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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丘山下永眠着丘德功 (六) 谁是凶手，让大李去告谁？

格丘山
[博客]

加入时间: 2006/07/27
文章: 942

经验值: 41826

标题: 格丘山下永眠着丘德功 (六) 谁是凶手，让大李去告谁？ (588 reads) 时间: 2016-4-25 周一, 上午9:57

作者：格丘山 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丘德功死了几天后，我从场院去到队部的办公室。平时济济一堂大家坐着开会的地方，这时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地上杯盘狼藉，我的目光慢慢的从门口的凳子向前移去，在一个角落的凳子下面，我停顿了下来，因为我看到了一样东西：

丘德功的皮带像一条死去的蛇，蜿蜿蜒蜒地趴在那里，它的头部挂着很多小刀，锥子之类的工具，翘了起来，好像在哭泣，正是用这些工具，丘德功在他的不眠之夜为多少人修手表，收音机，现在它们再也没有用了，因为它的主人死了。我的眼睛感到热，鼻子有些酸，那一定是那天打丘德功的时候，给解下扔在那里的，但是这么多天过去了，为什么没有人捡起来？

我在问谁呢，自己也奇怪。

我又想，谁也不会去捡的，这根皮带承受着人的心灵不能承受之重，那些在会场的人，在那天打人的热火沸腾中，谁没有叫口号，火上加油？面对这根皮带，是何心境，人的良知毕竟不能死尽。

几天后，我与几个工人一起干活时，李云飞突然说：“丘德功死得冤啊”，他的口气充满了不平之意，我诧异地看着他，想从他的脸上看到他的歉疚。因为我被告知，在打丘德功的会上了，他跳得非常凶。可惜我没有看到一丝愧色，只有对他人的指责。他继续说下去，没有人响应他，我看到周围人脸上的悲怆，大家不忍谈这个题目，老张用恳求的口吻说：“请不要说这个了”。

不只是李云飞自己觉得他对丘德功的死没有责任的，他在那个会上的表现他只是觉得自己出于无奈，否则自己就要被挨打。

那么是谁杀死了丘德功呢，谁应该负责呢？

丘德功的妻子大李，一位令人尊重的女性，自丘德功死后，将家封了，领着四岁的儿子去告状。她背着被子(当年旅行必须带的)，拖着孩子，走遍大庆，哈尔滨，北京的所有可以诉讼的地方。但是她去告谁呢？

告邵兰新？没有他对丘德功的歧视，可能丘德功就不会处于地富反坏的边缘，只差一个理由就可以被斗。否则汪深怎么敢造出消灭解放军的荒唐故事？但是邵兰新自己还一肚子怨气，在四队产生新的领导班子时，他拒绝再当队领导，他觉得自己常年来听党话，认真负责的教育四队的工人，辛辛苦苦，想不到大家竟这么恨他，竟让他戴高帽子游街？他是个荣誉心极强的人，这口气难咽下去。丘德功死的时候，他连干部都不是，他根本不觉得自己有责任。

告汪深？汪深是有些觉得对不起丘德功，但他只是体现上司邵兰新的旨意，何况他为这件事已经感到深深的自责，自丘德功死后，眼睛看人更混浊了，走路低着头，不敢看人。但是他怎么会想到最后事情变成这样呢？打丘德功他没有做任何事，丘德功是为砸黑农场被打，不是为唱消灭解放军被打，他怎么能对丘德功的死负责呢？

告当时的四队革命委员会？但是他们是接到大庆革委会的指示，提供一份闹砸烂黑农场最凶的人的名单给秋收支援队。选丘德功是因为他不但参加砸黑农场，而且出身不好，还要消灭解放军，但是他们也不赞成打死丘德功，他们不能对打死丘德功负责。

告李云飞，黄福民？他们都在砸黑农场的名单上，也可能要被打，为了表现自己痛改前非，他们当时会上不得不特别积极，但是他们没有参加打人，怎么能对打死丘德功负责呢？

告大庆秋收支援队？他们被告诉这个农场的人都不是好人，不是反革命，就是坏分子，现在竟然反对改造，要砸农场，应该教训一下，大庆革委叫他们打，他们能不打？至于被打的人名单都是农场提供的，每个人打得轻重程度都有说明，他们怎么知道打得合不合适？何况去打的人主要也是在研究院犯了错误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当时是是臭老九，他们为了香一点，就更要打人，下手是重了一些，但是本意不是打死人，而且当时是混打，所有要求进步的知识分子都上去打了，你认谁去负责？

