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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南京國民政府非因腐敗而失敗***日本長期侵華戰爭對中華民國經濟的巨大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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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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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南京國民政府非因腐敗而失敗***日本長期侵華戰爭對中華民國經濟的巨大破坏* (348 reads)      时间: 2002-3-02 周六, 上午4:33

作者:hhg-magazine.org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南京國民政府非因腐敗而失敗***日本長期侵華戰爭對中華民國經濟的巨大破坏***            

  



南京國民政府非因腐敗而失敗  



不幸的是,剛剛贏得了一場偉大民族戰爭胜利的中華民國,及其執政党中國國 民

党,轉眼就迎來了一場更加血腥、更加殘酷的內戰——這就是中華民國的第二大 歷

史階段: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的內戰時期。顯然,這是中華民國最為悲慘的一 個

歷史時期,因為她在這一場內戰中遭遇了慘敗;這又是后來的蔣介石和中國國民 党

万口莫辯的時期,因為“牆倒眾人推”的人間邏輯,又使得人人都只想在失敗者 那

里尋找他們活該失敗的原因。因為諸如“成者王、敗者寇”和“胜利者才是正确 的”

這樣一些“名論名言”,已經左右了几千年的人心。猶如斯大林后來表揚中共 領袖

劉少奇所說的那樣:“你們是胜利者,你們就是正确的。”   然而,胜利者不一

定就是正确的。成功者未必是“王”,失敗者未必就是“寇 ”。就算成功者是“王”,

也不見得就是一個好“王”,也完全可能是一個坏“王 ”,或是一個真正的暴君。

就象三個匪徒劫持了一架飛机,我們能說,成功的劫匪 便一定是正确的,而被劫持

的數百位乘客就一定是錯誤的嗎?再如,一個文弱書生 被几個小流氓在大街上將他

打翻在地,不獨滿臉是血,而且遍體是傷,還被踏上了 几只腳,于是我們便一定要

認為,只有那几個胜利了的小流氓才是正确的,而那個 書生便一定是錯誤的嗎?我

們就不說列宁、斯大林直至所有共產國家的大大小小的 專制君主們了,他們又有哪

一位不是用陰謀和殺戮來為自己鋪平權力道路的呢?他 們又有哪一位不是錯誤的、

甚至是極端罪惡的呢?   因此,如果我們愿意從最基本的歷史事實出發,來重新

研究和評判一下一九四 五至一九四九年的中華民國,我們立即就會發現,中華民國

恰恰是一個正确的失敗 者,而不是一個活該失敗的不正确者。這是因為:   第

一,誠如我在上面所說的那樣,一九四五年的中華民國南京政權是一個擁有 合法權

力的政權。   第二、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的中華民國及其政權,又是一個剛

剛贏得了外 戰、就立即開始迅速推進民主憲政的國家和政權。歷史的事實是:抗戰

期間,國民 党和國民政府不僅在實際上已經開放了党禁,結束了訓政,而且已經數

度征求國民 的意見,修改了一九三五年草擬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并為了在戰

后迅速推行 憲政,在戰爭期間發展民主政治,竟在戰爭術狀態下相繼成立了國民參

政會、憲政 期成會和憲政協進會等志在推展民主憲政的机构。歷史的事實是,抗戰

尚未結束, 國民政府就已經宣布要在戰后一年召開“制憲國民大會”,抗戰剛剛胜

利,國民政 府就立即邀請已經發動了內戰的中共,進行了“雙十會談”,簽訂了

“雙十協定” ,召開了真正的“政協會議”,通過了民主建國的各項決議。一年后,

又踐諾召開 了“制憲國民大會”。并為了能夠邀請中共參加會議,三次推延會期。

特別是通過 了一部真正民主的“中華民國憲法”。這部憲法,尤將“政治民主化、

軍隊國家化 、各党派平等合法化和各級考試和監察官員必需超越各党派”的條文,

正式地寫進 了這部憲法,從而將自“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誕生以來,歷經三十余年

