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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世纪之交（22）“强国”压倒“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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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写在世纪之交（22）“强国”压倒“启蒙” (395 reads) 时间: 2002-1-31 周四, 上午3:53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写在世纪之交

──个人经验与思考的陈述

·胡平·

（１２１）面对知识的海洋

尽管我喜欢物理，立志当科学家，不过在高中阶段，我在文科领域拥有的知识还是要比在理科领域多得多。道理很简单，自然科学具有更强的连续性，它更需要循序渐进。在那时，也有些高中学生课外自修微积分一类大学教程，但为数极少。当年的教育制度，既不允许跳班，又不允许提前考大学，显然是不鼓励我们独立发展。这种一味强调按步就班的教育方法，对学生的理科学习造成了很大的限制，对文科的限制反倒小一些。

十九中离我家很远。高中三年，我一直在校住宿。周末回家，我喜欢安步当车，穿过城中闹市区春熙路一带时，我总要在新华书店和旧书店逗留一阵，常常是一呆就一两个小时。现在回想起来连我自己也觉得奇怪：我那时的求知欲既是相当旺盛，然而在整个中学阶段，我竟然都不懂得充份利用图书馆。我甚至连省图书馆和市图书馆的大门都不曾进去过。学校图书馆也很少问津。我的课外阅读，基本上只是来自书店。

现在我还能清楚地回忆起当年我进入书店时的心情。面对着满屋满墙的书籍（其实当年书店陈列的书籍并不多），我是那样的焦渴，又是那样的雄心勃勃。我知道自己懂得的东西还太少太少，我恨不得把所有的知识统统吸收。这和我步入壮年之后再进书店或图书馆的心情大不相同。八七年我来到美国。我进入了举世闻名的哈佛大学图书馆。这里才真正是书籍的海洋。此时的我，已经读了不少书，自己也写过一些东西。我知道自己不必惭愧，也不应遗憾。但我不能不感慨，因为我再也寻不回少年时代的无限雄心。

（１２２）西方的书籍和《参考消息》

直到“文革”前夕，我对西方的政治思想、西方的哲学和文学都极少涉猎。其实，“文革”前的中国大陆并非没有出版过此类书籍，举例说，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出版于五八年，穆勒的《论自由》出版于五九年，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出版于六二年，等等。在哲学方面，从柏拉图的部份对话录到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节译本，“文革”前均已问世。西方文学名著出版的就更多了。不过在当时，这些书籍的阅读范围很狭小（文学名著的读者当然要多一些）。共产党的文化专制一度做得如此成功，以致于大多数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非但感觉不到被封闭的深刻苦闷，甚至于对已有的几扇小窗都无动于衷。当时我对西方思想家的了解，只限于几本通俗的历史小册子上的简单介绍。西方、包括十九世纪俄国的大文学家，如狄更斯、巴尔扎克、雨果、歌德、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杰克伦敦等，其作品在一班热爱文学的青年中或许流行略广，但对我仍属陌生。

在高中，我开始对《参考消息》发生兴趣。这份标明“内部读物，切勿外传”的小报纸，在当时的学校中，只有校长、主任和某些老师方可订阅。我常常借着去办公室的机会匆匆浏览。老师发现后，一般也不加阻止。一次，教导主任来学生食堂巡视，手里拿着一张当天的《参考消息》。我走近前歪着头观看。他对我说：“这个东西你们现在还不要看。”我明知故问：“为什么呢？”他说：“这上面都是资产阶级的观点，有的连我也批判不了。”我说：“你们批判不了，不等于我们也批判不了啊。”他故作惊讶地说：“喔，那我们真该羞得无地自容了。”

其实，《参考消息》虽然大量译载西方国家的新闻报导和评论，但预先也经过细心的挑选。不过它毕竟提供了比公开报刊更为丰富翔实的讯息。以我高中时代断断续续的阅读经验，西方的报导评论在直接引导我萌生怀疑或反叛意识方面功效尚小，而它在增进我对西方世界的好感上则起到了较大的作用。也许，更深远的影响是来自于它的文字、来自于它的叙述风格和议论风格：简洁、清晰、客观、理性、生动以及幽默。

（１２３）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消息传来，举国欢腾。学校也举行了庆祝晚会。我十分激动。高中三年，这无疑是我最激动的一天。激动之余，我甚至暗自有些遗憾：因为我曾经有过这样的幻想，希望自己能亲自参加这项伟大的工程。我这番热望产生于中苏论战之际。当时，美英苏签订了禁止空间核实验的条约。中共当局拒不签字。苏共大为不满。他们告诉中共，由于核战争的极端恐怖，防止核扩散乃必要之举。中共方面则认为，所谓防止核扩散，其实是为了维护核垄断。中共声言：我们对核战争的态度，“一是反对，二是不怕”。万一核战争爆发，它不会导致人类的毁灭，而只会导致帝国主义的彻底埋葬。中共如此低估核战争的灾难性后果，苏共在一篇文章中以讽刺的口吻写道：“究竟谁更能了解核武器的危险性呢？是那些制造和拥有核武器的人、还是那些仅仅从图纸上知道有这种武器存在的人？”就是这句话，给予我深深的刺激。中国人一定要有自己的原子弹。为此我甘愿献出自己的一切。我一向不习惯公开地表达自己强烈的情感。我不曾向任何人透露过这番秘密的热望。它只是悄悄地隐藏在我内心的深处。