大李也不知道告谁，她只知道她的丈夫的死是冤枉的，现在冤有头，债找不到主，她最后告的是大庆党委，大庆党委也哭笑不得，因为他们连丘德功是谁都不知道。

大李是一个工人，她不懂政治，她不可能想到去告毛泽东。确实毛泽东的责任比上面说的人都大，但是告毛泽东当时是要杀头的，就到现在仍旧是不允许的。另外毛泽东也不能对丘德功的死负具体责任，如果我们在一个暴君时代，将所有的杀人罪都归于暴君一人，这样的清算还算清算吗？那不等于说二战杀犹太人都是希特勒负责，那么犹太人还不遗余力的去抓杀人犯干什么呢？

实际情况是在中国，大李是找不到凶手的，她的告状不可能有结果。这就是中国这个国家的特殊国情，与其他任何国家不同。唯一安慰的是她漂泊在外告状的几年时期，农场一直给她发工资，这一点别的国家可能做不到。

公元二千年，我从海外回大庆，念念不忘的是要再看一下这个农场，那个丘德功冤死的地方。

我到国外的最初十多年中反复做一个梦，就是我还在农场，在那里做着苦工，我常常哭泣着从梦中醒来。一旦醒了的时候，我半天都弄不清楚我到底在哪里？等到我确定我已经不在农场，而是在美国的时候，我会号啕大哭起来。

后来这样刺心痛骨的梦少了，我的梦变成我回国去探访，不知道怎么又将我弄到农场去了。农场的样子变多了，不是记忆中的那个穷困的样子，也有商店和楼房了。农场将我分配到四队去工作，我很不愿意去，我仿佛记得我出过国，还得了博士学位，我就写了信给我的导师 KEITH 博士，请他想办法将我从农场弄出去。从这样的梦中醒来的时候，我不再哭泣，而为已经告别了那个苦难时代，那个是非弄不清的国家而欣慰。

我再访农场时，朝鲜族的朴副场长一直陪着我。他开着一部吉普越野车，一直开到格丘山顶。从格丘山的山顶看下去，整个农场都在目下，农场的周围，绿树郁郁葱葱，远处的五大莲池，和我当年在那里独自看鱼池的月牙泡在阳光下晶莹发光，格丘山的十一个姐妹山，玉泉山，火烧山，卧虎山等在蓝天白云下隐隐约约，飘渺可见。朴副场长指着远处一片树，我顺着他的指头看过去，他说：丘德功就埋在那里，但是他听说前几年大李来过这里，将他丈夫的尸体带走了。

妻子知道我的悲伤，她折了一些树枝，编了一个花环，挂在一颗树上，我对着花环鞠躬，屏息默祷，丘德功，别了，你安息吧。

从农场回到大庆，我过去研究所的副书记，也许是我一生真正的soul mater,可惜我知道这一点晚了一些，是听到她死讯的时候，她一定要请我吃饭，承她的盛情，还请来了我在农场的党委书记茹作斌，他当时是大庆组织部长，已经退休。

会见时我问起丘德功，茹作斌说好像坟还在农场，没有迁走，与朴副场长说得不一致，哪个消息准确，我就不知道了。我还问起徐仁芳，他当年的秘书，他说在大庆的某个指挥部，是副局级干部了。我请他代为致意，我没有解释为什么，我一直为他在丘德功的首次斗争会的卓越表现怀有敬意。

这次宴请难友李延成一直陪着我，难友李延成自平反后一直紧紧跟着茹作斌部长，官升到处级。我不无感概地看着这位一起出生入死的老同学，今天跟着茹部长的那种过分得让我也有些脸红的言谈举止，当他说：茹部长就是我们当年在农场的保护伞时，茹作斌也有些受用不了了，他想了一会儿这样说：

”不敢，不敢，只能说我很庆幸我当年在你们的事情上没有胡来“。茹作斌的持事稳重可见一斑。

最后，我问起另一位我挂念的人，范世春，可惜大家都不知他的去向和结局了。

作者：格丘山 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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