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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965年的心态：文革不是焦点而是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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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1956年~1965年的心态：文革不是焦点而是结果 (387 reads) 时间: 2002-1-29 周二, 下午8:46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1956年~1965年的心态：文革不是焦点而是结果

文章作者：[决战] 2000-12-02, 22:2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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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论坛上的政治斗争中，文革是个焦点，左派说文革是为人民服务的远见卓识，右派说文革是铲除异己政治斗争，但是毛和文革都没有简单。

毛刘都争的实质：从功劳、威望、手腕等方面来说，刘不是毛的对手，但是刘死的很惨这一点也说明毛对刘的愤恨，现在有些人说毛并不知道刘的悲惨，算不上虐杀，我也认同这一点，毛的狠并不是表情的狠和行为的狠，毛不会去打刘的嘴巴，不会亲手枪毙了刘，至于亲手的虐待也是不可能，现在还有一些人说手下的人报了假材料，大量的文件证明刘确实是工贼、特务什么的等等，对此我只能说：持这种说法的人整个是个大傻子，毛是何等的智慧岂能受了蒙蔽？文革是毛亲自发动的，打掉刘邓是毛的主要目标之一，事情在打倒之前已经决定了，打倒之后的黑材料是坐实成铁案，是给社会看的，毛会相信黑材料？白痴才相信。但是毛为什么对刘的消失表现的没有任何事发生似的？只能说明毛就是想让刘消失，刘位置最高，他消失了，其他的认同刘的人也就震住了，刘的力量不来自身而来自于毛在建设国家方面犯的错误（大跃进--当然不能由毛一人承担，但是他是主要责任人）、对错误的坚持（处理彭德怀）、能力的不杰出（解放后在经济建设方面成就绝非毛个人的成就，毛是斗争的高手，但在建设方面的经验，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中缺乏现成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毛在建设方面也是高手，但比起他作为政治高手来说，表现就不是不可企及的了，而且存在这样的现象--一个精通斗争的人对于搞脚踏实地经济建设往往缺乏足够的兴趣，搞经济建设缺乏刺激性，同时在另一方面，军事斗争与经济建设也有性质不同的方面，军事斗争要求高度统一，领导的群体在两三千万的数量级，要求高度集中的严格管理，否则就会失败涣散死人，而经济建设则涉及到几个亿人，这些人什么想法都有，不是每个人都精神抖擞步调一致，而且没有了外部的共同压力，原本一致的内部就有了变化的可能，这变化的根据就是这几个亿缺乏共同的特点--与之相比军队是单纯的）、刘邓等在建设方面的才能、还有关键的一点，那就是刘代表的是一个路线，而路线的后面是有广大的群众基础的--我们可以认为解放前千万的军队都是毛的基础，解放区的人民也是毛的基础，但是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经过大跃进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之后，毛在几个亿人民当中，在数百万领导干部当中，基础还有多少？绝大多数？如果是绝大多数，毛也没有必要大动干戈置刘于死地了--毛最怕的就是刘代表的路线，毛最怕的就是由此导致的权力丧失和历史的反复！！

毛所以发动文革，有这些考虑：理想与现实的反差，毛的历史责任感很强，总想做出开天辟地的贡献，共产主义经过跑步之后没有到来，毛认为这是文化和路线上的阻碍，大锅饭没有吃下去是因为大家都抢着吃，是私心在作怪，而刘邓务实的做法，就是要宽容这小和私，用这些刘邓认为现阶段正常的特性去发展生产发挥积极性，毛则不然，毛认为要铲除这些，这也就是路线斗争的度，有人说刘邓代表资本主义，那时胡说，刘邓是务实，毛是理想，刘邓与资本主义的差距还大着呢，刘邓主张过财产归资本家所有，然后剥削工人？刘邓不会那么傻，而且那时候工业还很有限，资本主义还缺乏基础，有人说刘邓的目标就是搞资本主义，当时不搞以后也要搞，决战说那也是胡说，刘邓也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有自己的基本信念，他们主张是方法上的不是目标上的--但是这些做法有没有可能导致资本主义呢？我认为是可能的，这就象现在的这个社会一样，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手段是非常可能变成资本主义的。但是能否说有了今天的问题就要否认当初的改革？不能，当初不改革是错的，现在坚持改革中出现的变异同样是错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小我式的自私自利是要否定的，但是爱国爱中国，这样大我的私却是要肯定的，那么为了企业、行业、集体、家庭的私呢？