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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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平头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一）文革中一枝独秀的“林家军”
文革爆发后，在毛泽东的一手策划下，中央文革集团势力崛起，林彪则一步步排挤其他“山头”，由四野系掌握军队大权，形成掌握“枪杆子”的军人集团，与周恩来政务官僚集团三足鼎立。
文革不只是红卫兵造反派运动，军队介入的因数不容忽视。当年文革“三支两军”，一九六七年开始，直到七二年结束，也就是“九一三”后一年，军队才慢慢退出。这五年，军队掌握着中国的主要权力，如果不透彻研究这五年，研究文革就是不完整的。
文革爆发前后，林彪与毛泽东联袂整倒了罗瑞卿与贺龙。林也因此增强了他在军中的地位，成了全军乃至全党全国的“副统帅”。不过，林彪此时所掌军权仍然有限，既有毛泽东君临其上，又有诸将帅钳制身旁。
此时在中共高层军界，一方面，林彪获得提升；另一方面，其它诸帅，除了被打倒者（彭德怀和贺龙）和靠边站者（朱德》外，也都获得提升：刘伯承、陈毅、徐向前、叶剑英四帅升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兼任颇具实权的中央军委秘书长，叶、徐以及聂荣臻进入中央政治局。另外，军委属下最重要军职即总参谋长职，也由聂荣臻老部下杨成武上将代理。这后一方面将帅大都属于周恩来集团，与林彪分享着中共高层军权，并因此而对后者有相当大的制衡力。
显然，这种权力格局是由毛泽东安排的，是为他搞文化大革命服务的。如前文所述，毛搞这场革命是以军队为依托力量的，而这个军队是由不同“山头”组成的。因此，他要依靠这个军队，就应尽可能广泛地照顾到它的各个山头的利益，尤其要安排好它的各个山头的代表人物，使他们成为自己在发动文革时所需要的支持力量，至少是象征性的支持力量。
第一次国共战争时，红军的主要山头有四个：红一、二、四方面军，以及陕北红军。第二次国共战争时，解放军的主要山头有五个：第一、二、三、四野战军，以及华北野战军（后一部划入第一野战军建制，一部划入第二野战军建制）。
到了文革初期，除了“一野”的司令员彭德怀以及“一野”前身红二方面军的总指挥贺龙外，其它四个野战军的司令员，即“二野”的刘伯承、“三野”的陈毅、“四野”的林彪、华北的聂荣臻，以及“二野”前身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徐向前，均获晋级性安排。
毛泽东通过此举安抚了军中大部分山头，并藉此向国人显示军队大多数将领是与他站在一起的。另外，他把军权交与林彪集团与周恩来集团分享，也有利于他对军界上层实行分而治之，使他们能够相互钳制。
可是，反击“二月逆流”运动打破了上述权力格局。陈、叶、徐、聂四帅均遭批判，另外朱德、刘伯承早已不管军队（一个赋闲多时，一个重病在床），于是乎整个中共上层军界就只剩下林彪一枝独秀。林彪身边已无与他旗鼓相当或相差不远的军中元戎了。
林彪在助毛整肃了那些与他分庭抗礼的帅级人物后，又寻机整肃了许多不怎么听他话的将级人物，并以此来警诫全军。
“杨、余、傅事件”后，黄永胜取代杨成武出任总参谋长并任军委办事组组长，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也都进入军委办事组，也都成了中共军队领导层核心成员，就连刚参军的林彪之子林立果也获得可在空军里调动一切的权力。至此，在北京最高军事权力机构中，除军委主席一职外，其它较有实权的岗位大都归林彪集团所有，解放军几成“林家军”。
然而，林彪的军人集团并不满足这些成果，还想获得更多利益和话语权。
有道是“世事如棋局局新”，政治亦然。于是高层吊诡的政治博弈，陷入令人眼花缭乱的谜局。以黄永胜、韦国清等军头在柳州“下一盘大棋”。“5.21”的子弹，“5.25”解放军的大批枪支让造反民众轻易抢夺，都是军人集团“欲擒故纵”的把戏，都是军方设局让柳州造反派入套授人以柄，抓了柳州造反派的现行，就等于掐到广西“422”的七寸，足以在政治上把他们打垮。从而倒逼毛泽东依靠军方牺牲造反派，拿广西“4.22”作为替罪羔羊来试刀祭旗。
军人集团之所以力挺韦国清,就是要凭借“抗美援越”的格局,在广西布下一个可左右文革全局的棋子,以此增添政治博弈的筹码,以达到增加军队影响力和文革话语权的目的。《七.三"布告》就是在此背景下颁布的。
