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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化体制的悲哀--兼谈中共党内多元化是国家体制多元化的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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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化体制的悲哀--兼谈中共党内多元化是国家体制多元化的捷径
高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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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一元化体制的悲哀--兼谈中共党内多元化是国家体制多元化的捷径
(386 reads)
时间:
2002-1-22 周二, 下午2:16
作者:
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一元化体制的悲哀--兼谈中共党内多元化是国家体制多元化的捷径
高 寒
***************************************************
在毛政的晚期,人们怀周、怀彭、也怀邓;而在所谓的“后邓”或“邓
后”时期,人们怀胡、怀赵,甚至怀毛。其实,将中国老百姓这种咋一
看来似乎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的社会心理稍微抽象化一下便不难看出,
人民当年的怀邓也罢,今天的怀毛也罢,这一看似自相矛盾的现象,其
思维逻辑的方向则完全是同一而恒定的,即:人民以素朴的直觉方式在
殷殷渴望着对当今的苛政有所制约。换言之,这种在中共执政期几乎是
有点周期性的社会现象,不过是通过对中共党内的非主流派寄托希望这
样一种社会心理形式,曲折地表达出历史对中国政治多元化的不倦呼唤
罢了。
***************************************************
(一)
邓小平离世了,可中共政权却还未见“柳暗花明”。
江泽民好几年来是既盼着这一天的到来而又害怕这一天的到来,多年的
媳妇熬成了婆,他这“阿斗”总书记总算是熬到头了。为着准备这一天
的来临,江泽民近年来一直在为他那偷偷摸摸的“非邓化”而苦恼:既
想要否定颇有邓小平特色的一些东西,如“发展是硬道理”、“不搞争
论”、“不设主席”之类,又要坚称他的这些个“非邓”举措是坚持了
邓小平的理论。小心翼翼、瞻前顾后、煞费苦心、寝食难安,泱泱大国
首脑当到这个份上,也实在是苦矣哉!看今天的中国大陆,在前两年高
速发展的热泡沫渐次消散后,一大堆乱象便接踵而至,让江泽民、李
鹏、朱熔基等一大帮前台操作官员们应接不暇。其实,仅就经济发展速
度而言,即使在当时经济的高热期,其中共核心层内部也不是没有不同
的意见的。当然那些个所谓不同意见充其量也不过就是个发展的速度问
题,即诸如究竟应将年增幅控制在7-8%还是12-13%之类。然而,
即使是这一类纯粹得不能再纯粹的经济问题,在中共内部也是争论犯忌
的。就太上皇邓小平一句“发展是硬道理”,便一锤定音,让一大帮中
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噤若寒蝉,整个官方舆论也随之转向。可以断言,
即使当时,中共内部也一定有人或肚里打鼓,或窃窃私语;可在正式场
合,其咀里讲出来的却是那么“舆论一律”,那么“高度一致”:什么
“紧跟……”、“坚持……”、“不折不扣……”、“贯彻落实……”
云云。其实,中共官员们的这些个多半属言不由衷的陈词滥调,不都是
为了如江泽民所坦言的他那“九十多公斤肉”下面压着的那个“位子”
么?
