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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面包和自由—与芦笛先生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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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面包和自由—与芦笛先生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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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面包和自由—与芦笛先生商榷 (1349 reads)      时间: 2001-11-06 周二, 上午10:51

作者:Anonymous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芦笛先生的《人民图腾:一个并不开心的笑话》中的观点,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一、面包和自由二者必居其一是片面的



芦笛先生说,“其实如果让人民在面包和自由两者间选择,不管是哪国人民都只会选面包。”如果面包和自由二者必居其一,我也只选面包。但是如果让人民既有面包又有自由呢?如果人民知道,除了得到面包之外,他们从此不必担忧因讲错话而坐牢,他们可以批评不喜欢的政府官员,他们可以自由地表达意见,他们可以看他们喜欢的电视,他们会拒绝吗?





二、卑贱者不愚蠢



本人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过农村。按我个人的观察,卑贱者不愚蠢。我亲身参加过我所在的生产队队长的选举。那可是真正的民主:一人一票,差额选举!想想吧,在七十年代,中国的城市里的精英们有这个特权吗?我在农村的另一次民主经历是:全民投票。我所在的生产大队正好是在两个县的交界。当中有一年,邻县想把我所在的生产大队要过去。这事由生产大队全民投票决定。结果是否决了邻县好意。没想到吧?这不是天天发生在西方国家的事情吗?实际上,根据我与农民兄弟的交谈,知道他们对县里的几个干部也很了解。如果当时有县级选举,我知道他们会选谁。所以,民主不是设计火箭,也不是精英们的专利。只要人民有足够的信息,民主选举是不难办的。村里的乡里乡亲,低头不见抬头见,选个本村的官还用得着花钱搞助选吗?当然,我同意公民的教育,对实行民主是很重要的,但是中国的基层的选举,现在就有条件。





三、人民的愿望会有错吗?



卢梭指出,人民的愿望总是好的。但这并不保证人民的所有决定都是对的。事实是,人民并不总是能看得清楚,往往会被误导。只有这时,看上去似乎人民在希望坏的东西。所以,卢梭对人民是很了解的。然而,难道不正是卢梭指出,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于人民吗?难道不正是卢梭指出,人民必需通过投票决定两件事:⒈当前的政府形式是否令人民满意,⒉当前在政府里任职的人是否令人民满意?值得注意的是,卢梭并不是针对民主政府而说的。他指的是无论政府的形式如何,人民都有权并且必需这样做。





四、精英是愚蠢的



芦笛先生说,“人民只不过是精英意志的执行者,是他们的官能的延伸而已。”如果是这样,我就能说,精英是愚蠢的。芦笛先生的这一句,“如果说人民从来不会错,希特勒是谁选上去的?当年的日本军国主义者难道又不代表民意?莫非咱们的大跃进、文革不是人民战争?如果说这些国家不是民主国家,人民受了欺骗、愚弄和利用,那麽当年民主的老英在中国卖不成大烟,人民选出来的下院为什麽又要同意开战,开武装贩毒的先河?”就应该按芦笛先生的观点改为“如果说精英从来不会错,希特勒是谁选上去的?当年的日本军国主义者难道又不代表精英意志?莫非咱们的大跃进、文革不是精英战争?如果说这些国家不是民主国家,精英受了欺骗、愚弄和利用,那麽当年民主的老英在中国卖不成大烟,精英选出来的下院为什麽又要同意开战,开武装贩毒的先河?”





五、关于英国出兵



英国1840年鸦片战争和1856年英法联军之役两次出兵,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鸦片战争英国国会讨论出兵案时,有不少议员认为因强售鸦片而对中国用兵,是很不名誉的事。赞成出兵的人则认为英国的名誉已受损害,必需对中国作出报复性的讨伐。经过激烈的辩论后,于1840年4月以二百七十一对二百六十二的九票之差的多数,通过了出兵案。



第二次出兵,是由于1856年10月8日发生亚罗船(The Arrow Boat)事件。此船是中国所有,在香港注册但有效期已过,仍然悬挂英国旗,清兵上船搜查犯人时,拔去英国旗。英国领事巴夏礼即认为中国官兵侵犯了英国,提出强硬交涉和节外生枝的无理要求,得不到满足时,就向英政府要求出兵讨伐。英国首相巴麦尊于1856年12月获悉亚罗船事件及交涉得不到满足的报告。他报告女皇,并于1857年2月向国会提出了对中国出兵案。但在国会中糟到了强烈的反对,参议员德彼伯爵(Earl of Derby E. G. S. Stanley)怒问:亚罗船是“中国人造,中国人卖,中国人买,中国人使用,中国人之所有,为中国人所捕”,英国怎可干涉?众议院经过辩论后,予以否决。首相巴麦尊愤而解散国会。新国会竟然通过了他的出兵案。