1969年4月，在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林彪被以《党章》形式确立为毛主席接班人；在随后召开的九届一中全会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以及叶群均被安排进中央政治局。军人集团遂成政客集团，军权遂加党权。值此，林彪集团进入了全盛期。
（二）军方设局对文革造反运动命运走向的影响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968年5月军人集团在柳州给造反派设的局——通过韦国清诱导“5.21”造反派截军列和“5.25”部队拱手送枪的连环计,就连韦自己也没料到,对文革造反运动终结的命运走向影响无远弗届,是文革造反派由盛而衰的命运转折——1968年夏,中共中央针对柳州造反派抢劫“援越物资”的"《七.三"布告》,针对陕西造反派抢军械库的《"七.二四"布告》,宣判两广造反派政治死刑的中央"七.二五"讲话,以及标志造反派红卫兵走下历史舞台的毛泽东"七.二八"在人民大会堂118厅召见"红卫兵五大领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发生的。
有两点可证实这是一个阴谋:
（1）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可以看出军人集团的策略是“欲擒故纵”。拱手送枪,让垂死的柳州造反派绝处逢生,使武斗规模扩大化,坐实了造反派抢劫“援越物资”,“破坏铁路运输”的罪名,为日后韦国清调动军队以贯彻中央《七三布告》之名,“奉旨征讨”屠戮广西造反派埋下伏笔。
1968年四月底,“联指”兵分五路进攻造反大军。“联指”从援越的6886部队传授的用小炸药包定向抛送大炸药包的“三二0”爆破法,炸药包不断从天而降的轰炸,炸得河北片造反大军映山街、人民北路、莲塘路、青云路、小南路、沙街等据点一派狼藉,到处断垣残壁,眼看快要招架不住之时。在这敏感的时刻,5月18日,韦国清派欧致富（广西军区司令）霍成忠（55军副军长）率十人工作组去柳州市“解决武斗问题”。制止“联指”对造反大军赶尽杀绝,并有意放造反大军一马,为的是放长线钓大鱼,从而为军方创造在柳州下一盘更大棋布局——让濒临绝境的造反大军于5月19、20日乘夜色撤过柳江。如果此时“联指”江滨据点开火封锁,再遣追兵猛攻,造反大军则陷入背水一战,腹背受敌之绝境。当时欧致富就在河北江滨的“联指”据点覃连芳大楼（桂系将军的私宅,河北江滨的制高点）密切关注造反大军渡江南撤,制止“联指”开枪以免搅了军方连环计的局。被各县进城民兵包围压缩在河南谷埠街置造反大军于死地一隅,于是,在柳州上演了一出由军方导演,韦国清幕后遥控,欧致富台前指挥诱使柳州造反派“5.21”劫军列及“5.25” 部队配枪被抢事件的连环好戏。
1968年7月28号凌晨,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118厅紧急召见了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和王大宾等"五大红卫兵领袖",和他们谈了五个小时。当年预祝全国全面内战的毛泽东现在祭出"人民"制止武斗了。他说,"现在......人民不高兴,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部队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也不高兴。"他警告说:"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1）
毛泽东最后这句话也不是戏言——同一天，7月28日在南宁警备区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传达广西军区、区革筹小组命令，“用武力围剿南宁市解放路、新华街、南宁市百货大楼、区展览馆、邕江上停泊的轮船对立派据点。会后，调集了南宁地区14个县的武装民兵，调动了6912部队、6966部队、6936部队和军区警卫营、99部队部分官兵，以及‘联指’派武斗人员共三万多人，由印玺、慕石起指挥，与“联指”派一起，向解放路、新华街、展览馆、邕江上的轮船等处，发起猛烈攻击，动用了八二迫击炮、无坐力炮、火箭筒、炸药包等武器，7月31日猛攻开始，当天攻下展览馆，8月8日全部攻下，围剿、屠杀群众造成万余人死亡的严重事件。（2）
（2）请注意:下命令对柳州“造反大军”和柳铁“工机联 ”的几个“据点”实行武装包围“送枪”的是与韦国清臭味相投、一荣俱荣的总参谋长黄永胜,具体执行的是欧致富（广西军区司令员,原55军副军长）和霍成忠（55军副军长）。5月18日,欧致富率十人工作组去柳州市解决武斗问题。之后三天柳州就发生了震惊全国的“5.21”柳州造反派“抢援越物资”的大事件（实际上这是欲擒故纵,是贯彻执行军人集团设局下套——诱导“5.21”柳州造反派“抢军列”再上纲上线抢“援越物资”及“5.25”围剿造反派据点的部队“送”枪之连环计）。
