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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学生在美国校园 / 程 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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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www.coastide.com, 來信請寄 [email protected])
中国学生在美国校园
程 星
经历了美国校园的各种角色，原来两种文化下教育观念和人材结构有着太多的差异。条条道路通罗马，关键是﹐怎样才能培养好引导时代潮流的新一代﹖
此生与大学有缘。中国文革后高考一恢复，就不知深浅地一脚踏进了大学门，从此不能自拔：从讲台下面一直爬到讲台上面。一九八五年来美国念研究院，“悲剧”重演：十多年来就象一名多功能的演员，把美国大学里的各种正反“角色”都依次扮演了一遍：学生、研究助理、研究员、行政管理人员及教授。任过职的学校亦一应俱全；从公立到私立、从社区学院到本科大学、从普通高校到名牌大学。有时难免沾沾自喜，碰到投机的“侃”友们便大言不惭地自诩为“大学通”。可“侃”得太猛了亦不时担心“吹”豁了边。于是抽空将所侃之事（或之实）一一笔录在案。万一那天那位侃友较起真来，至少有案可稽。是为“中国学生在美国校园”之由来。
来美国学英文
八十年代中，我在美国南部一所大学的英文系攻读英美文学硕士学位。这是一个风景绮丽大学城，学生在这里享受诸多优待，包括坐巴士免费。因而，每天早晚的巴士便成为囊中羞涩的外国学生的社交沙龙，其中尤以中国来的学生为多。中文在这个小小联合国中当之无愧地成为最常用语言。
当时中国学生几乎清一色的国内名牌大学理工科出生，因而象我这样学文的自然成了稀有动物。也许是第一次呼吸自由空气的缘故，各路诸侯不分专业，个个谈锋甚健，大有“挥斥方遒，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气慨。而这个自由论坛的“主持人”，常由来自国内一所名牌工学院的博士生小黄担任。
不记得是哪一位名家说过的，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有社会。需要交代一下的是，当时中国留学生中的“社会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老板”的地位决定的。比如说，张三的博士导师是该校某专业的名教授，这就意味着该教授手中握有很多科研经费，能够雇很多研究生给他干活。张三有幸投身于这样的“老板”麾下，其经济地位自然比其它人要高得多。反观文科学生，大多靠打工或很少一点奖学金“苟延残喘”，连“老板”都没有，其“社会地位”之低下自不待言。
再说小黄，其导师以承担美国航天局（NASA）科研项目闻名于校。据说八六年美国“挑战号”爆炸，其师在实验室嚎啕大哭，之后数周不入课堂。小黄能在这样的导师手下工作，自然为各路英雄们羡慕不已。小黄当时不仅学业上如日中天，他那东北人为朋友两肋插刀的豪爽亦为众人所折服。其时我正被乔叟、莎士比亚折磨得没日子过，听到小黄每每声称这辈子的愿望只是为人类做一两件事，不由地唏嘘不已，只为自己在人生路上走岔了道而懊恼。
一日在巴士上与人开聊，小黄大概察觉了我的自卑，便退出了讨论会的中心，坐到我旁边。他拍拍我的肩，一脸诚恳：“小程啊，你也真是的！我们都是在国内学好了英文才到美国来的啊！你怎么能到这儿才开始学英文呢”？
我瞠目结舌之余，竟无言以对。
“美国人真笨！？”
不知是因为中国留美学生中实在是“精英”太多，还是美国人生性迟钝，反正中国学生同美国人初步接触之后往往自信心大增。比如说，美国人普遍数学较差，尤其是心算不行。你到超级市场去买菜，出纳小姐一定要看出纳机屏幕才知道找你多少钱。有时机器出故障，出纳员往往连块把钱的可乐都没法卖给你。
大学里美国人的处境更是惨不忍睹。国内一般大学毕业生来美上研究生，第一年就能给美国的本科生或研究生开高等数学、化学、物理等课程。（至于美国学生由于听不懂中国助教的英文而怨声载道，则另当别论。）我的朋友小梁，北大物理系一毕业就考上美国大学物理系的博士研究生，且一开学就作为他导师的助教给本系的研究生讲课。用他的话说，“这点东西咱北大三年级就学过了！”
有一回我应邀到小梁的办公室去﹐刚进大楼就听见熟悉的京腔﹐循声而去，竟是物理系研究生的办公区。据小梁介绍，这儿绝大多数研究生助教来自中国大陆。一位化学系的朋友曾说起这样一个笑话：由于他们实验室里“老美”极少，因而“官方语言”是汉语。一天一个中国学生正埋头作实验，临时需要一种药品，便用中文喊了一声，要同室的人递给他。旁边的恰好是一位“老美”，二话不说便为他拿了。过后他好奇地问那位“老美”：“你怎么知道我要那药？”“老美”答曰：“我成天扎在中国人堆里，不会中文也能听懂你们说甚么了。”
说美国理科学系的学生对中国学生“闻风丧胆”，绝非夸张之辞。许多美国学生选课，一听说班上有中国学生，连忙退课。因为不少教授按统计上的正态分布给分，即两头小中间大。自知数理基础不如中国人的“老美”，宁可不选他们想上的课也不愿作正态曲线之尾。
难怪“老中”们凑在一块儿聊天，常由衷地感慨：“美国人真笨!”