是的，从初中起，我就成为一个热烈的爱国主义者。共产党号召我们“为革命发奋学习”。这里的“革命”二字，含义仍不是十分的确定。在我的心目中，“革命”首先还不是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民”，也不是“保卫无产阶级铁打江山永不变色”，虽说在当时我对这两个概念并无怀疑，但同时对之也并不那么热衷。对我而言，“革命”首先地、主要地是指国家的强盛伟大。我热爱科学、立志当科学家，部份原因也是因为我认定，中国的落后，归根结底是科学的落后；中国的强大，有赖于科学的发达。平日读报纸听广播，我更关注的是我们制造了万吨水压机、我们终于甩掉了“贫油”帽子一类成就。中国有了自己的原子武器，我很少联想到世界将由此而变得更安全──象中共当局宣称的那样。看到报纸上刊登的蘑菇状烟云的大照片，我也没有联想到核战争的恐怖与危险。我只是感到中国正在变得强大。

不过，在那时，我心中也曾闪过轻轻的一丝不悦。我认为，原子弹爆炸成功，首先应归功于科学家；而政府的新闻公报却没有提到这一点。

（１２４）一个孤零零的不同声音

第二天，校园里传出一个小故事。据说，一位被划为右派的物理老师在众人都欢呼庆祝的时侯冷冷地讲了一句话：“这有什么好骄傲的，人家美国早在二十年前就有了。”

人人都知道这是句实话，但这句话还是引起了一阵小小的公愤。这不是个认识问题──既然此话显然为真，这是个感情问题、立场问题。

我当时对这句话也很不以为然，美国是美国，中国是中国；中国有了原子弹，中国人总该为之自豪。美国本来就发达，中国原先很落后，现在中国正奋起直追，今非昔比，前程光明，当然值得格外庆祝。

我相信自己有道理。我相信这位老师讲了一句严重的错话。然而同时我又发现，自己对这位老师竟油然而生起一份情感。那不象是单纯的对弱者的怜悯，倒更象是对强者的某种敬重。以前，我很少直接见到有人在这种注定会陷于孤立的情况下讲出自己的不同看法。他的确是极端孤立的，既没有民心作支持，又没有权势为后盾。正是这种无依无靠的孤立，显示了他的弱，也显示了他的强。这件事很快就过去了。校方似乎并没有批斗他。其实，我连这件事是否属实都没有把握，因为我没有求证过。然而，作为一个故事，它留在了我的记忆中之中。随着阅历的增长，我越来越意识到，一种不同的声音，不论在我们看来是否正确，它都会对理智的健全发展有所贡献。

（１２５）“强国”压倒“启蒙”

一九八四年，邓稼先病逝。不久，《人民日报》刊出了关于邓稼先的长篇报导。至此，这位中国的原子弹之父的名字才为公众所知。

读到有关邓稼先的报导，我向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当年爱因斯坦等科学家了解到核裂变的秘密、从而意识到一种具有空前杀伤力的武器有可能创制成功时，他们曾有过深切的道德忧虑；为什么中国的原子弹专家们似乎全无此等不安？

答案可以很简单。只消回忆一下我当年的感受就够了。因为占据我们脑海的一个急切愿望是：我们努力要让祖国变得强大。中国是一个这样的大国，她有着那么辉煌的过去，她必须要有一个不愧于先人的未来。在谈起百年来自由民主迟迟未能在中国扎根的历史原因时，李泽厚将之概括为“救亡”压倒“启蒙”。这种解释恐怕很难适用于全部时期。因为最晚从四五年日本投降算起，中国就已经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生存危机业已不复存在（五十年代初期的“抗美援朝”其实并不是“保家卫国”──这一点到今天已是尽人皆知）。如果说在近半个世纪的中国，是什么因素有意无意之中构成了对“启蒙”的压制的话，那么这个因素已不是“救亡”，而是“强国”。如前所说，风行多年的“革命”二字，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对很多人而言，其含义首先还是“强国”。甚至到今天，中国大陆经济增长而专制依旧，多多少少也可以解释为“强国”压倒“启蒙”。

犹记少年时，学历史学地理，常常会涌起一种自豪感。不为别的，单单为自己出生于一个伟大的国家。有时，我忍不住要替中小国家的人民发愁：自己的国家命中注定不能成为举足轻重的世界强国，那该是何等的不幸。然而，我后来读到了一位著名的学者、荷兰的物理学家洛仑兹的一句话；“幸好我的祖国太小，不足以作出太大的罪恶。”我深受震撼。我不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者。不过推想起来，此话确也有它几分道理。强国当然并非都是恶国。但问题是，在追求强大的愿望和争取强大的过程中，人们难道不是很容易无视平等、忽略自由？爱国主义倘不是建立于珍重每个人的个人权利之上，它就很容易反过来成为压制个人权利的有力借口。有鉴于此，生于大国且志在强国的我们，敢不慎乎？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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