甲车、汽车。他们主要在通往天安门广场的各个主要路口地段，拦截车辆作为路障。但这次军队没有停下来，用坦克、装甲车推开路障，一路开枪射向学生和市民，许多民众中弹倒下，没中弹的人还在堵拦军车，并把中弹的人送到医院抢救，前仆后继，真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一夜。几千人在这次镇压中丧生，大部分死者是在阻止军队向前推进时，被解放军开枪打死的，死者中大部分是普通市民，只有少数人是普通学生。4日5点钟，戒严部队突进天安门广场。6月6日，中共元老和新上任的六名常委开会，都一致赞扬解放军来讨好邓小平。李先念说“这次反革命暴乱不平息，我们今天那能在这里谈话。解放军的确是人民子弟兵，党和国家的坚强柱石。”（张良《六四真相》）

邓小平下令军队用坦克、装甲车、机关枪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和民众，血洗了北京城和天安门广场，成千上万的民主运动参加者被打死打伤，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比慈禧太后镇压戊戌变法，比段其瑞镇压爱国学生，比毛泽东镇压四五天安门运动更加残暴。这是善良的学生们和民众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难怪毛泽东的遗孀江青听到六四惨案后，也恨恨的说“我知道这样干行，早就这样干了。”（1989年9月）一个自称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动用所谓人民子弟兵解放军，去绞杀一次爱国民主运动，这样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保守派，战胜了以赵紫阳为代表的改革派，使争论了几个月的“倒邓保赵”舆论划上了一个句号，邓小平保住了，中共一党专政保住了。

王军涛被中共定为八九民运的黑手之一，他试图从中共《宪法》的框架内规范八九民运。代表一部分当年拥护邓小平上台，但对邓小平上台后，执行片面的改革开放路线，即经济上改革开放，政治上保守的路线不满的一代人，他说“从法律上人民有言论自由，但中共限制人民表达，人民通过游行权力，表达政治述求。政府违法，因为召开国务院常委会议后，才能发布戒严令，但没有走这条路。那么人民又自发用和平方式挡军车，制止一个无效的法律事件，同时又要求召开两会，特别是人代会，讨论戒严令，这都是合法的，而中共又违反宪法，调动军队血腥镇压这场运动，而后又在审判中违反一系列法律。尽管有些人说，邓小小平开枪有一定道理，说他也是为了一个现代化，即使认为六四是中国不同趋向现代化力量之间的悲剧性冲撞，也应肯定，在这一碰撞过程中，中共不管他们出于什么动机，他们犯了一个大的错误，而且维护了一条错误的现代化路线。”

赵紫阳在八九民运时，为什么没有走第二条道路，发动军事政变呢？有些人认为“在北京宣布戒严后，不但党内分裂明显，国外万里发表支持学生的意见，军队也有许多人支持学运，如果赵紫阳当时公开站出来支持学运，会有徐军平一样的军人站在他一边，可惜他没有那样做，他缺乏苏联的叶利钦的胆识和魄力，在国运大转的关头，放弃了民主化的契机，自己也-成了邓小平的阶下囚，良机错过一去不复返。”（1993年6月）事实上，那种想以激光手术式的兵变，一举解决老人政治的毒瘤的人，是异想天开。赵紫阳虽然是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但他手中没有军权，军权在邓小平和扬尚昆手中。如果他手中有军权，也不会发生中共高层权力激烈竞争，也不会发生六四惨案，他可以凭借手中至高无上的权力，来调动社会力量。如果赵紫阳掌握一小部分军事力量，发动军事政变，那他也一定被邓小平击败，那时他可能被处以死刑，祸连九族。赵紫阳对这一点是很明确的，他下台后，对他表示遗憾的朋友解释说“如果我站出来，中国就会打内战，受苦的还是人民。”（1992年6月）他高瞻远瞩的民主思想光彩照人。

