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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四”转折关头的赵紫阳清白，但是无功有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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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节明
性别: 
加入时间: 2014/10/01
文章: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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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曾节明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六四”转折关头的赵紫阳清白，但是无功有过
本月是赵紫阳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月。作为中共高层中政改派的领军人物，赵紫阳为何落得光绪般的结局？当年在朝的政改派为何会全军覆灭？究竟如何评价“六四”时期的赵紫阳？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从未被厘清过，而只有搞清这些问题，才能够汲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关于“六四”期间的赵紫阳，现在有两种截然对立的评价：
其一以胡平为代表，认为赵紫阳有功无过，胡平等人认为：赵紫阳宁可舍弃总书记的政治前途，也不愿助纣为虐屠杀学生，其功德足以彪炳千秋；
其二以徐水良为代表，认为赵紫阳“无功有罪”，徐水良等人认为：赵紫阳没承担历史和职务责任，渎职有罪；错过千载难逢的机会，道义上又是千古罪人。
我以为，胡平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以徐水良为代表的观点，相对更接近真理一些，但是太刻薄、太绝对，“绝则错”。
争议的焦点在于：赵紫阳当时是否除了消极逃避外（个人辞职退出）以外，别无选择？胡平认为是的：胡平拼命强调赵紫阳“没有实权”，以证明在“六四”转折关头赵紫阳所作的消极逃避选择，是唯一可行的选择，赵紫阳有功无过。。。。。。
胡平的说法完全有违事实。
首先请注意，赵紫阳的“没有实权”，只是相对于邓小平的影响力（即权威）而言：由于邓小平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首长、是中共中央的老资格常委、又是建国后第一任总书记，凭借老红军首长的权威，在一般情况下，邓小平对党政军人脉的影响力当然比赵紫阳来得大——听命于邓小平的人更多，这就是邓小平“实权”比赵紫阳更大的地方。
赵紫阳的“没有实权”，并不是绝对的，在影响力上他弱于邓小平，或许弱于陈云，但他的“合法权力”——职权（职务赐予的权力）不在邓小平之下，而远超过陈云、李鹏暨其他元老。邓小平当时连常委都不是、只是军委主席，而赵紫阳是总书记和军委第一副主席。作为军委主席，邓小平固然有调动军队的权力，但根据中共组织原则：没有总书记的联署，军委主席的命令，是无效的命令。身为“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的陈云，职权很小，由于一贯颟顸僵硬、对抗改革，他当时在党内形象很差，可以说，若非邓小平刻意玩平衡的默许和纵容，陈云根本发挥不了作用。作为总理，李鹏固然可以主导国务院和公安系统，但他管不了文宣系统、染指不了军队、掌控不了武警。
