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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ZT: 蔡铮:二零零三年中国印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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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ZT: 蔡铮:二零零三年中国印象(下)   
一常人






加入时间: 2004/02/15
文章: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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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ZT: 蔡铮:二零零三年中国印象(下) (130 reads)      时间: 2004-4-23 周五, 上午3:15

作者:一常人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6.木兰湖

姐姐住在木兰湖边。据本地县志记载,花木兰就出生在这里。姐的湾子在湖边一座山的南坡上。这湾子唯一的变化就是湾前有并排的三栋楼房。一栋三层居中,两边的只两层。车到了那山坡上时雨越下越大,几步外就见不到人,我的衣服全部湿透。姐姐的老屋在山顶上的一个窝里。叫司机把车开到山顶去,司机很不情愿,说那山顶上的窝里没有楼房。车子几乎垂直上爬,到了山顶,姐的老屋处只有断垣残墙。只得下车问。见一老头抱一个孩子进屋,我忙跟进。听说我找姐,老人忙进屋丢下孩子,把伞给我,自己拿了帽子带我下去。原来山脚下的最高楼就是姐的房子。我没料到姐家的房子是这村里最好的。听说为做这房子她们花了好几万,现在还欠些债。我曾力图劝他们尽力培养孩子,把孩子一个个送出去,只做房两个人住,可他们有自己的打算。

进了姐家,姐和外甥女接着。外甥女在一个农业中专读书,八年前还是个小姑娘,现在大了,牙齿有些乱。姐夫还在湖那边给香港老板打工。他管电,不累,就是要随叫随到。大外甥并没有如他答应的回家,也没有打电话回,我担心他出事,姐说不会。小外甥已开始补课。屋里阴暗。姐说好久没停电,怎么今天停电了。这屋地是水泥的,水泥地上有层黑泥垢。一楼正庭壁上有一道裂痕,姐说那是盖的太快了,二楼三楼应该压一压再建的。屋里只一张黑木桌子和四把椅子。春台上方有个中堂条幅,还红着。我看到春台角上放着许多红本本。拿起一看,原来是准生证、独子证明之类的。原来姐姐也在从事着灭绝农民的事业。姐姐是该村的妇女主任,主管计划生育。她自己就连生了三个,这计划生育的成功可想而知。问姐姐如何做这工作,她说有政策。她不识字,这政策怎么拨弄到村民那儿?我不好多问。

雨一会停了,外面被雨洗过,明亮清爽。我便出门看看。他们隔壁家边上有个露天茅坑,那茅房墙都一人来高,是土砖码的。粪池上盖了几根树枝,大概是防鸡掉进去。池内白蛆在黑粪中闪烁翻滚。我想我国一般人民三千年前用的厕所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姐屋后有口塘,水发黑,塘角浮些黄泡泡。塘里冒出一股臭气。村子里土砖青瓦房子都破破烂烂,东歪西斜,显然都是七十年代以前建的。破墙烂瓦上冒出几根歪歪斜斜的电视天线。

一会天黑,姐姐便忙着做饭,有小节煤炉,大灶还是烧柴。烟一窝窝在灶房转,让人流泪。晚饭后问怎么洗澡。姐说他们都是提一桶水到三楼阳台上淋。脏水就让它流到楼下田里。天黑,只得端了手电、水、毛巾和外甥的衣服到阳台上去洗澡。贴屋后有极陡的水泥楼梯,二楼三楼都有阳台。阳台四面是水泥墙,象个池子。洗完,姐叫我挑房睡,一二三楼都各有几间房,我挑了三楼的一间。姐给我送来蚊香,我没用,我不愿让蚊香污染这山间美妙的空气。躺在席子上,呼吸着山间雨后清凉的空气,舒服极了。

一早起来,湖面浮一片紫红的天,山间田上浮一缕缕淡薄的晨雾,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感到做一个山民的幸福。又想起那句话,上帝不给你这就会给你那。每个人拥有的其实相差并不多。这里的村民世世代代就靠这山间的几块田地上生长的一点东西生活,可他们呼吸这里的空气。于人,没有比空气更重要的了。在芝加哥的北郊,空气算是很好的了,但有汽车的臭气,怎能跟这里比。也许这里交通不便是好事。

姐姐和外甥女也起来了。问夜里谁在那儿打锣吆喝,姐说是赶野猪。夜里野猪一群群出来拱花生,要在地边吼野猪才不敢来。

我叫外甥女带我到西边山上走走。湖光山色让我心醉。上山的路几乎被封闭。树不高,但浓密。上到山顶,看到对面的山脚湖边有如天主教教堂般的气派建筑。这些都是在九四年之后建的。我们找到一条去岛上的小道。小道穿过茂密的杉树林,走在里头象走进树木筑成的隧道。隧道里绿荫森森。十来年前这树林里不知从哪儿飞来上万只白鹤,四五月间村民常拎了篮子去高大的衫树上掏鹤蛋。后来省里把这里定做保护区,给了村里保护款。村里便做了屋派人照看并限制人上山。九四年后就有人开发旅游,游人可上山看百鹤,一人五块钱。游人喜欢放鞭炮,喊叫,为看白鹤惊飞。白鹤在翠绿的山林间如花如浪翻飞的景色确实美妙。一两年下来,白鹤全不见了。外甥女说已经两三年不见白鹤了,不知它们去了哪儿。现在只剩树上废弃的无数鸟窝和地上乾结的鸟屎。

九四年我在姐家后的山湖之间闲逛,在小岛边的山坡上看到些残墙乱瓦,想是一处荒废的小院落。在其右有一个高出湖面夹在两上之间的大塘。我就一直想在这里建一栋房子过种菊山坡上悠然临碧湖的生活。姐说我想在哪里建房都可以,因为这山都是他们村的。我一直惦记着这块地。走出林子,发现有人在我相中的那块地上盖了栋一层楼的房子。屋子简陋但结实,四周也栽了些树。屋前一个光背的孩子端着碗在吃饭,一只狗巴望着他。我有些失望,问外甥女这是谁的房子。她说是她村的,现在住的人是租住的,一年一百块前的租金。房主人欠了债,打工去了。这屋西面是湖,南面是山,山下是口塘;坡下的几棵枫树已有些金黄之色,映在水面上,构成一幅绝妙的山水图。

下了坡就看到宽阔的湖面和那个岛。岛上绿树掩映着些古色古香的房子,岛边上的房子如船漂水上。在这样的穷乡僻壤出现这么富贵华丽的建筑,仿佛聊斋鬼怪故事中坟山乱冢之上的仙幻之境,让人仿佛堕入梦境。从这坡到那岛上只有五十米的水面。到了岸边,发现水有点晕黄。十年前在这里游泳时巴不得喝一口这水— —这湖水太清澈纯净了,岸边数丈外水底的石头游鱼都可一目了然,现在看不了两尺深。外甥女说原来水质为一级,现在变成二级。岸边有只破木船泡在水里,船内有只白桶。我问为什么没有一只好船摆渡,外甥女说好船总叫人偷去了,只这破船没人偷。我们上船后先把里头的水尽力多舀些出来。我们一会摇过去,上了岸。岸边种有很多花草。外甥女就逗那含羞草,含羞草一碰就颤颤收缩,宛如动物。沿岸边有一条石头小道,曲曲弯弯在树林之中绕着,地上落些野果。走在这小道上我就一直处在聊斋故事中的那种在坟山之间见高楼的兴奋中。外甥女说这是香港人投的资,村上白给他们开发。我问他们给了她们村什么,外甥女说没给什么。我想肯定有人从中得了好处。外甥女说现在老板不喜欢本地人打工,再也不招本地人了,因为本地人爱往家跑,爱偷东西。我想:那在这里开发这样的旅游区村民们能得到什么好处?就是让家门口的湖水被污染掉?

