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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zt次法西斯时代的国家、社会和个人 ——癸未岁末的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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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zt次法西斯时代的国家、社会和个人 ——癸未岁末的断想   
安魂曲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12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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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zt次法西斯时代的国家、社会和个人 ——癸未岁末的断想 (261 reads)      时间: 2004-5-14 周五, 下午10:29
作者：安魂曲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次法西斯时代的国家、社会和个人 ——癸未岁末的断想

余世存

一必也正名乎？

对当代中国进行命名是一件困难而冒险的事。但如同中共的发家史和
执政史已经成就为一部精彩绝伦、惊心动魄的长篇小说一样，当代中国的
魅力，也使得世界范围内的饱学有识之士们涉险犯难在所不惜，那种不仅
来自智力的挑战是值得的。这样导致对中国问题的众说纷纭，千差万别，
甚至绝然对立。

的确，东方世界再没有比中国更成其为谜了，日本早已入欧，印度以
其政治制度架构标榜为世界上人口最大的民主国家，东盟地区也多少接受
了自由民主价值，尽管这些国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只有大陆中国，在
内政的基本观念、外交的基本原则上跟自由民主世界格格不入。这个文明
古国在数千年间充当过东方世界的发动机，如今它倔强地保持另类、个色
，它不合群，那么人们该怎么谈论它，怎么称呼它，怎么指望它呢？

只有那些天真的人或别有用心的人才会以为中国正在步苏东国家的后
尘。他们说，中国将是自由民主政治革命“第三波”之后最有影响的一波
，中国是正在从共产主义走向自由民主社会的国家。中国迟早都是，而且
正在是，会变好的孩子，中国会是一个好孩子。

只有那些无思的人或不作为的人才会以为中国只是政治哲学史上的一
个经典个案。他们说，中国曾经是极权主义，现在正经历哈威尔们论述过
的后极权主义，它曾是神权主义，如今它祛魅弑神，成为原子个人主义，
它是专制主义、集权主义、寡头主义、勃涅日列夫时代，等等，等等，所
有人们想到的概念名词都提供给它。顺理成章地，借助于概念及其理性的
历史或逻辑展开，一个告别专制时代的中国经验正在现实地展开。于是，
不仅企业家们，知识分子们，青年学生们，就是城里人先得到保障实现“
小康”的四五亿市民也作“壁上观”，等着这一历史逻辑使中国现实地进
展到自由和民主的时代。

只有那些狂妄的人、势利的人或不知所云的人才会标榜中国的特殊性
。他们说，中国是有自己国情的，中国是有自己文化的。他们巫师般地说
，中国本身就有意义，中国有其自性。他们阿Q般地说，中国向来如此。中
国不会照搬西方，任何革命都是中国的灾难，自由民主的观念可以标榜，
自由民主的制度却不能落实，那种制度实践只会“水土不服”。中国目前
有一个历史地决定了名器的牧者中共，中共已是传统，这个传统是需
要“保守”的。中国只有在中共统治下或主导下才能获得生存，才有希望
发展。中国的文明传统也只有在中共的手中才能推陈出新。只有中共主导
下的变革才可能是有效的，任何非中共的因素或试图挑战推翻中共的努力
都会把中国引向崩溃的边缘，并使民众沦入破产贫困的境地。他们乐观地
预言，中国将会在中共手中崛起；他们矫情地惊呼，中国已是奇迹，中国
还会有数十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将在可见的将来成为世界数一数二的经济
大国。

这些状况无疑增加了认识中国的难度。

事实上，对中国认识的争论数百年来即已开始了。一个世纪以来，列
宁、罗素、杜威、费正清、李约瑟、尼克松等人都提供过答案。这些答案
千差万别。李约瑟对中国文明传统的梳理工作很让中国人感激，费正清则
对中国文明的评价很低，他以为中国文明的独特已经特殊到它不适于工业
化，即中国文明无能像先发国家或它的东亚邻居一样成就出现代化，中国
无能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今天，“中国威胁论”或“中国崩溃论
”的说辞同样令人无所适从，中国究竟处在什么样的状态？中国曾经有过
极权政治，但是如此仅仅认识一个民族的历史阶段是不够的。我本人曾从
民族个体成员的心智和外在权利角度认定这是一个类人孩国家，一个专制
政党及其延续文明、历史传统的专制生活，看管着、照顾着、哄骗着、绑
架着十三亿孩子。但这也不足以说明我们民族社会的当下关系、结构或制
度，那种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主人和奴隶奴才、官和民、精英和百姓的传
统解释则流于传统的简单，他们都属于文明眼里的类人孩，他们甘愿或被
迫于文明的某一进化阶梯上止步不前的时候，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反思力量
，是向外（如宋儒们做的工夫）还是向内（如王阳明们做的工夫）才能使
他们有告别孩童般的生活而成人的勇气和意志，才能这个民族摆脱传统的
上下二元结构和治乱循环？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实践力量，是由内力（如台
湾地区、韩国或苏东的革命那样）还是由外力（如二战后的日本或今天的
伊拉克所遭遇的）才能使中国进步到持续不断变迁的文明行列？无论如何
，这都涉及到对中国的认识。那些不顾现实而从历史中推导出民族未来的
做法是空洞而有害的，只有对现实的力量演进进行认知才可能把握历史的
轨迹，那么，对中国的认知怎样才能称得上有效？

