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 :: 阅读主题 - 封从德：回应胡平(二)

海纳百川

登录 \| 登录并检查站内短信 \| 个人设置	网站首页 \| 论坛首页 \| 博客 \| 搜索 \| 收藏夹 \| 帮助 \| 团队 \| 注册 \| RSS


	主题: 封从德：回应胡平(二)

海纳百川首页 -> 罕见奇谈

阅读上一个主题 :: 阅读下一个主题

作者

封从德：回应胡平(二)

89
[博客]
[个人文集]

游客

标题: 封从德：回应胡平(二) (499 reads) 时间: 2002-1-29 周二, 上午7:58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见坏怎么上？----答胡平公开信之二

from 封从德著《天安门之争》,明镜出版社, 1998.

http://www.mirrorbooks.com/C11.htm

(一九九六年十月初稿于巴黎，一九九七年九月二稿于巴黎，一九九八年二月删改与修订。作者按：本文曾投给胡平主持的《北京之春》，结果既未发表，也不说明理由。)

胡先生：

「难道我们可以责怪学生们太不知道『适可而止』吗？不。学生们采用的手段实在是太和平了(不要忘记，五四时的学生还曾放火烧了赵家楼)，他们提出的要求实在是太起码了。」胡先生，这是你《中国：面临著改革》一文中的一段话，写于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当时正是绝食高潮，你还记不记得？

几天后，你继续鼓动广场学生坚持下去：「中共温和派已经失势，戒严令已经颁布，大规模的残酷镇压势在必行。……到了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了退路。在高压面前的撤退，只能是失败，是前功尽弃，是血流成河。」这段话见于你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见坏就上，见好就收》一文，是不是？

到了五月二十五日夜里，你还对杨巍强调「见坏就上」，认为形势会好转，邓小平将抛出李鹏，让李鹏下台，军队可能不会开枪；而杨巍则一再催促你作为民联主席向广场学生呼吁撤离，反覆提醒「胡平，流血的危险依然严重存在」，听到你说现在应该「见坏就上」，杨巍急了，说：「只怕是越上越坏啊！」胡先生，这是杨巍发表的一段回忆，你还记得吗？

甚至六四凌晨你都认为广场上的学生不该撤：「如果有相当数量的人冒死坚守，或许真有可能死里求生，转败为胜」；「牺牲是难免的，也是必要的。非如此则不能胜利，而且到头来仍免不了牺牲，只是徒然地使牺牲失去了它的最可贵的价值。我当然不是说血肉之躯可以抵挡得过坦克机枪。但是，倘若屠杀(所谓「清场」)一直拖到天亮仍迟迟不能成功，政局确有可能出现剧变。」这是你九○年三月开始发表的《八九民运反思》中的判断，你不否认吧？

……

怪哉！怪哉！胡先生，后来批评广场学生「激进」、没有「见好就收」最用力的，怎么偏偏又是你呢？不正是你在八九民运期间「呐喊助威、广造声势」(你自己的概括)不断鼓动广场学生们「上」的吗？我不是说你没有资格批评激进思潮和言行，我也并不认为这类批评完全没有切中时弊，但是，我很奇怪，你在「反思」别人的时候，怎么不先反省自己过去同样的言行呢？当阮铭先生指出你前后不一自相矛盾时，你又为何矢口否认呢？

胡先生，我疑惑的重点是，即便不从做人的起码原则上说，而单从理论上讲，一个连发明者本人都反覆不定的策略，又怎能希望它适用于大众呢？

一、你依然坚持「李鹏让步论」和「见好就收」论吗？

上一封公开信完成了总体架构的第一章(因为你在贵刊的压制，只好刊于中国之春一九九七年六月)，这个总体架构共有四章，它们是：

一、「见好怎么收」：分析「好」是什么及对好能否有共识；

二、「见坏怎么上」：分析「见坏就上」面临的问题，及你自己是否有一贯的好坏标准；

三、「见好没法收该怎么办」：分析八九学生运动组织的得失；

四、回应你的《回应》：逐条检讨我们之间可能达成的共识与存在的分歧。

第一章分析了你所用过的各种各样「好」的情况，证明它们分属于不同的层次的「好」，而你使用「见好就收」一词时所用的「好」是在「最低的好」与「最佳的好」之间随意游移，浮动不定。这种概念上的含混不清，导致了「见好就收」用词上的不确定性，不知该是「一见好就收」还是「见最佳时机才收」。由此便导致了许多逻辑上的混淆和自我矛盾。第一章还证明，你既没能真正坚持「一见好就收」，也没能解决「最佳时机在当时如何准确测定」这一基本问题。总之，你所谓的「好」，没有可测量性；你所谓的「见好就收」策略，不具可操作性。

