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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杨澜周励相似知多少？——追踪“杨澜传奇”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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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杨澜周励相似知多少？——追踪“杨澜传奇”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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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杨澜周励相似知多少？——追踪“杨澜传奇”之七 (508 reads)      时间: 2002-1-24 周四, 上午1:28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杨澜周励相似知多少？——追踪“杨澜传奇”之七



曹长青





【多维新闻社23日电】曹长青专稿/我在“杨澜的英语能上电视吗”一文中谈到成年人学外语在口语上很难达到母语使用者的水准。后来有专门研究语言的英语教授纪杨楠根据学术研究资料、从语法和词汇量等角度更专业地撰文表明，青春期以后学外语（包括自幼学，但不生活在那个语言的社会环境中）不仅语法错误难以避免，言不达意的词汇局限也是常见的。但是，超人的语言天才还是有的，不信看下面的例子。



在《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中，周励写道：“我知道自己的打扮得体，轻粉淡妆，头发长而不散，提著公文包，一眼会给人一种舒适、信任的感觉，而我的英文又使人认为我是在美国多年的女商人，不会使人认为我才来美国两年！”“阿道尔先生……突然问：‘你是在美国长大的嘛？’我说‘不，我来美国三年。’……‘你是我所接触到的第一个中国女子……你很聪明。’”



在《凭海临风》中，杨澜写道：“他（吴征）学金融出身，却有特别的语言天赋。幼年时即随曾经是著名外交官的祖父学习法语。我曾背著他问一位法国友人：‘Bruno的法语究竟如何？’法国人回答说：‘如果闭著眼睛，我绝对相信他是正宗的巴黎人。’他的英语也非常道地，使我那从不轻易夸人的研究语言学的父亲不住地点头称赞。”



周励来美国之前“曾经抽空去过人民公园的英语角，在那里我发现，我在医学院学了五年的英语，几乎已是一片空白。英语角的青年们谈的政治、国际时势、电影艺术等，我几乎一句都听不懂。”然后，在35岁的时候，周励来美国了。在做褓姆、打餐馆、“做千万美元生意”的空余学英语，两、三年之后就被美国人问是否是在美国长大的了。



虽然善于夸赞的西方人经常会说：“你英语（或其他外语）说的非常好”或开玩笑“你说的比我还好”之类，但他们却不会认真地问你是否是母语使用者，因为成年以后的学外语者，不出三分钟，起码会在口音、语法或词汇使用这三方面中的一点露馅。而周励居然能在和美国富商从中国历史、中国瓷器聊到美国总统选举，聊了整个午餐之后被这个美国人认真地问是否是美国长大的，说明她在这三方面都没出破绽，能不是“语言天才”吗？



吴征当然条件好，虽然是在中国长大，但自幼就跟祖父学了法语，后来又在复旦法语专业念了一年，然后去法国念了几个月语言学校，接著来美国呆了八、九年；他英语可以做杨澜的老师，经商“在美国已打下一片天下”，法语不仅一点儿也没忘，更进而能说“正宗巴黎人”的法语了。能不是“语言天才”吗？



知识性错误还是夸大性误导？



就像关于杨澜的报道说，杨澜的电视片合作者“曾数次获得普利策奖”一样，周励的商业伙伴则是“年度风云人物”。在《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中周励写道：“一进公司，只见大厅内灯火辉煌，却不见一人，大理石的墙上，挂著一幅巨幅照片，那是《News week》新闻周刊的封面，封面上是一个美国商人的正面像，一行红字写著The man of year（年度人物）。”



就像普利策奖不发给电视制片人一样，评选“年度风云人物”（Man of The Year；Person of The Year）的也不是《新闻周刊》，而是《时代》周刊；而且在这个入选名单中，也没有过一个被周励称为阿道尔的美国商人（周励写的是纪实，不是小说）。



当然，无论在写书或写文章中，谁都有可能出事实或知识性的错误。比方说，在我自己12月底写的一篇题为“再见，朱利安尼”的文章中，最后提到“他将被英国女皇授予‘爵士’头衔。他不再是朱利安尼市长，大概会被称为‘朱利安尼爵士’。”一位曾在英国居住过的读者来信指出，被封爵士头衔后，按英国规矩应把他的名字和头衔放在一起称呼，而不是姓；也就是说，朱利安尼应被称为“鲁迪（他的名字的昵称）爵士”而不是‘朱利安尼爵士’。这就是一个知识性的错误，我感谢那位读者给我这个知识，也借这个不太相关的机会纠正那个错误。



但是，关于杨澜的报道和周励的描写仅仅是知识性错误吗？



杨澜和周励真是富翁吗？



周励在《曼》书中说自己从40美元出国到四年内做千万美元的生意，但据知识出版社的《成功不在曼哈顿》，在做“千万美元”生意的时候，周励一家三口住的两房一厅不仅兼做公司办公室，还出租一间给房客住。



