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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苏联插足一九六八中越交恶援越计划一度停摆；军方力挺韦国清借“抗美援越”计诱柳州造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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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十四、苏联插足一九六八中越交恶援越计划一度停摆；军方力挺韦国清借“抗美援越”计诱柳州造反派。 (531 reads) 时间: 2015-6-11 周四, 上午6:24

作者：平头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十四、苏联插足一九六八中越交恶援越计划一度停摆；
军方力挺韦国清借“抗美援越”计诱柳州造反派。

（一）四个细节暴露阴谋

中共文革秘档当然没有白纸黑字的记录“韦国清设局栽赃造反派”这个惊天大阴谋，就如同三个月（1968年8月）后韦国清默许广西“联指”决堤水淹广西“4.22”的南宁大洪水一样，同样没有文字记载。由此可见韦国清的老奸巨猾。但一些细节还是露出这个阴谋的蛛丝马迹：

1，事先布局：1968年4月28日深夜起，在军分区强力支持下柳州“联指”对大军正式发起了五路大进攻——在河北市区发起了“两边夹攻，中间突破”，即东攻广益副食品仓库，西打河北水厂，中攻人民北路；在河南市区“攻占铸造厂和红会门诊部”的兵分五路的猛烈进攻，眼看大军就要招架不住之际。5月18日，区革筹、广西军区决定派欧致富（广西军区司令）率十人工作组去柳州市解决武斗问题。（实则部署阻止“联指”围剿柳州“造反大军”，对被包围的大军“放一马”，以免赶尽杀绝坏了军方设局大事。当然也包括设“援越军列”停靠柳州火车站这样一个局）。5月19、20日深夜，濒临绝境的造反大军乘夜色撤过柳江（如果此时“联指”江滨据点开火封锁，再遣追兵猛攻，造反大军则陷入背水一战，腹背受敌之绝境。当时欧致富就在河北江滨的“联指”据点覃连芳大楼密切关注大军渡江南撤，制止“联指”开枪以免搅了军方连环计的局）（1）

2，大功告成：5月29日，（即柳州造反派中了韦国清“5.21”抢援越物资、“5.25”抢围剿部队的枪的连环计之后）经中央同意，韦国清和革筹小组成员魏佑铸(广西军区政委)、焦红光（空七军政委）5月29日到北京汇报广西的阶级斗争情况。（2）

3，1968年5月下旬绝地反击，“鸟枪换炮”的柳州造反大军攻下“联指”易守难攻的重要据点柳州探矿厂，缴获了许多“联指”文件，足以证明广西军区、革筹指使“联指”进攻造反派的文字证据。比如缴获的广西军区司令员欧致富对“联指”的讲话里，明白无误地告诉“联指”可以把民兵武装起来进攻造反派。钱文俊（柳铁红卫兵联战头头）敏锐地洞悉军人集团逼毛泽东及中央文革牺牲造反派的阴谋，欲公布于众广而告之。只可惜柳州造反大军头头白鉴平攥着文件不放，迷信中央文革只肯走偏门“告御状”，他通过北京的高层联络员，把这些证据文字上报。但白“躲鬼躲进庙”！毛泽东及中央文革不露声色，默许、纵容韦国清屠杀造反派。白鉴平此举如同“7.28”从清华大学火线上赶到人民大会堂118厅满腹委屈、痛哭失声的蒯大富，趴在主席肩膀告御状要“揪派工宣队的幕后黑手”，结果毛指着自己说“我就是幕后黑手”！ ……

4，军政官僚集团就是要坐实造反派“挑起武斗”、“抢劫援越物资”、“破坏铁路交通”的罪责。孙凤章“不识大体”而倒霉。6月17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领导人接见柳铁军管会成员，这些不善阴谋只知按中央指示办事的五十五军领导人，全部被骂了个狗血喷头。他们的惟一罪过，就是积极支持柳州、柳铁造反派恢复通车的举动。柳铁军管会主任、五十五军副军长孙凤章被当场撕去领章帽徽逮捕入狱。

欧致富的“十人工作组”到柳州之所为

1968年4月28日，柳州“联指”在河北片对柳州造反大军发起五路大进攻，步步紧逼、狂轰滥炸，造反大军被包围压缩在人民北路、映山街一隅的废墟中，濒临绝境之际的5月18日，广西军区司令员欧致富、55军副军长霍成忠率十人工作组到柳州“解决武斗问题”——实际上是力阻“联指”不要对造反大军赶尽杀绝，以免影响黄永胜、韦国清等军头“下一盘更大的棋局”。此前两天的5月16日，一列满载弹药的军列已停靠在柳州站等着鱼儿咬钩。

5月19日夜，欧致富派数百名解放军保护大军头头白鉴平通过“联指”的封锁线到“支左办”了解情况。其时，“联指”的高音喇叭“对准土匪大军开炮”的口号声和大规模进攻的密集枪声、炮声，以及发射炸药包的轰鸣声不绝于耳。欧对霍成忠说：“你马上给联指总部打电话，叫他们不要再进攻和发射炸药包了，再搞，老子要抓人了！”并立即派部队到联指阵地前面阻止其进攻。使造反大军才得以于5月19日晚、20日凌晨安全撤退到柳江河南。据白鉴平说，20日白天，欧致富对白说：“知道你们大军要撤到河南，我亲自坐镇覃连芳大楼（桂系将领覃连芳位于河北正在修建的柳江大桥旁的碉楼），不准联指向你们开枪，你们才没遇到什么麻烦。”（3）

其后，十万造反大军民众被“联指”包围在河南谷埠街狭长地带，快要陷入弹尽粮绝的绝境，如期所愿地上演了柳州造反派“5.21”劫军列事件，以及“5.25”调动部队“空枪围剿”拱手送枪造反派的连台好戏——这都是欧、霍的十人工作组在前台身体力行执行的结果。

毛泽东拿广西造反派杀鸡儆猴

韦国清这次在北京停留了近3个月。（注：韦国清5月29日上京，1968年8月24日荣归南宁，8月26日，广西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这个事实告诉读者两件事：广西革委会是在北京筹备的；韦国清向中央汇报“广西的阶级斗争情况”，将近三个月之久。这三个月在京韦有何动作，文革密档语焉不详。但却是韦国清贯彻执行毛泽东牺牲造反派的战略部署，并且拿广西造反派开刀以收到杀鸡儆猴、震慑各地造反派的反抗运动之功效。

