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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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平头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一）文革异端思想者钱文俊
柳州乃至广西文革这股异端的叛逆思潮的领军人物非钱文俊莫属。
纵观柳州、柳铁的造反派领袖中，如果说白鉴平是手腕圆滑、颇具心计的山寨头领，廖伟然是老谋深算、侠义为怀的军事帅才，那么钱文俊就是感觉敏锐、离经叛道的文革异端思想者！
图1：钱文军2011年5月访问凯迪社区留影
钱文俊（现改名钱文军）（1948.7.26—）原籍河南固始县，生于广西南丹县，当代著名的思想家、作家、史学研究家，被学界誉为“中国思想荒漠里极为珍贵的思考种子”。1967年任广西“柳铁工机联”负责人之一（另外两位是王反修、李振岭）。1968年7月25日在北京受到周恩来的接见，后被对立派迫害，因为周恩来的一句话“他是中学生，属于认识问题”使其幸免于难。从此，钱文军认识到在政治权力面前，只有民主的方式才是文明的；当民主不存在的情况下，人性便会让位于兽性。1970年回原籍河南固始县插队。1980年被平反。1986年辞职创业。1995年随同王光英副委员长访问澳大利亚。1997年8月被授予华盛顿荣誉市民称号。著有《钱文军文集》。
钱文俊出身职员，充其量也是“灰五类”。柳铁一中高三学生，柳州铁路局“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联合组织头头（因其头大在学校绰号钱大头）。1967年初铁一中学生诸“战斗队”联合组成“联合战队”，于是按照“巴黎公社原则”选出七位“常委”，钱就当上了总头领。（学校另一种观点的少数派组成“东方红公社”）他们涉足社会之后，与柳铁“工人总部”、“机关总部”、红卫兵联合战队”合成“柳铁工机联”。
文革中造反，“结果遭遇的却是‘为革命撒谎’的理直气壮，就连‘厚颜无耻’也得甘拜下风，倘若还想保持做人的基本底线，离经叛道只能是惟一选择”。
钱文俊以及他手下的柳铁造反派红卫兵是文革中少数保持清醒头脑、并独立思考的思想者。
其广泛的阅读（如他们中许多人都通读了马克思全集。而钱文俊那时就看了“黄皮书”属于“限地师级干部阅读”的苏联作家柯切托夫的《叶尔绍夫兄弟》：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经典之作。1963年第一版一印。小说反映的是苏共二十大召开前后的斗争。斯大林逝世后，前苏联社会生活发生了急剧变化，批判了个人迷信，开始了科技时代）丰富的知识，文史哲学科的涉猎，造就了他遇事不跟风起哄、不随大流的独立思考的个性。
其当时清晰地洞见毛泽东及中央文革牺牲造反派的阴谋，对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来说，尤为可贵。四十多年后重新审视钱文俊当年的预测和言论，仍微微地惊叹于他对毛及文革竟已有并不幼稚的洞悉。
那会还是1968年，他就敢说：“别看林彪摇语录本呼口号那么凶，将来叛变可能就是第一个。”并指毛“利用涉世未深的青少年搞政治斗争，其险恶与卑鄙并不亚于强奸幼女！”江青、康生、张春桥，周恩来哪一个他都敢骂，称康生为“大党阀”；江青被称为“戏子”；周恩来被称为“泥水匠”；张春桥被认定是“叛徒”；他还养了一条狗，给狗起名叫"黄永胜"。连对毛泽东都敢说“到了斯大林晚期”！
从1968年春天开始，他们确实很“放肆”。那时这帮铁一中红卫兵还流传一个政治笑话：“秘书半夜去报告总理，说广西武斗，死了几千人。总理连头也没抬一下。问：‘火车还通不通？’秘书说还通，他于是再也没理会。没多久，秘书又来报：‘火车也不通了！’总理扔下纸和笔，连忙站起来，大声说：‘找韦国清！他杀点人就算了，怎么把火车也搞停下来了！’”这个政治笑话确实不知道是哪位天才编出来的，最后军宣队进校，算在钱文俊头上了，罪名是：恶毒攻击周总理草菅人命。还有一句：“总理总理，总是有理。”也不知是谁的原创，“联战”里几乎人人皆知，也算作钱的罪状，不过对于钱的“反动言论”说来，这已经算不上什么了，反正被批斗，更何况钱是总头，便认了，也算“死猪不怕开水烫”吧。
他策划肖普云写的文章《今日的‘哥达纲领’》被康生定性为反革命文章，1968年就在全国批判。
