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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乞丐鼓与呼----兼批张五常君（下）

东海一枭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4280

经验值: 24050

标题: 我为乞丐鼓与呼----兼批张五常君（下） (226 reads) 时间: 2004-4-20 周二, 上午7:01

作者：东海一枭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在枭鸣天下之三九九：

六
张五常表白自己，“回顾平生，我没有试过一次自己深知是需要帮助的人，自己可以帮助，有求于我，我推却了。”（这段话这样别扭，以中语文章的水平自负的五哥羞也不羞？），碰上他文中例举的那种情况，他会“拿出钱包给那个女人十大元”，这当然是值得赞扬的美德，但作为一个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的经济学家，仅自己有妇人之仁是不够的，反对别人乐善好施进而反对从制度上给贫苦的弱势群体以保障，更是“良心大大地坏了”，小善岂能掩大恶，妇人之仁岂能掩帮凶权贵之恶？

中国还穷，不可能福利国民到西方国家的程度，民众所希望的仅仅是低水平上的福利制度，别人山珍海味，我们有汤喝就足够了。美国并非福利最好的国家，但在90年代初，它给每个失业者编制的预算就已达每年7000美元。我们呢，二十一世纪初了，给失业者编制过预算吗？给贫困者提供过起码的保障吗？勿说与西方发达国家比，连不少比我们更穷的发展中国家都能提供给国民的医疗、教育、社会保障，政府也一直装聋作哑。非洲最穷的一些国家都要比中国的人均卫生支出水平高出一倍。世界卫生组织在2000年的《世界卫生报告》中，中国在191个国家的卫生系统中排名188。从1991年到2000年，中央政府拨出的合作医疗经费只是象征性地每年500万元，各级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也是每年500万元，全国农民分摊下来平均每人每年约1分钱。

一面炫耀经济一枝独秀、以经济大国自居，这不是自打耳光么。事实政府也并非全吹牛，财政收入逐年上升，从90年代中期以来，每年高达1万亿左右呢。中国经济经过这么多年飞速发展，经济总量已进入全球前列。另一面，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建设依然十分落后，中国人的整体社会福利水平不仅低于所有发达国家，低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甚至比起毛泽东时代都下降了许多。毛泽东时代对公共卫生事业相当重视，曾给予了大量的人、财、物上的有力支持与保障，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率达到全国行政村的百分之九十。贫穷的毛泽东时代都能做到的事情，今天“富起来了”的国家却放弃了自己的义务和责任，最典型的例证就是中国农村医疗体系的崩溃！

有人担心在时下中国搞福利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政府多一个剪羊毛的机会”、会 “滋生更多腐败”、“唯一结果就是再造一堆富翁出来”，这种担心不无道理，没有好的社会制度，任何好的制度、政策都可能被钻空子，变味变质。但，比起“为公务员加薪”之类明显地杀贫济富的政策来，福利制度总体上总是利民、利贫的。

请放心吧，没有政治民主，福利制度对于中国人民永远都是镜花水月。张五常关于“中国会走向福利制度之路”的担心，与他“最低工资容易引起工会林立”（中国何尝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工会？还林立呢。真的工会林立，倒是工人之福也）的担心一样无知无德，并且大可不必。何新认为，西方的民主制度建立在一个成熟而高度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之上，我以为恰恰相反，不是有了成熟而高度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才有民主制度，而是有了民主制度，才能变官本位、权本位、党本位、国家本位为民本位，才能更好地维护社会公正、有效保障人民特别是底层民众的权益，才有望建立一个比较成熟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七
只有到了那时侯，才可以肯定，多数乞丐都是好逸恶劳的假乞丐。只不过，好逸恶劳游手好闲不是罪，行乞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乞讨权也是基本人权之一种。
对于“可以工作，应该工作，却选择行乞为业”者，个人可以不予同情，政府却无权禁讨。古今中外，没有任何正式法律规定有劳动能力者不得好逸恶劳、游手好闲，不得做乞丐。西方国家大都建立了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在纽约、巴黎、东京、华盛顿、莫斯科的广场或地铁中，不是仍时有乞丐出没么。

古希腊的犬儒学派与其他学派的主要区别就在于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第欧根尼是这个学派的典型人物，他力图破坏社会生活的常规，以期返回“自然的生活”，为此他像一个流浪乞丐沿街乞讨，在大街和废弃的建筑物中睡觉，他拥有一张毯子——白天披在身，晚上盖在身上——他睡在一个桶里。他要以此证明即使在极端的状况下仍能保持愉快和独立。他主张不顾羞耻，直言不讳，朴素刻苦。亚历山大大帝13岁就师从希腊最伟大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对诗歌、哲学都有研究，对知识人尤其是哲学家颇为尊重，有一天亚历山大跑来慰问他，问他有什么需要，他其时正他赤着脚，胡子拉茬的，半裸着身子，模样活像个乞丐或疯子，躺在光溜溜的地上晒太阳，回答道：“别挡住了我的阳光！” 第欧根尼的回答是出人意表的，但亚历山大的话更加出人意表，他对着身边的人说：“假如我不是亚历山大，我一定做第欧根尼。”他理解了哲学家。

