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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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7/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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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平头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岑国荣等广西文革余孽用了很大篇幅，事无巨细地罗列并渲染造反派以下犯上的“京西宾馆造反派痛殴韦国清”的事件过程。包括引用很多王荔专案资料来还原京西宾馆揪韦国清这一事件。对此，平头肯定这一做法，因为文革档案资料越多，对于明辨是非就越有帮助。不过万事皆有因果，岑文惯用夸大一面，掩盖另一面的手法，只侧重“后果”如造反派揪韦国清的过程，而刻意忽略“前因”——为什么造反派会如此愤怒地痛殴韦国清，使韦上将如此斯文扫地？掩盖韦国清治下桂系民国模范省沦为贫穷壮族自治区，以及韦国清在大跃进的罪恶。
恰好拙著《“七.三”布告出笼的台前幕后》的有关章节，弥补了这方面的缺陷，因为岑文已将造反派痛殴韦国清的过程描写得七七八八了，平头无意在此狗尾续貂。平头只陈述该事件之因和岑文没涉及的几个造反派投机分子的结局。
万物皆有因果关联，韦国清种下“大跃进”广西饿殍百万之因，就必须接受他日收获被造反派痛殴之果。
为了对柳州文革有一个全局的认识，让我们返身回顾这段已被岁月的尘埃掩埋的历史，揭开被封存的历史一页。
（一）借旨造反
借“社会主义大民主”平民造反派趁机造反
时间拨回到1966年的文革之初，毛泽东利用造反派进行宫廷权力斗争，号召民众造反，向着他和他的小集团之外的整个官僚层发起了冲击，如批“资反线”，斗“走资派”等。是因为毛仍嫌这个国家和这个党还不够集权、专制，党内还有很大一部分权力还旁落他人手里。因而毛要冲击它，粉碎它，重建一个由他一个人独裁的毛氏王朝。于是，毛泽东要打一场不按常理出牌的非常规的战争，他要以个人战胜整个党的官僚机构，以他和他的追随者们的少数去征服党内的多数。他只能向党外寻求盟友——深受十七年中共官僚制度欺压迫害的人民群众。而要发动和利用这些群众打垮这个党，来清洗自己的政敌，运动便只能采取非常规的形式——这便是“社会主义大民主”产生的真谛。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对共产党早有怨气的平民造反派则趁机造反，利用宫廷斗争来追求自己的人权，其具体表现为“踢开党委闹革命”，冲击奴役人民有血债的官僚，如首先冲击在“大跃进”所谓“三年困难时期”韦国清（区党委第一书记）、贺亦然（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区政府副主席、原柳州地委第一书记）等血债累累的官僚；追查“资反线”整群众“黑材料”的造反派冲击学校、工厂、机关的人事、保卫和党委办公室，冲监狱，（如桂林“造反大军”包围第三监狱、劳改工厂，成立“接管监狱领导小组”，被康生等斥之为“是要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打砸保险柜，抢走“黑材料”的档案（如"上石农总"成立后，为对付广西"联指"的武装镇压，于1968年2月22日，在宁明县抢走了上石、马洞、练江、油隘、板旺、哨平等六个大队民兵枪支64枝，子弹2400发。同年，4月8日，他们又围攻油隘派出所和袭击支持"联指"的解放军边防部队，打伤部队战士和民兵各一人。并抢走了油隘派出所一批公私财产及机要文件档案等）。在这场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谋平反、争人权的文革反抗运动中，极大地冲击了中共原有的统治秩序。
毛泽东发动文革，就像《水浒传》里的洪太尉，揭开了那块贴着“社会主义大民主”标签的大石碑，放出来的108道金光，就永远不会回到那暗无天日的地洞中去。至于这些好汉们要想些什么，要干些什么，那就再也由不得毛泽东的徒子徒孙们了。
社会各阶层的冲突构成了文革群众斗争的主要内容
平民造反派的基本特点是冲击“走资派”。他们背靠毛泽东的支持，将矛头指向当权派、走资派。他们高举“平反”的旗帜赢得社会的同情与支持，源于工作组对他们的打压。造反派思想另一个特点是反对“血统论”，这是中学造反派与老红卫兵之间的主要冲突点。中学造反派主要是受“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血统论压抑、排挤的学生。
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关系，造反派对保守派的打击，是个别人的非法行为，而保守派对造反派的打击是有组织有领导的官方行为。从数量上看，挨整的造反派人数远远高于遭到报复的保守派。从后果看，对造反派的整肃要进入档案，最终造成受害者前途的灾难。即便在毛泽东号召造反的短暂时期，保守派仍然是占有政治优势的强势群体，而造反派，和历史上一切反体制的人一样，始终是处于实质上的弱势地位，尽管在道义上似乎他们暂时占有优势，也得到了毛泽东的背书，更不必说在更长时段中，造反派所受到的排斥。保守派其实是遵循着共产党长期形成的权威文化政治伦理，同时培养奴性和投机心理，而造反派则以挑战和不服从为荣。这种看似相反的特征，恰是“毛泽东和共产党矛盾人格的一种复制。” 事实上，西方的一些文革研究学者也已经指出了在毛泽东身上兼具革命者和权威统治者的两重性。
