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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T 马悲鸣：中国人欠五百年活没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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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中国人欠五百年活没干
·马悲鸣·
【此文乃十余年前旧作。现在看来，仍未过时。故重贴以享读者。】
记得文革後期周恩来派人到国外转了一圈，考察中国到底比外边的先进国家差多远。回来的人报告说差三十年。这个结论一下子引起了文革派的勃然大怒：想我们新中国已经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经历过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而西方资本主义尚未到达十月革命。只有他们落後我们六、七十年的份，安有我们落後他们三十年的道理？！这些参与考察的人是十足的卖国主义，是往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脸上抹黑！
最近不少留学生接自己的父母来美国住，既可帮忙带孩子，又可让父母观光开眼。但一个大问题是老年人的医疗保险其贵无比，如何支付得起？！孰不知这些父母倒也想得开：我们不要买医疗保险。因为美国比中国先进一百年，我们来美一趟，已经看到了一百年以後中国是个什么样子了，等于多活了一百年，即使不买医疗保险而死，也值得。笔者以前曾问过中国使领馆的官员和美国教授，大约都同意这个看法，即中国目前的情况大约和上世纪後期的美国差不多。
看来，周恩来派出去的那个考察团关于那时中国落後三十年的估计不是太保守，而是太冒进；不是往中国脸上抹黑，而是往中国脸上贴金；不是太卖国，而是太爱国；爱得有点不顾事实了。
从文革後期到现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关于中国的落後程度就从最明白的人估计为三十年，到老迈的留学生家长估计为一百年。平均每过一年，对于中国落後的估计就增加五年。安知二十年後，这个估计不会变成落後两百年？中国怎么越干越落後了？
如果我们想对中国的落後程度给以比较准确的估计，不以时间的推移为转移的话，那么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技术以及社会生产等的总体上不客气地说，中国差着先进国家五百年，中国人欠缺着五百年的活儿没有干。
让我们看看西方自从摆脱中世纪宗教黑暗到今天的繁荣昌盛的过程中，到底干了那些大活儿。
一、意大利文艺复兴
西方人干的第一个大活儿是意大利的文艺复兴。
在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中虽然有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米开兰基罗的裸体《大卫》和拉斐尔的《圣母象》为代表，复兴古代希腊罗马的艺术创作，脱下了中世纪的遮羞布，展现了人体的自然美。但更具思想震撼力的却是哥白尼（1473—1543）的日心说。
哥白尼发现地球并不是上帝特殊眷顾的宇宙中心。虽然哥白尼的日心说只是把宇宙的中心由地球推向太阳，远没有我们今天了解的宇宙更深入，但他推出了关键性的开创一步。後来的工作不管是把宇宙的中心从太阳推向银河系的中心，还是推向总星系的中心（即大爆炸的原点），都不过是按照哥白尼的思路继续走下去罢了，算不得开创。
能够和哥白尼的工作媲美的是後来英国人达尔文（1809—1882）的进化论。进化论排除了人是万物的中心，排除了人是上帝特殊眷顾的宠物。人类只是已知生物界里进化程度最高的物种而已，和一切动物一样，是靠“枉食草料”生存，靠性交繁殖的。
中国人对达尔文进化论的理解仅是一句：人是猴变的。对哥白尼的理解也仅是地球绕着太阳转而已。但被这两个科学发现严重冲击的自我中心意识却没有丝毫的改变。因为中国人缺乏类比联想力和自我反省力，仅仅接受这两个具体的科学发现成果，却并不能联想到这两个发现正说明自我并不是中心：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人类不是万物的中心，教廷不是人类思想的中心，《圣经》对现实的解释也不见得准确。