换到今天的中国，第欧根尼还能在街上以他独特的方式“向世人显示什么是真正的生活”么，还能拥有一批崇拜他的门徒么。

一个社会的文明和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建立于人类的同情心、道义感和宽容度这些美德之上的，一个禁止乞讨、没有爱心的城市，高楼大厦名车美女最多，也不可能是一个健康文明的城市。即使对“把乞讨当作致富手段”的假乞丐，政府也无权禁之，社会也应多一份的宽容。人们鄙视乞丐，都说乞丐放弃了人的尊严，我以为，人有贫富之分，但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比起官丐、文丐、法丐来，比起把权力、把文字、把法律当作致富手段者，乞丐和假乞丐也还高尚几许更有尊严哩。

乞丐未必就没有尊严。古代“不食嗟来之食”的那位无名丐就很有尊严意识，并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傅国涌君告诉我，西方的乞丐往往很有体面，很讲尊严，绝无低三下四之色，外表和言行一点没有可怜相。有的乞儿在乞讨之前，还会发表一通演说哩。受尽非人的屈辱和打击之后，当代中国的尊严意识也有恢复的迹象，也有了乞丐不肯接受嗟来之食的故事。媒体报道，乞丐黄某认为旅客在给钱时把钱扔到其脸上，是对其不尊重，侵犯了乞丐的人权。于是，双方开始争吵并扭打起来。乞丐表示要找律师将旅客告上法庭。

乞丐不仅会有、应有人的尊严，也会有、应有理想或梦想。有句闽南话叫：乞食下大愿，讽刺异想天开、不切实际者。我觉得，有大愿总是好的，梦想，生活之动力也。世事难料，一文钱难倒英雄汉，英雄也有落魄时。而只要不仅仅限于口头“下大愿”，乞食者未必就没有实现大愿的希望，朱元璋不是由乞丐跃升为皇帝了吗？宋元话本小说《金玉奴棒打薄情郎》说得好：旧社会，娼、优、隶、卒四类被列入贱流，乞丐却贫而不贱。春秋时代伍子胥在吴市吹萧乞；唐代的郑元和做歌郎时到处大唱“莲花落”。乞丐之中藏龙卧虎之辈多的是，家财万贯，一时不便，谁又能保证一生一世都是一帆风顺呢？

八

老枭打狗棒法练得出神入化，狗党及其狗官们吃了我不少苦头。于是有小兄弟建议我登高一呼，把各地乞丐组织起来，给乞儿们一个温暖家，顺便干干锄贪助廉、除强济弱的勾当。老枭震于狗党之威，二话没说便骂回去了。共党任我个人打狗而不抓不关，或是法外施恩，或是时机未到，或是认为小泥鳅掀不起大浪，或是不愿成就我英雄之名，但若是有了组织，当了帮主，纵老老实实呆在家里不出门打狗，那也是非抓不可。那就不但自误，而且害人、害乞丐们犯上“危害国家安全”、“颠覆国家政权”等重罪。脱离了党的领导的任何形式的组党结社，包括乞丐结帮，都犯了中共之大忌，是严打不饶的。何况丐帮之主，说透了一叫花子头耳，“随你挣得有田有地，几代发迹，终是个叫化头儿，出外没人恭敬，只好闲着在自己家里当老大。”（《《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有啥鸟意思？为此冒坐牢之险，太不值得。

丐帮帮主我不敢当不想当当不了，当个游戏人生的乞丐则是我一个小小的“潜理想”。明张岱少为纨绔，极爱繁华，精舍美婢，鲜衣美食，骏马华灯，梨园鼓吹，古董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极尽享受。年至五十，国破家亡，“向以韦布而上拟公侯，今以世家而下同乞丐”，（张岱《自为墓志铭》），过着沿门托钵的生活。这样的人生，不也别具风味，不亦快哉吗。袁宏道，更是直接视挨门乞讨为人生五大乐之一。他在《人生五乐》中，写了“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安，口极世间之谭”四乐之后，笔锋一转，“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地荡尽矣。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为怪，五快活也”。何其旷达逍遥，无牵无挂，及时行乐，自得其乐。