“美国人真笨？”在美国呆久了，这感叹号渐渐地变成了问号。先是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美国电视新闻特爱报导科学或医学上的突破。一般程序是由主播简述科研结论，然后由记者深入到实验室实地采访该科研项目的主持人。这时在屏幕前侃侃而谈的一定是一位美国人，而在幕后端着试管或看着显微镜的往往是中国人。曾经不止一次听到我那些从事科学的朋友抱怨，某某人得了诺贝尔或其它科技大奖，而活都是咱哥儿们干的。起初听到这样的“内幕新闻”，难免愤愤不平；听多了，不由心生疑云：难道“外行领导内行”的歪风在美国科技界竟也如此盛行？
在我心中这个问题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直到今天，在美国各类高校的管理部门跌跌撞撞地爬了十多年之后，我总算逐渐悟出了一点道道。
“老美能侃！”
还没来美国时就听说，中国教育注重知识传输，美国教育注重动手能力。其实，依我所见，美国教育更注重自由表达。
记得第一次进美国课堂，我所感受到的最大的“文化冲击”竟是那完全的无政府状态。整个课堂就象一个休息室，学生想怎么坐就怎么坐，爱插嘴就插嘴，而老师满不在乎。有时学生之间为了一个很无聊的话题争得不可开交，老师却笑眯眯地坐在一旁毫不介入。
当时我选的是英文系的一门英国十九世纪小说课。据我当年中国教授们分析，这些小说纯属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可在这里的课堂讨论中，学生们大谈这些小说所隐含的“性”，连一些毫不相干的情节都被说成是有关“性”的隐喻。老师显然不同意那几个学生的胡搅蛮缠，但一点也没有否定他们的“创造性”。相反，还称赞他们“想象力丰富”。这样的事情以后见多也就不怪了。事实上，很多教授，特别是文科的教授，都在教学大纲上明言告示：“本教授鼓励学生积极参加课堂讨论”。有的甚至把是否参与讨论作为评分标准，其比重占全课成绩的百分之五到十！
其实，美国教师注重自由表达，从学龄前就开始了。一天，我去女儿的幼儿园接她，老师正在讲故事。我从窗外一看，吓了一跳：只见孩子们有的坐着，有的趴着，有的甚至躺着。（想起我们小时候上学，老师让背着手在课堂听讲，不由哑然失笑。）老师在上面念念有辞，孩子在下面似听非听。这样的状况还没有持续几分钟，就有孩子举手提问，老师不急不恼，有问必答。（记得儿时被老师写得最多的一句评语：“上课插嘴，做小动作，”为此没少挨父母的骂。）女儿在学校涂鸦，不管画成什么样，老师只是一个劲地说好，搞得我们也飘飘然，以为自己一不小心生了个小天才。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美国若不能“侃”，无异于天生残疾。前不久，米肖尔赫南德兹根据自己在常青藤名校达特茅斯学院招生办四年的工作经历，写了一本畅销书“常青藤名校招生内幕”（A Is For Admission）。其中提到常青藤名校在审查中学教师推荐信时，最糟糕的评语莫过于“该生平时话语不多”。招生人员见到这样的评语，第一个反应就是“此人恐怕很难参与课堂讨论，因而对学习环境弊多利少。”这样的学生不管成绩多么优异，被名校录取的机率比其它学生要低得多。不难想象，在这种文化中，寡言等于呆板，木讷近乎低能。
有一次听说中国一位以能言善辩著称的外交家来纽约，要在一个午餐会上给美国政商界人士作讲演，便慕名前往。在主持人照例的恭维和略带幽默的介绍之后，这位外交家以在美国少见的慢动作登上讲台，戴上老花镜，从口袋里摸出一叠稿纸，然后开始照本宣科。在近一小时的讲演中，讲演者几乎没有看一下听众。难道是由于他身居高位，不能信口开河？还是中美文化差异，对所谓能言善辨有不同标准？在美国见惯了政治家们口若悬河，参加这样的讲演会真使我感慨万千。