坎坷歷程才 終于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真正具有了根本的民主性質。誠如胡适

之先生所言 :“這是一部比美國憲法還要民主的憲法”。雖然,戰后迅速推進的民

主憲政進程 ,又被迅速地毀滅在中共所一心要點燃的戰火之中,但是,一九四五至

一九四九年 的中華民國,正因為是一個曾奮力抗戰救民族的國家,還因為她是一個

在戰后立即 開始推進民主憲政的國家,所以,她才是一個正确的失敗者,而不是一

個活該失敗 的不正确者。此其一。   其二,雖然中華民國不是一個活該失敗的

正确者,但她還是遭遇了凄慘的失敗 。那么,失敗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我

以為,中華民國在內戰中失敗的原因有這樣根本的四條:第一是日本帝國的 長期、

并且是瘋狂的侵略。這一場戰爭,不僅將中華民國的國底打空了,而且將中 華民國

打得遍體是傷,滿身是血,也就是說,打贏了戰爭的中華民國,自己實際上 也已經

打垮了。特別是由于中共在抗戰時期執行了不抗日的陰謀擴張策略,胜利了 的中華

民國已經不再是戰前那個已經獲得了基本統一的國家。戰后的中華民國,已 經是支

离破碎、肢體不全,國家和政權早已出現了分裂的悲劇局面。何況,戰爭不 論是對

于戰胜國,還是對于戰敗國,都只能造成“創傷”,而不能造成“創強”。 就象大

清朝攝政王多爾袞對降清的明朝大臣們所說的那樣,“大清絕不是得自于大 明,而

是得自于闖賊”。因此,我們也可以說:“共產党的天下絕不是得自于國民 党,而

是得自于日本的侵華戰爭。”因為,最有力的證詞,莫過于毛澤東曾感激涕 零地對

他的日本客人左左木更三所說的話了。他說:“應該給你們發一個大大的獎 章,因

為沒有你們,就沒有我們!”至于周恩來所言:“如果沒有日本的侵略,中 國的革

命至少要推遲五十年才能成功。”他所說的革命,自然是他們的共產革命; 而他所

說的五十年后,則已經是他們的工人階級祖國——蘇聯崩潰的時候了,更是 國際共

產主義運動的血腥鐵幕已經被徹底揭穿的時候了。如是,中國的共產革命, 還有成

功的那一天嗎?   中華民國在內戰中失敗的第二個原因是“蘇聯長達二十八年的

蓄意顛覆”。這 是胡适之先生的話。這句話道出了一個真理,就是我們的祖國不僅

有一個惡鄰日本 曾公然地侵略了我們,而且她還有另一個惡鄰蘇俄,它不僅公然地

侵略過我們,而 且在長達二十八年的時間里面,命令并直接指揮中國共產党武裝顛

覆中華民國,不 達目的絕不甘休。我將在講演的后一部分,詳細地說明這個至關重

要的問題。   中華民國在內戰中失敗的第三個原因,則是自辛亥之后直至一九四

九年,因外 患連連,內亂頻仍,而造成土地和農民問題未能解決,從而為中共在西

方共產主義 革命這個誘人的旗號下,發動一場傳統型的現代農民造反,造就了相當

的社會基礎 。因為早在一九二六年一月,斯大林就在他給中共的指示信中說過:

“中國共產党 領導的革命就是農民革命,中國共產党成就的大小,就要看中共能夠

掌握多大的農 民武裝力量。”而毛澤東在抗戰期間就更是一再地告訴他的党人說:

“中國共產党 領導的革命就是農民革命,中國共產党領導的革命戰爭就是農民戰爭。”