胡平强调，赵紫阳是总书记也没有用，因为他没有实权。但请注意：邓小平大过赵紫阳的权力，是影响力，并非职务权力，此种“实权”有“名不正、言不顺”的短板；而且邓小平的影响力压倒赵紫阳，是在一般的情况下，而非所有的情况下。试问，邓小平的权威（影响力）来自何处？一来自开国元勋的老资历；更来自“改革开放”最高开创者的名号（如陈云等元老也是老红军开国元勋，为什么没有“邓改开”的影响力？）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和热情都很高，它甚至在党政军系统都是主流的诉求。因此，一旦邓小平转变为“改革开放”的反对者，他的影响力就必然会大打折扣；而邓小平恰恰因为抛出“四二六社论”、发布戒严令，形象滑落至“改革开放”的反面，因此，在“六四”时期，邓小平的影响力实际上已大幅衰减，赵紫阳的权威正在大幅上升当中，这个如果赵紫阳处理得当、奋勇拼搏的话，他颠覆邓小平的权威、夺取国家最高权力、开创民主化新局面是完全可能的。
当时赵紫阳要颠覆邓小平主导的局面，至少有三方面的优势：
其一，赵紫阳手握全国的党宣媒体。当时主管宣传舆论胡启立与芮杏文，是坚定的政改派、是赵紫阳的铁杆追随者，当时新闻界的主流，从上到下都热烈地支持示威民众，强烈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甚至连赵宗祥这种后来腐朽堕落不堪的人，都上街加入了游行大军。。。而且，1989年的中国大陆，广播的覆盖面很大，电视机也相当普及。实际上，赵紫阳阵营的新闻主导权，直到戒严部队进驻了首都各大新闻媒体，才被最终扭转。
赵紫阳只要让胡启立等人动员宣传系统，往全国播送反戒严内容：坚持民主与法制、反对镇压学生、国防军不向老百姓开枪、坚持党指挥枪原则——军队必须坚决服从总书记的领导等等，本来就已经动摇的戒严部队士气必然瓦解，而本来就在观望的地方诸侯必然分化。。。邓小平和李鹏发起的“戒严”必然被粉碎。
胡平强调：有媒体支持也没有用，邓小平有枪杆子支持，笔杆子抗不过枪杆子。问题是枪杆子也得有人来掌握，军队也是人组成的，军人也有一颗头脑，尤其是文化素养较高的军官，军人要是不执行屠杀令，邓小平等八个老杆子又奈何？
这种情况可能吗？不仅可能，它实实在在地已经发生了！试问：1989年五月中旬三十八军动摇、军长徐勤先抗命被捕，难道不是事实？
（可惜赵紫阳始终没有通过他手中的文宣系统主动出击、始终没有作军队的工作，从而造成政改派群龙无首、动摇军人群龙无首的局面，从而错过了挫败邓小平“六四”杀人、夺权上台开创新天新地的大好机遇！）
其二，赵紫阳掌握着国家合法权力机构的主导权。作为总书记，赵紫阳有权指挥国家权力机构的党员领导人。而当时的人大委员长万里、常务副委员长习仲勋都是政改派，他们都听赵紫阳的。当时身在国外的万里，已明确表示支持民主化诉求，随时准备回国。赵紫阳如果第一时间请万里回国，与习仲勋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讨论国内局势，与街头民主运动内外配合，李鹏一伙将腹背受敌，其阴谋将难以得逞。
（但在此方面赵紫阳亦无所作为。）
其三，赵紫阳掌握着解决学潮的主动权。众所周知，学潮扩大是李鹏激起的，赵紫阳本来可以就此向李鹏发难，并把主动权夺到自己手中，借处理学潮之名，行保护民众、延缓戒严之实；赵紫阳早应该到广场上与学生多次对话，甚至同吃同住都可以，这样做完全有可能感动学生、软化民众抗争、达成妥协，这样一来，邓小平、李鹏、陈云就失去了戒严、顺带肃清政改派的口实，而事后被抛出来替罪的，只可能是李鹏等人。
但这个优势，赵紫阳始终没有利用。
胡平等人强调：要赵紫阳象叶利钦那样跳上坦克，是不切实际的高要求。实际上赵紫阳只要动用了他对邓小平的以上三项优势，即是不跳上坦克，也完全能够扭转乾坤。当然，象叶利钦那样跳上坦克号召军队，是最后的选项，即是那样，赵紫阳仍然有反败为胜的机会，因为当时在党政军中人心所向的是赵紫阳，而不是邓小平。据陈一咨的调查评估：
“在这次八九民运中，党政部门司局以下干部中，百分之八十都是同情和支持民运的。在正、副部长中，百分之七十都是同情和支持民运的。最明显的是在5月15日到18日这几天，各界名人都出来表示态度，希望政府承认学生是爱国的，不希望政府用强硬办法。首先提出不赞成动用军队的，是人大常委会三个军队副委员长。离休的八百多名将军都明确表示反对动用军队镇压。”（见阮铭著《六四天安门屠杀历史教训》）
也就是说，只要赵紫阳勇敢地站出来号召党政军，邓小平的影响力必然瓦解而大局必然翻转！