难怪“老中”们凑在一块聊天，常由衷地感慨：“老美能侃！”但这时总有人会追加一句：“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在说什么！”
老美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对美国人略有所知的人，恐怕很难苟同这种一言定乾坤式的概括。
其实，美国教育注重自由表达，我以为起码有两个指导思想。其一，美国人深信言论自由乃天赋人权，先贤所言不自由毋宁死，到了美国进而成了无言论自由毋宁死，而进了大学更成了无学术言论自由不成大学。因而，且不说大学课堂里学生欲取高分首先得能“侃”；翻一翻教授们的家底便可知道，许多人能得到这三百六十行中唯一的铁饭碗，其起家的法宝竟然也是他们不同常规的思想和言论！美国社会至今视马列主义为洪水猛兽，但据说大学的社会学系和文学批评专业都挖空心思要聘一、两个马列主义学者为教授，其目的就在于广开言路！
其二，美国人深信言论乃思想之延伸，善于表达的背后必然是思想与知识的蕴积。美国不仅从中小学起就开设讲演课，而且从中小学到大学，老师给作业的最常用方式就是让学生做“项目”（Project）。比如我在念博士课程时做得最多的作业便是按照老师的命题到图书馆找材料，然后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以组织与综合，最后给全班作讲演（Presentation）。如果说学生在课堂讨论时常常口开河的话，那么到讲演（Presentation）时可没人愿意拿自己的“项目”（Project）开玩笑，因为这“项目”往往占全课成绩的一半甚至更多！这样的教学方式，目的不仅仅在于让学生锻炼口才，更重要的是逼着学生按自己的思路去读书、查资料、充实思想，从而将所学的东西融会贯通。
通才教育与单科教育
说起融会贯通，不能不提到美国的通才教育。我的朋友小黄之所以误认为英文系就是教英文的系，与他在国内工学院毕业的单一背景是分不开的。记得在中国上学时，理工科的学生碰到中文系同学，一般有两种反应，或者羡慕之极，不信天下竟有这样的好事，上大学以念小说为专业！或者轻蔑之至，以为文学系尽是一帮考不上理工科的庸才，遂以研究小说诗歌这样的伪学问为业。当时大学里骂人最难听的话莫过于“耍笔杆子的”或“耍嘴皮子的”。
现在回想起来，中国大学学科之间的森严壁垒，虽然造就了不少优秀的单科人才，却在无意中不知扼杀了多少现代社会中急需的创造型和管理型的“通才”。更可怕的是，随着那种教育制度产生的所谓能说会道等于不学无术、唯有理工才是学问这样的观念，影响了中国一代又一代的知识精英。象我这样学文科的在中国大学理工科的同学面前四年夹着尾巴做人，满以为到美国插个洋队便可以扬眉吐气了。直到碰上了老乡才知道离翻身解放还差得远呢。
回过来看被我的同胞们认为很“笨”的美国学生，原来他们不是理工专科学不好；令人惊讶的是，他们的学校根本就不鼓励他们过早地一头扎到理工中去。在中小学阶段，很多教师信奉我们老祖宗“开卷有益”的古训，认为孩子只要对阅读有兴趣（Reading），将来学习成才就没有问题。而大学教育，目的是培养全面发展的“完人”或“全人”（Whole Person），使之具有人文与科学知识的修养。只有具备这种修养的人才是“受过教育的人”（Educated Person）或“知识分子”（Intellectual）。至于理工专科则是一种技能，受过教育的人通过适当训练完全可以掌握。
正是在这种教育思想指导下，美国正规大学的本科教育头两年学生基本不学专业，而是花很多时间猎涉百科、纵横文理，为日后进入专业学习打下广博的基础。例如，我所任职的哥伦比亚大学，近年来一直与哈佛和普林斯顿并列为美国三家本科录取条件最高的大学，而每年吸引近两万名全国（其实是全世界，因哥大本科每年外国新生占5－10％）最优秀的应届高中生报考的“招牌”之一便是它的所谓“核心课程”。
在此照录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手册中（Catalog）关于“核心课程”的一段描述，来说明美国大学通才教育的基本思想：
