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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特色（8）：中国人的道德（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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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边
[个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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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5/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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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河边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中国特色（8）：中国人的道德（一）
本文的目的是要讨论中国人道德的特征，而道德特征问题其实是关于道德特征是如何形成的问题，所以我从认知过程切入，通过认识国人认知过程的特点来理解其道德特征。这样就不可避免地有前面啰里啰唆的一系列论证，其中关于思想权威的形成和思想权威与世俗权力的关系是解读中国人的道德特征的关键所在，试总结如下。
直到诸子百家时代汉人的思想中都没有发展出清楚的关于“是”和“真”的概念，从此进入把好坏/善恶判断而不是真伪判断作为一切知识判断的首要判断，即把“求善”而不是“求真”作为知、行两种活动的最高追求，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思维逻辑。这一思想逻辑的必然结果是：
1、忽略对于“真”的追求，所以失去了发展系统逻辑的需要，再无可能自己发展出系统逻辑。
2、必然会追求统一的关于“好”和“善”的标准，所以不可避免地要违反好坏/善恶判断存在的内在主观差异性，强迫个体接受统一的好坏标准。
3、缺乏对于“真”的追求必然会造成理性思维薄弱，除了没法产生系统逻辑，也因为好坏判断的主观特性而使知、行活动过于注重实际生活，缺乏“终极关怀”，所以既没产生一神教也没产生多神教的真理观。
4、统一的好坏/善恶的标准因此只能来自“圣人”，而“圣人”的权威是由权力来树立，由此权威崇拜最终归于权力崇拜。一旦一个人既拥有最高权力同时又是好坏判断的权威时，这个人就成了中国人的“神”，具有绝对的威权（我用威权表示权威和权力的集合）。在汉文化的历史上除了尧舜这样的君王加道德楷模集一身的传说人物外，只有毛泽东曾经真正具有这样的威权。
5、绝对的威权的社会产生最残暴的个人专制，没有绝对威权的社会里则权威须根据不同的人际关系给以定义，------即好坏判断的标准的出处根据具体的人际关系进行转移：也就是君为臣纲等所谓的“三纲五常”。
我以为中国古代传统社会的文化就是通过上述思维逻辑形成的。这种文化也因为这一思维逻辑的结果而有下面一些特点：
1、比较幼稚。由于主观判断的形成通常不需要深刻理性思维，而人类理性的发育总是在形成主观意识之后，是将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进行分辨的更高级的思维能力，过于强调主观判断的中国传统思想因此缺乏深刻的思辩和论证。
2、服从和压迫。由于强调统一的主观判断标准，所以不可避免地出现人际关系中普遍存在的服从和压迫关系，从家庭内的父母和儿女关系开始，一直到君臣关系，都是如此。
3、漠视规则和权力崇拜。由于权威是靠权力树立的，权力在权威之上，权威树立的规则一旦为权力不容或没有权力的支持，规则就失去了约束力，所有人-----包括权威-----都要寻求权力的支持，不可避免地导致漠视规则和权力崇拜共存的现象。
4、“潜规则”和无所适从。由于思维判断的依据是根据具体的人际关系规定的，遇到传统文化中没有规定的人际关系（例如江湖关系）就失去了判断所依具的权威，人际关系的规则的建立只好回到原始状态-----依靠“丛林法则”凭本能互动形成大量的“潜规则”；而在无法搞“潜规则”的地方就无所适从，例如移民到西方生活时就自成一个小社会，逃避自己不熟悉的人际关系，显得对外冷漠，对内情绪化。
5、面子问题。因为好坏判断本来是主观判断，没有统一的对错标准，但是在强迫统一的权威标准下却使得个人的判断变成了如同客观判断一样的必须要通过“对错”检验的判断，而“对错”在此却不是针对主观意识以外的认识的真伪做出的判断，是个人自身的好坏/善恶，于是变成了对于个人的价值判断（道德判断），这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个人的荣誉问题，结果就有了面子问题。由于国人思维中将好坏判断凌驾于一切判断之上，国人不知觉中会将对于自己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的真伪判断看作好坏判断，所以使得面子问题普遍化。