当然，很多大亨的节俭也是令普通人目瞪口呆的。杨澜的传奇中也有和周励颇为类似的例子。比如在《凭海临风》序言中吴征写道：“在认识我之前，杨澜已有过多次拍广告的邀请，开价竟高达百万港币，她却拒绝了。认识我以后，又有一次有人慷慨地提出愿意支付相当可观的广告酬金，她又拒绝了。”



据杨澜自己的文字，她1994年刚来美国在纽约大学读书时花275美元和别人合住一间房子。当然，那是别人帮忙找的住处。但到了1995年，她已经认识了吴征，在夏威夷看50美元一场的演唱会，她还因为票价太贵，咬咬牙才买了下来。一个对50美元票价都嫌贵、学费靠泰国商人资助的留学生竟会拒绝“开价竟高达百万港币”的拍广告邀请，这大概也是只有传奇人物才可能做出的壮举。开这么高价的公司不会太多，杨澜一定会记得是哪一家吧？既然是在认识吴征以前，那一定是杨澜告诉吴征的，所以最好她能列出那个开百万港元高价的公司名字，让大家相信杨澜还是说真话的。后来那一次慷慨出“可观的广告酬金”的公司吴征杨澜也一定会记得吧，因为吴征说就一次嘛。



用吴征的话来说，杨澜不仅“连飞来的横财都不要”“她连现成的绿卡也不拿。”这的确也是和放弃百万港元差不多的壮举，相信这两个“壮举”多数留学生都做不到，所以只能做凡夫俗子。



有网友指责吴征作为美国公民却声称“代表全体亚洲人”，而杨澜则拿著美国护照做中国的“申奥大使”。但既然吴征说杨澜“连现成的绿卡也不拿”，说明她不仅不是美国公民，连美国绿卡都没要。那么杨澜的“申奥大使”真当之无愧了？



两条没眼的龙



杨澜和周励的书都把美国作为重要卖点，但两本书关于美国的描写却都是最可怜的一部份。周励书中主要描写的是她的童年少年、北大荒的下乡经历、蓝眼睛的男孩，然后是来美国以后去欧洲旅行的经历；杨澜书中主要描写的是她的童年少年、正大综艺的经历、黑眼睛的男孩，然后也是来美国以后去欧洲旅行的经历。她们俩画的龙，身子的每一段（除了顺序）都雷同（只是杨澜文笔和内容都是周励的学生），而美国则是这两条龙的眼睛，可惜点的不是龙眼。



去欧洲旅游、周游世界，无疑是不能自由出国的中国人的梦想之一，所以周励的“可以无忧无虑地去欧洲度假……在瑞士，在托尔斯泰写了《琉森》的湖畔大饭店里，还打电话给纽约第五大道的总裁们，指挥调度著我和我先生麦克度假期间仍源源不断地从太平洋远航而来的集装箱……每当我去欧洲或南美度假旅游，或者是当我回到自己的故乡，穿梭与神州大地之时，我的纽约曼哈顿客户的电话便会像接上热线似的通到各个国家、各个城市、各个大宾馆我的床头……”杨澜的“让我愉快轻松得几乎懒散”的希腊爱琴海、桑托林岛、“海边风景独好”的雅典、“热带风情”的夏威夷等四个整章的情节，自然最能引起国人羡慕，于是更增加了传奇故事中的“可望不可及”色彩。



这种令人心旷神怡欧洲之旅、美国优厚的高薪待遇、什么眼睛的男孩，再加上周励的“曼哈顿中央公园边上拥有自己的寓所”，吴征的“我们先处理掉了在加州的海边别墅，后又卖了佛罗里达的房子”，这一切构成了一幅完整的“现代版的成功神话”。



以前我一直有个印象，男人们喜欢自吹自擂，以显得我们重要。这次从杨澜和周励的书中我才发现，有些女性在这方面的才能不仅高于男性，而且更具“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作用。周励的部份已是旧闻，我一直没法理解为什么国内读者能风靡她那种近乎病态的自恋自夸，洪水般汹涌的虚荣心和见缝插针地对别人从生理到能力的贬损。当然，杨澜还是比周励含蓄不少的：



和吴征“是当年唯一的保送生……列文科第一”“博士论文得了奖”一样，杨澜也是一直很优秀：“中学时代……学习成绩又总是班上第一二名”“初中毕业时，我在年级里排到前几名，免试升入高中。进入高中，又成为学习尖子。在全区统一的高考模拟考试中，我的总分名列全区第一名……正式高考时，我的总分在全北京市排入了前二十名，其中语文成绩几乎是满分。”