同样的道理：毛泽东思想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中国不是中央王国，也不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作为一个中国人并不特殊值得骄傲，当然也完全不必要自卑。我们不过是以十亿比一的概率偶然出生在那块土地上而已，大可以不卑不亢地面对现实。这些思想至今并没有多少中国人心安理得地接受。
我们至今痛恨“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却极感兴趣于“月是故乡明”。其实天上只有一个月亮，在外国的月亮不比中国月亮更圆的同时，故乡月也不比外乡月更明。
西方上世纪末订立反垄断法的思路，今天到底有几个中国的知识精英能够理解。美国因为是多民族杂处，种族歧视问题突出，故他们的反歧视法也发明的最早，最发达。其他那些并无这类社会问题的发达国家很明白地就把美国的反歧视法直接拷贝过去。足见经历过文艺复兴和哥白尼、达尔文思想冲击的欧洲人治国之聪明，学习之毫不费力。
反观中国到文革时还变本加利地强化出身歧视的做法；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中国人如此的自我中心，不考虑他人他国利益；中国知识分子以中国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如此的轻狂和思想观点上的排斥异己；正说明中国人的平均思想还处在哥白尼以前的地球中心说时代呢。哥白尼生活的时代距今已近五百年，所以说至少中国人的平均意识还差着西方五百年呢。
中国人的平均思想意识还停留在哥白尼以前的地球中心说时代，距现代落後五百年，平均说来，比白痴强不到哪里去。君不见，我国人民近几十年来如醉如痴地干的举世无匹的荒唐事？中国积两千多年的宫廷经验，居然还能出“四人邦”。
中国人没有经过文艺复兴的思路变革，“五四”时的小文艺复兴随即被北伐以後的连年战争所毁，并没有达到欧洲文艺复兴对西方现代思想所起的冲击作用。
中国人死守着从孔子传下来的“诸夏优越感”，很难接受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现成思想成就。其实在和希腊罗马差不多同时，中国正处在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时代。那时的学术思想并不亚希腊罗马。中国有自己的文艺复兴资源。
希腊有哲学鼻祖泰勒斯，中国有哲学鼻祖老子。希腊有希罗多德的《历史》，中国有《春秋》、《左传》。希腊有《卜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国有《战国策》。希腊有柏拉图的大西岛理想国，中国有孔子的大同世界。希腊有亚里斯多德的逻辑学和物理学，中国有公孙龙子的诡辩和《墨经》。希腊有毕达哥拉斯定理和欧几里德几何学，中国有《周髀算经》。凡此种种，古希腊所有的思想，中国先秦几乎都曾有过。只是亚里斯多德还有一本《生物学》，先秦没有与之相应的著作。但中国多一个兵家，希腊也没有。希腊罗马有裸体雕塑和以黄金分割为设计思想基础的石头建筑。中国有商周青铜器精品。希腊有《荷马史诗》，中国有《楚辞》，都是不错的文艺作品。
其实有见地的中国人早就指出了这一点。茅盾就说过：书要读秦汉以前的。更准确地说，应该是“独尊儒术”的董仲舒以前的。中国从董仲舒以降，直到马列主义儒家化的毛泽东思想，都被笼罩在孔子和孟子的儒家思想影响之下。就和欧洲中世纪的思想独尊亚里斯多德和托勒密相似。我们不能否认孔子和亚里斯多德都是多才多艺的好人，但如果把他们的思想定为一尊，则就会出现中世纪黑暗。
海森堡曾表示，近代科学与以往科学术士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从亚里士多德回到毕达哥拉斯。这是单就科学而言。整个文艺复兴实际上是从中世纪的教廷说教，回复到古希腊多如繁星的思想家，包括《古罗马法》的写作思路。从那时的思想里找到人类的大脑所曾经思考过的问题，借以摆脱对人们创造性想象力的束缚。