“核心课程是哥伦比亚大学（本科）教育的基石。作为哥大学生才智开发的关键，核心课程的目标是为哥大全体本科生，无论其未来专业或方向如何，提供一个广阔的视野，使之谙熟文学、哲学、历史、音乐、艺术和科学上的重要思想与成就。”
因此，核心课程要求学生在大学一二年级从下列九个方面选满规定的学分：
文学：世界文学概论，要求学生从荷马、西塞罗等古希腊罗马文学家一直念到艾略特，伍尔芙等现当代文学作品。
现代文明：介绍西方政治、伦理、宗教、社会思想等方面的历史沿革与现实问题。
艺术：西方艺术史。
音乐：西方音乐鉴赏及音乐史。
外语：学生起码掌握一门外语。
逻辑与修辞：要求学生学会在批判性、创造性地思考问题的同时，以自己的语言清晰地进行口头及书面的表达。
世界主要文化：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主要文化与文明的历史沿革与现实问题。
体育：除完成各种课内要求的体育项目外，每一名哥大学生都必须通过游泳测验，否则不能毕业！
科学：学生起码要选三门数、理、化、生物等科学课程。
古人云：一叶知秋。从哥伦比亚大学的“核心课程”，可以看到通才教育在美国大学本科教育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光从大学四年的时间分配看，美国大学生显然不可能在一个专业或学术分枝中走得象中国大学生那么远。但经过通才教育出来的学生，其知识面之广，文化修养之深，日后学术“底气”之足，都是单科教育体制下培养的学生所难以企及的。
其实美国人对于行业之间的偏见并不比中国人少，只是通才教育为他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广阔世界的窗户，使得他们不至于在自己的领域中走得太偏，避免以邻为壑。我的一位当报馆记者的聊天朋友，大学学的是哲学专业，他常不无自嘲地说，他们哲学专业出来的学生研究最多的是失业问题，因为他们个人对失业体验最深刻。但另一方面，美国法学院的学生包括文理各科专业的毕业生；而医学预科除生物、化学等专业的毕业生外，也有不少人来自人文和社会科学专业。加上大学里转专业易如反掌，大学生毕业之前换几个专业是很通常的事。
通才教育与专业转换使许多十八九岁求知若渴的大学生终身受益。我的一位朋友是哥伦比亚大学一个学院的副院长。她曾说：现在回想起来大学期间给自己最好的一件礼物便是选了人文专业。毕业后事业的轨迹虽然再没有与人文学科相交，但那时念过的书却终身难忘。迪斯尼公司的首席执行官Michael Eisner在大学学的是英文和戏剧。他说，“文学对人的帮助简直不可思议。不管你从事什么行业，你都不可避免地要和人打交道。而文学能够帮助你理解人们的行为方式”。戴尔（Dell）计算机的首席执行官麦克戴尔是学生物出身，自称大学印象最深的是他选过的一门宏观经济课。他说：“那门课的教授讲的有一点至今难忘，那就是，你永远不能以常规思维来认识世界；这个世界上以常规思维来思考的人实在太多。”
惠普公司（Hewlett-Packard）的首席执行官Carly Fiorina大学时学的是中世纪史与哲学。她大学时代对中世纪向文艺复兴的转型特别感兴趣。她自信这种历史与哲学的训练使她能以一种恢宏的历史观来面对现代社会向数码化社会的转型。
工作与事业
在美国很少听到大学生以文理划线，倒是常听说那个行业赚钱，那个行业不赚钱。但奇怪的是，不赚钱的行业照样有人去，甚至有人削尖脑袋往里钻。比如说你在纽约当大学教授，很可能你的学生今天还在课堂上应付你的作业，明天摇身一变到华尔街挣比你多出好几倍的钱。可从来没听说过纽约的大学找不到人教书。相反的是，纽约的大学里从来就是人才荟萃，要在这里谋一份教职没有三拳两脚的本领还真不容易挤得进去呢。
难道以金钱至上闻名的美国人能超脱于功利之外？我的理解是，美国人其实对于工作与事业分得很清楚。