也是一样存在的合理性，我们爱一个行业、一个企业、一个集体、一个家庭，从外部看是自我或自私，但是从内部看是这是高尚是公益，为什么会有国有、集体之分？为什么核算单位有公社、大队、生产队、家庭之分？都有这个因素在里面，各位宣传绝对大公的不也要把自己的合法收入留作自己用？怎么不拿出来大家平分啊？虚伪，彻底的虚伪--而且就算你拿出来公有，其他人也是劳动所得的部分，他不愿拿出来公有你又有什么资格要求他拿出来公有？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当然了，你可以说，那有的人还不劳而获打架劫舍贪污受贿压榨剥削呢？你凭什么不让大家分了他打倒他？决战说你还是胡说，这是两码事，我是反对这些，我没有纵容资本家和官僚，我是主张权力制约、法治社会的--我认为，即使是文革也不排除打击了部分作威作福的官僚、妄想复辟的地主资本家、文化糟粕的事实，但是文革的复杂性不仅如此，文革对人性、传统的优秀文化、对不同方法的务实者、对于合理的个人所得、对于受牵连的无辜者、对于经济建设都是沉重的打击，这破坏远比建设要大，而这用还破坏的就是毛的良心（这一点要承认--直到毛去世，毛都不能被看作一个存心虐待人民的人，毛发动文革的动机当中有好的一面，比如要求人民无私--毛懂得历史知道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知道军阀、资本家、地主、反动政府、帝国主义近百年来对中国的残害，毛会认为这都是私有的结果--毛失去了大量的亲人、战友，这些都是残酷的斗争导致的，毛对这些人以及中国人民有着无限的同情，这是毛善良的方面）、空想（消灭残酷剥削残酷压榨是对的，但是剥夺合理的利益也正确？多劳多得也是私心？平均之后热情和效率的丧失怎么解决？爱国也是一种本国人对本国爱，这种私呢？）、私心（毛想做大事，想成为马克思加秦始皇，这就要求不自然的强干，而强干往往会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生出祸短来，比如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不仅破坏了生产，而且破灭了希望，文革是什么？文革就是文化大跃进，其结果比经济的大跃进还糟糕，脱离大自然、人类思想状态、人类自然本性的约束，硬要现实来符合个人的理想，这不是自私吗？这些自私还可以归结为好心，那么打击刘邓呢？打击彭德怀呢？理所当然的作领袖呢？中国古代建立朝廷后，打击大臣是个惯例，如刘邦、朱元璋，一则保自身、二则保子孙、三则保江山，对于封建朝代的做法我是能理解的，但是想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不能这么做，社会主义国家以人民宗旨，而不是个人和子孙甚至也不是个人的历史地位），刘邓的务实做法与毛的理想相比与私有的概念更接近私有的概念，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私有的观念未必就是邪恶的观念，更不是一定会阻碍进步的观念，而且私有的观念就和公有的观念一样，都有个度的问题，过犹不及嘛，公有制和私有制如果过了头都是不道德，都会阻碍社会的发展，民族主义是公也是私，但是民族主义的极端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在另一方面，一个人毫无民族责任感一味的考虑自身的利益，那不是汉奸卖国贼嘛？全盘西化是卖国贼，那么拒绝外民族的先进文化、文明、手段的就不是卖国贼？不是卖国贼也是爱国贼，总之是有害的东西，爱国也是一样，爱国就是坚持中国的利益，但未必是要坚持落后的手段，我们反美是反对美国对我们的打压，而不是反对美国那些有效的管理手段（当然适用性的问题可以探讨），毛与刘邓的路线关系是什么？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不是，毛与刘邓的分歧是理想与务实、个人领导与民主集中制、大公无私与认同私有观念合理性之间的区别，毛凭借理想要消灭私有的制度和观念，而刘邓则并非是资产阶级和官僚阶层的总代表，而毛却把这差异扩大化为阶级的斗争，并借此铲除了政治的对手，毛这种做法是试图彻底解决私有制复辟总根源的，但是这种做法却将合理的差异如刘邓一同打掉了，这就是过犹不及了，这也就是问题的所在，毛的文革失败了，这是其空想性与合理性的失败，方法之争是存在的，路线之争在一定意义上也存在（路线不同目标可以相同），但毕竟还不是敌我矛盾，毛却当敌我矛盾处理了，在这场斗争中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毛未掌握真理，却掌握了胜利，结果也只能是失败，那么文革等斗争有没有现实意义呢？有，而且意义很大，刘邓与毛的差异是路线方法的阶级扩大化，但是现在人民与官僚资本家的区别已经有演变成阶级差别的趋势了，这个时候反对这种趋势就是必要---你别看现在有些左派，佩服老毛佩服的不得了，这其实都是马后屁，是改革出现异化之后才有的认识，是典型的鼠目寸光，假设有一天这社会制度象秋千一样当到文革那一天，也还是这些左派，要么堕落为打手，要么变成右派，同样在那里嗷嗷直叫“千篇一律了、个性没有了、没有自由了、扼杀人性了”等等等等，总之就是永远的被扇着嘴巴，左脸被打就右倾，右脸被打就左倾，好玩的很，永远也找不到自我调节的平衡点，于是就哀叹要彻底解决，哪有那么容易的事，由前人做好了，下面就一路顺风了？现代社会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复杂，总体来说也更聪明，但是我们还总是反求历史的老路，你把握方向盘，一踩油门发动机器，闭上双眼你们，给我在城市里高速的开上10公里试试？不但要撞人自己也要撞墙。

