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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什么是“启蒙”?(3):“历史趋势”和“历史规律”   
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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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什么是“启蒙”?(3):“历史趋势”和“历史规律” (750 reads)      时间: 2015-1-10 周六, 上午1:55

作者:河边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什么是“启蒙”?(3):“历史趋势”和“历史规律”

“历史趋势”和“历史规律”问题也是一个启蒙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曾经比较模糊,直到对于“法治的起源”问题的学习思考告一段落,并看到了关于人的智慧活动的指向的初步研究报告后才觉得清晰起来,下面是我现在的想法。

一、

欧洲文化能够发动现代化,动力虽然在于求真,但同时还在于相信绝对真理的存在,即信仰的力量的不懈驱动。两希文化虽然关注的对象不同(希腊人重知,希伯来人重行),但是都不怀疑绝对真理的存在。苏格拉底之前的希腊文化是“智者”统治的文化,怀疑主义(怀疑求真的可能性)盛行,到苏格拉底那里开始转变为想信严格的理性思维可以到达真理。希伯来人则认为人的世界的问题在于人的原罪,解决的办法惟有来自人以外的高于人的力量的拯救,这是希伯来信仰的内在逻辑。完成两希结合的罗马帝国的西罗马虽然被日耳曼蛮族挤垮,但野蛮人在接受相互冲突的两希文化上却恰恰少了一个unlearn的问题,所以可以同时将冲突的两希文化都接受下来(和当年罗马皇帝为了撞撞拯救罗马的大运而接受基督教不同),这才有后面的政教合一下的分权统治,建立了不同于罗马皇帝专制的普遍存在于欧洲的“国王-教皇”的相互依赖和竞争并存的统治,也是西罗马在欧洲的文化延续自此不同于存于君斯坦丁堡的东罗马的分野之处。

欧洲文明从此真正成为一个“异数”,完全不同于其他一脉相承的其他文明,更重要的是这个文明不仅在社会生活上有两个权威,在思想方法上也是基督教运用希腊逻辑来论证神的存在和建立宗教哲学,同时在理性思维里承认绝对真理,认为系统逻辑的完美就是神的存在的证明。这种局面一直到现代科学的实证方法出现以后才发生改变。

二、

暂且放下现代科学的实证方法的发明究竟是否属于偶然这个问题,先说现代科学的诞生导致了欧洲的启蒙运动,神所代表的绝对真理受到了严重挑战。人如果不是神所创造的,生命的意义从哪里来?生命如果是偶然的自然现象,人的历史又如何有规律可言?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既是对于神学的批判,同时也是对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超越,在失去信仰的地方填补上信仰的真空。在西欧,由于政教分离后向法治转型做的成功,所以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替代功能被大大减弱了,结果是政教分离向法治转型不成功的俄国由马克思主义信仰取代了宗教信仰,我以为这是主要的原因。

在中国则是另一种情况。严格地说,中国人并无真正的宗教信仰,中国人的人生意义是来自儒家规定的“五常”,即只要进入五常关系之一,成为“名正言顺”,生命的意义就可以实现。接下来就是活着便要遵守五常,没有其他的在五常之外的意义。而这一切都最终需要通过生命的延续,所以“无后”才是活着的最大的问题。因此,中国人的信仰就是重实际的,是现实的、当下的。当欧洲开始陷入宗教信仰危机时,不少中国知识分子都以为科学的昌明反倒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中华文化的机会了,中华文化甚至是“人类文明的希望”。而另一些知识分子(例如林语堂)则根本不认为共产主义有在中国成功的机会,因为人类的前途或者是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这些内容根本就不在中国人关心之中。

就欧洲国家政权从政教分离转向法治社会这一过程来说,它在国家制度的设计层面上其实包含着“去国王”和“世俗化”两项变化,前者通过打倒国王(或虚君)来实现,后者通过教会非国家化来实现;前者体现为民权代替君权,后者体现为人的尊严代替神的权威。具体的做法就是建立法治来替代国王-教皇联合的“政教合一”的政治。说得再仔细点,就是通过“去国王”来剥夺个人的专制权力,通过“世俗化”来取消强制的特定的信仰价值,而这种转换的成功惟有靠法治的替代才有可能,否则必然失败(这个话题留待后面讨论法治的起源时讨论)。而法治是保证现代化的核心价值个人自由的必要的制度设计,法治不能建立,现代化必然不能真正建成(即个人自由没有保证)。这就是整个现代化转型的内在逻辑。

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的事实使得历史上的“政教合一”完全不同于西方,除了民众对于儒家学说的信仰是建立在等级制度的强迫之下,还表现为“政教合一”的信仰一方(这里即儒学)乃是权力的附庸,在实际的权力结构中也没有代表。自清帝国1895年开始进行进行自上而下的转型起,尽管目标是走向法治,但是虽然可以“虚君”,却难以实行信仰的“非国家化”。虚君失败后,北洋政府时期虽然法治建设在进步,但是仍然没有系统的信仰“非国家化”,本质上还是“政教合一”。五四以后的“打倒孔家店”本来应当成为相当于“政教分离”的运动,可惜是自下而上,实际上成为在民间推倒传统信仰而不是将传统信仰从权力中分离,同时民众并不认同替代人治的抽象的法治,结果法治无法建立,社会秩序混乱,最后走向1926年的新专制。