有毛泽东和军人集团罩着，这三个月韦国清表演得最淋漓尽致，也最卖力。毛中央根据“5.21”柳州造反派“抢援越军列”事件，以及“5.25”围剿部队“送”枪之举，以及“联指”奉韦之命阻断铁路交通再栽脏造反派，搞出个宣判造反派政治死刑的《七三布告》。

韦尤擅揣摩“圣意”，讨毛的欢心。韦虽出身壮族，但却是毛打压地方主义的急先锋。韦国清就是一个成功揣摩圣意的跟风者、一个极权体制下无法无天的地方官僚，韦在当时广西人心目中主要是个“南下干部”，他治桂的最大特点恰恰在于一直以严厉打击“地方主义”、“民族主义”为动力取悦于中央。从某种意义上讲，韦国清可以说是“广西的斯大林”：他作为壮族人却依靠“南下干部”用中央集权主义打压壮族人，就如当年格鲁吉亚人斯大林以“比俄罗斯族更狂热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来镇压格鲁吉亚同族一样。从１９５５年在广西任职以来，韦国清都极善于揣摩圣意，在人事上高度依靠外来干部和“南下干部”。广西地下党、边纵游击队出身的地方干部、“红七军老战士”乃至他故乡东兰凤山一带的壮族乡亲被他整得最厉害。“壮王”、“二壮王”曾是他扣给地方干部的帽子。而凤山“革老”（革命老人，即红七军老战士）大都反韦，使该县成为四二二在广西农村地区少有的根据地，文革中也被韦屠杀得最厉害——全县人口１．３％死于非命，死人比例为全广西之冠，其中“革老”就有１４９人遇害。

同时韦国清也是大跃进极左的急先锋，其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大饥荒最严重的时期，韦国清治下的广西农村有九十三万饿殍，却穷奢极欲，耗费国家的巨额财富，在南宁青秀山上为“伟大领袖”修筑的行宫，是名副其实建在累累白骨之上的宫殿。难怪毛泽东对屠伯韦国清青眼有加——文革期间毛泽东在接见越南特使时说：“韦国清是好同志……是我们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毛对韦还有“面善心狠”的评语。

广西“四.二二”的反韦国清其实就是反对自大跃进以来的毛的农村政策。即“打着红旗反红旗”，以毛的文化大革命反对文化大革命。是以子之矛击子之盾（韦国清），因为是当着主人的面打狗不看主人，惹恼了毛而遭至屠杀镇压。

理清这个前提和背景，为什么广西杀人最多？为什么韦国清成为在文革政坛中全国少数没被打倒的省委书记不倒翁?为什么韦国清在文革中仕途一路青云直上？等等这些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这三个月是韦国清制造骇人听闻的冤假错案时期，也是杀人比全国多两倍多的高峰期。

5月16日，广西革筹小组向毛泽东、林彪、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派自治区革筹、广西军区领导人赴中央汇报当前广西阶级问题的请示报告。（4）

紧接着在第二天，（5月17日）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再次向中共中央发出报告说“我区破获一起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组织”，其“总部设在南宁市解放路新风街（广西‘四·二二’控制区），利用‘四·二二’据点造反楼做联络站，与越侨有联系”。（5）

5月20日，韦国清离开广西去北京“汇报工作”前，已向全区各级革筹（革委）发出《关于继续深入侦破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问题的指示》。（6）也就是说他已经布置好屠杀才去北京“汇报工作”的。

广西“四二二”的悲剧还在于，他们误读了伟大领袖有关文革战略思想。伟大领袖让群众起来，大造所谓党内走资派的反，其真实的目的是把党内斗争扩大至全社会，用民粹主义情绪煽动百姓，代他打击党内反对派，其用心借刀杀人而已，丝毫也没有为百姓伸张正义、反对官僚阶层的特权和还民众以公平民主的意图。民众造反替他收拾了党内反对派后，他就回过头来收拾造反的民众。谙熟伟大领袖的文革方略的韦国清，效法当年希特勒的“国会纵火案”的手法，泡制了“反共救国团”和“抢夺援越军用物资”等假案，从伟大领袖手上取得“尚方宝剑”，去剿杀那些天天还在高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的“四二二”运动的抗争者。
7月28号凌晨，毛泽东紧急召见了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和王大宾等“五大红卫兵领袖”，和他们谈了五个小时。当年预祝全国全面内战的毛泽东现在祭出“人民”制止武斗了。他说，“现在……人民不高兴，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部队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也不高兴。”他警告说：“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7）

毛泽东最后这句话也不是戏言——同一天，7月28日在南宁警备区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传达广西军区、区革筹小组命令，“用武力围剿南宁市解放路、新华街、南宁市百货大楼、区展览馆、邕江上停泊的轮船对立派据点。会后，调集了南宁地区14个县的武装民兵，调动了6912部队、6966部队、6936部队和军区警卫营、99部队部分官兵，以及‘联指’派武斗人员共三万多人，由印玺、慕石起指挥，与“联指”派一起，向解放路、新华街、展览馆、邕江上的轮船等处，发起猛烈攻击，动用了八二迫击炮、无坐力炮、火箭筒、炸药包等武器，7月31日猛攻开始，当天攻下展览馆，8月8日全部攻下，围剿、屠杀群众造成万余人死亡的严重事件。（8）

（二）“七·三”布告出笼的背景

1967年1月，毛澤東鼓動全國造反派奪權。广西造反派欲打倒廣西第一把手韋國清。時任廣西副書記伍晉南4月19日發表講話，公開支持造反派。4月22日，造反派成立了廣西"四二二"。出於援助越南對美戰爭的現實需要，北京又轉而支持韋國清“站出來”，支持韋國清的廣西保皇派又組建了“無產階級革命聯合指揮部”，簡稱“聯指”。两派形成后，从军队到地方，从自治区领导机关到各个基层单位，形成了两大对立阵营。

保皇派“联指”成员出身成分红，党团员多，各单位的保卫、组织、政工干部和中层干部大都参与，大多数是既得利益者或者名义上是统治者的依靠对象，因此更倾向矛头向下维护既往的政权和秩序。换言之，文革保皇派保这保那，说到底就是保既有的共产党统治秩序。“联指”拥有现当权者以及广西军区和几乎整个县乡政权、武装部的支持。