六八年五月影响造反派命运走向的大事件
从1968年上半年的一系列布局上,就可以看出韦国清一边给广西“4∙22”罗织“反共救国团”的罪名,一边设计诱使造反派钻进军方精心布局的“抢劫援越物资”、“破坏铁路交通”的圈套,有了明确的战略指向,接下来的部署环环相扣, 步步惊心。
把文革中军人集团施压倒逼毛泽东牺牲造反派战略部署的一些重大事件按时间顺序排列一下,柳州造反派“抢援越军列”事件可以说是“首当其冲”。与此同时,韦国清等前往北京与毛、林、周密谋——到北京汇报“广西的阶级斗争情况”。如果把“牺牲造反派”比作攻城,那么对广西“4∙22”的绞杀似乎有点举刀祭旗的意味,以收到杀鸡儆猴、震慑各地造反派反抗运动之功效。
图1:6984部队进驻广西医学院
翻阅官方内部的文革密档《广西文革大事记——1968年》,纵观1968年5月,广西发生了许多影响造反派命运走向的大事件,环环相扣,都是有关绞杀造反派的行动和部署,充斥着许多见不得光的阴谋与诡计,如韦国清设局、实施、请君入瓮,柳州造反派不知是计,“放进篮子都是菜”地锔头进灶,钻进军人集团密布的“抢劫援越物资”的惊天大阴谋里。择要点按时间顺序一一罗列如下:
（1）5月5日,韦国清开放长岗岭广西军区军械库全面武装 "联指";
（2）设下圈套,捏造罪名,从政治上判广西造反派死刑。韦国清为首的区革筹分别向中央发出几份至关重要的电报:
5月2日《柳州武斗情况简报》;
5月4日《关于解决上石"农总分部"问题的进展情况报告》;
5月16日《关于派自治区革筹、广西军区领导人赴中央汇报当前广西阶级斗争情况的请示报告》;
5月17日“我区破获一起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组织报告;”
（3）设局实施。5月18日,欧致富(广西军区司令)率十人工作组去柳州市解决武斗问题(实际上是贯彻执行军方及韦国清设局下套——利用“5.21”柳州造反派“抢军列”事件上纲上线“抢劫援越物资”及设“5.25”围剿部队“送”枪之局);
（4）5月19日晚,桂林地、市革委会及驻军负责人接见十二县86位“联指”代表。为6月4日,桂林地区十二县“联指”组织八千民兵全副武装进入桂林市围剿“造反大军”埋下伏笔;
（5）5月21日,发生柳州造反派骑劫“军列”事件;
（6）请君入瓮之连环计。5月25日围剿造反派据点的部队拱手“送”枪之举;
（7）抹黑栽赃,大功告成。5月29日,经中央同意,韦国清和革筹小组成员魏佑铸（广西军区政委）、焦红光（空七军政委）于当天到北京汇报“广西的阶级斗争情况”——韦国清坐镇北京指挥。为日后中共中央针对柳州造反派抢劫“援越物资”的《“七.三”布告》颁布奠定基础。
柳州军分区部署镇压“造反大军”的作战计划
与此同时,韦国清等人上北京的同一天（5月29日）,柳州军分区在柳江北岸的柳州饭店召开地区革委会主任会议,部署柳州地区各县武装民兵镇压“造反大军”的作战计划。军分区王宪司令员下令:“把民兵组织起来,不要等出了问题再动手。”郭鹏政委作总结,会议决定“全面地、主动地向阶级敌人发动进攻,大刮十二级台风”。此次会议散会后,柳州地区各县革委会主任或待成立的准主任,组织各县民兵开进柳州市,围剿“造反大军”。在各自县份,则滥杀“五类分子”及本地“造反大军”群众,据中央工作组统计,被官方主导“联指”杀害者达7659人。（3）
图2:1968年建造的柳江大桥
王宪日记泄露天机
据广西“处遗”工作时,披露的柳州军分区司令员王宪的日记来看,就可知道事实真相的端倪。他在日记中记载当时的作战计划和军事部署是:控制柳州市内制高点和交通要道,封锁柳江河面,切断南北联系,把造反大军分割包围于沿河两岸的狭长地带,使其互相不能支援,置其进退不得,首尾难顾,背水挨打的困境;在河南先扫除铸造厂、驾鹤路红会门诊部等外围据点,将其围困在鱼峰路和谷埠街一带,采取围而不攻的方法,用冷枪、冷炮、放炸药包的战术,进行骚扰和牵制;集中主要力量,一举攻下河北（当时"工总"及造反大军的总部都设在河北市区）。
从4月25日起,柳州市人武部部长赵云凌调遣了四个连的柳州郊区的武装民兵进驻市区“联指”各据点。
4月26日,又有柳江县几百名武装民兵进驻柳铁南站、防腐厂、木材厂及附近的车站。
4月27日,28日,从柳城、忻城、来宾、武宣、象州、鹿寨、宜山等县,调用大批武装农民进入柳州,采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来围剿造反大军。
通过上述排列组合,抽丝剥茧,可以看出一条清晰脉络,发现所有线索的矛头都指向军人集团及韦国清,找到可供破案的“人骨拼图”,基本拼凑还原出军人官僚集团伙同韦国清逼毛泽东合谋屠杀广西“4∙22”的尸检报告!