由于文明惰性带来的进化艰难，由于改革开放，其经济行贿化解政治
合法性危机的策略，由于文明认同问题的同时性提出，当代中国最有活力
的因素既非取自西方自由民主意义上的抵抗专制运动，也非源自人本主义
意义上的抗恶抗暴运动，（这两个方面倒是中国后极权主义时代（1976—
—1989）最有光彩的要素）。当代中国最有活力的因素是个人小康化的逐
利奔跑奇观，是利益集团的社会结构化，当代中国最有动员效能的因素是
社会秩序稳定下的威权镇制气氛，这正是我要来谈论的事实：中国次法西
斯时代的成人困境，因为我知道，这个时代的沦落和灾难是令人发指的，
如果我们的心智已经不成其为人，那么这个神人共愤的社会已经为神人弃
置。

二 次法西斯时代的政治统治

对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社会，人们的认知多是一致的。毛泽东时代、
极权主义、全能主义，等等是人们对这一阶段的专制政治的说法儿。这之
后的历史现实，虽然仍是专制政治，但改革开放的官方说辞遮蔽了足够的
内容，也给人们的幻想留下了足够的空间。那就是，比照苏东政治革命的
经验，人们都以为中国经过后极权主义的过渡转型，将会进入一个民主自
由的新时代。在先进的中国人看来，官方的改革开放本质上是后极权主义
的遮羞布。出于策略，他们也愿意认可官方的说法儿，这是一个改革开放
的时代，以此促动中共政权的演变。

这种无意独立思想的特征使得中共成功地“暗渡陈仓”。当部分天真
的仁人志士终于恍然仍须重走苏东革命的道路，探讨是否到了寻找中国版
本的七七宪章共识的时候，当下的中共政权早已与自己的第一代第二代渐
行渐远。的确，中共今天早已不再是后极权主义政治了，这也是中国自由
主义思想的领军人物李慎之先生生前作难的地方，他发现中国政治与哈威
尔描述的后极权主义有隔膜之处，李先生无以名之，只能仍以为中国处在
极权主义后期这样的认识来区别于哈威尔的创获。

事实上，中国早已不在极权主义后期的阴影里，如果需要精准地表述
，也许华国锋主政的时代算得上极权主义的后期，邓小平开创的，其实就
是中国版本的后极权主义时代。邓小平借改革开放的功利主义号召抢占先
机、制高点，多少化解了中共政治的合法性危机，“不争论”，使得一切
思想和现实社会的革命力量少能置喙，少有同盟，无从成就起凝聚社会道
义资源并与邓小平及其中共政权分庭抗礼的人格形式和组织默契，从而与
苏东后极权时代的政治博弈力量拉开了距离。后极权主义时代的中国有不
少持不同政见或意见的“异议人士”，却少有民间意见领袖或持自己政见
的精英分子，就是说，在苏东社会专制与反专制力量围绕政治展开攻坚决
战时，中国反专制的力量是极为分散，不成气候的。因此，即使到了危机
加剧的1989年，胡耀邦的去逝标志着极权政治中理想主义要素的丧失，“
国外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邓小平先生语）交相作用时，邓小平不
得不公开撕破其面具，露出反动残忍而狰狞的真相，使中共成功地渡过了
一次政治危机。

中共的成功使得后极权主义的帷幕落下了。江泽民先生一度笨得想重
启这一帷幕，给人民一次结盟革命的机会。邓小平南巡，号召权抢钱私有
化，使得中共打左灯朝右转，中共从极权政治的革命党变成了一个保守权
力的机会主义政党，为了它的万年执政，一切“可以，可以，都可以”（
秦晖先生对此语有精彩的阐述），迅速地把国民财富部门化、个人化、结
构化。中共把中国变成了一个个巨大的机会，在这些机会面前，国际社会
的人权标准、国外的民运力量、国内的自由呼声虽然浮出水面，却越来越
边缘化，难以刺激或动员中国社会，难以成为一个至高的信念迫使中国社
会反思、校正自己的发展轨道，并即时有效地表达其正义或文明理性。到
中共标榜钱买权民主化的时候，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先于制度定型，所谓
的改革，或良知正直之士们理想的制度建设，不过是这结构丛林中活的潜
规则的调适。

后极权时代无思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在1989年后开始反思。就是说，曾
少有表达观念的中国知识界开始引进观念，制造观念，推销观念。无论是
八十年代的文化热还是方法热，都潜隐着知识界对西方价值观念导入的作
用，并以此来协同中国社会的进化发展方向。这种“观念先导，协同进化
”（李朝晖先生语）的现象正是落后民族先进分子们的政治话语，是他们
引导民族前行的政治力量。六四民主运动的失败使得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暂
时失去了民众，民族的先进分子们不仅未能集聚自身的社会道义力量，反
而“躲避崇高”，跳进民众的大海里，摇身一变成为社会的“精英”人士
；知识分子们不仅不再提供价值，提出政治诉求，反而开始表达概念名词
，摇身一变为学者或大师。他们说，他们对比八十年代已经“悟今是而昨
非”，他们更加成熟，因为“学问突显，思想淡出”，跟城邦人的意见生
活不同，他们过的乃是反思一类的观念生活。