“四.二二”则是支伍（晋南）反韦（国清）的平民造反派，主要由青年学生、市民、产业工人、下层知识分子及少数干部组成。他们的成分较复杂，知识层面较高，以往遭际的不平也较多，对官僚阶层和现实社会的不公，更具矛头向上反抗的造反精神，他们是要打倒官僚特权阶层。

图：1967年4月22日南宁市朝阳广场广西“4·22”成立大会（1968年夏韦国清镇压广西造反派后，朝阳广场一度改名“七三”广场）

广西军区开始是支持“联指”的。1967年8月24日，周恩来第五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表示支持“4·22”。广西有大批干部随即表态支持“4·22”，广西军区表面也检讨了支一派压一派的方向路线错误，转而表示支持“4·22”，但实际上仍暗中支持“联指”，到了1968年初，形势逆转，广西军区更是从幕后操纵转为直接指挥并参战，全面武装 “联指”屠杀“4·22”。

1968年2月，由广州军区下令，将支持“4·22”的军队调走；3月，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内定“4·22”为反动组织，于是开始镇压“4·22”。广西那时有几个主要城市：省会南宁保守派占优势，工业重镇柳州“联指”实力雄厚，桂林造反派占绝对优势，而梧州地处边远，对局势影响不大。当时在全广西，除桂林市、河池地区的凤山县外，“4·22”都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当时广西的基本形势和情况。

1968年春，韦国清与黄永胜在广州有个四点秘密协议： 1，定广西“4·22”为反动组织，不投降就武装消灭；2，所有支持“4·22”的领导干部，都定为走资派；3，以搞农村包围城市，武装消灭“4·22”；4，梧州是广西“4·22”力量最薄弱的城市，先打梧州，然后再打南宁、柳州、桂林。果然，对梧州的武装包围和进攻，都早于柳州和桂林在4月中旬就开始了。

（三）韦国清借“抗美援越”诱造反派上钩

韦有消灭广西“4·22”的战略方案，并一步一步实施。广西“4·22”欲“打到韦国清”，韦则充分利用当时中国与越南的重要外交关系，以及抗美援越这个大格局，要挟中央。

图：造反派红卫兵在广西日报社静坐

韦国清以“抗美援越”要挟中央

在越南抗法战争中，越南对韦国清率领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帮助取得了奠边府战役的胜利非常感激，胡志明主席和韦国清，也有很深的私交，据说过春节时，胡志明多次请韦国清全家去越南过节。当胡志明知道广西要“打倒韦国清”时，便对毛泽东说：“如果你们不要韦国清，我们要！”毛于是回答道：“韦国清同志是个好同志！”——这是韦国清得以自保和向中央讨价还价的强有力的砝码，也是1966年8月中央决定免去韦国清广西区党委第一书记，调任中南局任第二书记，而韦可以赖在广西继续做他的“壮王”的资本，并且在全国史无前例的以一个文职的省委书记当“军管主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军方力挺韦国清借“抗美援越”诱造反派上钩，已经超越了打击广西4·22的层面，背后蕴含着军人集团倒逼毛泽东依靠军队牺牲造反派的战略博弈。

1968年文革武斗如火如荼之时,正是越战打得热火朝天之际。当时中国所处的大环境是四面楚歌：都是敌人的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对中国形成了“南北夹击”的战略威胁。在北边，苏联的百万装甲集群和大军，摆在中蒙边境线上，虎视眈眈，随时准备进攻，中国的北方多是平原地带，阻挡装甲集群，无险可守。在南边，美军历时三年的对北越发动猛烈进攻“南打北轰”的“滚雷行动”战事正酣，边境线上，几乎天天都有激烈战事；东面在台湾的蒋介石“反攻大陆”伺机而动；西面的邻国印度对1962年中印那场边境战争失败耿耿于怀，也蠢蠢欲动。

欲化解这种威胁，当务之急，是迅速打败美帝，然后才能全力对付苏联可能发动的大规模侵略战争。而要实现这个大战略的前提，就是要保障“越南的战略大后方”的铁路交通畅通无阻，以及出於援助越南對美戰爭的現實需要，毛中央和军人集团支持韦国清。这也是韦国清在文革中全国省委书记大都被打倒而他能成为不倒翁的原因——这就给韦国清利用抗美援越设局栽赃造反派，再利用毛中央的《七·三布告》屠戮广西“4·22”创造条件。

军方支持韦国清布局柳州：下一盘更大的棋

柳州是湘桂、黔桂、枝柳铁路的交通枢纽，也是援越军需物资的集散地。穿越广西南北的铁路干线，就成了“越南的战略大后方”――中国援越的生命线。韦国清就是要在这个中国抗美援越最重要的时间，在关键的区域设局下套，谋划制造大规模武斗，然后把“挑起武斗”、“抢劫援越物资”、“破坏铁路交通”的罪责，强加在广西“4·22”身上，从而把他们置之于死地！

在制定战略和指挥战役上，“身经百战”的上将韦国清确实是厚黑高手，施连环计搞阴谋驾轻就熟，可悲的深度卷入文革却实在少不更事的柳州、柳铁造反派（大都是中学生红卫兵），哪里识得一个叫“政治”的东西的风云诡谲，哪里见过政客们的老谋深算，遑论冠冕堂皇背后的政治暗战、厚黑手段，广西“4·22”也绝对不是韦国清的对手。

图：韦国清在全广西实施军事剿灭“4•22”

自1968年春夏之交，当韦国清在全广西实施军事剿灭“4·22”方针时，就在南宁、柳州、桂林这“三点一线”的湘桂铁路线，用挑衅的策略，制造事端激化矛盾，挑起所谓的两大派“武斗”的时候，就把这条当时国家的神经——抗美援越的铁路干线打断了，然后乘势把责任强加在“广西4·22”头上，军人集团实现倒逼毛泽东牺牲造反派的战略意图，制造出了一个合他们心意的“七·三布告”，取得了大屠杀的合法性。韦国清这个“三点一线”的战略，不能说不高明。如果他把这两下子用到当年进攻金门的战役中（台湾方面称之为“古宁头大捷”），就不会把共军的四个团丢在金门岛上了——1949年10月24日至27日，共军三野十兵团叶飞部发起解放金门战役（台湾国军称之为古宁头战役大捷）。渡海登岛作战的9086名将士和船工，英勇奋战三昼夜，由于战役指导、敌情判断、组织实施和潮汐气象等错误，致使登岛部队全军覆没，其中3000余人阵亡，5000余人被俘，1000余人失踪，无一返回。是共军战史上最为彻底的一场败仗。（当时韦国清是攻打金门的十兵团政委，司令是叶飞）。

