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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理会里趣事多（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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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安理会里趣事多（转） (298 reads) 时间: 2002-2-07 周四, 上午9:32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各具特色的英文

　　联合国有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六种正式语文，但

“销路”最广的是英文。安理会的有关报告和文件，一般都是英文稿先送付印，

其他语种随后跟进。在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内部磋商时，大使除了见面时友好

地用对方的语言打个招呼外，在实质性的讨论中均使用英文交谈。

　　我在安理会工作期间，参加了不少五国专家级的案文磋商。我发现一个有趣

的现象，即英国的外交官通常词汇量大，比较注重遣辞造句，在各方争执不下的

时候，常常能“急中生智”地“抛”出一个词，及时为其中某个国家“解围”。

美国的外交官喜欢简明直率的表述方式，有什么说什么，不追求文字修饰，因此

语言显得“粗鲁”，常常“得罪”其他四国同行。法国外交官说英文时口音重，

听起来有点滑稽。据说法文的逻辑性比较强，难怪法国外交官一般都善于与其他

四国同行“软磨”，直到他认为最后的英文案文“词能达意”才“善罢甘休”。

俄罗斯的外交官不怎么注重英语语法，也不讲究句长句短，有时提出的英文案文

甚至连动词单复数都有错，但在选用关键词的时候，却非常认真，不轻易同意改

动。我国外交官多从“英国语言文学学士”一档起家，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高，

加上我国汉语具有丰富的内涵，因此，在五国磋商中常能显示出自己的优势和特

点。

　　我在参加案文磋商和“英文大战”时，常常注意向同行学习，以便达到“借

鸡生蛋”的目的。第一次参加磋商时，我就发觉英语国家不爱用“政府怎样怎样”

的说法。如美国人动不动就说“华盛顿认为什么什么可以接受，什么什么无法接

受”；英国人也开口闭口使用“伦敦建议什么什么”之类的句式。我也干脆使用

“英文思维”，当场来了几句“北京觉得应该如何如何”之类，结果对方愣了一

愣，大概是反应不过来了。但第二天，俄罗斯和法国外交官也分别通报了“莫斯

科和巴黎亦同意”的反馈，于是磋商告一段落。

　　辛辛苦苦的翻译

　　在安理会或联合国的其他正式会议上，任何代表都可以使用上述六种正式语

文中的任何一种，并由秘书处的工作人员同声传译为其他五种语文。

　　联合国的同声翻译是一件“脑力活儿”，同时也是一件“苦差事”。译员在

进行同声传译时，注意力要高度集中，而且需要“耳嘴眼并用”。因此，按照规

定，每人工作20分钟后就需轮换。

　　在安理会的磋商室，六个语种的同声传译厢就设在室内四周，与各国代表席

之间仅隔一块大玻璃窗。我国在联合国有一批优秀的同声译员，其中一些原来就

是外交部的高级翻译，后来受雇于联合国。他们对工作精益求精，每次“上岗”

