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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世纪之交（16）徒有其表的理想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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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写在世纪之交（16）徒有其表的理想主义 (522 reads) 时间: 2002-1-23 周三, 上午7:48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写在世纪之交

──个人经验与思考的陈述

胡平

（９１）“为革命学习”和反对“成名成家”

问：那时侯，党不是也号召大家要“为革命学习”么？

答：是的。那时侯，“为革命”的口号叫得很响。“为革命打球”、“为革命种田”、“为

革命学习”。强调为革命就是反对为个人，反对成名成家。你知道，共产党从来没有公开号

召我们向大科学家学习，不过在以前它也很少公开反对我们把这些伟大的科学家当作榜样。

正所谓“桃李无言，下自成蹊。”是这些伟人的业绩本身，激起了许许多多年青学子的追求

知识、立志攀登科学高峰的壮志雄心。然而到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成名成家的理想被认

为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一再受到批判。在谈到自己的志愿时，如果你说你立志做普通

一兵，立志当工人，特别是下决心当农民，你一定会受到称赞。如果你说想当科学家，麻烦

就来了。领导和老师虽然不致于马上批评你──也许，他们在心底里倒有几分欣赏，但他们

一定会反复地告诫你，要你端正学习目的，要你和资产阶级成名成家思想划清界限。这就让

你感到很委屈，似乎想当科学家就比想当工人、当农民在政治上更不纯正，起码是更有“个

人主义”的嫌疑。

记得在高三那年，一次，我从《中国青年报》上读到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批判了该报不久前

发表了另一篇题为“让青春发出闪光”的文章，指责那篇文章宣扬“资产阶级成名成家”思

想。我赶快找那篇文章来读。文章很短，作者列举了一系列古今中外的大学者在青年时代就

做出伟大发现和发明的事例，鼓励今天的年青人发愤图强，让青春发出耀眼的光芒。看到这

样的文章挨批判，我心里很有些不舒服。

问：那么，官方是否树立过什么“为革命学习”的正面榜样呢？

答：有，但很少。当时官方大力宣传的榜样是雷锋、王杰一类的共产主义战士，是廖初江、

黄祖示一类“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还有就是邢燕子、董加耕一类立志务农的知识青

年。这后一类榜样和我们的情况更贴近。据说，邢燕子、董加耕在校时都是好学生，学习成

绩相当出色，但是他们甘愿放弃上大学深造的机会，下决心回乡当农民，立志把自己的知识

献给社会主义新农村。这给人一种暗示，好像是想上大学就已经不算“最革命”的了，更不

用说是想在书斋里、实验室里当什么科学家了。官方也树立过一些“为革命学习”的学生榜

样。成都市教育局发下的一份宣传材料，一位名叫申在望的四中学生讲述他如何为革命而发

奋学习的事迹。从这篇文章来看，申在望的学习的确很好，但也未见得特别优秀。他之所以

被称为榜样，在更大的程度上是他的学习目的、学习动力被认为是十分纯正。文章一再强调

的是申在望如何牢记革命先辈的谆谆教导，为了继承革命先辈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努

力学习。文章中透露出申在望是出身于“革命家庭”──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中共政治局委

员、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的儿子。显然，这类榜样和我辈是不大相干的。

问：看来，学习好必须出身好才有意义。

答：也不尽然。像我校那位在全市物理竞赛中获奖的同学，家庭出身工人，在政治上不够积

极。学校一度把他作为榜样──也仅仅是作为学习好的榜样而不是“三好”的榜样，后来就

有不少非议，说他只专不红。

说来真是意味深长。当学生的总是都希望自己学习好。我还没见过有谁故意追求学习坏的。

就连“白卷状元”张铁生也是在绞尽脑汁而又解答不出的情况下才赌气交的白卷。

但是在当时学习好本身又是一件惹麻烦的事。除非你在政治上被认为是可靠的、是红的，否

则，学习好反倒可能成为受攻击的把柄。

（９２）“你不就是成绩好一点吗？”