（四）一九六八年的国际大背景：苏联插足越战，美越巴黎和谈；中越嫌隙、交恶，援越锐减、一度停摆

“5.21”抢劫军列事件有着复杂的历史经纬和现实因素，偶然中有必然，如何定性需要全面权衡和通盘考量。

至于柳州造反派“5.21”抢八个车皮的子弹到底是不是“援越物资”，应该置于一九六八年的冷战国际大背景来看。

1959年，越共中央委员会决定武装统一越南，并派遣大量军事人员前往南越组织武装颠覆。1961年五月，应南越吴廷艳政府要求，美国肯尼迪总统派遣了一支特种部队进驻南越，标志着越战的开始。作为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前苏联和中国绝对不会袖手旁观，全力以赴地支持北越政府。越战逐步升级，越打越烈。

中国援越部队共32万余人开赴越南“抗美援越”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越战，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变化，中苏决裂，美苏争霸，中美对峙。美越兵戎之际，大国角力亦在越南战场上演。越南成了美、苏、中大国博弈角逐的场所。越战之初，中国大力援越抗美，中国援越部队从1965年10月起，派出防空、工程、铁道、后勤、医疗保障部队共32万余人开赴越南“抗美援越”。事后统计，中方援越累计达二百多亿美元之巨。

自1962年毛泽东答应向北越提供九万枝枪、炮开始，中国介入了越战。中国援助北越大量坦克、枪、炮，以及各种军需物资，甚至包括北越人民军的军装都是中国方面提供的。

此外，中国人民解放军还帮助训练北越军队（柳州机场就担负为北越培训飞行员的教练任务），传授游击战知识，派遣军事顾问。帮助援建北越大量工业设施和铁路。自1964年东京湾事件美国开始轰炸北越后，中国于1965年春决定向北越派遣铁道兵、工程兵、高射炮兵等部队帮助北越抗击美军轰炸、铁路的抗轰炸抢修保障、建设重要公路、机场、以及红河三角洲及附属海岛的抗登陆紧急战备工程等设施。

参加援越抗美战争的中方部队，有陆、海、空三军中的工程、铁道、防空、通信、扫雷、后勤等兵种，主要为工程兵、铁道兵和高射炮兵的支队（师，下同）、大队（团，下同）部队。

工程部队。计有7个支队30个工程大队（含2个民工大队；空军三支队所属的大队未计），兵力总计应在17万左右。

防空作战部队。先后有陆军、空军、海军的高射炮师、团和雷达、探照灯营连。总兵力15万余人。美国对越南的大规模轰炸始于1965年8月，终于1968年10月。其间，中方共派去高射炮支队（师）16个，总兵力达15万以上。其中陆军9个师部、38个团零80多个独立营；空军7个师部、26个团零8个独立营、9个探照灯营和14个雷达连；海军高炮也有2个建制团配属出战。由于中方实行轮战，所以去的部队尽管多达16个支队68个大队（尚不含配属工程支队的独立高炮营、团），但同期在越作战的，最多时只有4个高炮支队和配属工程部队的独立高炮营、团。

此举使得北越军队得以腾出手来投入南方作战。

苏联插足越战

越战之初苏联对援越则消极观望。1965年，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全面介入越战，苏联利用其经济实力和军事优势，加大援越力度。

对于毛咄咄逼人的进攻，周恩来尤擅中庸之道，他没有向毛反抗或与反毛的人结盟。他只是对毛的话唯唯诺诺，而按自己认为正确的去做。例如在六十年代中期当毛正和苏联抬杠闹得正欢时，周恩来和苏联签订协议共同向北越提供援助，并让苏联利用中国的铁路运送军用器材。当毛知道此事后暴跳如雷，但却没有对周采取任何行动。

六十年代后期，随着苏越关系的不断升温，中越之间却出现了难以弥合的分歧，特别是到了1968年，中国对北越的援助大幅削减，甚至援越计划一度停摆。

美国大选政客欲“体面休战”来拉选票

那么，1968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让我们将视野转向冷战期间的国际关系。随着美军在越战的伤亡人员不断增加，1964 年美在越作战阵亡人员是 147 人，到 1968 年上升到 3 万多人，负伤人员增加到 20 万。伤亡剧增和战争规模的扩大，又导致兵源短缺，国内反战气氛日炽。

二战后曾任英国财政大臣的Hugh Dalton说过：“如果你身处一个不想要你的地方，而且这个地方你又搞不到兵力或可能的意愿去除掉那些不想要你的人，那么，唯一能做的事情是从那里撤出来。”越战时美国的主流民意（至今如此）是：除非赢得胜利，不然就快撤。但越南之所以被称作“泥潭”，就是因为美国人虽然早就想脱身，但总是无法脱身，相反还越陷越深。开始一场战争是很容易的，但如果不知道如何结束它，那政治家是要倒霉的。

问题在于，美国不可能为越南倾尽所有——为了拯救一个远方的小伙伴而引发了国内国际的抗议，这值得吗？越战极大地恶化了美国的国际形象，为欧洲的反美主义添了一把火。1966年，激进者在达豪集中营的墙上涂上这样的口号：“越南就是美国的奥斯维辛。”美国国内的抗议到后来沸反盈天，令政治家们疲于应付，英国记者Robert Elegant称，“在现代历史上，战争的结果第一次不是由战场决定，而是由印刷的报纸尤其是电视屏幕决定。”这本身意味着一个现代战争的新模式：战争真正成了政治的延续，它最终往往是在政治上打不下去，而其决胜的关键也在于如何争取各方面民意的支持。

这一年正值美国总统换届大选之际，1968年，尼克松再度参选总统并成功胜出成为第37任美利坚总统。美国政客需要从深陷越战的泥淖中抽身而退“体面休战”来拉选票。

越共春节攻势损失惨重

1968年1月，越共按照惯例提出春节休战七天的建议，美方亦按照惯例赞同。结果越共背信弃义于年初一，即元月30、31日，超过八万人的北越军队和越共游击队对南越几乎所有大小城市发动了突然进攻的春节攻势，但是在美军强大的火力反击下，被美军彻底粉碎，北越军队损失惨重，据战后统计，有三万多名北越士兵阵亡，另有四万多人负伤，是越战中损失最惨重的一次。加上此前1967年北越发动的春季攻势惨败，越共驻南方的总司令阮志清中将身负重伤后身亡。受此打击，北越元气大伤，十分沮丧，士气低落。
没输掉战斗，但输了战争