他们首先把反思的对象界定在人类历史的革命事件上，“告别革命”
是他们的成果，一切中国的灾难多少与“革命”有关，坚定地把革命抛进
历史的垃圾堆，以此来观察并解答中国当下现代化的难题；对中国革命的
总结，对袁世凯、孙文、蒋介石、毛泽东等民族革命遗产的总结，他们想
当然地设想，如果中共不革国民政府的命，中国的命运可能还好一些，因
为事实上中共的统治不如国民政府的统治。如果孙文不革袁世凯的命，中
国的命运还可能好一些，因为事实上中国当时已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如果孙文不革满清政府的命，中国的命运可能更好，因为当时清帝国已
经准备立宪。等等。所以，革命是罪恶的渊薮。其次，与国际学术接轨，
使得他们轻易地接受了近乎同步的西方学术成果，接受了后现代主义的论
断，成本、演进、自由秩序原理等成为他们的口头禅，自由主义成了一种
极佳的纸上谈兵工具，他们的概念操练想当然地以为专制可以和平地转型
为民主，他们并不循名责实，而是因名称义，因名称信，名教自由主义者
们像阿Q一样对灾难的中国专制政治获得了幻觉或精神上的胜利。再次，新
左派们对现实的专制避而不谈，专注于对市场、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批判
，从而给专制留下了存在的合理性，留下了活动的广阔天地。最后，知识
界机会主义地与国际社会交往，民族认同问题成为一个真真假假的社会命
题，为官学利用的民族主义成为1989年以后最有社会影响的思潮。

因此，后极权时代过后的中国并没有进入反专制的最后决战阶段，如
六四民运人士乐观预言过的，反而进入了一个急剧右转、相对稳定的时代
。中国的政治统治者们眼看着被统治者们过日子，熙熙攘攘于名利场，甚
至看见他们之间经常扭作一团，清理门户，纯洁队伍，因名利不共戴天，
而前来求助统治者这唯一的可能也是仁慈而有效的权威。中共变成了中国
社会有求于它实施统治的利益集团，无论它怎样贪婪，无论它怎样施虐，
无论它怎样伪善或懑憨，这个被绑架的社会已经不愿意离开它，或者自以
为理性地觉得不能离开它。这是怎样的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有别于极左专
制的极权主义、集权主义等抽象过的政治定义，如以感性经验概括，这个
时代同极右专制的法西斯主义类似，而在精神气魄、社会动员能力、对外
输出等方面不如远甚，称之为次法西斯时代也许最为精准。反抗专制不再
是这个时代的精神，乡愿、犬儒反而成为这个时代还有活力或“思想”意
志能力之群体的整体特征。

三 次法西斯时代的理论特征

与次法西斯时代的理论特征不同，后极权时代的理论基础，无论官学
还是民间之学，仍贯注着理想主义，那里有理想与现实的结合，有理性与
情感的完美表达。就是说，后极权时代的理论家们有一种即时兑现正义的
肝胆，有一种时不我待的峻急，有一种对生存秩序良知边界的朴素理性。
因此，在苏东，先进的人们以讲真话、公开化、透明性来颠覆专制政治；
在中国，真理标准大讨论，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等事件中，都可以见出这
种理想的光辉。即使邓小平先生的猫摸二论，也有着诉诸经验直观的朴素
真理。即使邓小平先生的改革方略或中特理论，也有着跟僵化的专制政治
秩序告别的革命性冲动。

但次法西斯时代的理论不同，这一时期的理论总体上是抛弃理想的。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从理性精神到理性主义，大体上是以对人性的情
感和文明理性的背叛，而直接诉诸人的意志欲望。这种世俗经验的至高明
认，就是理论家们对国家利益、立国目的、社会正义的庸俗化表达。那种
对一个民族历史的总体性解释没有了，存而不论了，一切表达都是顾此失
彼的，碎片的，孤立的，据说也是经验的，渐进的，可以形成自由秩序的
，因而是最正确的。就是说，次法西斯时代的理论是乡愿的。

后极权时代的理论是为了解答现实，解决问题，是宏大叙事与微小叙
事的结合。次法西斯时代的理论回避现实，拖延矛盾，以打着微小叙事的
名义探讨真理，它不表达真实的声音，它标榜表达的是真理的声音。它不
表达终极关怀，它标榜表达中近期关怀；它不表达社会关怀，它标榜表达
民族关怀；它不关心社会秩序稳定的品质，它只关心社会秩序是否稳定。
因此，一切有关挑战现存秩序的努力，一切反抗专制的活动都不在这一理
论的视野之内，就是说，次法西斯时代的理论是犬儒的。

后极权时代的理论是为了推动社会的发展。次法西斯时代的理论却是
为了保守现实，它认为社会已经有了不错的利益格局，最不坏的社会结构
，最优的制度创新成果，一切变革都只是也只应是局部的、细微的。就是
说，次法西斯时代的理论是保守的。

后极权时代的官产学之间有着不小的张力，但到了次法西斯时代，经
过市场或说名利场的调适，这种张力消失了，官产学的同盟，使得知识理
论多具有了不知所云的巫师特征。这些理论任意臧否，主旨玄远，大言河
汉。跟民族个体成员的现实感受和切己追求离题千里万里，跟个体的生命
完善、个人正义和社会正义的实现相距甚远，跟类人孩们身心进化所要求
的走路权（迁居移民自由）、说话权（言论出版自由）、交友权（集会结
社自由）、生命权（生命信仰自由）、财产权等艰难的成人之旅背道而驰
。就是说，次法西斯时代的理论有益于大家长对类人孩们的统治。