走了一会,闻到一股奇臭。在个转弯处就见到一堆吊在岛湾的几株树上泡在水里的垃圾。游人闻到了这臭味还会来?我想游人已经闻到了这臭味,因为现在不应该是淡季,很多塌塌米都空着。碰到一个外甥同村的,跟他聊起来。他说那浮在水边上的塌塌米一夜六百,他一月的工资也是六百。我问:你们做饭洗刷的污水厕所里的排泄有没有处理?他说这怎么处理,全冲到湖里。我想我国的污水处理技术,不,污水处理意识还不够。那处理污水的设备就得一大笔钱,急于牟利的香港商人哪会舍得那个血本。转过一个湾,看到沿坡建有许多独立的西式红白房子。外甥女说这个岛还只开发了一半,还有一半要继续开发。我累了,便决定回去。我看这些人的投资这么搞下去全是丢到了湖里。这湖水总量有限,不是流水,不出十年,这湖会被他们搞臭,一旦搞臭就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复原。如果这些人不来这里开发,这里的一切会更美些。

回到姐家,姐说她已叫人明天给我一只木船到湖里去玩。中午哥哥、母亲、大哥、二哥、侄子坐着一辆小面包来了,原来这面包也能开进来。姐夫也回来了。姐夫拿出一个旧皮艇给我们到湖里去玩。我给皮艇打了气,扛着皮艇带了侄子去游泳。从姐家走下去百把米就是湖。湖水温润,在水里泡着,极其舒服。

回到屋里,姐家也热起来,但不过三十来度。穿堂风是天然空调,坐在屋里很舒服。收音机说武汉的温度为三十八度。一家人闲聊起来。哥说封闭式高速公路将从我们家西边一里外穿过,横切过湖边,过路很不方便,没人喜欢。那路修成后从武汉市中心到我们家(七十公里)正常速度是四十分钟。原来是四个小时,现在是一个半钟头。将来也许这附近会住武汉人。我想我国整个城乡结构都将因高速路网的建立及现代通讯的发展而全面更改。我国经济的自然发展及城市的过度拥挤加高速路网的建立将使我国的乡村化不可避免。也许中国农民问题的根本解决在于乡村化——城市向乡村无限阔张以至城乡连为一体,许多传统农村成为城市上层的优先居住地。许多农民可改事服务业。姐所在的村子稍加改进就可成为一般城里人度假或者居住的好去处。如帮农民配备适宜的污水处理系统,在屋顶四壁覆盖太阳能光片,利用自然能制冷、取暖、照明、做饭;把通到这里的路用水泥石板铺过来等。有些在十年内就可以做到。我最担心的是等水泥路通到这里来后这湖水成了污水。

7.红安县城

在家呆了两天后就去县城。去县城的一截路是水泥的,这公路是全县的大工程。修路是用秦始皇修长城的办法:强征农民修路。二哥就被强征来修过路。农民每人十个工作日,不去的一天交九块钱。原来的公路车子每小时只能跑三四十公里,现在可跑七八十公里。

县城确实多了些高楼,原来平平的河西已成了城区。满街横冲直撞着野猪般的麻木。麻木在武汉已被禁,便都跑道小县城来拉屎拉尿污染空气。九零年我回家时车站边上只坐着许多拉板车的,现在机械化了,全是麻木。

本想先到我曾经工作和战斗过的二中去,在二中门口碰到我家隔壁的占红。占红和他父母都住在二中对面。我和占红论辈分是老表,我管他父亲叫舅。远亲不如近邻,只得先上他家去。他们家原是富农,八零年才翻身。因为父亲是教书的,八十年代底全家都转成城市户口。占红初中毕业后上了个中专。他住单位的房子。院子里过道里脏得无处下脚,他屋里却装修得很漂亮。占红的孩子七八岁,见了我,张开两脚,伸开手脚撑着门框往上走,走到顶再跳下来。天近黑了,只得在他家吃饭。占红媳妇忙着做饭,舅父舅母陪我说话。舅母悄声说占红媳妇脑里长了瘤子,动了手术,花了几万。得了什么病,花了多少钱都没告诉她,钱都是老大出的。老大红阿还在东北部队,到了团级。为买这房子他们只得又求红阿,一要三万。他们万不得已才求老大。舅父教了一辈子书,除了在我家屋后那厢泥砖房子外他们没有住的地方。红阿媳妇为这钱跟红阿闹,红阿抽了她一耳光,媳妇便回了娘家。原来两亲家亲得人间少有,一直称兄叫妹,恨不得住一屋,此来彼往,一周一封信,无所不谈。这回那边老太婆来了一封信,说他们做老人的都尽力不麻烦后人,言下之意要舅父向他们学习。舅说收到这封信后他没回信,从此与亲家失去了联络。他说他们是老干部,一人一月三四千,看病出去玩都不要钱,房子什么的都有了,只一个姑娘,我怎么学他?我就那么一点癌工资,他们要怎么扣怎么扣,今天修路,明天救灾,后天支持奥运。老二和他媳妇都没工作,带个孩子,靠老二给人送送汽水过日子,三天两个钱;大人能不吃,细伢不能饿,不帮他怎么行?老三还有个单位,在水产靠抓那捉青蛙的、逮小鳝鱼的犯罪分子罚款过日子。抓这些人得起早贪黑,他们做不到,自然没什么收入。占红媳妇在家私人办的幼儿员里帮忙。两人的工资没有定准,好在只养一个孩子。这房子要一次性买下来,没钱就不卖给你。买下来住了,将来也是个房产……。我为他们打抱不平,说农村哪家不是全力培养一个有点出息的,让出息了的再来帮那没出息的?要是出息了的甩手不管自家人,那还叫人吗?舅只是叹息,说有的人自己穿了皮衣就世人都暖和,自己吃饱了就世人都不饿。又说到村里同是在外当兵的四进,他姐夫是个孤儿,又是个教书的,姐姐躲到他那儿去生孩子,媳妇自然不高兴,天天闹。这四进是个打小人见人爱的老实孩子,居然跟媳妇离了婚,自己带着孩子。我为那姑娘悲哀。那是个招人怜爱的女子,上四进家来还抢着洗衣服,很驯服孝顺的样子,怎么会闹到到这地步?

吃完去街上走。灰尘蔽目的街边光膀子的食客围在一起热火朝天地吃火锅,空酒瓶排在桌上。满街晃荡着光膀子的汉子,我也只得入境随俗,光了膀子。街上麻木暴着刺眼的灯乱叫着东奔西突。有许多网巴,门都大开。我走进一间网巴,主人马上接着。原来吧主是我在二中教书时向我倒卖过复习题的小伙子。这家伙倒腾十年,该发了财,只是精黑的样子没变。他旁边坐着一个跟他一样紧凑的女子。他摸着那女子裸露的肩膀说这是我老婆。老婆很不愿当老婆,蔑视地拨开他的手。他讨好地笑,使我怀疑这老婆货真价实。他给我们一人一杯热茶并安排上网。半年前朋友告诉我说红安都是宽带,跟在美国搞通讯的邻居谈起,他大笑起来,说你们那儿怎么可能有宽带?装宽带那接受器要象蜘蛛网一样遍布各地。我们这里(芝加哥北郊)才刚开始安装。你们那儿肯定是用的人少,快一点,他们不懂,以为是宽带。邻居是专家,说得我如拿了家传的古董向人炫耀被专家断为赝品一样失落。打电话核实,朋友说红安确实一上就是宽带。这时我还心存疑问,一问,这汉子说是宽带。试试,确实快,只是计算机太小,键盘有些发涩。听说键盘不灵,网主忙给我换座。网主说现在一小时一块钱都没人来,开的人多了,新开的都是好计算机,家里买计算机的也多了,只等着关门。巴内三十多部计算机,只十几个人,都在打游戏机。我试上我常逛的开明网站,都没有,不禁要笑。想在这计算机时代,我国发展的最大优势是拥有充足的信息源——世界各地遍布中国人,大家在世界各地为中国搜罗信息(这些人都是“中国间谍”),用中文表达思想,传递信息,这些对中国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潜在作用。许多信息对我国来说是无价之宝,是我国后来居上的天助。有了网路络,却又封这封那,这好比有电视机却敲掉屏幕只让你听声一样,跟塔利班那帮孩子的做法一样纯朴可爱。只是这些封塞蒙堵的老式做法效果肯定不如那些精神病人的意:我在美国常常收到国内朋友的电子邮件,他们把整版的网上文章寄给我,那些文章是我在美国常看而他们在国内上不去的网上的。

