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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寒: 试论开展地下民运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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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高寒: 试论开展地下民运的必要性 (232 reads) 时间: 2002-1-31 周四, 上午3:28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试论开展地下民运的必要性

──关于中国民运战略策略的若干思考之一

高寒

（一）

海外民运公信力的降低，尽管原因可以找出许多，但在我看来，最根本的原因

应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它却并未交出漂亮的成绩单！一个战绩平庸的球队，是不

可能获得（更别说持续地获得）公众的喝彩的。而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人们已经

提到过的一些方面──这些方面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下面也将提到──诸如民运领

导者的道德操守、民运组织的内部运作机制等等外，更重要的，还应当从民运的基

本战略、策略上找原因了。这包括：建立地下民运组织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建立地

下民运组织的可行性，民运组织的角色定位，国内外民运组织的关系，合法斗争与

非法斗争的关系，和平手段与暴力手段的关系，如何选择突破口，如何与广泛的社

会各阶层和各类政治势力包括与台湾的结盟，海外民运的公信力重振，民运基金的

筹措与管理，……等等。

无疑，今天凡是打算深入地思考一下中国民运策略的人都会首先想到胡平的

《中国民运的反思》这本书；凡是打算要与之严肃讨论中国民运的策略的人都会首

先想到胡平先生。尽管胡平书中关于非暴力抗争的理论并不逻辑地直接引向否认非

法的地下斗争，但是，起码他的基本论述重心不扎于此。

胡平的那本书，至多也只是谈到了“本应怎样做”或“应当怎样做”，但却没

有去谈（忽略？未及？）“由谁来这样做”，或“只有由谁来做，才有最大把握导

致某种预期的良性（选择）结果”。须知，当民运的高潮到来时，由平时就“时刻

准备着”的地下民运组织来做与由临时凑合而成“菁英群体”去做，绝非同一码事。

换言之，胡平的书只涉及了棋谱而未涉及到棋手（队）。然而忽略了这后一环节，

与那种棋谱、棋手两个环节一概不讲就要上场去与“专业棋队”对抗的赛事，就其

对弈结局而言，并无什么两样。可见在一个人民的结社、出版、言论等权利均被剥

夺殆尽的集权社会里，对于一场大的群众性街头抗争来说，其临时性指挥机构的背

后有无民运地下组织的强有力的影响和运作，其结果会是大不一样的。俗称：外行

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倘将此话中的“看”改为“干”，即：外行干热闹（干得欢），

内行干门道，那就可说是一语道破了89民运进退失据的真谛。

曹长青、封从德断言胡平的理论缺乏可操作性，但我则以为，这个结论只可被

限制于特定的前提下──即在那种其背后并无有力的民运组织活动其间、且因突发

事件而引燃的群众自发性民主运动中（很可惜，八九民运恰属于此）──才显得不

无道理。换言之，我以为，就一般而言，胡平的所谓“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八

字诀并非完全不可操作，但前提是你必须得有一个平时就训练有素的坚强组织。然

而倘若民运组织的建立，只能是如今天一些民运团体、民运人士所津津乐道地那样

要以“合法性”、“公开性”为前提（其代表性主张可参看杨周“民主运动必须公

开化”，分别载《北春》95年1月号和《中春》95年12月号），那么，在可以

预见的将来，这种“民运组织”在大陆就只可能是“无”了；如此一来，即使历史

再给我们十次民运高潮的机会，运动都仍旧只能是大伙儿“跟着感觉走”，从而难

逃失败的厄运。

（二）

眼下让人似有种紧迫感的是，一方面，中国正处在一个专制政权的世代交替因

而随时有可能突发政治危机的最敏感时刻；而另一方面，与这种随时有可能因突发

事件而引发政治危机的形势相比，中国各民运组织却很难说已具备了那种一遇危机

即可迅即动员进入角色以影响政局发展的基本素质。然而，政治组织的这种危机处

理的整体素质，又决非仅靠少数菁英的临时发挥所能奏效。它多少有点象一支快速

反应部队那样，要靠平时有计划地培训与演练。89民运之所以失败，尽管人们已

经论及了许多缘由，但当机遇降临时，以一支临时凑成的业余棋手去挑战一支训练

有素的专业棋手，恐怕应算一重要原因。其所以如此，是因为那时在大陆内部民运

方面可说是并无专业棋手队伍，这当然与中国民运本身在当时的成熟度有关。

因此，相对于胡平的结论，我认为，89民运的失败，更深层的原因恐应为：

没有自觉的民运地下组织来领导这场运动。质言之，在1989年，中国的“体制外”