中国从未有过认真的文艺复兴，所以在现代化面前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反而轻易接受了儒家化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个别“思想先进分子”的接受，而是全民普遍性的接受。而儒家思想正是中国的中世纪黑暗所赖以维系的思想体系。
傅聪说，秦始皇统一中国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这话很有道理。中国的“中世纪黑暗”就始自秦始皇。他在公元前221年就把中国推向黑暗了。纪元开始的耶稣诞生是汉平帝元始元年的事。
中国的封建社会虽然长，却没有欧洲中世纪那么黑暗，只因不是政教合一。胡风说：“从批判我开始，中国的文艺将进入中世纪。”他的这个预言有点言轻了。实际到文化大革命时，不仅是文艺界，而是整个中国社会进入了中世纪。由于中国在中世纪时没有过够黑暗的瘾，所以利用文化革命来补课。
文革结束应该是标志着中世纪黑暗的结束。但中国如果想彻底摆脱中世纪思想的束缚，自立于现代世界民族之林的话，应该先经历第一个状态：文艺复兴。复兴先秦百家争鸣时众多学派的思想。这百家之中当然也包括孔孟，自然不必要特别地歧视。就如文艺复兴至今，西方也没有废止基督教一样。
在这个社会进化的遍历过程中，中国和欧洲在相互隔绝的状态下同样经历了相类似的希腊罗马和先秦的百家争鸣时代，那么在进入现代化的开始，是否也应该同样经历文艺复兴呢？
如果不以“搞运动”的形式文艺复兴，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效法意大利以外的其他发达国家那样，通过教育来使一批批成长起来的国民具有文艺复兴以後达到的思想水平。这个工作不是很难，只要大幅度修改教育内容就行了。
二、德国的宗教改革
人似乎总是需要信仰的，即使不信宗教，也总要找个主义来信，否则简直活不下去。
耶稣创立的基督教受尽压迫以後，终于成为遍布欧洲，政教和一的国教。但其也随即变为迫害异己的主要力量。欧洲中世纪的黑暗，基督教脱不了干系。特别是教廷垄断了《圣经》的解释权，任何人不得怀疑其正确性。其最大的害处是限制了人们的创造性想象力，直接影响到新技术思想的产生。就如今日中共中央垄断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而限制中国人的想象力一模一样。
德国的教士马丁·路德大搞宗教改革，即所谓“路德叛教”，以恢复《圣经》原意为宗旨，解除了一系列中世纪教会特设的禁锢。他的改革提出只有一个上帝，任何神职人员，包括主教，都不具有神的特权。上帝面前一律平等。教士和任何凡夫俗子一样。正是这个“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概念被普遍接受，才有日後极其简单的类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最根本的一条是：基督徒必须以自己的工作成就来向世人宣示上帝的伟大。改革了的新基督教传入英国後被定为国教。正是这个带有根本性的观念转变，使得日後新基督教国家的技术革新和生产能力持续上升，并能在这个世界上长久地保持领先地位。其他宗教的不足都因为缺乏这一点。他们多只注重一个人是否皈依自己的宗教，是否对其宗教主神的崇拜足够虔诚。只要皈依，只要虔诚，上帝自然会来眷顾你。这种把上帝当做拍马屁对象的观念，使得教徒只要信得诚，不再需要努力工作了。现实世界的苦难也因此被当做信仰虔诚性的考验，而不必加以改造。综观当今世界几大宗教势力范围，即使是天主教国家，如中南美洲，都不如新基督教国家搞得好，原因就在于此。
不信任何宗教和主义，而又能保持心理正常的人从来就是少数。全社会主体劳动力的劳动态度，诚实与勤奋，和信仰有关。
共产党人废宗教也不就是没信仰了。他们信仰伟大领袖。因为伟大领袖是活生生的肉体凡胎。拍其马屁肯定比拍上帝更直接和更起作用，所以有崇拜。共产党的组织法使得一个人一旦皈依——入党，一切现实的好处：就业和升学的机会、住房的分配、特权和升迁的机会，以及由此而来的各种“特供”待遇和女人的青睐，一股脑全都有了。比之皈依那些旧宗教的利益兑现还要更现实和更直接了当。而忍受现实苦难作为争取入党时考验虔诚的作用和旧宗教没有什么两样，因此也完全没有必要去认真改造这个苦难的现实。共产党所建立的组织法是在照搬旧宗教那一套，而入党还多了一个逃避繁重劳作的好处。所以相当数量的共产党员反而更不好好干活儿。在榜样的带动下，整个中国社会只能是越变越懒。