越战早期阶段任驻越美军总司令的William Westmoreland在谈到越战时有一句著名的评语：“在整个战争中，我们从来没有输掉过一场战斗。”他坚持认为，自己领导的美军打赢了每一次战役，但文官们输掉了应有的胜利。他的困惑体现出他是一个优秀的军人，但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因而无法理解这样一件看似吊诡的事：打赢了每一次战斗，却输掉了战争。

越南战争是一次经典的非对称战争。北越和游击队一方，不论得到苏联和中国多少支持，要想在正规战役中直接击败美军，这几乎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1968年的溪山战役中，北越首次出动坦克部队进攻，却遭遇重大伤亡。北越部队在小规模游击战中可能是世上最好的游击队员，但在正规作战中往往缺乏作战经验，而那却是美军最拿手的。美国人在整个越战中最苦恼的一点在于：对手基本上始终不按美军所期望的那样出牌。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以什么方式发动进攻，这一主动权基本掌握在北越游击队手中。美国军事机器的强大威力毋庸置疑，但双方的打法却正如毛泽东所阐述的游击战争真谛：“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在电视上被打败的战争

越战是人类首次电视直播的战争。越战在美国被称为在电视上被打败的战争。北越春节攻势虽然在军事上代价沉重，但是在政治上这次攻势却被以美联社为主的新闻机构搞的反宣传，使世人皆以为北越大胜。当美国的电视记者现场直播北越敢死队前赴后继地进攻西贡的美国大使馆，以及美军在越战的现场新闻时，其鲜血淋淋夺人眼球的视觉震撼力而导致美国国内掀起了史无前例的反战大游行，以致约翰逊政府不得不放弃武力与北越和谈。

北越已无能力发起新的攻势，只能静静地等待美国人民帮助他们打败美国政府。

中越恩怨渊源

对于越美谈判问题，中国在1965年初至1968年初的越美对话试探期间，一直主张谈判的条件、时机和决定权要掌握在越南手里，时机不到就不应与美国方面谋求接触，尤其不能降格以求。当1968年4月3日越南政府宣布随时准备派代表团与美国代表进行接触，越美巴黎谈判于5月13日正式开始后，中国方面进一步加强了对越美和谈活动的干预态度，明确将反对和谈的重点放到了反对投降妥协上，强调越南不应对美国做出实质性让步，使自己丧失谈判桌前的主动权。

对于苏联施压下越共战场劣势却与美国妥协和谈，毛泽东很是不满并横加阻挠。从国家安全利益角度出发，中国是希望越南能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以抵御来自美国的安全威胁同时缓解美苏围攻中国可能带来的压力。因此，中国当时反对越南因苏联的施压对美国妥协退让（尼克松访华后毛、周又施压北越与美和谈）。

上个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在大力援越抗美的现实背景下，外交战略的调整中并存着两种外交方针：一是坚持革命外交,继续援越抗美；二是确立务实外交，寻求和实现与美国缓和关系。然而在大国的角力中，越南的情绪被忽略了，中越交恶就此发端。

历史上桀骜不驯的越南人一直有成为中南半岛和东南亚大国的远大抱负，但一直受到北方强邻中国的极力阻挠和压制，打打杀杀的历史贯穿了中越两千年关系史中的大部分时间。一九五四年越南取得奠边府大捷以后，由于中国不支持越南乘胜追击，越南被迫接受了南北分裂的政治格局。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破冰，越南旋即被迫于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七日与美国签署了结束越南战争的《巴黎和平协定》。越南人认为越南在现代被中国两次出卖，越南人的鲜血都被中国人拿来跟法国人和美国人作了交易，多数越南领导人内心对中国的新仇旧恨可想而知。

此时有苏联支持撑腰的北越认为中国对此指手画脚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由此，也埋下了日后中越反目成仇，中苏、中越兵戎相见的伏笔。

几乎引爆核大战的珍宝岛之战打破美苏统治世界的两极格局

十个月之后，毛泽东将意识形态之争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的珍宝岛之战，几乎将中苏拖入一场危及全球的核大战。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至十七日，在冰天雪地的中苏边境乌苏里江上一个毫无战略价值的弹丸小岛珍宝岛（9）上，两个拥有相同意识形态的核大国、前亲密盟友、社会主义阵营的老二中国和老大苏联之间，突然爆发了三场震惊世界的小规模激战。虽然双方直接参战的部队仅限于营连级规模，总计在整个珍宝岛之战中，中军毙伤苏军二百三十余人(苏方数字为一百五十二人)，毁伤坦克装甲车十九辆。中军共伤亡九十二人。但激战爆发后的十天内，中国有高达四亿人次(当时中国的人口近七亿)参加了抗议苏联入侵中国的大规模示威游行。苏联则有十万之众包围中国驻苏大使馆，大使馆外部建筑的三楼以下部分被示威者投掷的鸡蛋、墨水瓶严重破坏，一楼地面全部被投掷物的污迹和碎片淹没。一夜之间“苏修”就取代了“美帝”，成为仍陷于文革狂热中的中国最凶恶最危险的外部敌人。

苏军在珍宝岛之战中遭受了自二战结束后最惨重的伤亡，苏联高层惊诧莫名，反应强烈。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三日，苏军出动上百名步兵，在坦克和装甲车的掩护下越境伏击了在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巡逻的中国边防部队，中方三十八名官兵全部战死。苏军强硬派更力主动用苏联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级的核弹头，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等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一劳永逸地解除中国威胁。为力争美国保持中立，苏联将核攻击中国的意图知会美国。

美国从全球战略利益和爆发核大战的危害出发，称不会对此坐视不管。美国用已被苏联破译的密码发出指令：一旦中苏核大战爆发，美国将同时对苏联一百三十多个战略目标发动核攻击。美国还故意将苏联的核大战意图泄露给媒体。这是北京极为恐惧的结果。北京看似巨人，实为泥足钢臂。中共高层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迅速将准备打仗作为新的战略部署。