根据历史的经验，一个贤明的君主建立一个常规的朝代之后总要修养生息减免赋税，以发展经济恢复生产，一个强力的君主建立一个划时代的朝代后，要从根本上消灭前一朝代的制度，并实行一些强制的统一的措施，比如秦始皇、斯大林、希特勒，这些人都有一致的特点，比如够狠够硬够果断与残忍，同样这些人所建立的王朝都比较短命，自己的暴行成为自身为人民反叛的理由，毛虽然不如上述几人的强硬，但也有类似的特点，建国之后，毛先后镇压了反革命、社会主义改造没收了地主资本家的财产，后来又试图通过文化大革命来统一思想，对于56年以前毛的所作所为，我是支持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打倒少数剥削者或者无辜者，重新分配资源对国家是有利的，如果文化大革命能够更类似于新文化运动，那我无疑也是赞成的，但是真实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与文化的革命的所张扬的目的相去甚远，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扩大化的革命，从一开始就走向权力斗争、路线斗争、阶级斗争的政治方面，而且从一开始就有着清楚异己的目的固执己见的要求，文化革命有一定的必要性，但是用来革命的理想和发动革命的革命者，本身就有着致命的缺陷，当文革的热情参与者后来发现文革的主要目的后，文革失败了，毛的建设路线也被否定了，毛在这些方面，与秦始皇、斯大林、希特勒有类似的地方—如果不是邓后来扭转了毛的方法，中国在76年后即使不会亡国也难免陷入更大的混乱—那么统一要不要呢？要！问题是统一什么基础之上，统一在绝对的公有之上？统一在毛不切实际的个人理想之上？还是统一在比较公认的准则之上？还是统一在真正的民主集中制之上？方法的区别、认识的区别是允许的，统一这区别的方法应该是民主集中制，毛呢？应该以他的权威做一个裁判，而不是直接的参与战斗，华盛顿在这一点上就高明得多（先不谈其资本主义本质），社会主义改造结束以后，就是建设的阶段，建设阶段的工作主要是建设，而不是阶级斗争，更不是把路线斗争提到阶级的高度来斗争（虽然斗争是必须的—因为历史的东西总要在某种条件下泛起），建设要有目标，有了目标还要有方法，途径，方法和途径的区别不是根本区别，那种方法好就应该采取哪一种，如果不能确定好坏就要尊重群体的意见做个集体的决策—谁不喜欢共产主义，问题是这主义有可能吗？而且即使能实现，谁能断定自己的方法最好？比如跑万米，前1000米你用百米的速度来跑，你会风光一阵子，但是这种跑法非但拿不到冠军，反倒消耗了体力，到1000米的地方冠军的希望，恐怕会变成彻底的绝望了吧，资本主义的帽子刘邓戴不合适，官僚主义的帽子，刘邓戴也不合适，有些人喜欢望文生义，刘邓是官所以就是官僚，毛是主席一般不称呼为官所以不是官僚，什么乱七八糟的，他们都是官，毛是最大的官，官僚与官僚主义不同，官僚主义与效率低下、不切实际、刚愎自用、目空一切为特征，官僚主义的形成，与官僚的理想有关，与社会主义达政府的要求有关，官僚主义是时时刻刻都会形成，毛、邓、现在官僚主义都存在，形式不同而已，关于文革，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刘邓是官僚主义而毛不是，相反毛在文革中却表现了很足的官僚作风（官僚到对无边无际的歌颂默认的程度，官僚到可以随意清除对手的程度），这些都是毛的问题，而毛实际上还是有其他选择的，那就是在建立一个国家、建立一个所有制制度之后，应该建立起一个政治制度的框架结构，确定如何法治、选举、人民权利、确定道路、选拔人才的方法，一个好的领袖要管理人，而不是参与事，一个杰出的领袖，应该建立结构，而不是忙于运动，毛搞了很多运动，效果呢？毛走后，政策很快就变了，这一方面说明他的方法太过极端以致人民自然的反叛，一方面也说明他给后人的遗产是思考，而不是问题的答案，左派们都说毛如何如何伟大，可是也就不是三十年吗？又面临早期资本主义的危险了，他怎么没能够避免呢？还是方法有问题。中国的制度就像中国的文化，包容性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都显得太单纯了些，还是那句话，拿来好的建设，中国有公平的概念、道德概念，而法、大选、公私兼顾正是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待续）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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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在幼稚的时候也右过，所以不觉得右派有什么了不起的 -- 决战 - (0 Byte) 2002-1-29 周二, 下午8:55 (104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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