  中華民國在內戰中失敗的第四個原因則是,中華民國雖曾獲得過名義上和形式

上的統一,或者說是初步的統一,卻沒有完全獲得實質上和根本上的統一。或者說

,北伐之后開始逐步走向統一的中華民國,雖然逐一地戰胜了殘余軍閥的武裝叛亂

和中共的武裝叛國,但是,正是后來那一場曠日持久的衛國戰爭,竟使她的統一進

程遭到了夭折。在中國大陸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國民党起義將領》一書中,所

記述的十九位著名的國民党叛將,就有十六人出身于朝附夕叛的封建地方軍閥,而

非真正的國民革命軍;其中有一人出身黃埔,但卻是長期埋伏在黃埔和國民革命軍

中的中共地下党,他就是策動川軍叛亂的郭汝槐;另一人則是北伐時期曾与中共暗

合的左派軍人程潛。   我承認,中華民國在內戰中的失敗,當然還有更多的原

因可以追尋,特別是中 國國民党和蔣介石先生所曾有過的嚴重錯失。但是,反思一

九四五和一九四九年的 內戰,上述四條,應是她失敗的根本原因。   其三,我

知道,當我敘述了中華民國在內戰中失敗的主要原因,卻未提及國民 党的腐敗,一

定會令人感到,講演者有袒護國民党之嫌。因為,在一九四九年之后 ,几乎全世界

的歷史學家都因“牆倒眾人推”這一句老話,而指責“腐敗才是國民 党失敗的主要

原因”,甚至是唯一的原因。至于胜利者中共,就更是要以腐敗和反 動,來給國民

党的失敗定罪了。雖然,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的國民党确曾腐敗過 ,甚至在內戰

和走向戰敗的過程中,迅疾地變成了一個腐敗的政權,但是,我仍然 要堅持的是,

國民党卻不是因為腐敗而失敗。我的理由如下:   第一,就象革命一詞,不能概

括所有的革命一樣;腐敗一詞,也不能包攬所有 的腐敗。我姑且不說,今日中共的

腐敗早已越過了當年國民党腐敗的百倍、千倍和 万倍,我單單要問的是,為什么連

中共都承認,從一九四五年抗戰胜利、內戰開始 之間才迅速腐敗起來的國民党,奈

何只腐敗了短短的四、五年,就失敗了?相反, 當今那個早已經偷偷腐敗了几十年

的中共上層統治集團,和現今也已經公然和瘋狂 地腐敗了至少二十年的中共層層統

治集團,卻為什么至今不敗?甚至還要被海外的 某些華裔學者捧上了天呢?直至說

中共永遠也不會垮台呢?其根本原因,就是國民 党政權是被共產党已經足足准備了

八年的內戰打垮的,就不說蘇聯的蓄意顛覆和全 力支持了。所以,只要設想一下,

如果在今日的中國大陸,已經有一支旨在打天下 的造反大軍,正在為奪權席卷万里

關山,只怕中共及其政權早已成為“史話了”了 。据此,我才敢說,腐敗不是中華

民國南京政權在內戰中失敗的必然原因、根本原 因和唯一原因。   第二,同為

腐敗,中共是制度性腐敗,而國民党及其政權在戰后和內戰中才迅 速發展起來的腐

敗,卻為戰爭本身所造成。因為,抗戰的軍費,至一九四四年,就 已經高達百分之

八十以上,就經濟而言,這個國家就象是滅亡了一樣。由此而形成 的,戰時經濟的

高集中,特別是通貨的急劇膨脹,又造成了物价的飛漲,中產階級 的消亡,和人民

生活的愈加艱難,也因而才造成了“軍人如不吃空軍饗,須有超人 的克制;文官如

不貪污,則需要相當的人格”這樣一种極其不利于國家的局面。然 而,這絕不是中

華民國在戰后所獨有的腐敗現象。可以說,戰后所有曾參戰的國家 ,不論是打人的,

還是被人打的,几乎都出現了因通貨膨脹而出現的不同程度的腐 敗現象。然而,只

因為別的國家都沒有立即迎來內戰的爆發,所以由戰爭而引發的 腐敗,才會因經濟

的复蘇和戰爭創傷的修复,而走上了正常的道路。然而,外仗剛 結的中華民國,卻

在剛剛胜利的那一天夜晚,就迎來了一場更加殘酷的內戰。中華 民國依靠自己推進

民主憲政和發展自由經濟來修補戰爭創傷、消弭通貨膨脹和根治 腐敗的愿望,亦終