离经叛道，振聋发聩
钱文俊是造反民众中少数几个（如顾准、遇罗克、杨曦光、刘文辉、王容芬、陆洪恩等等）先知先觉者。其时，韦国清声称要对“阶级敌人刮起十二级台风”。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红色恐怖”已经笼罩八桂大地。他认为，俯首听命，死路一条，只有拿起枪，把事闹大，才能引起世人瞩目，中央重视，才有可能活着。
广西当局主导的大规模的屠杀，惨绝人寰的人吃人残酷的血淋淋事实，迫使他独立思考并得出结论。其离经叛道犀利的言词，惊世骇俗，振聋发聩：
我根据在北京的感受，认为中央文革看来在放纵韦国清剿灭造反派，取得经验以后在全国推广。全国的“造反派”，无论是否掌权，都注定在被整肃之列。文革搞不下去了，肯定上不了史书，又必须挺着肚子下台，就需要一批替罪羊。到时候可以骗人：文革是伟大的，其中的混乱和损失就是这帮家伙搞破坏造成的。毛主席终归只需要那些没有思想只会听话的保守势力，如果我们不自己保卫自己，让中央知道我们也不是轻易可以斩尽杀绝的，这个阴谋就会得逞，那时我们便只能任人宰割。另一方面，目前中央看来还没有下决心，毕竟这批人是他们发动起来搞文革的，如果没有说得过去的理由，也并不好解释。因此拼一拼还是有希望的，至少中央不会采纳屠杀方式解决文革，那就更没法下台。但如果我们不拼一下，韦国清他们下手是绝不会留情的。（7）
其实老毛正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始作俑者，而且乐此不疲！他一生的光辉业绩，其实就是在挑动群众斗群众。那个被奉之为经典的阶级斗争学说，本质就是煽动仇恨的邪说，它使一切人的同情心丧失殆尽，并逐渐归于兽性。文革，正是这个理论登峰造极的演示，老毛就是这个邪恶运动的罪魁祸首。而在这个理论指导下的政治斗争，其手段的卑鄙同样是史无前例的。利用天真无知的青少年来实现政治斗争的目标，其恶劣程度，不亚于奸淫幼女！……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是人类最卑鄙的行为，这是我亲身经历教育我认识的结论，即使成为一堆骨灰，我也不会改变这个认识！(
（二）策划文宣造舆论
柳州造反派能在文革造反民众反抗运动的历史呐喊发声并形成文章薪火传承，钱文俊的贡献居功至伟——
1968年1月，我布置“联战”另外一位常委肖普云写作《今日的‘哥达纲领’》，述说反对“倒旗”的理由，并商量好写作大纲，刊登在“联战”2月10日的《红卫兵报》上。谁知此文被广西革筹发现，抓住老肖引用马克思的“用暴力推翻一切现存的社会制度”一句，康生定性为反动文章，说此语意在“用暴力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更要命的是，他还武断地宣布：“中学生写不出来。背后有‘黑教师爷’！”江青也发话：“有黑手！要揪出来！”这是他们无法接受的，此文涉嫌者仅肖与我而已，再无别人知晓。
我的心更多地操在如何应付越来越险恶的政治局面之上……我们一致的意见是，文革肯定搞错了，在我后来被批斗的“恶毒攻击”言论里就有“文革上不了史册”，这是我们的共识。不同的地方是，我认为中央现在正在开始清算造反派，毛需要为文革的正确寻找替罪羊。
……我与他们的不同之处还有，我必须考虑如何争取更好的处境。在总部的会议上，我不只一次提出必须搞好宣传舆论，必须把真实的情况公之于众，使我们取得群众的同情与支持，还可以把真实散布于群众之中，以后总会有人记得......不过指望别人不如依靠自己。我在联战中同样是一言九鼎的，于是布置所有能写的人才，交代任务。我们有自己的报纸，还有印刷厂。同学们早就能够自己选字、排版、印刷，我要求写一系列文章，充分揭露事实真相……实在没有想到。我们这些老三届中学生，写的文章成为1968年9月《广西日报》批判的七篇“大毒草”中之六篇！这六篇的题目是：《今日的“哥达纲领”》、《今日向何方》、《广西革筹必须转向》、《必须全盘否定广西资产阶级派委会》、《二论广西革筹必须转向》、《广西军区必须改组》（钱文俊自己亲自执笔写的《砸派的骄傲》没有入选）。（9）
从以下两个方面可以看出钱文军敏锐超群的思考判断力。
缴获文件，洞悉阴谋
1968年5月下旬，柳州造反派攻下“联指”易守难攻的重要据点柳州探矿厂，缴获了许多“联指”文件，足以证明广西军区、革筹指使“联指”进攻造反派的文字证据。钱文俊敏锐地洞悉毛泽东及中央文革牺牲造反派的阴谋，只可惜“白老眯”（因白鉴平高度近视而有此绰号）利令智昏看不到这一点，攥着文件不放，迷信中央只肯走偏门“告御状”，作为政治上讨价还价的筹码（这一点与他的山东同乡水泊梁山的宋江很像：对朝廷报有幻想），还对毛泽东及中央文革报有幻想，致使钱文俊的揭露计划胎死腹中。