-------------------------------------------- 人民图腾:一个并不开心的笑话



芦笛





党文化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无微不至,无所不在,而且似乎无法摆脱。海外无论是

拥共派还是反共派,无论政治观点如何对立,考虑问题其实都是同一路数。



刚出国时颇迷恋香港的反共杂志《争鸣》、《九十年代》和美国的两《春》(最初只有

一《春》),看来看去就倒了胃口,觉得和读“两报一刊”也没太大区别。“苏东波”

那阵子,杂志上一片鸦鸣雀噪,动不动就引孙大炮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

逆之者亡”。老芦当时就在心里骂:扯什麽臊,这“世界潮流”到底是怎麽个流法,怎

麽流了几千年还是连一点馊水都淌不到中国来?要不是英国鬼子象宋老三两口子那样上

咱这儿来卖大烟,咱们便再过几千年也还是男耕女织,理想境界不是“洞房花烛夜,金

榜题名时”,便是“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知道“民主”是麽生?什麽“民主斗

士”,信奉的还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规律”,只是把“共产主义必然实现”

改成了“民主必然实现”罢了。



那时有个捷克女教授来访,我跟她说:“你们的人民迟早要后悔。”她很惊奇,问我为

什麽,我说:



“这不是明摆著的?老百姓闹事,是以为一旦实现民主,国家就会立刻象西欧那样富起

来。过两天才知道满不是这麽回事,而且搞民主革命,哪怕是你们那样的天鹅绒革命,

总要引起社会脱序,弄得今不如昔。一般人的误会,是把民主和致富当成了同一回事。

其实民主制度本身不能带来经济繁荣,走资本主义道路才能致富,而资本主义国家不一

定是民主的。老百姓不懂这个道理,随大流乱起哄。其实如果让人民在面包和自由两者

间选择,不管是哪国人民都只会选面包,所以他们迟早要后悔。新政府必须有这个思想

准备,才不会在将来弄到开倒车的地步。而且,最忌讳的是为了讨人民喜欢,就随便给

人民开空头支票。期望越高,失望的反弹就越厉害。”



她沉思了半天,最后同意我说得非常有理。多年后我又遇到一个捷克访问学者,据他说,

捷克还是没从泥沼里完全挣扎出来。他怨天骂地的,对与斯洛伐克分家一事尤为不满,

对过去的好日子无限缅怀。我毫不惊奇:斯大林发明出来的公有制指令经济连环套,就

连神仙也解不脱,凡夫俗子们又岂能指望不刮下几层血肉来就可以轻轻挣脱?捷克斯洛

伐克和平分家,没象南斯拉夫那样打个你死我活就是侥天之幸了。什麽是天才?斯大林

这样的人就是天才!一个人发明的玩意儿,竟然难倒全世界几代人,至今没有哪个经济

奇才想得出解药来。金庸《倚天屠龙记》上的那个“毒仙”王难姑,算什麽东东?



比起来,邓公连高中都没上过,却靠了一伙港台大班的臭铜,加上中国特有的苦吃苦做

的廉价劳力,愣是让经济上了一个大台阶,而且以传统的腐败来瓦解公有制,在造就庞

大的官僚资产阶级的同时也使民族资产阶级初步成形。虽然造成了深重的社会矛盾,但

好歹造出了个有财力的阶级,将来能出来收购国有资产,为国分忧擦屁股,使私有制的

最终实现有了可能。



然而民主志士们就是看不见这些明显的事实和简单的道理,伟大领袖“造反有理”的

“斗争哲学”,将他们的智商几乎降成了负值。在他们以为是“顺世界潮流而行”者,

其实是逆民心的蠢动。如此折腾,自然要与人民渐行渐远。可笑的是他们碰得头破血流

还不自悟,愣是看不出自身陷进去的那个悖论:既然“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您就乾

脆坐等牛顿的苹果自行堕地得了,当什麽职业革命家呢?



但他们就是悟不出自己的荒谬,只敢在心里操人民的娘。借他们个胆子,他们也不敢象

老芦这样站出来说大实话,大声宣称民主制度的实现既不是什麽“客观规律”,也不是

“世界潮流”,更不是人民自发斗争赢得的,而是一小撮精英志士努力的结果。世上一

切理论,从来都是一小撮臭老九发明出来再教会大众的。没有经过教育的大众,借赫鲁

晓夫描写核战争中的民兵的话来说,不过是一堆肉。



为什麽他们不敢看到这个真理?因为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官定的宗教都是“拜民教”。