档案解密：珍宝岛之战是中方精心策划的主动反击

近年来双方陆续解密的文件、当事人受访、当事人回忆录披露的历史真相却是：珍宝岛之战是中方精心策划的主动反击。鉴于当时中苏陆军在装备和训练上的巨大差距，中方的反击只能以出其不意、突然袭击和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方式进行。时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萧全夫(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全面负责策划和指挥此次军事行动。作战方案上报总参谋部和外交部，最终得到毛泽东的批准。

中共建国后，先后与外敌爆发过四次规模较大或影响较大的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苏珍宝岛之战、“对越自卫反击战”）中，中苏珍宝岛之战是规模最小的，但它几乎将世界拖入核大战，其后患和影响力远非其规模可以比拟。中苏间剑拔弩张的紧张局势，使毛泽东终于意识到中国无法同时与世界两强美苏对峙并开战。毛及时接过了美国伸来的橄榄枝，中美关系开始缓和，可以说尼克松的访问中国大陆始于珍宝岛的硝烟。中美接近也使美苏统治世界的两极格局被打破。

在经历毛泽东时期的意识形态外交后，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早已经打破了意识形态作为中国划分敌友标准的资格。邓小平“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别”的指示更是将国家利益为上的实用主义外交阐述得淋漓尽致。

北越疏中亲苏驱赶中国援越部队

言归正传，回到越战话题。

1967年北越发动的春季攻势惨败，越共驻南方的总司令阮志清中将身负重伤，运抵金边然后转运河内抢救，7月身亡。受到此次打击，越共十分沮丧。秋冬之际，胡志明决定不理会中国的阻拦，开启同美国的巴黎谈判，于是乎驱赶中国部队除工程兵、卫生兵以外的部队回国。

1968年5月13日，美国和北越外交官员在巴黎开始了正式的和谈，以期结束越南的这场战争。北越谈判代表阮友寿暗示即使美国继续向越共投掷炸弹，他们也不准备使和谈破裂。

与此同时，随着苏联的插足介入，北越反华亲苏派更加倾向疏中亲苏政策。此时中越关系却逐渐走入低谷。在地缘政治、历史积淀、领土主权归属、华侨，以及中苏关系等因素的作用下，河内衡量与北京和与莫斯科关系的天平逐渐向苏联方面倾斜，中越之间的裂痕不断加深，埋下日后中越交恶、兵戎相见的伏笔。

于是乎，此消彼长，1968年中国援越物资急剧锐减，直至停摆，苏联的军援迅速增加；于是乎，越南驱赶中国援越部队除工程兵、卫生兵以外的部队回国，大批苏联顾问及防空导弹部队涌入越南取而代之。典型例子是原来河内以及重要运输、工业基地的空防都是中国的防空高炮部队，后全换苏联的萨姆-2防空导弹部队。1967年底和1968年早春回国抵达柳州和鹿寨的6886部队（援越代号工程兵第四支队）、抵达柳城凤山和柳州鹧鸪江休整的6934部队（援越代号170支队）等工程兵、高炮师就是从越南被赶回来的（对外美其名曰“回国休整”）。

两支援越归国部队扮演军方设局“诱饵”的角色

而这两支援越归国部队（6886部队和6934部队）在柳州都先后充当扮演军方设局诱使造反派上钩的“诱饵”的角色——

1968年1月7日和2月28日，1968年一月和二月，在广西柳州地区融安县的长安镇、柳江县的里高圩分别发生了造反派抢夺刚从“援越抗美”前线归国6886部队枪支事件，随后均被军人集团以此为借口，调动部队围剿。部队配空枪让造反派抢，然后再名正言顺地派部队围剿的“里高模式”、“融安模式”是韦国清屡试不爽惯用的镇压造反派模式“必杀技”，在广西开启了以军队围剿镇压群众组织的先河。

6934部队则在“5.25”扮演了配空枪收缴子弹，让柳州造反民众轻易抢夺728支56式冲锋枪、轻机枪和半自动步枪，6934部队拱手送枪，让垂死的柳州造反派绝处逢生，使武斗规模扩大化，坐实了造反派抢劫“援越物资”，“破坏铁路运输”的罪名，为日后韦国清调动军队以贯彻中央《七三布告》之名，“奉旨征讨”屠戮广西造反派埋下伏笔。驻柳高炮七0师，援越代号170支队，番号6934，属广州军区高炮70师。约在67年5月由广西友谊关进入越南，68年春撤出，参加过越南太原地区钢铁厂和陈国平大桥对保卫战。回国后先在广西的宁明县休整，再回到柳州的鹧鸪江休整，是接6886部队的防务的。

中国的防空高炮部队前期装备的还是韩战用的老旧仿苏产品37毫米高射炮和14.5和12.7高射机枪，到后期才配备一部分57毫米高射炮、85毫米高射炮和射程达一万米的100毫米高射炮。

而美军祭出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空袭兵器：F-105型、F-4C型、F-111型战术轰炸机，以及B-52战略轰炸机。三七高炮够不着B-52同温层堡垒，中国援越部队被B-52地毯式轰炸炸得七荤八素灰头土脸。

据中国驻越南大使馆武官处实地调查后编辑的资料编《中国援越抗战烈士名册》记载，中国援越部队及援越工程技术人员等在越共计1433人牺牲、4200余人负伤。除了陆军炮兵第63师第609团的团长程玉山、团政委李万安、团参谋长王锡森三人，作为在越牺牲者中职位最高的团职干部，遗体运回中国国内安葬外，其他1400名牺牲者安葬在越南北部57座烈士陵园。安葬在上述越南烈士陵园的中国籍烈士有1446位；其中，抗法战争时期中国军事顾问团工作人员6名，中国驻越使馆和新华社工作人员2名，访越艺术团人员8名。

“援越物资” 的猫腻：军人集团与军头韦国清合谋

综上所述，1968年5月美越巴黎和谈之际，又逢中国对北越的援助大幅削减甚至一度停摆之时，柳州造反派“5.21”抢劫军列何来的“援越物资”？！

是故，柳州造反派“5.21”抢劫军列不是所谓的“援越物资”，而是部队正常的等待入库的战备物资——据押运军列的解放军说这些弹药是沈阳军区送往来宾凤凰军械库的。退一步说就算是“援越物资”，此时北越因仓储被炸锐减拒收，这列军列还算是“援越物资”吗？造反派抢了，中央上纲上线扣上“破坏抗美援越”的大帽子，与此前韦国清炮制子虚乌有的“反共救国团”来栽赃造反派如出一辙，完全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另一个鲜活的例子是，据文革密档记载，7月17日，解放军、广西联指和数县联指武斗人员和民兵全面包围广西“4.22”控制的南宁解放陆一带，并炮击“4.22”航运工总所控制的多艘船只，使船上的1426桶共203.6吨的汽油中弹燃烧，邕江上一片火海，166只大小船只全部燃烧，船上大批物资被烧毁。事后，南宁市革委、南宁警备区和广西联指竟然宣传广播说：“4.22”匪徒放火燃烧停泊在邕江边的船舶，烧毁船上的援越物资，破坏抗美援越斗争，犯下滔天罪行。