然而,即使仍然是为了那个“位子”,去年以来江泽民似乎是早已等不
及邓小平的咽气,而不得不蹑手蹑脚地开始他的“非邓化”了。君不
见,他在引用了太上皇的“发展是硬道理”的圣旨之后,一大堆限制
词,如什么“快是有条件的”,“快是有区别的”,“快必须是没有水
分的”等等,又搬将出来,尽管是犹抱琵芭半遮面,便毕竟已将“硬”
修正成“软”了。就更别谈朱熔基早就在“只干不说”地搞宏观调控
了。不过,这实际上还是得助于自然规律不饶人,在邓小平作了他南巡
的最后一搏之后,不久便发不出声了。倘邓小平还能发话,你江核心,
你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谁敢?!因为谁也不能打保票:邓小平就一定
不会象毛泽东当年对62年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作秋后算帐
那样去收拾他们。
邓小平当年也作过前台领导人,他与刘少奇、周恩来,还有陈云这些在
第一线作具体工作的中共领导人,也饱尝过当“小媳妇”的苦恼。一切
关于经济建设的不同意见,哪怕是纯粹到不能再纯粹的技术问题,简单
到不能再简单的产量问题,统统都会被“上纲上线”到什么阶级斗争、
路线斗争的高度,甚至引出残酷无比的宫廷清洗来。当年周恩来不就是
因一句“离右派只有50米远”的“钦此”,就吓得他后半生不敢越雷
池一步了么?彭德怀这位当年“横刀立马”、陕北“护驾”的大功臣,
不也仅仅是对当时的“发展速度”提了点不同意见,就被毛泽东一巴掌
打翻在地,整个中央政治局,整个中央委员会,就都跟着“主席”皇上
瞎起哄么?直到“三面红旗”实在举不下去了,毛才悻悻退出一线,才
来了个七千人大会,来了个“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让刘少奇、
邓小平一班人去收拾残局。
刘、周、邓、陈一大帮一线领导人当年的不幸恰在于毛泽东虽退居二
线,但还能说话,于是,只需一顶“走资派”的帽子,就让他们辛苦弄
了两三年且业已初见成效的经济发展势头毁于一旦。刘少奇至死也未及
为他的较为实际一点的政策辩护;周恩来因身处第一线,文革再乱,再
瘫,但偌大个国家还得运转,于是任何微小的对毛的无法无天的校正,
都还得打着贯彻毛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旗号,直到弥留时还“我不是
叛徒”的谵语不断,真是极尽战战兢兢、诚惶诚恐之能事。邓小平则在
“永不翻案”的信誓旦旦中忙不迭地与刘少奇划清界限,骗得复出后,
又以毛的“三项指示为纲”作大旗而小心翼翼地“非毛化”。这倒有点
象前一向江泽民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虎皮而小心
翼翼地“非邓化”一般。只是毛在他咽最后一口气之前,还来得及将邓
小平又一次打翻在地。
(二)
其实,什么“非毛化”、“非邓化”?多半不过是有点不同意见罢了。
然而,倘若中共当初没有“毛化”、“邓化”的一言堂、家长制,外界
又何苦要对那些既难免又正常的不同意见冠之以“非毛”、“非邓”一
类美称呢?有谁听说过美国曾有过什么“非华盛顿化”、“非林肯
化”?
自延安整风以降,毛一直稳坐了近四十年中共、中国最高统治者的交
椅。直到他去世,又过了两年,由邓小平所主导的中共的“非毛化”才
正式登场。若说中共现在非毛还非得不彻底,那是由于再彻底下去,就
不是非毛而是非共了。当今中共术语中还多少带有点积极意义的语汇,
如:“改革开放”、“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加强民主与法制”、
“政治体制改革”、“应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共产党应在宪法
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等等,等等,都统统是那个时期的产物。其
实,中共党内这些个积极的东西并不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才突然
从天上掉下来的,以前之所以难以面世,实在是党内根本没有让不同声
音存在的机制。于是,在中共的执政史上,就出现一种十分奇特的现
象:它只有时间上的多元化而无空间上的多元化。即是说,党内的不同
意见,尤其是一些与最高领导人相左的意见,在党的体制上,根本就无
一个有制度保障的、公开表达及平等探讨的渠道和论坛。于是乎,这多