尽管国际主义的理论阐述后来演变为第三世界的理论梦想，次法西斯时代
的理论核心是国家主义和精英主义，对国家利益的突出强调使其将国际社
会庸俗化，对民粹主义的警惕使其标榜民本主义，并对国内诸多社会力量
即民本力量进行镇制打压。就是说，后极权时代的理论是一种非中心的，
次法西斯时代的理论则有着重建话语霸权的努力。它公开标榜这是学术的
年代，它嘲笑思想，它跟专制政治有一种暖昧的关系，它可以公开表达自
己对民主自由世界的态度，但它不敢公开表达自己跟专制政治现实的分别
。

何新先生的国家主义呓语、王小东先生的光荣孤立梦想、萧功秦先生
的保守主义和权威主义理论、康晓光先生的合作国家论或中国特殊论、江
泽民先生的三个代表理论、胡锦涛先生（可能更是郑必坚先生一厢情愿）
的和平崛起论，以及癌变的经济自由主义、法学自由主义、神学自由主义
、儒学自由主义、宪政自由主义，都是这种次法西斯时代的理论。它们共
同构成了一个专制国家在次法西斯时代的理论刮噪。

四次法西斯时代政治的社会基础

后极权社会的群众对专制政治是离心离德的，但他们有一种明确的目
标，即对自由民主世界的向往，正是这种社会基础注定了后极权政治是一
种过渡型的政治。次法西斯时代的子民（市民或所谓公民）对专制政治是
漠不关心的，他们只关心自己是否能过上小康日子。他们之间的相互敌视
、剥夺使得次法西斯时代的专制政治处于动态稳定之中。

后极权政治的社会基础仍保留着极权时代的某种平等，即群众与政权
有一种亲缘关系，群众在可见的公开的范围内，其社会地位或政治地位是
平等的。次法西斯时代不同，它不仅公开了过去被遮蔽的三六九等，公开
了行政主导的城乡二元结构，而且以市场和现代知识的名义加剧了城乡二
元结构，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分裂。

后极权社会有着追求制度转型的内外压力，次法西斯时代的结构先于
制度定型（孙立平先生语）则大大化解了制度变革的冲动。或者说，社会
结构的矛盾大大掩盖了政治制度的落伍和反人性非正义的合法性危机。号
称“胡温新政”年代最动人感情的词汇是“维权”，这种权利却多是社会
阶层各自的结构性权利，是他们对分配到手的使用权、或说对在社会活动
中产生的自然关系权利的维护，而非对自身社会权利即政治权利的勇敢争
取。他们相互之间缺少同情，彼此隔膜，少有沟通。业主们维护的是自己
的居住权，不会关心拆迁户们的物权，拆迁户们维护的是自己的产权，不
会关心孙志刚们的走路权，农民工关心的是自己的工钱，不会声援知识分
子们的说话权，学者们关心的是自己的名利，不会关心法轮功信徒们的生
命权，名教自由主义者们关心的是自己的自在，不会关心政治异见分子们
的交友权。

这种社会结构的定型和社会结构的分裂，导致了次法西斯时代的专制
政权从矛盾的中心地带跃进到仲裁者的地位，它确定了自己作为中国大陆
无可争议也不容挑战的权威。地方政府、中宣部、金融领域、北大改革、
房地产商人、派出所胥吏、国营企业、乡镇一级行政机构、美国政府、日
本政府、台湾地方政府、甚至参与六四的李鹏先生等都可能作它的替罪羊
。温家宝先生为工钱在民工和工头之间的权威性做秀，形象说明了它的能
耐何等地荒唐。上万人的民愤、数亿人的民意、十数亿人的民族情感居然
都可以通过它得到发泄。次法西斯时代的道义力量让位于利益格局的明认
或调整，次法西斯时代的社会正义让位于对灾难不幸的善治善理。这或许
是一大批自以为有着理想的知识分子愿意依靠依附依托中共政权的原因。

这种利益优先性使得专制机器较之后极权社会更易发动，次法西斯时
代的专制机器自我认同，自我强化，他们对异己分子的镇压是自觉而有力
的。像中学生一样弱不禁风的小姑娘刘荻曾让他们大动干戈，正直的人们
以为他们太脆弱，他们不是脆弱，他们是自觉；应城小地方的杜导斌先生
被他们捕去，放眼应城，作杜导斌说真话一样书生之想的也就杜导斌一人
，但他们还是要将杜导斌收监。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更可怕的在于，他们
不仅自觉，而且凶残，而且肆无忌惮；他们不仅掌握现实的权力，而且他
们掌握了未来的权力，或者说他们自以为参透了权力的真理。一位朋友被
他们收进去了，几个小伙子轮流对其拳打脚踢，打得他在狱里求死不能，
求饶不止，这样还不足以打击异己，小伙子们还有着以军警特的力量收集
来的朋友的隐私，诸如偷漏税、生活作风问题，一张张牌打下来，我们的
朋友只有认输；这样还不足以打击他，小伙子们还以普京说事，在疯狂地
抽打人时并不忘教育他说，你以为你们民运能成功吗，成功了你就能当英
雄吗，想明白点，即使成功了天下还是我们的，这些地方还要靠我们来守
摊，看看俄罗斯，你以为掌握权力的是什么人，告诉你，就是我们这样的
人？