当然，我们不能“事后诸葛亮”地苛求四十多年前的白鉴平当时就有钱文俊的敏锐觉悟，（何况连柳铁军管会主任、五十五军副军长孙凤章也看不透“厚黑大师”毛泽东玩弄的阴谋而不能幸免。）白鉴平心里盘算的那点小九九局限了他，哪里看得透毛泽东及中央文革牺牲造反派所包含着的政治杀机？！唯其如此，才彰显出钱文俊作为一个异端思想者的卓尔不群。
白鉴平一辈子玩世不恭，就像在高空走惯了钢丝的老艺人，胆子大了，脑袋发昏，便自以为绝技可恃，盛名可凭，谁都拿他没辙，凡事他都能玩得倍儿转，开得了头就收得了尾。殊不知，书生玩自己的命，比魔术师玩吞刀吐火要危险得多。
1968年夏，柳州造反大军司令白鉴平似乎鸿运当头，攀升到了自己政治身崖的巅峰——1968年7月中旬由北京、广东、广西、四川、辽宁、黑龙江、青海、贵州等地造反派头头云集的所谓清华、"北航黑会"（10）上，白鉴平介绍绝地反击的"柳州经验"，并且在会上酝酿成立全国造反派联络组织，以便各地造反派及时交流互通信息，相互支持。
他介绍了柳州造反大军被追杀的困境：整个柳州市我们只剩下一条街道，与铁路（"柳铁工机联"控制）的地盘还隔着"联指"的据点。各地农民在武装部的率领下，领着津贴进攻我们。基本上离被消灭只有"五十米"的距离，（白鉴平借用毛批评周"距离右派只有五十米"的典故）。
然后我们自己救自己，毫不犹豫地学习毛主席"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指示，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打出一片天地。广西鹿寨县武装部长张春峰亲自率领武装基干民兵进攻我们，被击毙在战场上。"联指"逃到柳北，我们占领了柳州市三分之二以上的地盘，然后我们如何组织生产、生活、治安等等。（11）
他的发言博得阵阵掌声，那些个刚才还要死不活的各地造反派都激动不已，纷纷表示要向柳州的造反大军学习。
白鉴平政治上的短暂得志，在此之前为中央文革的青睐，然而却是福兮祸之所伏，从此，他的角色将发生巨大的转换。
仅仅一个多月后，造反派即遭当头棒喝：事实证明，中央“七二五”接见是出“鸿门宴”。此前，中央、中央文革派飞机到广西，接两派(“联指”、“四•二二”)头头赴京参加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中央 “七二五讲话”宣告广西造反派组织的终结后，与会的“四•二二”众多代表被解放军武装软禁在解放军政治学院的学习班。广西“四•二二”赴京控告团427 人，也成了“联指”的俘虏，被押回广西关监。1968年8月19日，广西“四•二二”的九个头头：白鉴平、廖伟然(柳州)、章英、农烈(南宁)、王反修、李振林、钱文俊(柳铁)、刘振林、刘天偿(桂林)被在京一起学习的广西“联指”头头当作“反革命”拘捕，扭送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关押，随后送回广西各地关押。白鉴平被柳州市法院判处无期徒刑。1983年“处遗”(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广西高院宣布对白鉴平免于刑事处分，释放出狱，此是后话。（12）
图2：文革时被批斗的钱文俊 （原载《柳州联指报》）
白鉴平此时的意气风发与日后的灰头土脸，由昔日中央文革的座上宾，沦落为当下的阶下囚，自然有着云泥之别了，其间的福兮、祸兮，谁人能与评说？
然而，思想的先驱总是少数，甚至是极少数。
历史的吊诡就在于此，敏锐的思想先觉者从来都是极少数。如果不是白鉴平耍小聪明，浪费了一次绝佳的历史良机，柳州造反派对文革造反民众反抗运动历史文献的贡献，将会因此载入史册而在文革异端思潮的历史留下浓重的一笔！行文至此，笔者不由掷笔长叹，白老眯呀白老眯——
过去我们只是根据现象判断广西革筹、广西军区操纵联指武装消灭我们，而且直接把农村的基干民兵武装起来参加联指组织，直接进入县城消灭各县的“422”或造反大军组织。拿下探矿厂似乎没有人能够预料，不管是我们自己或者“联指”。于是我们在探矿厂缴获了许多“联指”文件，足以证明军区、革筹指使联指进攻我们的文字证据。比如缴获的广西军区司令员欧致富对“联指”的讲话里，明白无误地告诉他们可以把民兵武装起来进攻我们。
