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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美国新闻媒体的反民主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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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美国新闻媒体的反民主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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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美国新闻媒体的反民主声势 (546 reads)      时间: 2001-11-07 周三, 上午11:22

作者:Anonymous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美国新闻媒体的反民主声势



连 奔



美国学者罗伯特·麦克切斯尼在《每月评论》2000年11月号上发表了题为《新闻、民主……与阶级斗争》的文章,回顾了美国新闻媒体的发展历程并抨击了美国新闻媒体只为富人服务的反民主趋势。其主要内容如下。







民主理论的中心问题之一是,人们怎样才能得到信息与知识。从理论上讲,教育和宣传媒体都可以达到使人们得到信息与知识的目的,然而如果教育和媒体体制本身出现了缺陷,损害了民主价值观的实现,那么就很难想像会有一个健全的民主社会的存在。因此,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公开地讨论教育和媒体政策问题就成了实现民主的重要组织部分。



根据民主体制的理论,一个自治社会中的新闻业必须兼有两项功能:第一,新闻媒体必须对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当权者和期望当权者的行为进行严格的属实的报道,这一功能被称为监督功能;第二,新闻媒体必须对当今重大的社会及政治问题提供可靠的信息和广泛明达的见解。任何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一个能达到这两个目标的新闻业,那么这个社会就不能称作是一个在政治上平等的自治社会。



按照这两条标准来衡量,美国的媒体制度是一个令人可悲的失败例子,因为美国新闻媒体不但在对当权者起监督作用方面表现得软弱无力,而且对当今大多数重大社会政治问题也没有提供出可靠的信息和广泛的可供大众参考的意见。简言之,美国的媒体所表现出的是一种反民主的趋势,这是因为美国的媒体制度并不是为了服务于民主而存在的,而是为少数大公司和投资者们产生最大利润而存在的。而且可以说,美国媒体在这方面表现得相当出色。因此,我们从媒体体制可以看到,在我们这个时代里,许多人的民主权益被少数有权人的个人私利所破坏,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矛盾所在。



美国职业新闻业的兴衰



现在许多有关新闻业的讨论都认为新闻业应在政治上保持中立并独立于经济影响以外。虽然这是一个相当新的观点,其实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在历史可追溯至对民主问题本身的探讨。1791年美国宪法第一次修正案专门把保护新闻自由的条款包含了进去。当时人们关心的是,除非宪法作出禁止执政党取缔反对党报纸的规定,不然美国的执政党就会取缔其反对党的报纸。而一旦在一个国家里没有了持不同政见者的新闻言论,也就等于没有了民主。



19世纪的美国新闻业带有明显的党派倾向性,但随着印刷出版费用的降低、人口的增长以及作为新闻业收入的主要来源——广告业的兴起,新闻业渐渐成为一部生产巨额利润的机器。商业新闻业领域里的竞争变得越来越少,而且越来越成为少数富人占有的领地。



商业媒体在人民的生活中起到了越来越大的作用,而媒体作为一个产业却逐渐成为少数大商业集团占据的无人竞争的领域。有发展前途的“有可选择”的新闻时代迅速消亡,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证的“新闻自由”正从根本上发生改变,原来新闻业所提倡的有效地保护公民发表各种不同的政治言论的宗旨正逐渐转变成保护媒体公司的投资者和经理们,而这些投资者和经理们在这一非竞争性市场上不顾公众的利益,为所欲为地追求自己最大的利润。



私人控制掌握媒体的体制导致职业新闻业本身带有三个明显的偏见。首先,为消除新闻挑选上的争论,相关人员在新闻挑选上,常常把政府官员和著名公众人物所从事的事务作为正当的新闻。因为报纸常以政界和商界人士所说的话作为新闻的导向,这就给了这些人很大的权力,也使得新闻报道带有官方和主流社会倾向。其次,同样为了避免争论,职业新闻业提出,只有具有新闻价值的事件才予以报道。这意味着一些重要的社会问题,像种族歧视或环境质量下降等,因官方的不重视就得不到报道。这就产生了一个矛盾,即从理论上来说,新闻业应鼓励政治的介入,而实际上,新闻业却倾向于不带政治色彩,而且更加提倡非政治化。



职业新闻业里的第三个偏见是比较难以觉察但却是最重要的,这就是职业新闻业非但没有保持政治上的中立立场,反而悄悄在读者头脑中注入了媒体拥有者和广告商的商业目的以及对有产阶级政治目的有利的价值观。