如果我们记得，在次法西斯政权审判新青年四君子时，徐伟就在他们
的法庭上以头撞法官的审判桌，以抗议狱卒的毒打，我们也许能够想见这
个次法西斯政权的可怕的基础。就是说，镇压异端不再是因为被蒙骗说教
的理想使然，而是因为要展开、行使并保卫自己的权利，而是因为要维持
自己可见范围内的稳定。如果我们愿意反思一下非典，我们可能更能获得
对于次法西斯时代社会基础的感性认识。伊拉克的“人民战争”（张召忠
先生语）没有发动起来，但我们的倒萨战争中却有着广泛的人民战线，这
是一种平时里我们不能想象的民众理智，我们眼见的中国民众的乡愿犬儒
在此时突然转变成了一种统一的情绪与理智，那是一种肃杀的可以把任何
一人当蚂蚁一样碾死的法西斯气氛。是啊，国难当头，国人皆可喊杀。除
了众志成城，除了颂扬中共或白衣天使，除了鼓励打气结成统一战线，没
有人容忍批评，容忍质疑，没有人倾听非典病人们、民工们或大学生们的
无力无助的恐惧。

更不用说专制机器的帮凶们，那些杀害了孙志刚、李思怡们的普通公
职人员，他们有意无意间犯下了多少罪恶啊。我经常想，那些作恶者们，
比如犯下反言论自由罪的李希光先生们，犯下枪杀平民罪的中共二十七军
、三十八军等军队的官兵们，犯下谋害生命罪的警察和特务们，甚至犯下
任意拘捕公民罪的官员（例如下令捕获胡佳先生的北京市委的刘淇），无
论他们有什么样的理由，或有多少理由，他们不仅被钉在耻辱柱上，而且
必须承担他们的罪责。我进而为他们着想，专制机器如此有效，也只是因
为这些普通人的麻木或势利，他们没有生命权。麻木和势利是他们最容易
得的病症，他们不会同情并尊重别人的生命。专制机器因为他们的麻木、
势利和残忍而永不生锈。一切体制内生存者都可能成为次法西斯时代的专
政基础。那些文明人眼里最无耻无行的专制机器，却运行得是那么有效。
比如公职人员，即王朝时代诗人们诅咒的胥吏们。李广将军一世英名却遭
胥吏蹂躏，自司马迁、司马光在他们不朽的史著里写下了李广将军的遭遇
外，中国人对这种人并不陌生，方苞也刻画过他们；次法西斯时代的专制
机器上的胥吏们更是得意忘形，如哈尔滨市的狱卒们对朱胜文副市长的侮
辱（哈，你这厮只是俺手里的一个行货），四川派出所的办事员制造的李
思怡死亡，湖南发生的黄静尸体器官被盗的怪事，这些既有专制体制黑帮
化的原因，更与普通人的麻木有关。痞子王朔倒是早就明白，在中国，不
定什么时候你就要倒霉。这其实都与专制体制的强大和无孔不入有关。正
是因为这种原因，前东德的那些体制内的人，比如士兵、特务、警察、教
授、律师等所谓的普通人，在后来长久地得不到民众的原谅，他们想求得
一份看门人的职位都难，虽然对他们的清算报复有些过头，但也确实是他
们自己作孽的结果。

五次法西斯时代的美学特征

次法西斯时代并非时刻肃杀着，后极权时代曾对民众的衣食住行严加
防范、警惕，不准其逾矩过线，它的僵化跟民众的人性追求形成反差。因
此后极权时代会有对民众烫头、穿喇叭裤、听邓丽君靡靡之音的管制，后
极权时代会为一首诗、一部电影、一种娱乐而引起全国性的讨论。次法西
斯时代则刚柔并用，管制与异化并举，它放开风化，任由民众自我打扮，
自我审美，进一步地，它主导了民众的审美情趣。

如果说伤痕、寻根、反思是后极权时代的美学特征，后极权时代的美
学是一种寻找式焦虑，后极权时代的美学以求真的人性为基础；追求成功
、追求世俗的名声、兑现现实的利益则是次法西斯时代的美学基础，千方
百计地论证并赞美现实的合理性、艰难和不得已，是次法西斯时代作家艺
术家们的拿手好戏，次法西斯时代的美学是一种伪善式崇高，是一种仿真
式做秀，是一种做戏式傻美。

在次法西斯时代的美学展开里，活着的民生哲学历来如此，是国人最
好的选择，是东方神秘的宿命，也是人们可以玩味可以自伤自悼自我感动
的悲壮演出；历史已无是非对错好坏，只有命运的美丑、幸与不幸、坎坷
或风顺。次法西斯时代的美学打着新写实主义的旗帜，只是对现实想当然
地归类，对现实进行无关痛痒的如此而已岂有他哉的旁观式指点。

但对于微小叙事，次法西斯时代的美学有着精致的努力，作家艺术家
们把任何一种感性经验无限放大，以为自己是经验一次美学领域、历史领
域或世界意义的大事。活着，沙床，作男作女，有了快感你就喊，这种对
欲望的不加节制的展示正是从美男美女作家到所谓学者化作家们的全部把
戏。次法西斯时代的美学是祛除情感和理性的欲望标榜，是一种秀，革命
秀，下体秀，天下秀，文化秀。