元的不同声音,就只有等到那独尊于党内的旧的领袖发不出声来,即已
死或将死时,才有可能出现。然而可悲的是,一旦这个曾横遭压制的党
内异端有缘上升为党内主流,他又会以新的坛主之霸道面目在党内出
现,从而开始新一轮的一元化体制。这么一来,他所犯下的错误,也就
只有留待其后人以“非X化”的方式去纠正了。
在毛时代,刘、邓的建国抱负总是得不到充分的实施和展现,中国的经
济一有起色,就被毛的好大喜功所中断。毛斥他们为“小脚女人”,他
们颇觉委屈,心理不服,咀里却不敢吭一声。折腾来折腾去,直到毛死
方休。这帮所谓党内务实派,在他们受压时,人民十分同情他们,满以
为他们那套方子真灵验。他们刚上台时,人民那个拥护劲,与50年代
共产党刚进城时人民所倾注的热情几无两样。正是基于这股热望,甚至
让人民象当年轻忽了毛泽东的大杀戮一样轻忽了邓小平重新上台后的大
逮捕。若问,倘若当年人民知道若干年后老百姓将会被成批成批地活活
饿死;或不久将遭到坦克血洗长安街以及蝗虫般猖獗的贪官污吏的盘
剥,他们又会不会发自内心地喊出“毛主席万岁!”或“小平,您
好!”呢?对此,我无从回答。但我知道的是:在毛政的晚期,人们怀
周、怀彭、也怀邓;而在所谓的“后邓”、“邓后”时期,人们怀胡、
怀赵,甚至怀毛。其实,将中国老百姓这种咋一看来似乎让人有点摸不
着头脑的社会心理稍微抽象化一下便不难看出,人民当年的怀邓也罢,
今天的怀毛也罢,这一看似自相矛盾的现象,其思维逻辑的方向则完全
是同一而恒定的,即:人民以素朴的直觉方式在殷殷渴望着对当今的苛
政有所制约。换言之,这种在中共执政期几乎是带有点周期性的社会现
象,不过是通过对中共党内的非主流派寄托希望这样一种社会心理形
式,曲折地表达出历史对中国政治多元化的不倦呼唤罢了。
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譬如说发展的快慢、产量的高低孰对孰错(现在不
就已有人在谈论中国大陆今天的经济起飞得益于当年毛所奠定的基础工
业家底么?也许,过一段时间回过头来看,邓的“硬发展”主张恐会更
有道理),问题的关键也不在于意见的多元应局限于经济范围还是应扩
展到政治领域。它的全部要害就在于:任何权力、任何政策,有比较才
有鉴别,有制约才有谨慎;在当代,权力只有在多元体制下才不至于因
无限膨胀而腐化,从而铸下不可挽回的弥天大错,即使犯了错误也易于
纠正。这一条铁一般的政治学定律,对毛适用,对邓适用,对无论多少
代的中共领导核心均无不适用。
(三)
中国今天的一党独裁体制的危机,是导源于中共党内的领袖独裁体制
的。中国的国家体制中的无民主、缺法制状况,不过是中共党内一言
堂、家长制的外化而已。因此,中共若还不想退出历史舞台,若欲将自
己由一个立足于农业社会的行帮似的党改造成一个适应于工业社会的现
代型政党,首先在党内开放多元化,恐怕是一个捷径。
江泽民以所谓“稳定压倒一切”来封杀一切不同的声音,同时他又机关
算尽地欲冲破邓小平的压制而发出他自己的声音,如什么“改革姓社姓
资”、“反和平演变”、“讲政治”等等。不错,邓小平的“不搞争
论”主要是为了封邓力群们的咀,但让党内左、中、右各派,甚至毛
派、凡是派,都议论纷纷,公开辩论,唇枪舌箭,生动活泼,未尝不是
好事。历史已经证明还将继续证明:不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导致不稳
定,恰是一言堂、一元化体制是动乱之源。是的,邓力群们会引经据典
地批评今天的改革开放就是复辟资本主义,其实这有什么要紧,我相信
中共党内也会有其它人出来旁征博引地论证:走历史必由之路,在中国
发展资本主义,才更符合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领导和参
加的德国社会党内就合法地存有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并各自办有自
己的机关报。这种传统一直为当代各国社会党所沿用。俄国社会党内也
是多数派(俄语:布尔什维克)与少数派(俄语:孟什维克)长期合法
共存。而俄共后来的所谓“使党彻底布尔什维克化”亦即在党内清洗异
端,则是与它的那以执政党领袖独裁似的“无产阶级专政”同步发生
的。中共党内虽然因受共产国际的影响而从无党内合法派别生存的空
间,但至少在它的“七大”以前,党内还是有较为认真的票决制的。不
仅在此之前的历届党代会,其主要领导人的更替基本上还是循政策检
讨、辩论后的票决途径,而且即使在象“四、一二事变”后的“八七会