很多人认为，你可以有一份很挣钱的工作，但你不一定有自己的事业。人生有不同阶段，有时你很需要钱，就应该努力地去挣钱。但你当作事业的应是你所热爱的工作，否则工作就变得毫无意义。有一次我找一个秘书帮助接电话及处理杂务，广告上声明每小时仅付七美元。来了很多没有任何技能的家庭主妇应征，我一个也没有看上。正在山穷水尽疑无路之际，一位白领丽人翩然而至。她那身装束一看就是华尔街出来的。这位丽人自报家门：她叫辛笛﹐纽约州名牌大学的心理学专业学士，大学一毕业就被美国最大的一家保险公司聘为“特别项目监察”，年薪四万。我当时毫不客气地下了逐客令：“对不起，你找错门了。我找的是一个处理杂务的秘书，根本不可能付你四万年薪来为我接电话！” 辛笛一听我对她没兴趣，反到急了：“我要是嫌你的工资低，就不会来应聘了！”她告诉我，她从小的梦想就是当一名小学教师。毕业后虽然运气不错，但她一点也不喜欢那份工作。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她终于下决心离开了保险公司，在我的学校注册成为教育学院的硕士生，希望能在上学的同时尽快拿到小学教师的执照。若我能雇她，收入起码能补贴一下高昂的学费开支。
这场“竞争上岗”的结果是不言而喻的了，但辛笛对自己理想的执着，却让我久久不能平静。美国人，中国人，谁唯利是图？谁能真正地超脱功利？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社会的顶尖人才大多学了数理化。由于这些学科精英云集，再加上美国大学数理化专业的研究生招生严重不足，所以中国的国门一开，美国大学的数理化系便很快被中国学生占领。美国数理化专业博士的主要就业市场是大学教职，而这些学术岗位僧多粥少的状况已持续多年。以致老美数理化本科学位一到手就往别的行业里钻，而中国的精英们对此却完全没有思想准备。
然而，随着学业临近结束，一种无形的恐慌在这些数理化的精英们中间渐渐蔓延开来。精明一些的眼看大势不好，立刻调转枪口杀向计算机行业，稍加充电后便急忙去占领“程序员”的阵地了。这真是生逢其时的一代人！九十年代的互联网热居然给中国的数理化精英们带来滚滚财源，说华尔街的IT行业被来自中国的神兵天将一夜之间占领，可能一点也不过分。但是，这些被命运垂青的程序员们，在买了豪宅、开上名车之后，有几分成就感呢？在计算机前敲完一天的任务之后，又有谁还能相信自己是在实践学生时代的理想，为人类“做几件事”呢？
一位朋友当年是考上李政道教授主持的CASPEA项目来美国的。物理学博士毕业后“恭逢盛世”，来到曼哈顿一家大银行当计算机网络员。因他技术不错，老板给他一个手机，24小时开着，随时应急。问题是平时没事可干，上班除了上网念念中文杂志，竟无聊得发慌。有一天他带儿子去动物园，看到那里招人打扫动物粪便，回来后便对我说：“我差点想去应聘。在动物园工作起码还能和猴子说说话，在银行几年下来我连讲话的能力都快丧失了！”
“一窝蜂”旧释新解
八十年代中从中国大陆来美国的学生大致有两种，一是公派，学费国家承包，生活每月国家给＄375；再就是自费，大多靠亲戚担保来美，一落地便自寻出路了。不管哪种情况，绝大多数穷得叮当响，上菜场除了鸡大腿别的荤菜都不太敢问津。可奇怪的是，只要一出门，中国人人手一架“尼康”或“佳能”高级相机，与老美个个手中玩具般的“傻瓜”便宜货成为鲜明对比。当时出国一趟可不容易，回国时要是不能在亲戚朋友面前展示一些在名胜古迹前挺胸昂首的照片，岂不虚此一行？因此，留学生中几乎人人遵守两项不成文的“基本原则”：一是再穷也要有好相机，二是不管上哪儿照相，自己一定得在相片里。不然的话，谁知道你“老孙”是否真到过相片上的那个景致一游！
