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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二等公民（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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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国二等公民（41-45） (647 reads) 时间: 2002-1-23 周三, 上午12:13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中国二等公民（41-45）

白沙洲

苦涩的「爱」

1996年，一场洪水将湖北监利县位于长江边上的农民家产冲得一乾二净。沿江的长江大坝上，到处是临时搭建的简易帐篷，大水刚刚退却后留下的淤泥随处可见。阳光下被暴晒的、被苍蝇叮咬的臭鱼烂虾味弥漫于空气之中，被洪水冲毁的堤坝大口子就像在人的心脏上划开的流淌著热血还未缝补的大口子，远远望去，被洪水连根拔起的一排排一根根巨大的固堤林躺在地上。

一位单瘦的农民和他八十馀岁的老母正在淤泥中一块又一块清理倒塌的房子中一些可能有用的砖头。这位农民以一脸无可奈何的神色对前去采访的《纽约时报》记者：「上级说要掘堤放水保大城市，给了我们两小时。」「我们几乎什么都没有拿，大水就来了……」「你问我政府给了什么救济？」「不知道！政府号召我们生产自救。」

在离这个农民家数百米的地方，是一个仍未修复的约百米长的大坝缺口。这个缺口与约一、二公里之外的另外一个大缺口可不一样，那是被洪水撕裂的一个长达百馀米的口子，而这个大口子，村里的农民说是人挖的。「当时，这个口子只是一个小铁锹口。掘堤的时候，我们心里像刀割似的。」

1996年的这场长江洪水为当地农民留下的财产和心理上的创伤尚未弥合，1998年夏，一场更大的洪水又来了，监利的农民又不得不再次将自己家门口的大坝掘开，为了大城市的利益，再次让滚滚长江洪水淹没他们的家园……。

从50年代初期毛泽东批判梁漱溟，将照顾农民利益说成是「小仁政」，照顾重工业是「大仁政」开始，中国农民就注定了要为城市服务、牺牲，要爱城市没商量。这种命运直到90年代末期仍然没有改变。湖北监利农民的命运就是这样：在洪水面前，随时得准备为大城市牺牲。当那位外国记者目睹洪水过后满目疮痍的监利灾区时，他怎么也想不明白的是：你们为大城市牺牲这么多，大城市在灾后又为农民作了什么呢？

资本主义国家加拿大政府制定了一个「平原地区农场援助法」，每年从平原地区的农民那里徵收1％的农产品销售税，用于建立补偿基金，农场若遭灾，就由这个基金补偿。中国政府是否也该制定一个「农村水灾补偿法」，帮助象湖北监利那些因为爱城市没有商量而倾家荡产的农民呢？

城里人为什么高贵？乡下人为什么卑贱？只要从城乡消费水平这一个指标就可以反映出来。在最直观的意义上，透过城里人和乡下人吃什么，用什么，便能衬托出城市与乡村之间高贵与卑贱之别。

□经济学中衡量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恩格尔系数」，即全部收入中用于维持吃住这些基本生存需要的开支。国家统计局官员透露：1985年，农民的这个系数是57.7，12年之后的1997年，这个数字只下降了2点6个百分点，仅相当于城镇居民80年代初期的水平。（3）

这即是说，当城里人在享受生猛海鲜，住24小时热水公寓，动不动来个新马泰之游的时候，当城里人的向空调器、摄像机、数字相机、VCD、DVD、电脑甚至汽车等高档消费品迈进的时候，中国农民大部分还「停留在以生存性为主的消费水平上」。国家统计局综合司张英香、巴威说，1998年，在最终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33.1的贡献率中，占全国人口70以上的农村居民的消费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仅15.8。比1980年24.8下降了9个百分点。（4）

这里披露的数字是惊人的。占人口70％的农民的消费总数还不如占人口30％的城市人口的消费。城乡之间在收入上的惊人不平等可见一斑。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只在80年代初期缩小过，从1984年开始，城乡居民收入差别开始呈现不断扩大之势。此后虽然有小小起伏，但基本上比国际上公认的差别比率都高。

一般地说，世界上其他国家城乡之间的收入比率不会超过2，农村居民的收入为城市居民收入的66％或多一些（世界银行1998年），而1996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的比率是2.3，农村居民收入只有城市居民收入的44％。（根据上述统计，除1985年、1990年为1.86和2.2外，1978年为2.57，1980年为2.5，1995年为2.7，1997年为2.47。平均比率是2.38。）（5）

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是衡量城乡居民是否拥有实质意义上的平等权的重要指标。如果说，指望仅仅20多年的农村改革便能使城乡消费处在同一个坐标上是幻想，那么，1978年之后，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从小到大，则是现实社会条件下一系列歧视农民和不平等政策及制度的综合反映。

注：

1.□吴坤胜等：《外来人口管理》《人民日报》，1999年6月17日第11版。

2.□《报刊文摘》，1999年9月23日第1版。

3.□《华声报》，1999年8月8日。

4.□《华声报》，1999年8月8日。

5.□王梦奎主编：《中国经济发展的回顾与前瞻》（1979－2020），第326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

人们时常将农民与愚昧划等号，但看看中国的教育制度，就可以从一个侧面知道中国农民为什么愚昧了。

中国城乡教育本来就不平等，「1988年时，城市居民的教育水平为9.6年，而农村居民为5.5年，前者比后者高出4.1年，城乡居民标准化后的教育水平差异为4.6年。（1）

1997年，《了望》曾发表一篇采访记，其中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事实上，无论是从哪个角度看，农村孩子想和城市孩子一样考上大学，所要付出的代价都要大得多。他们必须靠加倍的付出，去平衡许许多多的『事实上的不平等。』」（2）

