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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彬彬的「副主任」之职与卞仲耘老师之死的责任之谜

马悲鸣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5898

经验值: 57789

标题: 宋彬彬的「副主任」之职与卞仲耘老师之死的责任之谜 (392 reads) 时间: 2004-5-18 周二, 上午3:00

作者：马悲鸣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宋彬彬的「副主任」之职与卞仲耘老师之死的责任之谜

马悲鸣

卡玛的电影《八九点钟的太阳》放映以后，我写了篇《宋彬彬比赛打人之谜》，并请反驳我的胡平先生表态。胡平先生最后承认“从目前已知的材料看，没有材料证明宋彬彬参与了殴打，从法律上讲，应该无罪推定，自不待言。”

宋彬彬是文革前的学生党员，自然受校领导重视。

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的所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之后，第二天宋彬彬也在师大女附中贴出了该校第一张跟形势的大字报。

王友琴博士的文章里写道∶「宋彬彬等人的大字报贴出一天以后，6月3日，由共青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来到师大女附中，一进校就宣布对宋彬彬等人的热烈支持。…

工作组建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工作组长担任主任，宋彬彬等最早写大字报的学生成为副主任。」

也就是说，宋彬彬又受到工作组的重视。

王友琴博士的文章里接着写道∶「７月底，毛泽东下令把派到各学校领导文革的“工作组”撤出学校。７月３１日，这所中学的红卫兵宣布成立。工作组离开学校后，控制学校的是“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红卫兵组织。这二者几乎相同，因为红卫兵的领导人也是“筹备组”的成员。」

大约一周以后，该校副校长卞仲耘老师遭批斗拷打而死。

工作组撤走是红卫兵造反的开始。校领导的倒台和组织批斗校领导的工作组倒台，极大地刺激起了中学生的犯险精神。排在造反对象第一号的校领导已经被工作组打成“走资派”，第二号的工作组刚被宣布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他们都已经失势。唯一剩下只有曾受校领导和工作组重视的宋彬彬这类学生干部。

胡平先生说∶“宋彬彬是党员，是该校第一张批判校领导大字报的排名第一的署名者，是该校红卫兵负责人，校文革副主任。在校领导被打倒，工作组又撤离的红八月，宋彬彬无疑是全校不数一也数二的最有权势的人物。”

而事实是，随着红卫兵造反狂飙一天天地攀升，这些失去后台的残留学生干部也在步校领导和工作组的后尘，正在一天天失去权势。我记得工作组正式撤退的命令是7月28日补发的，而实际撤退还要早几天。工作组撤走后，这些残留学生干部7月29日的控制力低于7月28日，7月30日低于7月29日…，8月5日的权势又低于8月4日…

那时候的局势一天一个样。从表面看，学校里仅有的还残留一点权力的就剩这些留守的维持会了，但凡1966年的北京市中学生都应该记得，到了8月5日，面对如火如荼的红卫兵狂潮，已经没有什么曾受过前校领导和工作组重视的学生干部还有什么“权势”可言。而那时的宋彬彬尚无给伟大领袖毛主席戴袖章的荣耀。

根据我对我所在学校当时情况的回忆，象宋彬彬这种受到校领导和工作组双重重视的学生党员都是非常保守的“五分加绵羊”式乖孩子。过去受校领导重视的光荣历史一下子翻转成了遭受造反红卫兵歧视的历史污点。清华附中校团委干事（上回误说成委员了）郑义就有这种经历。出于紧跟形势的惯性，这些人组成了空言造反，却无实际行动，非常注意政策的假门假式的红卫兵组织。我料宋彬彬就属此类。

胡平先生说∶“负责人不负责任还叫负责人吗？除非是那些负责人徒有虚名，但我们都知道，红八月的红卫兵负责人并非如此。”

具体到宋彬彬这类曾受到前校领导和工作组重视的“剩余”负责人（还是党员）来说，工作组撤走之后，到了8月5日，差不多就是徒有虚名了。刚勃兴起来的红卫兵就愁无反可造，谁的话都不听。

胡平还以他所在学校为例∶“我知道有的人，原本属于好学生，文质彬彬的，就因为出身关系，文革初期就成了红卫兵的头头，他们自以为在那里干革命，因此革命要求他们干的他们都干，所以干了很多错事，但打砸抢之类行为，按照当时的标准也不符合党的政策，所以他们没有直接参与。”

胡平是四川平民子弟，红八月时既不在北京，也不曾接触过师大女附中式的高干子女。师大女附中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好（女子）学校。根据王友琴博士的说法，「八一八」以前，宋彬彬的父亲宋任穷仅是中央委员，而该校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的子女有的是。如毛泽东的女儿李纳，刘少奇的女儿刘婷婷，邓小平的女儿邓榕，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

我不敢说见多识广，但至少对师大女附中所在的北京西城区的红八月还是比胡平先生更多直接的经验。在我的见闻所及，红八月时从来没听说有政治局候补委员以上高干的高中（！）子女参与打人的。这类高干子女的家长都有丰富的运动经验，估计在家里都对子女有所嘱咐，不许当毛泽东所称的“勇敢分子”。

“勇敢分子”只是在运动初期利用来冲一下，到了运动后期一般都会清算。真正的大官都知道这些。他们的子女也多以“懂政策”傲视底层红五类。

从要素分析上看，中学打人红卫兵一般多是红五类里的工农子女和较低级工农干部的子女，中下级军官子女，年龄在高一以下，功课中下。这些要素在宋彬彬身上一个都没有。

“高一以下”就是所谓的《Seventeen》（美国一本专为青少年出版的杂志名）。这个年龄的青少年正处在青春反叛期，全身有使不完的力气，拳脚发痒，处于最爱好体育运动的年龄阶段（比如郑义就是校团委的文体干事，从那五短身材看，估计是玩举重的）爱激动，容易产生暴力倾向。一过18岁的标准高二年龄，立刻就懂事多了。此之所以成人年龄定在18岁的道理。而直接参与批斗殴打卞仲耘老师的都是高一以下的学生。