正如杨小凯（即杨曦光,长沙“省无联”《中国向何处去？》的作者，已故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著名的经济学家）所提出中国社会冲突说，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上层的权力斗争，也是中国社会中不同利益集团、阶层的斗争，卷入文化革命中的红卫兵和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并不简单的是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从事政治斗争的工具，他们并不仅仅是上当受骗，他们有自己的独立意识，他们利用文化革命中暂时的大民主的机会来追求自己的利益。而文化革命中群众的利益集中地表现在造反派的政治纲领里面，他们是要打倒官僚特权阶层，而另外一派保守派是要维护现存的利益，就是要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文革保守派保这保那，说到底就是保既有的共产党统治秩序。他们双方的斗争构成了文化革命中群众斗争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是文化革命整个经历中最重大的内容。
（二）桂系的民国“模范省”沦为“老、少、边、穷”的壮族自治区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西南处于半独立状态。新桂系锐意经营广西，是广西最辉煌的时期。1932年4月，李宗仁和白崇禧分任广西绥靖正、副主任,黄绍竑（后为黄旭初）任省长。他们以自治、自卫、自给的“三自政策”相标榜， 同时发起“广西建设运动”，在省内实行军政改革，既成功地树立起广西的新历史形象——强悍、好战、坚韧，充满军国主义气氛，使广西成为一个针插不进的“独立王国”，也使广西和阎锡山的山西一样赢得了全国“模范省”的称号。
广西地处边陲，自古远离中原政治文化中心。境内多山脉丘陵，耕地有限，当时人口约一千四百万人，汉人占百分之六十，其它少数民族成分复杂。这样一个地瘠人贫、偏远落后的地区，如何将它治理成中国一个有示范性的省份，这是当时广西领袖们卧薪尝胆，全力以赴的一个理想目标。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至1937年全面抗战，七年间，在“李、白、黄”等人全力以赴的推动下，广西从一个组织散漫、民智蔽塞的边陲地区，一跃而成为组织严密、全省皆兵、有“新斯巴达”之誉的“模范省”。
广西从晚清起就是一个穷但不弱的省，从陆荣庭旧桂系起，就一直是中国政坛一个举足轻重的力量。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的新桂系取陆而代之后，广西更是令人不敢小觑。北伐战争的先锋便是李、白的桂军（钢七军）。新桂系不仅骁勇善战，而且政治也较开明，李、白等提出自卫、自治、自给的“三自政策”和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的“三寓政策”，开办广西大学，招揽人才。使广西的政治、经济、科技、工业、教育、文化、卫生、交通、航运等各方面都得到长足的发展，尤其其乡村自治运动，使自清末就为患乡里的匪患绝迹，农村面貌为之一新，曾被誉为民国“模范省”。
为了实现“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主张，新桂系提出了“三自”（自卫、自治、自给）、“三寓”（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的政策，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政治、经济、军事和文教等方面的建设。在政治上，从省以至乡村推行政、军、学的“三位一体”制，使各项政令的贯彻执行直接通达村甲阶层。在军事上，除加强正规军外，还大搞民团建设，实行所谓“全省皆兵”。在经济上，农业、工业、矿业、交通等都有了较大的发展。文教事业的进步也比较明显。特别是从广西的实际出发，推行以“救亡”、“救贫”、“救愚”为目的，各种类型的国民教育，尤具特色。这些在广西史上前所未有的成就，使它取得了“模范省”的美名，为新桂系投入三十年代后期开始的抗日战争，在组织上和人力、物力上奠定了基础，做出了贡献，受到国内外舆论的好评。
在抗日战争期间，广西民团也为抗击日本侵略者，为保卫国家民族的生存，做了有益的事：在卢沟桥事变之前，广西常备军仅有步兵二十个团。至淞沪战起后，三个月之内，即能出兵四十余团，赴前线参加作战，且能在临淮关、台儿庄诸役，予倭寇以歼灭之打击。
据国民政府1945年统计，在八年抗战期间，广西征募士兵及劳工450万，占全省1200万人口当中的近40%，是全国之最，而广西抗日出士兵100万，出兵之多在中国仅次于四川省，人数排第二，按人口比例排第一。45萬八桂將士犧牲在全國各個抗日戰場和緬甸戰場。
图1：抗戰期間1934年淞沪会战中的桂系“钢軍”。
这个模范省确实与众不同：乡乡通电话通有线广播通公路，有中心小学，有图书室，图书室的书虽不多但都是有用的，大部分是农业技术方面的。由此可见“李白黄”还是很注重民生的。
三十年代广西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意义，芝加哥大学学者赖维奇教授所著《国民党中国的广西模式：一九三一～一九三九》一书中，有十分精辟的研究，他在结论中对三十年代的广西下了如此断语：