出来去二中。到了二中,我很振奋。二中焕然一新:崭新漂亮的教学楼一栋挨一栋。看来我国的生产增值没全被人吃喝了拉在茅坑里。想找个熟人聊聊,可熟人都住在平房里,那些简易平房都被高楼压了,只得回还。夜歇占红家。洗澡是在厕所里。厕所很小,转身不大方便,用盆接水举起来往头上浇。便池是坑式,那冲水开关已锈死。占红说一直这样,他们拿用过的水冲便坑。

第二天一早起来我到阳台上走走,见阳台一角有个红布帘,里面象是个密室,我一撩开布帘,大吃了一惊:里头端坐着个活人般的观音。观英面前摆着香烛,显然被时时敬拜。占红跟出来,说那是他妈搞的名堂。告别占红,我拎了相机出外转。

县城中心主街变成了菜场。刚从地里摘来的青菜一挑挑层层分布街道两边;小鱼一桶桶倒在地上;一辆摩托在熙攘的人流中扭曲穿过,车后压着一瓣猪肉;咸菜摊上红条绿带转动如花,驱赶苍蝇;一个早点摊边穿裤叉的汉子蹲在黑煤灰地上刷牙。菜市上的杂乱无章使人感到燥热。走到县政府,见到老江那茅草棍子戳出来的几个胖手胖脚的字,“红安县花园宾馆”。想老江的字遍地皆是,只差题到厕所上。县政府大院里还乾净,一群红红绿绿的老人在慢吞吞打太极。路过一个餐馆,餐馆的食堂如煤窑,地面桌子墙壁上都是黑灰,一个女孩正摆弄一摊疸黄的热干面。我拿出相机要给她拍照,她见了流氓般丢下面捂住脸飞奔里间,我叫了半天她还不敢出来,只得作了。

上午去看我的启蒙老师李老师。老师在初一时开始教我,给我启蒙。此前我只知打架玩耍恶作剧,作业抄都不会,此后才上路学习。后来我上了高中,开学不久后离校一周即被开除学籍——我时年十三,只得回家放牛。放牛时我磨了好几把刀,准备把开除我学籍的中学猴子书记干掉,可刀子还没磨好冬天就来了。入冬无牛可放,大哥又让我回到老师手下读书。第二年再考高中,居然考取一中。村办中学从没人考取一中,我便有点出名;虽然改了名,还是被本乡中学猴子书记探知到县教委告了,说这是个被开除学籍的学生,早就没资格读书。我一中上不了不说,连上普高的权利都被剥夺。老师忙连夜骑车赶到县城,求教委主管招生的科长。老师找到科长,科长正要去看露天电影。科长说我已被开除学籍,他帮不了忙。老师便跟在他屁股后面去电影场磨了他一夜。科长不能带老师回家过夜,只得答应他让我还上乡镇高中。

老师住烟厂,师娘在烟厂上过班,大儿子现也在烟厂上班。我按门号寻去,在一栋老得发黑的五层楼里找到一间废弃的破房,没窗户,里头有积水和断砖。正疑惑我找错了地方,见师娘拎了菜回来。她显得矮小,但气色还好。她忙请我上楼,说李老师买报去了。楼道里污水横流,到了五楼发现过道的顶板塌了,开了天窗;雨水流过墙,墙上又塌了一块。进了屋,老师的大儿子和老三都在。老三十几年前是个黄毛,现在却是高个帅气的小伙子。房有三间:一间为老师师娘卧室,一间是几个弟兄的卧室,内有两张床;一间客厅。在走廊外有个小厨房,只能摆一灶,立一人,还有间专为瘦子设计的横竖两尺的厕所。屋里很凌乱,环看四周,没有一件像样家俱,唯一值钱的是个电脑。电脑是老师为抚慰心灵脆弱的老三买的。老三原进了荆州一所三流大学,被本地几个流氓学生折磨,无法解脱,生吞铁钉,经抢救脱险,退学在家。老三今年又参加高考,被一正规大学录取。老大二十五六,还没朋友,誓言不把两个兄弟供出来不考虑个人婚事。如今老二已大学毕业,在外地工作。老师家中有幅对联:“诗书继世芬芳远,忠厚传家幸福长”。三个儿子两个上了大学,孩子都善良友爱,诗书和忠厚该都传了下去。

一会老师回来。他面色蜡黄,见了我哈哈笑,还是二十余年前爽朗的笑声。他拉我坐在沙发上,自己端了小凳要坐我旁边。我坚决要他坐沙发,他斗不过我,只得坐了沙发。他原来这么瘦小,使我自感魁伟。问他生活,一切都好好。我原来一直为没能帮成他而愧疚。他为了孩子就业梦想进县城教书,十年前我暗中为他找过省教委的朋友。朋友听说他个性耿直,不敢帮忙。现在看来他为孩子前途的担心是多余的。如今他和师娘都信了佛,吃素。问孩子吃饭怎么办,他说给他们单做。他嘱我干出名堂,要对得住我父亲;说我们的祖国正蒸蒸日上,前途光明,在美国要为国家民族争光。又嘱我要好好待媳妇娃,凡是有个商量,别由自己脾气。他的语气诚恳真挚,让我感动。我担心老三的学费成问题,他说他们有准备,叫我放心。一会他出示几首诗,一读才知他已经六十四岁。真想跟他多呆一会,但答应十二点前去堂姐夫吃饭,还有烟厂的另一个亲戚要看。聊了一会,他便领我去那个亲戚家。到了这亲戚家门口,老师跟我再见。这个亲戚是劝退的,不足五十,付厂长级别。房子宽阔气派得有如宫殿。这样的住房在美国也不是一般家庭所能有的。

稍坐一会即出门打麻木去堂姐夫家。麻木虽然丑却很方便,从县城西到东边只两块钱,十分钟就到了,步行得一个多钟头。堂姐夫家在城东居民区。车近那片城区就闻到一股奇臭,原来有一条黑水沟从城区流过,里头黑白垃圾波澜起伏。这一带民房都散布在坡上,车子无法进去,只得下车步行。在进姐夫家的巷道入口处散着一大摊垃圾,臭气冲天;人一走近,苍蝇以为要跟它们抢食物,吼叫惊飞起来。我只得绕道,找没有垃圾的地方用手爬上坡去。这些房子都是一两层楼的水泥红砖建筑,房屋间的过道只有两尺左右。房子都乱气七八糟,过道都曲里拐弯,整个城区是打游击战的好场所。看来我县人民压根就没想到将来会家家有汽车,因为这些房子间只能走自行车。将来要把个县城整得象个样子,这坡上颠三倒四的结实房子都得拆除。

姐夫的房子内还是那个样子,二楼却加了一层。电视还是黑白电视,厕所还是蹲坑,做饭却也用煤气灶。问姐夫出口处怎么成了垃圾堆,他说大家凑钱请人收垃圾,一个月一次。可能钱没收齐,收垃圾的没来。我问政府不管垃圾?他说哪个管这些!我说连收垃圾都不管,要政府做什么?!姐夫只是笑,说你以为是美国。我想小县里多的是过剩劳动力,政府组织人把个垃圾清理掉又不要什么大投资、高科技,为什么做不了?垃圾发臭是因为政府腐烂。非典之类的传染病不兴旺发达只是因为我国人民练就了超强的抵抗力。