白鉴平似乎对这些证据重视不够，他通过北京的高层联络员，把这些证据文字上报。中央肯定获得了这些文字材料，其实谁都知道中央还有众多耳目隐身蹲在广西，他们不会白吃饭必然密报广西情况，韦国清也提醒联指注意这些人，他多少还有些顾忌，但毫无反应。我始终坚持认为，以韦国清的为人，他根本不敢冒这么大风险去对抗中央。这些东西根本就是上边包括中央任何一个机构都了解的，他们默认这些行动。我认为我们要做的不是上报材料，而是要立即把它们公布于众，印成报纸广为散发，“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只有这样，才能为历史留下点东西，不至于将来我们死无葬身之地。因为分歧，白鉴平又掌握着这些难得的资料，他迷信中央只肯走偏门，这个意见基本没被理会。
我与他们的不同之处还有，我必须考虑如何争取更好的处境。在总部的会议上，我不只一次提出必须搞好宣传舆论，必须把真实的情况公之于众，使我们取得群众的同情与支持，还可以把真实散布于群众之中，以后总会有人记得。白鉴平从来不反对我的意见，但从来没行动。1967年他在北京住了大半年，有一些“通天”的渠道，把我们缴获的许多文字，军区布置武斗的文字材料全都用于“告御状”去了。每一次告诫，换来的都只是相信他有办法的承诺。我知道他的上告肯定能告到至少中央文革那里，但中央文革其实不过是毛主席的办事组，他老人家已经决定扑灭我们了，你还指望什么？在一次会议上，我发怒了，指着白的鼻子吼道：“白老眯，我告诉你，中央只会在造反派中选择个别人来代表这个势力，做个样子。其他的都在打击之列。但愿能选到你！”（13）
仅此一端，即足以看清，白鉴平根本只是一位舞文弄墨的书生，他竟然忘乎所以，想用耍大蛇拿大顶的劲头去玩政治，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招式越鲜，结果越危险。
栽赃造反派“破坏铁路”
同时钱文俊目光如炬，明察秋毫。对柳州“联指”、柳铁“钢联指”6月1日主动撤退到柳北并用火车皮把柳江铁路大桥堵死的阴谋洞若观火！
短短一个月后，历史证明钱文军一语成谶！1968年夏，中共中央针对广西造反派的"七.三"布告，针对陕西造反派的"七.二四"布告，宣判两广造反派政治死刑的中央"七.二五"讲话，以及标志造反派红卫兵走下历史舞台的毛泽东"七.二八"在人民大会堂118厅召见"红卫兵五大领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出笼的——
我立即判断，肯定是广西军区有指示给“联指”的，目的是以中断铁路运输来向中央施加压力，军区会向中央报告，说是我们中断铁路运输的。于是老桂开始紧张，我叫他赶紧派人把王反修、李振岭（“柳铁工机联”头头）找来，并立即通知白鉴平、廖伟然（柳州“造反大军”头头），马上召开联席紧急会议，商讨对策。老桂马上照办了。认真回想起来，这个傍晚是我在整个文革中头脑最清醒的时刻。（6月1日）大约晚上七点，在探矿厂造反大军总部，紧急会议召开了。白鉴平开始打官腔，首先庆祝胜利。我打断他的话，告诉他这不是什么胜利，如果硬打，我们未必打得过人家。现在他们主动撤退是个阴谋，目的是给我们栽赃！我们必须弄清楚详细情况，现在就必须确定紧急措施、补救措施。否则我们占领再多地盘也没用，中央一旦下个文件，我们肯定完蛋，预期的“求生存”的目标将彻底落空。按照目前中央废黜老造反派的趋势，这种情况很可能马上发生。
白鉴平反驳我说，没理由凭想象散布悲观情绪，中央是不会抛弃老造反派的，而且不可能完全听信军区的报告。王反修、老桂则支持我的意见。争论还比较激烈。廖胡子（廖伟然）后来发言，他说我的意见有道理，即使没有那么悲观，即使中央还继续支持我们，我们总得有相应的措施，总不能听凭军区谎报军情。从作战情况看，联指根本不是战败，继续打下去我们未必能打赢。他们突然全部撤退到柳北，里面绝对有阴谋。他说完之后，逐渐地多数意见站了过来。白鉴平说：你也不能光讲形势，有什么高见说出来我们听听。（14）
6月17日，周恩来为首，中央领导人接见柳铁军管会成员，这些不善阴谋只知按中央指示办事的五十五军领导人，全部被骂了个狗血喷头。他们的惟一罪过，就是积极支持我们恢复通车的举动。柳铁军管会主任、五十五军副军长孙凤章被当场撕去领章帽徽逮捕入狱。这是令任何稍微有一点正义感的人都无法理解的。我们还不到二十岁就亲身体会了“君教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含义！（15）
（三）异端思潮造就思考的一代