于隨著這場內戰的瘋狂爆發和痛苦發展,而成為泡影了。   第三,古往今來,一

個政權的腐敗,固有其不同的原因,但是,一個正在戰爭 中、特別是在內戰中走向

失敗的政權,腐敗則無疑是它“忠實的伴侶”。這個伴侶 ,還會因為失敗的加速,

而加速地腐敗起來。因為,戰爭只能使得通貨更加地膨脹 ,人心更加地絕望,社會

更加地混亂。今日中共那些僅僅還處在擔心“亡党亡國” 的大小官僚們,在八九年

后就紛紛斂財留后路,送子女出國,轉移錢財到海外和在 國內及時行樂的种种行徑,

尚且已經造成了腐敗的瘋狂加劇,那么,一九四五至一 九四九年正在內戰中迅速走

向失敗的中國國民党及其政權,所出現的腐敗加劇的現 象,難道不正是由那一場內

戰本身所造成的嗎?   第四,誠如一位中國大陸留學生在网上攥文所言,近几十

年來,共產党有的是 時間吃喝嫖賭搞腐敗,國民党則根本沒有時間游山玩水搞腐敗。

不說自一九二七至 一九四九,前后二十二年,外患內懮交相煎迫,甚至無一年、一

月沒有槍聲。單單 只說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的內戰期間,只因為外仗剛結,內戰

已起,前方的戰場 上正打得血肉模糊,而后方又到處是一片被中共挑動起來的“混

亂和暴亂”。彼時 ,國民党的党政軍大小官僚們,其中的很大部分,倉皇維持尚嫌

無力,又怎有大量 的精力去腐敗它一番又一番呢?這位大陸留學生的高論,是否也

可以作為國民党非 因腐敗而失敗的一條理由呢?   當然,我們絕不可以為一個

腐敗的國家、政權和政党辯護。因為,由任何原因 而引起的腐敗,都是人民所不能

允許的。但是,在探討中華民國于內戰中失敗的原 因時,我們卻應該据實而論。這

樣,才能使我們真正能夠認識到中華民國在內戰中 失敗的根由。而這個根由,就是

曾贏得了進步,并曾戰胜了侵略的中華民國大陸政 權,是被日本帝國、前蘇俄共產

帝國和中國共產党聯合起來共同打敗的。這才是歷 史的真相所在。也才是歷史的應

有回答。





日本長期侵華戰爭對中華民國經濟的巨大破坏             

大陸反思資料之一   在八年抗戰中,諸如被掠奪的銀行金銀和被破坏的產業交

通設備等,以一九三 七年七月的美元幣值換算,即達3133013.6万美元之巨。而該

年度的日本政府一般 會計歲入乃為77000万美元,如以此金額充抵賠償,則需要經

過將近半個世紀歲月 才能償還這筆巨債。   据聯合國救濟總署統計,一九四五

年戰后至一九四六年,中國有飢民三千万, 災區十九省。据戰后至兩湖地區宣慰視

察的特使劉文島報告:長沙歷經四次戰火浩 劫,只有百分之五戰前房屋未遭破坏。

衡陽的房屋僅有五幢完整,全市竟無一所學 校留存。衡陽周圍鄉間,每戶人口已餓

死的人達三分之二,至少在二分之一以上。 同行的監察使苗培成報告稱:“湖南各

地不僅耕牛沒有,甚至沿粵漢走几百里,沒 有看見雞犬,由岳陽至衡陽的田地都兩

三年沒有下种了。”   廣西遭日寇破坏更慘重,“全省九十九縣受害者達七十二

縣。”河池縣整個被 焚毀,柳州剩余的房屋不過原來的十分之二。鹿寨縣房舍也僅

余十分之一。桂林戰 后所余的房屋最多,只有戰前的百分之一。有一目擊者說:自

柳州至梧州一帶,“ 飢民載道,樹皮草根,剝挖殆盡,目下用以殘延生命者,僅松

樹之針葉而已。赶場 之日,僅見白發老嫗与少女相偕于途,以人出售(赶場只為賣

儿女),年輕貌美之 少女,可易谷一市擔,無需身契也。”在忻城,戰后霍亂流行,

一些村庄已成鬼域 ,“有一家一晚上死了大小四口,第二天只余了一個小孩當著門

哭,這真是慘絕人 寰的事!”   河南也是為受戰火浩劫最劇的地區之一。一九

四五年十一月,中國善后救災總 署調查處同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及國民政府農林部