这种次法西斯美学集中到影视领域，最典型的文本就是张艺谋先生的
《英雄》，尽管对《英雄》的批评铺天盖地，《英雄》仍取得了它的美学
地位，因为它是对次法西斯美学最形象最极端的表达，《英雄》反映出次
法西斯时代对力量和伪善道义的崇拜，在人类文明主流高扬人道、人权大
旗的年代，次法西斯美学企图表明在它的政治和社会中有某种深沉的历史
合理性，次法西斯美学不是靠人性的坚实或文化成就来扮演举足轻重的角
色，而是靠一种改编的历史，靠标榜自己在文明世界的独特性来要求地位
。在良知和正义之间犯难的类人孩们，被一种《英雄》般的视觉或表达审
美催眠了并转移了心智。跟真正的历史英雄相反，《英雄》表达的是“真
理”，它不表达或实践正义。自《英雄》以下，中国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
者们的演出同样充满了异己的真理，这种“真理”甚至伤害了自己，直让
人死而非让人生，但在次法西斯的美学里，它充满了牺牲，也充满了悲壮
，充满了崇高。

如果没有贺岁片一类的影视作品和宋祖英等人的甜歌上场，次法西斯
时代的美学也就过于崇高或悲壮了。贺岁片据说是生活的反映，是讲述老
百姓的故事，是表达其喜乐哀乐的。但事实上，次法西斯时代的贺岁片是
对民众生活和社会现象的强奸，它是自居精英的戏子之流异化的产物。它
是专制机器对人一年年盘剥和镇制之后的年终随喜，它打着生活和社会民
众的名义，标榜对后者进行反映、总结，而在岁末对民众进行赐福。它强
行改写了后者，是对后者的僭越和置换，它企图充当民众的鸦片、摇头丸
，并指导民众如何说话，如何生活或如何向往生活。

宋祖英等人则为次法西斯的力量崇拜或“英雄”崇拜注入了柔情的抚
慰，谁能说次法西斯时代没有女性和情感呢？宋祖英等人就是次法西斯美
学的阴柔形象，即仿真、伪善、傻美。她并不是热烈地爱或刻苦地修，而
是对次法西斯时代管制的缝隙傻傻地进行了填空，久而久之，她成为这个
时代的另外一种象征。后极权时代的乐观、向上、理想，无论是《年轻的
朋友来相会》还是《让世界充满爱》，等等，在后极权时代，都能给人一
种家国美感，那是“我的父亲母亲”、“我的兄弟姐妹”们有着希望和人
生意义的年代。但次法西斯时代的家国已经原子式分裂，其美学理所当然
要标榜其无情世界的温情，要表达礼崩乐坏中的人伦、等级，要歌唱民族
全面滞后中的知足、喜乐、幸福。

正是在次法西斯时代，民族历史的丑恶被“锦被遮过”（李慎之先生
语）。在后极权时代受到质疑或审判的毛泽东等人，在次法西斯时代获得
了谬托知己的同情、膜拜；“小平你好”，在后极权时代受到平等对待的
政治领袖，在次法西斯时代获得了置诸宗庙神圣的地位。

六次法西斯时代的自由主义

次法西斯时代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法西斯时代有意无意的摹仿，这一点
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蒋介石国民政府时期已经有过表现，蒋介石先生有
心无力追求的政治局面让江泽民先生、胡锦涛先生等人成功获取了。次法
西斯时代摒弃了法西斯政治的过于尖锐的特征，摒弃了法西斯政治非常革
命的一面，摒弃了法西斯政治对外输出意识形态的冲动；次法西斯时代的
意识形态退居幕后，只是在必要时走上前台，但这种意识形态已经完全空
洞化，徒具符号意义。

法西斯政治有一种统一的意识形态，有一个强大的宣传机器，法西斯
政治是对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威胁。次法西斯时代的专制政治却容忍了思
想观念的多元，容忍了人们的腹诽，容忍了自由主义的浮出水面，它无意
绷紧意识形态的宣传神经，它无意表达自己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支配性
欲望，它可以公开表白自己对国际社会的参与性行动或建设性影响，它可
以厚颜自己代表整体利益的主张或亲民爱民的政策。所有内部的整肃都是
它的不得已，都是因为别的人如一个小姑娘、一个残疾人、一个书生等等
坏了它的善治；所有对外的声讨，都是因为它受到了侮辱受到了挑衅，都
是因为反华势力的不自量力、蠢蠢欲动。

跟法西斯时代的形格势禁不同，次法西斯政治公开了自己法治德治的
善治理念；但跟法西斯时代的政治本质一样，次法西斯政治是对全体成员
的腐蚀、侮辱，不过次法西斯政治的生杀予夺或统治命令是用法治德治一
类的说辞掩饰了。如果说法西斯政治对人只有管制一途，那么次法西斯政
治为人还指示了异化的方式，一群类人孩对更大规模的类人孩的统治是残
酷的，但在次法西斯时代是维持性的、要求表面和平而能够相安无事的。
就是说，次法西斯时代的国家带上了社会的温情面具，次法西斯时代的政
治统治可以用行政化、司法化、学术化、市场化等一切社会化的手段实现
，自然，次法西斯时代的个人也可以回避政治，实现人格与行政化、司法
化、学术化、市场化等社会化的合一。虽然，次法西斯时代的国家并不就
是社会，但它对自由主义或知识分子群体的其他思想演进具有相当大的欺
骗性，在后者看来，次法西斯政治还能做事，还能亲民，还有一定的社会
空间，还愿意保证经济的七上八下。有它比没有它好，或更不坏一些。