三十年代的广西政府，在多数方面，可称为一个贤明政府。广西政府平靖匪乱，其动员群众、村仓、水利、筑路、减租减息等政策，稳定并改善了农村经济，全面实施儿童及成人团民教育，付出代价颇低，发展省内工业，并设立政府管辖之销售及收购机构，平行了贸易赤字。广西政府创立一个廉洁勤勉的行政系统，组成了一支纪律严明、训练有素，具有爱国思想的军队，参加抗日战争，并成立地方自治机构，广布地方自治思想。无庸怀疑，广西比当时中国其它多数地区治理得要好。
新桂系锐意经营柳州
柳州的工业基础及城建发展就得益于新桂系锐意经营，并一度几乎成为省会。当时地处八桂通衢的柳州，商贾云集，街市日渐繁华。
图2：柳州全景图。1934年的柳州——桂系统治下的一座繁华的商业城市，“桂中商埠”早已形成。柳江上百舸争流，货船连成一片，这是后面图片中难得一见的！
柳州为华南工业重镇，桂系时代，广西是当时少数几个能够建立工业体系的省份，柳州的重工业全国有名，其实在30年代末其工业基地已成型。当时广西省主席黄绍竑原策划1928年将省会迁至柳州，在柳州大兴城市建设，并在规划中将鱼峰路作为新柳州的中心，在大龙岭兴建了会展中心；三十米宽的鱼峰路时为广西第一路；辐射出的东大路，正南路等甚为繁华。
柳州的工业基础及城建发展就得益于新桂系锐意经营，并一度几乎成为省会。
黄绍竑力挺柳州
1936年新桂系以备战为名将省会由南宁迁回桂林，之前利益各方也是经历了一轮博弈的。1924年11月11日，广西善后会议推李宗仁为善后督办，黄绍竑任会办兼省长，桂林是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家乡，重新成为省会顺理成章，但在省长黄绍竑和柳庆清乡督办伍廷飏（后升任省建设厅长）的策划之下，柳州的风头一度盖过桂林，几乎成为省会。下面摘录《伍廷飏传》（1）中关于拟将省会迁往柳州的部分内容，以钩沉往事：
……以黄绍竑为首的桂东南籍将领，多数支持把省会迁往柳州，觉得柳州目前商业发达，兴办各项实业的潜在条件均具备，只要组织得当，完全可将柳州打造成广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但是，留邕、迁桂的各有不少理由，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黄绍竑一时难以说服反对派。在意见暂时未能统一之前，黄绍竑觉得多争无益，表面不再坚持迁柳，却动了“移花接木”之念。他约见刚上任不久的建设厅长伍廷飏，两人密谋策划……
伍廷飏主持柳州城建
随后，在伍廷飏的主持下，柳州开始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1925年11月14日，柳州历史上的第一条公路——柳石公路开工建设，在施工条件极其简陋的情况下，前后动用军民9490人，全长58公里的柳石公路不到一年时间便告竣工，于1926年9月20日通车；柳（州）庆（远）路于1926年9月25日开工，苦战一年后建成通车；柳（州）宾（阳）路于1926年10月1日起兴工，次年5月筑成；柳（州）三（江）路于1926年12月兴工，次年8月10日通车；柳（州）榴（江）路于1927年9月8日测量兴工……仅仅两年之间，伍廷飏在柳州主持修建的公路居全省之冠，以柳州为中心的交通枢纽主骨架已基本形成。
伍廷飏，字展空，广西容县人。曾任国民革命军师长、广西省政府代主席、主席及广西、湖北、浙江等省建设厅厅长、国民党第一届全国国民代表大会代表等职。伍廷飏毕生兴建设、办实业，为振兴国家实业建设、发展民族经济立下了汗马功劳。
伍廷飏开创了柳州建设史上的四个第一，（柳州第一条公路，柳州第一家医院，柳州第一间图书馆，柳州第一个汽车站）奠定了柳州现代城市雏形。他主持修筑的一些道路从20年代延用至七八十年代。鱼峰路曾改名为“展空路”以纪念伍廷飏对柳州建设的贡献。
图3：柳州乐群社
1928年10月，柳州第一个汽车站竣工落成，这座直角西式小洋楼很气派（聘请德国工程技术人员来进行设计，派专人到上海请技术工人来施工，所用的水泥也是从德国进口的），大门正对柳邕路，右侧面向立鱼峰，两层16间（主楼4层4间），占地面积360平方米，使用面积900多平方米，后面有停车场、车库，时为广西第一流的西洋式建筑。
1935年9月，新桂系当局组建的柳州乐群社占用了柳州总车站，车站只好搬迁。历经70多年的风风雨雨，柳州总车站先后被改作机关驻地、陆军医院、兵站医院、工人医院，至今仍保持完整的外墙结构，雄姿不减当年。
1927年11月初，黄绍竑又专程来柳巡视，查看修路、办厂等各项实业的进展，十分满意伍廷飏的工作魄力与效率。他暗中密令伍廷飏尽快选定省政府办公地址并付诸实施，对外则以办在柳州举“西广物产展览会”的名义，划拨大笔资金，在柳州开马路、建会场、修码头、铺设轻便铁路等，先完成一批市政设施建设。待展览会结束之后，造价昂贵、气势雄伟的展览会场即可顺理成章地改为省政府办公大楼，其他建设项目亦成为全省一流的市政建设标志，那时，恢弘的柳州自然成为全省政治、文化、交通的中心，省会迁柳水到渠成！
广西工业中心
为使柳州城区的面貌与在建的物产展览馆相适应，更为逐步实现将省会迁移柳州的目标，政府又在柳江南岸规划了面积十倍于江北旧城的新城区，工业区、商业区、行政区等功能片区一应俱全，并参考河流走向和主导风向等因素科学布局。1927年，伍廷飏主持修建宽达32米的鱼峰路，中间为花圃，两侧为骑楼式人行道，竣工后成为广西第一条现代化的城市马路。东大马路（今文笔路）、沿河马路（今驾鹤路）、正南路等亦甚为繁华，初立桂省者多觉意外，陈畸在他的文章中说：……路面两边铺户记录差不多在一百五十尺，比之我们在上海看到的南京路或四川路；在香港看到的九龙弥敦道或太子道，还要宽阔许多……
为了给新省会打好产业基础，伍廷飏在柳大力兴办实业，1928年春，柳州机械厂破土动工，同时对外订购设备和招募人员，开办技术学校，开始从事普通机械及一些军械设备的修理和制造。柳州机械厂一问世，便成为当时的“广西工业中心”，其资本相当于广西其余32家机械修理小厂总和的三倍，堪称独一无二的巨人，在全国也不多见。此外，柳州酒精厂、柳州士敏土厂等企业也在伍廷飏的直接关照下相继建成投产。
