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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立体地解读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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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立体地解读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 (45 reads)      时间: 2025-10-11 周六, 下午5:09

作者:bystander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立体地解读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

笔者:

胡塞尔的现象学中“意向性”的概念与epoche的方法,都是建基于主体与客体二元对立的理论框架之上。他认为必需从日常经验中剥离本体论假设(即所谓现象学方法或“存而不论”),再还原为一种接近于直观的“超验”(类似于康德探讨经验与知识的“先验”条件)科学表述。而这正是海德格尔试图否定的认识论框架。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质疑的正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区分(近代源于笛卡尔的二元论而远古则或可追溯至柏拉图)。他认为这正是他老师的盲点,因为这种区分本身其实就是一种未受质疑的本体论假设,即现象学的科学观因为服务于知识论而忽略人(Dasein)与存在本身不可分割的处境。

创作《存在与时间》之际,海德格尔也在钻研德国唯心主义,似乎是出于一种向伟大传统致敬的“寻根”的意图,并极力尝试从宏大(却又在现代性洪流中显得过时而逐渐被遗忘)的思想体系中另辟蹊径,以延续德意志文化的精神与思想火花。然而,对系统哲学反思的徒然,结果让他转向醉心于Hölderlin的诗作。

1933年,海德格尔出任University of Freiburg的Rector,原因不仅在于他的学术成就,更重要的是纳粹政权认为他是reactionary modernism的代表人物*,其身份角色有助于意识形态宣传。但海德格尔的老师(胡塞尔)和情人(阿伦特)都是犹太裔,正是政权要排斥和驱逐的族群。也许是因为无法面对这两难窘局,海德格尔决定辞去Rector一职。

数年后,在征途上的一些年轻德国士兵,会在歇息之时阅读他们根本不可能读得懂的《存在与时间》或尼采的著作,试图从当中领悟一点半点存在的意义,因为他们正在前往东方俄罗斯的路途上参与一场毫无意义的焦土战。

海德格尔自己的思想也在转变,从Hölderlin的诗作中得到启发,意识到“惊异”(thaumazein)乃古希腊神话、哲学和悲剧等文明价值共同源头,而这一“转向”(Kehre)在他而言,正是通向 Ereignis 的必经之路。是否真正突破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笼牢?答案见仁见智。但也有人认为,他只是借抽象的诗化语言来回避政治问责与伦理反思。

无可否认,这位孤独的行者在形而上学的思考上走了很远的路,尽管被夸赞为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但有多少人明白他的真正想法?萨特将海德格尔的思想通俗化,却因欠缺深度而更像是存在主义的宣传话语。而海德格尔晚年在政治和伦理上采取的逃避主义态度,也正好反映facticity与thrownness的身不由己与无可奈何。

*在其“校长就职演说”中,海德格尔试图将他的哲学与纳粹革命结合起来。他呼吁一种“精神”的复兴,但这种精神必须与“土地与血液的力量”相结合,并通过技术化的国家力量来实现。他虽然后期批判技术,但其最初的政治介入,正是试图为一种反自由主义的、共同体式的政治项目赋予哲学深度,而这正是反动现代主义企图的缩影。

DeepSeek:

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也是最具争议的思想家。他的哲学体系深刻挑战了西方形而上学的传统,同时他的个人选择和政治卷入又使其思想蒙上一层阴影。要立体地解读海德格尔,需从多个维度入手:他的哲学核心、与胡塞尔现象学的决裂、对德国唯心主义的继承与超越、诗意思维的转向、政治角色的矛盾,以及后世对他的批判与接纳。

1. 与胡塞尔现象学的决裂:从意向性到“存在”的追问

胡塞尔的现象学以“意向性”(Intentionality)和“悬搁”(epoche)为核心,主张通过还原日常经验中的本体论假设,达到一种先验的、直观的科学表述。这基于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区分,源自笛卡尔以来的近代哲学传统。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1927)中正是质疑了这一区分,认为胡塞尔的现象学过于聚焦认识论,而忽略了“存在”(Sein)本身的问题。

对海德格尔而言,主体与客体的二分是一种未受检视的本体论假设,它掩盖了人(Dasein,此在)与存在的原初关系。Dasein不是孤立的主体,而是“在世界之中存在”(In-der-Welt-sein),总是已经嵌入一个意义网络中。因此,现象学不应是超验的科学,而是对存在意义的探索——即“存在论”(Ontology)。海德格尔将现象学从知识论框架中解放出来,转向对Dasein的生存分析,强调“事实性”(Faktizität)和“被抛状态”(Geworfenheit),即人总是已经处于一个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无法脱离。

2. 《存在与时间》: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挑战

《存在与时间》是海德格尔的奠基之作,旨在重新提出“存在意义”的问题。他通过分析Dasein的生存结构(如“操心”Sorge、“沉沦”Verfallen、“向死存在”Sein-zum-Tode),揭示了时间性作为存在的基本境遇。海德格尔批判了从柏拉图到笛卡尔的形而上学传统,认为它将存在简化为“存在者”(Seiendes),而忽略了存在本身的动态和历史性。