曾几何时，昔日的窘迫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于是乎，新移民的社区里又掀起“第二次浪潮”── 买房！逢年过节朋友小聚，最热门的话题便是谁家在哪儿买了多少万的房子。买房对于老美来说虽说也是人生一件大事，但由父母帮忙付个款的也很通常。老中可就不同了。哪个不是白手起家，从零开始！还有一点不同﹐美国可能历史太短，一般老美没见识过什么真正的文物，不象咱们历史悠久，干隆以降的都不够资格被称为文物。因而老美买个旧房就乐陶陶的，逢人便炫耀老房的悠久历史，好象买了什为名人故居似的。老中可不行。买房一定得要是新的，买旧买便宜了在朋友面前掉价。这一窝蜂买新房的结果是什么呢？乐坏了做房地产的：哪儿开发新区造新房，做房地产的先给他们的中国顾客打电话；吓坏了做老板的：以为他们手下新雇的中国人中了彩票。一位朋友在当地新开发区买下一栋豪宅，他老板一听他新房的地址就惊讶得半天合不拢嘴：“怎么样，我们公司待你不薄吧！下次提薪可得先考虑别人了。”可最终却苦了争强好胜的买房人自己：为了竞争而超前消费的结果是，一旦空房到手，自己一口一口省下的血汗钱也所剩无几了，于是乎全家动员又开始了“新时期的长征”。
话扯远了。
话说中国人数理好在美国大学里是有口皆碑的，就象印度人在美国大学工程系的口碑一样，二者堪称美国大学教育的两个亮点。可近几年来，不知是东风西渐还是西风东渐，新来美国的留学生突然对商学院一见钟情，大部队势不可挡地向MBA杀将而去。
要知道在美国念MBA可不象进数理化念博士：后者有教授的科研经费作后盾，只要在实验室里耐得住寂寞，学费全免再加生活费不是很难得到的。念MBA可不一样。一是学费不菲，象哈佛、华顿、或哥伦比亚这样的名牌商学院，一年学费二、三万， 再加上波士顿，纽约这样大城市昂贵的生活费，可是不小的一笔投资；即使上个非名牌的MBA，也得要同时工作才能勉强维持。二是上学时很少有资助，很多教授为大公司做咨询，根本不需要研究助理（RA）。三是毕业后前途莫测，因为MBA培养的是管理人才，将来毕业后直接进入美国企业中层以上管理职位的机率毕竟比找个基层工作，从助理工程师干起要低多了。
但只要看一下来自国内的报道，便可理解这新时代的“一窝蜂”是从哪儿起飞的。
据报道，有人将1999年称为“MBA年”。这一年，申请清华大学MBA的考生就达2,600人之多。2000年北京地区报考研究生的37,428名考生中，报考MBA的有7,361人，与上年的4,581人相比，增长了60％。2001年MBA招生仍然火爆：清华的MBA大战已漫延到其开设的辅导班上，秋季辅导班第一天报名人数就超千人。在上海，报考同济大学MBA的人数近2,000，而录取人数仅为400；而来复旦大学报考研究生者约有一半是冲着MBA来的。可见，美国大学里中国学生的“MBA热”，其热源在中国。
这来自大洋彼岸的新的“一窝蜂”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信息呢？首先，我们的学弟、学妹们早已不象我们当年，哪个学校给资助就去哪儿；他们申请学校的首要考量是未来而非眼前。其次，他们已不象他们的学长，甘于将来吃技术饭、过安稳日子；他们的志向在管理，他们的梦想是领导。再者，随着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对于新一代的学子们来说，在美国呆下来已不是他们“美国梦”的全部内容； 越来越多的人还没有出国就将回国发展作为自己未来的奋斗目标。
从更深一个层次上看，“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经验之谈已为这年轻的一代所不屑。中国的确仍需要数理科技人才，但没有良好的管理，再好的技术也还是不能转化为生产力。为了这简单的一课，我们付出了极其高昂的学费。但愿这一窝MBA之“蜂”能在采撷了西方管理的精华之后，再“一窝蜂”地飞回中国，为祖国初具规模的现代企业注入新的生命。
这是我对中文贬义词“一窝蜂”所作的新旧二解。
素质教育