三十年代，由于蒋桂战争，柳州错失了成为省会的最好一次机会。
抗战航空基地
1934年4月，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航空学校在柳州成立，次年1月，航空管理处与航空学校合并为广西航空学校。七军军长廖磊（兼）第一任校长, 林伟成接任校长,1936年夏，冯璜继任校长。校本部设教务处、技术科、政治处、总务科，飞机教导大队、机械厂、警卫大队、高射机关枪大队。学校还选择优秀学生出国考察。1937年秋，广西航校与中央航校合并。柳州的广西航空学校先后培养了90多名桂柳籍的飞行员，建立了一支颇具规模的广西空军队伍，抗日战争爆发后广西空军编入中央空军第三大队第七、八中队和独立第三十二飞行中队战斗序列。
1929年，新桂系又斥资在柳州修成了当时广西最大的军民两用机场，柳州机场在抗战中发挥了基地的作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空军美国航空志愿队（即“飞虎队”）驻守柳州前后达4年之久，成为守护柳州上空的鹰。
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和美国十四航空队曾先后于1939年12月和1943年7月进驻柳州机场，与中国空军联合对日空军作战；1938年通车的湘桂线和1944年基本完工的黔桂线在柳州交汇，使得柳州在中共建政前便成为一个重要的铁路枢纽城市。
图4：抗战时期的柳州帽河军用机场
柳州在抗战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国统区的几个知名城市之一，湘桂黔桂两条铁路的修建，更是使柳州，具有其他内地城市所没有的交通便利，也给当时柳州带来了空前的繁荣。柳州机场是美国空军重要的基地，远程轰炸机可以从柳州起飞直接轰炸日军在台湾的设施。因为特殊的战略地位，柳州（liuchow）这一名字当时也频频出现在西方的媒体上，比现在的知名度可是高出许多。
抗战时期国军在海南岛缴获日军迫降损坏的两架零式战斗机，就是由柳州机械厂修复重上蓝天的。作为湘桂、黔桂、枝柳铁路的交通枢纽 ，中共建政后柳州铁路局成为全国八大铁路局，唯一不在省会城市的铁路局。
图5：柳州机械厂修复缴获日军零式战斗机
柳州人应该记住黄绍竑,伍廷飏这两位容县籍的将军，他们的决策和努力为柳州的现代化城市建设奠定了最早且坚实的基础，他们的坦荡无私和坚忍执着值得这座城市的每一位市民由衷的尊敬。
柳州的繁荣最终在1944年末日军的入侵画上了句号。中国军队撤退时，铁桥、机场和重要的设施都被炸毁。而真正的浩劫则是日军在1945年6月日军撤退前纵火烧城。整个城市在大火后几乎找不到一间完好的房屋（同样的罪行也发生在桂林）。
广西真正的浩刼源自左棍壮佬韦国清
中共建政后，广西一度又匪患不绝，以后虽经剿灭，但李白黄时代的努力均化为乌有。由于广西境内多山多水，在23.67万平方公里的“八山一水一分田”上，世居着壮、汉、瑶、苗、侗、仫佬、毛南、回、京、彝、水、仡佬12个民族。这些占人口38.%以上的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边远山区，民风强捍，文化落后。加之又毗邻越南、缅甸，除张云逸第一届政府外，自陶铸、陈漫远、到刘建勋、韦国清历届政府均施政偏左。公社化后，这种情况更加厉害，曾放出亩产十三万斤的“卫星”，三年饥荒，亦属重灾区。到文革前，广西有两大特色，一是穷，钱少；二是战备，枪多。广西各地由军区支持的“联指”围剿广西“4.22”的武斗，大多有城乡民兵参予。
而更大的浩劫则是中共建政后，毛泽东的“以壮制桂”！韦国清从大跃进到文革对广西的生灵涂炭，令日本人相形见拙，自愧不如。
同是将军治省，韦国清简直就是祸害广西，涂炭生灵的杀人魔头！——从大跃进到文革屈死于其治下的冤魂超过一百多万之巨（大饥荒93万+文革屠杀20万）,其荼毒人心的影响，至今仍未消除。
中共建政后，中共以“打江山坐江山”封赏各路军头。韦国清作为“解放功臣”，毛泽东论功行赏，赏其广西封疆大吏，并当即决定答应他三个条件，壮佬韦国清也就提出了以下三个条件：
1、要将南宁永久的定为广西省省会（1950年南宁正式成为广西省会）实现了；
2、广西省的第一把手要世世代代为壮人执政 （195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规定自治区主席一定是壮人）实现了；
3、广西需要出海口 （1965年毛将原属广东合浦、东兴、灵山、钦州四县和北海市划归广西壮族自治区）实现了；
如此优越的条件，广西却在壮佬韦国清的治下，民不聊生，广西发展不进倒退。南宁作为自治区的首府（省会），在“解放”后的几十年间得到了无数的政策倾斜和财政照顾，逐渐壮大为区内人口最多的城市，但一直到八十年代的末期，这座城市的处境依然尴尬不堪，知名度远逊桂林，经济发展又不如柳州。从此在民国时期的模范省——广西省，沦为了800万壮人统治4000万汉人的“老、少、边、穷”贫困少数民族自治区，当年广西桂系军阀横扫中原、叱咤风云的豪气从此被南巴壮古佬韦国清给毁灭……
韦国清在大跃进的罪恶
抗法援越结束后，韦国清就一直主政广西，前后长达二十一年。因为他主政广西的时间长，所培植的势力盘根错节，韦国清成了广西的“壮王”土皇帝。韦国清在主政广西期间颇有些大家长作风，凡事一人说了算，又极左，这也就为文革初的反韦风暴埋下了祸根。
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韦国清是助毛为虐的“功臣”。1960年，據官方人口資料，大跃进廣西饿死93.1萬人。
韦经济决策特点是：情况不明，决心很大，心中无数，牛气冲天。很有“给长城铺上瓷砖，给太平洋装上栏杆”的豪气。