五十年代在大专院校曾经有过一场“红”与“专”关系的大辩论。懂行的人，即明白新基督教精神的人认为，“红”应当落实在“专”上。一个优秀共产党人只有用自己工作的努力和成就来显示共产党的英明和宣示共产主义的伟大。但反对意见认为“红”是原则问题，比“专”更重要，——皈依与虔诚比干活和出活更重要。这场辩论当然以後者的胜利告终。前者都被打做“白专道路”。我们可以看到，这场争论的问题症结所在，正和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以後的新基督教与其他旧日宗教的区别一模一样。
补中世纪黑暗课的文革结束後，中国没有类似宗教改革的中共组织法的改革。入党仍是做官享受特权的唯一途径。中国人自然不情愿努力工作以创造成就。
现在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被韦伯一流的大家认为是西方摆脱中世纪黑暗，解除思想禁锢的关键。但马丁·路德只是改革了不适应现代社会生产的宗教规章，而新教徒们并不真懂科学。当西班牙人塞尔维特（1511-1533）发现心肺循环之际，受到了来自罗马天主教和改革派新教，这互相对立的双方共同的仇恨。他逃过了天主教宗教裁判所的阴影，却落入了瑞士日内瓦新教领袖加尔文的魔掌，被活活烧死。恩格斯指出这件事加尔文新教干得比旧日罗马教廷处死布鲁诺时还要残酷。布鲁诺只是被简单地烧死，而塞尔维特还被活活烤了两个小时。我们也因此有理由相信，如果中共认真进行类似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式的组织改革，也不能指望他们不再犯错误，甚至犯比他们的前辈更让人难以忍受的错误。比如力倡改革的邓小平在“六四”时的镇压手段就比毛泽东时代对“四五”的镇压更残酷。
三、地理大发现
欧洲的地理大发现是航海探险的结果。其中的几件大事是伽马绕过好望角，哥仑布发现新大陆和麦哲仑环绕地球的航行。
地理大发现导致的强占殖民地行为已经越来越受到後人的非议，特别是对当地原住民反抗的武装镇压。但如无殖民地时代，则今日独立了的旧殖民地人民仍然在过着原始生活。殖民政策大有侵略、剥削和非人道的成分在；但于技术扩散却是一大进步。今日爱斯基摩人住在雪原汽车房子里看彩色电视的日子，如果没有殖民地时代是不可想象的。这里正说明技术进步和人道之间的冲突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曾经是大规模的。刘晓波说中国进入现代化的条件是“三百年殖民地”。这话在涉及观念和技术进步时是有道理的，但忽略了公平和人道。
地理大发现还有工业革命以後疏散人口压力的意义。由于机械生产代替了手工劳作，社会生产不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了。甫从农业社会过来的剩余劳动力只好由着他们出国去谋生。今日殖民地各国都已经独立。但如果我们想象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的英裔统统返回英伦三岛的话，会是个什么样子？这五国的英裔人口大约有一两个亿，英伦三岛将达到的人口密度可想而知。
其实在明朝永乐年间（1403—1424），郑和就曾率领皇家船队七下西洋。其船只吨位和数量规模之大都是空前的。但可惜这支船队担负的是宣扬国威，寻找建文帝下落等政治任务，而没有一丝一毫的经济目的。结果永乐帝一驾崩，满朝文武就一致通过决议，在海滩一把火烧了这个举世第一大远洋船队。设若当时郑和能拿下澳大利亚，今日中国人也不至于拥挤在澳大利亚领馆门前排队等候签证了。郑和的船队建得过早，中国那时还没有摆脱封建制的苗头，所以这个船队的作用只可能是劳民伤财。郑和的船队被烧掉之後数十年，大洋上才出现伽马、哥仑布和麦哲仑等人简陋的小船。然而这些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的的船队一经出现，就一发不可收拾，终于导致核潜艇、核动力航空母舰及五十万吨级油轮航行在大海之上。而七十年代中共和南越打西沙海战时，以亚洲第一号大帝国的身分还在用百吨级炮艇对付三千吨级的炮舰。
中国自从烧掉郑和的船队，闭关锁国以後，直到鸦片战争，国门才被英国人的舰炮轰开。中国人深恨列强炮轰国门之辱，奋斗百年，终于在1949年才算把国门重新关上。无数中华民族优秀儿女为彻底关闭国门而洒尽鲜血。然後中国人就可以在紧锁的国门里“悠哉由哉”地搞各种政治运动自相残杀了。