自“打倒孔家店”起到国民党获得统治中国的专制权力再到共产党从国民党手里夺得权力的30年里,中国的政治仍然是“政教合一”,即统治者的权力是和儒家的等级信仰结合的权力。它在北洋时期由于个人权力受当时新建的制度和多种力量的制衡而显得比较弱,但是法治的不彰又同时造成军阀混战等社会混乱,等到国民党重获大权后个人权力即开始膨胀;但在民间却因为传统信仰的倒塌而社会基层秩序混乱,但又在丢弃传统价值的时候保留了传统思维逻辑,这种思维逻辑正是后来接受“更好的”的“社会主义道德”的思想基础。这和欧洲经历的宗教信仰从政权退出却在民间完好保存正好相反。共产党1949年的胜利在大陆民间建立新的共产主义信仰是帮助大陆基层社会恢复秩序的重要一步,改革开放以后放弃共产主义信仰又使大陆民间信仰状况重回49年以前,不过是现在的物质丰富补偿了基层的秩序混乱,而上层的统治还是传统的“政教合一”,中国还是没有走出没有真正建立法治的困境。

所以,中国大陆转型的困难在于一方面统治者坚持“政教合一”,但在信仰的选择上一直在放弃社会主义实践后处境两难,因为要建立一种新的能够说服民众的信仰理论还真不容易,目前的做法似乎是将部分共产主义学说和儒家思想混合起来,建立一个新东西,到底该是该称它“中国梦”还是“优秀传统”,一直弄不清,原因还是因为没法在内容上说清楚;而另一方面民众的缺乏信仰又使得进入统治阶层的新一代成为政教合一制度下“缺乏新鲜氧气的新鲜血液”,制度因此只见向下堕落,没法走出困境,所以才有现在的严刑峻法的没办法的办法。这些问题比较台湾就可以看得更清楚:台湾是统治者(制度)坚持政教分离,民间却很多人信奉传统儒家学说以及各种宗教,所以法治可以建立,现代化得以发展。因此,中国大陆的出路还是要自上而下地放弃政教合一,通过建立法治来解决问题。

三、

说到现在,不外乎是要证明 “法治是走向现代化必须选择的社会制度”。不管我上面说了多少,如果人类社会的发展毫无规律可言,完全是一个偶然的随机过程,上面这句“法治是走向现代化必须选择的社会制度”就等于没说。

西方人在启蒙运动之前都相信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的,那是神的智慧,不管人能够理解多少。启蒙运动以后很多人对此发生怀疑,后来有了马克思学说,于是规律一说又起来了,不过成了“科学规律”。中国人信了一阵这个“科学规律”,认为比儒家学说要好得太多,用它代替传统信仰,结果吃够了苦头,所以现在大家觉悟了,不再受骗了,还是什么都不信最好。

不信就不信,小狗小猫什么都不行,不也活得挺好。可是问题是我们是人,我们总要想这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幸好我们有“不知生,焉知死”的传统,还不至于为死了以后的事发愁,所以我们只要活得好就行。为儿女活、为爹妈活、为钱财活、为上级活、等等,有何不可?不过,又会看着那些天天为着这几件事活着的人没劲。更何况这人类文明如果真有一个规律我们却不知道,这是不是会成为一个问题?

不管是世界究竟是如何来的,-----神的创造还是自然的创造,我觉得人类文明是发展的,有一个朝着让人能够享有愈来愈多的自由的趋势。这个说法大概无需论证了。既然人的文化就是人的大脑的创造,那么,大脑的思维-----也就是人的智慧活动------会不会有一个指向?如果有,或许我们可以比较放心地说人类文化的发展的确有个趋势;反之,我们现在看到的一切恐怕都是幻觉,或者是漫漫长河中的一个浪花而已。

这里介绍一个人,名叫Alexander D. Wissner-Gross,他进行了很多关于智能/人工智能的研究,下面的链接是他去年四月在TED的演说 ( http://www.ted.com/talks/alex_wissner_gross_a_new_equation_for_intelligence?language=en )。他的演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智能应该被看作是一个物理过程, 智能通过这个过程试图最大化它所控制的未来行动的自由,并且还使智能自身在未来免受约束。 (原话:Intelligence should be viewed as a physical process that tries to maximize future freedom of action and avoid constraints in its own future.)我同意他的结论,还认为他的结论说明现代科学的发明是人类文化中并非偶然,而是迟早一天的事;同时认为,人类文明在200万年里的演进正是给人越来越多的自由、并且看不出边界在哪里,这一事实也支持他的结论。这大概就是人类文化的历史趋势了。恐怕也正是因为这点,所以我们才离不开法治社会,并且我们的生命的意义至少有一部分是为了未来更好一点,至少它不是一个毫无指向的随机活动而已。

这一来,现代化就不再是一个毫无目标的的人类文明的偶然阶段,而是人类智力活动必将把我们带到的一个阶段。不过它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没有人能够具体说出它的日程表。但这不妨碍我希望弄清楚法治的发生问题,这是后面的话题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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