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an Foo尖锐地指出,美国AI的“繁荣”本质上是空心化的——它悬浮于消费级聊天机器人等表层应用之上,却未能与坚实的工业制造体系深度融合。更值得警惕的是其内部循环融资机制。科技巨头之间上演着一场精密的“击鼓传花”:微软、英伟达、Anthropic等相互投资、互签天价算力合同,资金在封闭系统内空转,制造出虚假的供需平衡。
George Gammon进一步揭示其系统脆弱性:英伟达占标普500权重近8%,被动资金的机械买入推升泡沫,而一旦趋势反转,指数基金的自动抛售将触发“踩踏式”崩盘。更意味深长的是财报前夜黄仁勋与川普、马斯克、沙特官员的白宫晚宴——这已非市场竞争,而是“裙带资本主义”的赤裸展演:在补贴、出口管制与产业政策主导的时代,企业命运越来越取决于能否接入权力网络,而非产品力本身。
Max Blumenthal将当前AI投资狂潮比作庞氏骗局,指责像马斯克、黄仁勋这样的“AI教主”在描绘不切实际的愿景(如消除贫困),但实际缺乏清晰的盈利路径和预算。沙特主权基金等投入的巨额资金(如6000亿美元)流向了可能无法盈利、不创造就业、反而推高电费的数据中心项目,类似过去的“白象工程”。此外,AI可能导致大规模失业,并最终形成一个由全民基本收入支撑的、科技贵族统治的晚期腐朽社会图景。
Sean Foo的评论点明了一个被许多股市投资者忽略的关键——在低利率时代结束的今天,任何依赖巨额资本开支的增长故事,其命门都握在信贷市场手中。当资金成本上升,再美好的愿景也要向现实低头。这正是当前AI繁荣最脆弱的“阿喀琉斯之踵”。英伟达看似不可战胜的业绩,实则建立在少数几个大客户的持续投入上。这使其商业模式隐含了巨大的系统性风险。一旦宏观经济“逆风”导致巨头们收缩战线,英伟达的高增长叙事将瞬间瓦解。
George Gammon从“权贵资本主义”角度切入的分析颇具启发性。拜登与川普均曾认为,切断中国获取高端芯片的渠道将导致其创新停滞;然而,两任总统都低估了中国创新生态系统的韧性与活力。黄仁勋渴望不受限制地进入中国市场——否则,中国极有可能凭借自身路径突破困境:通过自主创新实现技术追赶,最终反超并边缘化竞争对手(即所谓“中国模式”)。而这正是他与川普共进晚宴的原因之一。
Max Blumenthal将AI热潮与政治腐败、资本浪费和社会不公联系起来,提出了一个根本性问题:这场耗资万亿的AI革命,其产生的巨大社会成本和财富,最终将由谁承担,又由谁获益?当科技巨头消耗着巨大的能源和社会资源,却未能明确展示出与之匹配的广泛社会效益和盈利能力时,公众的质疑和反弹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