对毛泽东而言，文革是旨在消灭全民族的任何独立思考，建立他一个人的思想统治与精神奴役的一种手段。但历史的逻辑却朝“伟大领袖”意愿的相反方向走去，异端思潮就迭起在文革之中，思考的一代的崛起正是文革最积极的副产品。
钱文俊上述如此刻毒的“反革命”言论，如放在文革前，被枪毙两回都不为过。据说钱的专案组上报中央是想枪毙他的，是周恩来一句“他是中学生，属于认识问题。”据后来的专案人员说，因为周的这句话，救了钱一命：“不然你早就被枪毙了，你连毛主席都敢骂！你的罪都是通天的！（16）
文革前十七年的中国正是一个反证。中共夺取全国政权以后，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专制的“社会主义”。历经“三反、五反”——反胡风集团、反右斗争、反右倾机会主义，四清运动等等，无产阶级专政的奴役已从政治、经济延伸到每个人的心灵，任何一点最轻微的抗议都会立即招致精神、肉体的双重消灭。在这样密不透风的政治黑洞中，异端思潮是无法产生与风行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如果没有那天翻地覆的文革，自由、民主、人权与法制的思潮——作为共产主义的异端，是决不会如此迅速地在中国年轻一代中得到转播与认同的。或许，至今我们还只能悲哀地看到一个无声的中国。（17）
有胆有识者才能成为思想者
有识无胆者，可成为学者，而有胆有识者，才能成为思想者。
就像当年袁隆平在海南岛发现一株野生水稻而成就了自己举世知名的杂交水稻之父的巨大名声一样，钱文军作为中国思想荒漠里极为珍贵的思考种子，与至今还沉迷于文革“激情燃烧的岁月”的“毛粉”如蒯大富（清华红卫兵领袖）、袁庚华（河南造反派领袖、“二七公社”头头）、王希哲（1974年，广州街头贴出呼吁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李一哲”大字报作者之一。近年来，立场有所变化，指责反对毛泽东极权专制，赞成实行民主宪政的人为“右派反共份子”。力挺所谓的“人民的好书记”薄熙来，并认为今天的“反共右派”如果—旦上台“—定比共产党更坏”）张雄飞（桂林造反派“五四雄鹰”头头之一，与王希哲症状相同。张不遗余力揭露韦国清，却是铁杆的“毛粉”，参不透清算毛泽东仍是禁忌的话，又谈何从根本上清算文革屠夫韦国清?!）等诸多造反派领袖相比，其所思所想在经历文革血与火的焠炼下由单纯而逐渐成熟，其思考的深度直指现行专制制度的死穴——
文革罪行之所以发生，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宿命。至今仍不乏御用文人和毛粉大谈“伟大的社会实验”、“探索”等等。我们不难看出，国家、人民整个儿都是毛老人家做“圣贤百代帝王”的资本，或曰“实验”用的“小白鼠”。马克思邪教之传播，使人类呈现极大规模的兽性取代人性，文革只是其中又一个展示平台，登峰造极的平台。
认真地反思文革，只能从源头开始，也就是说，必须从反思马克思主义开始。否则，病灶未除，肿瘤还会再长。（18）
曾几何时，共产主义革命理论，曾是二十世纪最大的异端思潮。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文革中它已经由毛泽东思想在中国演变成了一种绝对正统的意识形态。而文革造反派先知思想者却恰恰是颠覆与反叛这种共产主义正统的另一种异端。或许，如同历史上任何一种倪端初露的异端思潮那样，迎接先驱者的绝不是鲜花和美酒，而是牢房和子弹……1968年后的中国青年运动走向已由狂热的革命造反转换成冷静的"地下读书"和自觉半自觉的"社会调查"。而1969年以后中共中央所发动的“清理阶级队伍”（1968/1969年）、“一打三反”（1970年）、“清查五.一六”(1971年)等镇压民众的运动,正是把这一代觉醒的青年思想者作为"异端"来打击的目标之一的。（19）
冬夜秉烛捧读这些文字所代表的一代人的觉醒，反窥这些今天看来已十分浅显的真理，而这一代人却倾注了他们全部执着与希望，并在历史的祭坛上付出了“乾坤特重我头轻”（遇罗克）的代价——林昭、遇罗克、王申酉、刘文辉、陆洪恩等等思想先觉者，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长沙“省无联”的杨曦光；武汉“北决扬”的鲁礼安、冯天艾；柳州铁路局“联战”的钱文俊、肖普云等等“68年人”思想者则饱受牢狱之灾。但是异端思想是禁锢不住的！