下午到二中去见了从前的同事。同事都住上了装修得很现代的套间,地面都是金黄色地板,天花板都认真装修了。十年前他们都只一间房,里头半间为卧房,外头半间客厅兼厨房,老远之外有个公共厕所。许多人有孩子,三人一间简陋破烂的小房间,转身都困难。老师们只算有个窝,没有睡到露天。现在他们的房子是学校掏一部份,自己付一部份。几个同事都自豪地说现在不比从前了,臭老九还不算太臭。只是在漂亮的教学楼外还是那个旧厕所。里头骚臭熏人,破烂不堪:一条宽沟便坑,那沟沿已破裂,露出砖头,沟壁上尿垢堆起。

夜里在一中二中教书的大学同学相聚,由一个同学记在学校帐上。点了许多菜,打架劝酒。吃完,满桌的菜大半未动。看来我的这些同学如今肚里都很有油水。散席后,满桌的剩菜没人打包,我感到可惜。

在县城又见了一些高中同学和战友,到处吃,吃完常常不知是谁掏的钱。免不了谈起法轮功。我曾在雅虎上搜寻“HONGAN”,头一个出现的是红安县法轮功信徒发信庆祝大师五十大寿,开篇是“老师你为我们日夜操劳,辛苦了!”想还是我们红安人老实厚道:他们的老师在美国奶油面包吃得红光满面,哪用他们操心辛苦过度。同学说有个教化学的模范教师,书教的极好,可惜了,练功练到了天安门。北京叫红安去领人。回来就被开除了工职。他儿子在北京上学,也组织学生练,被开除了学籍。同学说在街上见到他和老伴拖着板车拉菜就劝他:“看你多傻?不让练就莫练。”他只裂嘴笑,不答话就走了。我为这模范教师一家悲哀。

到县养老院去看一个熟人,没碰上,便去食堂。那门口黑板上写着食谱:稀饭馒头。黑板上有粉笔写的抗击非典的顺口溜,有赞颂食堂饭菜好的打油诗。看老人们啄啄点点吃饭,便拿出相机来照。刚拿出相机,便有一半老不老的人放下碗喝问我从那儿来,为什么照相,经过领导同意么?盯着我从头到脚搜罗敌特线索。我有点紧张,说是来找院长的。他问找院长干什么?我说找他玩。这一下才把他唬住了。

夜里回到姐夫家,姐夫正色跟我说:“听说你照了好多垃圾和厕所?你照这些干什么?”我没法跟他解释。我照了乡下的茅坑,小学的厕所,县城中学的厕所,餐馆的厕所,我同学房里的厕所。厕所才是百姓生活水平最好的体现。要知道中国社会整体发展的真实情况,只看厕所就够了。中国进步到了哪里,厕所会告诉你。我想许多厕所将成为历史,不照下来就永远消失了。堂姐夫是公安干部退休,说这些他也不明白,只得说:“好玩。”他语重心长地说:“你照什么不好?我可告诉你,把这些带到国外去会对你家里不好。”我说:“晓得。”他说:“这可不是开玩笑。搞得不好叫人搜出来,你回都回不去。我看你最好把它们处理了,别给自己添麻烦。”我说:“没事。”他说:“还是注意些好。”我心里很不是味,为许多人心中的警惕。

8.学校和村官

在县城耗了几天后就回家去。回家那天我起个大早,坐大面包到了叉路口换了辆小面包。车近小镇时看到一群群孩子拎了小板凳抬着小课桌朝学校走去。该开学了,我便决定到母校去看看。

到了中学先找校长。校长和几个老师住在校外一个独院中两层楼的房子里。在那院子门口碰到头上鼓起一个大黑包的吴师傅。他曾给我们学生蒸饭,负责把蒸熟的饭在我们下第三节课时摆出来并坐在食堂门口收蒸饭的饭票。我总饿得忍不住,在上第四节课时就要把自己的饭偷出来吃了。他们不让把饭提前拿出来吃,为此我们发生了不少争斗。他见了我,嘿嘿笑,说是你呀。听说我找校长,回头领我去校长家。校长正在吃早饭。聊了几句才知这楼房原是财政的。财政搬到叉路口,这房子便处理给了他们。这房子虽旧,对乡镇中学老师来说是太好了,大概只有够了级别的才能住,因为这顶多能住八户人家。房子是水泥地,一客厅,两间卧室。我看了看厕所,是蹲坑的,水泥地和便坑都发黑,有自来水冲便坑。上厕所不用到外面的粪坑厕所去,这与一般民房有天壤之别。这样的套房在这镇上大概是最高级的。我提议到学校看看,校长便放下碗带我去。

我先看了女生宿舍。那宿舍的破烂让我目瞪口呆。我在网上看过一些贫穷地方学生宿舍的照片,这里的景象比那些照片更让人难过。这宿舍是我们从前的教室。如今墙发黑,水泥剥落下来。凹凸不平的泥土地上污水干了的坑里飘着碎纸。两层的木板床一张挨一张,床上摊些破被,一尺宽的道通到里间。朝北的窗户都钉死了。十一岁到十七岁的女孩就住在这样的房里。没自来水,没厕所。我问她们怎么上厕所?校长说到外面。这宿舍北面就是操场,穿过操场,有个带粪池的厕所。我说她们半夜要方便怎么办?校长说夜里这里放一只粪桶,学生轮流倒。我说她们一周只回家一次,怎么洗澡?校长说她们可以拿桶去打热水,在宿舍里洗。宿舍转身不开,怎么洗?我们高中时也是这样。可那是二十几年前。那时我们读《包身工》,同学们都说我们住的跟包身工一样;二十年过去,这里的学生反而不如我们那时候!我们那时至少房子还没老到这样。在过去的二十来年,我国的GDP翻了四五番—— 翻到哪里去了?我只感到心痛,希望能掏钱给这些孩子做栋像样的宿舍,起码里头有厕所,自来水,地面是水泥的。我拿出相机来照相,校长说:“站好,这是要登报的!”几个女孩忙转过背朝里躲。又看了男生宿舍,同样破烂,也是我们从前的教室改的。校长叫学生把衣服扣好,说要登报,学生们便都嘻笑着挤上前来抢镜头。

路过操场,只见操场上长些黄瘦的杂草,岩石被雨水冲得突了出来。篮球架破了,篮板只剩几片黑木片。一个乾瘦的母亲正和一个女孩用根扁担抬一张桌子向教室走去,扁担穿过桌子脚。我问校长:学生还得自己抬桌子来?他说是啊,学校没钱买桌子,只得这样。我更感到震惊。我们那时上学桌椅是学校出的。我不知说什么好,只想这镇上的一把手,这县里的一把手,省里的乃至京城的许多政府高官都该为此下岗。我们这一镇几万人的孩子就全靠这所中学,我们这一方人是否有出息就全赖这所中学。学校破成这样,这一方人有什么指望?