议”、“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这类危急关头,也没有因当时的政
治、军事形势严峻而“不搞争论”,而“稳定压倒一切”,相反,会上
仍然是不同的思想、政策激辩交锋后依票决行事。在延安,作为一线领
导人的毛,为了抵制莫斯科的瞎指挥和驳斥党内居主流的国际派,也为
了赢得党内的多数,他写了大量以理服人、平等探讨的漂亮文章和作了
许多精彩的演讲。尽管此刻也发生了围剿“野百合花”,镇压王实味这
一类开中共党内日后压制公开批评之滥觞的严重事件,但总起来说,党
内当时还未形成一言堂、家长制。这从当时中共政治局竟然通过决议
“干涉”毛、江婚姻,以及48年东北战场上的林彪与西柏坡的毛泽东
开展“军事学术”电报大论战(至于将此事定义为林反毛的军事路线,
那是25年以后的事)等事例中似可管见一斑。
资料显示,至少在中共62年七千人大会上,有鉴于缺少制约机制的惨
痛教训,中共曾正式议论过党内派别公开化、合法化的问题,文革中也
曾盛传过毛在该会上的一条至今尚未公开发表的话:“党外无党,帝王
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至于后来中共为何终于没有允许党内反
对派合法存在,这可以让党史专门家考察去。但这起码已可说明,开放
党内多元化,允许党内不同派别合法存在,并非是什么“西方敌对势
力”的意识形态。
诚然,开放党内多元化,让反对派合法存在,党内领袖就不可能靠权势
吃饭,靠“钦定”吃饭了。这么一来,党内不同思想的交锋、不同派别
的竞争,就不得不遵循一套公开的游戏规则,党内民主才不至于是一句
空话。既然党的领袖只有靠多数拥护才能坐稳“位子”,那么党的政策
若有重大失误,他也就只好下台承担责任了。其实,下台就一定是坏
事?毛泽东当年要真有机会被选下台,说不定是他的大幸。王希哲说,
毛泽东思想的精华是在延安时那一段。实际上那些个思想难道不都是在
他此前倍受打击、屡遭撤职后的深思凝聚而成?同样,被阮铭所一再盛
赞的邓小平80年代初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谁能说不就是萌动于
他在江西拖拉机厂的钳工台旁?我相信,赵紫阳“六、四”后的被迫赋
闲,软禁,应会使他更深沉地去品味、思索这架他也曾参与建构过的一
元化机器的种种弊端的。
其实,从50年代建政初期,中共党内就有“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即
发展资本主义的声音,但转瞬,这个声音就被压制的销声匿迹了。邓小
平70年代末兴起的改革开放,在一定意义上未尝不可以说实际就是当
年那被阻断了的中共自己的新民主主义的继续呢?但是,三十年后,一
个庞大的官僚特权阶级早已形成,中国人已不可能再走进同一条河流
了。不过,我们并不是不可设想一下:假设当年是由主张“巩固新民主
主义秩序”的刘少奇来主导中共的建设;假设当年刘少奇、周恩来、邓
子灰的反冒进不致中途夭折;或者,即使其建国方略被否定,但他们还
可以为之辩护、为之宣传;假设当年彭得怀的“万言书”可以见报,对
“大跃进”的不同意见可以展开辩论;假设中共党内可以自由地表达有
异于领袖的意见,……等等,等等,那么中共、中国会是一种什么样的
面貌呢?我看,至少要是中共党内当年真的认可了刘少奇、邓小平、彭
得怀等对毛泽东的制约,毛就不可能那样无法无天;而如果中共真有一
套让胡耀邦、赵紫阳、陆定一这些政治改革派直抒胸臆的多元机制,邓
小平在“六、四”也不敢那么肆无忌惮;同理,倘若今天的中共党内有
譬如毛泽东反对派在一旁虎视眈眈,那中共大约也不至于象眼下这样通
体腐败得一发不可收拾。
(四)
诚然,中国并非中共一党的私有物,中国的民主化也并非中共一己的家
务事。因此如象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之类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事宜,除
了应在执政党内讨论外,还应让专家们去论证,并最终在国会定案。从
这种意义上说,中共党内的多元化并不直接就等同于国家政体的多元
化。但是,谁又能否认,中共自身的多元化、民主化将会大有助于中国
政体的多元化呢?譬如说,中共党内有了多元制约机制,党内一言堂、
家长制就自然失去存活的土壤,党内斗争也就自然地失去其残酷血腥的
性质。这么一来,那本就应属国家政权的东西,诸如军队、警察、法
庭、监狱等等,也就统统应归还给国家而不属于一党一派之私,也就顺
理成章了。然而,国家行政的中立,不恰正是民主大厦的一块重要基石
么?