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新闻记者们有相对比较独立的新闻报道权,也有较充分的消息来源可施展他们的才华。但媒体对现状的报道也仍存在着偏见。这一时期在职业新闻领域里普遍认可的原则是,控制着大部分资本且管理着最大的机构的显贵们(他们仅占美国人口的1%到2%)在某一问题上取得一致的看法,那么就可以以之作为既定事实报道。例如,尽管这些显贵们可能在某次具体的对外侵略行为上意见不一致,但他们一致同意,美国需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加强其军事和资本的利益。因此,美国职业新闻媒体总是把这一点认作是既定的事实,即不管出于什么理由,美国都有权侵略它想侵略的任何国家。同样,尽管经验材料表明“自由市场”与“民主”没有必然关联,但美国职业新闻业仍把市场概念的传播看作和“民主”概念的传播一样重要。



进入80年代 ,美国新闻业的职业自主权受到持续不断的攻击,近20年后,新闻业的职业自主已成为一个空壳。造就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在80年代早期,联邦政府放松了所有权管制,加上新技术的运用,使得大型媒体联合体在经济动作上成为可行。现今,七八家大公司主宰着美国的新闻媒体行业,它们拥有所有主要的电影制作公司、音乐发行公司、电视网络公司和有线电视频道公司。另外大约还有15家左右的公司和这七八家大公司一起构成了美国的新闻体制,它们在美国人媒体消费中占有绝对的优势。大商业集团想从这些下属的传统新闻媒体机构中得到像他们从电影、音乐等娱乐行业中得到的一样多的利润,所以他们就会采用解雇记者、关闭某些编辑部门、使用更多免费的公共关系素材、偏重报道高层消费者和投资者感兴趣的新闻等手段来促使新闻业更加适合广告商和母公司的要求。



意识形态上的阶级斗争与新闻业



20世纪40年代,大多数发行量中等以上的报纸都有专职负责劳工报道的记者,有的甚至有好几个这方面的专职记者。尽管这些记者所报道的新闻并不一定都对劳工运动有利,但他们却一定要作这方面的报道。而如今整个新闻业也才有不超过10个负责报道这方面问题的专职记者,特别是有关工人阶级经济问题方面的报道现在几乎绝迹了。相反,在过去的20年中,新闻报道越来越定位于占人口1/2或1/3的最富的人群上,这就自然地形成了所谓的主流新闻和“商业新闻”。现在有关华尔街事态的报道以及如何进行有利投资等方面的报道都被标榜成是符合大众口味的新闻报道。



1999年和2000年在西雅图和华盛顿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活动,以抗议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举行的会议。此时,新闻报道的消极作用就显示出来,这使得新闻记者不得不去重新审视什么是我们所生活的时代里最紧迫、最需要报道的政治问题。与对小约翰·肯尼迪飞机出事的不分昼夜的全方位的报道相比,新闻媒体对上述国际会议期间发生的示威活动的报道则显得那么苍白和微不足道。而且对后者的报道几乎全都集中在示威活动期间所发生的暴力事件以及所造成的财产损失上。不过公正地说,在这些报道中还是有一些优秀报道,但为数极少,而且这些屈指可数的好文章被完全淹没在接连不断的为资本主义制度叫好的文章的声浪中了。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新闻媒体公司除了依赖于报道商业新闻而存活外,它们也是这些全球资本主义贸易活动的主要受益者,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整个90年代这些媒体公司那么果断地热衷于报道商业的原因。



在最近几年里,商业新闻媒体的报道更加集中在少数富人身上,这就加重了新闻材料筛选及加工中的阶级偏见性。对数千万美国人来说非常重要的新闻没有得到报道,因为按照那些新闻联合报业集团的标准,这些人不能算是完全真正的美国人。在过去的20年里,美国最富裕的10%和最穷的60%的人群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一事实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在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里,占人口60%的贫困人口的实际收入降低或没有发生变化,而富人的财富和收入却迅速上升。到1998年止,如果不把房屋拥有权计算在内,占人口10%的富人拥有净值的76%,而这其中的一半多净值归最富的1%的人所有。除了一些人拥有房屋所有权外,处于底层的60%的人口只拥有极小部分的财富。正像莱斯特·瑟罗指出的那样,在和平时期出现的这一阶级不平等现象是空前的,也是阻碍我们时代发展的原因之一。



再举一个更加惊人的例子。美国现在监狱里监禁的罪犯人数越来越多,这导致了监狱联合体的出现,可是有关这一方面的报道并不比对辛普森同居者凯托·凯林试图找份工作或一个女朋友的报道更多。自80年代后期到现在,美国在押囚犯的比率增长了一倍多,美国现在平均囚犯人数是加拿大的五倍,西欧的七倍。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5%,而囚犯人数却占世界囚犯人数的25%。这其中近90%的囚犯是因非暴力犯罪原因关押的。