看完中学去村小学。村小学是干爷的大儿捐款二十万建的。那二十万本来建一所小学绰绰有余,可小学建成花了四十万,村里为建这学校倒欠了二十万。当时的大队书记从中狠捞了一笔。教学楼建起来一年就四处漏水,成为危房,下雨天只得让学生回家。大哥曾是这小学的校长,找承包建校的。承包的说大队还久他好几万,要修房子,得先把欠他的付清。这承包房子的也是同村的。他给公家建的房子全是危房,可他会“打砣子”,总有人找他建。他的诀窍就是把大半的钱塞到关键的负责人腰包里。大队书记得了好处自然挑他。我曾叫县政府的熟人给哥所在的小学拨过四千块,可钱不知怎么栽到了大队书记这王八蛋手上。钱一到他手上就等于肥肉到了饿狗嘴里,学校没见到一分。我问哥钱到哪里去了,这王八蛋怎么如此大胆。哥说他截了,不知花到哪去了;找他要那钱,他说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我问为什么让他当书记,哥说原来老书记心好,狠不下心来逼人交钱,不愿当;有良心有本事的人都不愿当。这王八旦当过兵,傻呵呵的,原来当民兵连长,上面也认识几个人,上面就让他当。后来村里人还是告动了他,县公安抓了他,可又没审出个什么来就把他放了。他现在不敢落屋,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村里共欠了四十万。拿这些烂人有什么办法?国法不严不说,就是严厉执行也是马后炮。这些人无知粗蠢,要让他们规矩,最有效的是让他们信点报应,可我国几十年扫除封建迷信把他们上辈传的那点报应观都扫除得干乾净净,现在这些人干起没良心的事来无忧无畏。强制法治自然是规范人们行为的重要途径,但信仰对于规范人们的行为更有力。听说我们镇上文革中被砸了的庙又要在原址重建(我们的镇名“觅儿寺”即源自那庙)。现正在民间募捐,凡捐款三百以上的将刻名于碑上,已募得十几万元。在青平家附近的山上已经有了一座庙。我想庙宇的复兴是我们这里走向文治、富裕的开始。一切善事在没有基本信仰的群体中都无法达成;文治社会只在人们都有了基本的良善信仰之后才能实现。

现在村里的一把手是黑冲。黑冲蠢头蠢脑的,初中毕业,跟我同过班。不知他怎么入的党。据说他是选上的。他弟弟管电,用了一点小手腕;再者没人想当这个村长,他就很轻易地当上了。哥说黑冲不仅不给小学钱,还动动跑到学校来要哥交出从学生那儿收来的学杂费去填补亏空。哥不给,他说要把这个学校拆了。黑冲的名言是:“当书记不就是为了吃点喝点,要不老鸡巴当。”村里人红白喜事都得请村干部,吃喝机会确实不少。

现在小学只有不足二十个孩子,五六年级都集中到镇上小学去了。八九岁的孩子走五六里地去镇上小学就读,下雪下雨的,不知做父母的如何放心得下。镇上只让留二嫂一人对付这十几个孩子,我便给小学请一个帮忙,每月给三百块。二哥电话里说要请我认识的一个民办下放的老师。那个老师高中毕业,书教得不错。我回来后发现请的是二哥隔壁四海的媳妇。她只初中毕业。我问为什么没请那个老师,二哥说她不来。我怀疑他说了真话,但也不好认真追究。世海老娘在我回来的当天就送了一只老母鸡过来。这一村孩子被两个初中生糊弄,岂不全给耽误了?二嫂还喜欢搓麻将,搓起来连自己的孩子都不大管,哪有心事教书?我和朋友们给小学每年捐款为了让穷孩子能读书,可这学校成了我们家把持似的,这让我不快。我想让她下岗,叫上面派个受过正规教育的来,但不好开口。县里在年底要把民办或辞退或转正,二哥求我帮她转正。二哥可怜好不容易在眼看要打光棍时找上这么一个媳妇,为了二哥,我也只得去求我的同学。毕竟她干了十六年。我担心她一没事干,种田又不会,两个人在家便窝里斗。这会苦了二哥。他们已有了一个极漂亮的小女孩。

学校建在七八个自然村的中心。远远望去,三层楼的教学楼在青山之间还很漂亮。走近才见正墙上有一道道黄色的泪痕。楼前面有个院子,院墙上酒瓶镶边。院子角落有很整齐的柏树,中间有个篮球架,一个旗杆。院里是碎石地面,杂草间露出石子红土。一楼有两间教室门开着。我进了一个教室,十几个孩子都坐在那儿,手背在背后。没有老师。我在教室里等了半天,只得到隔壁。隔壁四海媳妇疲乏无力地坐在一张桌子边,她身后的窗户用木条钉着,窗户上方墙上有红纸黑字的“中成党的教育事业”。那“忠诚”二字各缺一半,那红纸已有些淡了。四海媳妇见了我站起来,有点拘束。她带我再进教室,说今天上第一课。我便叫一个男孩念那课文。男孩脸红了,紧张得要哭。我只得笑笑出来。

一会二哥赶来。二哥说只一楼可勉强住人,说他老担心哪一天会塌了;屋后正墙上裂了一个大口子,一裂到底,钻得过兔子。屋顶上又到处裂了,下雨就漏水。我问干爷的儿子怎么不再管。二哥说他可能是生气了。反正每年在外头的人常常捐款,连隔壁的红阿都捐了四千块,叫把到湾里的路修修,可至今一粒土都没动。捐多少钱都叫这些土皇帝吃了屙了,土皇帝的肚子都是个无底洞。院子一角有口枯井,一块木板盖了一半。我说孩子掉在里头怎么办,二哥说不会,说着拖了那木板盖住井口。

三楼的一间储藏室里一堆乱桌椅在雨水中霉烂。窗户全没玻璃。二哥说这旁边村里的孩子真坏,他们翻进学校把学校里的东西能偷都偷走了,不能偷的全砸了——窗户玻璃没一块好的。我想我小时也一样,看完电影路过学校一定要到学校屋上丢一气石头,砸得越响越英雄。住校的老师全吼起来,我们哈哈笑着撒腿就跑。我们只是为了好玩。这学校被砸被偷,二哥媳妇和二哥都有责任。他们应该住校照看。可楼房不结实,里头没厨房,又不能怪他们。储藏室原为集体办公室。那墙上还挂着一面深红色布面金黄色须子的锦旗,上绣金灿灿的“普九达标先进单位”。地上还有块大牌子:“欢迎上级领导参观指导!”想这是大哥当校长时搞的名堂。大哥最会搞这一套。他当校长一年学校就欠债七千。我想那钱多半花在“欢迎上级领导”上。墙上有孩子的糊涂乱抹,依稀可见“热死了!”“狗屁老师”字样。我想这“狗屁老师”包括二哥媳妇和大哥。

看完学校回家,路过周湾门口,老队长和他堂客坐在门口摘花生,见了我两老马上抖掉身上的土站起来请我坐。队长堂客说:“求你帮我们向上面说说。你看这些狗子鸡巴日的,我都快七十了,你爷七十六了。我没叫政府养着,他政府还要我们一年交几百块!你说哪来这个理!我是个残疾,你爷也都老得站都站不稳,还活得几年!你说这些狗子鸡巴日的讲不讲良心!吃我们老人他吃得下去!你帮我们向上面说说!”队长堂客是个跛子。老队长一脸老人斑,骨瘦如柴。他气弱力微地说:“你晓得是怎么搞的。这不象共产党干的事呀。”我们这里按人头分田地,只要你户口在家,田地照分,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要了田地就按田地交钱。一斗田一百来块。母亲七十六了,一人单过,也分了田,一年要交一百多块。当然我可替母亲出,但这逻辑太混帐。听大哥说只我们县是这样。清平的父母都快七十了,一直住在县城他姐那儿,早不在家种田了,村里也死活要他们驼田交钱。他们找了关系把两老的户口买到县城才摆脱了这道耙。我听说这些事就上火。我对老队长说: “谁来要你交钱?你不交他们能把你怎么样?”队长堂客说:“那些鸡巴日的就象电影里地主家的狗腿子,天天来要。哪年都交了。”我母亲也交了。我县政府的同学很高兴地告诉我说他一月有一千多块,我就想这些钱就是从这些老人的瘦骨头上刮下来的。我不知怎样安慰这两个老人。