关于共产党内的多元化与国家政体多元化的关系,回顾一下当年斯大林
镇压党内反对派时说的一段话倒是很有意思的,他说,托洛茨基主义
“宣布党内有组织政治派别的自由。这就是说,既然党内有组织政治集
团的自由,那么国内也就应当有组织各种政党的自由,即应当实行资产
阶级民主制。可见这是要用‘党内民主’、党内‘制度的改进’的词句
做掩护来承认党内有组织派别集团的自由,直至容许在无产阶级专政的
国家内组织各种政党的自由。”(1930年6月《苏共十六大政治报
告》,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09页)六十多年过去了,斯大林当年竭
尽全力、甚至不惜从肉体上成批成批地消灭反对派而欲阻止的多元化,
如今已经在反对派们热血浇灌的大地上成了生机勃勃的现实。今天当我
们站在世纪之交回顾这段历史,用“螳臂挡车”这个词来比喻斯大林的
愚蠢、颟顸,是一点不为过的。
当年在延安,面对黄炎培先生关于共产党怎样才能避免那“百代兴旺朝
覆暮”般的历史轮回的询问,当毛泽东掷地有声地道“我们只有一个法
宝,那就是民主”时,其不可谓不豪迈;而邓小平80年代初在谈到要
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时,也不可谓不自信。但是,让历史学家们颇感
困惑的是:就这同样一个人,为何转瞬间前者便一巴掌打下几十万右
派;后者则竟敢用坦克血洗长安街呢?
是的,当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窑洞里确实作了许多未来中国的民主
梦,历史似乎也很难说他们当年起劲地反对国民党的“一个主义、一个
政党、一个领袖”时不真诚。但是以为江山是共产党打出来的,因而它
就自然有权利坐江山万万年,这不又回到历代帝王、绿林草莽的心态上
去了么?这不又回到黄炎培先生所提的老问题上去了么?这哪里又有一
点马克思主义的气味呢?这就难怪,中共才脱下延安的土布棉袄没几
年,它就几乎又完全回到自己当年豪气干云地反对的“一个主义、一个
政党、一个领袖”的老路上去了。而且再往深一层看,即使在延安时
代,在中共的心目中似乎根本就没有资本主义制度文明的概念,根本就
没有多元化的概念。他们脑袋瓜里的社会主义,几乎是一种与资本主义
文明毫无干系的东西。因此,他们压根儿就不是从多元化、多党制的角
度去理解现代民主的,压根儿就从无共产党可以下野的概念,并且还自
以为是地将他们的那一套山大王学说冠之为“马克思主义”。这就难怪
乎他们在57年一听到本属于现代民主题中应有之意的“轮流坐庄”
时,会那么心惊肉跳,会那么暴跳如雷,会那么反应失态了。其实,任
何政党、任何个人,以当然执政者自居,将政权视为一党一派一己的囊
中私物,不容他人觊觎,不管是打着什么漂亮的旗号,不管是出于“神
授”还是“马克思主义授”,这种制度的惯性在当代都必然要推动其掌
权者从拒绝听反对、甚至不同的声音而走向与人民大众为敌,甚至一步
一步地走到他们自己当年也曾拼力反对过的血腥镇压人民的绝路上去。
更何况,中共大约至今还未醒悟:世界上除了那种坚信社会主义文明必
须以资本主义文明为历史前提的马克思主义以外,实际并无第二种马克
思主义。
如果说,苏联、东欧的巨变意味着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发
生、发展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历史经过“十月革
命”这一企图省略、跨越该必然阶段的近一个世纪的曲折又螺旋式地回
到其原点的话;如果说,邓小平的经济改革不过是重新续上当年被毛泽
东所阻断了的中共自己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即资本主义经济的话,那么,
历史在今天还要求中共在政治上也回到它自己当年的新民主主义的起
点:反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一党独裁制。并且积半个世
纪之惨痛教训,不承认任何政党具有天然的“领导”特权,一切依公民
的票决行事。诚然,在真正的多党竞争中,中共也许将成为在野党。但
是唯其如此,你们才或许有可能如东欧的一些共产党那样重新获得新
生,才或许有可能重续并深化你们当年在延安窑洞里那朦胧的素朴的民
主理想。
是的,你们会说邓小平在89年的开枪保住了中共政权,但你们却无法
否认,就象毛泽东在57年彻底葬送掉中共的民主理想一样,邓小平在
89年也彻底葬送掉了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基础。表面的胜利下面掩盖着
的是如此无法挽回的深重的失败,这不正是一元化体制在当代的巨大悲
哀吗?
1997.5. 于布达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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