大学时，“我二十一岁……每门功课都还学得不错，一直排在年级的前几名，特别是口语，几年中保持全优。大概有一定组织能力，人缘也不错……得过最佳女主角的称号……不少制片人和导演说：‘很难找到第二个杨澜。’”



美国留学时，“我在全年级的成绩排到前百分之五，最高的成绩是四分，我平均成绩是三点八。”



工作时，“《杨澜工作室》连续制作出一系列高质量、高品味、高水准的人物专访纪录片，深受国内及海外华人的关注和欢迎。”“《杨澜视线》……赢得好几个第一：内地记者中，她第一个进入美国凤凰屋戒毒所深入采访，第一个亲身采访资深外交家、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北京青年报》（2001年9月10日）



另外，杨澜从“从千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成为正大综艺节目主持人的说法也遍撒在杨澜简历、书和报道中。但据《凭海临风》里的描写，和杨澜一起应试的约有五十多人。就算还有十波其他应试者（已经很夸张了），也不过五百多人。当然，“从千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的说法也很难否认，反正国内的信息我们海外的人也没法去查。



再有，1996年的时候，杨澜是凭什么资历被选入《大英百科全书世界名人录》的呢？据杨澜自己的书，“英国剑桥名人录编辑部给我的父亲寄了表格，请他填写，作了三十五年教书匠的父亲却没有在上面落字。”一对父女同时被英国的名人录青睐，这在中国大概也是极少见的。



关于“杨澜成为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最年轻的校董”一说，已经被哥大学生学者联谊会在给杨澜的公开信中否定。由于有网友贴出文章说杨澜吴征可能给哥大捐了大约150万美元等，所以我在这里补充一点内容。



经过跟哥大国际关系学院校友办公室（Office of Alumni Relations）的里德尔小姐（Nancy Riedl）和戴尔先生（Rodrick Dial）查核，杨澜的确只是院长顾问团的成员。任何哥大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的学生只要关注该学院的事务，或在工作中做出一定成绩，就可以在院长的建议下成为这个顾问团的成员；是否向学院提供经济资助并不是成为顾问团成员的条件，但多数情况下，这些成员都或多或少地对该学院有捐款。这只是一个荣誉职位，他们只是向院长提出一些有关教学或活动项目的建议。这个顾问团成员和哥伦比亚大学的董事会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据戴尔先生介绍，杨澜对哥大国际关系学院工作的参与的确超过一般毕业生。去年院长安德森（Lisa Anderson）访问中国、学生事务教务长路易斯（Robin Lewis）访问香港的时候，都得到杨澜的多方关照，他们由杨澜陪同见到许多中国的各界人士，所以非常感激。杨澜（和“吴征博士”）的照片也几度登上学院的杂志（SIPA News），成为在该杂志曝光率最高的毕业生。



至于杨澜吴征给哥大关系学院的捐款则完全不是150万美元。虽然哥大由于受税务局要求的限制，不能给出杨澜吴征捐款的具体数额，但戴尔先生清楚地表示，杨澜吴征只赞助了一个学生。国际关系学院的学费一年约两万多美元，生活费低于学费。课程是两年，但第一年一般不给资助，多数学生靠贷款。从这个数字中读者应该可以基本推断出杨澜给哥大捐款的数额。



虽然杨澜并没有直接说过她是“哥伦比亚大学校董”，倒说过她是个顾问团成员，但她同时一点也没有否定“杨澜成为她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校董”和随后一系列“哥大校董”的说法。这个句子的奥秘可能不在“校董”而在“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因为“顾问团成员”根本不是个正式的头衔或职位，没有人正经八百地冠上什么“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这种定语。只有真正得到一个重要职位或取得重大成就才可能被人加这类定语，所以“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校董”必是真正的校董位置无疑。而“有史以来最年轻”只有杨澜本人知道，总不能又是中国记者们编造吧。别说哥大不可能去记录历史上拥有过这个非正式职位的人都几岁，即使真有人知道杨澜是最年轻的，他们又是在什么机会告诉中国媒体的呢？



吴征杨澜做点什么事都设法加上“第一”、“开先河”、“最年轻”之类拔高事情重要性的形容词。把这些东西都撒进简历或报导中，这人物一下子就非常了不起了。且不说目前为止他们这些“第一”之类不是假的，就是虚的，即使都是真的，照他们这种做法，恐怕每个留学生都能列出几个第一、开先河、最年轻、或最怎么之类。如此下去中国人注定可以赢得牛皮吹破天的世界金牌。