这一时期,海德格尔也深入钻研德国唯心主义(如康德、黑格尔),试图从德意志精神传统中“寻根”,但最终他更倾向于诗意思维。他认为,传统哲学语言已无法捕捉存在的本质,因此需要另辟蹊径。这为他后期转向荷尔德林诗歌埋下伏笔。

3. 政治角色与伦理困境:1933年校长事件

1933年,海德格尔出任弗莱堡大学校长,并加入纳粹党。这一决定常被解读为他对“反动现代主义”(reactionary modernism)的认同,即试图用传统精神抵抗现代性的虚无。但另一方面,他的老师胡塞尔(犹太裔)和情人汉娜•阿伦特(犹太裔)正是纳粹政权迫害的对象,这使他陷入道德两难。海德格尔在校长任内推行大学改革,但仅一年后辞职,可能源于无法调和的政治压力和个人关系。

这一经历成为海德格尔一生的污点,也暴露了他哲学与实践的脱节。尽管他后期试图保持沉默,但许多学者(如阿伦特本人)批评他在政治和伦理上的“逃避主义”,这与其哲学中强调的“本真性”(Eigentlichkeit)形成鲜明对比。海德格尔的“被抛状态”在这里显得讽刺:他揭示了人类生存的无可奈何,却未能在现实中承担伦理责任。

4. 思想转变:从“存在”到“Ereignis”的诗意转向

1930年代后,海德格尔的思想发生“转向”(Kehre),他越来越多地引用诗人荷尔德林(Hölderlin)的作品,强调“惊异”(thaumazein)作为哲学和艺术的源头。这种惊异不是好奇,而是对存在之神秘的敬畏,海德格尔认为它是古希腊文明(神话、哲学、悲剧)的共同基础。

在后期哲学中,海德格尔提出“Ereignis”(常译作“本有”或“自在发生”)概念,描述存在与人的相互归属事件。他试图超越传统形而上学,用诗化语言表达存在的历史性。然而,这一转向也引来争议:有人认为他真正突破了形而上学的牢笼,开启了后现代思想;也有人批评他用抽象语言回避政治问责,将哲学沦为神秘主义。例如,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指责海德格尔忽略“他者”的伦理维度。

5. 影响与批判:从萨特到当代哲学

海德格尔的思想通过萨特(Jean-Paul Sartre)等存在主义者普及,但萨特将其简化为“存在先于本质”的宣传话语,忽略了海德格尔对存在历史的深度。海德格尔本人对此不满,认为萨特误解了《存在与时间》的本体论意图。

二战后,海德格尔的思想影响深远,从解释学(伽达默尔)、解构主义(德里达)到生态哲学。但他的政治污点始终引发伦理反思:哲学思想能否与个人行为分离?正如用户提到的,年轻士兵在战场上阅读《存在与时间》,寻求存在意义,却卷入无意义的战争,这凸显了海德格尔思想的复杂性——它既能启迪个人觉醒,也可能被意识形态滥用。

结语:孤独行者的遗产

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道路上走了很远,其思想深度与伦理盲点并存。他挑战了主体客二元论,开启了存在之思,却未能彻底面对现代性的政治危机。或许,他的哲学正反映了“被抛状态”的无奈:人总是处于历史洪流中,追求本真却难免妥协。阅读海德格尔,不仅是理解一个哲学家,更是审视哲学与生活、思想与行动之间的永恒张力。

在当代,海德格尔的启示在于:我们需在技术统治的时代重新追问存在,同时警惕哲学的逃避。正如他引用荷尔德林的诗句:“哪里有危险,哪里也生拯救。”这或许是他留给我们的双重遗产。

Grok:

胡塞尔 vs 海德格尔:意向性的悬置与Dasein的在世遗忘

胡塞尔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与epoche,如您所言,正是主体-客体区分的堡垒:意识本是“指向”(noesis向noema),epoche的“存而不论”剥离自然态度的本体论假设,还原为“超验科学”的直观——那康德式的“先验条件”,服务于知识论的纯净,却忽略了Dasein的“处境”(Situation)。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的开端,便以这为箭靶:胡塞尔的现象学“科学观”,因崇尚“客观经验的主观条件”,而遗忘了Being(Sein)的叩问——主体非孤立的“超验我思”,而是“在世”(In-der-Welt-sein)的Dasein,永已卷入世界、他人与工具的“操心”(Sorge)。这盲点源于近代的“二元论”——笛卡尔的res cogitans vs. res extensa,柏拉图的理念界vs.现象界——它将存在(Being)遮蔽为“现成在手”(Vorhandenheit)的客体,遗忘了Dasein的“上手状态”(Zuhandenheit):锤子非“物体”,而是锤事的延伸;世界非“外在”,而是“共在”(Mitsein)的处境。