自从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苏联的“斯普特尼克1号”在1957年10月4日跃上太空之后，“卫星”在中国成了最时尚、最流行的新名词。
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第二生产大队有5亩小麦丰产试验田，每亩平均实产2105斤的消息。很巧，这个农业社叫“卫星农业社”。
4天之后，《人民日报》又报道说：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第一大队第二分队，“又有2亩9分地总产量达到10238斤6两，平均亩产3537斤7两5钱，比二大队的最高产量每亩多1425斤，超过这块地去年亩产750斤的三倍多”。《人民日报》在报道此事时，特地使用了“卫星农业社发出第二颗‘卫星’，二亩九分小麦亩产3530斤”的标题。从此，“高产卫星”一词便频频见于中国各媒体。
随后，“卫星”越放越多，牛皮越吹越大。就像拍卖会上此伏彼起的叫板声一般，很快就突破了亩产万斤的大关。
吹牛比赛”的高峰，出现在1958年9月12日。这天《广西日报》头版整版报道广西环江红旗公社水稻亩产13万斤！韦国清时任广西区第一书记。
柳州地区有三个县，因载入史册而世界闻名，一个是大跃进因放出"亩产十三万斤"粮食的大卫星而造成大饥荒饿死五万人的环江县；另一个鹿寨县1958年燃放了共和国最大“卫星”——日产钢铁二十万吨而名扬世界；还有就是文革期间发生大规模吃人肉（有200多人被“联指”及中共党员吃掉）惨绝人寰事件的武宣县。
195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在第一书记韦国清亲自坐镇桂林地区临桂县（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家乡）指挥，一场令人发指的搜粮运动遂遍布广西。韦国清的“反瞒产”成绩巨大，譬如龙胜县，一九五九年粮食征购数竟然高达一九五七年的三倍半！留给农民的口粮甚至一天不到四两粮，结果当然是把人活活饿死。临桂县五通镇，七、八千人口也饿死了三分之一，死绝了一百多户人家。（2）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广西环江县水稻“亩产十三万斤”的特号新闻，是柳州地委第一书记贺亦然一手导演炮制的。到了一九五九年，为了搜刮粮食上交，贺亦然声称：“不管死多少人，柳州地区也要争个第一！”结果“反瞒产”搞得如此彻底，有的农民家里仅剩几把米，不得不藏进尿罐里以免被搜走。为让“私藏”了粮食的农民有粮也吃不成，环江县驯乐区委甚至下令“灭火封锅”，逐门逐户将炉灶贴上封条，连取暖的火也一律灭掉。在寒冬腊月里，区委派民兵夜间巡逻，见到火光就搜查、追捕。许多农民挖得野菜、剥得树皮也不敢煮食，活活成为饿死鬼。（3）
但是，“反瞒产”运动是韦国清直接指挥的，他亲自坐镇的桂林地区临桂县五通镇，七、八千人口也饿死了三分之一，死绝了一百多户人家。所以一九六一年五月柳州地委开会讨论对贺亦然的处分时，韦国清为贺开脱，“建议中央、中南局对贺不作组织处分。”这样，贺虽丢了柳州地委第一书记的职，却升官当上了广西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贺亦然在文革中被打倒，但文革后说是受“四人帮”迫害，平反升官，当上了广西自治区区委书记） 。
1960年，據官方人口資料，廣西是全國12個人口負增長的的省份（-10.06‰）；死亡率超過20‰的縣市有72個，環江縣的死亡率為131.66‰。三年期間整個廣西非正常死亡，為93.1萬人。
据专家统计，1949年中共上台执政之前2129年中，共发生203次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死亡2992万多人。而毛泽东三年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总数是3755.8万，比中国两千多年间因自然灾害而死的全部人口还多764万人。这不是个别政策失当，是共产主义理论的荼毒，是根本路线的谬误。所谓合作化、公社化的理论、路线和道路，是空想社会主义，既不能带来富裕，又不能带来平等，是造成大灾大难的总根源。
在大饥荒最严重的时期，韦国清折腾下的广西农村有九十多万饿死鬼，却穷奢极欲，耗费国家的巨额财富，为“伟大领袖”在南宁青绣山上修筑豪华的地下宫殿,是名副其实建在累累白骨之上的行宫。（另文详述）难怪顶风取悦毛泽东，为其修建行宫的华国锋（在韶山花巨资修建的滴水洞行宫）、韦国清等献媚弄臣，文革中仕途都一路高升，青云直上。
桂林在解放后没有新建任何一条铁路；柳州的情况也和桂林差不多，50多年里只增加了一条无足轻重的焦柳铁路，往东至广州，向西到昆明的铁路通道长期没有打通。桂柳两市同病相怜，唯一可以感到些许安慰的桂柳高速公路也是到了1997年才通车。
广西玉林地区容县，是民国出了一百多个将军的桂系将军县，（在全国仅次于浙江溪口奉化县）韦国清的老家河池东兰出了六个百色起义的红七军的壮族将领（韦拔群、韦国清、韦杰、韦祖珍、覃健、覃士冕）就敢称“将军之乡”，实在不可同日而语。
韦国清文革制造广西“反共救国团”冤案，呜呼！小小一个容县遍地“盛产”“反共救国团”，且“反共”的编制也在“放卫星”，从“反共”救国团、青年独立团、独立师、救国军、集团军、第一方面军……一应俱全！其“指鹿为马”的杜撰本领，直追“大跃进”广西环江县的“亩产十三万斤”的“放卫星”神话。韦国清像魔术师变戏法那样，三下五除二、三变两变，就把成员数以百万计的群众组织广西“4.22”变成十恶不赦的“反共救国团”，“无产阶级革命派”人人得而诛之。整个广西一片喊杀声，到处围歼“反共救国团”，死伤狼籍惨不忍睹。有名有姓被列为反共救国团分子而杀害的3·7万多人。