中国历届政府不但不效当年的葡萄牙政府、西班牙政府那样资助远航，鼓励国民去开发殖民地。反而下令不许片板下海，不许国民从帝国掌握的大铁屋子里逃生。共产党这一朝犹甚，它在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二十年里，不曾放出过一个国民合法离境谋生。即使改革开放十年之後的今天，它仍是千方百计地阻止国民出境，到现在脑袋瓜子还转不过弯来，而宁可拉着十一亿中国人憋在这个铁屋子里给它垫背。五百年机会丧失怠尽的今天，中国政府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呢。
四、英国的工业革命和圈地运动
一般认为工业革命始自瓦特（1736—1819）发明的蒸汽机。後来还有内燃机、蒸汽轮机和燃气轮机。这些动力装置靠燃烧矿物燃料来驱动。动力机械的发明解放了人类的体力劳动。人的体力劳动靠食物作燃料。食物除了提供能源外，还提供修补器官新陈代谢的材料。所以人的体能输出是非常有限的。任何举重运动员创造的世界纪录也无法和最简陋的起重机相比。
一般说来，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完成，是指整个社会某个绝对百分比的国民生产总值是由以非食物能源为动力的工业部门创造出来的；整个社会某个绝对百分比的劳动力从事与这种工业生产有关的劳动。如果我们把这个“绝对百分比”想象成是80％，那么意思就是说，第一次工业革命完成的标志是国民生产总值的80％来自工业部门，80％劳动力从事的是与工业生产有关的劳动，包括销售和服务。而工业革命以前的状况正好相反，80％的国民生产总值来自农业，80％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这就是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不同。
西方早己工业化。但中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似乎还没有完成。中国国民生产总值里工业产值已经超过了20％一大截，但是否达到了80％，因为笔者手头没有统计资料不敢妄言。但另一个指标，即劳动力从业指标，则几乎没有多少进展。80％的劳动力仍然从事着农业劳动。因为目前中国人口的80％是农业户口，劳动力在人口中的比例应该是一个常数，不以户口所在地为转移。
英国曾经有过“羊吃人”的圈地运动。由于纺织工业的发达，毛纺织品的销量骤增，利润猛长。纺织原料羊毛的价格当然也跟着上长，一直长到每英亩土地养羊的羊毛收入远大于种植农作物的收入。结果就是有钱人大量收购农民的土地退耕还牧。农民卖出土地後就丧失了劳动机会。于是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涌向城里，成为劳动力市场上被工业资本家购买的的工人阶级劳动力。
英国由于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这个农业人口比例的倒转（从80％倒转成20％），是以圈地运动为表现形式而猛烈完成的。其他现代工业国家虽然没有这么猛烈，但是这个农业人口比例倒转的活儿也都或迟或早地完成了。
俄国经过彼得大帝的“全盘西化”，使俄国人睁开了看西方的眼睛。苏俄农业人口比例倒转的活儿，也在斯大林时代苏共强行工业化的同时完成。所以它後来有能力击败希特勒德国的入侵。
上海市在小刀会时只是一个小县，如今它的人口组成，就是中国农业人口比例开始倒转的结果。但是这个倒转过程随着“霓虹灯下的哨兵”进驻嘎然而止。旧中国没有英国的圈地运动，新中国也没有斯大林的强行工业化。虽然中国已经掌握了核技术和火箭技术，已经有了计算机等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装置。但它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因为农业人口比例没有倒转过来而不能算完成。中国至今也不能算做工业国家。
中国农业人口比例的倒转意味着九亿农民中的至少六亿转为城市户口。以上海、重庆、沈阳、武汉等中国最大的重工业城市，一千万人口的体积计算，中国要建六十个这样的超级大都市。平均每个省要建两个以上。这正是中国没干的五百年活儿里最难干的一个。
邓小平最近南巡发话，要造五六个香港。香港人口不过六百万，这等规模的城市需造一百个才能完成中国农业人口比例的倒转。邓小平只让造五六个，还自以为豪放。这等口气实在太微不足道了，解决不了多少问题。
五、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
