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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论孔孟之道对人性认识的偏离以及流弊（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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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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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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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试论孔孟之道对人性认识的偏离以及流弊（二）
芦笛
三、孟子对孔子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当年从《论语》读到《孟子》，立刻感受到强烈的时代气息和明显的思维能力进步。
崇古是中国的悠久传统，国人总是以为越古老越先进，就连对学术思想都会采取这种“厚古薄今”观。例如孔孟，前者因为是祖师爷，所以便是“至圣”，后者不过是祖述前贤，所以只能捞个“亚圣”。老庄也是如此，传统观点从来认为老子才是头号道家哲学家，庄子不过是二头领而已。
但我在文革中读国学典籍时的感受却完全相反。学术界有人认为《老子》是战国时代的人伪造的，其实并不古老。此说本人毫不相信。在我看来，它和《论语》同样显示了原始古朴特征，两者都是用极度模糊简约的文字写成的零言碎语，根本没有展开充分论说，谈不上什么论证，更无系统可言，绝对不会出自战国辩士之手。而《孟子》和《庄子》的风格则划然不同，行文洋洋洒洒，论说充分，虽然经不起严格逻辑验证，但在当时仍然极有说服力，思想的展开也相对要系统详尽得多。
这区别我看主要是时代造成的。老子和孔子所处的时代还没有多少学者出来，谈不上什么竞争对手。但到了战国，便迎来了中国思想史上最繁荣最活跃的黄金时代。列国君主为了富国强兵，礼贤下士，重金延请国士。谁要是有富国强兵之术兼备辩才，取功名富贵指顾间事耳。
这种强大刺激，使得各家学派一下子冒了出来，学得文武艺的士们风尘仆仆地奔走于列国之间，干说君王，谋求富贵。孟子本人据说就是“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当真是浩浩荡荡的旅行团，可见当时辩士们的风光。面对激烈竞争，为了击败竞争对手，打动君王，辩士们便不能不讲求说服力，由此导致了思维能力的飞跃性进展。
因此，此期的学术著作和早期的风格明显不同，尽管还是使用模糊语言与模糊思维，但学者们毕竟朦胧地知道必须论证才有说服力，不仅大量使用文学比喻和寓言代替严格论证，而且开始试图辨明概念的细微差别了。这在《孟子》中最能看出来。例如下面这段：
“任人有问屋庐子曰：‘礼与食孰重？’曰：‘礼重。’‘色与礼
孰重？’曰：‘礼重。’曰：‘以礼食，则饥而死；不以礼食，则
得食，必以礼乎？亲迎，则不得妻；不亲迎，则得妻，必以礼乎？’
屋庐子不能对，明日之邹，以告孟子。孟子曰：‘于答是也何有？
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金重于羽者，岂谓一
钩金与一舆羽之谓哉？取食之重者与礼之经者而比之，奚翅食重？
取色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应之曰：“紾兄之臂
而夺之食，则得食；不紾，则不得食，则将紾之乎？逾东家墙而搂
其处子，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则将搂之乎？”’”
这是什么意思？任国有人问孟子的弟子小屋：“礼和食与性相比，哪个更重要？”小屋答：“当然礼重要。”那人说：“如果守礼不得吃，不守礼才得吃，亲自迎娶不能娶妻，不亲迎才能娶妻，难道在这种情况下你也要守礼？”（按：古礼规定新郎必须去亲自迎接新娘。）小屋不能答，回去请教孟子，老孟说：“这又有什么难答的？如果不将比较的基础定为同一，只比较顶端，那一平方寸的木头也可以比高楼还高。说金属比羽毛重，不是说一个衣带钩的金属比一车羽毛还重。拿食的重要那面去和小礼比较，比出来的又岂止是食的重要？拿性的重要方面和小礼比较，比出来的又岂止是性的重要？你去告诉他：‘如果要扭断哥哥的胳膊，把他的食物抢过来才能吃，否则就没吃的，难道他也会去扭？如果要翻过东邻的墙去搂抱人家的处女，才能得妻，否则便不得，难道他也会这么做？’”（芦案：第一件事我是绝不会干的。第二件么，嘿嘿，难说，关键要看那处子长得如何。）
这段对话最精彩的是两点：第一，孟子知道，只有确定了同一基准，才能比较不同对象；第二，他提出了“礼”的内容有大小轻重之别，并不是一个混沌的概念。这非常生动地表明了从老子孔子到战国诸子，中国学者的思维开始精细化，知道辨识概念的细小差别了，而这在《论语》中根本就看不到。
由此可见，思维能力的改善必须通过学者的互相辩难才能实现。可叹中国后来就实现了大一统，自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便成了永不再现的“失乐园”。