对一号称自由社会的国家来说,拥有这么多被剥夺了权利的人是非常令人烦扰的,而且也是公众常议论的话题。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进行的争论,只是围绕着谁能对犯罪采取更强硬的政策、谁能雇用更多的警察、谁能建造更多的监狱而展开的。几乎是一夜之间,监狱联合体就成为了一个庞大的企业,一个为争取公共基金投入的强有力的游说集团。



在过去的两年中,一些学者、律师、囚犯和自由记者们已对有关犯罪的司法制度的丑恶本性作了大量的描述,不过这些描述大多来自于一些为生存挣扎的小型出版社所出版的书中。然而这一问题仍很少为大多数美国人所知,而这些美国人却大都可以说出一半和戴安娜王妃有染的男士的名字,他们还可说出最富有的国际互联网商人们的名字。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现象呢?我们看到绝大多数囚犯都来自于社会底层,其实并不是穷人比富人犯罪更多,而是现行的司法制度对穷人不利。比较而言,“蓝领”犯罪总是得到更严重的惩罚;而“白领”犯罪通常涉及的是赚取巨大钱财的案子,可得到的却是特殊的、;较轻的处罚。例如,2000年一名德克萨斯州男子因偷了一块奶油巧克力糖竟被判了16年徒刑;而与此同时,霍夫曼一拉罗什有限公司的四名经理主管人员被发现犯有密谋压制维生素产业竞争的罪行,这一犯罪给消费者和公众的健康所带来的损失几乎是无法估量的,然而这四个人仅受到75000到350000美元不等的罚款和3到4个月监禁的判决。



监狱里关押的绝大部分都是非白色人种,据统计,美国监狱中大约50%的囚犯是非裔美国人。换句话说,这是一群媒体拥有者、广告商、记者和高消费层的消费者想尽量避免接触的人,而新闻报道就反映出了这种倾向。正如芭芭拉·埃伦赖克说的那样,穷人已从富人的视线中消失了,他们也几乎从媒体中消失了。在新闻媒体的报道中,确实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犯罪的报道,但是这些报道的内容几乎总是脱离社会背景和公共政策,而且进行报道的目的也不过是为了满足公众对犯罪行为的好奇心理。这些报道不过起到了廉价的、对社会毫无疑义的填补剂的作用。



新闻媒体制度的改革



探讨新闻业里的民主问题对左翼和民主主义活动家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我们现在不能依靠主流新闻媒体报道我们的观点,因为一经报道,我们的观点就会被曲解或变得无意义了。这就指出了左翼和进步组织加倍努力建立一个独立媒体的重要性。有人会说,随着国际互联网和联合媒体制度的产生,成千上万的环球网点为大众提供了丰富的新闻大餐,那么主流新闻业将会落后于时代。但到目前为止,有关研究清楚地表明,这样的情景是不会发生的。互联网在某种程度上说它仍然是被那些媒体联合体的拥有者们所掌握着。这些人的权力不仅仅只是基于技术上的能力,而且也是基于政治上的权力和经济上的能力。建立和发展有效的新闻媒体需要资金和体制上的支持,所以尽管我们确实也需要充分利用技术来提高我们的能力,但技术最终是救不了我们的。



最终我们需要从根本上对媒体体制进行检查,这样才能确保媒体服务于民主价值观的利益,而不是资本的利益。美国的媒体体制并不是“天生的”,它和美国国家的创建者的愿望是不一致的,而且和所谓的自由市场的概念更没有什么关系。正相反,这一体制是建立在法律基础上,是由政府财政拨款资助并从以公众的名义制定的规章制度中产生的,虽然这些制度是在关上门后没有取得公众同意的情况下制定的。美国最大媒体公司的利润者是建立在政府所授予特权之上的,这些特权包括广播频谱和电缆铺设的独占等。据统计,在过去75年时间里,这种联合媒体用政府授予的特权所创造的价值已达到千亿美元。



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使媒体改革成为我们争取民主与社会公正斗争中或者可以说是实现社会主义更广泛的斗争中的一部分。如果美国的媒体体系仍是一个由华尔街(美国金融业的象征)和麦迪逊大街(美国广告业的象征)所控制的体制,或由媒体拥有者们所控制的体制,那么我们就无法想像能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要完成这项任务,我们已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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