这些当年如响箭划过沉寂黑夜的异端思潮的历史文献（《今日的“哥达纲领”》、《今日向何方》、《广西革筹必须转向》、《必须全盘否定广西资产阶级派委会》、《二论广西革筹必须转向》、《广西军区必须改组》），不应埋没在历史尘埃而默默无闻。尤其柳州文革异端思潮的领军人物钱文俊，以及那篇石破天惊喊出 “用暴力推翻一切现存的社会制度”而位列文革“五大毒草”的《今日的“哥达纲领”——评“倒旗协议”》的作者肖普云，是文革异端思潮绕不开的人物。但是《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宋永毅、孙大进著，田园书屋出版）、《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印红标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却漏掉了他们（当然责任归于当局对文革档案资料的严防死守），不能不说是这两本书的一大遗憾。我想，随着这些文献的重见天日，它们在思想史上的认知和份量，应该在文革异端思潮的历史占有一席之地。
（四）思想勇士敢于向专制阵营叫阵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近半个世纪过去，回首望，当年文革叱咤风云的五大红卫兵学生“领袖”今安在？思想，惟有真正独立思考的思想，才是生命的不死药。近半个世纪的岁月流水淘去无数风云豪杰，钱文军的思考却依然鲜灵灵地活着，真知灼见，愈久弥新。
图3：钱文军2013年11月在美国达拉斯肯尼迪纪念碑前留影
因策划肖普云写作《今日的‘哥达纲领’》的钱文俊，被康生定性是“反革命文章”。文革中为此系狱五年。经历遣返原籍河南固始县石佛公社瓦房大队姜庙生产队监督劳动，插队当知青，平反回城子承父业进柳铁单位，1982年，考上了华南理工大学本科六年制函授，1986年由于厂里新来的领导的不公正刁难，一怒之下辞职去了深圳，白手起家，顽强拼搏，成为民营企业家（如诸多仍依附于体制内的造反派中人言不由衷一样，钱文军经济上的独立，是人格独立的前提条件之一）被授予华盛顿荣誉市民称号的历程。是造反派芸芸众生中反思文革最到位、至今仍在发声的异端思想者。
钱文俊的人生经历可谓悲喜交替。文革前在学校意气风发，考大学应该是如取囊中之物，可文革一来，灰飞烟灭。文革中他风头出尽，傲视群雄，可谓实现了人生的最大价值，不料，最高当局一个表态，又使他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以后被审、下乡，又被审、又下乡，招工、做生意、赚了、赔了，悲喜循环，周而复始。实事求是的说，他沉沦到社会最底层时的处境，比蒯大富等北京五大学生领袖都不如。他们好歹还是大学生，审完了，关完了，还有个工作分配，到单位还有个技术员的干活。钱文俊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没有，象一棵小草，无依无靠，自生自灭。与钱文俊好有一比的，是文革中写出了大毒草《中国向何处去》的湖南的杨小凯。杨也是中学生，也坐了牢，所幸在牢里认识了一个好的英语老师，使之翻然醒悟，于是发愤学习，然后出国，然后读书，然后成了被外人称之为“中国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金的经济学家”，可惜英年早逝。小凯的名气要比钱文俊大。小凯有个当大官的父亲，他的理想、他的抱负、他的视野自然比钱要高一些。钱文俊本就是个草民，从小过的草民的生活，说着草民的话，想着草民的事，有着草民的情怀。也许从没有过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理想。没有要为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指出一条幸福的康庄大道的宏图大志。现实教育了他，活着，是他最高理想；生存成了他最好的老师。下乡时，身体不好，做不了重体力活，就无师自通的修理起广播、电视，钟表。还匪夷所思的班门弄斧起来，在武汉至郑州的铁路沿线留下了他木工的作品。兼带着做点投机倒把的生意，便活了下来。人一聪明，想饿死都难。