作为传奇故事中的女超人，杨澜和周励在个人生活的重大事件上也颇有相似之处：杨澜和周励都在来美国一年多之后解除了国内的婚姻而改嫁他人。周励1985年夏来美，1986年底和麦克．伏赫勒结婚；杨澜1994年初来美，1995年10月和吴征结婚。在这里我丝毫无意评论人家的私生活（更何况她们俩的第二次婚姻都很幸福），只是列出她们相似的一个事实。应该说多数成功者都有比较美满的婚姻，因此全世界任何地方的媒体也都最喜欢凸显这个事实，所以这里列出来应该不为过。



如果更耐心一点儿的话，关于杨澜和周励的相似之处还能找到不少，但我的耐心已经到了尽头，这篇文章的长度也超过了读者的耐心，所以再列最后一个相似之处：



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1992年8月在国内出版后引起轰动。一个月以后在纽约熟悉周励的华人们联合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指责周励伪造在美经历、无端贬损他人。随后几个月内，国内十几家报纸转载了纽约记者会上的内容。当时在上海的周励也开了记者会，发表了题为：“我控诉”的书面发言。在这篇散文诗式的“控诉”中，没有回答华人们指责的问题，用的是这类语言：



“把金色的池堂搞混，只需倒一杯污泥即可。然而，水在流动，污泥总会被冲走……”“曾经沧海难为水。坎坷、挫折、磨难，一切都经历过了。这点小小的风波，根本算不了什么。”“太阳依然在照耀，鲜花仍然开遍大地，不管有多少丑恶的东西存在，生活仍然是美好的。”



杨澜吴征的不逊色大家已经熟悉，我感到惊奇的是他们所用语言的相似：“你奔著目标往前走，突然有人从街道旁边一个黑咕隆咚的门里泼出一盆赃水，泼到你身上了，而且这个人还不敢露面。”“自古以来，邪终不压正”“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期望与你们携手共创和谐、美好之未来。”



当纽约的华人继续追究周励书中的不实之词时，周励通过纽约的一家美国律师事务所给几个主要指责她的人分别发了“警告信”，信中句子包括：“你恶意地散布关于麦克．伏赫勒博士的谣言……你恶意地散布流言蜚语中伤周励……你不断地制造恶意污蔑诽谤言论……如果你不立即终止你的全部的诽谤中伤活动，我将代表他们对你进行民事起诉和惩罚性质起诉。”



但是，近十年过去了，周励到现在还没有起诉呢。



杨澜吴征也同样通过纽约律师发了同样内容的信：“你们……制造诽谤吴博士和澜女士的言词……要求你们立即停止那种不正当的、可能被起诉的行为……你们要为所有其他共谋者的不正当行为负法律责任……不放弃任何用法律或者其他手段追究的权利，其中包括要求赔偿因（你们）过去和将来的不当行为而造成的金钱损失。”



十多天过去了，杨澜吴征也还没有起诉呢。写的人还在写，写的人越来越多。



周励在造声势要起诉的同时，又“作为一个深深热爱自己的祖国和祖国人民的海外游子”揭发指责她的人“到美国后就参加了某个政治组织……在纽约唐人街‘中华民国’小报上……捏造事实”（周励的“我控诉”）；还有“同由台湾国民党支持的刊物《中国之春》勾结……以攻击中国大陆为残延苟喘（这是什么句子？）……居然为《中国之春》写文章，搞翻译，从中拿到几个可怜的‘卖良心’钱。”（引自周励给政府有关人士信）



事实上，在谴责周励撒谎的人中，除了周励书中涉及的商人之外，还有和中国官方关系不错的作家、记者、编辑。有一位周励的朋友因会英语，曾被《中国之春》的一个编辑邀请帮助翻译点东西，但还没有做过。目前那位编辑和这位被邀请的人都在中国大陆做生意。



也有人指出：“六四期间，有多少人在烛光晚会中见到周励头绑白带，上书‘打倒中共，还我中华’……现在摇身一变，又祭起爱国主义的招牌……”（《美东时报》1993年4月17日）



杨澜的“海外反动人士”说法和吴征当年在密苏里给美国执法机构写信指控起诉他的留学生们是受共产党毒害的做法读者们也熟悉了。政治真是一张很好玩的牌。



他们的做法是不是雷同到近乎复制品的程度了？共产党也真是没有白培养周励、杨澜和吴征。在犯了众怒，成为孤家寡人的时候，他们都马上想到了谴责“反动人士”以谋求“组织上”的政治帮助。但即使在近十年前“党和政府”都没能帮上周励的忙，今天能帮上吴征和杨澜的忙吗？



关于所谓“杨澜传奇”准备就此告一段落，因为“传奇”的神秘和美丽早已被杨澜自己的行为、语言和文字涂抹得丑陋不堪，无论再用彩笔或墨笔，谁都很难改变杨澜自己的手笔。



1月21日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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