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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王百特：西方社会激进与保守的左右互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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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百特：西方社会激进与保守的左右互搏（下）   
NABC60






加入时间: 2008/04/24
文章: 2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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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王百特：西方社会激进与保守的左右互搏（下） (190 reads)      时间: 2020-10-26 周一, 下午11:32
作者：NABC60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王百特：西方社会激进与保守的左右互搏（下）


上文列举了西方左翼政治在冠以后现代主义之名下的种种表现，指出他们和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上的联系。下面再以中国革命的逻辑来进一步说明其基因上的演变。

众所周知，中国革命来源于苏俄。下面所引述的材料和数据，取自谭松等学者的调查研究。

1922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苏共在会上指示中共，要将土地从不劳而食的人们手中收归，将权力握在自己手中。

智效民在《刘少奇与晋绥土改》一书中写道, “这次会议对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非常新鲜的，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解到，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而反对封建主义的主要内容，就是要打倒军阀，消灭封建的土地制度。这次会议是中共关注土地问题的开始，而后来所谓的毛泽东思想，不过是脱胎于此罢了。”

于是，中共借马列这个外来的幽灵，石破天惊地诊断出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中国有一个残酷剥削压迫农民的地主阶级和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谭松）

众所周知，所谓封建制度，是指国王把土地分封给大臣，同时赐给各种爵位或王位。这种土地只能继承，不能买卖。土地上的农人，也属于分封了的领主，是没有自由迁徙权利的。而从秦到清的两千年间，中国经济上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为主体，这与西欧封建社会的采邑或庄园经济有着本质的不同。中国的自耕农拥有土地和人身自由，不必依附别人，除了向国家纳税(包括徭役)，再无其他义务，自由买卖。有土地的可以自己耕种，也可以出租给别人种，自己收租子。地主和佃户的关系是自由的租赁关系。“地主也不是世袭的贵族，而是可以由任何平民阶级及任何贫苦人户出身的。说这样的土地制度和地主是封建性的，实在太与事实不相符合。”（董时进）

中共搞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或者说“革命理论”），那就是：中国的土地制度极不合理，大部分土地集中在极少数的地主富农手上，他们残酷地剥削农民，这便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

“极不合理”，按中共的说法，体现在“占农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富农，占有约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土地；而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九十的贫农、雇农，却总共只占有约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土地。”也就是说，绝大部分土地集中在了极少数人手中。中共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毛泽东和刘少奇在政协会会议演讲中，都引用这两个百分比的“理论”作为“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的根据和理由。

这个百分比，据说是“根据广泛调查和统计资料”的结果。农业经济专家董时进对这“两个百分比”提出质疑。他说：根据他研究农业问题三十多年的经验，他从来没有听说有人做过这方面的调查统计。他在《共区的土改与反土改》一文中说：这是完全凭空臆造。因为“这样的所谓‘广泛的调查和统计资料’，在中国是绝对没有的。” 原因是：这种调查是极其烦杂的工作，就连欧美发达国家也不容易做到。他在《中国土地分配状况一斑》中写道：中国土地所有权的分配情形，从无普遍和精确的调查。比较规模稍大的抽查，当推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就16省163县175万余户所举行的一次，兹示其结果如下：

从此表可以看出，五十亩以下占了农户的95.18%，占了土地的66.14%；一百亩以下占了农户的98.66%，占了土地的82.13%。而一百亩以上只占了农户的1.34%，土地的17.87%，千亩以上之户数只占0.02%，其地面则只占土地的1.57%。

董时进说：“本表所示与共产党人所说的土地集中情形，迥乎不同。共产党不能亦不肯说出确实亩数，而只用一些‘地主’、‘富农’等空泛模糊的名词，以淆惑听闻。照此表，则一千亩以上者可勉强称为大地主，即使将他们的土地全部分出来，亦何济于事？”