问：当时，其他人是否也都意识到价值标准的改变呢？

答：当然，只有在大家都普遍意识到价值标准的改变并且最终受到了这种改变时，这种价值

标准才真正被改变了。

这种改变自然需要经历一个复杂的过程。因为它分明是共产党凭借权力强加给我们的。但是

，正因为共产党能够用权力把它的价值兑现为全社会的事实，那就极其有力地推动了人们价

值标准的改变。

问：难道价值不是超越事实的吗？为什么它又会如此轻易地屈从于事实呢？

答：一方面，人们都或自觉或不自觉地知道价值是超越事实的；另一方面，人们又不可避免

地希望价值能兑现为事实，于是他们也就常常力图用事实去验证价值。因此，当体现了某种

价值的事实以似乎不可阻挡的力量出现在我们面前时，一般人就会怀疑自己原来的那套价值

是不是错了。

问：你是说在当时，一般人不仅仅是习惯了价值标准的改变，而且相当程度上也接受了、认

可了这种改变？

答：对。我从自己的处境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别人对我的评价的变化，很明显地感到了这

一点。起初，我没有首批入团、没有评上“三好”，许多人都替我不平，他们也并不因为这

些挫折而改变对我的高度评价。可是到后来，班上入团的同学越来越多，我却一直被关在门

外。校学生会的官自然是丢掉了，连班委会改选都没有我的份。初中毕业前夕，人人都相信

我能考上重点高中；高中毕业前夕，人人都不相信我能考上重点大学，能考进普通大学也是

万幸。而在这种情况下，我听到的同情、愤慨之声反而更少了。

有一件小故事。高二那年，一位原先大概还有点佩服我的同学对我讲：“你不就是成绩好一

点吗？”很难想象，在田径场上会有一个运动员对另一个运动员说：“你不就是跑得快一点

吗。”这意味着他完全承认我在学习上的优越，但是在他看来那算不了多大一回事。

（９３）沉闷、困惑、压抑

问：你自己是如何看待这种变化的呢？

答：我先是感到沉闷，继而感到困惑，后来则越来越感到压抑。

校园里的学习风气日见稀薄，我努力说服自己，学习好是为了掌握真才实学，不是为了争第

一出风头。可是，缺少了竞争，缺少了鼓励，难免也就削弱了学习的动力。于是，我不断地

用“为革命学习”这样的大目标来激励自己。本来，我是嫌自己还不够刻苦。和初中时不同

。初中时，我唯恐自己不够聪明；现在我是唯恐自己不够勤奋。然而在别人看来，我的毛病

不在于学习不够刻苦，而在于我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想“成名成家”。这就使我觉得

很委屈。报上批判“知识就是力量”一类口号。我开始觉得很难接受。因为那一度是我的座

右铭。不过依我当时的幼稚，我还不可能否定这种批判，因此我只能以自己的方式努力去理

解这种批判。我逐渐承认世上确乎有一种属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成名成家的错误思想。只

是我始终认为我自己的思想基本上──我只能说是基本上，不能说完全、全部──并不归于

此类。记得有一次作文，我检查到在我的科学家理想中含有“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老师

把我叫去，严肃地指出那不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那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这

一字之差，无疑是把问题提到了一个更重要得多的层次上。我和老师争辩。我没有被说服。

虽然我删掉了那个“小”字。我还不至于否定自己，但显然是陷入了自我怀疑。直到毕业，

我仍然坚持着科学家的理想。但是在我的心中，这个理想也已经不象以前那样崇高伟大、光

彩夺目了。毕竟，我们受到一种理想目标的强烈吸引，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对那个目标本身的

认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那个目标得到了众多的人们的赞许。在年青人的事业心中，总是集

聚了强烈的荣誉感；而在这种荣誉感中，不可避免地又包含了相当多的虚荣心。过去，你聪

明，学习好，立志当科学家，周围的人都羡慕你、夸奖你、鼓励你。于是，你感到很充实，

很自信，做起事来格外带劲。如今，这些羡慕、夸奖和鼓励越来越少，有人甚至还向你投来

可疑的目光。不错，理想目标还摆在那里，这是任何外力也夺不走的；可是，理想目标四周

的光环消失了。你纵然不肯放弃它，但是你不能不感到惆怅和苦闷。

（９４）徒有其表的理想主义

问：这一代人不是在理想主义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吗？为什么你不能勇敢地坚持你的理想，难