法国的启蒙运动出了一大批思想家，如孟德斯鸠、伏尔太、狄德罗等，特别是卢梭。受启蒙运动影响，拉法耶特（1757—1834）志愿参加美国的独立战争。美国独立後拉法耶特回到法国，成为实践启蒙思想家理想的著名行动家。而那时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也已经死完了，法王路易十六懦弱，国库空虚。在法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期间，第三等级的人数和力量日益壮大而难以控制，终于导致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是以攻陷已经废弃，但尚未最後撤守的巴斯底狱和拥戴返国的大行动家拉法耶特开始的。但随即一发不可收拾。运动越来越左，越来越残暴。拉法耶特随着就被认为反动而成为打倒的对象。但他毕竟是个优秀的行动家，不愿意排在那些旧贵族後边上断头台，而设法隐藏了起来。直到拿破仑（1769—1821）彻底失败以後，他才又在法国社会上出现。在他隐藏的二、三十年里，法国大革命经历了一连串惊天动地的大事件。那些一个比一个左，一个比一个残暴的革命家，如丹东和罗伯斯庇尔之流，排着队被比他们更左、更残暴的革命家送上了断头台。然後是威震欧洲的拿破仑组织的空前规模的大会战。
我们所知的历史上的大革命共有四场：第一是法国大革命，第二是苏联的十月革命，第三是中国的北伐大革命，第四是文化大革命。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前述五百年来众多的活儿中国人都没干，但大革命这个活儿，中国人可是加倍地干了。
除却文革，其他三场大革命无一不是由启蒙运动挑起的，无一不伴随着大屠杀。大革命之後都是大规模的战争。老子曰“大军之後，必有凶年。”战争之後就是饥荒。其中尤以十月革命为典型。
大革命是暴力强行重新分配利益。既得利益集团和既损利益集团之间为了利益的争夺而以死相拼。
在法国大革命200周年之际，许多有心的历史学家表示了对这场大革命的反感。大革命造成法国的百年动乱，从1789年开始，直到1871年的巴黎公社才给法国人第一个教训--不能再左了，可惜八十年的光阴也流失了。由法国大革命开始的社会动荡，严格地说，直到戴高乐执政的本世纪六十年代才算最後平定下来。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纪念时发表的讲话不是祝贺，而是嘲讽：谁人能想到，一个如此文明发达的国家在过去的两百年里竟然建立了五次共和！
法国大革命基本上是否定的。它除了造成大规模社会动荡和大屠杀以外，理想是一个也没有实现，只留了一纸《人权宣言》的空文，让後人去唏嘘惆怅。革命党人在把旧贵族和革命队伍里不那么极端的人送上断头台时，从来不理会这个宣言。法国大革命的发生是启蒙运动的直接结果。可惜在大革命发生时，启蒙思想家们都已经死绝了。他们无缘看到启蒙的结果，造成的是怎么样的一种惨剧。
在苏联十月革命前的一大段岁月里，也有一批俄国知识分子大搞启蒙运动。这其中有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巴库宁、克鲁泡特金和普列汗诺夫等人。但当十月革命发生时，除了普列汗诺夫以外的所有其他俄国启蒙知识分子差不多也都死绝了。
随着最近苏联的解体，十月革命基本上被否定。其实完全不必等到苏联解体，只要略知一点当时的历史，就会对布尔什维克党人的行为正义性产生怀疑。
一个强盗想得到别人的财物是明火执仗地放抢。一个赌徒想获得别人的财物是上赌场去豪赌。你要是放抢就别赌，要赌就别抢。一个政党要想得到天下也是这样。要么去打天下，要么去竞选。打天下就不能竞选，竞选就不能打。竞选是要“愿赌服输”的。但布尔什维克不这样干，它是“选得赢就选，选不赢就打”。当它在竞选失败以後，就发兵打掉了竞选出来的合法政府，武力夺取了政权。你要打的话，当初就别选。你要选的话，事後就别打。这种“输打赢要”的道德不但不如赌徒，连土匪都不如了。中共是明说要打天下的，所以它不参加竞选。这一点还比布尔什维克高尚一些，所以至今也还没有垮。
苏联十月革命以後紧跟着就是内战和大饥荒，然後是斯大林把他昔日的布尔什维克战友一批一批地排着队枪毙掉。斯大林搞成了苏联工业化，不能说对苏联没有贡献，但其致死人命之多，比“羊吃人”的英国圈地运动还要残酷。