世界上的潇洒有很多种，精通吃喝玩乐、玩转琴棋书画是潇洒。风流倜傥、大隐于市是潇洒，但是，弄潮儿，立在潮头不失自我，不被裹挟，才是最高境界的潇洒。钱文俊有这种大潇洒。小潇洒也有。下乡领到人生中第一次可以自由支配的最大一笔财富，三十多元，不做它用，竟然买了一个狗屁不通的吉它，附庸风雅？也说不上，那时并不时兴吉它，纯粹是一时心血来潮的潇洒。就业后，在服务公司当经理，业绩还不错，受不了某些人的鸟气，愤然一转身，下海。最令人感叹的是，下海时对儿子宣言：是男子汉就要干一番事业，爸爸下海了，不一定赚得到钱，到时，你就靠妈妈的工资生活。千钧之事，说得如此轻巧，有如此洒脱之思想者，想不发财也难。
一个经历过文革血与火洗礼的独立思想者一旦重新懂得了自由的价值和珍贵，就会迸发出巨大的力量。其在离经叛道的叛逆之路走得更远。
如今钱文军是民营企业家、中共党史、抗战史专家、知名学者、独立思想者,仍活跃在国内学术界。虽说“文革红卫兵造反派”的烙印使他被官方打入另册，进入不了主流话语系统，但不影响他利用网络论坛、博克自由发声。在中国第一思维集散地——博客中国，钱文军的博客专栏有超过两百万的点击率。网友如是跟贴说“看钱先生的博客，有一种如雷贯耳、荡气回肠的感觉。写的太好、太真实了”；“钱文军----未来自由民主宪政中国的灯塔，国人的良心”；“为楼主击节。钱文军----当代中国不可多得良心与高人”；“ 网友评价：‘天不生文军，九州常如夜。’诚哉斯言。吾愿钱兄保重身体，与专制和愚昧奋战到底”；“钱文军的文章以讲真话著称，以揭露谎言为宗旨。钱文军文章对问题认识深刻，思想自由，主张民主”；“‘主流’们骗了我们几十年，到了还原真相的时候了。”其博客被网友尊为“中国第一强博！”。
“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佛教修行主张一要有“见地”，二要能“实证”。人一旦开始独立思考，舍命尝试，就是英雄。英雄不论成败，不是时下时髦的“赢家”。他们身处乱世，遍体鳞伤，颠沛流离，最终可能输得一无所有。
在物欲横流的商业社会，只要人格独立、思想自由，就是“人的生活”。否则就成了黑猫、白猫，螺丝钉或枪杆子。
正如钱文军在其博克的题照中的自我定位“作者·思想者·追问和历史探寻者”——批毛，批马列主义，还原孙中山，还原抗战、韩战历史真相，反思文革，在历史的领域不断发文颠覆官方固有的定论，鞭挞某些中国知识分子打着“爱国主义”旗号，实践法西斯化还是很到位。比如钱文警句——
“我们今天阅读历史，心中只能有一个判读的标准，就是人权，善恶之间的界限仅仅在于人权。其他的任何说道，都是伪正义，无论未来被描述得如何美好，当前对人性的践踏绝不可能是未来美好的铺垫，只会通向更残暴之路。”（20）
在中国，知识分子如果不能成为一张腐烂长蒼的皮上的毛或融入皮中，只当纯粹的知识分子，如果你再性格刚烈一点，从来就没有好日子过。何况独立思想者乎。其博克因一语中的出位的言论，一再挑动当局脆弱敏感的神经，屡遭专制黑暗势力封杀。当局早就如鲠在喉，不拔不快。获中国“网管”如此“待遇”的学者级人物中，钱文军不是第一个，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我思故我说”
专制体制的实质就在於抹杀个性、阻止思考、灭绝自省。它的灭绝人性主要表现在，如果我们人类作为唯一的“思考的动物”，我思，故我在；那么，没有思想和思维活动的人就丧失了人类的本质特徵，与动物无异，无非是行屍走肉而已。所以，邪恶的产生，其土壤是不思考的人民。思考，就是对任何判断都要审视、批判，要检审它暗含的前提，要验证它的逻辑推理，要确认它有内在的互洽，同时与客观现实吻合。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在政治宣传洗脑和商业广告操纵下，一个民族在放弃思考。最为可怕的是，它的知识精英整体上甘愿沦为御用，成为权力的奴仆，而放弃了社会良心的功能，不敢对权力直诉真理。
从钱文军这几年笔耕不辍的写作，也可看出即使在晚年他也在努力践行着自由的生活。不是为了评职称，不是为了浪得虚名，也不是为了润笔费。他仍然在阅读，在思考，在写作。笛卡乐说，“我思故我在”，钱文军是，“我思故我说”。他要把自己的喜怒哀乐说出来，把自己的思考说出来，把自己知道的历史真相说出来。为了什么？为了“我要说”，仅此而已。我在想，他内心深处一定有种神秘的责任感或者使命感，或者什么都没有的“大我”，在催促他，召唤他，驱使他，于是就有了不断的新作问世的。