民主运动还未成熟到要以非法斗争去促进合法斗争这样的自觉程度（请回忆一下

六、四以后的流亡菁英们对民联的“疑虑”；更何况，即使是民联本身，似乎对“地

下组织”、“地下斗争”也不是毫无“疑虑”的）。别说89年，就是在今天，大

陆民运的主流部分难道对此就有所共识吗？

从这个角度来审视那多年来几乎已成了时髦词儿的“民运低潮”，难道不可以

认为导致这持续“低潮”的诸种因素中也有民运自身的一份责任吗？难道不可以认

为正是由于我们被自己的那些个以为离开了干“建设性合法反对派”外便无事可做

的心态束缚了手脚、从而使民运失去了好些历史机会吗？其实，政治高潮＝客观危

机＋主观准备。从这种意义上讲，民运高潮是要靠民运组织积极有效地去促成才可

能到来的。因为尽管政治危机的积聚常带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但它的爆发则往往又

带有极大的偶然性（譬如89年春，谁又能料及胡耀邦会猝然辞世呢？）。更何况

历史的机遇往往还可能是稍纵即逝的，民运组织倘若没有靠平时多年积蓄、操演练

就的捕捉政治危机的敏锐素质，没有遍播于中国大地的民运种子，届时那就很难做

到登高一呼应者云集，那就只好一次又一次地事后扼腕叹惜了。民运组织的这种基

本素质与形势需要的巨大反差，有理由让人担心中国的自由民主运动会又一次失去

历史的良机。远的不说，起码去年夏秋的保钓运动，多么好的一次本可大发动的机

遇，就因民运在国内其实并无有力的组织──而这类组织在今天实际又只能以地下

状态存在──准备，我们就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它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流失了。

历史的机遇，对于有准备者和无准备者是大不一样。89年胡耀邦的逝世，一

下触发的惊天动地的89民运，这和此前民主力量借胡、赵多少予以容忍的一些公

共活动空间而所作的准备有关。然而六、四以后，中共也在作“中国专制的反思”。

从中它大概也总结出了个“八字诀”，叫做：剿灭萌芽，封死空间。问题的要害并

不在于中共控制的收紧，而恰在于，中国民主力量似乎只会跳一种舞步，它不能及

时地随着场景的转换而自如地改变步幅。但倘若民运再这样自我设限下去，即使有

一天中国突遇什么偶发事件，那么，我们仍有可能会象去年骤然升起的保钓运动那

样坐失良机的。如果说80年代中国民运的排拒地下组织，最终导致了89民运因不

能进退自如而失败的话，那么，倘90年代我们再继续排拒地下组织、地下活动，

中国民运就很可能在大陆因既失公共空间又无秘密空间而难有落脚的根基了。

（三）

与“民运低潮”相适应的是，一方面，无论是国内国外，民运都倍感势单力薄、

孤苦无援。一些海外民运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将其组织现今存在的意义已缩减到“旗