回到家我便打电话请转业到邻乡当了干部的战友景春来玩。他原在部队做饭,后转成志愿兵。一会他带着一个五岁的儿子来了,上次见面时他还在为找女朋友发愁。他人长宽了许多,腰圆了起来。听说他媳妇在武汉做服装生意,一问才知他媳妇在家,服装生意做不下去,现在就住在乡政府,一家三口靠他一月五六百块钱活着。我问他成天干什么,他说什么都干:乾旱了组织抗旱,到堤上去照水;人家打架他们就去调解。我说乡镇这一级政府要裁撤,至少要大大减员,劝他转到公安部门。他说公安不好进。我问为什么不干他的老本行做饭,他是三级厨师,有十几年的经验。他说他烦了做饭。他说:“我看乡级政府撤不了。事太多了,总得有人管。”我说什么事那么多。他说他们这些天就正在调解两家纠纷。一家见了这家的女的就老说:“你怎么还不死?”这女的一气之下就真喝药死了。这女方家就跑到人家把人家锅里、水缸里、床上、屋里堆的稻谷上全撒上剧毒农药。两家打起来没完。一家都是几十人,都上告。你说这怎么处理?我说这得由公安的来处理。他问那你抓谁呀。我说你冲进人家屋里撒药,当然抓你。他说:那人家死了人,你能抓他们吗?我说:“你死了人可以上告呀,不能自己动手。谁犯法抓谁。”他说:那你说那老叫人家去死的一家犯没犯法?我说犯了呀。那女的可以先上告呀。他摇头。说事情没那么简单。我也知道这事很复杂。在美国这样的事会被消灭在萌芽状态。那女的第一次被人指着鼻尖说:“你怎么还不死?”就可通告警察。警察会警告对方。对方如再次对那女的说那话,女方马上通知警方,警方就会将对方拘留。这类事情要公安和司法的参与则必需有庞大高效的公安司法系统,有巨细无遗的法律条文,有大批的合格司法人员,老农还得知法——被侵犯者知道通过法律自卫,犯法者知道什么是法。我说反正乡镇一级的政府人员得裁。他说你裁谁呀?让谁去裁?我们镇上就要下放好几个不干事的,他们说:你不给我吃的我到你家里去吃。我问:到谁家里去吃呀。他说谁裁他到谁家去。我说以公家的名义裁。他说谁不知道谁,什么公家,他就到一把手家里去吃饭。你拿他怎么办?我说找公安的抓他们。他笑起来,说:“那你不要他们活了。好哇,他们也不要你活,跟你拼了。大家都有家有口的,谁敢做那么绝。”我说:“那意思就是说谁不让我当寄生虫我就跟谁拼命,要是都这样那国家还怎么运转?”他说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你看哪级政府精简减掉了什么人。我无话可说。是啊,大家都是人,要吃饭,要活好,舍几利人好说不好做,如果我是个乡镇干部,有家有口,又没什么谋生本事,要我下岗,我会如何呢?我也许会照样叫嚷“谁不让我当寄生虫我跟谁拼命!”

夜里村里的下乡书记祥官约好本村的几个干部来看我。祥官是周湾的,他七五年高中毕业,结实健壮,能喝酒,能说会道,是留在乡下极少的能人。在村里当过几天书记后调到乡里做了不在编的干部。现在乡镇一级早人浮于事,大大超编,他却能逆流而上,并不在于他能耐出众,而在于他关系非凡——他有亲戚在县里当管事的官。他现在下放到我们村里来当住村书记。

我对土皇帝打小就很厌恶。现在农村稍微聪明能干一点的都走了,留下的是没什么办法的;他们多半穷,只张着嘴望着怎么搞点钱为几所用。他们自己挣钱有限,消费无限,就全心全意搜刮。搜刮来的大部份自己消耗掉了,一部份交到上面。上面对这无情的搜刮“拿了人家的口软”,睁只眼闭只眼,因为他们都是犯罪同盟。

闲谈一阵之后,祥官说:“我今天代表村里请你吃餐便饭,感谢你多年来对村小学的支持。”我问:“谁掏钱哪?”他说:“这你不要管。”我说:“村里穷成这样,还请什么客!我也确实没功夫。”他说:“这个面子你要给。我好歹是这一村之长。我是代表全村干部请你。我知道你怕花了村里的钱。这样好吧,我掏钱!你给不给这个面子?”他很逼人。我说:“何必要你花钱,我请你们吧。”他说:“你就真成了美国人?一村之长请吃饭都请不动?”我说:“这不是面子问题。” “那是什么?是怕我穷了?我请得起。”我不知如何回复。一会他说他要请我,也是有事要商量。说湾里这么穷怎么办?现在他在这里蹲点,要把这个村搞上去。我想他要政绩,这是好事,问:“你有什么主意?”他说湾里梅田那片地,他要让双安包下来,要万把块钱投资。你把那些钱给中学干什么?谁谢过你!人家只嫌你给他们添了麻烦!把钱给村里投资,种了树树长在那儿……

我一听就要冒汗。梅田那片坡地朝东斜下来,北面没什么遮拦,正当北风;附近没有一棵树,土都是黄岗土,论风水是块恶地。种水果绝对不灵。他选中的又是文盲双安。那种果树不是闹着玩的。老六还时时自己花钱参加全国的养殖专业户经验交流会去学新技术,搞些新品种,双安能干什么?双安早说了,要他种,给他贷款他就种,亏了也是贷款。他意识是想让我把哥中学的那点助学金捐到村里来支持几个养殖专业户。我说那助学金是我的朋友们凑的,我决定不了。祥官问:“你说这村里的穷要不要变?”我说当然。他问:“怎么变?我们该不该管?”我说当然要管。他问怎么管法。我说:“比我老的这一辈是完了,要好好培养下一代。” 我看农民问题的根本解决办法只有一个,即是“消灭农民”——从职业上消灭农民。通过教育与职业培训让农民能脱离土地谋生;通过法规政策鼓励农民自由迁徙并让他们享有居住地公民所享有的一切权利。这需要时间。我们这一代的教育及培训已来不及了,但不能再误了下一代。改变农民孩子命运的关键在于教育,我们要把所有的节余都投放在下一代的教育上。下一代有了远超前辈的教育与职业培训,他们的命运才会彻底改变。现在我国政府确实是在有意无意地消灭农民,但多是在从肉体上消灭农民——通过严厉的计划生育控制;通过残忍无情的搜刮让农民流离失所无处安身以减少其生育机会;对农民的医疗保健不管不顾,让其自生自灭… …这些当然没法跟他说。他问:“那双安三红你二哥都不活了?”我说:“只能将就了。”他说:“那可不是这样说。算了,今天我不跟你说,我请你吃饭。给说个时间。”我还是坚持请他们。他说你请是你请,我请是我请。我感到为难。还是拒绝他请。气氛很恶劣。黑冲说:“算了…”祥官打断黑冲:“我现在是代理书记,你得听我的。”黑冲站起来要走。祥官还逼我受请。我问:“为什么村里七八十岁的老人还得缴钱?这个钱交到那里去了?谁叫缴的?这收上去的钱是怎么花的?” 他说:“我告诉你,你哥嫂的工资谁出?公安的要不要钱?还要上缴国库。你说这些钱谁出?”我说:“总不能要七八十岁的人和残疾老人出吧?”他说:“那这个不出,那个不出,钱从哪里出?”我又忍不住说美国农民种田越多,得的补贴越多。他说:“中国不比美国。美国我们去不了,我们不说美国,只说这村里。你说这村里大半是老弱病残的,哪个该缴钱,哪个不该缴?你告诉我,我照你说的办!”我的声气也高起来说:“你们只知道收钱,搞得家家关门绝户,田地都抛荒了。这样搞下去村里跑得一个人都没了你们就有钱了?…”我感到很没意思,怎么跟他扯这些,弄得大家都扫兴。争了半天,他又绕回来说指望我把捐给中学的钱捐到村里,我坚持说我决定不了。他死活要请我吃饭,我只坚持由我请他们,没有结果,大家不欢而散。

9.涿洲

在家里住了几天后又回武汉。一下公共汽车就感到武汉的空气逼人窒息。空气是灰黑色的,人和车都仿佛在浊水中流动。出租车司机脾气不好,恨不得早早把我丢下,到了我要去的大学门口就要掉头。终于到了明佳屋里,空调过滤过的空气才让人好受一点,但胸内如塞满玻璃碎片一样难受。我不知这武汉人在这样的污浊空气中怎么活法。