文革初期，广西造反民众首先冲击在“大跃进”所谓“三年困难时期”如韦国清（区党委第一书记）、贺亦然（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区政府副主席、原柳州地委第一书记）等血债累累的官僚。
（三）桂林造反派揪斗韦国清
一九六七年的一月。上海的造反派制造了“安亭事件”，一举夺了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的党﹑政﹑财﹑文大权。受上海“一月革命”的影响，全国各地都发生了连锁反应，进行夺权斗争，从而进一步掀起了批斗官僚的新高潮。
文革风起，苦韦已久的广西人如火山爆发群起而反。按当时“非此即彼”政治逻辑，在广西，支韦派基本上都是红五类及民兵。而在广西各地群众中所表露的思想观点则都是反韦派的观点。当时普遍在群众中流传着“支持伍晋南，粮食吃不完”这样的口号。由此可见，农民群众的造反，就是冲着粮食，为着不再饿肚子而造反的。
在这种形势的推动下，冤有头，债有主!1967年1月19日，桂林市“造反大军”和“老多”(广西师范学院造反派组织，因其在学院是多数派而得名)在两个造反组织的头头指挥下（批斗大会由师院学生黄沃南主持），连续三天，在桂林市体育场召开几万人的大会，批斗韦国清。韦被挂黑牌、戴高帽。会后，数十辆汽车进行大游斗。造反派用保皇组织“工人赤卫队”和“红旗红卫兵”袖章缝制的衣服，给韦国清披着，站在第一辆汽车上游街示众。沿途被愤怒的群众掷石子、吐唾沫，受尽凌辱，狼狈至极。（4）
此举使官拜上将的韦国清威风扫地，支持他的保守组织也顷刻全部瓦解。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九日，桂林市“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部”、《红卫兵》编辑部就南宁“文化大革命”局势发表严正声明，最先提出“打倒韦国清，解放全广西”的口号。
（四）冲击京西宾馆，造反派痛殴韦国清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韦国清作为既得利益者和造反派本是格格不入的，当时广西有名的造反派广西“4.22”就明确提出口号，要打倒韦国清，夺韦的权。“4.22”以其激进的姿态很快得到了中央文革的大力支持。火烧眉毛，这时形势对韦国清的确十分不利，关键时刻韦国清能伸能缩，没有死扛硬顶，一方面顺应形势，放低身段。如1967年元月21日（即韦19日在桂林被造反派批斗后两天）区党委书记处在南宁召开的“西园会议”，韦就指示：区、市党委的屁股一定要坐在“造反大军”方面，一要支持“造反大军”封管《广西日报》的行动，二要支持“造反大军”夺权；一方面韦国清多次做了深刻检查，抄几句原话“我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背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给广西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辜负了毛主席﹑党中央的信任和委托，心情万分沉痛。在这里，我再一次向毛主席认错，向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认错！……”就这样造反派看到大获全胜也就收了兵，另一方面韦又向中央文革一再表明支持文化大革命的态度，而毛泽东显然对韦国清的印象不错，关键是韦与毛都是“大跃进”大饥荒绑在一条绳上的蚂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再加上广西是抗美援越的战略大后方的外交考虑，没有甚么把韦国清当小爬虫打倒的欲望，韦国清也就成了文革中屈指可数的从没倒掉过的省级一把手了。
等到一九六七年后，风云突变，军队支左开始了，拥韦的“联指”在以广西军区武力做后盾下卷土重来，开始渐渐压倒反韦的“4.22”。一九六七年夏季，缓过劲来的韦国清终于露出狰狞面目，开始动用人武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贫下中农肃反委员会”等国家机器，在广西农村县份屠杀造反派民众和无辜的“黑五类”及其子女。
“联指”在北京抓了伍晋南（广西区党委副书记）、贺希明（区人民政府副主席），霍泛（区党委候补书记）三个支持广西“4·22”的干部后，遇压反弹，广西造反派上演了一出冲击京西宾馆，痛扁韦国清的大戏。
北京京西宾馆"8．10"殴打韦国清事件
京西宾馆地处北京复兴路南侧，1959年动工兴建，1964年建成投入使用。京西宾馆是一座四方四正的苏联风格建筑，在外行人眼中，它只是坐落在北京中央东西方向大道两侧的很多楼宇中的一栋。但在它看似平平无奇的灰色外墙之内，京西宾馆却是中国掌权者最密集的非官方场所。
该宾馆在解放军总部的直接控制之下，它的周围环绕着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国防部和各种军队的驻地。
图6：戒备森严的京西宾馆
1966年，在竣工短短两年之后，京西宾馆就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主要战场。京西宾馆当时是北京六个重点保护单位之一，是毛泽东、周恩来命令不准冲击的单位。
宏大的历史里往往有许多人物的身影。京西宾馆对人物命运的影响，从它使用不久之后就开始了。1967年，文革刚开始。当时在京西，住下了许多各大军区和省区市的高级领导干部——许世友、秦基伟、陈再道、叶飞、韦国清……在屡次冲击之下，京西才被中央军委圈定成“保护单位”，与中南海、大会堂、钓鱼台并列。
造反派冲击京西宾馆，官史密档如是言简意赅记载：