军方导演了1968年5月21日,柳州造反派“抢军列”事件,5月25日围剿造反派据点部队“送”枪之举,完全是军人集团及韦国清设的一个局。它和后来柳铁“钢联指”奉命中断铁路交通是一脉相承连环相扣的。困兽犹斗正苦于没武器而焦虑不安的柳州造反派不知是计,“放进篮子都是菜”地锔头进灶,钻进军人集团密布的“抢劫援越物资”的惊天大阴谋里。为日后韦国清调动部队以贯彻中央《七.三布告》之名,行屠戮广西造反派之实埋下伏笔。
（三）病夫治国:毛在不间断的妄想中清除假想的敌人
多疑是一种病态人格,但任何独裁者都是或多或少地多疑的。由于他们在自己的登基之路中运用了的众多的阴谋诡计,推己及人,他们自然地防范着他人效法自己来颠覆他们手中的无上的权力。然而,多疑在某些主客观情况下会发展成为一种恶性的妄想症的精神病态。例如,当独裁者力图加强自己的权力而缺乏足够的自信和智谋时,心胸狭隘的独裁者便会把猜忌变为妄想和行动,残忍的政治清洗便会发生。另外,人到晚年的独裁者的身体心理都会发生器质性和功能性的病变,使本来并不严重的多疑和妄想症日益加剧。他们首先不断地妄想出种种不真实的“敌人”来,又运用他们手中不受限制的权力,进而采用极端的手段来清除假想的“敌人”。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毛以夜为昼的生活、工作习惯,使他永远在黑暗中思维,只有更多地帮助和促使了他在漫长的旷夜中的翩翩猜忌和妄想。
明白了毛泽东晚年其实已经患有妄想型精神病,便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会在文革中一手制造那么多常人不可理喻的冤、错、假案。论及毛的“被害妄想”,恐怕首先要提及的是他发动文革的主要原因――所谓的“防止反革命政变”。文革已经过去了四十年,历史已经证明当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反革命政变”。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被害妄想”像一个不可摆脱的噩梦贯穿了毛的晚年,直至他的死亡。究其原因,其实是毛自己在打倒刘少奇时先调动军队搞了一场货真价实的政变。由此及彼,才时时、处处妄想着别人要对自己搞所谓的“反革命政变”。
如同林立果和他的朋友们在《571工程纪要》中所说:毛“是一个怀疑狂、疟（虐）待狂,他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说来真是弄巧成拙,年轻气盛的林立果等人的政变想法就是这样被毛的政变“妄想症”逼出来的铤而走险。
法国学者皮埃尔∙阿考斯和瑞士学者皮埃尔∙朗契尼克在1996年写过一本非常有名的书――《病夫治国》。在书的序言里他们写道:“在人类历史上的某些时候,疯子,能见到幻像的人,预言者,神经官能症患者和精神错乱者,曾经起过重大作用,而且不仅仅是在偶然的机会使他们生而为王的时候。通常,他们都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这正是为这群程度轻重不一的精神病患者们所领导的混乱的文化大革命的绝妙写照。
毛泽东开始认为半年、一年、三年文革就可以结束。但在进行过程中出现了原来没有想到的情况。毛没有想到1967年8月全面失控,不得不抛出文革的坚定支持者王、关、戚;他没有想到1968年军队内部出现不可调和的争斗,不得不抛出杨、余、傅;他希望“九大”以后转入“斗批改”,没有想到林彪和他出现分歧,最终酿成震惊世界的林彪事件。毛泽东的文革理念遭到实践的反复碰撞以后,偏离了它初期的目标,只能在进退维谷的泥潭中挣扎。林彪事件之后,毛还是想将运动拨回文革初期的方向,但此时文革已失掉民心,人们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周恩来。这样,继刘、林之后,周又成了毛的革命对象。一个新问题接着一个新问题,用后一个错误纠正前一个错误。文革是问题导向,是摸着石头过河,这一摸就是十年。如果不是毛逝世,还不知道文革如何收场。
毛大打眼花缭乱的文革“谜宗拳”
在文革前期,毛还能将他所要打击的对象和所要依靠的力量搞得大致清楚:他所要打击的对象是刘少奇集团;他所要依靠的力量包括中央文革集团、林彪军人集团和周恩来的官僚集团（前两个集团属不稳定力量,主要为毛做鼓动群众造反的事,后一个集团属稳定性力量,主要为毛做维系国家秩序的事） 。
然而,当打倒“刘邓陶”后,毛开始将他所要打击的对象搞不清楚了;又当反击“二月逆流 ”后,毛又开始将他所要依靠的力量搞不清楚了。毛翻云覆雨、昏招迭出,乱打一通令人眼花缭乱的文革“谜宗拳”,让人有点雾里看花。他先斗自家营垒外的人,斗得四顾举目无敌; 再转过身整自家营垒内的人,整得自成孤家寡人:
先整陈毅、谭震林这些中共元老;继整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些文革新秀;再整林彪、陈伯达这些老部下、老亲信;后既批“四人帮”又批邓小平“右倾翻案风”。