离开武汉前见了朋友赵谦的夫人。七年前为赴美被单位勒索五千块的买路钱,我一月工资四五百,不够吃饭,早欠了一屁股债,对着这些举着单位国家利益金字招牌拦路打劫的流氓我一愁莫展。是赵谦和他夫人设法凑了五千块电汇给我让我顺利出国。五年前赵谦刚过四十就得肝癌去世。她夫人把他弟弟从乡下弄到一家酒店看门,月薪八百。干了半年,他弟弟不见了。找了好久都没音信。他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孩子已经上到高中。是不是他有神经病?赵谦的妻子说没有。是不是他跟人争斗,人家害了他?他老实巴交,又托的是朋友,不会。是不是他见了什么犯罪景象,被人灭口?无从知道。一个四十多岁的大男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在武汉上空消失了。这样的事在美国会上新闻,在武汉却象没这回事一样,大概人失踪的事在武汉稀松平常。我就一直琢磨:他到哪儿去了呢?被人沉到了江里?自己投了江?这样赵谦兄弟俩都没了,他老娘却还在。赵谦夫人说她每年都给她寄笔生活费。

赵谦夫人开车送我去火车站。正是堵车时间,到了车站,火车已快开了。下了车,马上有人上来要帮我拎行李,十块钱送上车。车站内人山人海,走正门进去肯定要误点。赵谦夫人说:“你带着护照吧?走旁门。”我说:“行吗?”她说: “对外国人有特别通道。”我说:“我又不是外国人。”她说:“有护照他们就把你当外国人。”她指给我站北的一个铁门叫我先过去,自己忙着去给我买站台票。我便领着拖行李的去那北门。一老头看门,见了我们忙上来堵住。我不好意思装假洋鬼子,说:“我们车还有十分钟就开了。请帮个忙放我们进去。”老头叫道: “走正门!这里不通!都走正门!”根本不由分说就把门锁上了。我急忙折回去,碰上赵谦夫人急火火拿了站台票赶来。她说:“我送过朋友的,哪有不通!”她带我回来,对那老头说:“他是从美国来的,回美国去。”老头便要证件。我忙摸出护照给他。老头颠来倒去闻了护照半天,开了门。我们便长驱直入。看到在天桥上大家拖泥带水你推我挤,真担心他们会挤断栏杆掉下来。我这里路上无人,轻轻松松。到了车上,帮我送行李的汉子把我的大包小包安置好已是大汗淋漓。我给了他十几块。坐下后,赵谦夫人说:“看到了吧,要是没这个护照,你就得去死挤,还得误车——你还回来干什么?”

车直达北京站。战友胜军用军车把我从北京接回涿州。胜军是我们邻村的,与我同时入伍,在部队干了十八年,已是少校。到了涿州,有些激动。街道还是那么灰流流的,泥浆水坑散布路边;兵营围墙没什么变化,墙外那原来色泽分明的沥青路却几乎被泥巴淹没。一会到了胜军住地。没想到他还住在简易平房里。他说他已买了房子,正在装修。我不知部队的房子怎么还能买,将来转业了怎么办。他说到时总有办法。他父母老婆孩子都在这里,挤得转不开身。让人欣慰的是他屋前有块地,地上搭着架子,藤蔓上挂满瓜豆。上午胜军有事,老乡清喜来陪我。清喜带我去看了一下胜军的新居。他的新居是建在原来简易平房上的四栋六层套房中的一套。通到楼群的路上有尺来厚的泥浆。我们跳跳地走到楼前,上了三楼他们的套间。他父亲正带着几个人在那儿装修。三室一厅,一个半厕所。房间都很大,说是一百三十平方,实际不止,装修完了将是很漂亮的房子。在楼对面有一排停车库。

很想去我从前干过的连队和我工作过的理训处看看,可有卫兵把着门不让进。这时我从前的同事小朱骑了自行车出来。十三年来他一点没变,只是又穿上了军装,上校军衔。见了我他跳下车,寒喧一阵,叫哨兵让我进去。进了大院,里头有草有树,原来的平房不见了,起了一栋四层楼;原来一万平方米的苹果园不见了,栽了草,成了水泥地,中心有个雕塑。正在雕塑边走,迎面走来老秦,穿着白运动鞋加上校制服。见了我扑上来搂住,只叫:“我的老天爷!我的老兄!哎呀呀!” 摇头跺脚。我们曾同一张桌子吃饭,天天谈笑。有一阵他住我们隔壁,常被漂亮老婆骂得狗血淋头还哈哈笑。有回他问我会不会理发,我说会,拿起剪刀把他的头发剪得黑白灿烂,没法收拾。为此他被漂亮老婆大骂一顿。回头他对我发火。过一天他又跑来哈哈笑着谢我,说因我给他剃了那个头,他只得到理发店里把头发全剪了,参谋长看到他头发理那么短,着实表扬了他一顿。此时他激动大概是为我死而复生。他说他们时时谈起我,说着便带我去他们办公室,一路抓着我的手不放,不住地摇头跺脚。理训处搬到了一栋新楼。进了一个教研室,里头没有空调,原来的红漆地板换成水泥地。办公桌也半新不旧的,比我在时的还小。大家桌上都没计算机。老秦呼唤来我从前的同事。他们都一律扛着上校军衔,脸上都没有什么变化。老崔是我最想见的,有很多话要说,握住他的手却又说不出什么来。当初我因“严重违反部队的政治纪律”被押解回家时他抓住我的手,说他们几个朋友已在城里给我找好地方教书,叫我回家办好手续就回来,东西都留下。坐下来谈天。大家谈起同事小安。小安转业开了公司,最近被抓了。小安和我八九年六月二号分手后就失去联络,直到九五年才巧遇在北京街头——那天我正在北京街头骑车(自行车)逛街,车后违章带着老婆(那时还是朋友),一辆豪华车突然停在我面前,小安从车里里跳出扑过来,吓我一跳。后来我缺钱花,小安还给过我资助。五年前他到我那儿去过。那时他公司已有六亿的资产,他想让公司在美国上市。这回我正备去北京找他——他的电话打不通。他们说他的公司是借国有银行的钱开的,那家银行亏了一百多亿,行长因收贿胡搞被抓了起来。小安也在追查之列。他跑出去又跑了回来,大概是想把事情说清楚。我想:他老婆孩子呢?

谈了一阵,清喜摧我出来。我只得告别他们。于我的这些同事,时间似乎停滞了。我想如我也在这里呆下去,我今天是个什么样子呢?也许会跟他们一样,有一个楚楚动人的娇妻?也许比现在精力更充沛些?我想象不出来我会是个什么样子。胜军后来告诉我说我的这些同事月收入不过一千七八。我吃一惊,说上校都只这么一点,只基本工资吧?他说:“什么都在里头。我搞财务的还不清楚。他们拿这点钱已经心满意足了。”问清喜,他说他在附近的一个工厂上班,一月不过七百。

中午吃的是鸽子。十几个留在这城里的小老乡都齐了。餐馆地面很乾净,人一走过,那刚擦过的地面上便全是大黑脚印子。有个小伙子专门跟着拿个拖把拖。

饭后清喜带我去见留在城里本地的一个战友,写诗的。听说他在政府一个小部门做到主任。很容易就找到他。他三点上班,只得与清喜等。我一直想找到他,也许是想从他那儿找回一点丢失的自己。我们在部队聊天是聊得最多的。他年纪比我大些,与我相识时我在警卫连站岗,他是志愿兵,诗写的精致。终于等到他。见了我是那种诗人的激动。他马上逼清喜走开,说无论如何要让我跟他在一起聊一夜,对不起,求我们老乡原谅。清喜直逼我跟他走,我也觉得必须跟老乡们多呆,可他的这种热情使我走不脱。