前，都会主动来问我或我的同事，当天我国大使是否有重要的发言等。对于一些

重要的中文发言稿，他们都会事先索要，以便做好英译的案头工作，从而将政府

立场对外作“信、达、雅”的表述。有几名华侨译员也经常向我们请教一些目前

在我国流行的“新词汇”，以便翻译起来“词能达意”。

　　中文是由单音节的方块字组成的，而西方语言大都是多音节词。因此，说一

句中文所需要的时间，往往要比说一句外语短。考虑到这个特点，我国大使在安

理会发言时，都会“照顾”一下翻译，发言时注意掌握速度。有时，我国大使在

发言时还特意戴上耳机，“监听”一下译员的翻译“质量”。遇到一些关键词或

术语，大使便会主动用英文提醒译员。这种“相辅相成”的工作关系，确保了语

言相互转换过程中的“高保真”。

　　在联合国的翻译科中，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未在安理会当过翻译

的翻译，不算是好翻译。近年来，联合国也开始“引进”我国的做法，对翻译进

行“年终考评”。现在，许多翻译都积极要求去安理会“走一趟”。

　　有一次，安理会在周末召开紧急会议。我发现一名不知从哪儿来的中文译员

到安理会临时当翻译，小伙子看起来有点“愣”。只见他专门走到我国代表席位

后面，“直言不讳”地说：“大使，俺是新来的。过一会儿发言时，请您跟着我

的速度。”这一席话“本末倒置”，弄得大家哭笑不得。后来，我们再也不要这

样的“翻译”了。

　　形形色色的礼品

　　每届安理会主席几乎都会在任期之内，“随便”找个由头就向其他理事国的

代表送礼。送礼是“公开”的，通常是在月底，礼品常有其独特之处，而且每每

寓意深刻。

　　如印尼大使在他的安理会主席任期结束时，送给其他理事国大使的是一块座

位牌。牌子用印尼产的黑木刻制而成，上用“金粉“（只是一种颜料）写上各个

大使的名字。座下刻着“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制造”。大使们收到后，立即摆在了

各自办公室的桌上，作为“坚实牢固”的纪念品。

　　洪都拉斯是中美洲的小国、穷国。洪都拉斯大使在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分

别向大家赠送了一套该国的硬币。他在解释时强调，硬币在通货膨胀的小国是“

不值钱”的，但因为硬币流通越来越少，大家收藏起来又是最“值钱”的。结果，

大使们个个“当真”，郑重地接过来，放进了文件包内。

　　英国大使韦斯顿于1997年8月担任安理会主席，有一天，他在会场内向大家展

示了一台辞典般大小的收音机。这台收音机需要用手摇来充电，适合在非洲的贫

穷地区使用。收音机的功能非常简单，只能收听一个频道：BBC（英国广播公司）。

大使们收到这件礼品后，都在纳闷：“这是搞宣传，还是搞赠送？”

　　1996年2月，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奥尔布赖特大使担任安理会主席。有一天上

午，当其他理事国的大使们“懒洋洋”地走进安理会的磋商室时，惊奇地发现每

人的桌上都放了一份精致的小礼品盒。当大家打开时，都叫了起来：“我的天呵！”

盒子里装的是几块造型可爱的巧克力。原来，当天恰逢西方的“情人节”——女

主席借机向其他14位大使级男同事表达“敬慕”之情！难怪当天的安理会磋商显

得尤为活跃。

　　1996年12月，由非常任理事国意大利的常驻代表富奇担任安理会主席。在最

后的一个工作日，他特意从纽约最著名的意大利餐厅订购了几十份盒装意大利葡

萄干面包，并在散会时分发给大家，以祝愿所有人来年“丰衣足食”。由于当天

安理会的磋商到傍晚才结束，一些拿到面包的外交官忍不住当场打开，送进了腹

中，嘴上还连连说道：“好吃，好吃极了。”

　　1996年，联合国的财政危机闹得特别利害。秘书处规定，联合国的任何文件

只能给每个安理会的理事国三份。安理会内原来免费放在每个大使桌上的铅笔和

白纸一律暂停供应。各个理事国的代表需要自带纸笔开会。八月份的安理会主席、

德国大使埃托可谓“雪中送炭”，他在当主席的第一天就吩咐手下在每个理事国

的大使桌上献上一份“见面礼”：两支德国造铅笔和一小叠纸笺。大使们拿到这

份礼物后，立即着手与后排的副手们进行“瓜分”。

　　1997年7月底，瑞典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尔格恩大使在其安理会主席任期结束时，

出乎意料地向各位大使发了一个塑料饭盒。饭盒上分别写上各个大使的名字。他

见大家都在纳闷，便慢条斯理地揭开“谜底”：瑞典积极派兵参加了联合国的维

和行动，不久前又有一批士兵上了“前沿阵地”，他们携带的就是那种饭盒。大

使们手捧饭盒，一些人在“忆苦思甜”，另一些则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秦华孙大使于1996年5月担任安理会主席。在该月的最后