1967年2月,在怀仁堂政治局碰头会上,“三老四帅”联袂发难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指责他们乱党、乱政、乱军。其中,谭震林发了最大的火,陈毅讲了最重的话,致使毛震怒不已,发起批判运动,严整“二月逆流”。
就在周恩来集团遭到沉重打击时,中央文革集团和林彪军人集团获得急剧扩张,致使毛的政治营垒发生倾斜,其稳定性方面急剧坍塌,其不稳定方面极度摇摆,并危及毛自身安全。
中央文革集团及其追随者越发肆无忌惮起来,最终搞出“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的局面 。造反派既矛头向上,揪斗各种权威人物,冲击各种权力机关;又相互攻击,先搞文斗,后搞武斗,致使整个国家处于失控中。
于是,毛又转身打压造反集团:
动用野战军平息各地武斗,揪出“王关戚集团”,大抓“五一六分子”;派出“军宣队”和“工宣队”进驻大中学校,将大学生分遣基层,将中学生下放农村。
当时林彪在军队中全面地清除一野(彭德怀)和二野(贺龙)的干部,打压三野(陈毅)势力。如无毛泽东的支持,上述几个军区必然落入林彪之手。
在“解放军支持左派”之后,林彪的军队全面接管地方政权。毛江(青)等人苦心发起的文革,其胜利果实大部份落入林彪之手。而且林彪的收获过程,如此轻松便利:造反由中央文革发动,到后来局势失控,必须由军队接管。这使毛林之间的冲突迅速激化。
（四）“七•三”布告是毛林周三方博弈的结果
1968年的夏天,毛对蒯大富、聂元梓等“五大红卫兵领袖”宣称“现在轮到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周恩来等“7.25”接见广西两派代表,根据此前中央对广西“七•三”布告的精神,宣布广西“4•22”等为反革命组织。
尽管自夺权运动以来,广西就没少了恶性武斗,但史家一般都把“七.三”布告前后当成两个阶段:双方混战阶段和镇压剿匪阶段。有专门研究广西运动资料称:虽然,以韦国清、欧致富为首的军方,运动一开始就站在“联指”一方,打压“4•22”,但在“七•三”布告前,还是半遮半掩地纵容和参与“联指”对“4•22”的屠杀,“七•三”布告之后,军方就赤裸裸亲自上阵,调遣军队对“4•22”实行大规模的武装围歼。最终,导致广西“4.22”全军覆灭。其结局是全国造反派从此被赶下历史舞台,标志着红卫兵造反运动的终结。
而造成这样的结局,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官僚体系和以林彪为首的军人集团联手,与毛泽东为后台的中央文革集团博弈的结果。
图3: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在文革。这张照片十分传神地表达了文革中毛、林、周三方即相互利用,又彼此暗战,还互相牵制、合作关系。
在中央高层各方的整个博弈过程中,“七.三”布告堪称一个分水岭:如果在此之前很多人对毛本人以及文革走向还模糊不清的话,在此之后,军人集团的一系列举动已经日渐清晰地勾勒出一盘大棋的布局轮廓。这盘大棋目前已经走到了收尾的阶段,而整个棋局的核心,是逼毛依靠军队牺牲造反派。
其中的善与恶、对与错,有时错综复杂,难以分辨。毛、林、周三方即相互利用,又彼此暗战,还互相牵制、合作。
文革,这是一场毛泽东、造反派、军政官僚集团之间的三角游戏,这场游戏的结局是:胜利者是军政官僚集团,失败者是毛泽东,承受失败后果的是造反派。
1968年3月的衡山会议,广州军区已将广西“4∙22”定为反革命组织。原广州军区司令黄永胜在广东是支持保守派“东风派”压造反派“旗派”的，与广西军区第一政委韦国清在广西支持保守派广西“联指”压造反派广西“4.22”一脉相承。军头黄永胜升任总参谋长后,在打压广西“4∙22”方面与韦国清配合更密切了。
在栽赃造反派方面,既有军方设局于前,倒逼毛依靠军队牺牲造反派,又有毛、林权斗毛“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地设连环套让林去钻,后演变成温都尔汗“折戟沉沙”的悲剧。1970年9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林矛盾加剧,林的接班人地位发生动摇。针对林彪集团,毛泽东采取“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的“三大措施”,利用军队“山头”相互牵制，但最终还是军政官僚集团笑到最后。原本毛文革之初抬叶剑英是为了平衡或抑制林彪的筹码,林死后叶在军中坐大,当毛意识到叶剑英的威胁,采用不合程序的中央文件宣布他“生病”、“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时,已经为时太晚了。（4）因为叶已经在军内又苦心经营了两年,形成的盘根错节早已经是资历尚浅的陈锡联所无法取代的了。惜悔之晚矣,毛最后输在军政官僚集团手上——
1，大闹怀仁堂,是军队对他的警告;2，7∙20事件,是大鬼操纵小鬼捣蛋,试试毛的钢火;3，毛死后,1976年叶剑英等主导十月怀仁堂的“宫廷政变”,一举抓捕“四人帮”,才结束了所谓的“十年文革”噩梦。