帜不倒、队伍不散……”（万润南），或“三十七计撑为本”（徐邦泰），就足见

其窘境了。但另一方面，国内民众的自发地抗争则此起彼伏、延绵不断。请看看大

陆现在各地时有所闻的工潮、农潮、学潮，抗捐、抗税……等等，其背后大都几乎

未体察到一丝民运的影子。但民运若不去同这些与老百姓日常的切身利益息息相

关、且有着相当广泛阶层的参与、已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并已使中共焦头烂额的人

民自发的抗暴斗争相结合，它又怎能获得大陆民众的认同？又怎能不感到底气不足

呢？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若探究起来，我以为甚至可追溯到与中国民运自79民

主墙被镇压后就一直被一种“沙龙化”的倾向主导着有关。该倾向的一个最主要特

征就是鄙薄民众，傲视民众，尤其是视最下层的工农基本群众为群氓；只看到民众

盲动的破坏性力量，看不到民运本应植根于其中的深厚伟力。那些大声呼唤着“中

国应造就一大批中产阶级”的朋友，似乎忘记了当年西方各国的那个与封建贵族作

斗争的新兴资产阶级，之所以能扭转乾坤、改变世界，其实际上是背靠着比他自身

宽泛得多的第三等级，实际上是作为整个第三等级的代言人而叱咤风云的。因而这

些朋友的眼睛大都只盯着自己的那同质性小圈子，盯着上层或国际，即将民运组织

的运作，多局限于知识分子群；将中国民主变革的希望过多地寄托于中共上层的权

争和国际民主力量的奥援，而忽略了本应花大力气、下大功夫去作的对国内民众之

自发抗争的引导和升华。

然而，政治毕竟是实力的较量，倘若自身没能积聚起足够的实力，中共上层的

改革派凭什么愿将自己的命运押在你几个如流亡小团体般的民运组织身上？同理，

外界（台湾、华侨、世界民主势力）又凭什么要向你提供源源不断的援助？可见，

中国民运得首先设法靠自己的力量立起来。自己都站不起来的人，别人是无法帮、

也帮不了的；没有相应的实力，也就谈不上有吸引同盟者的资本。那么若问中国民

运应该从何处去聚集起自己的实力呢？在我看来，除了那遍布中国大地的老百姓，

我们又还能从哪里去发掘到那既深且厚、能让中共专制势力望而生畏、闻风丧胆，

且可以持续地吸引到外界认可你、支援你的实实在在的力量？所以，民运要走向高

潮，就必须从“沙龙”的清谈中走出来，通过地下民运组织去与国内工人的罢工、

农民的抗捐；与几乎任何公众场合都能听到的对中共官僚之控诉、声讨的“牢骚”

和“幽默”；与广大人民群众身边每日每时都在发生着的对中共专制制度的自发的

不满与抗争相结合，才能获得中国人民的认同，才能造成应有的声势，才能对中共

当局造成足够的压力，从而也才有可能结出民运的果实。

在我们的民运队伍中，并非无人明白政治是实力的较量，并且是较量的艺术，

但却少有人清醒地意识到：在今天的中国大陆，我们不进入地下就谈不上酝酿、产

生、保存和扩展民运实力；不用非法斗争去推动合法斗争，也就谈不上较量的艺术。

大陆民运要作长期的韧性打算，就应考虑以地下斗争为枝干、以合法斗争为枝蔓；

实行“长期潜伏、广泛交友、伺机而动、逐步推进”的方针，开始还应特别注意防

止急躁盲动。民运要结合各个阶层切身利益、思考方式而开展灵活多变的宣传攻势，

包括深入浅出、因地制宜地介绍非暴力抗争的各类技巧；要建立各个层次、各种梯

度的形形色色的合法的和半合法的外围组织；要抓住机会，用目标有限、范围有限

的罢工、抗捐、集会、示威、上访、控告、诉讼……等各类合法、半合法的行动来

争取中间的群众，包括党内健康力量；还要借力打力，利用矛盾解决矛盾，适时地

抓住那些在一个时期内民众情绪、社会舆论的焦点，诸如对日索赔、保钓、外资企

业中的工会建立、地方差额选举、农村白条、苛捐杂税、严重环境污染……等等，

等等，去将中共的军，去遍地开花地与中共打一场大小不拘、范围不拘、层次不拘、

色彩不拘的形形色色的──如胡平所言──最终将积小胜为大胜的“有限战争”。

可见，我（们）与那些盲目崇拜“合法斗争”、“公开斗争”的朋友们的分歧，

绝非在于：要不要合法斗争，而在于、也只在于：民运是否应自我设限止步于“合

法性”、“公开性”。

恰巧，今年第七期的《北京之春》卷首，刊有胡平一篇号召民运应积极投入即

将到来的新一届县区人民代表直选的评论，题为“展现民意重建自信”。评论对

民运应自觉地抓住这种合法斗争的机会，“打破僵局，发起新一波民主化攻势”，

借以“演出一场有声有色的民主大戏”作了很好的论述。我十分欣赏胡平的这种为

得大海、不弃细流的的认真精神及前瞻风范；对文中的建议也毫无保留地支持。但

遗憾的是，与往常一样，胡平在此仍旧只论及“棋谱”而不去正视“棋队”。在文

末，胡平似乎也朦胧地意识到这点，他写道：除非我们事先广泛动员，否则选举活

动也很难搞出规模，搞出声势，很难取得什么成效。然而由谁去动员呢──“我们”