采访中提到，四川著名的华滢山脚下的渝北区属华滢中学离县城40公里，这所中学的校园的绝大部分是师生挖山平地开出来的。至今除了初高中毕业班的老师们有一处集中备课的办公室外，其他教师连办公室都没有，备课、批改作业全在家里。教师除了工资，没有一分钱奖金。该中学的90％学生是山区农民的孩子。但是，这些孩子们要与条件比他们好得多的城里孩子在「一条起跑线上」参加高考。（3）

尽管城乡居民的孩子是在如此悬殊的不平等的教育条件下，农民子女受教育的权利仍然还要受到歧视。1999年7月底，各省市自治区的高考录取分数线陆续见诸报端。细心的人们发现，各省市自治区高考录取分数线差别很大令人吃惊。人们开始惊叹中国人的受教育权是如此不平等。2000年3月的中国人大、政协会议上一个焦点话题就是教育平等权利问题，看来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公愤。

北京市第一批文科院校最低分数控制线是466分，而湖南则是556分，湖北为544分，最高相差90分；北京市第一批理科院校最低分数控制线为460分，湖北为566分。

在湖南，连专科都上不了的许多学生，在北京却已超过第一批院校最低控制线！按照这种录取标准预测，只有一半的湖南学生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北京则是四个里头取三名，上海是三个里头取二名。据报导：在同一个国家，同样的试卷，北京市高考的第一批（重点院校）录取分数线竟然比其他一些省区的第三批（大专）录取分数线还要低，而且这种情况已经存在了很多年！（4）

以贵州与北京为例，1998年，贵州省是中国最穷的省份，人均GDP是2,323元，而北京1998年的人均GDP为1.8万元，排全国第二，但即使贵州这样的穷地方的理工类本科重点线、文史类（含外语）重点线也高于北京市！（5）在这种情形下，先不要奢谈什么公民「受教育者在入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依法享有平等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三十六条），中国的高等教育制度整个就是一个极端贫富两极分化的制度。仅仅从高等教育制度就可以知道中国的教育制度是一种让聪明人越聪明，愚昧人越愚昧的制度。高等教育制度如此，农村基础教育又如何呢？

一、国家的教育投资体制基本上是一种歧视性的体制。「全国每年教育经费200多亿元，基本用于城市。农村教育经费基本上靠农民自己解决，子女接受教育的成本越来越高，农村教育事业已处于倒退的趋势。有19.44％的儿童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入学和中断了学业。在每年进入劳动年龄的农村劳动力中，由于各种原因有10％属于文盲和半文盲。」（6）

由于国家的教育投资基本花在城市，到农民手中的办教育的钱就所剩无几了。于是，国家以法律规定普及义务教育所需要经费，财政解决不了的部分经费作为教育附加费交由农民承担，中国城市居民是不用缴纳所谓教育附加费的。据计算，农民的这项法定财产义务占农民人均收入的1.5％，全国一年收上百亿。1985年以前的30年，国家每年平均才投资38.5亿元。（7）

农民对义务教育承担的负担当然还不止于此。在法定负担之外，相当多的部门还从农民哪儿收取法定财产义务之外的「不合理负担」。山西榆次市按人均纯收入的2％缴纳教育附加费，湖北天门市1989年的教育附加费为314万元，1990年为723万，1991年为1,425万元。不仅如此，农民还要进行其他教育集资。湖南宁乡县某乡建设中心小学的60多万贷款及其利息全部要农民承担，此项便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6％。河南这些年来全省教育集资多达百亿，平均每个农民交100多元。（8）

在湖北，1996年的教育集资比1994年多两三倍，有的县市一年的教育集资在100元以上，仅此一项，就占农民负担的一半左右。有的地方除了向农民集资外，还向学生集、向家长借。农民说：「学校越盖越好，学生越来越少」「校园漂亮了，负担加重了，孩子失学了。」（9）

林业部的一项调查说：1995年农民负担中最突出的部分之一是不顾农民承受能力，强力集资办学。（10）广西的一个调查说：目前农村的乱收费现象严重，特别是农村中小学乱收费已经成为农民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之一。据统计，1996年广西全区清理乱收费的170个项目中，属于农村中小学乱收费的就有74项，占乱收费43.5％，农村中小学乱收费金额685,876万元，占整个乱收费金额的81.5％。（11）

1996年2月3日，湖北随州冷岗村农民蔡守国因过重教育集资而自杀。1995年，蔡守国所在的万和镇为了通过「双基」（即基本普及9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达标验收，在镇、办事处、村三级同时开展教育集资，进行校舍改造，提出「集一点，借一点，捐一点，要一点，抵一点，贷一点，垫一点，欠一点」的「九点办法」，并要求一年建校，三年还帐。同时，万和镇要扩建县一中、二中和镇小学，共需集资206万元。原准备在全镇农民中集资120万元，人均30元，后市有关部门只允许集资48.2万元，人均14.32元，实际执行15元。冷岗村除要完成镇、办事处的人均15元的教育集资任务外，村里还要求人平建校集资200元。这样，冷岗村1995年里面人均教育集资就多达230元。（12）

城市农民工是脱离农村，但没有在城市生根的一族。社会学家把这些人称作城市和乡村二元社会之外的第三元，他们如今最苦恼的什么呢？「对城市农民工来说主要是两条，一是在就业机会上不能与市民平等竞争，二是在子女教育上得不到同等待遇。」（13）北京浙江村中被浙江乐清人誉为成功典范的芦华飞，只能把自己15岁的女儿高价寄读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贵阳市的上万名外来人口，几经周折，自己掏钱，为外来人口办了一个「苦中乐读书班」。（14）。对这些外来人口所在的城市政府来说，在城市能够得到许可，自己掏钱接受「义务教育」就是政府天大的开恩，至于作为中国公民应该得到的平等的教育权利则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了。

(未完待续)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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