道仅仅是因为缺少了鲜花和掌声？

答：我们所受到的理想主义教育是一种徒有其表的理想主义。共产党把它的理想冒充为全人

类唯一的理想，并且用政权的力量使它的观念占据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那就造成了这样

一种局面：如果你知道你的理想符合党的要求，你就会感到自己充满了力量。你就不会因为

别人的冷漠和讥讽而动摇。相反，你还会由此而生起一种英雄般的豪情，雷锋不是说过他甘

当革命的“傻子”吗？当时，该有许许多多的人，也许从来不曾得到过社会的褒奖，有些还

颇遭打击，但仍然状态不衰。只因为他们深信自己与主（党）同在。不过，对于那些意识到

自己的理想与党的要求不尽一致的人来说，情况就全然不同了。由于他们无法从任何地方获

得支持其理想的精神资源，他们是真正孤立无援的。一个人，除非他能独立地成为人类伟大

价值的发现者，或者是幸运地成为这种价值的继承者；否则，他很难在高度一元化社会的巨

大压力下依旧坚持自己的不同理想而毫不动摇。

（９５）出身歧视的两个阶段

问：你的受压抑感，想来也和你在政治上受歧视有很大的关系。

答：是的。从六三年起，学校里越来越强调阶级路线，这在同学之间造成了严重的分化和矛

盾。

阶级路线的贯彻，大致也可分为两个阶段。最初，歧视的对象多少还局限在少数所谓反动家

庭的子女。许多资本家在经历了五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后，一般都把自己的成份写作“工

商业者”，其子女不一定都受到很强烈的歧视。不少右派分子，被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

，尤其是那些社会地位较高的，其子女所受歧视也并不那么突出。至于一般中间阶层的子女

、包括知识分子的子女，基本上都感受不到政治歧视。在这段时期，红五类子女似乎也还没

有什么特别的优待。

关于干部子女，有必要略加说明。照共产党的规矩，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被称为干部，

小学老师叫干部，技术员、工程师也叫干部。但他们的子女当然不属于干部子女之列。干部

子女也不仅仅是指高干子女。干部子女中的“干部”一词，确切地说是指担任某种领导职务

的干部，也就是俗话说的当官的，说到干部子女的特权问题，我想这“特权”二字也有欠准

确。因为在标榜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那里，你很难在正式的法律或政策中找到什么要对干部

子女实行某种优待的明文规定。它无证可查，但实际上无处不在。

在第一阶段，歧视的对象大体上只限于反动家庭子女。其理由是这些家庭的子女受了反动家

庭的影响，需要从思想上和家庭划清界限。其余的家庭既然通通属于“人民”的范畴，所以

对他们的子女也就没有再作出明显的厚此薄彼的区分。

六四年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共产党格外强调学生的政治觉悟，阶级感情则被认为是政治觉

悟的基础。按照这套逻辑，工农子女、干部子女被视为当然地认定是阶级感情更深厚，因而

在政治上便顺理成章地具有了优越性。这样一来，中间阶层的子女就不可避免地沦为二等公

民。从表面上看，中间阶层子女并没有受歧视。但是既然是有人在受优待，那实际上就等于

他们在受歧视。歧视固然是歧视，不优待本身则是另一种歧视。在第一阶段，同学们被分为

两类；在第二阶段，同学们被分为三类。

到了第二阶段，歧视的内容也有了扩展。原先的歧视还只限于入团升学等问题。我们依然可

以当选干部、评上优秀。后来的歧视则几乎涵盖了生活的一切方面。大概只有唱歌跳舞、下

棋打球是例外。怪不得遇罗克在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而均遭碰壁后会对朋友们感慨地说：“

咱们还是去搞像棋。也许下棋是唯一不看家庭出身的职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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