前年回国探亲，去上海浦东一游，早上出门，正是高峰时节。只见上班族个个西装革履，精神抖擞，从富丽堂皇的地铁新站拥进拥出，剎那间以为自己回到了曼哈顿。可那种感觉尚未持续多久，一件小事把我带回到现实之中。我来到售票口排队买票。前面一共只有两三个人。轮到我时刚要伸手付钱，突然一个膀子从我的肩上越过，伸进窗口。我惊愕之余，脱口而出：“你知不知道我们都在排队？”这位西装笔挺的上班族满脸鄙夷地看了我一眼：“你脑子好使吧？”身边一位中年人也看不下去了，直摇头：“唉，中国人就是素质太差！”
不知从什为时候起，“素质”这个词在中国成了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小到随地吐痰，大至贪污腐化，都可归结为人的素质太低。刚开始听了老大不习惯，就象八十年代初什么都归之于“四人帮”破坏一样。可听多了也就习以为常了。可不是吗，要是大家都有良好的素质，还会有人脏话连篇、还会有人排队“夹心”、还会有人随地吐痰？可人的素质从那儿来？于是怨天尤人的大众把眼光投向教育：一时间教育成了包治百病的良药利方。刚开始“老九”们受到如此重视当然难免受宠若惊，但楞过神来一想又不对了。照此推来，社会风气败坏，学校要负责任，而老师当然是罪魁祸首。可学校老师教不出素质良好的学生，又是谁之过呢？
近来偶然看到教育家王一兵先生对人的素质三个层次的阐述，以为颇有见地。王先生认为人的素质要素构成可分为三个层次：基础层次包括体能与情感、技能、和能力；智力层次包括信息、知识和智能；伦理层次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从学校的功能看，在智力层次上提高学生素质似乎天经地义、不言自明。可要在其它两个层次上有所作为可就不那么容易了。而且，即使学校在这些方面有所作为，你凭什么把功劳全归于学校？你的学生出了成就，她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笑眯了眼：“这孩子从小素质就比别的孩子好！”你能横插一杠子，说是你教得好？
可见，给素质下定义不难，但要把提高人的素质当件事来办委实不易，让学校老师承担这件大事更有点勉为其难。记得八十年代初，我在国内一所大学当助教，同时兼班主任。那时“素质教育”一词尚未流行。流行概念是“政治思想工作”、“五讲四美”、“又红又专”等等。班主任或辅导员的工作无所不包，从宿舍卫生到专业学习，从早操到晚自习。记得当时最头疼的是班上学生谈恋爱。有一次，我班上两个学生周末在公园里“卿卿我我”，被邻班一位班主任看到了。第二天我被叫到系党总支办公室，书记虽十分宽宏大量，没有批评我一句，但给了我一个艰巨的任务：决不容许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当时我自己才二十出头，“尚未论婚娶”，要我当恋爱警察的尴尬，不难想象。
当然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据说在今天的校园里，鸳鸯成群，连书记们也见多不怪了。但政治思想工作，仍是高校教育者手中的尚方宝剑。只要考究一下 “素质教育”这个流行术语，就不难体会，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关系仍是一条单行道，其逻辑前提是素质可以象数理化一样地教给学生，而从这个逻辑上引申出来的结果便是以管代教。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中国学生一进美国大学就象关了多年的鸟儿一下子被放出笼，自由得不知怎么是好。除了有些学校对本科新生食宿有些硬性规定，绝大多数学校对学生课外生活几乎没有任何要求。你再不用抱怨食堂伙食太差，有钱你可以天天上馆子；你也不必嫌住校规矩太大，出去找个女友筑个鸳鸯窝也没人管你。没人找你开会，没人要你入党，更没人逼你打扫卫生应付检查。没有组织生活，没有政治学习，虽然偶尔有些善男信女敲门请你去学圣经。