在此究竟指谁？在这个实在本该深入地大加议论一番、且当用大写字符醒目地标出

的“谁？！”的问题面前，作者却嘎然止步了。他笔头一转，所罗列出的各类具体

事项又多以海外民运为限。可是，海外民运毕竟只是“民运后方”，而中国民运要

获得成功，怎可能回避“民运前线”的有组织的力量这个大问题呢？胡平文中特别

提到了80年、87年的两次大学竞选风潮，尽管毫无疑问我们决不能低估其在当代

中国民运史上的里程碑意义，但是也无庸讳言，说到底它们毕竟还只能算是一种自

发的民运活动。难道不正是这种自发性，导致了89年我们失去了一次与党内改革

派结盟的极难得的机会从而致使民运惨遭滑铁卢吗？时至今日，我想，倘若民运仍

旧不正视国内民运“专业棋手”队伍的建设，质言之，即不下决心走入地下，组建

民运的进退有序的地下斗争组织，那么，中国民运就就很难说已走向成熟；胡平们

的号召，也就只好一次又一次地停留在纸上了。

（四）

一些患合法性、公开性崇拜症的朋友们的悖论在于：

首先，“合法的反对派”、“公开的反对派”原本只是民主制度的产物，是我

们所追求的民运成功的结果，而他们却因果倒置将此当作自己在专制制度下干民运

的前提。他们完全不愿正视这么一点：那种“非合法性不干民运”、“非公开化不

干民运”的主张，在不给丝毫合法空间予反对派的专制体制下，便逻辑地只会导出

取消民运的结论。而大陆民运至今无多大起色，不能说与这种主张的影响无关。

其次，所谓“合法斗争”中的“法”这一概念，除了包括立法、执法、司法外，

还理应包括释法（法律解释）。专制之为专制，独裁之为独裁，就在于一党、一派、

甚至一人垄断这诸权力于一身。民运当然尽可以从暴露专制政权的角度，“以子之

矛攻子之盾”地去开展“合法斗争”，而且还可将此干得有声有色，轰轰烈烈，譬

如王希哲直指江泽民的公然违宪，郭罗基、许良英分别为魏京生、王丹所写的辩护

词，89民运要求万里召开人大紧急会议罢免李鹏，……等等，等等。但是，若据

此便以为专制制度下的法律解释仅仅只是靠的铁的逻辑力量，其政权运作仅仅是靠

的法律条文，那就未免太过书生气十足，未免太不知己知彼了。

再者，既然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既然在强敌之下善于隐蔽伪装是军事学的一

项基本功（这大约是受启发于大自然中弱者得以生存、延续的精巧伪装色）；既然

我们的对手在对付我们时各种“秘密”武器无所不用其极，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要

拒绝使用“秘密”、“地下”“伪装”这一类保护性手段？有什么理由要以不暴露

自己的火力点为“耻”？有什么理由要以是否“公开化”、“合法性”为“民运”

与“不民运”的基本的甚至首要的标志呢？

最后，试问，自89民运被镇压后，哪一份主张作“合法反对派”、“民运公

开化”的什么“宪章”、“宣言”、“章程”“声明”等等，在大陆可以合法传播？

反过来，它们中的哪一份又不是通过非法的、不公开的渠道而问世的？既然您的“合

法性”主张都只能通过非法的途径传播；既然您的“公开化”宣言均只有借助秘密

的渠道流传，试问，难道您就感受不到这其中的强烈的讽刺意味吗？其实按照这些

朋友们的逻辑，甚至可以推到连王希哲、刘刚等都不应偷渡流亡而应束手就范的荒

谬地步。

民运地下斗争否定论认为，地下斗争所必然蕴含的密谋组织机制，是导致专制

的温床；故密谋手段与民主目的天然地相互排斥；中共、苏共的民主理想的大失败

便是手段异化目标的实例。

是的，地下斗争便意味着密谋，无密谋便无所谓地下斗争；既是密谋，就得有

纪律；既有纪律，就得有权威，否则岂不视成员生命为儿戏？但是，密谋与专制间

的关系应是或然性而绝非必然性。否则您就既无法解释世界史上的许多民主政体的

发生史，也无法解释当今任何民主政体均为其政府留下一个合法的密谋空间──哪

怕是极严格限制的──这一现实。

还应当指出：非暴力斗争在逻辑上并不等同于“合法斗争”、“公开斗争”；

非暴力斗争实际上可以包含着合法与非法、公开与秘密两大部分。但是，暴力斗争

却一定是非法斗争。因此强调非法的秘密的地下斗争，在逻辑上也就并不直接地否

定暴力方式，尤其是考虑到民运的地下活动还理所当然地应包括（甚至还应着重于）

军（警）运领域。是的，诚如胡平所言，在当今之世，纯粹由民众发动的武装斗争，

与专业化、现代化、高科技化的当局武装对抗，几近以卵击石。但是，倘若民运通

过卓有成效的地下活动，运作政府军中立、乃至倒戈，就自然可克服上述困难。其

实，“十月革命”、“辛亥革命”、甚至中共的“八一南昌起义”、还有“罗马尼

亚革命”，都是靠倒戈的政府军打响反叛的第一枪的。再者，政府军方面总是掌握

着在当时那个时代的“最现代化”的资源优势，一般地说来历代均无不如此。

当然，民运的密谋斗争手段也绝非无一定的界限，最起码，我们应绝对地摒弃

各种针对特定个人、危害公众安全或公共安全的恐怖活动。

初稿于1996.11.

改于1997.7.

布达佩斯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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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暴力斗争在逻辑上并不等同于“合法斗争”、“公开斗争”； -- 人权天赋 - (326 Byte) 2002-1-31 周四, 上午3:40 (94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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