6、幼稚的美学观念。真、善、美三种基本判断的本质是思维能力，不是先天带来的。一般来说，好坏判断能力属于主观判断，发育最早；美丑判断能力属于混合判断，发育在后；真假判断能力属于客观判断，发育最晚。美丑判断能力的发育早于真假判断能力是因为它始于感性判断，止于理性判断，从艺术到宗教到哲学到伦理等，反映的是文化的进步和个体人性的全面发展，是联系善和真的桥梁。在过于强调服从权威和压迫个性发育、缺乏深刻理性思维的社会里美学的发育难以成熟，例如缺乏同情心、崇尚暴力、漠视真理等。
其他的特点还有，我先从这里开始分析中国人的道德特征。正好看到老稀转贴的宋圭武的《知识分子堕落的历史轨迹》（ http://www.hjclub.info/bbs/viewtopic.php?p=2866298&sid=b5912bb2a10c4c6134e6e69128ee326b ），我就先借该文中的几个问题（套蓝）来分析。
1、宋文：“在当前的中国市场经济建设中，一批所谓的知识分子正在流氓化，其主要表现就是理论上高喊追求“真理”，但在现实中，关注的中心却是个人“利益”。一些所谓的学者，为了蝇头小利，不惜一切，道德、良心、诚信等都成了可以用金钱交换的东西，抄袭的抄袭，剽窃的剽窃，可谓忙得不亦乐乎！”
分析：抄袭问题自古就有，古人不仅抄袭，还假“圣人”之名写文章。国际上的学术造假自有学术研究以来就有，治理的办法就是对于造假赢利的人施以法律的制裁，对于一般的学术造假则逐出学术界。人家道德的形成是在法治的基础上才站住脚的，而中国这方面的现象其一是古来就有，其二则是现在读书人的数量比古代多了很多倍，所以这样的现象就愈来愈扎眼。
2、宋文：“市场经济提供了选择的自由，而自由也是一把双刃剑。在自由的前提下，个人可以自由的选择当流氓，也可以自由的选择不当流氓。但在现实中，面对利益的诱惑，一些所谓的知识分子更多选择的是当流氓，而不是不当流氓。当然，这里环境和制度也要负责任，因为有许多人都在流氓，你不流氓也是问题。如大家都在抄袭和剽窃，你不抄就白不抄，不剽就白不剽，抄了也就抄了，剽了也就剽了，何乐而不为！”
分析：社会成员的自由是通过法律保障的所有成员的同等权利来实现的，没有法治，就不会有同等权利，当然就会各显神通，每个人尽全力获得自己最大的自由（也就是个人的利益）。古代的道德的权威本来就是在制定行为规则时把自由更多地给于自己的，现代当然也一样。如果现在没有法治，又没有上帝的权威，先进国家的人也会一样堕落。自由不是“一把双刃剑”，自由是人作为人生活的必要条件。人性是不美满的，自由的人的行为因此永远是有缺陷的。法治界定个人自由的界限，为的是保障人都有同等的自由权利。
3、宋文：“知识分子是社会发展的脊梁，是社会正义的底线守望者。健康社会和文明社会是离不开知识分子的精神支撑和知识支撑的。而知识分子队伍的建设，既需要知识分子本身的自觉，也需要外在条件的不断创新。建设中国的知识分子队伍，外在条件是既需要制度创新，也需要文化创新。这里制度创新是关键，文化创新是基础。从制度创新看，就是要构建更加平等和更加公开的制度体系。这里既要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要不断破解官本位体制，也要加快学术体制改革，也要对学术权力进行有效制衡，反对搞学术集权主义。不能在政治上打倒了皇帝，而学术皇帝却岿然不动。要对学术流氓从制度上进行坚决惩戒，要极大提高学术流氓的流氓成本，要让其不愿流氓和不敢流氓。”
中国古代读书人和现代的读书人是两个概念。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只占人口的极小部分，恐怕历朝历代不会超过人口的5%。他们中又只有极少一部分有如宋文所称的“是社会发展的脊梁，是社会正义的底线守望者。”中国传统文化很注意社会制度的建设，但是目的并不是如现代人的理解，而是基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要建立一种超稳定的社会秩序，古代读书人是围绕这个思想读书的，也是围绕着这个思想来做官的。现在的问题是现代化过程和这个读书思想的冲突，而现代读书人是在“两套逻辑”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在政教合一的制度下当出现法治缺失时就会出现大搞“丛林法则”，意味着大家都耍流氓。旧的思维逻辑不变，“文化创新”如何可能？
老广认为，当政者如果不想改变现状，国人的传统思维方法问题就没法改变，所以还是要靠恩赐。我觉得这中间有一个悖论。其实统治者如果不是用传统思维来看待中国的问题，不想改变现状的可能性大概就很小， 或者说不想改变现状的统治者运用传统思维的可能性一定高。这是因为不同的思维得出的价值判断肯定不一样。所以，我以为问题还是一个如何运用大脑的问题，否则一定会陷在这个思维怪圈里打转。因此我认为，即使有一天统治者“开恩”了，那多半还是因为统治者改换了思维逻辑了。
（待续）
作者：河边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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