网络时代，影响如水银泻地，无远弗届。中国的文化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草根族多少有了些说话的机会。比如他那两篇雄文《雅各宾派开辟的道路》、《马列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理论》追根溯源地揭示马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专制极权主义暴政的源头，为灌“狼奶”长大的大陆民众疗愚普及民主理念。他用历史事实来解构中共编织的一个个骗人的神话。他把文章写得既尖锐犀利而又文采飞扬,令读者酣畅淋漓，大呼刺激过瘾，有众多赏识追捧的“钱粉”。诸多精彩的钱文，被网友在各个论坛四处转贴流布。思想是禁锢不住的，尤其在当下的网络信息时代。
如今，因为钱文军敢言及影响力故而难逃被当局网管屏蔽和封锁的厄运。使他在国内所有的博客基本趴窝。但在美国的一帮“钱粉”却义务在华夏文摘建立“钱文军文集”，张贴他们历来收集钱文军的文章。
在思想的领域，钱文军不改当年在柳州持枪拼死一搏的英雄本色，以笔为矛，思想的骏马驰骋在网络虚拟空间，思想的勇士横刀立马敢于向专制阵营叫板叫阵，用无形的思想挑战有形的刀枪，公开向中共的意识形态挑战。钱文军以其深厚的历史学养，缜密的逻辑思维，敢言的社会良知，犀利的警世文风，旗帜鲜明地反马列毛专制极权社会主义，在犬儒主义盛行的中国知识界鹤立鸡群，特立独行，一骑绝尘。又岂是那些无信仰的、犬儒式的机会主义者的帮闲“精英”所能望其项背的？
“虽千万人吾往矣”！这种大无畏敢向专制意识形态亮剑的思想勇士气概，几人具备？尤其在中国文化人不乏善钻营蛆虫的今天。他明刀明枪，不施暗箭；他不惧强权，敢见真章。其特立独行的勇毅精神，反将那些“将无耻进行到底”的“兆山羡鬼”、“秋雨含泪”、“宁华论史”（《北京日报》社长梅宁华）等等之流的“文化精英”伪君子、马屁精晒成了臭烘烘的死鱼烂虾。
在這個集體健忘、天良泯滅、知识精英患軟骨症的時代，钱文军就像一只死死叮住专制肌体的牛虻，“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以其独立思想者的道德良知和勇气而被网友赞誉为“中国近现代史第一人”。
（未完待续）
《观察》首发
本文节选于小平头长篇文革密档揭秘《破解文革柳州惊天大案谜局――“七.三”布告出笼的台前幕后》
草稿于2011年3月6日于挪威峡湾小城溜坎（Rjukan）
完稿于2013年12月16日 于丹麦哥本哈根
（联络本文作者请发邮件到：[email protected]）
全部文章请点击：http://blog.wenxuecity.com/myoverview/68611/
注释：
（7）钱文军：《武斗纪事》(一个老红卫兵的回忆)。发布于：博客中国 链接地址：http://wenjunq.blogchina.com/775822.html
（8）钱文军：《关于文革的思绪》。网络浴火凤凰“钱文军文集”
（9）同注（7）
（10）1968年6月30日，广东“旗派”头头武传斌率一百余人冲击广州铁路分局火车站，强行乘车赴京“告状”。到京后住于北京航空学院，于7月17日在清华大学，18日和19日转移到北京航空学院，主持召开了全国造反派会议，即所谓的“北航黑会”，参加者有贵州“四一一”、广西“四.二二”、青海“八一八”、辽宁“八三一”、四川“反到底”、黑龙江“炮轰派”等全国著名的造反派，蒯大富等也出席了会议。
（11）钱文军：《从“北航黑会”到“７·２５”亲历记》,华夏文摘增刊第388期。
（12）《广西文革大事记——1968年》中共广西整党办公室内部机密档案，1987年编印。“机密”印戳，内部印发，编号登记。第138页。
（15）同注（7）
（13）同注（7）
（14）同注（7）
（16）同注（7）
（17）《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宋永毅、孙大进著，田园书屋出版。第13页。
（18）同注（8）
（19）同注（17）第498页。
（20）钱文军：影片《苏维埃的故事》观后。发布于：博客中国
http://blog.wenxuecity.com/myoverview/68611/
作者：平头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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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钱文俊铁肩担道义 引领广西异端思潮——广西文革机密大起底系列（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