如同国共两党同奉孙大炮为护国祖师一般,无论是哪种社会都把“人民”当成图腾顶在

头上。林肯的名言是“民有,民治,民享”,伟大领袖则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

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些都是人类发明的最大谎言,而且永远不会被戳穿,因为无

论是谁做政治家,都知道民为“载舟之水”的道理,都知道歌颂人民是最简单、最有效

的媚俗邀宠把戏,都怕跟人见人嫌的“精英主义”有什麽牵连,只有老芦这样热衷于欢

呼“皇上其实精光著沟子”的老顽童,才会忍不住硬要去捅破那层窗户纸。



这种“拜民教”把人民当成了全知全能、一贯正确的上帝,离历史的真实不知相去多少

光年。如果说人民从来不会错,希特勒是谁选上去的?当年的日本军国主义者难道又不

代表民意?莫非咱们的大跃进、文革不是人民战争?如果说这些国家不是民主国家,人

民受了欺骗、愚弄和利用,那麽当年民主的老英在中国卖不成大烟,人民选出来的下院

为什麽又要同意开战,开武装贩毒的先河?



这是从道义的角度说,从利害考虑上说又何尝不是这样?随便举个例子:法航是我见过

的最糟糕的国营公司,不但服务第一下流,而且年年亏损,政府早就想把它卖给私人,

然而人民就是不答应,因为那就意味著大批人失业,於是政府便只有年年往里贴钱,累

得跟咱们的朱总对付“三角债”似的。凡有公有制的国家,人民的智慧就是要和市场经

济规律反著来,您说这人民会不会错?



其实,“人民”不是什麽看不见摸不著的神物,不过是由象你我一样的一个个庸人组成

的。如果你我没受教育,必然就是蠢材。一个个蠢材加在一起,哪怕加到十三亿,也不

过是十三亿各怀私心的蠢才而已,并不会突然莫名其妙地就成了诸葛亮兼活佛。恰恰相

反,没有精英组织领导的一大群蠢材聚在一起,干蠢事、错事、坏事的几率就要大增,

因为云集的蠢材特别容易因别人的煽情而冲动,冲动起来又互相传染,连不怎麽蠢的材

都会给身不由己地卷进去。所以,把蠢材们胡乱集合在一起,就象把铀块堆积在一起一

样,会“量变引起质变”,引起“蠢疯链式反应”。这就是“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的正解。



卑贱者最愚蠢,这永远是个真理。这不是因为他们天生蠢笨,而是因为社会剥夺了他们

学习、阅读和思考的机会和时间。所以,教育引导他们便是臭老九义不容辞的责任。这

就是脑、体力劳动社会分工的真义。指望体力劳动者有什麽至高无上的“集体智慧”,

犹如强迫大腿代替大脑想问题。论“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谁也比不上我党,然而

“技术革命与技术革新”的群众运动,从来就没运动出个英国式的工业革命来,只造出

了“小土群”、“卫星田”、“车子化”、“滚珠轴承化”、“装帆大车”之类的人间

奇迹。



这麽简单的道理,我怎麽也不明白为什麽那些“民主斗士”就是悟不出来,反而以为人

民会不经教育和训练,就会自动掌握民主社会运作的那套复杂程序。



这“拜民教”的第二个教义,是以为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历史当然是人民

写的,然而那笔不但是一小撮精英塞给他们的,就连提纲也是精英们事先写好的。群众

扮演的角色,和那些刻下《兰亭序》、《醴泉铭》、《多宝塔》的石匠们也差不多。所

谓“群众运动”,从来都是精英们运动群众,其操作程序伟大领袖早就讲得清清楚楚了:

“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然后再把某种思想灌输给群众,“统一思想,统一部署,统

一指挥,统一行动”,“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人民只不过是精英意志的执行者,

是他们官能的延伸而已。



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史,有力地批驳“人民是历史发展的火车头”这一媚俗谬论。论人

民的数量,从古到今谁也没咱中国的多,然而这麽多的人民,两千年下来就愣是没把中

国推动一市寸,“百代都行秦政法”一直行到晚清。为什麽?因为精英们设计出来的社

会是一种静态社会,而人民就是怎麽折腾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突不破既有模式。直

到孙文的党徒和中共去莫斯科学了列宁主义来,用列宁的建党方式训练出了一小撮纪律

如铁、意志如钢、百战不殆的精英,组成社会的“神经系统”,发动、组织、操纵了人

民大众那些“肌肉”,才以少胜多、以弱敌强地两次征服全国,带来了中国社会的全面

变革。这历史当然是人民创造的,但如果没有大脑和神经,人民不过是庞大的一堆瘫痪

的瘦肉,体积虽然壮观,却决不会焕发出能量来打人或打铁,只配让镇关西郑大官人细

细切成精肉馅子。



外国的历史又何尝不是这样?美国从头到尾就是一个精英设计出来的“人造”国家,日

本的明治维新也是一小撮志士狐假虎威、利用天皇的神威强加给人民的自上而下的改革。

雨果的《九三年》中早就说过,如果绞死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那干人,后

来也就不会有什麽法国大革命。没有拿破仑南征北战胡打一气,促使欧洲的现代民族国

家形成的民族解放运动又如何开场?就连今天的民主代议制,又何尝不是一小撮精英在

那儿代人民而议?