（五）解构《“七.三”布告》出笼的秘密
到目前为止,《七.三布告》出笼的前因后果、台前幕后还没有人给出系统、合理的诠释,一般大众会迷失在官方那一堆官话套话里,真相扑朔迷离。而少数亲历者明眼人则从蛛丝马迹的细节里,看清些许端倪,但却受中共对文革档案资料的垄断及严防死守等客观条件的限制,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所以,平头有必要揭开这个盖子,而揭示《七.三布告》出笼的台前幕后,只有从柳州（包括柳州市、柳州地区、柳州铁路局）文革的宏观叙述,给合当时的国内、国际政治形势,以及地方军头设局,高层政治暗战等错综复杂的派系纠葛,以及官方的相关文革密档的披露,亲历者的证言,才能厘清这段左右文革造反派命运走向的历史。平头不才,本文谨秉承“史家贵独断”箴言,百无禁忌,用文革密档与民间当事人的回忆对比穿插,通过文革机密揭秘,民间证词还原,准备二十年,耗时三载写成柳州文革长篇纪实:破解文革柳州惊天大案谜局――《“七.三”布告》出笼的台前幕后,分别以上篇:请君入瓮“5.21”、“5.25”连环计韦国清柳州设局 等七章, 下篇:天雷地火 掌握“两杆子”的柳州造反派武装抗暴 等十篇共十七章节,来比较还原一个真实的柳州造反派“抢劫援越物资”的文革大事件。
随着笔者对官方文革密档的筛选和亲历者当事人的采访调查排列出其中的脉络,仔细梳理,可发现这些看似繁杂的事件背后,犹如草蛇灰线般,有着一条清晰的相互关联的脉络。它的真相逐渐被披露,它的原貌已基本被还原,它不仅仅是一大骗局,还是一个大阴谋。通过上述排列组合,抽丝剥茧,可以看出一条清晰脉络,发现所有线索的矛头都指向军人集团及韦国清,找到可供破案的“人骨拼图”,基本拼凑还原出军人官僚集团伙同军头韦国清逼毛中央合谋屠杀广西造反派的尸检报告!从而揭示军人集团以黄永胜、韦国清等军头设局栽赃广西“4∙22”,倒逼毛泽东依靠军队牺牲造反派的前因后果、台前幕后。
为了消灭广西“4.22”, 韦国清绞尽脑汁,运用诸多计谋,如“瞒天过海”、“打草惊蛇”、“引蛇出洞”、“欲擒故纵”、“借刀杀人”等等连环计,最后,请君入瓮――实际情形是当时柳州造反派濒临弹尽粮绝、束手待毙、危在旦夕的关头,“联指”消灭“4∙22”指日可待。军人集团却在柳州火车站设局,诱导柳铁造反派抢劫军列的事件栽赃造反派抢“援越物资”（本来那批子弹不是援越物资,只是解放军的正常战备物资——是沈阳军区运往来宾县凤凰军火库的弹药。被造反派抢了,就上纲上线说是“援越物资”了）,军人集团还将计就计设局“5.25”假收缴子弹的解放军之手拱手送与之匹配的七百多支五六式冲锋枪,然后请君入瓮。将“挑起武斗”、“抢劫援越物资”、“破坏铁路交通”的罪责强加在广西“4∙22”身上,军方由此取得向毛施压,倒逼毛依靠军队牺牲造反派,从而以执行中央《七.三"布告》指示的名义,把广西“4.22”置之于死地!
军人集团在柳州下一盘更大的棋
柳州造反派1968年“5.21”胆敢抢“援越物资”!接着“5.25”又吃了熊心豹子胆抢解放军七百多支冲锋枪!这两起轰动全国的“反革命事件”导致全国造反派的政治地震,其波及范围和深度都让人瞠目结舌——是军方倒逼毛中央宣判造反派政治死刑的《七.三布告》颁布的直接诱因。对文革造反运动的命运走向影响深远,是文革造反派由盛而衰的命运转折——1968年夏,毛中央抛弃造反派的一系列文告及行动皆肇始于此。
军人集团之所以力挺韦国清,就是要凭借“抗美援越”的格局,在广西布下一个可左右文革全局的棋子,以此增添政治博弈的筹码,以达到增加军队影响力和文革话语权的目的。
军方高层是把柳州造反派当棋子,在下一盘更大的棋。
换言之,“七.三”布告的出笼,不是毛授意韦在柳州设局,而是军人集团为倒逼毛依靠军队牺牲造反派设下了这个“陷阱”,也就是丛林战高手韦国清用了个小计谋,终于使“造反派”陷入不义之泥淖。
除了战略层面上的考虑,从战术运作上讲,“5.21”的子弹,“5.25”解放军的大批枪支让造反民众轻易抢夺,不过是韦国清此前驾轻就熟的“融安、里高”模式的翻版罢了。只不过军人集团这次在柳州设局的规模以及下的赌注大得惊人,足以影响造反派的命运和文革发展的走向。如果说“融安、里高”模式给部队围剿造反派制造口实以及就此试探毛泽东所能容忍牺牲造反派的底线话,那么,军方得陇望蜀,食髓知味,韦国清“猪仔便宜墟墟来”!柳州“5.21”、“5.25”事件,则成为导引全国造反派走下历史舞台的一个转折点。
因此,柳州造反派“5.21”抢所谓的“援越物资”、“5.25”抢解放军的大批枪支,都是军方设局让柳州造反派入套授人以柄,抓了柳州造反派的现行,就等于掐到广西“422”的七寸,足以在政治上把他们打垮。从而倒逼毛泽东依靠军方牺牲造反派,拿广西“4.22”作为替罪羔羊来试刀祭旗。可以说,军人集团需要用广西“4.22”项上那颗“政治人头”来为毛泽东牺牲造反派祭旗。
在中央高层各方的整个博弈过程中,“七.三”布告堪称一个分水岭:如果在此之前很多人对毛本人以及文革走向还模糊不清的话,在此之后,军人集团的一系列举动已经日渐清楚的勾勒出一盘大棋的布局轮廓。这盘大棋目前已经走到了收尾的阶段,而整个棋局的核心,是逼毛依靠军队牺牲造反派。