對河南進行戰時損失調查后稱: “迄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秋季止,全省一一零

縣几無一縣未受敵寇侵擾,河南 省戰前人口達33,410.615人,戰后急待賑濟的災民

就有6,445,000人,房屋損失156 万余間,牲畜損失121万余頭,災民終日以菜根,

野草為食。   湖北武漢劫后余生的人口僅只戰前的三分之二,缺糧、少煤,房荒

嚴重,難民 以土為食。江西北部的災民多達500多万,農田大部荒蕪,疫癘流行,

贛州遍地餓 殍。贛南贛西則是百里內荒無人煙。廣東淪陷長達七年,人民的生活已

苦到不能再 苦。“比較富裕”的村庄,連一件破棉衣也沒有的人,至少在百分之五

十以上。國 人惊呼,中國不是只有几個災區,而是成了一個“災國”!經歷了這空

前未有的慘 重劫難,“戰后复興与建設,其艱鉅更倍于戰時。”   曠時日久的

戰爭致使國力耗竭,民窮財盡。戰后,經濟复興面臨著百廢待舉的 景況。   一

九四五年,農業因全國大部份地區受戰爭破坏和災害嚴重歉收。湖南、湖北 、廣西

等省因日軍的“一號”攻勢,使許多耕地拋荒未种。到一九四六年,這些區 仍大約

有30%-40%的土地未种上庄稼。河南“耕地未种者達三分之二。”   大兵之后,

必有凶年。災情最重的湖南,“去年(一九四五年)受旱縣份極為 普遍。”廣西

“因旱災去年(一九四五年)歉收,春間雨水不調,以致秧苗枯 萎,秋收業已告絕

望。”廣東“抗旱,農田無法插秧”,“沿海各縣竟至河塘龜裂 ,海水倒流。”湖

北、浙江、安徽、陝西、甘肅、山西、青海等省,均遭水、旱、 虫、雹等災害,秋

收歉薄。湖南的農作物產量只有正常年的50%,湖南地區的收成 只有往年的25%。安

徽省的收成減少40%左右。中國傳統的大宗農產品生絲、茶葉、 桐油、豬鬃的出口,

也因農業的衰退而銳減。著名蚕鄉——浙江的蚕絲生產僅及戰 前的25%。一九四六

年,全國的生絲出口只有一九三六年出口數量的八分之一,茶 葉只有九分之一,豬

鬃只有二分之一,桐油只有四分之一。一九四五年,全國秋收 大范圍減產,造成年

底及次年大飢荒,“可能是戰后初期世界上任何地方同類危机 中最嚴酷和最廣泛的

一次危机。”“大公報”(一九四六年一月七日)稱:就現在 這樣的農村經濟情形

看來,再過兩代恐怕也無法重建,最終將是農村經濟的枯 竭和農村的崩潰!這將是

敵人投降后的一個最可怕的敵人。   經濟衰敝最明顯的徵象是財政失衡。僅一九

四五年上半年,軍費支出占財政總 支出的61.05%。當年財政總收入3,350億元,支

出12,900億元,赤字達74.1%。一九 四五年七月,躉售物价指數已達235.922,比一

九三七年上半年上漲了2,359倍;零 售物价則上漲了2,619倍。通貨膨脹已經成為經

濟复興建設的最大障礙。 (摘自《國民政府陪都重慶史》一書,大陸西南師范大學

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               大陸反思資料之二   

戰爭爆發的一九三七年,國民政府的財政收支情況相當不錯。孔祥熙主財政, 為适

應對日的戰爭准備,實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建立了預算制度,即各省 將公

款一律交國庫儲存,各級机關的支出提出預算,經核准實行,這大大增加了國 家的

收入;整理了內債外債,減輕了國民政府公債本息的負擔,使持債券人和發券 人兩

蒙其利,提高了對外信用;對個人財產收入增加直接稅,在關稅等由于戰爭而 收入

大大減少的情況下,直接稅成為政府主要收入的來源:“一九三六年收入只有 六百

多万元,但到抗日戰爭爆發后,收入則每年遽增,到一九四三年已增到四億元 以上,

比一九三六年超出了七十倍。”但是由于沿海大城市被日寇侵占,過去作為 重要收

入的關稅,三年內失去百分之七十七,即由三万六千九百万遽減至八千六百 万,鹽

稅則減少百分之五十六。   戰爭極其嚴重地破坏了中國經濟。僅僅“八一三”上

海抗戰,三個月內工厂被 毀者達二千二百七十多家,損失金額達八億元,就連遠离

上海的武漢三鎮也被破坏 達百分之十二。在農業方面,“据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的

估計,全國十一億四千万 畝耕地中,有六億畝遭到破坏;全國二千三百万頭耕牛中,

共損失八百余万頭。”   另一方面,戰爭的支出遽增。首要因為兵員的遽增,軍

隊從一九四零年的兩百 五十万人增加到一九四四年的四百五十万人。軍費支出占財

政總支出的比重,從一 九三七年的百分之六十六點四,上升到一九四五年的百分之

八十七點三。   政府的財務主持人在方針上注意到“開源”,雖然戰前主要工業

都在沿海,內 地的工業是后來以自由地區的工業資本額計算,尚不到全國的百分之

十三,但工業 的增長出現了奇跡:工業成長從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五年,平均每年

成長率為百分 之二十七。并且農業在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連續兩年獲得丰收。

  但是,巨額的支出不可避免地造成通貨膨脹。一九三七年的赤字已占國家支出

的百分之三十七,一九四一年赤字更高達百分之八十一。為彌補巨大的赤字,只有

發行鈔票,這就會造成惡性的通貨膨脹。黎東方統計:“在抗戰結束時,重慶主要

日用品的价格,已經升到戰前的一千七百六十三倍。后方有些地方,其主要消費品

升高到三千二百八十三倍。”此值接結果是:文官于如此情形下,極難抵抗貪污的

誘惑,軍官想不吃空額子薪餉,也必須作超人的自我克制。銀行的存款簿成為廢紙

。中產階級從中國社會之中消失。 (大陸學者謝幼田著:中國政治文化史論,台灣

五南圖書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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