这些分析，是在第一章中提供的大量史实基础上作出的。在分析的同时，我发现支撑你的理论的许多关键论据极不可靠。比如为了论证应当「见好就收」，你在《八九民运反思》一文中说，「绝食后当局事实上已经作出若干让步」，为此，你给出三条依据(《中国之春》一九九○年五月，页九)，结果没有一条靠得住，尤其是你所说的「五一四对话是当时公开进行的」、「五一八李鹏会见绝食同学是『公开对话』」，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对史实本身都没弄清楚就轻下断言。而李鹏是否在「平反动乱」这一点上像你所说的「确属一种退让」，又是否算是默认了北高联，在这些问题上，你也不过「想当然耳」。

第一封公开信的大致内容概括如上，至今未见你的回应。

关于「李鹏让步论」，还得补充几句。

把五一八李鹏召见学生当作「公开对话」且作了「现场直播」的，正始于你九○年的《反思》。贵文第四章第二十一节的标题就是「关于五一八对话」，你用了千馀字来阐述「李鹏让步论」，断定「李鹏等人前来与学生领袖会谈并现场直播，也等于实际上满足了『对话、现场直播』的要求。换句话，李鹏的到来，本身就意味著学生的胜利。」而学生却「在对话中坚持强硬立场」、「得寸进尺」、「年轻气盛」、「锋芒毕露」，也就是说，李鹏有所让步，而学生却寸步不让，甚至「得寸进尺」！(中国之春一九九○年五月，页二○)这些论据与论点之不实与荒谬，我已有另文详述。不过，我希望你对此有所回应；如果认为我讲的是事实，就请承认它。

如此要求，不是为了迫你认错，实在是因为你有「民运理论家」的声誉。如果民运理论家都坚持「李鹏让步论」和学生「得寸进尺」说，那么李鹏镇压学生运动不就很有道理了吗？希望你有闻过则喜的雅量，知错就改。否则，「李鹏让步论」还将谬种误传，贻害大方，以至于像陈小雅这样国内少见的公正记述和评价六四的史学学者，也会掉进「李鹏让步论」的误区。民运与众人受损，高兴的只有李鹏。事关大局，兹固请之。

二、你依然坚持戒严后应当「见坏就上」吗？

胡先生，关于「见坏就上」，你似乎有四期转变，从你的言论与行动显示出来。首先，你在八九民运期间的言行主要是鼓动广场学生坚持的，尤其是在运动后期，五二○戒严之后，你更提出「见坏就上」的理论，坚决主张并积极推动，甚至六四凌晨你也认为广场学生不撤死拼更好，这是第一期；六四屠杀之惨烈，你的态度也随之而变，不到十个月，你便刊出八万言书《八九民运反思》，偏向于指责广场学生没有「见好就收」，但这时你尚未完全放弃戒严后「见坏就上」的构想，此第二期；然而，到了九五年，当媒体猛烈批判广场学生的激进时，你又热切附和，批评文章比谁都多，一改过去坚持「见坏就上」的言行，转而批评学生在戒严后还「不撤」，甚至宣称你过去的主张「当然是『稳健节制』的」，此第三期。不过，你的转向又摇摆不定，很快，在别人指出你八九民运后期力主「见坏就上」，与今日批评「激进派」自相矛盾时，你又回到原点，说戒严后还是应当「见坏就上」，此第四期。这样四期三变，一波三折，下文将详细给出证据，说明并非凭空冤枉你；若有不实或误解，也希望你予以澄清。

时至今日，依然主张戒严后应当冲上去与中共死拼的人怕是不多了，而你自己也闪烁其辞。因此，在讨论「见坏就上」这一策略之前，必须首先弄清楚：「如今你还坚持戒严后应当『见坏就上』吗？」如果你作为策略的提出者都不再坚持，我们继续讨论的意义就不大了。由于你上述所提到的摇摆现象，我们只能具体先看一看你的这三次转变，然后才能审视你目前的真实意图。