次法西斯政治不仅以政带工，完成了国家重商主义的投机过程，而且
以政问学，制造了知识的断裂，并使投机性的知识无远弗届，指导了民众
和青年如何思考如何生活如何看待世界。法西斯政治曾如此在短时间内崛
起，一度成为那些政治腐败、经济低迷、社会混乱的国家羡慕的对象，使
世界尤其周边国家惊佩与疑惧交加。对比起来，次法西斯政治声称的“和
平”或“韬光养晦”式崛起更让世人有理由称赞。对遭遇过危机的东亚国
家、处于发展低谷的俄罗斯等中国周边国家来说，中国的政治稳定、经济
增长、社会繁荣是他们梦想而不得的好运。次法西斯政治比起其他专制统
治更具有欺骗性，对比而言，极权或神权政治对内部成员虽有催眠式的重
塑功能，次法西斯政治却是要内外都要蒙骗。如前说，次法西斯时代的美
学有某种悲壮性，这种悲壮感是为其官产学精英实在地拥有着的。这些官
产学精英，这些大家长制度下的好孩子们在看管、照料十数亿类人孩时，
深味到外人难以言喻的责任或悲壮。因此次法西斯时代的市场经济是权力
经济的榜样，次法西斯时代的知识生产也成为权力政治的合伙人。知识生
产的最从容的一群人失去了次法西斯社会活的感性的经验，他们的心理世
界永远缺乏专制力量压迫下的紧张关系，他们缺乏对专制社会穷窘状态的
深刻认知，他们对生活的不满是由观念推导的，他们对中国无来由的责任
感也是由想当然的观念推导的，他们永远在知识或思想的碎片上患得患失
。天可怜见，当发达社会的思想例如人权观念、法治观念、宪政观念、自
由观念等传播到次法西斯社会，专制政治有着足够的力量或弹性使之屈从
于权力，使之付出失去血性的代价。

因此，在次法西斯政治不动声色的运行中，自由主义不仅注定要受到
其他社会思潮的围攻，而且遭遇到可怕的扭曲。革命的自由精神演变成书
斋里的自由主义，最乐观的自由主义面对专制社会显得最为天真，他们认
为自由主义理想可以在这个专制政治的基础上实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
胡适之就曾在中国民主与专制的大争论中如此表现过，他对民主与专制的
信誓旦旦的主要观点后来全部为事实所否定，如第一，我不信中国今日有
能专制的人，或能专制的党，或能专制的阶级。第二，我不信中国今日有
什么有大魔力的活问题可以号召全国人的情绪与理智，使中国能站在某个
领袖或某党某阶级的领导之下，造成一个新式专制的局面。第三，我观察
近几十年的世界政治，感觉到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适宜
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可怜的是，胡适的浅薄局限不仅未能为
后来者记取，反而成为后来者的高标。比起胡适观念生活的勇敢意气来说
，后来者观念生活的犬儒是何等的保守可怜。今天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缺
乏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他们难以看清民主化的许多困境，他们对民主所做
的辩护更是一种理论的推演和信念的表达；他们难以明认专制政治的灾难
，他们对现实政治的沉默多是想当然地以为那是偶然的、个别的，最终要
被超越的，是历史进程必要的代价；他们未能记取一切后发国家的民主化
经验教训，未能理解自由主义在民族的民主化进程中的进取性努力，反而
认定胡适之等精英自由主义代表了中国自由主义对民主化贡献的必然甚至
惟一路径。

胡适先生们对专制时代的误读使得他们遭遇到一个中国历史上空前的
极权和神权政治，他们在这个极权社会里付出了惨烈的代价，胡适本人则
在台湾的日子里对其认知有了修正，他成为雷震等人挑战专制者的精神后
盾。同样付出过代价的是法西斯时代的德国教会，他们在二战之后直面自
己的罪错，他们向德国和其他民族发布悔过书，公开承认在希特勒法西斯
肆虐的日子里的怯懦。对后人而言，胡适之这样的中国圣贤所欠缺的乃是
对社会复杂性的认知不足，他的立场、人格道德却是人们可望可及的典范
。今天，当次法西斯时代的专制政治暴露在全世界人面前时，中国的精英
自由主义者和名教自由主义者们也有理由展示自己的怯懦，却没有理由无
畏地展示自己的无知、帮凶或帮闲。

七次法西斯时代的出路

胡适之先生呼唤过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位五四巨子深知中国文明的再
造需要一次全方位的开智启蒙。只是他忘记了政治文明的收获需要政治革
命式的政党运动，需要全民革命式的社会运动。他忘记了文艺复兴以来的
西方仍经历了血腥、苦难、暴力和罪恶，自由主义者从来不回避暴力，并
力争自由主导了西方近代革命史，他们为西方成人革命提供了思想资源，
他们在文学、历史学、哲学、自然科学等方面对专制政治和专制社会的生
活进行了真正的颠覆和有效置换。在与暴力相伴成长的历史里，获得了社
会基础的自由主义者们开始直面非暴力的可能，并在现代有效地把非暴力
演变成政党革命和社会动员。这一西方自由主义的历史演进并未能为中国
人所认知，从而使得在中国现代革命史的中途，自由主义的工作乏善可陈
，自由主义者们理想的民主革命很快为阶级暴力革命取代，五四启蒙运动
的成果很快为三十年代的“新启蒙”运动取代。这使得极权时代的中国子
民，即使到了后极权时代，都对自由主义仇恨或避之唯恐不及。