1967年8月9日晚上，在北京的广西“4.22”的头头曾春生（广西医学院学生）纠集广西“4.22”赴京汇报团和北京红代会人员二百多人，冲击京西宾馆，打伤韦国清和警卫战士多人。韦国清被愤怒的造反派推倒在地上，韦的小腿、腰部、眼角、面部均受伤，流血不止，昏迷过去。保护韦的警卫战士，有的门牙被打落，有的被打得脑震荡，有的肝脏受损伤，伤势严重的留下后遗症。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徐其海也同时被围攻、辱骂、推打，并撕下了他的领章和帽徽，抢走了他的军帽。（5）
实际情形详细经过：
前因
一九六七年八月上旬，全国掀起“揪军内一小撮”的恶浪，一些省的造反派组织在北京揪斗各省及军区的领导干部。广西“联指”在北京将广西区党委书记贺希明、候补书记霍泛绑架揪回南宁批斗；广西“4.22”则把区党委书记乔晓光、安平生从旅社骗出揪到北京地质学院（广西“4·22”联络站)扣押批斗。与此同时，广西两派在南宁等地的武斗也趋于紧张。八月上旬，在南宁广西“4·22”组织多次向他们在北京的代表团告急，声称“联指”在南宁包围了《广西日报》社，要攻打“4·22”的据点展览馆，要求代表团在北京采取措施，以缓和广西的武斗形势。“4·22”赴京代表团许多人认为，广西武斗的根子是由于广西军区支持“联指”，韦国清还在“遥控”着广西，要想缓和广西的局势，只有韦国清出面才能解决问题。
策划
八月上旬，“4·22”赴京代表团的曾春生、何作然、李耀增、石怀字、雷激等五个红卫兵代表研究，由红卫兵出面联系，要求韦国清接见，并由何作然、李耀增打电话与在京的广西军区副政委王希永、韦国清的秘书董坤联系，提出了这个要求。八月十日下午五时左右，王希永电话答复李耀增说韦国清同意接见，时间安排在当天下午七时半，地点在京西宾馆接待室，参加人员仅限红卫兵代表。曾春生等即将这个情况告诉“4．22”代表团。代表团团长杨福廷（桂林老多头头）和龙智铭(代表团内称“总理”)立即在代表团驻地西苑饭店324号房、杨福廷的住处，召开代表团全体人员会议，曾春生等人首先汇报了联系要求韦国清接见的情况，然后讨论了代表团晚上去京西宾馆与韦国清和军区负责人谈判的行动计划。经讨沦决定：
一、由曾春生、何作然、石怀宇、李耀增、雷激等红卫兵先去京西宾馆把韦国清找出来緾住他，并打电话通知代表团，代表团其它成员第二批去。串连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及广西上访人员第三批去。
二、由杨福廷主持拟定与韦国清谈判的关于制止南宁武斗的四条书面要求，拟好后第二批去京西宾馆。四条要求的内容是：①承认《广西日报》武斗是军区支持“联指”搞起来的；②立即停止武斗；③给“4．22”伤病员治疗；④给“4·22”各据点送根食。并要韦国清在四条要求上签字，如果他拒绝签字，就把他揪到北京地质学院(广西“4·22”驻京联络站)批斗。
三、由龙智铭负责串连北京几个大专院校红卫兵和广西上访人员到京西宾馆支持这次谈判，给韦国清施加压力。
讨沦决定后，代表团核心组成员刘德胜立即打电话把讨论的情况告诉了中央文革广西联络组组长王荔，但蹊跷的是王荔并没有向中央文革反映这个情况。
实施
曾春生、何作然、李耀增等红卫兵按约定的时间第一批来到京西宾馆，韦国清等出来在宾馆接待室接见了他们。李耀增即打电话给西苑饭店“4·22”代表团，报告韦国清已出来的消息，杨福廷等代表团成员第二批赶赴京西宾馆。参加接见的还有广州军区副司令员陈发洪、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徐其海、副政委王希永、6955部队政委张骥、柳州军分区司令员王宪等领导。首先是曾春生等谈了一些南宁“4·22”来电反映武斗告急的情况。待杨福廷等第二批人员到达京西宾馆后，即把代表团拟就的关于制止武斗的四条书面要求，提交韦国清签字，韦不签字，又要徐其海、王希永签字，也被徐、王拒绝。为此在接待室里展开了争论。将近晚上十点钟，北京科技大学、钢铁学院、地质学院等院校的一些红卫兵和广西上访人员第三批来到京西宾馆，有部分人挤进了接待室(接待室内外聚集了约三、四百人)。这时，韦国清感到情况不对，便起身说去小便，上了接待室的楼，到了三楼楼梯口时，一些北京的红卫兵和广西上访人员，冲上楼来拦住韦国清的去路，有人高喊韦想逃跑，这时又冲上来一些人，抓住韦国清连踢带打的强行拖下楼。到了地面有更多的人围住韦，并将韦踢倒，拖至大门口，准备弄上汽车带走。在这种情况下，宾馆的警卫部队奉命出动两个连保卫韦国清，双方僵持了将近一小时，才由警卫部队将韦国清抢进宾馆。
事件基本平息下来，但“4·22”代表团和他们约来的人员还不离开宾馆，这时，“中央文革”广西联络组组长王荔和副组长周枫来到宾馆，并由周枫向杨福廷传达了周总理要“4·22”代表团立即撤离京西宾馆的指示后，他们才撤离宾馆。
在这一事件中韦国清被打受伤昏了过去，经医生抢救脱险，几天起不了床。在保卫韦国清的过程中，有十多位警卫部队的干部、战士被打伤，其中一人定为三等甲级残废，有四人留有后遗症。（6）
抓韦国清时，京西宾馆的解放军很敏感，派两个连保护，还是不能阻止愤怒的造反派。打韦国清倒地不起的时候，有人（据说是柳州造反大军常委之一的明再胜）还上他的肚皮踩了几脚，把他的屎都踩出来了！
韦国清本来就已经仇恨广西“4·22”了，这回又被打成重伤，特别是连屎都被踩出来，这是何等颜面大失威风扫地的事！想想韦国清是何许人也，堂堂开国上将，高高在上的“壮乡雄鹰”竟被如此这番当落架的病鸡污辱和暴打（想必在广西即将开拍的《壮乡雄鹰》是断然不敢涉及这段有辱韦国清“高大全”形象的大事件），能不对广西“4·22”恨得牙痒痒的？恐怕吃人的狠心都有了——此后广西各地发生“联指"及党员干部大规模吃造反派及“黑五类”人肉心肝达三千人事件（另文论述），皆肇始于此。