精英不但通过人民间接创造历史,而且直接书写历史。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武器是人类

改变和创造历史的最强大的工具之一,然而除了古代的大刀、长矛、弓箭、盾牌,从来

福枪到坦克、飞机,直到原子弹、氢弹、核潜艇、航空母舰,有哪一项是劳动人民发明

出来的?希特勒的闪电战不但一度改变了欧洲的地图,而且导致大英那“日不落国”的

衰落和美苏两霸的崛起,更导致了战后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而这闪电战的由来,

完全是一个英国军事学者提出来的理论。



破坏如此,建设又何尝不如此?过去那些科学家不说,如今代表现代生产力的,不是什

麽已经消亡的无产阶级,而是实验室里那些穿白大褂的臭老九。现代的信息产业革命和

生物产业革命,已经、正在、还将给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深不可测的影响,这场革命又

与工农大众有什麽相干?



当然,不是说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一点作用都没有,这种作用非常大,古人早就作出

了“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归纳。当然,这结论和老祖宗许多别的归纳

一样,有失偏颇:朱全忠那个禽兽得天下靠甚麽民心?辫子兵呢?不过,它还是含有许

多真理。准确地说,我觉得,“人口众多”和“地大物博”一样,都是一种资源。



伟大领袖把这一点参悟得非常透彻。他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

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麽人间奇迹都可以造出来。”伟大领袖这里的著眼点,

和西方人道主义者完全不同。他不是把人命看成是世间最宝贵的东西,而是把人民看成

是潜力最大的资源,是最有价值的工具。说得刻薄些,他对人民的歌颂,如同大车老板

称赞拉车的健骡长了一身好膘一样。不幸的是,客观地说来,在很大程度上他是对的。

无论在东西方,人民都是被政治家们作为一种政治资源来看待的,只是利用的方式有别。

民主社会是把这种资源开放给所有的政客们,让他们象阿拉斯加的淘金者们一样各显神

通,去把自然资源化作自己的本钱,谁“淘金”的本事最大,谁便能当总统。而独裁社

会则将这种资源垄断起来,不许别人染指。



“拜民教”的第三个迷信,是以为人民会天生欢迎民主自由。其实,卢梭早就说过:人

民一旦丧失自由,就再也不会觉得自由可贵。人民总是短视的,只看得到眼前的既有利

益,决不愿“现钟不打打铸钟”,为著政治家许诺的未来的好处轻易放弃手中抓住的那

只鸟。如果你问人民:舍自由而何求?答曰:白面馍馍!



在面临重大改革时,普通人民总是忧心忡忡,对未知的未来深怀疑虑而对现状充满留恋。

当年俄皇亚历山大二世解放农奴,那些“灵魂”们竟因失去主子而痛哭失声。八十年代

中国农村实行大包干,我亲眼见到许多农民热泪横流,以为从此拆了金桥,只有讨饭的

份了。对砸铁饭碗,我的工人朋友没有一个不骂娘的。如果民主自由代表著更多的风险

和机会,大多数人只会拒绝,只有他们尝到甜头时,才会真心地拥护社会改革。以为人

民会自发喜欢民主,这种春梦只有对人民毫无了解的臭老九才会做。对愚民来说,自由

使人害怕。



老芦在此痛诋“拜民教”,不是想拆中国民主事业的台,而是想探讨在中国实行民主的

路。民主制度的优点,不是林肯的“三民”鬼话,而是权力的分散与制衡,它从根本上

保证了社会的廉洁,并为社会各阶层的利害冲突提供了谈判桌与达成妥协的手段,使得

社会上各阶层的利益都得到适当照顾。它不但在道义上是正确的,从功利的角度上来看

也是合理的,但其本身并不能保证为繁荣所需的经济自由和物质条件。不幸的是大多数

中国人却把它看成了是富国强兵的魔术武器,以为那是点石成金的手指头。而民主志士

不是口蜜腹剑的伪君子,就是天真到信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拜民教”

傻子。在我看来,这就是中国民主社会如此难产的原因。



解决这个难题的正确途径,在我看来,还是必须造就一批把民主当作宗教信仰的志士,

这些人信奉“民主教”,但既不把它当作为自己谋利的冠冕手段,又不天真到去盲目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而是在体制内一点一滴地进行民众的

启蒙教育,一点一滴地改革现行政治体制。其实眼前就有成功的榜样:为大陆人嫉恨和

鄙视的日本人和我们有相似的历史文化背景,却成功地实行了社会和平转型。中国大陆

社会需要的,就是一大批那种在体制内推动日本现代化的仁人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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