同时，乞食也被我当作最后的生活退路。老枭数年商海，薄有收获，乃回归书林，闭关隐居，不谋财而谋道了。比起多数农民和部分小市民，日子算好过的。但也毫无生活安全感。儿子中学大学的学费交不交得起还是未知数，时下亲人的医药费已让我焦头烂额。去年一至亲（奶奶）一秘友（绝秘）一中病一大病，就耗掉了我储蓄的近五分之一。常祈祷父母双亲长寿，所有亲人健康，是出于孝心爱心，也存有一念之私啊。如果农村的父母弟妹们多几个万一，我便沦为城市贫民了，而且是夫妇皆无工作无收入的贫民。到了那时，不让当乞丐，只有自杀一途了，而且只能悄悄地自杀。

----不，真到那时，老子非跑上天安门去自杀不可，动静越大越好，而且临死前也要拚死一批，要利用一切手段动员一切力量拉上一批贪官恶吏奸徒恶掍为我垫背陪葬！那些悄悄自杀的穷苦的好人，其实自私愚蠢都到了极点，可怜又可恶，到了阴曹地狱，也是受压榨下油锅的料。反正都不活了，何不仗义一回，为民除害、为国除奸？没准不小心就成了大英雄，轰动世界，名留历史。你们能力有限，不懂武功，交际狭窄，势单力薄，但能除几个是几个，能除一个也好呀。积少成多，自杀者如每人临走时带上一个，一年就少掉了二十万个狗官坏蛋，那将为广大人民群众带来多大的快乐、鼓舞和希望，为未来中国节省下多少财产、道德资源啊。好人都静悄悄地白死了，岂不便宜了恶人恶党？他奶奶的！哈哈哈哈。

中国人真可悲，没有选举权，没有知情权，没有言论权，穷中国人更可怜，不但没有“免于匱乏”的自由，连流浪、乞讨的自由也要被剥夺，真是少无所教，老无所养，病不能治，丐不容许，自杀犯法。如此之国，有不如无，狗官狗党，欺人太甚，欺人太甚啊！

九
有人说党中央国务院许多“经”是好的，变成口头禅落实不下来，戓被地方政府念歪了。确实如此，“救助管理”的好经就活活被一些地方政府念成了实质的“收容遣送”，但是，如果老和尚的好经屡屡被歪念，要么经非好经，经有漏洞，要么老和尚非好和尚，要么老和尚收徒大滥、管教不严。如果小和尚都是民选的，焉敢如此放肆乱念？如果老和尚是民选的，岂容小和尚放肆乱念？而不论老和尚是有意纵容暗中鼓动还是无力治寺有令不行，作为主持，都是不合格的。如果一座寺中小和尚多是狗，老和尚能是人吗？是人，又能好得到那儿去？一丘之貉耳。

东海一枭2004、2、16

反驳文章：《福利经济的诱惑》，作者张五常
参考文章：《丐帮源流考》，作者韩云波。来源：网站《武侠文摘》。
《第欧根尼和亚历山大》，作者：英国吉·海特，译者：黄汉平