正如任何自由都有代价，这种突如其来精神上的失重感也在各个人身上留下不同的症候。虽然大多数人感到如鱼得水，却也有人因而变得多愁善感，有人扎到书本中藉以忘却“剪不断，理还乱”的无尽乡愁，有人在孤寂中变得沉默寡言。我就曾有过一位室友，八十年代初最早来美的留学生。与我同住一套公寓时已单身在美苦读五年。刚开始与我同住时居然能和我每天同进同出形同陌路，同在一个饭桌上吃饭却没有一句闲言！更多的是把自己禁锢在中国留学生的小圈子里，吃中国饭，说中国话，交中国朋友，连报纸也只念中文的！
其实大多数中国学生的美国校园生活是残缺不全的，因为他们在国内所能见到、念过、或听说的只是美国大学的学术科系与资助情况。他们完全不理解非学术的部分在美国大学生活中所占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只是美国大学的“学生工作”，就象美国总统的保卫工作一样，是外松内紧。表面看来在公开场合谁都能和总统握手照相，殊不知总统周围的每一个人的一举一动都在无数高度警惕的卫士的监视之下。同样，美国大学生一进校园，就被一张无形的学生工作之网所笼罩。学生事物处和学生后勤处将学生、特别是住校新生的衣食住行几乎全包了。住宿生由宿舍辅导员（Resident Advisor, 或RA）负责管理，而这些宿舍辅导员一般由高年级学生担任。他们不仅帮助学生排忧解难，调解纠纷，而且以宿舍为单位组织活动。学生活动指导办公室为学生团体提供各种帮助，从组织活动、联系场所、到提供活动经费，无所不在，几乎随叫随到。当学生遇到个人生活、心理、或其它方面的问题和障碍时，心理咨询中心则为学生提供免费咨询。
凡此种种，很难与中国大学的“学生工作”相提并论。咋一看，它们更容易被归类为“服务项目”。但在服务的背后，美国大学的“学生工作”其实包含很多用心良苦的“教育”内容。虽然从来没人提出过“素质教育”这样的口号，但美国大学的“学生工作”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那就是培养学生自我管理的能力。从宿舍的自我管理到自觉寻求心理咨询中心的帮助，学生心理及行为素质的提高，都有赖于学生与校方的积极配合。而每年一度的学生会选举，更是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全面审视与评估校园生活质量的机会。当选的学生会干部，必须在他们的“选民”监视下实践竞选的诺言。学生干部往往以批评校方而当选，以协助校方改进工作而完成其任期。
可见，美国大学虽然没有“素质教育”这样的口号，但条条大路通罗马。他们通过精心设计的各种“服务项目”，帮助学生通过自我管理及社团活动，提高他们的领导能力、交际能力、团队精神、合作精神、以及在社会和社区中的主人翁姿态。这种学生自我教育的方式是否成功，自然有待公论；但以王一兵先生的素质三层次理论为依据，一个学生若能充分利用学校这方面的资源，积极参与校园生活，那他们在完成学业的同时，也在能力的培养（基础层次），价值观、伦理观的提高（伦理层次）等方面得到了也许一生都难以多得的练兵的机会。试想，一个社会有越来越多这样以主人翁姿态出现的、受过良好大学教育的人才来领导时代潮流，社会进步与风气改良，岂不是又多了一层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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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星，教育博士﹐现任哥伦比亚大学本科生院助理院长。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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