这朋友原来一贫如洗,老婆没工作,又有孩子,转业又没个好单位,要什么没什么,后来琢磨这么着不行。一天蹲在厕所里看参考消息,在缝隙里看到一则卖电脑画像设备的广告。一套设备三万多块,吹的很神。他心血来潮,三下广州,对那电脑照相设备考察了个底朝天,终于决定花血本买上一台。这玩意在涿州还新鲜,马上照相的排成长队。那个钱就哗哗哗地往他袋子里流。这么着恨赚了年把才有人跟上来,可他又投资买了更高级的设备,在两个商场都搞了这个东西。现在生意平和了下来,够保本。

下班后从他办公室荡到他家去。街上覆盖一层黄土,灰尘砸脸。见两边许多楼房上挂“洗澡”招牌——有的整栋楼上就这两个字。我还从没有看到这么多 “洗澡”的招牌。在武汉也有同学玩笑说要请我“洗澡”,五百一“洗”。我问朋友这里真给人洗澡?朋友说这“洗澡”楼里确实也给人洗澡,但那是最便宜的服务,就象餐馆里免费送上的开胃菜。真正的服务是性服务。服务的都是小姐,反正都是单间,由你跟小姐讲价。其中一项就是“掬油”:口手齐上,让男人排泄。这“洗澡”场所跟地方公安连成一体,甚至跟公安部也是通的。很多人洗澡都是公款。我惊奇于这里发达的“洗澡”行业。涿洲因桃园三结义而闻名,该是仁德之地,这 “洗澡”业似乎不应该在这里发达。但这里距北京不过几十分钟,也许来这里洗澡的多是北京顾客。有人说这“洗澡”行业创造了不少工作机会,可要把这肮脏的街道清理得纤尘不染,要多少人!为什么不组织财力人力治理这满街的灰尘?在灰流流的街上,澡洗的最勤,不把街道弄乾净也是白搭。而在这么破烂肮脏的地方不知死活地要“洗澡”,则如猪在污泥中打滚。这如此发达的“洗澡”业,根源于有社会没有正常运转,有余钱的人把钱用在自己独有的享乐上,而这些有钱人的余钱本应由政府通过税收抽出来维护公共环境,从而使所有人(包括有余钱者)的生活质量得到提高。

朋友有三室一厅的房子,客厅内挂几张当地名人真墨字画。他有一间书房,备有计算机,可宽带上网。他妻贤女慧,钱足闲多,日子让人羡慕。只是我不知他能奈那街上的灰尘何。

10.北京

第二天胜军找了辆出租车送我去北京。我要先到北京表哥处。这个表哥是我另外一支的表亲。我外祖母与他外祖母是姐妹。他姑姑原为伯父的童养媳。伯父失踪,他姑姑跟了父亲,生头胎生死了。

到了北京叫司机停车让我前去一个餐馆方便。餐馆门前的道上黑色泥浆使这一角犹如乡下。餐馆里一个穿着沾满黑灰的白褂的黄胖小伙子正在倒腾山高的一摊面,没有顾客。厕所里小便池脱落了,歪吊在墙上,那尿水就沿着墙流,流过地面,汇入便坑;便坑已堵了,浮着粪便和乱纸,让人毛骨悚然。地上溢流着垢黄的小便,无处下脚,有一根拖把横在地上让人踏脚。我不知该在哪儿尿好,研究半天,只得也对着已破裂的墙上的小便处尿。大概这是贫民区的餐馆,大家是来吃,不是来拉,不至于根据厕所来判断餐馆的好坏。

车子废气和街上的灰让我胸部难受。一辆辆的大公共汽车在街上爬行,一溜溜的自行车悠然流动。立交桥下人们在跳交际舞。一栋栋的高楼正在建筑中,起重架高高挑起。一溜溜黑色轿车上绑着花,原来是九月六号,结婚的好日子。在车上用司机的手机拨通表哥的电话让他告诉司机怎么走。早上九点就到了表哥的建筑工地。

表哥承包建筑工程。临时办公室后面就有两栋已有架子的十几层的高楼竖起。表哥跟我一年大学毕业,分到北京一家工厂。他一心要挣钱,从没停止过倒腾。先是骑着自行车倒卖,后来买了一辆小摩托。我八六年在部队时他就骑着小摩托到涿州去倒过鞭炮。九零年他买了一辆破得象个拖拉机的红旗,但表哥能坐主席坐过的车子还是瞒骄傲的。他是学机电的,会鼓捣,总能哄得那大笨家伙喘着粗气撒开腿跑。看他修那大红旗,我惊奇于这车子结构的单纯——单纯得象毛泽东时代老百姓的思想:打开前盖,里头只一部发动机加几根电线。表哥就用手把这根线接到那根线,有时烫得他甩手跳脚。也许他把这车里除发动机外的东西全给省掉了,那车已成了他自己发明,只是外壳还是毛主席坐过的那个车的样子。在我离开北京后他花二十万买了个桑坦拉。现在他有好几部车。自己常开的是部奥的,还有部本田,表嫂也有一部自己的车。他还有部老吉普,几部工程车。

表哥有些发福,是个生意人的标本,一望就是那种拿得住的样子。他的三个哥哥,堂弟、妹夫,还有他的堂兄弟一共十来个都跟着他干。他的兄弟在老家县城原都处于失业状态;表弟和他的几个堂弟都来自木兰湖边。我很佩服表哥,他一人照顾着所有亲戚。我出国时考托福GRE的钱都是他掏的。当时在北图连吃饭的钱都没有。老婆和我到机场都是他借了朋友的车送,老婆的家人到北京来也是他请客。二哥在家里没法活,也是他安排在他厂里做临时工;二哥回家结婚他又送了几千块。

大表哥和表弟在别处开车,表哥便带上在身边的二表哥三表哥陪我去餐馆吃饭。二表哥老实巴交,几乎不说话,好像还没有从失去女朋友的悲痛中恢复过来。他在家有个打小定的亲。女孩是个独生女,漂亮得远近闻名。可十九岁失脚掉在塘里淹死了。她父母从此都疯了。后来舅父就承担了他们两老的生活,养了他们十几年直到死去。二表哥黄瘦,原有胃病,笑得疲乏。

饭后约了同学徐敏陪我去逛书店。书店里许多人粘在楼梯上看书,原来没有坐椅。书店里没有厕所,就近去了一个公共厕所。公厕比原来的好多了,只是还是蹲式,冲水用脚踏,或许是为减少接触有意设计成这样。买了几本书后又去逛王府井。王府井大街成了步行街,很大气,有点超级大国都市街道的味道。

夜饭后去了另一个同学华容家。她工作干的很上路,有自己的车,又刚买了七十来万的房子。房子装修得明快高雅,富有艺术情调。在美国我很少见多少家庭装修得如此漂亮。厕所的设计用料都非常精美,使人就想在那里头坐一坐。看来我国中产阶级的生活在急起直追美国中产阶级。美国只不过有较多的地皮,有汽油烧,城市已经乡村化了,人们的住房可向乡下无限延伸。中国城市向乡村的延伸才刚开始,在将来也会受到地皮的限制。

夜里回到徐敏家。他的房子要窄一些,他还在读书,但也在准备买房买车。

第二天回到表哥那儿,大表哥和表弟已从房山赶来了。大表哥还在开车,还笑得那么快活,脸上还有那坑——那从前是个酒窝,那酒窝曾让个大家闺秀陷进去。大表哥叫哈巴,人洋洋哈哈。曾为军区司令司机,因生得帅,被司令的军人女儿爱上,做了司令的快婿。大表哥不过高中毕业,舅父不过是个县城砖瓦厂的党支部书记,足见司令是正宗无产阶级家庭出身,家训中充满先进的无产阶级思想,没有半点门第观念。表哥带着司令女儿去过我们家,他和媳妇都穿着闪亮喷香的军装。那么明亮白漂的女军人我只在电影里见过。后来表哥要去外地当官,媳妇不许,他便一气之下回了老家。媳妇找到老家,决心跟他回县城过。在县城住了一段后回北京去办随夫手续。手续没办下来,他们就那么稀里糊涂地离了婚。表弟跟着大表哥开车。他红红的,宽宽的,抓住我的

作者:一常人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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