方励之谈到六四惨案时说“到现在我也不很清楚，中共为什么突然采取这种手段，是不是他们上层内部关系，至今没有找到答案。毛泽东1976年镇压四五天安门运动时用棍棒，用工人解决学生运动。现在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又采取比毛泽东更硬的，是出乎常理的。”（1995年3月）他想到了是中共上层内部关系，这一关键问题。正是中共争夺皇权的斗争，才使中共血腥镇压了八九民运。很明显，赵紫阳要保住权力，就要为民请命，依靠八九民运取得胜利。而中共“太子党”们，北京、上海的大官僚们，中共烈士的孤儿寡母们，要取代赵紫阳的地位，就要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反对赵紫阳在民主和法制上解决问题，把矛盾激化，乱中夺权。可以预见，六四后中共在掌权的一段时间里，是“太子党”的天下，中共元老们镇压八九民运的最终目的，不是他们口口声声说的国家利益，而是他们自家的利益，他们子孙的利益。吴学灿说“这个改革就如人两条腿一样，一条腿比较长，一条腿锯到大腿根了，稍微一碰就倒了。所谓经济改革它也不是改革，他改革的什么啊！它把所有中国人的资产变成官僚，还有他们太子、太孙、太女婿、太外孙女……..，把国有财产私有化，化成他们自己的。”（2002年6月）

在这次中共高层次权力斗争中，夺取赵紫阳权力的一派人，采用中国封建专制社会贯用的“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伎俩，这一手段的标志就是四二六社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时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这是封建专制社会周期律一乱一治的反映。八九民运表面看是赵紫阳和邓小平的权力斗争，实质是中共元老和“太子党”们的“清君侧”，为了邓小平更换“太子”，取代赵紫阳的“太子”地位，完成了封建专制政权的又一次更迭。这些即将进入坟墓的中共元老们，如果不让中共烈士的后代当接班人，死也不放心。中共元老王震在八九民运时说“赵紫阳和共产党有杀父之仇，他家的人被共产党杀的很多，必须让他下台。”他还喊要杀苏哓康、戴晴，但听说他们父辈都是革命者后，又无声音了。（1998年6月）也许赵紫阳和中共确有杀父之仇，在美国的胡平等人就和中共有杀父之仇，这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是讲究“报仇血恨”的。中共杀人如麻，他们的恐惧心理可见是由来已久了。

但是，在现代社会中，这样以政变的不合法的暴力的形式来夺取权力，被全中国及全世界人民看得一清二楚，使中共的丑恶嘴脸暴露于众。张良说“历史将证明，赵紫阳制定的，也是中共唯一的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方案，是政治改革不可逆转的基础。赵紫阳关于在民主和法制上解决学潮，坚决反对戒严和武力镇压的见解，将随着岁月的流逝，更加光大。赵紫阳不向强权和暴力低头，遭受罢免，被屈辱被软禁的命运，终将被历史所洗刷。”（2002年6月《悼念六四死难者》）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八九民运启蒙了大批民众，为新生的民主力量播下了无数种子，为最终结束中共一党专政这盘棋，布下了定局。大多数民主国家出现政局危机时，都通过民主方式化解危机，使得国家走上长治久安的道路。中共统治者虽然暂时镇压成功，维持了他的稳定，但实质上为中华民族未来的发展和现代化，留下了巨大隐患和很大的不确定性中，只是到了现在，我们每个人都感到，中共执政者越来越难。 (博讯 boxun.com)

作者：安魂曲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返回顶端

显示文章:

海纳百川首页 -> 罕见奇谈

所有的时间均为北京时间

您不能在本论坛发表新主题
您不能在本论坛回复主题
您不能在本论坛编辑自己的文章
您不能在本论坛删除自己的文章
您不能在本论坛发表投票
您不能在这个论坛添加附件
您不能在这个论坛下载文件

[ Page generation time: 1.583901 seconds ] :: [ 22 queries excuted ] :: [ GZIP compression enabl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