值得关注的一个细节是，为了应对“5.21”造反派劫军列，柳州“联指”则严密部署，严阵以待。据文革密档记载：5月21日后，柳州“联指”从河南撤到河北，进行整编，重新组织八个营：柳州市5个、柳铁1个、地专1个、各县民兵1个营。各县民兵驻守江防（武宣驻专署、柳高；柳江、柳城驻柳州饭店、宝康大楼、覃联芳大楼）。

有些事情的真相需要具备相应的历史条件真相才会被揭示出来，而有些事情的真相永远也不会浮出水面。

于是，我们不得不依据这样一条通用的原则来判断谁才是制造这一事件的幕后黑手：谁有权力导演这一切，谁是最大受益者，谁就可能是真正的幕后黑手。

军人集团之所以力挺韦国清，就是要凭借“抗美援越”的格局，在广西布下一个可左右文革全局的棋子，以达到增加军方影响力和文革话语权的目的。

当持续了几个月的广西乱局至今仍不能发挥军方高层所期待的致广西“4.22”于死地作用的时候，军方高层已经坐不住了。于是，他们需要在“抗美援越”的交通枢纽柳州掀起一场更大的“血雨腥风”，用造反派的血肉来祭他们手里那把邪恶的“达摩克里斯剑”，让全国造反派感受到这把剑所释放出来的“寒气”并慑于其淫威。以此达到倒逼毛泽东依靠军队牺牲造反派的目的。

因此，柳州造反派“5.21”抢所谓的“援越物资”、“5.25”抢解放军的大批枪支，都是军方设局让柳州造反派入套授人以柄，抓了柳州造反派的现行，就等于掐到广西“4.22”的七寸，足以在政治上把他们打垮。从而倒逼毛泽东依靠军方牺牲造反派，拿广西“4.22”作为替罪羔羊来试刀祭旗。其后，毛一手导演的“7.27”派遣“工宣队”开进清华，标志造反派被赶下历史舞台。

这次“5.21”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牵涉到的沈阳军区的军列与人员及事件发生后中央反应极快地上纲上线到“破坏抗美援越”的高度，以及“5.25”调动部队“空枪围剿”柳州造反派等等都已经充分的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这是文革迄今为止发生的“抢枪事件”中最为复杂、最不可思议的一次事件。

而策划者准备之充分、部署之周密、实施之精准、目的之多样尤其令人震惊。

对抢解放军武器中央采取双重标准

由此可见，能策划并最终实施如此复杂的事件的人绝非韦国清区区一般封疆大吏的势力，因为他们需要掌握非常庞大的部队资源动员能力，尤其是被胡志明驱赶回国的援越工程、高炮部队与驻柳野战军55军的整合能力。而这种整合能力及权力非军人集团莫属！康生、黄永胜、韦国清等等之流只是贯彻执行军方逼毛牺牲造反派的战略而已。

历史的真相是，此时因中越之间已生嫌隙，又因美军“滚雷行动”以B-52战略轰炸机为主力的地毯式轰炸瘫痪了北越的交通以及仓储能力而遭北越拒收，因此这批弹药滞留柳州车站沦为送不出手的烫手“山芋”。韦国清为迎合军人集团逼毛泽东依靠军队牺牲造反派的战略需要，这批正常的战备子弹于是摇身一变为宣判造反派死刑的政治子弹！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前5月5日，韦国清为首的广西军区打开军械库大规模武装广西“联指”，那些轻重武器弹药无论从质量到数量都远超造反派抢劫的子弹，以致“联指”要组织3800多人，出动一列客运火车、45辆卡车来运载。韦国清如此明火执仗地全面武装“联指”于前，中央没任何定性表态，却对此采取了默许态度。而军械库里的战备物资就不是“援越物资”，造反派抢劫的露天停放的军列于后就立马上纲上线为“援越物资”——中央显然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这是典型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强盗逻辑。

韦国清为首的广西军区一方面全面武装 "联指"屠杀广西“4·22”，一方面施以诱饵局部武装柳州造反派，再在抗美援越“重要的时间和重要的地点”，预设了一个对军人集团来说稳赢不败的战场。

广西军区大开军械库全面武装 "联指"

文革密档记载：1968年5月5日，从零时至十六时，广西"联指"总指挥部组织3800多人，出动汽车45辆，火车（客车）一列，到南宁郊外的长岗岭广西军区军械库，名为"抢夺"实为"大搬运"武器装备。共"抢走"各种枪支7044支，其中轻机枪479挺，高射机枪48挺，六0炮4门，炮弹60发，子弹120万发，望远镜50个。这是"文革"以来广西首次"抢枪"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严重事件。（10）

5月10日，柳州6985部队和519部队又被柳州"联指"（主要是柳钢"联指"）再次"抢夺"武器装备。其抢去各种枪支316支，子弹11056发，六0炮、迫击炮两门，四0火箭筒二具。并打伤干部战士47人，其中重伤二人。对此，区革筹、广西军区于同日下午报告了中央。（11）

6月4日，广西"联指"所属的水电学校、南师、电业公司、林业厅等十三个组织，约3500人，第二次到长岗岭广西军区军械库"抢夺"武器。共"抢走"各种枪支1859枝，六0炮8门，子弹一百多万发。（12）

6月30日，从上午九点五十分起，至7月4日止，先后有桂林地区十二个县的"联指"、桂林市"联指"、柳州钢铁厂"联指"武斗队，连续五天对兴安"453"军械库发起十二次"冲击"，"冲击"人数最多时达一万多人，汽车四百多辆，少时也有五六百人"抢夺"武器。共"抢走"各种枪支5636枝，各种子弹325万零七百发。各种手榴弹124428枚，爆破筒114根。各种军需品783件。如此惊人的"抢夺"国防军械库武器，预示着广西一场腥风血雨的大屠杀即将来临。在这惊天动地的五天里，未见广西革筹、广西军区，甚至中央有任何指示。（13）

