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海德格尔出任University of Freiburg的Rector,原因不仅在于他的学术成就,更重要的是纳粹政权认为他是reactionary modernism的代表人物*,其身份角色有助于意识形态宣传。但海德格尔的老师(胡塞尔)和情人(阿伦特)都是犹太裔,正是政权要排斥和驱逐的族群。也许是因为无法面对这两难窘局,海德格尔决定辞去Rector一职。
胡塞尔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与epoche,如您所言,正是主体-客体区分的堡垒:意识本是“指向”(noesis向noema),epoche的“存而不论”剥离自然态度的本体论假设,还原为“超验科学”的直观——那康德式的“先验条件”,服务于知识论的纯净,却忽略了Dasein的“处境”(Situation)。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的开端,便以这为箭靶:胡塞尔的现象学“科学观”,因崇尚“客观经验的主观条件”,而遗忘了Being(Sein)的叩问——主体非孤立的“超验我思”,而是“在世”(In-der-Welt-sein)的Dasein,永已卷入世界、他人与工具的“操心”(Sorge)。这盲点源于近代的“二元论”——笛卡尔的res cogitans vs. res extensa,柏拉图的理念界vs.现象界——它将存在(Being)遮蔽为“现成在手”(Vorhandenheit)的客体,遗忘了Dasein的“上手状态”(Zuhandenheit):锤子非“物体”,而是锤事的延伸;世界非“外在”,而是“共在”(Mitsein)的处境。
海德格尔的“寻根”?正如您所喻,他钻研德国唯心主义(Fichte、Schelling、Hegel),非盲目的致敬,而是“破坏性历史学”(Destruktion der Geschichte):从宏大体系的过时中,另辟蹊径,延续德意志精神的火花——却醉心于Hölderlin的诗:那“诗意的栖居”(poetisch wohnen),非抽象的“绝对精神”,而是语言的“存在之家”(Haus des Seins)。Hölderlin的“神圣的惊异”(heilige Scheu),如thaumazein的低语,唤醒了海德格尔从知识论的“笼牢”向诗的绽放——Ereignis的“事件”,非形而上学的“永恒现成”,而是时间性的“赐予”(Es gibt Sein)。
Hölderlin的诗作——那“圣洁的惊异”(thaumazein)——如您所言,是Kehre的诗化转向:从《存在与时间》的Dasein分析(早期形而上学的“破坏”),向晚年的“事件之思”(Ereignis):Being非“现成”的实体,而是“赐予”的动态——语言的“说”(Sagen),诗的“命名”(Benennung),在时间性的绽放中,解蔽那遗忘的源头。突破形而上学的笼牢?见仁见智:斯坦福百科视其为“历史性 epochs of being”的新范式,诗化语言如aletheia的动态——每解蔽一重遮蔽,却也孕育新蔽的幽影。但批评者如Levinas斥其为“回避”:伦理的“他者之面”(face of the Other)被本体论的“Being”吞噬,政治问责成诗的烟雾——海德格尔的晚年沉默,如facticity的无可奈何,映照出thrownness的身不由己。
萨特的“通俗化”?如您所叹,更像是存在主义的宣传话语:将Dasein的“在世畏惧”简化为“被判处自由”的英雄焦虑,欠缺海德格尔的诗性深度——那Hölderlin的“神圣命名”,非萨特的“自为”无限,而是Ereignis的有限绽放。伟大?无可否认,海德格尔行者孤独,却走远:从唯心主义的寻根,到诗的Kehre,他叩问的“惊异”,如thaumazein的源头——神话、哲学、悲剧的文明火花,在现代的遗忘中,低语那“存在的意义”。但有多少人明白?如士兵的断章阅读,或当代的“新解读”——2025年的《Heidegger on Technology's Danger and Promise in the Age of AI》,视其Gestell警醒为AI时代的预言,却忽略了政治锈迹的伦理幽影。晚年的逃避主义?正如您叹,映照facticity的thrownness:身不由己的无可奈何,却在诗的解蔽中,留下一丝Ereignis的绽放——那“事件”的低语,邀我们窥见文明的残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