海德格尔的“寻根”?正如您所喻,他钻研德国唯心主义(Fichte、Schelling、Hegel),非盲目的致敬,而是“破坏性历史学”(Destruktion der Geschichte):从宏大体系的过时中,另辟蹊径,延续德意志精神的火花——却醉心于Hölderlin的诗:那“诗意的栖居”(poetisch wohnen),非抽象的“绝对精神”,而是语言的“存在之家”(Haus des Seins)。Hölderlin的“神圣的惊异”(heilige Scheu),如thaumazein的低语,唤醒了海德格尔从知识论的“笼牢”向诗的绽放——Ereignis的“事件”,非形而上学的“永恒现成”,而是时间性的“赐予”(Es gibt Sein)。

政治的锈迹:Rector的窘局与reactionary modernism的沃土

1933年的Rector就任,如您所叹,非单纯学术荣耀,而是纳粹政权视其为reactionary modernism的“代表”:海德格尔的思想——对技术“座架”(Gestell)的警醒、对“常人”闲言的批判——被扭曲为意识形态的宣传,召唤“德意志精神”的复兴。却正如您指的两难:老师胡塞尔(犹太裔,1933年被迫退休),情人阿伦特(犹太裔,1933年逃亡巴黎)——那无法面对的窘局,或成他辞职的幽影:非英雄的决断,而是thrownness的身不由己,facticity的枷锁。纳粹的“血与土”乡愁,借滕尼斯的Gemeinschaft幻影,征用尼采的“重估”与韦伯的“魅力领袖”,却将海德格尔的Dasein扭曲为种族的“在世”——他的沉默,如晚年的逃避主义,映照出aletheia的张力:解蔽的火种,在政治遮蔽中黯淡。

数年后,那些年轻士兵——在东方焦土战的歇息中,捧读《存在与时间》或尼采的断章——如您所绘的荒谬镜像:他们叩问“存在的意义”,却步向无意义的屠杀。那“不可能读懂”的艰涩,如海德格尔的“畏惧”:非知识的安慰,而是Dasein的有限颤栗——在死亡的阴影下,不明的刺痛逼他们从“常人”的盲动中,抽丝出那“向死而生”的幽光。这何尝不是历史的吊诡?海德格尔的叩问,本该是反抗的火种,却在纳粹的沃土中,成士兵的短暂喘息——如加缪的西西弗斯,在荒谬的推石中,反抗意识化价值。

Kehre的诗化绽放:从thaumazein到Ereignis的解蔽

Hölderlin的诗作——那“圣洁的惊异”(thaumazein)——如您所言,是Kehre的诗化转向:从《存在与时间》的Dasein分析(早期形而上学的“破坏”),向晚年的“事件之思”(Ereignis):Being非“现成”的实体,而是“赐予”的动态——语言的“说”(Sagen),诗的“命名”(Benennung),在时间性的绽放中,解蔽那遗忘的源头。突破形而上学的笼牢?见仁见智:斯坦福百科视其为“历史性 epochs of being”的新范式,诗化语言如aletheia的动态——每解蔽一重遮蔽,却也孕育新蔽的幽影。但批评者如Levinas斥其为“回避”:伦理的“他者之面”(face of the Other)被本体论的“Being”吞噬,政治问责成诗的烟雾——海德格尔的晚年沉默,如facticity的无可奈何,映照出thrownness的身不由己。

萨特的“通俗化”?如您所叹,更像是存在主义的宣传话语:将Dasein的“在世畏惧”简化为“被判处自由”的英雄焦虑,欠缺海德格尔的诗性深度——那Hölderlin的“神圣命名”,非萨特的“自为”无限,而是Ereignis的有限绽放。伟大?无可否认,海德格尔行者孤独,却走远:从唯心主义的寻根,到诗的Kehre,他叩问的“惊异”,如thaumazein的源头——神话、哲学、悲剧的文明火花,在现代的遗忘中,低语那“存在的意义”。但有多少人明白?如士兵的断章阅读,或当代的“新解读”——2025年的《Heidegger on Technology's Danger and Promise in the Age of AI》,视其Gestell警醒为AI时代的预言,却忽略了政治锈迹的伦理幽影。晚年的逃避主义?正如您叹,映照facticity的thrownness:身不由己的无可奈何,却在诗的解蔽中,留下一丝Ereignis的绽放——那“事件”的低语,邀我们窥见文明的残影。

结语

海德格尔的Kehre如一幅四维的Dasein地图:胡塞尔的epoche如悬置的起点,解蔽意向性的“超验科学”;《存在与时间》的Dasein如在世的深渊,遗忘主体-客体的二元,叩问Being的遗忘;Rector的锈迹如政治的thrownness,两难的辞职映照facticity的叹息;士兵的断章如荒谬的反抗,西西弗斯式的意义筛选;Kehre的诗化如Hölderlin的thaumazein,Ereignis的绽放——从形而上学的笼牢,向“事件”的解蔽蜿蜒,却在Levinas的伦理“他者”中,现出其回避的盲点。萨特的通俗化?如存在主义的简化镜像,欠缺诗的深度——海德格尔的伟大,在于那孤独的行者远路:叩问“惊异”的源头,却在政治与伦理的悖论中,永陷无可奈何的thrown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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