当然，在环境的鼓励下，过了二十岁的人也会有暴力或虐待倾向，比如往樊力勤膝盖里钉钉子，致其终生残废的那几个北大并非红五类的造反派大学生。还有最近报导出来的在伊拉克监狱里虐待俘虏，戏弄裸男的美国女兵林黛·英格兰。

我的文章帖出之后，有位文革时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师大女附中老毕业生指称∶“马悲鸣们就是宋彬彬们的代言人，或就是宋彬彬们中的一份子”。她在文章中说∶“以刘菊芬，刘涛，贺鹏飞为首的清华大学红卫兵也曾大打出手，把学校「黑帮」全部拉出来游斗，打得死去活来。他们自己也许没有手执皮鞭去亲手打人，但策划者组织者罪过更大。”

许多反驳我的人也说，即使宋彬彬没有直接动手殴打卞仲耘老师，但也应为部下的行为负责，就如王希哲。

其实这位师大女附中老大姐说得不对。宋彬彬不是批斗卞仲耘老师的策划者组织者。卡玛在答记者问时说，她向许多人调查核实后相信，宋彬彬不是一个有暴力倾向的人，她（宋彬彬）本人与卞仲耘校长被打死并无牵连，也没有参与过武斗。

王希哲在他的书《走向黑暗》中自称在任“红警司”副总司令时，曾亲自下令就地枪毙武斗时的投降者，可见他策划组织过武斗。如果任何一方有人死于王希哲指挥的武斗，如果真有人因王希哲的命令而遭枪毙（他现在无论如何不肯承认了），即便不是王希哲亲自下手杀的，也是部下执行王的命令，责任当然在下令的司令员同志。

能与王希哲类比的事，宋彬彬一样都没干过。她既没策划组织过批斗会，更没下令指挥过武斗∶“破四旧呀，抄家呀，我一次都没参加过。”

那位师大女附中老毕业生指称的“但策划者组织者罪过更大”这顶帽子也扣不到宋彬彬的头上。

工作组撤走之后的宋彬彬充其量不过是个维持会会长而已，还是副的。如果没有两周之后的「八一八」，没人会把她往卞仲耘老师之死的事上扯，更不会有人编造她在东城教堂里的杀人比赛。

宋彬彬的「副主任」之职与卞仲耘老师之死无关。

不知读者以为然否。

【附录】～～～～～～～～～～～～～～～～～～～～～

我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的老毕业生，文革时在清华大学读书。

RoseYoung

1966年八月五日前后，全北京都陷于“红色恐怖”之中。不但在女附中发生了骇人听闻的红卫兵打死校长的事件；同一天，以刘菊芬，刘涛，贺鹏飞为首的清华大学红卫兵也曾大打出手，把学校「黑帮」全部拉出来游斗，打得死去活来。他们自己也许没有手执皮鞭去亲手打人，但策划者组织者罪过更大。后来的「扫四旧」「清理阶级队伍」等等，你们又哪里见过有人出来公开承认错误，道过歉呢？人人都是以「受害者」身份出来控诉文革。这岂不是咄咄怪事？难道文革中迫害者都死了，反倒是受害人都活着吗？

文革后80年代中，我见过老校长胡志涛，他在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离开学校。我毕业时，她还在劳改。文革前回到学校，文革中也再次受到冲击。

她夫妇二人以70岁以上的高龄仍奔波在教育战线，到各地调研，发挥余热。几年后听说她逝世了。在此向她及她的子女家属致意。

最近读了女附中校友章诒和的一些文章，非常感动。感谢她将真实历史的一部分揭露出来，把一些历史人物的真面目揭露出来。

还原了章伯钧，罗隆基，聂绀弩，史良等名人的真实面貌。她也是受害者，所以有勇气，有责任感去写；而害人者，则没有这种勇气和责任感。即或写，象章含之，就要美化自己，歪曲事实；而一旦被她的前夫揭穿，就露出她的本象。

如果说宋彬彬等当时年龄尚小，未满18岁，被人利用的话，现在都是过了而立之年，早就应当反醒清算自己的错误了。

我们痛恨日本政府不能反省正视二战时侵略中国，屠杀千万中国平民百姓的累累罪行，宋彬彬们为什么不能正视自己在文革中扮演的打手角色，向人民道歉呢？马悲鸣们就是宋彬彬们的代言人，或就是宋彬彬们中的一份子。

我认为，毛，林，刘，周，在历史上各自扮演不同的脚色，各有各的账，林，刘，周不能因后来被逼而逃，或被整至死，就一笔勾销他们的责任。同样，红卫兵头头，造反派头头也有他们各自的历史旧账，不承认错误不能洗刷他们的污点。

只有彻底认罪才能取得人民的谅解，也才能得到良心的平静（如果他们还有一点良心的话。）或者他们到临终时才会忏悔，也许，永不认罪。这也是中国当代文化的严重缺陷，用毛的话来说：“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文革后的中国道德沦丧，“一切向钱看”，“有钱有权就有了一切”，因此越反越腐，近乎无官不贪。“打假，打假，越打越假”，“除了老娘是真，其他都可以作假”。

现在老娘也可以造假，有真老娘也可以不认。几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哪里去了？精神文明建设哪里去了？这是共产党领导的最大失败！

作者：马悲鸣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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