在“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年头，被冲击是理所当然的。但韦国清对造反派的疯狂报复便由此而起，“老虎不发威，你当病猫欺？！”他当上广西革筹小组负责人后，1968年2月，北京回来不过两个多月，便断定广西有一条由历史反革命、叛徒、托派和走资派组成的黑线（见1968年2月4日韦国清在革筹小组会上的讲话）。就是说，反对他的都是历史反革命、叛徒、托派。他捏造事实，指鹿为马，使广西冤案如山，借贯彻《七·三布告》之名屠戮二十多万造反民众。此是后话。
投机分子的下场——龙智铭卧轨自杀
而参加冲击京西宾馆，痛殴韦国清的曾春生（广西医学院学生）、何作然、龙智铭（原区水电设计院干部）等人是广西“4.22”少数几个以造反为谋求加官晋爵之手段的投机分子。
在韦国清一手遮天的政治高压下，广西造反派并非铁板一块。广西“4.22”常委产生一些以造反为谋求加官晋爵之手段的投机分子，广西造反派分化为新老“4.22”两个组织。
中共广西整党办公室内部机密档案《广西文革大事记——1968年》有如下记载：
1968年3月29日，南宁。广西“4.22”指挥部因对“大联合”及全区各地“4.22”的群众惨遭杀害有意见分歧,指挥部在“航运工总”船上召开会议，进行改选。撤销龙智铭、曾春生、林福文、章英的常委职务，补选新的常委，由高兴学任总指挥，黄达升、蒋志恭为副总指挥。当时，广西革筹、广西军区立即把龙智铭、曾春生、林福文、章英等四人接到广西军区“保护”起来，让他们参加区革筹工作，代表“4.22”（其实仅代表他们四人）参加8月26日成立的广西区革命委员会，委任龙智铭、曾春生、林福文为革委会副主任、常委，委任何作然革委会常委（章英后来中途被韦国清抛弃，个中原因不明），把他们当作傀儡来摆布。
一旦广西“4.22”覆灭，“联指”大获全胜，韦在广西一统天下，鸟尽弓藏，兔死狗烹。面善心狠的韦国清开始报“京西宾馆被痛殴”的一箭之仇——利用各种借口，折磨羞辱广西“4.22”那几个苟且偷生的投机分子。
当短暂的风光告一段落，被两边人都唾弃的漫长的失势生涯看不到头，用“哀莫大于心死”来形容他们肉体和心灵的状态实不为过。其中龙智铭在随后清查“5.16”运动中被打成“5.16”分子，他因向区革委主要负责人刘重桂辩解自己不是什么“5.16”分子时，刘重桂如此答复他，“你没参加过5.16，也是5.16”。完全是“黄泥巴沾裤裆——不是屎也是屎”。
如果说，反共救国团，刮十二级台风枪口主要是对准“4·22”群众的话，那么，抓“5.16”的矛头重点主要是瞄准“4·22”大小头头和支持他们的处以上干部。自治区直属机关究竟有多少人被划为“5.16”分子，没有统计。只知道一批厅以上“5.16”分子、同“特务”、“叛徒”一起关在南宁周边的茅桥，周围拦上铁丝网，由军队看守，不得越雷池一步，其余的也都被抓起来，关进公设公堂或私设公堂，逼供信和批斗，无所不用其极。
韦国清利用清查“5.16”之机，把广西“4.22”连根铲掉。他把从广西“4.22”分化出去，被他封为老“4.22”用来装饰广西革委会的副主任、常委之类，统统地一个不剩地赶下台。当中最惨的是龙智铭。他原来是水电厅设计院的技术员，文革之初参加广西“4.22”为头头之一，后来从“4.22”分化出去，当孤家寡人的老“4.22”代表，被韦国清保护起来，参加筹备革委会工作。广西革委会成立，他被捧上副主任的宝座。清查“5.16”，要他交代“5.16”罪行而卧轨自杀(是自杀还是他杀还有争论)。他死有余辜，他所在的设计院，广西“4.22”群众被杀62人，抛尸邕江，他踏着同伴的尸体往上爬。
算是此事的一个插曲，这乃是后话矣。
（未完待续）
本文节选于小平头长篇文革密档揭秘《破解文革柳州惊天大案谜局――“七.三”布告出笼的台前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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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韦文德《疯狂岁月中逝去的青春》香港艺阳出版社 2013年6月出版 第255页。
（2）《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1987年第四期第16页。
（3）1967年6月3日，广西红卫兵总部《南疆烈火》报。
（4）《广西文革大事年表》。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编写小组，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出版。第14页。（该书因存在“重大政治问题”刚发行不久即被下令收回销毁故存世很少）。 出版《广西文革大事年表》一书的“责任编辑”吕梁，当时是广西人民出版社的社长，他是老资格地下党员，文革时因持“4·22”观点，曾被“联指”绑出去枪毙，当凶手押解他经过县公安局大门附近时，他猛然挣脱飞跑进公安局要求保护，才幸免一死。就是因为出版这本书，吕梁被当时的区党委书记乔晓光免去了社长职务。
（5）同注（4）第47、48页。
（6）根据一九八五年七月六日广西医学院党委、广西大学党委联合调查组的《调查报告》及“王荔‘文革’期间有关问题证实材料第一卷”的有关资料整理。
作者：平头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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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韦国清种下“大跃进”广西饿殍百万之因 收获京西宾馆被造反派痛殴之果—— 广西文革机密大起底系列（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