此外,还有一个所有研究者或多或少都知一二,却不愿正视的史实,毛泽东主导的全面内战目的是“改朝换代”,结果却被周恩来、林彪接过来,成了与毛斗法的利器。从历史过程看,若非这场全面内战,使毛无暇旁骛,周及其系统恐怕难以保全。
捅破这层窗户纸,我们就离参透历史真相不远了。
毛依靠军队而抛弃造反派的幕后玄机
造反派从来只不过是毛的“御前一卒”,是棋盘上一颗可以任意挪动的棋子而已。
毛泽东将文革称作是他一生做的两件大事之一。在军队（林彪）、造反派的取舍之中,毛泽东最终选择军队抛弃不听招呼抗旨造反的造反派。在《五一六通知》的前一年,毛泽东就发动了全国学习人民解放军的运动,先声夺人,有意识地抬高军人在政治生活的地位。有观点认为“毛是受军头黄永胜、韦国清和‘党阀’康生的欺骗而抛弃造反派”——这是不了解毛泽东在文革前后的政治心路所致,王关戚也好、造反派也罢,他们并不是毛泽东一开始就准备放弃的人,相反毛泽东一度还准备借重他们,否则毛泽东也不会有意保戚本禹。此时的造反派就如同毛当初利用并抛弃的高岗一样——
毛用高岗作为平衡或抑制刘少奇与周恩来的筹码,但是,毛对高岗的重用纯属政治上的考虑,并没有私下的盟友或感情基础。所以当不争气的高岗会错圣意、锋芒过度,而遭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联袂反对之时,毛泽东毫不留情地抛弃了高岗,连高岗想见一面的机会都不肯给予。
同理,在军人集团和官僚集团的联手施压下,在选择造反派还是选择军队,毛泽东的天平的倾斜是毫无疑问的指向了后者。没有造反派可以,没有军队的支持,文革下一步将如何推动呢?这也就是毛泽东的大局观,在这个大局面前,造反派当然是相形见拙的。
文革异端思想者钱文军（即柳铁“中学红卫兵联合战队”头头钱文俊）在《浅说“造反派”》一文指出:
军队支左镇压群众运动的力度远远超过“资反路线”时的工作队,代表形式当属“二月逆流”。毛只注意到“老帅”们否定文革之“逆流”,没深思这股“逆流”的下层支持,暴怒之余就要排除障碍。林彪迎合毛的思路走,指责“带枪的刘邓路线”,受了军队镇压之苦的“老造反派”扛着鸡毛当令箭,靠着“支左”咸鱼翻身的“老保”改头换面,打着“造反”旗号反攻倒算,那份激情亦胜于“还乡团”。最糟糕的事情还在于“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分裂的国民各为其主,十几年阶级斗争理论的熏陶早已摧毁了人性与道德底线,越是有恃无恐便越野蛮。经历了武汉“七.二○”事件仓皇出逃以后,震动使毛明白,他必须依靠军队而放弃造反派。这些个被称之为造反派的家伙其实只是在文革前期“民主”浪潮中跳出来的激进分子,同1957年的右派分子没多大差别。对于专制统治而言,这些人是绝对的害群之马,肃清他们是既得利益者们本能的选择。
武汉事件才是“真正的造反”,正是从“七二0事件”之后,毛才被迫从左向后退,到烧英国代办处后,毛已决定拿“造反派”开刀,而柳州造反派“5.21”抢援越物资、“5.25”抢解放军的大批枪支,确实是授毛之柄,以安抚军队和周恩来。毛抓"五一六"是意在使周与林彪拉开距离。抓"五一六",实际就是抓“造反派”,或者说是打文革派。王力关锋戚本禹等的失宠,就是对红卫兵“五大领袖”的警告。
开始于1967年冬季的整肃“造反派”运动,其实也是一个“阳谋”:开始时鼓动“造反有理”,是为了利用群众运动冲垮“刘邓司令部”,打倒“走资派”;等到草根一族真正“造反”起来,毛终于发现,赖以维持独裁专制所不可或缺的还只能是“红色官僚阶级”,历朝历代皇帝老子坐得稳固与否,全在于“官僚阶级”是否尽心尽职,“革命皇帝”也须循此道。他老人家需要清除的异己已经完蛋了,卸磨杀驴就难免。
毛泽东需要对广西造反派杀鸡儆猴来震慑各地野火烧不尽的造反派的反抗运动。万变不离其宗,此时已到了“伟大领袖”抛弃并牺牲造反派的时候了。
拿两广造反派祭旗
广西、广东造反派是毛中央牺牲造反派祭旗的典型。两广造反派是抗拒原有社会秩序的恢复而遭到血腥镇压的。镇压的借口就是“反共救国团”总团在广州,分团在广西”。
图4:广西“4.22”据点指挥部区展览馆
因为在各地保守派被打垮后,造反派阵营合乎“规律”地几近普遍地发生了分裂,不仅全部成立革委会的城市中的造反派分裂成两派,而且全国几乎95%地区的造反派也分成两派。在许多地区演变为残酷血腥的武斗。如四川造反派“八.一五”和“反到底”之间,川大“八.二六”和“红成”（红卫兵成都部队）之间的武斗就十分惨烈。只有两广和江西的造反派没有分裂。因为这些地方的保守派依然存在并且强大,如广西的韦国清（后任广州军区政委）,广东的黄永胜（广州军区司令,后升任总参谋长）等军头至始至终支持当地的保守派,造反派依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故也依然保持着反抗恢复原有秩序的势态。
