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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秋实“设阱的杰构”等两篇简单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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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就秋实“设阱的杰构”等两篇简单作答 (620 reads) 时间: 2002-2-09 周六, 下午4:40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就秋实“设阱的杰构”等两篇简单作答

关于秋实先生的《设阱的杰构 - 评〔设阱与排阱（一）〕》等两篇，简答如下：

＊　龚启圣文中的粮食数据问题：

你搞了半天，搞出了个1952～1958年的平均征购率是25.8%，好吧，即便按此，根据统计常识，龚启圣为什么不说是26％左右呢？这难道不是一种压低吗？差0.8％，也有150万吨左右。

我的计算年份是依据龚文中的原话：

“中国虽然在土地改革后没多久便逐步实行集体化，从而剥夺了农民的私产权利，但直至人民公社成立以前，国家对农村的粮食统购只占总产量的２５％左右，不算过重。”

这段原话中出现了“。。。实行集体化，从而。。。但直至人民公社成立以前，。。。统购”的表述，故判断出龚所指的，必是指统购政策出台的1953年到1958年（或1957年）这一段时期，而无它。我说：

“自1953年实行统购统销始、到1958年（下半年成立人民公社）这6年当中，国家对于农村收购粮食占总产量的比例（收购率）是27.4％（1953年～1957年是27％），并非在《综述》中被压低了的25％之数。”

这有什么问题吗？我没有兼顾提到1953年～1957年吗？

结果，我上面这段话被你说成是“掐头增尾法”、“作一番手脚”，我掐了谁的头，增了谁的尾？到底是谁在做手脚？天下有你这般XX的，确属少见。

粮食产量方面，1959年比1958年下降了不是龚启圣说的30%，而是15％。这只不过是一个再明白不过的事实。龚文（“中国大饥荒起因研究的综述”）是以学术论文的面貌在正式杂志上刊登，又在网上被广为传贴，到现在我没有见到龚本人出来声明，说自己是出于什么“笔误”。

你倒好，自作多情跑出来为其辩解道，称这是“诚实的失误”。龚启圣在正式论文中发生了“笔误”，倒是“诚实的”，而我指出了这个你所谓的“笔误”，指出“作者如此偏颇的倾向性尚属少见，其'粗心'的程度十分令人吃惊”，反倒被你指责为“上不得台面的捣鬼手段，没有半点实事求是的诚实态度”。什么叫颠倒黑白，世人还需要到别处去寻什么例证吗？

你骂了我很多话，在我一笑置之。总之，人还是要提高知识和素质，有话好好讲，做老实人，说老实话，理性讨论；这样对你自己只会有好处，而没有坏处。

＊农业生产率问题

所谓农业生产率是一个综合性指标，具体的指标就很多很多了，象农产品年平均增加率，亩产，劳均产粮，人均占有，亩均或人均农业产值指数等等。单就亩产比较，战国中晚期已达216斤，唐时达到334斤，清代中为367斤，而1952年是230斤，1949年更低，这怎么比？

劳均产粮，更与劳动力总人口数相关联：战国中晚期已达3318斤，唐时4524斤（为历史最高水平），明代4027斤，清代2262斤，而到1949年就只有1150斤（以上都是整体水平，不是哪一年哪一年的事），这又怎么比？

即便如你所说的投入-产出关系，建国以来的农业实际情况是，1978年与1952年相比，粮食总产出和亩产（单位土地面积的产出）都有了很大提高，1952年粮食播种18.5亿亩，总产1.6亿吨；1957年20亿亩，总产1.9亿吨；1978年18亿亩，总产提高到3亿吨，比1952年的单产、总产提高近一倍，比1957年提高总产50％以上。

其他，1981年后从农业集体化那里继承来的无尽“家财”（农田建设，水利化、机械化等等，见拙文《九分天灾、一分人祸》，《设阱与排阱（二）：集体化农业与分散化农业的是非》），算不算是对于改革开放的投入呢？这个“投入-产出”的关系又当如何计算呢？

专家（见于周其仁，武力，温铁军等人著述）普遍认为，20世纪以来的中国农业人口已很过剩：种田，一亿来人就够了；故农业生产率中的多数指标（如上面的亩产、劳均产粮等）在用作总体比较的时候，不仅没有意义，用了反而得出历史大倒退的结论（不是吗？1949年连２千年前的战国时代都不如）。比较有意义的是农业产品的年增加率，这才是一个统考了农业生产水平和生产条件在内的综合性指标。我原拟在续篇中再具体的谈一谈农业生产率的问题，所以在《设阱与排阱（二）》中并没有象前一篇《设阱与排阱（一）》中声明已经“排除掉了《综述》所设下的第二个陷阱”，只是后来觉得对于龚启圣那样的文章，多写不值。现在既然你杀上门来了，上述文字内容也可算是是对《设阱与排阱（二）》的补充。

关于林毅夫指集体化中农民“偷懒”，是所谓“生产率低下”的原因。农业集体化中中国农民到底懒不懒，都做了些什么事？我想我在《九分天灾、一分人祸》（http://64.23.9.82/xgc/messages/4210.html）中已有相当分量的叙述，这里不再多述。总的来说，林这人比较书生气。关于“偷懒”问题，这里引一段著名学者周其仁，武力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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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农民的收入和消费增长停滞的原因很多，国家制定低价收购农产品政策，农村人口迅速增长，城市人口增长等都是抑制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集体经济制度内的因素主要是什么？大量研究的解释是：农业集体生产中对社员的劳动监督和劳动计量不完全，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不足。这只能够部分地说明农民收入没有增加的原因。

周其仁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逻辑（周其仁，1994）：当农民的收入几乎全部都来自集体生产，“我们有理由相信，农民甚至连消极劳动的可能性都很小。从逻辑上讲，个别社员减少劳动投入固然可以得到更多闲暇，但这种闲暇对生存线上的农民却毫无价值”。偷懒使集体生产受到损害，对于农民来说得到的分配收入也会相应减少，会直接威胁到每个农民自己的生存，农民在集体劳动中会自发进行相互监督，偷懒行为会受到指责。（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50年经济发展与制度变革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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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龚文中把1952年归为土改年份和集体化（合作化）年份等等，属于史实方面和搞不清制度变迁方面的单纯性错误。出“错”的原因，1952年粮食增产多（比上年增约14％，与1949～1951的土地改革和天公作美有关），把1952年加到1953～1957这个准集体化时期中去，总的粮产水平的平均值就被提高了。这种武断的分期（即1952～1957年）方法，不论在国史、党史，还是农业史论著之中，都属罕见，不能不让人感到别有用心。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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