一天，秦大使给每位大使赠送了一枚印章，上面分别用篆体刻上了各人的中文译

名。秦大使在会上详细地介绍了印章的由来和篆体的发展历史，强调印章在中国

最早称为“玺”，是权力机构的象征。秦大使最后“一本正经”地说：“今后，

如果诸位要写信给我，别忘了盖上你们的印章！”大家被秦大使的这番幽默逗得

开怀大笑。

　　每月第一天，新任安理会主席都会在休息室摆上各种小吃、糕点、茶水和咖

啡。大概这象征着“开门红”。月中，主席还需找一家餐馆，邀请联合国秘书长

和其他理事国的大使去“撮一顿”，边吃边议。月底，主席还需要在自己的官邸

举行一次丰盛的招待会，以答谢大家一个月来的合作。

　　各有所长的衣冠

　　外交官在衣着方面是一点也随便不得的，但安理会几乎天天要碰头，一天之

内既有非正式内部磋商，又有公开举行的正式会议，所以各国代表更多地注重得

体、方便、自然和舒服，一般并不特别追求“名牌”之类。英国的西服素来质地

上乘、做工考究，英国外交官一穿起西服，自然就被“烘托”得“精神抖擞”了。

英国原常驻联合国代表大卫·汉内爵士每次到安理会开会，都是西装“笔挺”。

法国原常驻联合国代表梅内迈大使曾在法国外交部担任过礼宾司长，出于职业习

惯，也历来注重“外部形象”。他的衬衣袖子每天都换上不同的“金质”对扣，

双手往桌上一伸，袖子常常闪出两束耀眼的“光芒”。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拉

夫罗夫大使和俄罗斯代表团的外交官个个“牛高马大”，不管什么质地和样式的

西服，一穿在身上就活像“男模特”似的。意大利的外交官“近水楼台先得月”，

在西装样式变化上真正做到“与时俱进”，他们在1993年穿的是两个扣的西服，

到1997年就增加到3个扣，现在则已增加到4个扣，而且西装领子也越来越高了。

尼日利亚和阿曼等安理会非洲和亚洲理事国的大使在正式会议上，则多数穿着各

自国家的大袍式服装，一眼便能从人群中分辨出来。

　　我曾在我国第六任常驻联合国代表李肇星大使身边工作。我发现他的“陆地

一号”轿车内总是挂着另一套西服，这是为在一天之内参加不同外事活动而准备

的。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随他从安理会磋商后返回代表团。刚进办公室，

秘书就紧急通知，在另一个地点有一项社交活动需要他出席。他立即返回“座驾”，

在车内双手麻利地更换了一条领带，其速度之快，决非“一日之功”可达。

　　在平常工作日，各理事国代表都是衣冠楚楚的，但一到节假日召开紧急会议，

大家就判若两人了，既有不结领带的，也有穿便服的，甚至还有大使穿上牛仔裤、

运动装闯进会议厅的。彼此见面当然少不了问寒问暖，有的说刚从高尔夫球场而

来，也有的说正在钓鱼或骑马，个中“水分”和虚实就无从查证了。倒是有一位

高级外交官“坦白从宽”，对大家说了句实在话：“刚刚睡了一个大懒觉，从被

窝里爬出来。”

　　我和我的同事们开始时都清一色穿“国货西服”，不是腰部设计得太肥，就

是袖子做得太宽、太长。用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衣服里还可以“再藏

二百斤大米”。1995年底，在纽约皇后区的一条“万达街”上，有一家西服店要

倒闭了，连续三周“大甩卖”，一件纯毛的西服便装上衣仅售十多个美元，一百

美元可以买上三套“三件头”的西服。有些外交官配偶不懂英语，干脆将“万达

街”叫做“完蛋街”。当这家西服店真的“完蛋”后，我和我的同事们全都“鸟

枪换炮”了。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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