广西军区将"联指"武装到牙齿，杀气腾腾地向广西"422"举起屠刀。

“黑五类”就是被他们绑在案板上的鱼肉，他们的刀俎其实并不只是针对政治贱民，同时也针对造反民众。

在此生死存亡的关头，柳州铁路局工机联"4·22"《红卫兵战报》发表编辑部文章：今日的哥达纲领――评"倒旗协议"，号召反对缴枪，试图武装自卫。在此造反派濒临弹尽粮绝、束手待毙的绝境下，韦国清在柳州火车站抛下诱饵，令柳州造反派有如“瞌睡遇着枕头”，才有轰动全国的抢军列的举动。

造反派在1968年处处被韦国清牵着鼻子走

1968年7月以前，是广西两派全面大打的7个月，其形式表现为两大派“武斗”，其实已经不是派性战争――“武斗”，而是韦国清及其帮派势力预谋的动用国家机器（军队、城乡武装民兵、各级政权机关革委委员会等），对“广西4·22”进行全面武装镇压的战略方案的实施。

韦国清坐镇北京指挥。韦有三条指挥线：军事系统，政权系统，“联指”系统。“4·22”则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的指挥。韦国清一开始就用农村包围城市，广西“4·22”不会用，也没实力可用。

韦国清不愧官拜上将，有军事头脑，如他消灭了荔浦修仁“4·22”，就稳定了桂林；消灭了宜山县“4·22”，就稳定了河池地区；消灭了北流县“4·22”，就稳定了钦州地区。

1967年“8.24”周恩来第五次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明确表态“‘4.22’是革命造反派”。同日，驻柳部队55军公开发表声明，支持柳州造反大军。广西“4·22”逐渐得势，一些负责干部如柳州的梁山（柳州市委书记）、孙芸生（市长）、柳州地区的王杞恒（地委书记）、柳铁的张炎（柳州铁路局书记、政委）等一批领导干部倒向“4·22”时，韦国清就在各地制造“武斗”，首先是打北海“4·22”，要不是55军副军长孙凤章派两个连去，北海“4·22”就被消灭了。第二个打北流，北流的“4·22”没抵抗，民兵进县城照样屠城。广西有12个县被屠城。所以，1968年夏天全广西的大打，就是在韦国清的阴谋之下搞起来的对造反派的大屠杀。

（五）“七·三”布告颁布的缘由

"七.三布告" 的颁布，又以柳州造反派“抢劫援越物资”为直接诱因。

飞机撒“七三布告”传单

《柳州文革大事件》记载：七月七日，空军部队用飞机散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并经毛泽东签署的“照办”的《七。三布告》。布告内容：“一、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首先撤离铁路交通线上的各据点。二、无条件的迅速恢复柳州铁路局全线的铁路交通运输；停止一切干扰和串连，保证运输畅通。三、无条件的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四、无条件的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五、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上山下乡青年，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盗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

表面看《“七.三”布告》发布的直接诱因是“5.21”柳州造反派“抢援越物资”和“5.25”抢解放军枪支，但实质是：从理论到行动，觉醒的掌握了笔杆子和枪杆子这“两杆子”离经叛道的柳州造反派已不听毛中央的招呼抗旨造反，已到中央文革小组失控的地步（另文专述），才有收拾造反派的《“七.三”布告》的颁布。

1983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阶段的调查证实，《七·三布告》是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于1968年7月3日批准发布的，在这之前的1968年4月，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根据广西军区、广西革筹小组的报告，内定“4·22”是反动组织，将对立的两派设立据点，策划组织武斗，打死干部群众，杀人放火，抢援越物资、武器，抢部队武器弹药，阻断铁路交通等罪名，都强加在“4·22”一派的头上。就在这时人民解放军驻广西某部地空导弹部队打下美国间谍飞机，林彪要接见有功人员，1968年5月29日，经中央同意，韦国清和革筹小组成员魏佑铸(广西军区政委)、焦红光（广西军区副司令员、空七军政委）于当天到北京汇报“广西的阶级斗争情况”——将韦国清亲自授意整理的柳州造反派“5.21”抢“援越物资”、“5.25”抢围剿部队的枪的材料，报给毛泽东、林彪，《七·三布告》就是这样产生的。

（未完待续）

《观察》首发

全部作品请点击：http://blog.boxun.com/hero/xiaopingtouyehua/

本文节选于小平头长篇文革密档揭秘《天雷地火——文革柳州造反大军武装抗暴纪实》

草稿于2011年3月4日于挪威峡湾小城溜坎（Rjukan）。

完稿于2014年10月28日丹麦哥本哈根

（联络本文作者请发邮件到：[email protected]）

注释：

（1）此文引用的相关资料、数据、电报、文件等均原自于广西整党办公室的内部机密档案《广西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8年》1987年编印。“机密”印戳，内部印发，编号登记。第54页。

（2）同注（1），第59页。

（3）翁梅科《血染的岁月》。《难忘的岁月——广西柳州文革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8月内部出版。第254页。

（4）同注（1），第51页。

（5）同注（1），第51、52页。

（6）同注（1），第55页。

（7）韩爱晶：《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华夏文摘增刊第485期。

（8）同注（1），第47页。

（9）珍宝岛位于中国黑龙江省虎林县境内，在中苏界河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面积九点七四平方公里。一九九一年俄国正式承认珍宝岛为中国领土。

（10）同注（1），第49页。

（11）同注（1），第64页。

（12）同注（1），第83页。

（13）同注（1），第56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文：《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布告（1968年7月3日）

　一、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首先撤离铁路交通线上的各据点。
　二、无条件地迅速恢复柳州铁路局全线的铁路交通运输，停止一切干扰和串连，保证运输畅通。
　三、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
　四、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
　五、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下乡上山青年，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
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布告（1968年7月24日）

　
　一、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彻底、认真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不得违抗。
　二、立即停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教育那些受蒙蔽的人回去生产。拆除工事、据点、关卡。
三、抢去的现金、物资，必须迅速交回。
　四、中断的车船、交通、邮电，必须立即恢复。
　五、抢去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必须立即交回。
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抢劫、破坏国家财物，中断交通通讯，私设电台，冲击监狱、劳改农场，私放劳改犯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及幕后操纵者，必须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依法惩办。

作者：平头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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