换言之,毛中央最惧怕两广造反派这类“打着红旗反红旗”式的文革造反民众的反抗运动,它已危及和动摇了共产党统治的根基。生怕广西、广东造反派反抗的星星之火,呈燎原之势。故毛决定“鸟尽弓藏”——抛弃广西、广东这类造反派,并且“兔死狗烹”——纵恿韦国清、黄永胜调动军队,伙同保守派对广西“四.二二”和广东“旗派”进行血腥镇压,杀鸡儆猴,以示效尤。
打压掌握“两杆子”的柳州造反派
而针对柳州造反派“抢援越物资”的“七.三布告”只不过是毛泽东授予军方屠杀造反派的尚方宝剑罢了。
《“七.三”布告》针对柳州造反派也绝非偶然,柳州造反民众没有延颈以待韦国清的屠戮斧铖,造反派“5.21”抢了八个车皮的子弹,接着“5.25”又抢解放军七百多支冲锋枪。此时造反派可谓鸟枪换炮!1968年5月下旬至6月初,柳州造反派在廖伟然的统领下发起绝地反击,一举逆转颓势,将广西军区支持的“联指”赶过河北,取得划江而治的胜利。柳州造反派还放出“打过河北去,解放全柳州”的豪言,在文革异端思潮风起云涌的1968年,柳铁红卫兵檄文《今日的哥达纲领》横空出世,他们石破天惊的喊出“用暴力推翻一切现存的社会制度”这个响亮口号!因为从理论到行动上,觉醒的离经叛道的柳州造反派已不听毛中央的招呼指挥而抗旨造反,处于失控态势,并且这股异端思潮及武装抗暴——林彪曾经对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名言做过补充:“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也靠这两杆子”——掌握笔杆子
和枪杆子这“两杆子”的“柳州经验”,随着柳州造反派领袖白鉴平在七月中旬所谓的“北航黑会”介绍推广,对于全国各地被军方和保守派联手打压得灰头土脸的造反派而言,具有鹤立鸡群的典型效用。
在制定战略和设局方面韦国清确实是厚黑高手,施连环计搞阴谋驾轻就熟,可悲的深度卷入文革却实在少不更事的柳州、柳铁造反派（大都是中学生红卫兵）,哪里识得一个叫“政治”的东西的风云诡谲,哪里见过政客们的老谋深算,遑论冠冕堂皇背后的政治暗战,广西“4∙22”也绝对不是韦国清的对手。韦国清为首的广西军区一方面全面武装 "联指"屠杀广西“4∙22”,一方面施以诱饵局部武装柳州造反派,再在抗美援越“重要的时间和重要的地点”,预设了一个对他来说稳赢不败的战场。果然,困兽犹斗正苦于没武器而焦虑不安的柳州、柳铁造反派不知是计,用当时造反派的话来说:“不抢,等死吗?”——“放进篮子都是菜”地锔头进灶,钻进韦国清密谋的“抢劫援越物资”的阴谋里。
但柳州造反派天雷地火般绝地反击,几乎搅了韦国清的局,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柳州造反大军破釜沉舟,视死如归,浴血抗暴,在廖伟然的指挥下,以寡敌众、以弱胜强逆转形势,取得了柳南绝地反击的胜利,上演了一出武装反抗暴政、可歌可泣的悲壮大戏。在全国造反派被各地军方和保守派的联手打压得苟延残喘、灰头土脸之际,唯有柳州造反派的武装抗暴逆转颓势而独树一帜。尽管从一开始他们就钻进韦国清密布的“抢劫援越物资”的惊天大阴谋里,而成败立判。但正因为柳州造反派靠自己的实力和拼死一搏搅局,避免了重蹈南宁、桂林、梧州及县份的造反派被军队、“联指”屠城的悲剧结局,使龙城造反民众免遭涂炭,使柳州成为全广西唯一没发生大屠杀的城市。唯其如此,他们“反迫害,反围剿,求生存”拼死抗争的"柳州经验" ,在文革造反民众反抗运动中才尤显弥足珍贵。
以往我们很少“光顾”这些造反派人物。其实,从他们多变的人生轨迹中,可以总结、梳理出文革的许多经验和教训。对专制镇压武装抗暴的经验教训适用于任何时间和任何暴政。
（未完待续）
《观察》首发
本文节选于小平头长篇文革密档揭秘《破解文革柳州惊天大案谜局
――“七.三”布告出笼的台前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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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韩爱晶：《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华夏文摘增刊第485期。
（2）广西整党办公室的内部机密档案《广西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8年》1987年编印。“机密”印戳，内部印发，编号登记。第47页。
（3）同注（2）。第55页。
（4）见中共中央1976年2月2日的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陈锡联同志任职的通知》。文件中说:“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当时叶剑英并没有请病假,而毛泽东却断定他“生病”而夺了他的军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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