首发2004-03-27《人与人权》网站www.renyurenquan.org

附文：福利经济的诱惑

不久前在《还敛集》发表了一篇评论温家宝在哈佛演说的文章，引起意想不到的争议。同学们说，这争议与温氏的演说无关，而是文章的最后一段，关于福利经济的。我写道：
「温家宝的仁慈表现也使我担心，担心中国会走向福利制度之路（不久前读到的一些政策报道有此倾向）。我绝对赞成帮助那些真的需要帮助的人，但搞福利经济会引起很多、很多事与愿违的效果。历史上没有见过一个不令人反胃的社会福利制度。我们往往感到爱莫能助，不是不愿意出钱，而是拿出钱来不知会落在谁的手里。」
我认为这段话是说得很中肯的了。同学们说，一个论坛是关于思想的，大部分回应同意。另一个论坛是关于经济的，大部分回应反对我对福利经济的看法。两个论坛都有人说中国太穷，没有钱搞福利。但有钱搞不搞呢？同学们说，因为经济论坛的读者比较多，投起票来福利经济看来会通过，虽然搞到什么程度没有说明。
人心肉造，读者的选择我理解。我的心也是肉造的，但脑子的结构不同。心归心，脑归脑，不可混为一谈。几天前的晚上看到一则新闻。广东某小镇的一间邮局代理行骗，使不少贫困的人受到损失。其中一位仁兄说，他的工资每小时人民币一元，好不容易积蓄了一千五百元，以现钞寄回家养妻活儿，被邮局用假收据骗取了。这故事令人发指。我的心说：杀头，杀头！我的脑子说：贫民没有银行户口，不能用支票，明白明白，但为什么不到银行以现钞汇款呢？是因为户籍有问题，拿不出身分证吗？还是因为银行的最低手续费过高，贫民不愿意支付？为什么政府不网开一面，说明贫民汇小款银行不能收费？这些问题令人思之惘然。
我要向乐善好施的朋友提出一个问题。你在街上见到一个女人，身上血迹斑斑，抱着一个五岁大的睡着的孩子，坐在路旁行乞。你袋中有钱，而家中更有很多很多钱，你会不会给那个可怜的女人一块钱呢？我知道你心里的选择。但你的脑子怎样想呢？你不傻，知道那个女人还可以工作，知道她身上的血是用鸭血涂上去，也意识到那个五岁大的孩子多半是租来的。你可能像我那样，正要拿出钱包给那个女人十大元，但脑子却想，不要鼓励这样的行为吧。那个女人可以工作，应该工作，但她选择行乞为业；那个孩子应该开始认字，但却被迫，伪作睡着在路旁行骗。孩子当然不明白是怎样的一回事，但你会想，这孩子长大后会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衷心直说，回顾平生，我没有试过一次自己深知是需要帮助的人，自己可以帮助，有求于我，我推却了。这方面我没有特别之处——很多人都会那样做。问题是我们不容易知道哪些是真的需要帮助的人。
四十年前，在美国加州，鉴别需要福利赈济的人需用福利职员。结果是，政府的福利支出三元，其中两元是政府职员的薪酬。这可说是为政府职员而设的福利制度了。不止此也：串谋虚报的例子时有所闻，而争取增加社会福利的，永远是政府的福利机构。后者说是为贫民争取，可惜他们没有读过历史，不知道贫民历来没有代言人。美国的其它什么食物凭劵等福利制度的胡涂账更是磬竹难书了。这些不幸，发生在世界上宪法最完善的国家，能不令人叹息乎？
加拿大的经验更胡涂。别的不说，单是他们的「社会医疗制」（socialized
medicine）就有说之不尽的恐怖故事。问问你在加拿大的医生朋友吧。不相信，再问你认识的加拿大病人。加国的社会医疗是福利经济失败的一个「典范」。
一九九○与一九九一年，我两次到瑞典，那个举世知名的福利经济国家。城市清洁，国民的平均收入近于世界之冠。然而，市场的物品不仅价格奇高，而且少得可怜。我认为那里的中等人家吃不饱（不像香港人）。为什么呢？层层抽税，税率奇高，而政府无论做什么福利、教育、医疗、公共建筑等项目，都算进国民收入的数字中，但这些不是市值。
轮到香港吧。清楚记得大约四十年前，香港的议员要求政府增加教育资助。当时的财政司葛伯伟破口大骂，说教育完全不是政府的责任，掷地有声！今天回顾，葛老的信念后来节节败退。我们记得到了七十年代，公立的学校淘汰了私立的，教育司署愈来愈庞大，官员薪高，管制课本，管制课程，而考试局又跟着跑出来，管制考试。效果怎样了？朋友，你信不信，五十年前，我是因为中语作文不及格而被逐出皇仁书院的校园的。朋友认为我的中语文章的水平如何？如果当年的语文教育有今天的政府管治，又会如何？
我不清楚香港政府今天对中、小学的资助数字，但大学是每位学生每年政府津贴学费二十万，学生自己出学费四万，加起来是二十四万。这等于三万美元。我肯定，以同样的大学教育水平比较，美国的私立大学的收费不到一半。
我曾经在葛伯伟面前大赞他主导的政府供应廉租屋的政策，说虽然我们原则上反对福利经济，但香港当年有那么多的难民涌至，不安置他们，让他们有栖身之所，然后自力更生，香港的治安会有大问题。他听得高兴极了。有谁会想到，这个临时安置难民的措施，会造成今天举世最庞大的政府房屋供应的城市，官员架构林立，什么长桩短桩等丑闻使廉政公署疲于奔命？
医管局、综援金、强积金等问题，我不想再评论了。曾几何时，香港的三代财司对我说，他们的座右铭是市场可以做到的，政府不染指，而政府的责任不是立功，而是避错。那是香港成为世界经济奇迹的时代。今天香港完全失去了东方之珠的光芒，也是奇迹。
赞同福利经济的朋友可以香港为鉴。香港的经验有说服力。今天香港的财政赤字大得惊人，但如果取消所有福利，财政会有盈余，而官员们还可以保持他们目前的冠于地球的薪俸。不得以而求其次，回复到葛伯伟时代的政府福利水平，财政也不会有困难。
君不见，在葛伯伟时代，比例上，天天在哭的、大叫大嚷的可怜人远不及今天那么多。给他们钱，他们哭得更厉害了。福利经济是搞什么鬼的？

作者：东海一枭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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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枭这样的文章才能体现其水平^-^ -- 安魂曲 - (0 Byte) 2004-4-20 周二, 上午7:36 (63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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