彼得大帝硬逼着俄国人学法国，宫廷里以说法语为荣，结果俄国人就学会了法国大革命。尼古拉二世的懦弱和全家被集体处决的下场甚至比路易十六还要惨。
接下来是中国的北伐大革命。由于目前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当政的国共两党是北伐大革命的发动者和参与者，双方至今也还都没有否定北伐大革命的意思。其实，虽然孙中山先生在北伐前已经去世，但这场大革命确实是在他的“今後中国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的宗旨下发动的。也就是说是在效法苏联的十月革命。其正确性也可想而知。俄国人学法国大革命搞十月革命。中国人就学十月革命搞北伐大革命。一脉相承。
北伐大革命的发端也与“五四”时的新启蒙运动有关，其结果也是规模越打越大的大兵团作战。中国代议制的健全因宋教仁遇刺而中止，却因北伐大革命而彻底被毁。北洋时代还有教育部俭事周树人（鲁迅）控告教育总长章士钊胜诉的案例。北伐胜利以後，这种事就没有可能了。待到共产党夺权之後，只有死路一条。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北伐大革命到底应当肯定还是否定，得到国共两党解散以後，由与这场大革命利益无关的历史学家来评论。
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对它的否定已成定论，无庸赘述。反观中外历史上的四次大革命，无一值得赞扬，无一不是尸骨如山，血流成河。今日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化启蒙的同时，必须认真警惕大革命的发生。
当我们称赞解放军的战斗力时，是指它的破坏力。战斗就是破坏。当我们憧憬大革命的激动人心时不要忘了，革命也是破坏，而且是更大规模的破坏。革命中互相拼杀的双方都是为了争夺自己的利益，手段的卑鄙没什么两样，哪一方都不是好东西。很多幼稚的知识分子认为大革命中攻的一方是好人，只是他们胜利以後冲昏了头脑，才又腐化变质起来。但如果我们回头看看历史记录就会发现：怎么就没有一个胜利了的革命党是不腐化变质的？！也就是说，当他们发动大革命时，他们想象的胜利和预期的利益分配，就是他们日後被认为是腐败时的那个样子。认真相信了他们豪言壮语的人，到头来都会吃大亏。所以说革命并非国家之福，也不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革命者和他们进攻的保守势力没有多大本质区别。君不见“六四”後，从天安门广场逃出来的最新一槽革命党人已经在私分未来中国的政府职位了。
社会革命里的“革命”两字在进入文明时代以後，应该按照它在历史上的实际作用定义为贬义词记录在词典里。“反革命”就如同“反贪污”、“反浪费”、“反腐败”、“反刑事犯罪”一样是褒义词。今日中共定罪“六四”事件“反革命动乱”实在是太抬举这帮学生了。认真地讲，应该定罪为“革命动乱”才更名副其实。因为其宗旨是要革共产党的命。
六、睡眼惺忪的中国人
社会形态的进化是否和生物的进化一样具有遍历性和不可逾越性呢？马克思认为“是的”。但列宁认为“不是”。所以他有在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列宁主义。如今苏联易帜证明了列宁主义的冒进。
西方在干五百年活儿时，中国躺在地头上晒太阳，睡大觉，做白日梦。如今才睡眼惺忪地看见西方庄稼地里收获的一堆堆庄稼。手搭凉棚，抬头望去，干活儿的西方人割出去多远已经看不见背影了。中国人现在正处在是揉揉眼爬起来也找点活儿干呢？还是重新躺倒继续大睡的状况。睡则睡矣，本无所谓。只是要想起来找点活儿干的话，也不那么容易。中国还欠缺着五百年的活儿没干呢。
摆在中国人面前的四个大活儿是：
1、“文艺复兴”：改变思路，不必再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2、“宗教改革”：改革制度，不必再坚持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
3、“地理大发现”：疏散人口压力
4、“工业革命”：倒转农业人口比例，从80％比20％变为20％比80％
“大革命”的活儿可是千万不能再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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