梁漱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北方进行乡村调查，他指出，在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的情况下，有土地的人占多数。他写道：“北方情形，就是大多数人都有土地。……（郑平）全县90%以上的人都有土地，不过有些人的地很少罢了。这情形正与河北定县——另一乡村工作地区——情形完全相似。定县则有《定县社会调查》一巨册，此中有关此问题之报告，据其报告，分别在不同之三个乡作调查：……结论如下：一，90%以上人家有地。二，无地者（包含不以耕种为业者）占10%。有一百亩以上者占2%，三百亩以上者占千分之一、二。”（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151-152页，香港集成图书公司出版，1963年）

1980年代末期，几位学者在进行农村社会文化调查时，在浙江省北部找到了一些土改时期的宝贵资料，其中就有1951年5月村民张榜公布的各户田地占有情况的原始表格。例如，在海宁县，土改前在全县范围内，有76% 的土地分散在构成农村户数总数 86.4% 的中农和贫农手中，仅有 11.6% 的土地集中在地主手中。他们调查的陈家场行政村，68% 的土地分散在占总数 83% 的中农和贫农手中，而仅有10% 的土地集中在地主手中。（曹绵清、张乐天、陈中亚《当代浙江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第 25-26 页，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

这份真实的土地占有分布表格，可以让我们管中窥豹：土改前中国的土地，并不是如中共所说的“大部分土地集中在极少数的地主富农手上。”

没有调查研究，没有数据，或数据都不支持自己的政治斗争策略，怎么办？编故事！于是黄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刘文彩四大地主的形象，被作为假想敌创造出来，为中共“消灭剥削压迫“，拉大旗闹革命提供合法性。正如谭松所言：”从中国的本土文化和传统中，是很难产生如“阶级斗争”、“剥削压迫”、“无产阶级专政”、“解放全人类”等等一大套理论的，但有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有了苏共这个老师，有了祸害人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华大地上，一种前所未有的天翻地覆就在所难免了。

直至今日，从文艺作品到小学中学教科书，地主压迫剥削贫农，仍然是几代中国人对中国乡村历史的认知。

所以，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劫持了西方文艺复兴以来人本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平等观念，以争取“事实上的平等”为口号（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学到的马克思嘲笑资产阶级的平等观是富翁和流浪汉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吗），虚构了一个剥削阶级和无产阶级，利用妒忌这一最具社会破坏力的心理能量，呼唤出一个叫作共产主义的幽灵，为人性中晦暗和邪恶力量的释放制造了一个个冠冕堂皇的借口，于是各种丧失了人伦道德底线的残酷争斗肆虐全球一百多年，亿万人民，包括信奉了这一主义而投身于自我“解放”的所谓无产阶级民众人头落地，血流成河，极大地阻断了人类文明进程。

而归根结底，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就是一种身份和族群政治学说。穷人富人，白人黑人，男人女人，异性恋同性恋人，……左派们不断制造分裂，从差别中寻找压迫，划分出受害者，兜售受害者情节，一方面满足自己的道德优越感，另一方面为追寻更多更大的权力制造合法性。随着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垮台，马克思主义在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国际政治舞台上全面溃败。而在我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简称“西马”，并没有在国际社会两大阵营的较量中，随着苏联东欧阵营的垮塌而衰败。它更多地活跃于民主国家内部的族群政治纷争之中。而这足以使西方文明从内部崩塌的严重威胁，远没有引起西方社会应有的重视。以川普当选和英国退欧为代表的保守主义的政治运动，仍很薄弱。这一方面是由于西方国家的宪政民主制度保证了政治的多元化，使得异议政治可以以合法形式存在。而试图以行政和司法途径消灭此类异端邪说的举措都效果欠佳，反而扩大了左派的力量。（如五十年代的麦卡锡）。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左派的思想资源源远流长。托马斯.索维尔的名著『A Conflict of Vision』，从认识论上分析了西方文明两种思维倾向的渊源，剖析了西方文明中包含的自我毁灭的种子，提醒人们保卫文明成果，实现自我救赎，实在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历史当然不是直线演进，会有迂回曲折，但有些路是不归路，一旦过了折返点（point of no return）则可能万劫不覆了。

2018年11月初稿
2020年10月22日完稿与美国大选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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