当中国人以人道主义消解极权主义，以自由主义消解专制主义，经过
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二十年后，自由主义本来应专注于价值、人的政治
诉求来对抗专制机器，而在次法西斯时代里开展一次全方位的百科全书式
的文化启蒙，使每一个人成为他自己，使每一个人成为类人孩眼中的自信
、理性、文明的成年巨人，在文学、史学、哲学、伦理学、法学、经济学
等多学科领域立言立法，总结跨越几个世纪的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遗产，
以为中国革命的最后阶段划上成年的圆满句号。但八九十年代的思想努力
至新的千年世纪，中国人的收获却是可怜地悲惨。胡适之的文艺复兴并没
有出现，中国的十数亿类人孩们却幻想着可以不加冠立身，可以不说明自
己，即可混入成人的世界，或者说，相当多的类人孩们不愿意丢掉专制生
活的特权，因为专制的中国于他们“此地乐，不思自由”，用主仆奴才的
角度说，他们已经坐稳了好位置。他们心存侥幸，对人冷漠、势利而又残
忍。次法西斯时代就是这样，在国家之外有了足够广阔的社会，却少有独
立的个体。

如前所说，次法西斯政治中有缝隙，有足够的空间可供其子民栖息，
无能栖身的子民往往被定义为贱民，如同移民被定义为农民工。就是说，
对次法西斯政治的合法性或社会正义存而不论，人们仍可以在次法西斯政
治的运作中生活下来，并在其中寻找到某种真理或幸福，并成为真理的化
身，或幸福生活、世俗成功的同义词。网络、新闻记者和知识分子们一直
在努力表达基本的真实、表达基本的良知，表达最低限度的道德伦理；但
是，专制政治犯下的罪恶或者制造的灾难并不是全然为人们所知晓，媒体
或知识分子们只是出于利害考虑来挑选他们所要揭示的罪恶灾难，那些必
然的罪恶、灾难和不幸只能对正义的力量心存侥幸，后者不定什么时候来
，不定是否会来。因为来了，所以社会感恩于正义的现身，这是次法西斯
时代可歌可泣的成就。这些成就在某种程度上为专制政治所容许并当然地
据为己有的；而这些成就更为某些人想当然地当作中国民主化有戏的证据
。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政治体中有着持自己政见的反对力
量，历史进程推出过不少民间意见领袖，但这些意见领袖最终走向了庙堂
或山林，社会的道义资源跟专制权力不可分地纠缠在一起。当政权把民生
标榜为自己的成就，把四分之一的社会成员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中时，民权
顺理成章地成为它的仲裁资源。在民权的争夺中，任何利益集团的博弈都
最终诉诸政治的权威。任何试图问鼎政权归属或性质的力量都将在这个时
代边缘化，个人化，妖魔化。

比起法西斯政治的一惊一乍来，次法西斯政治是相当成熟的专制文化
。当上个世纪的最后十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学者们才恍然悟出，中共政权
已经成功地对后极权社会和法西斯政治进行了扬长避短。陈奎德先生在1989
年以后预言中共将演变为右翼专制，这个预言完全被事实证明了，到世纪
末，何清涟先生、吴国光先生、孙立平先生等人先后为这种右翼专制正名
。拉美化、印度化、西西里化、宋朝化、清末化、北洋化等历史和现实的
经验用来参照中国，但这些名词概念尚不足以触动中国人的心智或正义神
经。钟鼎山林，各有其性，在次法西斯政治的巨大机器面前，每个中国人
只有赚出一个生命，赚出一种活法儿；中国人已经缺乏一种反专制的人格
力量，更缺乏维护社会基本正义的精英群体。

我也是在世纪末的时候得出了右翼专制的结论，在一次演讲中我说中
国的改革已死、转型已经结束，它是受诅咒的资本主义或最坏的资本主义
社会的榜样，或者说它是对传统专制王朝统治的某种回归。今天，我们看
得更清楚了，这种回归是什么样子，它确实跟一个王朝没有什么区别。但
这种表述仍没有太大的意义，如上表述的，最有意义的在于我们如何成就
我们个人，相聚一起建立一个何等的社会。就是说，最有意义的是如何表
述我们自己，表述我们的政治认同，我们的政治诉求。

一个美国土著人给他的孙子讲述他的感受说，“我感觉好像在我心里
有两只狼在搏斗，一只满怀报复心，愤怒且充满暴力；另一只富有爱心和
关怀。”孙子问，“哪一只狼会赢呢？”爷爷回答说，“我喂的那一只。
”

对中共来说，它只会喂养自己的权力；由于我们这些子民的沉默、不
作为以及我们对中共政权的期望，我们实际上也在喂养中共。对次法西斯
时代的专制统治，只有革命才能逼其交出权力；如果革命的政治力量自废
自律、不思进取或自污自损，那么，这个时代也许会存在较长的时间，像
埃及、印度等古国一样，它负载着一个古老文明的光荣自污、自得、自我
作践地匍匐于人类的历史长河里。

2003年12月回顾胡温“新政”写于北京
2004年5月为祝汉语奖之公布改于北京


作者：安魂曲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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