除了时代原因，或许还有个人因素在内。孔子这人很怪，号称“述而不作”，他平生没写什么作品，干的主要是编辑活，《诗》、《书》、《礼》、《易》、《春秋》等作品都有原稿，他干的无非是挑选、编辑、删削的编辑工作而已。其中《礼记》据说是他的门人和战国时代儒家学者作的注释，近来楚墓竹简出土，国内有学者提出《大学》和《中庸》其实是子思的作品。因此，比较可靠的还是《论语》，但那是他的门人记录的他在世的语录，谈不上什么系统深入全面的论述。
正因为此，孔子和老子一样，便成了后人任意诠释的对象。相比之下，孟子因为论述详尽深入，没有给后人任意解释发挥留下多少空间，后人忠实研究他的思想的把握性要大得多。
在我看来，孟子对孔孟之道的成型，贡献远远超过了孔子。他不但确定了“克己”的主要对象，由此提出了基于民本主义的“仁政”、“王道”的学说，并强调重申了“民意即天命”的伟大观点，而且更察觉了为孔子忽略的“克己复礼”的人性前提，开始探讨人性，在这过程中扬弃了孔子对维护等级制度的热衷，提出了具有平等思想的所谓“天禄”说。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他的许多思想也不失价值。这就是我为何在旧作中多次称颂这老东西，并建议照顾中国的德治传统，将孟子的某些基本主张写进宪法。
总而言之，我认为，孟子创造性地继承发展了孔子的思想。作为学者，孔子可能远比孟子多才多艺。但作为政治思想家，他留下来的思想，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远不如《孟子》。
前文已经介绍过孔子的“克己复礼”的基本思想。《论语》中其实有简明表述：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那就是说，施政的重点，是得让君主有君主的样，大臣有大臣的样，父亲有父亲的样，儿子有儿子的样。如果君王对待大臣的态度像父亲对待儿子充满慈爱，大臣对待君王像儿子对待父亲那样恭顺，则国家也就大治了。
由此可见，这“克己复礼”的要求对象包括君主、官吏以及草民，对每个人的道德期待都是一致的，并不特别强调某个阶层必须带头，完全是全面铺开，没有重点。用老毛的话来说就是“不抓主要矛盾”。
到了战国乱世，这一套的迂阔便凸显无遗。当时列国彼此攻伐，造成战乱的不是人民而是统治者，百姓作为弱者，无论是否“克己”都是君王的口中食。
孟子察觉到了这个问题，便把“克己”的重点放到了君主之上。一部《孟子》，翻来覆去讲的最多的还是“君君”。由此出发，他将孔子提出来的模糊的“仁”的观念，从个人道德修养放大到了施政原则，提出了“仁政”、“王道”的主张。
以下逐段介绍讨论孟子的重大主张：
１、仁政与王道
前面已经指出，孔子提出“克己复礼”的政治主张时，忽略了一个重大前提问题，那就是“克己”到底有无可行性。
奇怪的是，如上所述，孔学基本是伦理学，但孔子对人性似乎基本没有什么研究，《论语》中只有这么一句话：“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以致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连他的弟子都没听到过有关教诲，可见《论语》中缺乏记载不是没有缘故的。
这一点也可从《孟子》中获得旁证──孟子讨论人性时，似乎没有引用过孔子语录。后来荀子批驳他的“性善说”也是如此。以古人尊师重道的传统而言，如果孔子真的对人性有比较详尽深入的论述，似乎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不管怎样，孟子填补了这个前提空白，提出了“性善”说，并将其用于“克己复礼”的理论基础，这从逻辑思维的角度来说是一大进步。下面还要专题讨论此问题，这里只指出一点，“仁政”这个施政主张的出发点，就是“性善”论：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作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
他这儿的思路很清楚：如果孩子要掉下井去，不管是谁看了都会惊慌，引动恻隐之心，而产生这种感觉完全是无私的：既不是为了去讨好结交那孩子的父母，也不是学雷锋作好事，为了在乡里中挣个好名声，也不是因为讨厌那孩子的呼叫声。由此观之，人都有所谓“不忍人之心”。只要君王以这种不忍人之心来施政，则治理天下将易如反掌。
不能不承认他这论证非常漂亮，在那个时代确实非常有说服力。以现代人的观点看，唯一的缺点就是他忽略了“一时的感觉”和“持久的行为”之间的区别，特别是要把不忍人之心用于施政，那就是将一时感觉在时空上都极大地放大后转化为行动，根本就没有什么可行性。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教导过我们：“一个人做点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不做坏事，只做好事。”指望君主时时刻刻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会给他人带来什么伤害，像听见孩子落井发出惨叫时那样惊心动魄，因而时时舍己为人，未免太不现实。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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