三、一九八九年：你坚持「见坏就上」

胡先生，八九民运期间，你主要坚持「见坏就上」，这是一个磨灭不掉的事实。这至少有六点依据来证实。

首先，即便是戒严之前，你也并非主张「见好就收」，而是希望广场学生继续「上」的，这可从你的文章《中国：面临著改革》中看出。该文写于已经绝食了「四天四夜」的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照你后来的说法，当时已与阎明复等「公开对话」了，阎明复还到广场保证不「秋后算帐」，但你呼吁了广场学生「见好就收」吗？完全没有。恰恰相反，你在这时写道，「难道我们可以责怪学生们太不知道『适可而止』吗？不。学生们采用的手段实在是太和平了(不要忘记，五四时的学生还曾放火烧了赵家楼)，他们提出的要求实在是太起码了。」通篇文章，你高度赞扬学生的「勇敢精神」，称「他们是长大的而不是吓大的。他们有著我们这个过于古老、过于灾难深重的民族所最需要的东西□□勇气。自由的秘诀只在于勇敢。」对于「过去，常常有人批评说，民间的民主运动给改革派『帮倒忙』」的论调你也予以回应，与你后来的说法也正相反。你当时还对形势作了非常乐观的估计，认为「面对著方兴未艾的民主浪潮，中共当局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血腥镇压」，「事实上，到目前为止，事态的变化也使人们对这种非暴力式的民主演变前景抱有更乐观的希望。决定性的步骤也许就取决于这几天的事态之中。」「几天之内，必有分晓。」因此，你在最后一段只有两句话，呼应题目，再加一句强有力的祈使句：「中国：面临著改革。让我们全力以赴。」全力以赴「收」吗？不，当然是要全力以赴地「上」！这是五月十六日，正属你后来批评广场学生「激进」而错过了「见好就收」的「最佳时机」！这篇文章直到六四后你都让它刊登在《中国之春》一九八九年七月号上，说明到这时你都尚未察觉，鼓动广场学生「上」是否也有「激进」的问题。直到九三年一月，该文还被收入《中国之春文选》(页四七二□□四七五)。

第二，戒严后你明确提出「见坏就上」。在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或二十三？)日《世界日报》上，有你「见坏就上，见好就收」一文。你自己说，你在文中写道，「中共温和派已经失势，戒严令已经颁布，大规模的残酷镇压势在必行(我当时就相信所谓戒严令一定会采取极为残酷的方式实行，绝不仅仅是『清场』、『恢复秩序』而已)。……到了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了退路。在高压面前的撤退，只能是失败，是前功尽弃，是血流成河。」这是你在《八九民运反思》一文中「关于『见坏就上』」一节中的记述(中国之春一九九零年五月，页一五)。

其三，你甚至认为六四屠杀时也应当「见坏就上」。你说六四凌晨「如果有相当数量的人冒死坚守，或许真有可能死里求生，转败为胜」；为此，你解释道，「在非暴力斗争中，如同在暴力斗争中一样，当情况紧急，迫不得已，牺牲是难免的，也是必要的。非如此则不能胜利，而且到头来仍免不了牺牲，只是徒然地使牺牲失去了它的最可贵的价值。我当然不是说血肉之躯可以抵挡得过坦克机枪。但是，倘若屠杀(所谓「清场」)一直拖到天亮仍迟迟不能成功，政局确有可能出现剧变。」然后，你又用了七百字来论证当时中共内部可能分裂，因此最后的坚持有可能胜利。接下来你还用了整整一节，一千馀字，来论证戒严后不应当「打不赢就跑」，要人们「理解民运在高压面前流血牺牲的伟大意义」。(同上，页一五□□一七)

其四，你自己也承认，「八九民运兴起时，我也祗是忙于呐喊助威、广造声势」，戒严后「才匆匆写下『见坏就上，见好就收□□对当前民运策略的紧急建议』」(同上，页一四)。总之，按你自己的叙述，你在八九民运中公开的表现都是支持学生坚守广场的，你所提出的策略，重点也是见戒严之「坏」要求学生赶快「上」的。

其五，这一点也可从《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十年简史》中得到印证。该文载于民联机关刊物上(中国之春一九九三年二月□□五月；北京之春一九九三年六月□□一九九四年六月)因此可视为民联的正式记录。八九民运期间，你任民联主席，但民联的这一记录中满篇游行支持、声援、募捐……，没有一条是呼吁广场学生撤退的；你事后认为「见好就收」最佳时机的五月十八日，按记录，你所主导的「纽约的民运组织」却在忙于拜会侨领，「希望结合侨胞的力量，以募捐的实际行动支援正在如火如荼迅速开展的大陆民主运动」；接下来还是各种游行、声援，五月二十六日广场指挥部呼吁外界的支持游行「包围天安门广场民主阵地」，民联还以首先响应为荣。直到六四屠杀，只见民联支持学生，未见呼吁撤退，胡先生，作为民联主席，你的「稳健节制」在哪里？