综上可见，“六四”期间的赵紫阳所处的局面，比“戊戍变法”时期的光绪帝、比“819”时期的叶利钦都更有利：光绪帝没几个人支持，朝政几乎都由慈禧的人把持；叶利钦手中没有笔杆子，背后只有几万示威民众拥戴；赵紫阳手握笔杆子，身后有上百万示威民众，在党政军中有优势的影响力。。。。。。
至此太清楚也不过了：“六四”期间的赵紫阳，并非只有辞职逃避这唯一的选项，关键时刻是他自己主动走出了这一步错棋。这个选择误了他自己，也误中国的民主化大业：导致在朝政改派全军覆灭，中国民主化进程被耽误至今。
胡平等人竭力宣扬在“六四”问题上，赵紫阳拒绝与邓小平同流合污的精神。诚然，紫阳先生保持名节拒绝犯罪的精神，是高尚的精神，但此种高尚只局限于个人，它并无博大之处、更无伟大之处；因为赵紫阳在“六四”期间的所作所为，只是保存了个人清白，而没有阻止那怕是减轻邓小平一伙的反人类犯罪，而本来赵紫阳是有条件、有能力、有机会阻止、至少是减轻这种犯罪的。
由此应该看到：赵紫阳的善是小善，在“六四”的转折关头，他抓取了个人的清名，而葬送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大业——相比之下，叶利钦在“819”的善是大善，尽管叶利钦在倾覆苏共政权、建立新政权期间玩了厚黑（就是徐水良全盘否定的“搞民运用“奇””）、出了人命（“十月”事件），但叶利钦好歹帮俄罗斯民族翻过了共产党专制一页，避免了斯大林模式在俄国的复辟。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赵紫阳殉的是个人的清名，而不是中国民主化的大业；赵紫阳是一个好人，但不是一个伟人，更算不得一个杰出的政治家。胡平对赵紫阳的尊捧，失之于拔高。
另一方面，徐水良等人指控赵紫阳“有罪”，又太过绝对，此种指控，客观上甚至了起了帮助顽固派打击赵紫阳形象的作用。
为什么说赵紫阳“有罪”，徐水良说：因为赵紫阳没有制止邓小平杀人，是“渎职”；错过千载难逢的机会，道义上又是千古罪人。
的确，中国“八九”民运的失败，赵紫阳负有主要责任，但此种责任够得上罪行吗？除非徐水良能够证明赵紫阳是故意不去制止邓小平杀人，否则他对赵紫阳“有罪”的指控，就是诬蔑。
身为总书记的赵紫阳，是否故意不去制止邓小平杀人呢？宗凤鸣所著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佐证：赵紫阳不是不想阻止邓小平一伙的杀人，而是他认为自己无力阻止。赵紫阳甚至认为，如果他当年他站出来召集军队反对邓小平，就会导致全国内战的后果，而他不愿看到流血（记述到这里，连宗凤鸣都不以为然，认为这是赵紫阳“宅心仁厚”的想当然，不知胡平何感？）。
可见，赵紫阳没有制止“六四”屠杀，不是他不愿意制止，而是他错误地判断了形势：他高估了邓小平的影响力，而低估了自己的影响力；而且，他当时也没有敏锐地察觉到“八九”时期的中国，是千载难逢的民主化机遇。因此，赵紫阳的“错过”，是无意中的“错过”，完全有别于邓、江、胡可以阻挠民主化的故意犯罪，完全与道义无关，不知徐水良又怎么能控之以“道义上千古罪人”呢？ 因此，赵紫阳在“六四”中的责任，最多是误判形势造成的失职，而绝非是故意不作为的“渎职”；赵紫阳的责任，最多算过错，决不能算罪行。徐水良斥赵紫阳“渎职”、“有罪”，不仅刻薄不近人情，也不符合事实。
（由此也可窥：象徐水良这样的人，不适宜担任国家一把手或司法部门的领导人，否则必以康生的面目出现，制造出大量冤假错案。）
呜呼，历史已经无法改写了，重温“八九”历史，目的是汲取教训。有道是：“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马克思说：“所有的历史都发生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喜剧”，只要全面、客观地厘清了“六四”悲剧的前因后果，下一次转折的结果，一定是喜剧。
曾节明 写于2015年元月二十四日下午于回暖纽约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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