最后，第六，杨巍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其中曲折，以下分两节详述之。

四、杨巍的回忆说明你坚持「见坏就上」

胡先生，戒严后你同杨巍的几次通话，他有一篇回忆文章记述了其大致内容，兹引如下：

五二二晚：在上海的杨巍「力主民联出面呼吁北京学生与政府谈判，在一定条件下撤回校园，以避免大规模流血。胡平问：『你认为军队真会开枪吗？』我说：『戒严令允许军队采取一切手段，当然是包括了杀人手段，……一旦流血就是大流血，可能会死十几万人，而大流血后必是很大的倒春寒，绝对不利于民运。』胡平不置可否，但亦不愿和我争论，我一厢情愿地想胡平大概还是同意我的。」(中国之春一九九三年六、七月号，页五六)

五二三晚：杨巍「向胡平报告说，『上海学生领袖已接受我的谈判建议，业已派人进京。希望总部能速速呼吁北京同学与政府谈判。』胡平未表示意见，只是让我把『谈判建议』的四个条件以记录速度重复说一遍。我当时认为这次民联将以此为基础，作谈判呼吁了，心里很高兴。」(同上一九九三年八月，页九一)

五二五夜：杨巍问，「『我好像没有得到什么支持(指民联始终未发谈判呼吁)，是不是你们不同意我的想法？』胡平不作正面回答，只是说：『我认为应该见好就收，见坏就上！』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句后来变得很著名的话，听这意思，他是说现在是应该『见坏就上』，我便著急地说：『只怕是越上越坏啊！』到这时，我算是证实了我一直在怀疑的事：胡平等人根本不同意发谈判呼吁……。我努力沉住气问胡平，他对形势怎么看，胡平说有可能形势会好转，邓小平将抛出李鹏，让李鹏下台，以平息局势，我们有可能争取这一前途。我说：『李鹏不可能下台，……』。我再次强调了流血的危险的严重性，希望胡平等能再好好考虑一下，一小时后再回电。」(一九九三年九月，页八八□□八九)

同夜，「一个多小时后胡平回电……我没法跟胡平解释那么多，就是解释我也没信心说服他，他还是那不置可否的样子，但显然他的决心是无法改变的。……绝望之中，我只好悲怆地说：『胡平，流血的危险依然严重存在，流血之后将是倒春寒。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盟员，我能说的都已经说了。如果你们认为我的意见还有一点可取之处的话，请你们打电话给我，否则我也不想再打电话了。』没有什么反应，我只好放下电话，对著窗外仰天长叹。在我看来，这场运动已经输定了。」(同上)

胡先生，从你和杨巍的这几次通话内容可以进一步判定，你在戒严后确实是力主「见坏就上」的。此前，五一九晚你似乎同意杨巍的建议，与你当时一贯主张「上」的做法相左，也是我见到的唯一一例。上面已经引证，你在五一六晚还希望广场学生继续「上」，因此，需要向你求证，你是否曾转变为主「撤」？始于何时？五一九晚九点，你是否已经知道中共要戒严？因为这一「机密」在那天下午二点就已经传到广场上了，而你后来也一直说是在五一九宣布的戒严(中国之春一九九○年五月，页一五；北春一九九六年八月，页四七)因而你也一直将五一九排除在「见好就收」的「最佳时机」之外。

五、杨巍的慨叹说明你坚持「见坏就上」

将杨巍寄给我的原文与《中国之春》上的刊文对照，可以看出有删节。杨巍原文题为「命中注定？」，刊载时这一悲情题目被改作「上海八九民运回忆」。该文共四次连载，九三年六月至九月刊登了前三篇，最后一次在九四年? 辉驴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返回顶端

显示文章:

海纳百川首页 -> 罕见奇谈

所有的时间均为北京时间

您不能在本论坛发表新主题
您不能在本论坛回复主题
您不能在本论坛编辑自己的文章
您不能在本论坛删除自己的文章
您不能在本论坛发表投票
您不能在这个论坛添加附件
您不能在这个论坛下载文件

[ Page generation time: 0.052822 seconds ] :: [ 21 queries excuted ] :: [ GZIP compression enabl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